乡村路带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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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问我，今年在哪里过年？我不敢肯定，搪塞说，母亲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家在哪里，年就在那里。
没有得到预期答案，母亲不放心，又说，儿在哪里，母亲的心也会在哪里，母亲的心在哪里，年也就在那里。
母亲总是这样，盼儿归家的心愿越强烈，越不好说出口。
母亲原本可以和儿住在一起，但她离不开故土，执意要住在乡下，很遥远很偏僻的乡下，这就注定了她会在乡情与亲情中饱受煎熬。前些年，我工作的城市离家较近，母亲身体也还好，隔三差五总要进城来看看，看看心里就踏实。最近几年，我到了更远的城市工作，母亲也年事渐高，双脚和双膝渐渐长满细细密密的骨刺，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医生说，这是常年劳累的后遗症，只能缓解，无法根治，最好少走动。当着医生的面，母亲很坦然：“我走不动没关系，我儿可以走，他会回来看我。”当着我的面，母亲的说法又截然相反：“你是公家的人，吃公家饭就得守公家的规矩，咋能说走就走呢。”
母亲想儿，却又不忍心因为自己耽误儿子的前程。
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找八字先生为我面过相。八字先生说：“你儿天庭不饱满，地廓不方圆，是劳碌命，一辈子劳作不休，终究一事无成。”母亲听罢，颇感内疚，一再责怪自己没文化，不懂优生优育，接着，又问八字先生可有化解？八字先生说：“命运其实是两个字，‘命’由天定，‘运’靠人闯，看各人造化吧。”现在想来，八字先生所言实在狡猾，人生在世谁不是劳碌命？偏偏母亲执迷不悟，笃信儿走得越远越背离苦命。我读了书，进了城，母亲以为儿的运数果真有了改变，高兴不已，逢人就说，我儿出息了，捧铁饭碗了。等她进了城，发现儿子的“铁饭碗”不过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苦役，又沉默了。后来，我调了工作，从小城市进了大城市，母亲牢记前车之鉴，忧虑一点儿未减轻：“大城市人生地不熟，没准哪天让人砸了饭碗，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呀！”
就这样，我和母亲之间虽未隔着万水千山，却横亘着一条起伏不定的心理长河。这条河平时波澜不惊，一到亲情弥散的季节，就波涛汹涌，巨浪滔滔，反反复复地拍打从故乡到异乡那道弱不禁风的心的堤岸。
更行更远，回家路越来越长，乡情乡音也越来越模糊，唯有母亲的牵挂，一如挂在心灵窗柩上那串敏感的风铃，时时晃悠。风铃响起，无论在白昼，在梦中，在每一阵微雨轻扬的时刻，在每一缕阳光洒落的刹那，我都能听到母亲熟悉的耳语，甚至，还能感觉到她留在我掌心的温热。
“我要经常回来看您。”我对母亲说。母亲听了，总是很幸福地笑。母亲笑起来很好看，眉梢在笑，眼睛在笑，嘴角在笑，每一条皱纹都在笑，好象天底下所有的幸福，都凝聚在儿子随口而出的承诺里。
但是，儿子总有忙不完的事情，很难兑现回家的承诺。偶有闲暇，赶紧写封信回去。母亲接了信，却舍不得看，端端捧在手心，反反复复地摩挲，等到平平整整的信封已破烂得不成样，才找到左邻右舍上学的孩子们念给她听。孩子们念完，似觉不够，她又会找坡上坎下识字的乡亲继续念，直到每一个标点都烂熟于心，薄薄的信纸也变成一丝一缕的纸条我曾想买一部手机送给不识字的母亲，母亲坚决反对。我让邻居大伯、大婶帮我劝劝母亲，没想到，邻居们也坚决反对：“还是写信好，收到你的信，整个村子都像过节似的，好着呢。”
