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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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有十年了，我的生活一直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单位不用去上班，亲人和朋友大多在千里之外，身边仅有几个朋友，平时也少有往来。我似乎喜欢上了独往独来的生活。其实也不是喜欢，是无奈。一个人待在家里是够难受的，但出门去忍受别人的各种习惯，或者让别人来将就我，似乎更难受。我不吃酒，怕麻辣，也不打麻将纸牌（不会），坐下来还喜欢一本正经地谈文学，要对上这样的人，也许比找同志还难。同志还有俱乐部或某些固定的活动场合，在成都，据说四川日报门前的阅报栏是同志们的活动地带，有点约定成俗的意思。有点以前那种英语沙龙的感觉。成都是个十分适合享乐的城市，遍地酒吧、茶馆、美食，中高低档一应俱全，工薪高薪、蓝领白领，都有各自消受的阵地。我待过七个城市，我可以肯定地说，成都人的生活是最灿烂的，灿烂得像罂粟花一样，有些奢靡，有些邪乎。但我还是很寡淡，跟儿子打打算术牌（我本人发明的），下下军棋、象棋，成了我主要的娱乐。我的时间，除了正常的休息和所谓的工作：读书或写点东西，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如果一定要说，就是发呆，胡思乱想。
暗算就是胡思乱想出来的。
其实，我的小说多数是这样，是靠着一点点契机凭空编造出来的，没什么资料，也不作任何采访。以为这样弄出来的东西总不会有人对号入座，不会被历史责难。但奇怪的是，这些年我几部稍有影响的小说都有人对号入座，他们以各种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指出我作品的种种不实或错别之处。有个人更奇怪，说我解密写的是导弹之父钱学森。奇怪踏上了旅程，更奇怪的肯定还在后面。黑记写的是一个姑娘，她乳房上长有一块黑记，黑记有点神秘，有性欲，触摸它比触摸粉红的乳头还叫她激动。这完全是个幻想加幻想的东西，但也有人来对号，找到当事医生，指控他泄密。真是对不起那位医生了，他连我是男是女都不知晓，怎么跟我泄密呢？暗算就更不用说了，由于电视剧的火爆，来找我论是非的人事更多，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蛰居在乡下，因为找的人太多，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这些人中有位高权重的将军，也有准701机构里的那些阿炳、黄依依、陈二湖式的人物，或者是他们的后辈。他们中有的代表个人、家庭，有的代表单位、组织；有的来感谢我，有的来指责我。感谢也好，指责也罢，我总是要接待，要见面，要解疑答问。其实我要说的都大同小异，所以一度我就像祥林嫂一样，不时老话重弹。
这当中有一个人，他的来意有点暧昧，既不是来感谢我，也不是来指责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是来听我讲的，而是来对我讲的。他来自上海，姓潘，名向新，是个化学教授，年前刚从某大学退休，赋闲在家。他随意而来，却在我人生中留下了浓重一笔。
是去年元月上旬，潘教授应邀来四川师范大学讲课，其间通过我朋友跟我联系上，并由我朋友做东，安排我们一起去郊外吃了一餐野菜宴。席间，教授谈理说文，妙语连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甚至把我和他的主业小说和化学，两个南辕北辙的东西巧妙地连在一起，说：好的小说就是化学，对生活作化学处理，反之（差小说）则为物理，拘于事实，照搬生活。云云。对错姑且不论，但说法新奇，令人难忘。席间也谈起暗算电视剧，他说他刚看过，上海电视台正在播，每天三集，他跟着看了一道，后来又买碟子将第三部捕风者重看一遍。以他的学养和智识，一个东西看上两遍，那东西基本上就成了他的，大小情节，包括细节，无不通晓。他没有作好坏评价，只是问我这个故事有无出处，并恳请我实话实说。对一般人我不一定会如实招来，但对他这种智者，我担心招摇撞骗会被他识破，加上碍于朋友的情面关系，我不便妄言，只好如实相告。
坦率说，暗算的第一部听风者和第二部看风者的
故事，尚有一定原型（比如第一部里的瞎子阿炳，源于我家乡的一个傻子，他叫林海，四十岁还不会叫爹妈，生活不能自理，但他目力惊人，有特异禀赋，以致方圆几公里内，几千上万人的个性和家史，他都可能通过目测而知而晓，朗朗成诵。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刺瞎了他灵异的眼睛，让他的耳朵变得无比神奇）。至于第三部捕风者的故事，真的，纯属是虚构的，如果一定要问出处，勉强有两个：一个是记忆中的老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另一个是曾经在北京盛行一时的杀人游戏。两个东西其实是一回事，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寻找凶手，我甚至怀疑后者本身就源自前者。追根究底，是2001年，我单位成都电视台要为建党八十周年拍部献礼片，让我写本子，我拉上好友何大草一起编了一个叫地下的天空的两集短剧，要说创作灵感就是电影尼，顶多是把故事革命历史化而已。两年后，我在鲁迅文学院读书，同学中风靡玩杀人游戏，我觉得很有趣，便激发了重写地下的天空的热情。捕风者的故事其实就是这样，是我借一个经典的套子，凭我擅长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对谍报工作的感情，反反复复磨蹭出来的。
