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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章优孟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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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后的种种矛盾与笑话。

    民国29年3月30日,南京城里城外,店铺住户挂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不过上面还有一面三角形狭长的黄布小旗,旗上有6个字:“和平、反共、建国”有人说,这面小旗,犹如梁山泊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于是有人就把这面”杏黄旗”扯掉了。

    这一扯坏了,有个”皇军”经过,一望之下,神色大变;楞了一下,奔上去拿皮鞋脚猛踢大门,一面踢,一面大骂”马鹿!”

    这一下,吓坏了街坊,惊动了警察;消息一直传到”市长”高冠吾耳中。

    这个矮矮胖胖、满脸浊气的市长,穿一件蓝色宁绸夹袍,上套一件黑丝绒马褂。正在”国民政府”以地主的身分,周旋在”各部会首长”之间;听到这个消息,脸上因为得以留任而显露的笑容,顿时消失;走到正跟陈公博在交谈的周佛海面前,低声说道:“市区有一点中日纠纷,我想跟院长,部长报告,请示处理办法。”

    “喔,”周佛海问:“何谓中日纠纷?”

    “有些老百姓把国旗上的飘带拿掉了;日本兵见了大为不满,说他们打了3年的仗,死伤累累,目标就是青天白日期,不想今天会在他们占领的地区发现,自然不能甘心。”高冠吾又说:“类似情形,不止一处;此刻新街口集中了成千上万的日本兵。倘或没有善策,或许会有暴动的危险。”

    “我早知道,”陈公博脱口答说:“一定两面不讨好。”

    周佛海没工夫发牢骚,只问高冠吾:“你倒说,有什么善策?”

    “是不是下令——,”他也有些说不出口;而终于很吃力地说了出来,下令暂不悬起。

    周佛海几乎要破口大骂”放弃!”高冠吾看他脸色难看,赶紧又提第二个办法。

    “或者,请部长打一个电话给西尾寿造大将,请他想办法安抚。”

    西尾寿造大将是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提到他,周佛海的气又来了。

    “我们政府还都,日本不派大使;连驻华派遣军司令都不来观礼,真岂有此理!”周佛海说:“我不跟他打电话,我找影佐。”

    于是将影佐祯昭找了来,匆匆交谈,定了两个步骤,一方面由他分别打电话给西尾寿造及日本宪兵司令,劝导”皇军”散去;一面由高冠吾派警察劝告百姓,挂国旗务必须有那面小黄旗。

    部署初定,只听得军乐大作,原来”代理主席”汪精卫到了。”文武百官”不是蓝袍黑褂,就是黄呢戎装;唯有他穿了一套长礼服,不过头有点抬不起来,全靠浆洗得雪白的硬领撑住。当然,脸上不会有一丝笑容。

    行礼如仪到了”代主席致词”只是汪精卫手撑着讲坛,茫然地望着台下;久久不发一语。

    汪精卫的演讲,在党国要人中考第一,往往一上来就探骊得珠,几句话便能吸引全场的注意力;但这天却语音低微,有气无力,往日演讲时那种飞扬的神采、清晰的声音、优雅的手势,都不知道哪里去了?后排的人只见他嘴唇翕动,不时有一两句”大亚洲主义”、”无百年不和之战”之类的话,飘到耳边。最后一声”完了”倒很清楚;令人想起宣统登基,在太和殿的宝座上大哭特哭;他的生父摄政王载沣为了哄他,不断大声地说:“一会儿就完,一会儿就完!”果然2年工夫便断送了天下;如今汪精卫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完了!”

    “开锣戏”草草终场;汪精卫随即到”行政院”院长办公室”判红”——就职贴红纸布告,稿上要画”行”办了这件开手第一件的例行公事;他拿起第二个卷夹,里面是一叠电讯;头一条就是暂迁重庆的国民政府明令”通缉卖国降敌汉奸陈公博”等77人;这是汪精卫决定组府后,中央第6次发布通缉令:第一次只有汪精卫一个人;第二次也只有两个人:周佛海、陈璧君;第三次有褚民谊、梅思平、丁默更、林柏生之流,一共9个人。这3次通缉令,层次分明,谁是首、谁是从;谁是汪记政府最重要的人物与次要人物,从名单先后,一望而知。

    第4次是通缉汪记的军事首脑,一个鲍文樾,一个叶蓬;第五次通缉”次长级”的人物;这一次的人数最多,连同以前5次发布的名单,是一网打尽了。

    汪精卫默无一语地,看完电讯;抬头看见他的”秘书长”陈春圃站在哪里,便即问道:“你有事?”

