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一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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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命运似乎很可能降临在拉希达身上。她双脚畸形，出生在尼日尔西部边境靠近布基纳法索的偏远农村托罗迪。托罗迪是个由茅草屋、几口井、一个泥造清真寺，以及一片片谷子地组成的小村落。没几个农民识字，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很多年来，托罗迪的内翻足孩子，没有一个接受过医疗救助。在这个重男轻女现象尤为严重的国家，拉希达似乎注定只能成为又一个不能行走、不能工作、不能上学的人。
“我以为女儿再也不能痊愈了。”拉希达的父亲亚也·阿马对我们说。他是个农民，也卖茶叶。一开始，他接受了现实，将拉希达的情况当成命运的安排。但是，亚也只有三个孩子，比村里其他人的子女少得多，而活泼热情的拉希达也越来越讨人喜爱。一想到女儿可能被人嘲笑，或被迫沦为乞丐，他的心都碎了。他带着女儿去找当地的医生。医生束手无策，但他告诉亚也，听说尼亚美新开了一家外资医院，能治内翻足。希望渺茫，但亚也决心找到这家医院，请求他们帮助两岁的拉希达。他向朋友们借路费，却遭到嘲笑。
“大伙儿对我说，这是白费钱，”亚也说，“没人帮忙。”但是他太爱这个女儿，不能放弃。于是，他把其他两个孩子留在村里，由妻子照顾，自己带着拉希达登上了开往尼亚美的巴士。亚也进了城，走了好几里地，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CURE医院。他走进去，一眼就看到几十个和拉希达一样的孩子，有些孩子基本上已经治愈了。亚也有了拥抱希望的勇气。
对这个家庭来说，治疗所需的250美元是个难以承受的天文数字，但是肖珊娜·克莱恩的捐款负担了全部费用。医生把拉希达的脚裹上石膏绷带，稍稍夹紧。随后七周内，医生连续使用六副石膏绷带，然后，拉希达接受了一个简单的肌腱切开术：局部麻醉，在跟腱上开一个口子，以便双足进一步打开。克里斯·卡特医生完成了手术的主要环节，他的妻子、外科护士丹妮尔在一旁握着拉希达的手安抚她。克里斯是来自加拿大的骨科医师，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非洲做传教医生。20分钟后，拉希达双脚套上了最后一副石膏绷带，几天后就可以取下来，那时她的治疗便告结束。很快，她被抱到医院的院子里，坐在爸爸的腿上，沐浴在落日的余晖里。亚也和女儿看上去都心满意足。
“我相信她会完全康复的，”亚也说，“我太爱这个女儿了，所以我来了。”
这就是一位加州妇女通过250美元改变世界另一端生命的故事。回到托罗迪，拉希达很快就能正常地行走、跑步、去上学，成为当地第一个被治愈内翻足的孩子。她是一个探路者，更多的父母和孩子将跟随她的脚步。之前注定成为乞丐的村里人以后也能当老师，做护士，甚至成为村里的领袖。克莱恩的捐款将在这里激起涟漪。对我们来说，看到250美元就能实现这样的改变令人鼓舞。这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个机会。
并不是每笔善款都产生和肖珊娜·克莱恩的捐赠一样的影响，我们也并不想掩盖有效利用善款的困难。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很多事情都出了错。怀疑论者，比如杰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n）和纽约大学的威廉·伊斯特利（rly）就担心，在创造可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方面，援助是否有效。这种担心是合理的。慈善“产业”有诸多缺陷，其中一点是，最慷慨的捐献并不以最需要的人为目标。慈善捐款最大的接受者是教会，然后是大学和教育机构。当然，这无可厚非。但是，当我们看到，印第安纳大学慈善研究中心在探索宗教捐款有多少份额投入针对穷人的援助，捐给大学的奖学金有多少拨给贫困学生，却发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的善款还不足总捐助额的三分之一时[3]，难免感到困惑不安。