“如果要回来，就提前跟我说一声。”母亲总是这样对我说。我听了，却并未在意。在我看来，一个突如其来的拜访，或许更令母亲惊喜，谁知道，母亲喜悦的眼神里，竟夹杂着那么多欲说还休的遗憾。到这时，我才明白，希望和等待也是母亲幸福生活的一部分，还有向左邻右舍们不厌其烦的炫耀，也是母亲幸福生活的蔓延。属于母亲的幸福并不多，她要把一份简简单单的幸福，渐次放大，直到溢满她栖身的整个时间和空间。
母亲念儿象长流水，时时刻刻，永无绝期；儿念母亲则如风吹树，风不吹，叶也不动。每逢生日或节日，我总能提前收到母亲寄来的包裹，虽说是普普通通花生、瓜子、核桃但每一粒都经过母亲精心挑选、剥壳、烘焙，香气四溢。放在嘴里轻轻一咬，一股家乡的味道四处弥散，瞬间就透彻心肺。每逢年关，母亲更是要早早准备年货。从腊月初就开始谋划，杀猪宰羊、腌鸡熏鹅、榨油买糖、打米磨面不肯有半点马虎。年夜饭自然是丰盛无比，别说三五个人，就算三五十个人恐怕也足够了。对此，一贯节俭的母亲自有她的说法：“有余有剩，才会年年有余。”这样的理由很苍白，我知道，母亲的心意远不止于此，她素来内向，不善言辞，只能用这种方式，将蓄积了整整一年的相思流淌出来，倾泄出来。
空手出门，抱财归家，村里人大多这样要求自己的子女。母亲却恰恰相反，除了买挂历和写春联，她坚决反对我从城里买回年货回家。春联必须我亲手书写，字写得难看没关系，只要是儿写的她就高兴；挂历必须是最大的那种，有若干空白，以便能够让她在上面密密麻麻地涂抹些只有她自己才能看懂的记号。于是，儿子回家时，永远空着一双手，而离家远行时，则大包小包地抗着、拎着、背着。我对母亲说：“您这不是寒碜儿子么？让邻居觉得您儿子太没出息。”母亲说：“管他呢，儿子有没出息当妈的知道，你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就是出息。”
何尝不是这样，儿子渐渐长大，母亲渐渐衰老，先前那份对前途对人生沉甸甸的希望，也渐渐淡化成了祈祷平安的话语。母亲总是叮嘱我：“城里车水马龙，切不可埋头走路。”却没有在意，乡下也有沟沟坎坎，还有深不可测的阴霾与黑暗，她自己也该加倍小心。
2005年春节，母亲和往常一样，一到腊月，就掰着手指头计算儿子的归期。临近春节，更是急不可待。哪知，儿在单位有急事，抽不开身，没能如约回家。母亲在山垭口坐了一整天，没有见到儿子的身影；晚上，又擎着松油火把，独自一个人站在村口大榕树下张望。夜渐渐深了，村子里，家家户户的窗口，都透出温暖的灯光，还有年夜饭的香味和甜甜蜜蜜的笑声。过往的乡亲担心母亲冻坏身子，都劝她回去。母亲却说：“没准儿子正走在路上，我回去了，谁为他照亮回家的路呢？”这样一想，母亲更是着急，干脆点燃火把，望山垭口走去。那是一段异常艰难的行程，没走多远，火把就被寒风吹灭，母亲只好在黑暗中摸索。就在这时，垭口上传来断断续续的说话声，母亲心里一喜，不由自主地加快步伐，结果一脚踩在路侧的冻土上，掉进了5米多深的堰沟。正月初一，我在县城骨科医院见到了母亲。医生告诉我：“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居然只断了两根肋骨，手脚和头部都没有明显创伤，真是匪夷所思。”母亲却象没事一般，淡淡地说：“这是天意，还没见到我儿呢，阎王爷不让我去。”
母亲是被夜里回村的两个打工青年救起的，一整天，他们都陪在我母亲身旁。我很感动。两个青年说，他们更感动，昨晚，你母亲已经摔成那样了，还不愿去医院，一直坚持要在路上等你，说你肯定要回来，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晃又到了年关，离回家的日子已越来越近。但是，我依然无法确定归期。因为，这时候，我刚刚动完手术，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我不敢让母亲知道自己生病住院的消息，赶在手术前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挂历已经买好了，是最大的那种，还买了最好的红纸和墨汁，等我回家的时候，一定会为她写一幅工工整整的春联。