    “是的!”陈春圃说:“重庆的中常会,本月21日决议:尊称总理中山先生为国父。我们是不是也要改尊称?”

    汪精卫不作声,好久,才叹口气念了吴梅村的两句诗:

    “我本淮南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这时褚民谊也到”外交部”接事去了;在部长室判了行,随从秘书向他报告:“部里同仁集合在大客厅,请部长出去受贺。”

    “受贺!”褚民谊摇摇头:“何喜可贺?”

    “那末请部长跟大家见个面,说几句话。”

    褚民谊想了一下答一句:“也好!”起身就走。

    大客厅已经集合了全部的职员,总共20多人,次长徐良与周隆庠,看到他的影子,领导鼓掌;褚民谊抢上几步,捞起长袍下摆,就势身子微蹲,捞着袍角的右手从左往右一甩,长袍下摆抖出个半圆形,同时双手抱拳作了个罗圈揖。

    有个女职员,看他那副打太极拳”以武会友”的功架,忍不住笑出声来,大家都替他发窘,他却夷然不以为意,咳嗽一声,开口说道:“我可以告诉各位:各位将来会很清闲;因为外交部根本没有外交可办——。”

    站在旁边的次长周隆庠,觉得部长的话,很不得体;便轻轻咳嗽一声,提醒他检点。褚民谊转脸一看,马上就又有话了。

    “我们现在的外交,只办一个国家,就是我们的友邦,日本!其实对日外交,只要两周就够了。那两周呢?一位是财政部周部长;一位是我们的日本通,”褚民谊一指,”喏,周次长。”

    这似捧似嘲的说法,搞得周隆庠大为尴尬;只有窘平地微笑着。另一个次长徐良则紧闭着嘴,脸色发青,相形之下,更显得是在生气。

    褚民谊其实是个老好人,他的对日外交”两周”论,说的也是实话,并无讥嘲的意味;此时看到徐良的脸色,只当他为了自己抬高周隆庠而不悦,内心不免歉然,觉得对他也要有个交代。

    “本部的两位次长,一对外,一主内,从今天气,我请徐次长看外交部的家;徐次长就是大家的婆婆。”

    这个譬喻,倒也颇能符合实情;而且也算很客气的说法,所以徐良脸上的肌肉也放松了。

    那知下一句话出了毛病,”徐次长是常务次长,”他说:“看家是本分——”

    此言一出,引起了轻微的骚动;褚民谊不明所以,把话停了下来。他的随从秘书赶紧上前,低声说了句:“徐次长是政务次长。”

    “喔,喔!”褚民谊转过脸来,右手握拳,左掌往拳头一搭,向徐良打个招呼:“对不起,对不起!”他又向大家说:“我弄错了。徐次长以政务次长看家稍为委屈一点。徐次长留学日本、美国,得过学位;希望将来对英美的外交,能够开展,还要大大地借重徐次长的长才。”

    这番话总算能让徐良心里舒服,但周隆庠却急坏了。

    因为褚民谊的这几句纯粹为了想敷衍徐良的话,以出于”外交部长”的地位来说,可视之为宣布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希望开展对英美的外交。从抗战以来,美国一直对日本采取压制的态度,最近这一年,日美关系更紧张;尤其是上年7月底,美国继公布对日战略物资禁运令以后,通告废弃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对日本的经济,是个极大的打击。现在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反美的情绪很强烈,战略方面在酝酿”南进政策”希望能在取得重要资源上打开一条出路;同时已有人提出一个很受重视的构想,缔结日德意同盟,必要时放弃反共的基本政策,拉拢苏俄,一起来对付美国。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褚民谊说要开展对英美的外交,势必引起日本极大的误会。所以周隆庠不顾褚民谊还在大放厥词,照理应该在场聆听的礼貌,悄悄退出去;首先找到”大阪每日新闻”的记者,生长在中国的鸟居太郎去解释。

