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的祢衡和祢衡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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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评价古人，最容易用道德批判在刻骨贬损之余获得一点现代人的尊严。我们以前骂孔子，批判秦始皇，皆如此类。我们又往往假借单纯的“生产力”的标准，将当时人们普遍认同欣赏的英雄打入另册，将他们的对立面说成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大唱赞歌，如评价岳飞与秦桧。是历史错了还是我们错了？史记里对皇帝贵戚与草根名人的记载，留下一个最好的评价范本：以人性的标准，注入充沛的感情；包括楚汉相争的失败者项羽，刺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秦始皇的荆轲。这似乎并未妨碍司马迁的公允。什么是人性的标准，说到底，还是归结到评判者的道德良心和学术眼光。我们今天要超越司马迁，我觉得还是很难。
比如，南方周末程亚林品得不公——易中天品三国指瑕一文，写道：品三国扬曹操，抑祢衡，透露出一股强烈的“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气味；品三国说祢衡被杀是“咎由自取”是为黑暗社会中特别恶的专制统治者寻找滥杀的理由，是对被滥杀者落井下石、掘坟鞭尸。
其实，像易先生那样以为历史是胜利者说话的人大有人在；像祢衡，许多人眼里，就是一个会骂街的书生。这里先列一篇奇文与读者共赏。在这篇陶醉生（红袖网友）写的祢衡式的文人里，作者认为祢衡“此人不过一粒鱼目而已；众人觉得他是精品文人的典范，笔者却认为，此子不过是次品文人的代表罢了。”进而推论“祢衡式的文人也许有着不可抹杀的文学成就，但是论起品行见识，他们只能算是一群宵小。”
作者首先揭祢衡的“家底”：“从祢衡的代表作——鹦鹉赋来看，这也只不过是个人情感的小文章，算不得安邦定国的大手笔。”这一招旨在先否定祢衡的文学才华，让他的狂妄没有了骄傲的资本。祢衡有没有文才，在程亚林里文章里是这样一番表述：孔融称赞他“淑质贞亮，英才卓烁”过目过耳不忘“见善若惊，疾恶若仇”都是社会需要的品质和才能；击鼓能“音节殊妙”“声节悲壮”让听者“莫不慷慨”；为文能“轻重疏密，各得体宜”“须臾立成，辞义可观”为人推重；急就的鹦鹉赋更是流传千古的名篇；识读碑文，也“一览”不忘，叫人“叹服”这当然可见仁见智，不过，有他的著作摆在那里，倒不是问题了。只不过陶醉生的文才标准，非得要“安邦定国”才算好文章，就似乎有点问题了。我们要知道祢衡还很年轻，被杀时才26岁，他的才华还来不及充分展示。就算祢衡没有丝毫文才，他就不能以高傲的姿态睥睨王侯、笑骂权势了吗？面对侮辱与损害，是否就只能一忍了之？
