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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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块七与十几万王跃文
某官奉调入京，位居要津。越明年，电令旧部，搜集其往日著作，出版文集。旧部如接敕令，翻箱倒柜，文海钩沉。此公著述颇丰，十六开纸的文稿，足有半麻袋。旧部办事认真，代编目录，以便首长检索。可目录编出之后，视觉效果有些怪诞。计有五篇文章题目都叫政府工作报告，七篇文章题目是在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四篇文章题目为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别的文章若干，题目稍有区别，却也大同小异，差不多都是关于某某的调查报告。
我有些迂，冷眼旁观着，怀疑出版此等文集有何意义。想起读旧书，说到某人生平，会详述历任何官，官至几品何职，有何著作行世。想这位官员大概也想身后人们知道他著有某某文集。时间会发酵，年月越久远，有些东西就越醇香。一百年之后，这位官员的后人会骄傲地说起，显祖某公，当过方面大员，晚年入京做官，出版有某某文集。而那时此类文集注定早已失传，某公家谱里也只有存目而已，这位显祖就越发神武。后人不知道祖上出过何等重要著作，会十分遗憾；越是遗憾，越会“慎终追远”
大凡文人都珍爱自己的文章。小年轻发了豆腐块处女作，会细心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那是心血啊！某公因文章反正不是自己写的，不曾有切肤之痛，随手就丢了。待后来想起还可出出文集，好歹可以挣些稿费，便让旧时手下找去。稿费不会很多，印上两万册，除去印刷费，剩得的全归自己，哪怕不完税，最多也只落得个十几万。虽只是个小钱，可是这钱不赚白不赚，何必斯文？何况自己只需个创意，事事都有人代劳，就连票子都不须自己去数，何乐而不为？难怪有阵子大报小报鼓吹“点子经济”原来创意如此值钱！
鄙人十七年公职勾当，写的尽是某公文集那类文章。起初年轻，这些文章尽管署着别人的名字，毕竟又是自己的血汗，就细心收藏着，以为纪念。在某县干了整整八年，等要调离了，翻出替人捉刀之旧作，也足有半麻袋。当时，我忽然感觉到某种虚无，觉得留着这些文章很可笑的。便叫来收破烂的，当废纸卖了。记得共卖得三块钱。那拾荒老妇递给我三叠数好的毛票子。当时正是盛暑，便嘱同事拿去买西瓜吃。稍候，同事抱来西瓜，笑道：每叠票子只有九毛。原来我被那位朴素老妇用最朴素的手段骗去了三毛。我拊掌而笑，仿某伟人句式说：智慧总是掌握在群众手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事后每想起此事，总免不了暗自幽默：自己八年心血，只值二块七毛钱！
权也拳哉王跃文
儿子读书粗心，总写别字，权拳不分，权力写作拳力，权利成了拳利，拳头错作权头。我屡作纠正，他仍似懂非懂。后来我偶然想起些事情，发觉儿子的别字真错得有些意思。是不是生活中一些很常识的事情让他权拳错觉，也未可知。
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还应记得一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青年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左手夹着雨伞，右手握成铁拳。我记得小学学过一篇说明文，课文题目与油画同题，文章对毛泽东那拳头作了重点描述。看看后来的历史，似乎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就是这拳头的某种艺术意向的延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似乎也是这拳头的演进。
到了“文化大革命”有一幅宣传画很常见：一个硕大无比的拳头下面压着地富反坏右。我记得当时画艺再低劣的画师或画匠，画出的拳头都一律的坚强有力，而拳头下的牛鬼蛇神们正因为作画者技艺粗糙而不堪入目。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的打砸抢在很多地方就成了政权的天职，政权彻底沦落为“政拳”因为我父亲是“右派分子”所以看着拳头下面那个戴眼镜的“右派”作痛苦状，我心里就特别难受，似乎那就是我的父亲，尽管他并不戴眼镜。
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了，我还老听说农村干部为抓计划生育、催收上交款而去农民家抄家，发现拳头仍是很多机关部门的重要工具。报载，一位农民，仅仅因为将人民日报和当地报刊上登载过的国家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搜集起来，在群众中间宣传，就被当地政府认为有罪，抓了起来，殴打致残。有位在当地乡政府吃过苦头的农民向我哭诉道：那些当书记、当乡长的，他们也是农民的儿子，却跑到我们这里来欺负农民，他们自己的父老乡亲在家里也受着他们一样的农民儿子的欺负！