    “褚部长的意思,决非希望跟英美合作;不过,为了减少国际上对新政府的敌视态度,不能不说两句门面话。请你不必发表,免得引岂不必要的误会。”

    “我对褚部长很了解,不会误会。”鸟居太郎笑一笑说:

    “恐怕褚部长自己都不知道,他这随便说的两句话,可能会害得板垣中将大为紧张。”

    他说的板垣中将,就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总参谋长板垣四郎,是日本陆军少壮派的中坚分子。在他当关东军高参时,与同僚后辈后原莞尔,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称之为”石原智略,板垣实行”是个很难缠的家伙;所以周隆痒很伤脑筋。

    “还有,”鸟居太郎又说:“外务省方面,也可能会延启发布阿部大将使华的消息。”

    这就更严重了。原来周佛海主持对日交涉时,曾经一再要求日本,首先承认汪记政府,同对遣派”大使”日本内阁与军部意见一致,因为还希望能跟蒋委员长谈和,一时不便承认汪记政府,表示仍旧尊重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至于派大使,应在承认新政权以后,目前为了便于谈判基本关系起见,日本决定在汪记政府成立以后,遣派一名特使。人选亦已决定,是卸任的首相陆军大将阿部信行;预定在4月1日宣布。

    如果因为褚民谊信口开河的两句话,日本外务省先要澄清此事,再发布阿部使华的消息,那就意味着新政府的对日外交,一开始便有挫折,这在周隆庠看,是件很严重的事,也宜乎及早解释,才能弭患于无形。

    于是等褚民谊回到部长室,周隆庠便将鸟居太郎的话,很宛转地作了说明;然后请示处置办法。

    礼貌很周到,实际上是有意难一难”部长”果然,褚民谊楞住了;他没有想到,随随便便一句话,竟会引譬如此严重的后果。

    “我跟汪先生去说,我不能做这个部长;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

    “是的。”周隆庠平静地答说:“做外交官,就是在这方面必须受拘束。请部长亦不必跟汪先生去说,似乎头一天就要掼纱帽,夫人会不高兴。”

    周隆庠口中的”夫人”就是陈璧君;汪政府中除了罗君强,数褚民谊最怕她。罗君强还可以敬鬼神而远之;褚民谊是至亲,三天两头要见面,她唠叨起来、想不听都不行。所以一提到她,褚民谊就气馁了。

    “反正部长的本职是副院长,目前也不必辞兼职;刚才部长说过,请善伯先生当家,以后关于外交方面的事务,部长不管就是。”

    “对、对!请徐善伯替我主持一切,有什么仪式,要我出席,我来摆摆样子就是。”褚民谊又问:“今天有什么活动?”

    照道理,像这种日子,外交部是最忙的时候,各国使节觐贺、设宴招待,往往人手不够,还要临时向外借调。但汪记政府成立,除了”满洲国”有一通贺电以外,那一国也不理睬;这自然是很令人难堪的事,不过周隆庠却沉得住气。

    “国难期间,一切从简。”他轻描淡写地说。

    “那末,我在部里没事了吧?”

    “是的。”

    “没事我就要走了。”褚民谊说:“以后一切请你跟徐善伯疲劳。”

    出了部长室,褚民谊又去看徐良,将私章交给他保管;随后又到各司的办公室去周旋了一番,离去时连声道”再见。”第一天上任,行迳倒像卸任道别;许多人感觉到,是个外交不终的不祥之兆。

    褚民谊是扬长而去了,由于他”失言”而可能引起的误会,却必须赶紧处理。汪记政府的一切对日交涉,大都透过影佐祯昭办理;为此,影佐还特地设立了一个特务机构,代号是”梅机关”周隆庠此时就是找梅机关去接头。

    几通电话打下来,觅得影佐的踪迹;他在周佛海的”财政部”部长室。于是周隆庠跟周佛海通了电话,将褚民谊信口所发的论调,以及可能引起的后果,作了扼要的陈述;然后提出他的看法,向周佛海征询意见。

    “我同意你的办法;影佐在我这里,我请他马上处理。其实,民谊的话也没有错;只要作了解释,不致引起误会。”周佛海又说:“倒是有件事,跟外交部也有关系;我希望你立刻能来,一起跟影佐办交涉。”