2006年1月16日夜
母亲问我，今年在哪里过年？我不敢肯定，搪塞说，母亲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家在哪里，年就在那里。
没有得到预期答案，母亲不放心，又说，儿在哪里，母亲的心也会在哪里，母亲的心在哪里，年也就在那里。
母亲总是这样，盼儿归家的心愿越强烈，越不好说出口。
母亲原本可以和儿住在一起，但她离不开故土，执意要住在乡下，很遥远很偏僻的乡下，这就注定了她会在乡情与亲情中饱受煎熬。前些年，我工作的城市离家较近，母亲身体也还好，隔三差五总要进城来看看，看看心里就踏实。最近几年，我到了更远的城市工作，母亲也年事渐高，双脚和双膝渐渐长满细细密密的骨刺，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医生说，这是常年劳累的后遗症，只能缓解，无法根治，最好少走动。当着医生的面，母亲很坦然：“我走不动没关系，我儿可以走，他会回来看我。”当着我的面，母亲的说法又截然相反：“你是公家的人，吃公家饭就得守公家的规矩，咋能说走就走呢。”
母亲想儿，却又不忍心因为自己耽误儿子的前程。
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找八字先生为我面过相。八字先生说：“你儿天庭不饱满，地廓不方圆，是劳碌命，一辈子劳作不休，终究一事无成。”母亲听罢，颇感内疚，一再责怪自己没文化，不懂优生优育，接着，又问八字先生可有化解？八字先生说：“命运其实是两个字，‘命’由天定，‘运’靠人闯，看各人造化吧。”现在想来，八字先生所言实在狡猾，人生在世谁不是劳碌命？偏偏母亲执迷不悟，笃信儿走得越远越背离苦命。我读了书，进了城，母亲以为儿的运数果真有了改变，高兴不已，逢人就说，我儿出息了，捧铁饭碗了。等她进了城，发现儿子的“铁饭碗”不过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苦役，又沉默了。后来，我调了工作，从小城市进了大城市，母亲牢记前车之鉴，忧虑一点儿未减轻：“大城市人生地不熟，没准哪天让人砸了饭碗，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呀！”
就这样，我和母亲之间虽未隔着万水千山，却横亘着一条起伏不定的心理长河。这条河平时波澜不惊，一到亲情弥散的季节，就波涛汹涌，巨浪滔滔，反反复复地拍打从故乡到异乡那道弱不禁风的心的堤岸。
更行更远，回家路越来越长，乡情乡音也越来越模糊，唯有母亲的牵挂，一如挂在心灵窗柩上那串敏感的风铃，时时晃悠。风铃响起，无论在白昼，在梦中，在每一阵微雨轻扬的时刻，在每一缕阳光洒落的刹那，我都能听到母亲熟悉的耳语，甚至，还能感觉到她留在我掌心的温热。
“我要经常回来看您。”我对母亲说。母亲听了，总是很幸福地笑。母亲笑起来很好看，眉梢在笑，眼睛在笑，嘴角在笑，每一条皱纹都在笑，好象天底下所有的幸福，都凝聚在儿子随口而出的承诺里。
但是，儿子总有忙不完的事情，很难兑现回家的承诺。偶有闲暇，赶紧写封信回去。母亲接了信，却舍不得看，端端捧在手心，反反复复地摩挲，等到平平整整的信封已破烂得不成样，才找到左邻右舍上学的孩子们念给她听。孩子们念完，似觉不够，她又会找坡上坎下识字的乡亲继续念，直到每一个标点都烂熟于心，薄薄的信纸也变成一丝一缕的纸条我曾想买一部手机送给不识字的母亲，母亲坚决反对。我让邻居大伯、大婶帮我劝劝母亲，没想到，邻居们也坚决反对：“还是写信好，收到你的信，整个村子都像过节似的，好着呢。”
“如果要回来，就提前跟我说一声。”母亲总是这样对我说。我听了，却并未在意。在我看来，一个突如其来的拜访，或许更令母亲惊喜，谁知道，母亲喜悦的眼神里，竟夹杂着那么多欲说还休的遗憾。到这时，我才明白，希望和等待也是母亲幸福生活的一部分，还有向左邻右舍们不厌其烦的炫耀，也是母亲幸福生活的蔓延。属于母亲的幸福并不多，她要把一份简简单单的幸福，渐次放大，直到溢满她栖身的整个时间和空间。