潘教授听罢，久久沉默着。我猜想，沉默不是说他无话可说，而是意味着他有重要的话要说。果然，他在沉默后娓娓道来，因为经过沉默沉思默想，他说的话显得更具学养而富有穿透力。他这样对我说：
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更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故事，但是怎么说呢，你如果有兴趣，不妨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绝对是真实的，历史上有记载。我不能说我的故事一定比你的精彩，但我相信你听了后一定会吃惊的。可以这么说，在你编织那个故事前，上帝已经编过一道。我曾以为你是根据史料改头换面编了你的故事，仔细想来也不会，因为你恰恰是把史料中那些最精华、最出彩的东西丢掉了。对不起，请容我说一句冒犯你的话，我个人以为，你的手艺比上帝差多了。
接下来，教授用半个小时跟我大致讲了他的故事，我听后简直惊呆了。毫无疑问，他讲的故事比我的精彩多了，精彩十倍！一百倍！我当即要求他跟我详细讲一讲，他说最有资格讲它的是这个故事的当事人，他们好多人现在都还在世，包括他父亲。他说我如果确实感兴趣的话，可以跟他走一趟，他保证我一定不虚此行。
何止是不虚，简直是满载而归我找到了捕风者故事的原型！欣喜的同时，我也称奇不已：一个凭空虚构的故事居然有原型！嗬，难怪有人要找我的小说对号入座。以前我一直觉得奇怪，我，一个几乎足不出户的人，只凭一时兴起胡思乱想出来的故事，为什么总有人来对号认领？现在我明白了，是因为生活大于虚构。虚构和生活的关系，我想，大概就如孙猴子的跟斗和如来佛的手掌心的关系，你翻吧，看你能翻到哪里去。
事后，我有理由相信潘教授对我不是随意而来的，他蓄意而来，并以他的方式达到了他的目的：让我来重塑捕风者的故事和形象。我不得不承认，与我虚构的故事相比，这个故事显然更复杂，更离奇而又更真实。潘教授的父亲潘老等五个人在半个世纪后，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依然言之凿凿地向我提供了相同的内容，相同的程度犹同己出。这在我的经历中是第一次，是例外。所以，我也例外地对它的真实性有了足够的信任和坦然。
快有十年了，我的生活一直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单位不用去上班，亲人和朋友大多在千里之外，身边仅有几个朋友，平时也少有往来。我似乎喜欢上了独往独来的生活。其实也不是喜欢，是无奈。一个人待在家里是够难受的，但出门去忍受别人的各种习惯，或者让别人来将就我，似乎更难受。我不吃酒，怕麻辣，也不打麻将纸牌（不会），坐下来还喜欢一本正经地谈文学，要对上这样的人，也许比找同志还难。同志还有俱乐部或某些固定的活动场合，在成都，据说四川日报门前的阅报栏是同志们的活动地带，有点约定成俗的意思。有点以前那种英语沙龙的感觉。成都是个十分适合享乐的城市，遍地酒吧、茶馆、美食，中高低档一应俱全，工薪高薪、蓝领白领，都有各自消受的阵地。我待过七个城市，我可以肯定地说，成都人的生活是最灿烂的，灿烂得像罂粟花一样，有些奢靡，有些邪乎。但我还是很寡淡，跟儿子打打算术牌（我本人发明的），下下军棋、象棋，成了我主要的娱乐。我的时间，除了正常的休息和所谓的工作：读书或写点东西，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如果一定要说，就是发呆，胡思乱想。
暗算就是胡思乱想出来的。
其实，我的小说多数是这样，是靠着一点点契机凭空编造出来的，没什么资料，也不作任何采访。以为这样弄出来的东西总不会有人对号入座，不会被历史责难。但奇怪的是，这些年我几部稍有影响的小说都有人对号入座，他们以各种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指出我作品的种种不实或错别之处。有个人更奇怪，说我解密写的是导弹之父钱学森。奇怪踏上了旅程，更奇怪的肯定还在后面。黑记写的是一个姑娘，她乳房上长有一块黑记，黑记有点神秘，有性欲，触摸它比触摸粉红的乳头还叫她激动。这完全是个幻想加幻想的东西，但也有人来对号，找到当事医生，指控他泄密。真是对不起那位医生了，他连我是男是女都不知晓，怎么跟我泄密呢？暗算就更不用说了，由于电视剧的火爆，来找我论是非的人事更多，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蛰居在乡下，因为找的人太多，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这些人中有位高权重的将军，也有准701机构里的那些阿炳、黄依依、陈二湖式的人物，或者是他们的后辈。他们中有的代表个人、家庭，有的代表单位、组织；有的来感谢我，有的来指责我。感谢也好，指责也罢，我总是要接待，要见面，要解疑答问。其实我要说的都大同小异，所以一度我就像祥林嫂一样，不时老话重弹。