    “是!我马上来。”周隆庠说:“不过,能不能请你先把是件什么事告诉我;我好准备。”

    “解散兴亚建国运动那件事。”

    这件事周隆庠是很明了的。最初日本人所希望的汪记政府,能够”扩大基础”容纳各党各派,造成一种各方面都期待”和平”的声势;使得国民政府不能不重视此种现实,从而放弃抗战到底的决策,出现日本所期盼的”全面和平”

    为了这个缘故,影佐决定找中国人组织一个变相的政党,支持这个”政党”参加新政府,一方面作为”扩大基础”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可以透过这一”傀儡政党”去控制汪记政府的内部。不过,他自己不便出面来搞这件事;找了一个老朋友岩井英一来负责。

    岩井英一出身于日本为了训练间谍而设立的上海”同文书院”说得极好的一口中国话;汉文写作亦很能顺。当”一二八事变”前后,重光葵当上海总领事时,他以副领事的身分,担任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发言人,因此跟上海的新闻记者很热;同时跟好些情报贩子建立了关系。这时接受了影佐的委托,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本名袁学易,号逍遥,后来改了单名,叫做袁殊。他是湖北人,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人又生得高不满5尺,看上去就更像日本人了。真所谓”矮子肚里疙瘩多”他的神通确是很广大,那一个特殊的组织中,他都能插上一脚;岩井就因为他三教九流中都有朋友,才看中了他。

    经过几次密谈,有了成议,配合军部正在要求设置的”兴亚院”将这个组织称为”兴亚建国运动”;先由袁殊找人将”兴亚建国运动”的理论基础先建立起来,再招兵买马,正式推出。

    这件事很快地让周佛海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船上,第一次开发起会议,他跟陈公博是10个代表中的两个;对于搞这套花样,敏感得很,不相信袁殊只是帮日本军部做事。再深入调查,发现袁殊所找来的重要助手之中,翁永清与刘慕清是共产党;陈孚木做过陈铭枢当交通部长时的政务次长,跟廖承志非常接近。这就使他怀疑”兴亚建国运动”可能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机构。

    于是周佛海将丁默更找了去,要他抓袁殊;丁默更说,他跟吴醒亚是一起的,有”中统”的关系,他不能抓他。不但丁默更,连李士群也一向对”中统”另眼相看的,因为他们都是”中统”出身,旧日同僚自有香火之情;同时也是为自己留个退步。

    “你知道不知道,”周佛海问说:“袁殊有4方面的关系:日本、中共、中统之外,还有军统?”

    “我知道。”丁默更坦率答说。

    “既然知道,我希望你即刻采取行动。”

    于是袁殊以”军统”驻沪情报人员的罪名,为76号逮捕。岩井很快地就知道了,去见丁默更及日本宪兵队驻76号的联络官冢本中佐,要求释放袁殊。

    丁默更与冢本一致拒绝。岩井退而求其次,要求保释,亦商量不通;最后提出要求:借用两个星期。

    “我受军部的委托,有一项极重要工作,交给袁殊办理,快要完成了;借用两星期到期还人。如果你们不相信,不妨向影佐祯昭大佐求证。”

    抬出这个汪精卫的”最高顾问”丁默更终于不能不同意。岩井将袁殊保了出来,一辆汽车开过外白渡桥,安置他在北四川路驻沪总领事馆的礼查饭店;这里是”皇军”直接管理的”警备区”为76号势力所不能到,所以到期岩井不还人,丁默更亦拿他没办法。

    更坏的是,这一来反逼得岩井提早将”兴亚建国运动”的招牌挂了出来;本部就在闸北宝山路岩井家中,对外的名义,只称”岩井公馆”岩井替他拉拢一批日本浪人,都是与军部少壮派有密切关系的极右派分子,如儿玉誉士夫等;中国人方面的成员,亦极尽其光怪陆离之至,连专以三角恋爱为题材的小说家张资平,都罗致在内。

    周佛海当然无法容忍,跟岩井的交涉没有结果,岂不得已只好向影佐祯昭,提出极严厉的警告:如果日本人要扶植一些背景复杂的人,另树一帜,公开活动,即表示对汪精卫不信任,立即停止组府的工作。