陶醉生又以为祢衡“摇唇鼓舌，说人论事，则全是人身攻击，出口成脏”“对曹操手下一班文臣武将的评论，尖酸刻薄，冷嘲热讽，极尽挖苦之能事，客观地说，这些都是无凭无据、信口云云罢了”我倒觉得是作者在信口了。我们还是看看程亚林的分析：祢衡对曹操，一贯持鄙视、憎恶态度，但也只按当时惯例，在与人议论时有过批评言辞，并未超常规地主动当面开骂，后来当众裸立、开骂，是因为曹操“图欲辱之”故意降格录用他为“鼓史”还企图在盛大宴会上用所谓必须换装来当众侮辱他；对刘表，他很谦恭“自结于表甚至”“称表之美盈口”使“表悦之为上宾”还重用其才“文章言议，非衡不定”之所以被“疏而逐之”是因为苛评过刘表身边的人，他们将他没有说过的侮辱刘表的话强加在他头上，而“表不详察”在这里，他是栽赃诬陷和偏听偏信合谋，共同制造出来的被迫害者；对黄祖，他很敬业，所写公文，十分得体，将黄祖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还与黄祖的儿子特别要好，被杀，是因为骄傲、行为出格引起了误会。有一次，一时兴起，回答黄祖问话时突然学起了汉武帝宫廷中的东方朔，使用“俳优饶言”也就是喜剧演员插科打诨、唠唠叨叨的语言，黄祖误以为是骂他，就叫左右“拉而杀之”这里，他根本没有骂人，完全是被误杀。后汉书祢衡列传才说他骂了人，不过，也是在黄祖骂他之后，场合是黄祖“大会宾客”的时候。据说，他出言不逊，黄祖感到羞愧，就骂他，他则盯着黄祖说：“死公，云等道？”意即“死老头子，为什么不许说话？”这也很可能是引用戏剧中的语言继续开玩笑。直到黄祖大怒，叫人审问，并准备用槌子打他，他才开骂。骂谁，骂什么，都不知道。黄祖再一次被惹怒后便下令杀他。加上主管刑杀的官员与他有宿怨，立即执行，他才送了命。后来发生的事情是：黄祖儿子闻讯，鞋子都来不及穿，赤足跑来相救，但为时已晚。黄祖也很后悔“乃厚加棺殓”这里，他仍然不是主动骂人者。被杀，依然与黄祖专制、粗暴、残忍、一念之差以及小人挟私报复有关。（以上文字参考或引用南方周末2007年11月3日程亚林品得不公——易中天品三国指瑕）
可见，祢衡的还击，是为了维护自己读书人的尊严；虽形式极端了点，似乎有点“不识抬举”但有那样的胆量和锋芒，又是那样的执著和坚定，结果却如此下场，怎不叫人扼腕叹息！曹操、黄祖之流当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他们也代表着极权下的专制性格：草菅人命，滥杀无辜，自私，磁暴，残忍。祢衡着力反抗的，正是他们身上流露的这种流氓军阀气息；他以荒谬的形式反抗荒谬，极端的形式反抗极端，成了一枚插入专制者眼里的钉子。一个在专制者野蛮的威严下，敢于以自己的脑袋去向权力的刀锋讨要尊严、较几回真的人，也许不算英雄；但作为“沉默的大多数”还要去冷嘲热讽，幸灾乐祸，这究竟是怎样的悲哀和另一种残忍啊！作者将祢衡写得如此不堪，也就将黄祖那卑劣的杀人动机美化成冠冕堂皇的理由了。我不知道，究竟该作者感激黄祖，还是该黄祖感谢作者了。
除了陶醉生的文章，还有很多类似的挞伐文字。祢衡想不到生前自己一张利嘴，竟然得罪了一千八百年后的人们。我想不是古人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心态出了偏差。一个优越的现代人，以一种轻视而看似深刻的笔调露骨地嘲讽这权利的牺牲品。我想，一些人该是很看不惯祢衡的吧。他们就站在历史的胜利者的立场，高高在上，看着一个单纯的书生，清高而狂妄地在那里指指点点、“不知天高地厚”地嬉笑怒骂，他们甚至比那些权势者还要生气，还要愤怒。奴才是最痛恨别人没有奴才相的。
其实，祢衡就是某个时候的我们自己。谁没有青春年少时，谁没有过粪土万户侯的狂妄、指点江山的书生意气呢。这位在黑暗的时代擦亮自己的嗓子，向专制者发出不妥协的声音的年青人，只不过是一位天真骄傲的书生罢了。他凭借自己的七尺之躯，敢于对整个无耻的世俗抗争，敢于向凶残的权势叫阵。当权者可以嘲笑他不自量力，而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人文学者，仍然生活在权势暴力阴影下的我们，岂能不要脸地在祢衡之尸上刺上刻薄的利刃？在一个乱糟糟的年代，生命在逐鹿者的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这位草根书生不要命而要尊严，没有遵循那些所谓的潜规则，和同样狂妄的孔融，执著地跟阴险的权势者不合作，屡屡被侮辱与被损害；他们的不逊与不屈服，照亮了我们的卑微和卑劣的灵魂。
