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逸闻到证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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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正开始改变，一定程度上该归功于迪弗洛教授的工作。她是一个谦逊、低调的人，读到这里一定会推辞并且立即抗议说，她自己只是大团队的一分子，成绩属于其他人。埃斯特41岁，瘦小单薄，声音温柔，金棕色的中长发衬托出严肃的脸庞。她样貌普通，是那种在街上擦肩而过时你永远也不会记得的人。但是，她研发的用以评测影响力和成本效率的工具，推动了贫困经济学的革命。
生长于巴黎的迪弗洛，人生的大半时间在美国度过，可说话还带着法国口音，这让她引以为傲。她的母亲是一名儿科医生，父亲是一名数学家，父母对全球贫困的关心令她从小就耳濡目染。她的叔叔是无国界医生（DoctorsWithoutBorders）的衍生机构世界医生组织（DoctorsoftheWorld）的创建者之一，她的母亲定期前往萨尔瓦多等冲突不断的国家为儿童诊疗。迪弗洛自己对发展中世界的关心，部分始于她6岁时读的一本漫画书。书里讲的是印度加尔各答的故事，那里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一平方米，这让小迪弗洛目瞪口呆。她开动脑筋，想象出一个巨大的网格，就像一个棋盘似的，每个人只能站在一个小小的方格里。从那以后，迪弗洛就试图弄明白世界贫困问题。她进入一流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历史，但后来在俄罗斯和马达加斯加的经历让她确信，和历史相比，经济学是改造世界更好的工具。她在巴黎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然后申请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麻省理工的经济学系几乎要拒绝她了，多亏系里一名法国教授为她奔走，她才勉强挤进去。
毕业后，迪弗洛留在麻省理工，成为一名助理教授。又过了几年，她发现自己成了几所大学争相抢夺的对象。她巧妙地利用这些砝码，29岁就成了麻省理工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并在一个中东大亨的赞助下，帮助学校建立了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AbdulLatifJameelPovertyActionLab）。实验室联结起一个发展经济学家网络，用随机对照实验判断哪些途径打击贫困成本效率最高。这些实验和药品临床实验很像：把受试者随机分入实验组和对照组，然后精确测量两组的变化。实验的目标是将科学、度量指标和精密度引入全球贫困斗争。
这种实验研究法让迪弗洛一跃成为该领域的顶尖人物。她赢得了迈克阿瑟天才奖学金，以及专为40岁以下的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贫困行动实验室已经参与了350多项随机对照实验，并且在犯罪和国内贫困问题等领域激发了相似的做法。
一项实验发现，为孩子驱虫的好处令人惊喜。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的人并不认为肠道寄生虫是教育的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体内没有这些虫子。然而，寄生虫会导致儿童体弱、贫血——特别是高中女生，因为来月经，她们更易患上贫血。20世纪初，很多美国孩子（尤其是南方的）都有寄生虫，洛克菲勒基金会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为孩子们驱虫。做过驱虫的小学生，学习成绩开始突飞猛进。[3]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儿童都有肠道寄生虫。消灭这些虫子，只需要一片或两片阿苯达唑，在国际市场上大批量购买，每片仅需2美分。包括分发药物在内的整个行动，每年只需要为每个孩子花费50美分。非洲学校的缺勤率往往比较高，部分原因在于孩子们常常生病，驱虫将缺勤率降低了四分之一。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莱默教授（MichaelKremer）和同事爱德华·米格尔（EdwardMiguel）考察了肯尼亚一个地区的情况，测试驱虫的效果。当地的部分学校被随机选中，这些学校内的所有学生都接受了驱虫。克莱默和米格尔发现，通过驱虫使学生在学校多待一年，每多留下一个孩子，仅需要3.5美元（大约每七个接受驱虫的孩子里，出勤人数就增加一个）。[4]另一种便宜的方法是购买校服，这要为每个进入学校系统的孩子花费大约100美元。而建造校舍的人均花费则达到好几百美元。