    事态严重,影佐不能不接受周佛海的要求;但他本人的处境很为难,因为这个组织原是他授意岩井发动的,自不能出尔反尔。因此他一方面通知岩井,最好暂停活动,尤岂不可招摇;一方面关照岩井托日本驻华大使馆的一等书记官清水董三,陪着他一起去向周佛海解释。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

    如今岂不及待地又要解决这桩”悬案”是因为有个特殊的原因;周隆庠是到了周佛海那里才知道,前一年秋天,也就是周佛海向影佐提出严重的交涉之前不久,岩井曾率领了”兴亚建国运动”的8名发仆人,到东京拜访过内阁总理大臣阿部信行大将。如今阿部是以”重臣”的身分奉派来与汪政府谈判基本关系的”特使”;如果岩井、袁殊借阿部的招牌有所活动,将会增加汪政府很大的困扰。因此,周佛海再度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兴亚建国运动”非解散不可。

    “周先生,你实在是误会了。”影佐很婉转地说:“共同防共是近卫三原则之一;亦为贵我双方合作的主要基础。请你想,我们怎么会支持一个中共工作的组织。”

    “不错,我相信你跟岩井的本心无他!但是,你们完全不清楚袁殊的背景。他们罗致的人,都是赤色分子,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鲜明赤色的组织,莫非你跟岩井居然能视而不见?”

    “这,”影佐答说:“是周先生主观的看法。”

    这一下,周佛海火了,”大佐,你太偏听了岩井;而岩井是政治色盲。”他抓起笔来,在便条上写了一个名字,递给影佐:“你知不知道这个人?”

    影佐看上面写的是”恽逸群”三字,摇摇头说:“不知道。”

    “这个人本来是一个通讯社的记者,从外表上看,了无是处;可是,他是资格很老的共产党。”

    “真的吗?”影佐仍旧在怀疑。

    “我现在无法使你相信。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试验的办法;此人现在住在袁殊那里,深居简出,而”兴亚建国运动的干部名册中,并没有他的名字,你想,这说明了什么?”

    “有这样的事?”影佐到此时才有了明确的答复:“我要调查。如果真有像周先生所说的情形,当然很可疑。我要勒令岩井解散!”

    周佛海点点头,转眼看着周隆庠说:“你听到了影佐大佐的话了?你做个见证。”

    交涉到此告一段落。过了五六天,周佛海关照周隆庠向影佐探问结果;影佐答说,他已经证实了确有此事,也曾依照承诺,勒令岩井解散;他说:“兴亚建国运动这个名义,已经不存在。”

    周隆庠将他的话,据实转报;周佛海知道问题并未解决,”名义不存在”的说法,意味着实际活动仍将继续。

    为了处理袁殊的问题,周佛海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他的一个密友,也是”十弟兄”之中的中坚分子金雄白,平时他有挂牌做律师,以他在新闻界的关系,各方介绍的案子很多;特区法院与巡捕房又多的是熟人,所以业务茂盛,路路皆通,生活泼为优裕。但他是个战国策士型的人物;又有东汉智识分子,过分看重私人义气的毛病,感于周佛海的情谊,不顾一切,如上海白相人打话的”闲话一句”毅然”落水”了。

    在周佛海左右,他跟罗君强共事,在南京办了一张中报,与汪政府同日登场,很明显地表示出这就是汪政府的机关报。但金雄白办报是内行,他知道如果办成一张处处为”政府”讲话的”官报”销路一定会成问题,因此他另有一套争取读者的做法;但必须以副社长的名义,独断独行,期无掣肘。

    这一来,作为社长的罗君强,自然大表不满;他是个很霸道的人,不是他的权力,尚且要争,何况本应是由他作主的事,岂甘拱手让人?所以中报一开办,内部就出现了人事磨擦的现象;金雄白当然也知道,但他一向倔强,而且自信像罗君强这样的人,他也还斗得过,所以并不在意,依旧我行我素。同时,他在办报以外,还在进行一件可以发财的事,也没有工夫去跟罗君强计较。

    这天,周佛海要找他,而他恰好为了那件”发财”的事,也要跟周佛海去谈,见了面,自然周佛海的事先谈。

    “袁殊那面有回音来了,兴亚建国运动的名义,可以取消;实际上当然还有花样。”周佛海说:“我想请你去查一查,到底是何花样?袁殊个人有什么希望?”