我想起了嵇康，想起了王实味，祢衡式的文人，也许还包括这样一些坚持自我的狂人。我想起他们骄傲地在噤若寒蝉的时代对权势说“不”的神采飞扬。他们绝不是陶醉生所论述的：“无限膨胀的骄傲使得他们心理扭曲、性情乖张。他们信奉‘书生须有三分狂’，并不遗余力地身体力行，对于‘狂妄’有着惊人的偏执，在‘贬低他人’的基础之上成长起来的狂妄，使他们表现出一种神经质的反社会倾向。”也根本不是陶醉生说的“文人相轻”没有道义支撑的书生，怎么神采飞扬得起来呢？他们又怎么会“反社会”呢？只不过是畸形的时代容不了他们。陶醉生道“历史的惯性，使祢衡式的文人抱着几千年来的幻想不肯放手，总以为可以‘一支秃笔打天下’”文人们是否有这种幻想，姑且不论。但祢衡是有些天真。渔阳三鼓敲得再响，最终没有唤醒反曹除奸的士子世人，也没有动摇曹操窃国亡汉的决心，却招致了权贵们对他惧怕与嫉恨。这或许是知识分子的宿命，他们并不能化解权势的刀锋。他们高贵的头颅迎向权势的刀锋时，却只能有悲剧的结果。
但是，骄傲的祢衡的骄傲就在于他的单纯的书生意气和不把权势者放在眼里的狂妄。他有着许多的缺点，但我们批判的矛尖，对准的不该是他的这些缺点，而应是祢衡本人蔑视、反抗和遭其迫害的极权制度和极权者的凶暴。
在权势者挥舞的鞭子前和张扬的刀锋下，我们可以选择做顺民，这可能会让自己苟活得长久一些；我们在苟活中，对着那个骄傲的反抗者，是保持敬意还是和权势者齐心合力地蔑视甚至谋杀，该是一道人性善恶的分水岭。
我们的道德良心和学术眼光，要基于此而构建。
2007/11/5
我们评价古人，最容易用道德批判在刻骨贬损之余获得一点现代人的尊严。我们以前骂孔子，批判秦始皇，皆如此类。我们又往往假借单纯的“生产力”的标准，将当时人们普遍认同欣赏的英雄打入另册，将他们的对立面说成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大唱赞歌，如评价岳飞与秦桧。是历史错了还是我们错了？史记里对皇帝贵戚与草根名人的记载，留下一个最好的评价范本：以人性的标准，注入充沛的感情；包括楚汉相争的失败者项羽，刺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秦始皇的荆轲。这似乎并未妨碍司马迁的公允。什么是人性的标准，说到底，还是归结到评判者的道德良心和学术眼光。我们今天要超越司马迁，我觉得还是很难。
比如，南方周末程亚林品得不公——易中天品三国指瑕一文，写道：品三国扬曹操，抑祢衡，透露出一股强烈的“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气味；品三国说祢衡被杀是“咎由自取”是为黑暗社会中特别恶的专制统治者寻找滥杀的理由，是对被滥杀者落井下石、掘坟鞭尸。
其实，像易先生那样以为历史是胜利者说话的人大有人在；像祢衡，许多人眼里，就是一个会骂街的书生。这里先列一篇奇文与读者共赏。在这篇陶醉生（红袖网友）写的祢衡式的文人里，作者认为祢衡“此人不过一粒鱼目而已；众人觉得他是精品文人的典范，笔者却认为，此子不过是次品文人的代表罢了。”进而推论“祢衡式的文人也许有着不可抹杀的文学成就，但是论起品行见识，他们只能算是一群宵小。”