整个美国的慈善机构雇用了1300万员工，每年收入1.5万亿美元，其中不只有捐款，也有针对无家可归者或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政府计划拨款。这意味着，慈善产业占到总体经济的10%，是国防的两倍。规模如此庞大的产业却缺少监督和审计，在包括教会在内的1400万个美国慈善组织中，有些机构除了让创立者大发横财外，一事无成。
我们的教训是，签支票的时候要小心，为慈善机构捐款，要像花大价钱买东西时一样谨慎。假如你打算买一台大屏幕电视，大概会事前做一番研究，确保物有所值。捐款时也该这么做。提防那些名字和著名非营利组织雷同的机构，也要留心对背景和善款用途的含糊其词。你还可以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网站（/）上查询，以防遇到诈捐。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列出一些有关慈善捐款的具体办法。不过，也一定要记住，虽然有诈骗风险，但是把钱捐给对的地方，就有可能创造巨大的影响。
写支票并不是唯一的救助方法。献血，或花一分钟注册成为器官捐献者，也是回报社会的方式。做志愿者也是重要的途径，这尤其令人感到满足，因为你能亲眼见到因你的努力而获益的人们。年轻人往往是因为愤世嫉俗或出于功利的动机才开始做志愿者的，比如有些高中生认为，如果他们展示出服务的热情，进入理想大学的机会就大一些。但是，当这些来自富裕地区的孩子真的接触到比他们不幸的人，并努力去帮助后者时，他们有时会发现，做志愿者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带来了深深的满足感。在美国，志愿服务一直是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方式。在和两个网站上，可以查询到美国和世界各地精彩的志愿活动。
很多志愿者每周都花几个小时参加一个名为“公民学校”（ls）的课外活动项目，辅导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引导他们走上通往大学或职业生涯之路。年纪大的人在“经验服务队”寻找志愿活动的机会，年轻人则从慈善组织“做点事情”（）那里得到不少启发。还有人去监狱教艺术，或者通过“伸出手，一起读”报名，在候诊室里给处境危险的孩子读书。来自低收入社区的问题孩子，身边没有足够多的行为榜样，也没有成年人的支持，亟需管理。“大哥哥大姐姐”（er ）项目就是发挥影响的一个渠道，这种影响是金钱买不到的。有一种全新的计划让志愿行动更加简便易行，这就是“在线导师”（）。“在线导师”将大学毕业生和低收入家庭的高中生结成辅导伙伴，使双方的交往得以持续多年。辅导老师和学生可以在网上交流，也可以线下见面，或通过电子邮件通信。这个计划的初衷是帮助高中生了解大学，熟悉申请流程。1999年以来，“在线导师”已经为超过11000名学生配备了辅导老师，让他们感受到支持和鼓励，这种支持和鼓励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是随处可见的。
除了捐款和志愿服务，创造改变的第三种主要途径是倡议，它和前两种方式一样重要。我们有无数的机会通过倡议表达对他人的支持。我们需要以大规模实证为基础的创新项目——不论由政府还是其他组织执行——也需要用更高明的游说来实现它们。像ONE这样的倡导组织就能为你提供巧妙的指导，帮助你联系到想找的议员，然后采取行动，创造一个更公平的世界。
我们曾问过一位全球卫生领域的世界级专家，如果他有一个基金会，会把100万美元用在什么地方？是促进儿童营养的微量元素补剂、疫苗，还是蚊帐？“我会用这笔钱搞一场大型公益广告活动和一场游说活动，筹集更多的资金，”他说，“人们不了解这些紧迫的需求，我敢肯定，我可以用100万美元，为这个目标筹集到1亿美元。”这么说不无道理。为什么美国每年在农业计划上花费超过200亿美元，而在教育，特别是对两岁以内儿童至关重要的早教上，花费还不足40亿美元？对美国的未来而言，玉米和大豆真的比我们的孩子还重要吗？当然，有一种解释是，因为农商企业的游说来势汹汹，为脆弱的孩子们进行的游说望尘莫及。因此，美国不仅需要为无家可归者递上热汤的志愿者，更需要通过ONE这样的组织要求总统、国会议员、内阁成员、州长、立法委员和市长给予孩子更多重视的志愿者。