并不是每项关于驱虫的研究都产生了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肯尼亚后续的一些随机对照实验表明，长期效果同样引人注目[5]。未接受驱虫的孩子成年后依然是文盲的可能性比接受驱虫的孩子高13%。此外，就连没有接受治疗的人也从驱虫行动中受益了——这可能是因为，降低寄生虫感染率提高了当地的“群体免疫力”。
严格实验的重要性，从迪弗洛与阿巴吉特·班纳吉（AbhijitBanerjee）合作的小额信贷研究中也可见一斑。很多年来，小额信贷几乎被奉为治愈全球贫困恶疾的灵丹妙药。我们时代的英雄之一穆罕默德·尤纳斯（MuhammadYunus），凭借他在孟加拉为穷人发放贷款的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小额信贷机构“成交”网站，因使美国人得以向全世界的创业者提供小额借款而大获成功。然而，迪弗洛仔细测量小额信贷的影响时，却发现它根本不是神奇疗法。她观察了一个印度小额信贷机构Spandana在海得拉巴市的发展。[6]在海得拉巴市的104个街区中随机挑出一半，由Spandana提供借款，另一半街区作为对照组。迪弗洛注意到，在Spandana小额借款的帮助下，7%的人做起了小生意，而对照组开办小生意的人占总数的5%。二者相比，前者不过略高而已。在获得贷款的街区，居民为儿童教育投资的概率并没有上升，妇女似乎也并未得到权利。总的说来，小额贷款创造了一定的影响，但没有取得许多人所期望的突破性进展。
“我们对这些结果相当满意，”迪弗洛和班纳吉在《穷人经济学》一书中写道，“小额信贷的主要目标看似实现了。它们不是奇迹，但是也奏效了。”[7]其他人几乎都感到失望至极，而小额信贷机构则对这项研究提出质疑。然而，当越来越多的随机对照实验在埃塞俄比亚、蒙古、墨西哥、波黑、摩洛哥和菲律宾得出相同的结果时，这样的尝试愈发显得徒劳无功。
另一方面，随机对照实验发现，帮助穷人存钱的小额储蓄项目产生了令人惊喜的积极效果。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无法在银行开户，只能把钱藏在其他地方，比如没有锁的窝棚里。此外，贫困农民通常只在丰收后才得到收入，每年一次或两次，每次都是大笔数额，随之而来的是络绎不绝伸手借钱的人。结果，农民们产生了花钱而不是存钱的压力，钞票往往用在了酒精、烟草和妓女身上。再然后，就是高利贷——不光是借钱的，还有存钱的高利贷。在西非，农民们可以把钱存在从事货币交易的苏苏人手里，但每年必须为存款支付40%的手续费！[8]有人担心小偷或借钱的人上门，就把100美元存在苏苏人手里，来年只能取回60美元。
小额储蓄计划帮助人们妥善保管金钱，积累储蓄金，从而解决上述问题。斯坦福大学的帕斯卡丽娜·迪帕（年做了一项研究，把储蓄账户提供给肯尼亚乡村做小买卖的妇女。[9]这些账户没有利息，取款还要收手续费，但仍有83%的人签约开户。不到六个月，参加项目的妇女每天为生意投入的资金就比对照组高出了50%。
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是小额贷款最常见的模式之一。它简便易行，自1991年由国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在尼日尔创设以来，已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一模式得到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包括国际机遇（OpportunityInternational）、乐施会（Oxfam）以及天主教救济服务队（CatholicReliefServices）在内的众多组织也采纳了它。通常的做法是，援助组织提供一个配备三把挂锁的简易锁钞箱，三把锁必须全部打开才能取钱。大约每20个农村妇女（偶尔也有男性）组成一组，可能每周碰面一次，每名成员带来5分钱或差不多的少量金钱存入锁款箱，三把挂锁的钥匙分给不同的组员，而箱子由没有钥匙的第四名组员保管。天主教救济服务队的救援人员休·阿普勒向我们展示了尼加拉瓜农村的项目是如何操作的。他指出，因为由村民自己提供资金，这些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不需要多少钱就能办起来。“人们用自己的钱实现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阿普勒说。通过国际救助贫困组织，每名参加者只需要交25美分就能加入一个小额储蓄组，我们认为，这是帮助人们自助的一种成本效率极高的方法。向国际救助贫困组织捐款时，捐赠人可以指定把款项专门拨给乡村储蓄和贷款项目。