母亲念儿象长流水，时时刻刻，永无绝期；儿念母亲则如风吹树，风不吹，叶也不动。每逢生日或节日，我总能提前收到母亲寄来的包裹，虽说是普普通通花生、瓜子、核桃但每一粒都经过母亲精心挑选、剥壳、烘焙，香气四溢。放在嘴里轻轻一咬，一股家乡的味道四处弥散，瞬间就透彻心肺。每逢年关，母亲更是要早早准备年货。从腊月初就开始谋划，杀猪宰羊、腌鸡熏鹅、榨油买糖、打米磨面不肯有半点马虎。年夜饭自然是丰盛无比，别说三五个人，就算三五十个人恐怕也足够了。对此，一贯节俭的母亲自有她的说法：“有余有剩，才会年年有余。”这样的理由很苍白，我知道，母亲的心意远不止于此，她素来内向，不善言辞，只能用这种方式，将蓄积了整整一年的相思流淌出来，倾泄出来。
空手出门，抱财归家，村里人大多这样要求自己的子女。母亲却恰恰相反，除了买挂历和写春联，她坚决反对我从城里买回年货回家。春联必须我亲手书写，字写得难看没关系，只要是儿写的她就高兴；挂历必须是最大的那种，有若干空白，以便能够让她在上面密密麻麻地涂抹些只有她自己才能看懂的记号。于是，儿子回家时，永远空着一双手，而离家远行时，则大包小包地抗着、拎着、背着。我对母亲说：“您这不是寒碜儿子么？让邻居觉得您儿子太没出息。”母亲说：“管他呢，儿子有没出息当妈的知道，你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就是出息。”
何尝不是这样，儿子渐渐长大，母亲渐渐衰老，先前那份对前途对人生沉甸甸的希望，也渐渐淡化成了祈祷平安的话语。母亲总是叮嘱我：“城里车水马龙，切不可埋头走路。”却没有在意，乡下也有沟沟坎坎，还有深不可测的阴霾与黑暗，她自己也该加倍小心。
2005年春节，母亲和往常一样，一到腊月，就掰着手指头计算儿子的归期。临近春节，更是急不可待。哪知，儿在单位有急事，抽不开身，没能如约回家。母亲在山垭口坐了一整天，没有见到儿子的身影；晚上，又擎着松油火把，独自一个人站在村口大榕树下张望。夜渐渐深了，村子里，家家户户的窗口，都透出温暖的灯光，还有年夜饭的香味和甜甜蜜蜜的笑声。过往的乡亲担心母亲冻坏身子，都劝她回去。母亲却说：“没准儿子正走在路上，我回去了，谁为他照亮回家的路呢？”这样一想，母亲更是着急，干脆点燃火把，望山垭口走去。那是一段异常艰难的行程，没走多远，火把就被寒风吹灭，母亲只好在黑暗中摸索。就在这时，垭口上传来断断续续的说话声，母亲心里一喜，不由自主地加快步伐，结果一脚踩在路侧的冻土上，掉进了5米多深的堰沟。正月初一，我在县城骨科医院见到了母亲。医生告诉我：“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居然只断了两根肋骨，手脚和头部都没有明显创伤，真是匪夷所思。”母亲却象没事一般，淡淡地说：“这是天意，还没见到我儿呢，阎王爷不让我去。”
母亲是被夜里回村的两个打工青年救起的，一整天，他们都陪在我母亲身旁。我很感动。两个青年说，他们更感动，昨晚，你母亲已经摔成那样了，还不愿去医院，一直坚持要在路上等你，说你肯定要回来，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晃又到了年关，离回家的日子已越来越近。但是，我依然无法确定归期。因为，这时候，我刚刚动完手术，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我不敢让母亲知道自己生病住院的消息，赶在手术前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挂历已经买好了，是最大的那种，还买了最好的红纸和墨汁，等我回家的时候，一定会为她写一幅工工整整的春联。
2006年1月16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