    “你是预备跟他妥协?”

    “不能说妥协;或者可以说是安抚。”

    “恐怕不是安抚所能解决问题的。”金雄白说:“据我所知,岩井跟袁殊,始终并未放弃这个活动;不过改采思想文化运动的形式。如果说他们的活动有危险性,那末这个危险性由表面转为潜在,危险更甚。”

    “只要他们确是搞思想文化也不要紧。目前,仍旧请你替我留心;必要时,你不妨代表我跟袁殊谈一谈,要求合理,我自然可以接受。”

    “好,我懂你的意思了。”

    “你自己的事呢?”周佛海说:“梅哲之要去验资了。”

    “已经来验过了。我正要跟你谈——。”

    原来周佛海几次向金雄白隐隐约约地表示过,在未来的政治活动中,因为要打通中央的关系,不能不掩护来自重庆的情报人员;这样,就必须有一笔不能公开的经费。金雄白知道周佛海在汪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并兼”中央储备银行”的负责人;因而自告奋勇,预备办一家银行,必要时可作为周佛海的”外府”周佛海同意了,说是”试试也可以。”

    于是,汪政府开张的第一天,金雄白就将申请核发银行营业执照的呈文,送到了财政部。这家银行定名为”南京兴业银行”资本额为法币50万元。金雄白对办银行是外行,经朋友介绍了一个姓葛的本地人,负责筹备;那知此人全无用处,却又好面子,有难处一直不肯说,先是无法觅得行址,只好以新建的中报报馆楼下,临街的一部分暂且将就。继而是到得要验资时,才向金雄白吞吞吐吐地说破,股本仅仅只招得半数。

    “亏得梅哲之帮忙,今天来验资,我把事实真相老实告诉他,请他通融办理;不过,我已经向他保证,明天带足全部资金去看他。哲之已经答应了。”

    “那,”周佛海问:“你要凑足50万法币;只有一天的工夫,来得及吗?”

    “我想没有问题。”金雄白略停一下说:“不过为防万一起见,我不能不先报告你。”

    “我知道了。如果有问题,你跟淑慧直接去说。”

    彼此心照不宣,话不必明说。金雄白倒确是”为防万一”;事实上还差20几万法币,他都用电话接头好了。当天晚上,坐了汽车四处一跑,凑足全部资金;第二天一早到财政部钱币司,当着承办人请司长梅哲之验资。不到一个星期,领到了第一号银行开业执照。

    银行是开门了,凭借金雄白的关系,拉来了好些不需付息的”甲种存款”;大多是各机关的公款。但寄人篱下,看起来是一爿钱庄,纵有发展,”钱途”有限。金雄白看不懂帐簿跟传票,海派作风却是高人一等;找了他的高级助手来,宣布要自建行址,预算是全部资本法币50万元。

    照姓葛的看,”董事长”在发神经;全部资本都花在造房子上,营运的资金在哪里?当然,存此疑问的,不止他一个人。

    “你们当我发疯了,是不是?我说个道理给你们听,你们就知道了。第一,做生意最势利,银行更势利;现在南京兴业银行,租了中报的几间店面作行址,怎么样也不能叫人看得起。如果自己有富丽堂皇的行址,人家的观感就大不相同,而且也估不透你的实力;心里只是在想,光是房子就值几十万,资本怕不有几百万?那一来,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会不会拿存款送上门来?”

    姓葛的点点头答说:“这倒是实话。”

    “我再说句关起门来,自己人心里的话。对于小客户,他们节衣缩食,省几文下来送到我们行里,生点利息,总要给他们有个保障;最稳当的保障,就是不动产。将来不管怎么样,银行的房子总是日本人搬不走的。”

    在场的人,听得这段话都觉得别有滋味在心头,各自有所警惕;当然,也有好些人深受感动,本来只是觅一枝之栖,好歹餬口的人,都变了想法,认为对这个银行,值得投注心血。

    因为如此,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很快地就在中报馆同一条路的朱雀路,觅得了一块地皮,找建筑师打了图样,克日兴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