小额储蓄力量强大，甚至没有外来援助组织的推动也能运行。年间，一项名为WORTH的妇女赋权项目组织了35000名尼泊尔妇女加入储蓄小组。后来，当地的**游击队强迫资助方撤出，终止项目。叛乱平息后，援助人员回到当地，发现储蓄小组一直自己维持着，有些地方的小组甚至还扩大了。一项后续研究表明，直到2007年，也就是外部支援被切断六年以后，这些小组中有三分之二还在运转，在没有外界协助的情况下，村民们自己成立了25个全新的储蓄小组。
随机对照实验当然也有局限。这类实验成本高昂，并且往往不切实际，在肯尼亚做的实验在埃塞俄比亚就不一定成功。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成百上千，不可能一一得到测试，也不可能为了显示出缓慢的变化而把实验时间拖得太长。虽然这些实验在测试某一种特定方法时非常有效，但在评估其他领域，包括由多种要素组成的复杂项目时，也许就不那么管用了。更广泛的质疑是，随机对照实验只关注细小问题，而忽视了更大的基本问题，比如，外国援助究竟有没有效果。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经济学家桑杰·雷迪（SanjayReddy）就曾批评这些实验“严重限制了可以提出的问题，与其说是严谨，倒不如说是僵如死尸”。[10]
我们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我们认为，在重要问题上——比如是否将上千万美元投入到现在的清洁炉灶技术——尽可能多地得到指导是很有助益的。[11]迪弗洛的随机对照实验让投入几年时间推广清洁炉灶的人们感到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所致力的是一项前景广阔的技术，每年可能避免400万人过早死亡，而且他们也说明，现在研发出的新型炉灶已经远胜过迪弗洛测试的样本。只因为迪弗洛在某一个地区对上一代炉灶做过的一项实验，人们付出的这些努力就应该被全盘抛弃吗？我们自己的看法是，我们也许会观察后续的炉灶实验，但是直到被证明有效之前，应该把它限制在较小的使用范围之内。在资源稀缺的地方，我们该把钱投给有证据支撑的策略，而不是仅凭猜测就做决定。我们相信，清洁炉灶的新技术有朝一日会赢得印度村民的认可，带来巨大的改变，但在此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种状况正开始改变，一定程度上该归功于迪弗洛教授的工作。她是一个谦逊、低调的人，读到这里一定会推辞并且立即抗议说，她自己只是大团队的一分子，成绩属于其他人。埃斯特41岁，瘦小单薄，声音温柔，金棕色的中长发衬托出严肃的脸庞。她样貌普通，是那种在街上擦肩而过时你永远也不会记得的人。但是，她研发的用以评测影响力和成本效率的工具，推动了贫困经济学的革命。
生长于巴黎的迪弗洛，人生的大半时间在美国度过，可说话还带着法国口音，这让她引以为傲。她的母亲是一名儿科医生，父亲是一名数学家，父母对全球贫困的关心令她从小就耳濡目染。她的叔叔是无国界医生（DoctorsWithoutBorders）的衍生机构世界医生组织（DoctorsoftheWorld）的创建者之一，她的母亲定期前往萨尔瓦多等冲突不断的国家为儿童诊疗。迪弗洛自己对发展中世界的关心，部分始于她6岁时读的一本漫画书。书里讲的是印度加尔各答的故事，那里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一平方米，这让小迪弗洛目瞪口呆。她开动脑筋，想象出一个巨大的网格，就像一个棋盘似的，每个人只能站在一个小小的方格里。从那以后，迪弗洛就试图弄明白世界贫困问题。她进入一流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历史，但后来在俄罗斯和马达加斯加的经历让她确信，和历史相比，经济学是改造世界更好的工具。她在巴黎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然后申请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麻省理工的经济学系几乎要拒绝她了，多亏系里一名法国教授为她奔走，她才勉强挤进去。