同样的命运似乎很可能降临在拉希达身上。她双脚畸形，出生在尼日尔西部边境靠近布基纳法索的偏远农村托罗迪。托罗迪是个由茅草屋、几口井、一个泥造清真寺，以及一片片谷子地组成的小村落。没几个农民识字，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很多年来，托罗迪的内翻足孩子，没有一个接受过医疗救助。在这个重男轻女现象尤为严重的国家，拉希达似乎注定只能成为又一个不能行走、不能工作、不能上学的人。
“我以为女儿再也不能痊愈了。”拉希达的父亲亚也·阿马对我们说。他是个农民，也卖茶叶。一开始，他接受了现实，将拉希达的情况当成命运的安排。但是，亚也只有三个孩子，比村里其他人的子女少得多，而活泼热情的拉希达也越来越讨人喜爱。一想到女儿可能被人嘲笑，或被迫沦为乞丐，他的心都碎了。他带着女儿去找当地的医生。医生束手无策，但他告诉亚也，听说尼亚美新开了一家外资医院，能治内翻足。希望渺茫，但亚也决心找到这家医院，请求他们帮助两岁的拉希达。他向朋友们借路费，却遭到嘲笑。
“大伙儿对我说，这是白费钱，”亚也说，“没人帮忙。”但是他太爱这个女儿，不能放弃。于是，他把其他两个孩子留在村里，由妻子照顾，自己带着拉希达登上了开往尼亚美的巴士。亚也进了城，走了好几里地，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CURE医院。他走进去，一眼就看到几十个和拉希达一样的孩子，有些孩子基本上已经治愈了。亚也有了拥抱希望的勇气。
对这个家庭来说，治疗所需的250美元是个难以承受的天文数字，但是肖珊娜·克莱恩的捐款负担了全部费用。医生把拉希达的脚裹上石膏绷带，稍稍夹紧。随后七周内，医生连续使用六副石膏绷带，然后，拉希达接受了一个简单的肌腱切开术：局部麻醉，在跟腱上开一个口子，以便双足进一步打开。克里斯·卡特医生完成了手术的主要环节，他的妻子、外科护士丹妮尔在一旁握着拉希达的手安抚她。克里斯是来自加拿大的骨科医师，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非洲做传教医生。20分钟后，拉希达双脚套上了最后一副石膏绷带，几天后就可以取下来，那时她的治疗便告结束。很快，她被抱到医院的院子里，坐在爸爸的腿上，沐浴在落日的余晖里。亚也和女儿看上去都心满意足。
“我相信她会完全康复的，”亚也说，“我太爱这个女儿了，所以我来了。”
这就是一位加州妇女通过250美元改变世界另一端生命的故事。回到托罗迪，拉希达很快就能正常地行走、跑步、去上学，成为当地第一个被治愈内翻足的孩子。她是一个探路者，更多的父母和孩子将跟随她的脚步。之前注定成为乞丐的村里人以后也能当老师，做护士，甚至成为村里的领袖。克莱恩的捐款将在这里激起涟漪。对我们来说，看到250美元就能实现这样的改变令人鼓舞。这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个机会。
并不是每笔善款都产生和肖珊娜·克莱恩的捐赠一样的影响，我们也并不想掩盖有效利用善款的困难。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很多事情都出了错。怀疑论者，比如杰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n）和纽约大学的威廉·伊斯特利（rly）就担心，在创造可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方面，援助是否有效。这种担心是合理的。慈善“产业”有诸多缺陷，其中一点是，最慷慨的捐献并不以最需要的人为目标。慈善捐款最大的接受者是教会，然后是大学和教育机构。当然，这无可厚非。但是，当我们看到，印第安纳大学慈善研究中心在探索宗教捐款有多少份额投入针对穷人的援助，捐给大学的奖学金有多少拨给贫困学生，却发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的善款还不足总捐助额的三分之一时[3]，难免感到困惑不安。