作者首先揭祢衡的“家底”：“从祢衡的代表作——鹦鹉赋来看，这也只不过是个人情感的小文章，算不得安邦定国的大手笔。”这一招旨在先否定祢衡的文学才华，让他的狂妄没有了骄傲的资本。祢衡有没有文才，在程亚林里文章里是这样一番表述：孔融称赞他“淑质贞亮，英才卓烁”过目过耳不忘“见善若惊，疾恶若仇”都是社会需要的品质和才能；击鼓能“音节殊妙”“声节悲壮”让听者“莫不慷慨”；为文能“轻重疏密，各得体宜”“须臾立成，辞义可观”为人推重；急就的鹦鹉赋更是流传千古的名篇；识读碑文，也“一览”不忘，叫人“叹服”这当然可见仁见智，不过，有他的著作摆在那里，倒不是问题了。只不过陶醉生的文才标准，非得要“安邦定国”才算好文章，就似乎有点问题了。我们要知道祢衡还很年轻，被杀时才26岁，他的才华还来不及充分展示。就算祢衡没有丝毫文才，他就不能以高傲的姿态睥睨王侯、笑骂权势了吗？面对侮辱与损害，是否就只能一忍了之？
陶醉生又以为祢衡“摇唇鼓舌，说人论事，则全是人身攻击，出口成脏”“对曹操手下一班文臣武将的评论，尖酸刻薄，冷嘲热讽，极尽挖苦之能事，客观地说，这些都是无凭无据、信口云云罢了”我倒觉得是作者在信口了。我们还是看看程亚林的分析：祢衡对曹操，一贯持鄙视、憎恶态度，但也只按当时惯例，在与人议论时有过批评言辞，并未超常规地主动当面开骂，后来当众裸立、开骂，是因为曹操“图欲辱之”故意降格录用他为“鼓史”还企图在盛大宴会上用所谓必须换装来当众侮辱他；对刘表，他很谦恭“自结于表甚至”“称表之美盈口”使“表悦之为上宾”还重用其才“文章言议，非衡不定”之所以被“疏而逐之”是因为苛评过刘表身边的人，他们将他没有说过的侮辱刘表的话强加在他头上，而“表不详察”在这里，他是栽赃诬陷和偏听偏信合谋，共同制造出来的被迫害者；对黄祖，他很敬业，所写公文，十分得体，将黄祖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还与黄祖的儿子特别要好，被杀，是因为骄傲、行为出格引起了误会。有一次，一时兴起，回答黄祖问话时突然学起了汉武帝宫廷中的东方朔，使用“俳优饶言”也就是喜剧演员插科打诨、唠唠叨叨的语言，黄祖误以为是骂他，就叫左右“拉而杀之”这里，他根本没有骂人，完全是被误杀。后汉书祢衡列传才说他骂了人，不过，也是在黄祖骂他之后，场合是黄祖“大会宾客”的时候。据说，他出言不逊，黄祖感到羞愧，就骂他，他则盯着黄祖说：“死公，云等道？”意即“死老头子，为什么不许说话？”这也很可能是引用戏剧中的语言继续开玩笑。直到黄祖大怒，叫人审问，并准备用槌子打他，他才开骂。骂谁，骂什么，都不知道。黄祖再一次被惹怒后便下令杀他。加上主管刑杀的官员与他有宿怨，立即执行，他才送了命。后来发生的事情是：黄祖儿子闻讯，鞋子都来不及穿，赤足跑来相救，但为时已晚。黄祖也很后悔“乃厚加棺殓”这里，他仍然不是主动骂人者。被杀，依然与黄祖专制、粗暴、残忍、一念之差以及小人挟私报复有关。（以上文字参考或引用南方周末2007年11月3日程亚林品得不公——易中天品三国指瑕）
可见，祢衡的还击，是为了维护自己读书人的尊严；虽形式极端了点，似乎有点“不识抬举”但有那样的胆量和锋芒，又是那样的执著和坚定，结果却如此下场，怎不叫人扼腕叹息！曹操、黄祖之流当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他们也代表着极权下的专制性格：草菅人命，滥杀无辜，自私，磁暴，残忍。祢衡着力反抗的，正是他们身上流露的这种流氓军阀气息；他以荒谬的形式反抗荒谬，极端的形式反抗极端，成了一枚插入专制者眼里的钉子。一个在专制者野蛮的威严下，敢于以自己的脑袋去向权力的刀锋讨要尊严、较几回真的人，也许不算英雄；但作为“沉默的大多数”还要去冷嘲热讽，幸灾乐祸，这究竟是怎样的悲哀和另一种残忍啊！作者将祢衡写得如此不堪，也就将黄祖那卑劣的杀人动机美化成冠冕堂皇的理由了。我不知道，究竟该作者感激黄祖，还是该黄祖感谢作者了。