毕业后，迪弗洛留在麻省理工，成为一名助理教授。又过了几年，她发现自己成了几所大学争相抢夺的对象。她巧妙地利用这些砝码，29岁就成了麻省理工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并在一个中东大亨的赞助下，帮助学校建立了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AbdulLatifJameelPovertyActionLab）。实验室联结起一个发展经济学家网络，用随机对照实验判断哪些途径打击贫困成本效率最高。这些实验和药品临床实验很像：把受试者随机分入实验组和对照组，然后精确测量两组的变化。实验的目标是将科学、度量指标和精密度引入全球贫困斗争。
这种实验研究法让迪弗洛一跃成为该领域的顶尖人物。她赢得了迈克阿瑟天才奖学金，以及专为40岁以下的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贫困行动实验室已经参与了350多项随机对照实验，并且在犯罪和国内贫困问题等领域激发了相似的做法。
一项实验发现，为孩子驱虫的好处令人惊喜。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的人并不认为肠道寄生虫是教育的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体内没有这些虫子。然而，寄生虫会导致儿童体弱、贫血——特别是高中女生，因为来月经，她们更易患上贫血。20世纪初，很多美国孩子（尤其是南方的）都有寄生虫，洛克菲勒基金会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为孩子们驱虫。做过驱虫的小学生，学习成绩开始突飞猛进。[3]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儿童都有肠道寄生虫。消灭这些虫子，只需要一片或两片阿苯达唑，在国际市场上大批量购买，每片仅需2美分。包括分发药物在内的整个行动，每年只需要为每个孩子花费50美分。非洲学校的缺勤率往往比较高，部分原因在于孩子们常常生病，驱虫将缺勤率降低了四分之一。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莱默教授（MichaelKremer）和同事爱德华·米格尔（EdwardMiguel）考察了肯尼亚一个地区的情况，测试驱虫的效果。当地的部分学校被随机选中，这些学校内的所有学生都接受了驱虫。克莱默和米格尔发现，通过驱虫使学生在学校多待一年，每多留下一个孩子，仅需要3.5美元（大约每七个接受驱虫的孩子里，出勤人数就增加一个）。[4]另一种便宜的方法是购买校服，这要为每个进入学校系统的孩子花费大约100美元。而建造校舍的人均花费则达到好几百美元。
并不是每项关于驱虫的研究都产生了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肯尼亚后续的一些随机对照实验表明，长期效果同样引人注目[5]。未接受驱虫的孩子成年后依然是文盲的可能性比接受驱虫的孩子高13%。此外，就连没有接受治疗的人也从驱虫行动中受益了——这可能是因为，降低寄生虫感染率提高了当地的“群体免疫力”。
严格实验的重要性，从迪弗洛与阿巴吉特·班纳吉（AbhijitBanerjee）合作的小额信贷研究中也可见一斑。很多年来，小额信贷几乎被奉为治愈全球贫困恶疾的灵丹妙药。我们时代的英雄之一穆罕默德·尤纳斯（MuhammadYunus），凭借他在孟加拉为穷人发放贷款的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小额信贷机构“成交”网站，因使美国人得以向全世界的创业者提供小额借款而大获成功。然而，迪弗洛仔细测量小额信贷的影响时，却发现它根本不是神奇疗法。她观察了一个印度小额信贷机构Spandana在海得拉巴市的发展。[6]在海得拉巴市的104个街区中随机挑出一半，由Spandana提供借款，另一半街区作为对照组。迪弗洛注意到，在Spandana小额借款的帮助下，7%的人做起了小生意，而对照组开办小生意的人占总数的5%。二者相比，前者不过略高而已。在获得贷款的街区，居民为儿童教育投资的概率并没有上升，妇女似乎也并未得到权利。总的说来，小额贷款创造了一定的影响，但没有取得许多人所期望的突破性进展。
“我们对这些结果相当满意，”迪弗洛和班纳吉在《穷人经济学》一书中写道，“小额信贷的主要目标看似实现了。它们不是奇迹，但是也奏效了。”[7]其他人几乎都感到失望至极，而小额信贷机构则对这项研究提出质疑。然而，当越来越多的随机对照实验在埃塞俄比亚、蒙古、墨西哥、波黑、摩洛哥和菲律宾得出相同的结果时，这样的尝试愈发显得徒劳无功。
另一方面，随机对照实验发现，帮助穷人存钱的小额储蓄项目产生了令人惊喜的积极效果。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无法在银行开户，只能把钱藏在其他地方，比如没有锁的窝棚里。此外，贫困农民通常只在丰收后才得到收入，每年一次或两次，每次都是大笔数额，随之而来的是络绎不绝伸手借钱的人。结果，农民们产生了花钱而不是存钱的压力，钞票往往用在了酒精、烟草和妓女身上。再然后，就是高利贷——不光是借钱的，还有存钱的高利贷。在西非，农民们可以把钱存在从事货币交易的苏苏人手里，但每年必须为存款支付40%的手续费！[8]有人担心小偷或借钱的人上门，就把100美元存在苏苏人手里，来年只能取回60美元。