这当中有一个人，他的来意有点暧昧，既不是来感谢我，也不是来指责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是来听我讲的，而是来对我讲的。他来自上海，姓潘，名向新，是个化学教授，年前刚从某大学退休，赋闲在家。他随意而来，却在我人生中留下了浓重一笔。
是去年元月上旬，潘教授应邀来四川师范大学讲课，其间通过我朋友跟我联系上，并由我朋友做东，安排我们一起去郊外吃了一餐野菜宴。席间，教授谈理说文，妙语连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甚至把我和他的主业小说和化学，两个南辕北辙的东西巧妙地连在一起，说：好的小说就是化学，对生活作化学处理，反之（差小说）则为物理，拘于事实，照搬生活。云云。对错姑且不论，但说法新奇，令人难忘。席间也谈起暗算电视剧，他说他刚看过，上海电视台正在播，每天三集，他跟着看了一道，后来又买碟子将第三部捕风者重看一遍。以他的学养和智识，一个东西看上两遍，那东西基本上就成了他的，大小情节，包括细节，无不通晓。他没有作好坏评价，只是问我这个故事有无出处，并恳请我实话实说。对一般人我不一定会如实招来，但对他这种智者，我担心招摇撞骗会被他识破，加上碍于朋友的情面关系，我不便妄言，只好如实相告。
坦率说，暗算的第一部听风者和第二部看风者的
故事，尚有一定原型（比如第一部里的瞎子阿炳，源于我家乡的一个傻子，他叫林海，四十岁还不会叫爹妈，生活不能自理，但他目力惊人，有特异禀赋，以致方圆几公里内，几千上万人的个性和家史，他都可能通过目测而知而晓，朗朗成诵。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刺瞎了他灵异的眼睛，让他的耳朵变得无比神奇）。至于第三部捕风者的故事，真的，纯属是虚构的，如果一定要问出处，勉强有两个：一个是记忆中的老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另一个是曾经在北京盛行一时的杀人游戏。两个东西其实是一回事，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寻找凶手，我甚至怀疑后者本身就源自前者。追根究底，是2001年，我单位成都电视台要为建党八十周年拍部献礼片，让我写本子，我拉上好友何大草一起编了一个叫地下的天空的两集短剧，要说创作灵感就是电影尼，顶多是把故事革命历史化而已。两年后，我在鲁迅文学院读书，同学中风靡玩杀人游戏，我觉得很有趣，便激发了重写地下的天空的热情。捕风者的故事其实就是这样，是我借一个经典的套子，凭我擅长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对谍报工作的感情，反反复复磨蹭出来的。
潘教授听罢，久久沉默着。我猜想，沉默不是说他无话可说，而是意味着他有重要的话要说。果然，他在沉默后娓娓道来，因为经过沉默沉思默想，他说的话显得更具学养而富有穿透力。他这样对我说：
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更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故事，但是怎么说呢，你如果有兴趣，不妨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绝对是真实的，历史上有记载。我不能说我的故事一定比你的精彩，但我相信你听了后一定会吃惊的。可以这么说，在你编织那个故事前，上帝已经编过一道。我曾以为你是根据史料改头换面编了你的故事，仔细想来也不会，因为你恰恰是把史料中那些最精华、最出彩的东西丢掉了。对不起，请容我说一句冒犯你的话，我个人以为，你的手艺比上帝差多了。
接下来，教授用半个小时跟我大致讲了他的故事，我听后简直惊呆了。毫无疑问，他讲的故事比我的精彩多了，精彩十倍！一百倍！我当即要求他跟我详细讲一讲，他说最有资格讲它的是这个故事的当事人，他们好多人现在都还在世，包括他父亲。他说我如果确实感兴趣的话，可以跟他走一趟，他保证我一定不虚此行。
何止是不虚，简直是满载而归我找到了捕风者故事的原型！欣喜的同时，我也称奇不已：一个凭空虚构的故事居然有原型！嗬，难怪有人要找我的小说对号入座。以前我一直觉得奇怪，我，一个几乎足不出户的人，只凭一时兴起胡思乱想出来的故事，为什么总有人来对号认领？现在我明白了，是因为生活大于虚构。虚构和生活的关系，我想，大概就如孙猴子的跟斗和如来佛的手掌心的关系，你翻吧，看你能翻到哪里去。
事后，我有理由相信潘教授对我不是随意而来的，他蓄意而来，并以他的方式达到了他的目的：让我来重塑捕风者的故事和形象。我不得不承认，与我虚构的故事相比，这个故事显然更复杂，更离奇而又更真实。潘教授的父亲潘老等五个人在半个世纪后，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依然言之凿凿地向我提供了相同的内容，相同的程度犹同己出。这在我的经历中是第一次，是例外。所以，我也例外地对它的真实性有了足够的信任和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