除了陶醉生的文章，还有很多类似的挞伐文字。祢衡想不到生前自己一张利嘴，竟然得罪了一千八百年后的人们。我想不是古人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心态出了偏差。一个优越的现代人，以一种轻视而看似深刻的笔调露骨地嘲讽这权利的牺牲品。我想，一些人该是很看不惯祢衡的吧。他们就站在历史的胜利者的立场，高高在上，看着一个单纯的书生，清高而狂妄地在那里指指点点、“不知天高地厚”地嬉笑怒骂，他们甚至比那些权势者还要生气，还要愤怒。奴才是最痛恨别人没有奴才相的。
其实，祢衡就是某个时候的我们自己。谁没有青春年少时，谁没有过粪土万户侯的狂妄、指点江山的书生意气呢。这位在黑暗的时代擦亮自己的嗓子，向专制者发出不妥协的声音的年青人，只不过是一位天真骄傲的书生罢了。他凭借自己的七尺之躯，敢于对整个无耻的世俗抗争，敢于向凶残的权势叫阵。当权者可以嘲笑他不自量力，而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人文学者，仍然生活在权势暴力阴影下的我们，岂能不要脸地在祢衡之尸上刺上刻薄的利刃？在一个乱糟糟的年代，生命在逐鹿者的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这位草根书生不要命而要尊严，没有遵循那些所谓的潜规则，和同样狂妄的孔融，执著地跟阴险的权势者不合作，屡屡被侮辱与被损害；他们的不逊与不屈服，照亮了我们的卑微和卑劣的灵魂。
我想起了嵇康，想起了王实味，祢衡式的文人，也许还包括这样一些坚持自我的狂人。我想起他们骄傲地在噤若寒蝉的时代对权势说“不”的神采飞扬。他们绝不是陶醉生所论述的：“无限膨胀的骄傲使得他们心理扭曲、性情乖张。他们信奉‘书生须有三分狂’，并不遗余力地身体力行，对于‘狂妄’有着惊人的偏执，在‘贬低他人’的基础之上成长起来的狂妄，使他们表现出一种神经质的反社会倾向。”也根本不是陶醉生说的“文人相轻”没有道义支撑的书生，怎么神采飞扬得起来呢？他们又怎么会“反社会”呢？只不过是畸形的时代容不了他们。陶醉生道“历史的惯性，使祢衡式的文人抱着几千年来的幻想不肯放手，总以为可以‘一支秃笔打天下’”文人们是否有这种幻想，姑且不论。但祢衡是有些天真。渔阳三鼓敲得再响，最终没有唤醒反曹除奸的士子世人，也没有动摇曹操窃国亡汉的决心，却招致了权贵们对他惧怕与嫉恨。这或许是知识分子的宿命，他们并不能化解权势的刀锋。他们高贵的头颅迎向权势的刀锋时，却只能有悲剧的结果。
但是，骄傲的祢衡的骄傲就在于他的单纯的书生意气和不把权势者放在眼里的狂妄。他有着许多的缺点，但我们批判的矛尖，对准的不该是他的这些缺点，而应是祢衡本人蔑视、反抗和遭其迫害的极权制度和极权者的凶暴。
在权势者挥舞的鞭子前和张扬的刀锋下，我们可以选择做顺民，这可能会让自己苟活得长久一些；我们在苟活中，对着那个骄傲的反抗者，是保持敬意还是和权势者齐心合力地蔑视甚至谋杀，该是一道人性善恶的分水岭。
我们的道德良心和学术眼光，要基于此而构建。
2007/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