小额储蓄计划帮助人们妥善保管金钱，积累储蓄金，从而解决上述问题。斯坦福大学的帕斯卡丽娜·迪帕（年做了一项研究，把储蓄账户提供给肯尼亚乡村做小买卖的妇女。[9]这些账户没有利息，取款还要收手续费，但仍有83%的人签约开户。不到六个月，参加项目的妇女每天为生意投入的资金就比对照组高出了50%。
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是小额贷款最常见的模式之一。它简便易行，自1991年由国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在尼日尔创设以来，已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一模式得到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包括国际机遇（OpportunityInternational）、乐施会（Oxfam）以及天主教救济服务队（CatholicReliefServices）在内的众多组织也采纳了它。通常的做法是，援助组织提供一个配备三把挂锁的简易锁钞箱，三把锁必须全部打开才能取钱。大约每20个农村妇女（偶尔也有男性）组成一组，可能每周碰面一次，每名成员带来5分钱或差不多的少量金钱存入锁款箱，三把挂锁的钥匙分给不同的组员，而箱子由没有钥匙的第四名组员保管。天主教救济服务队的救援人员休·阿普勒向我们展示了尼加拉瓜农村的项目是如何操作的。他指出，因为由村民自己提供资金，这些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不需要多少钱就能办起来。“人们用自己的钱实现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阿普勒说。通过国际救助贫困组织，每名参加者只需要交25美分就能加入一个小额储蓄组，我们认为，这是帮助人们自助的一种成本效率极高的方法。向国际救助贫困组织捐款时，捐赠人可以指定把款项专门拨给乡村储蓄和贷款项目。
小额储蓄力量强大，甚至没有外来援助组织的推动也能运行。年间，一项名为WORTH的妇女赋权项目组织了35000名尼泊尔妇女加入储蓄小组。后来，当地的**游击队强迫资助方撤出，终止项目。叛乱平息后，援助人员回到当地，发现储蓄小组一直自己维持着，有些地方的小组甚至还扩大了。一项后续研究表明，直到2007年，也就是外部支援被切断六年以后，这些小组中有三分之二还在运转，在没有外界协助的情况下，村民们自己成立了25个全新的储蓄小组。
随机对照实验当然也有局限。这类实验成本高昂，并且往往不切实际，在肯尼亚做的实验在埃塞俄比亚就不一定成功。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成百上千，不可能一一得到测试，也不可能为了显示出缓慢的变化而把实验时间拖得太长。虽然这些实验在测试某一种特定方法时非常有效，但在评估其他领域，包括由多种要素组成的复杂项目时，也许就不那么管用了。更广泛的质疑是，随机对照实验只关注细小问题，而忽视了更大的基本问题，比如，外国援助究竟有没有效果。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经济学家桑杰·雷迪（SanjayReddy）就曾批评这些实验“严重限制了可以提出的问题，与其说是严谨，倒不如说是僵如死尸”。[10]
我们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我们认为，在重要问题上——比如是否将上千万美元投入到现在的清洁炉灶技术——尽可能多地得到指导是很有助益的。[11]迪弗洛的随机对照实验让投入几年时间推广清洁炉灶的人们感到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所致力的是一项前景广阔的技术，每年可能避免400万人过早死亡，而且他们也说明，现在研发出的新型炉灶已经远胜过迪弗洛测试的样本。只因为迪弗洛在某一个地区对上一代炉灶做过的一项实验，人们付出的这些努力就应该被全盘抛弃吗？我们自己的看法是，我们也许会观察后续的炉灶实验，但是直到被证明有效之前，应该把它限制在较小的使用范围之内。在资源稀缺的地方，我们该把钱投给有证据支撑的策略，而不是仅凭猜测就做决定。我们相信，清洁炉灶的新技术有朝一日会赢得印度村民的认可，带来巨大的改变，但在此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