整个美国的慈善机构雇用了1300万员工，每年收入1.5万亿美元，其中不只有捐款，也有针对无家可归者或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政府计划拨款。这意味着，慈善产业占到总体经济的10%，是国防的两倍。规模如此庞大的产业却缺少监督和审计，在包括教会在内的1400万个美国慈善组织中，有些机构除了让创立者大发横财外，一事无成。
我们的教训是，签支票的时候要小心，为慈善机构捐款，要像花大价钱买东西时一样谨慎。假如你打算买一台大屏幕电视，大概会事前做一番研究，确保物有所值。捐款时也该这么做。提防那些名字和著名非营利组织雷同的机构，也要留心对背景和善款用途的含糊其词。你还可以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网站（/）上查询，以防遇到诈捐。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列出一些有关慈善捐款的具体办法。不过，也一定要记住，虽然有诈骗风险，但是把钱捐给对的地方，就有可能创造巨大的影响。
写支票并不是唯一的救助方法。献血，或花一分钟注册成为器官捐献者，也是回报社会的方式。做志愿者也是重要的途径，这尤其令人感到满足，因为你能亲眼见到因你的努力而获益的人们。年轻人往往是因为愤世嫉俗或出于功利的动机才开始做志愿者的，比如有些高中生认为，如果他们展示出服务的热情，进入理想大学的机会就大一些。但是，当这些来自富裕地区的孩子真的接触到比他们不幸的人，并努力去帮助后者时，他们有时会发现，做志愿者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带来了深深的满足感。在美国，志愿服务一直是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方式。在和两个网站上，可以查询到美国和世界各地精彩的志愿活动。
很多志愿者每周都花几个小时参加一个名为“公民学校”（ls）的课外活动项目，辅导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引导他们走上通往大学或职业生涯之路。年纪大的人在“经验服务队”寻找志愿活动的机会，年轻人则从慈善组织“做点事情”（）那里得到不少启发。还有人去监狱教艺术，或者通过“伸出手，一起读”报名，在候诊室里给处境危险的孩子读书。来自低收入社区的问题孩子，身边没有足够多的行为榜样，也没有成年人的支持，亟需管理。“大哥哥大姐姐”（er ）项目就是发挥影响的一个渠道，这种影响是金钱买不到的。有一种全新的计划让志愿行动更加简便易行，这就是“在线导师”（）。“在线导师”将大学毕业生和低收入家庭的高中生结成辅导伙伴，使双方的交往得以持续多年。辅导老师和学生可以在网上交流，也可以线下见面，或通过电子邮件通信。这个计划的初衷是帮助高中生了解大学，熟悉申请流程。1999年以来，“在线导师”已经为超过11000名学生配备了辅导老师，让他们感受到支持和鼓励，这种支持和鼓励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是随处可见的。
除了捐款和志愿服务，创造改变的第三种主要途径是倡议，它和前两种方式一样重要。我们有无数的机会通过倡议表达对他人的支持。我们需要以大规模实证为基础的创新项目——不论由政府还是其他组织执行——也需要用更高明的游说来实现它们。像ONE这样的倡导组织就能为你提供巧妙的指导，帮助你联系到想找的议员，然后采取行动，创造一个更公平的世界。
我们曾问过一位全球卫生领域的世界级专家，如果他有一个基金会，会把100万美元用在什么地方？是促进儿童营养的微量元素补剂、疫苗，还是蚊帐？“我会用这笔钱搞一场大型公益广告活动和一场游说活动，筹集更多的资金，”他说，“人们不了解这些紧迫的需求，我敢肯定，我可以用100万美元，为这个目标筹集到1亿美元。”这么说不无道理。为什么美国每年在农业计划上花费超过200亿美元，而在教育，特别是对两岁以内儿童至关重要的早教上，花费还不足40亿美元？对美国的未来而言，玉米和大豆真的比我们的孩子还重要吗？当然，有一种解释是，因为农商企业的游说来势汹汹，为脆弱的孩子们进行的游说望尘莫及。因此，美国不仅需要为无家可归者递上热汤的志愿者，更需要通过ONE这样的组织要求总统、国会议员、内阁成员、州长、立法委员和市长给予孩子更多重视的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