一个冬夜，中央某新闻单位驻某省记者站的站长约见我，专门同我说起基层干部欺压农民的事情。他说的是桩桩血案，听了令人心酸。这位年轻人就因为不愿放弃自己的良知，写了很多“内参”上报真实情况，而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我只是默然地听他讲述，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一道论述题王跃文
有个顺口溜，说的是官员进党校：学习学习，休息休息，密西密西，联系联系。此说偏颇，大谬不然。看看某官员做的一道哲学论述题，自然会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一道很传统的题目，想必领导干部都做过的：请联系实际，简论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
有位官员答题如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所谓物质，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客观存在，比如洋房、汽车、女人、钞票等等。所谓精神，就是指物质作用于人的感观系统所产生的相应反映，比如满足、舒服、自在、快意等等。对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的不同回答，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
唯心主义的错误在于夸大精神的作用，将其凌驾于物质之上。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上对唯心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成语中的“画饼充饥”、“黄粱美梦”等，就形象地说明了唯心主义是多么幼稚可笑。没有丰富的物质条件，哪来巨大的精神满足？试问画饼真能充饥吗？美梦醒来不依然是一枕黄粱吗？一位伟人说过，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古人有云，食色，性也。这两个观点结合起来，就通俗地说明了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所谓吃饭，指的就是指摄取物质；而第一件大事，也就是讲的第一性。食色，也是物质；性，即本性，意思也就是人们第一位的需要。
同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和精神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首先，物质可以转化为精神。众所周知，吃饱喝足之后，亦即猎取大量物质之后，就会产生惬意、兴奋等一系列精神反应。同样，当人们拥有花园洋房和名牌轿车等大量物质之后，相应的精神反应就是做了人上人，浑身飘飘然。俗话说，饱暖思淫欲，此乃物质享受转化为精神需求的极典型极深刻的例证。相反，精神亦能反作用于物质。显然，当人们萌发精神欲望时，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动力，并最终拥有大量物质。这已是被广泛证明了的不争之事实，亦是人们一再实践着的普遍规律，不用赘述。最后，精神依附于物质而存在，物质和精神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比方说，任何人本身都是物质的，即碳水化合物；同时，依附其上的特殊地位、职权等等就是精神的东西。这种情况下，物质和精神有机结合起来，既能获取大量自身之外的物质，又能释放巨大的精神能量，包括提高自身精神质量（获取更高的地位，谋取更大职权等）、为别的物质体（亦即别人）创造更多精神收益（亦即地位、职权等）。
需要补充的是，唯心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过分强调信仰、道德、立场等等精神范畴的作用，忽视物质对人的巨大推动力。所以我们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少谈些主义，多弄些物质。
评语：论点明确，论据确凿，论证有力，论述清晰。优。
政府可以打瞌睡王跃文
往日在政府机关公干，经常听人感叹：真不想再干了，哪怕不下海，就算给企业当当顾问也好。发此感叹者，必是肩负一官半职、多少握有尺寸之权、自我感觉非常之好。
我闻得此言，嘴上不便多说，心里却忍不住暗笑。这类官人，不仅假作淡泊之相，而且有些忘乎所以。他们真以为自己是神仙，只消他动动嘴皮子，稍加点化，企业就会财源滚滚。他们平日也许到企业做过所谓调查研究，或是在自己办公室里听取过企业汇报，他们煞有介事地说上几点意见，企业头头们都是如沐甘霖的样子；于是，他们就飘飘然了，总以为自己的指示无比正确。其实，这不过是场面上的逢场作戏，当真不得的。
企业家们非常明白，官员们大而无当的指示，莫说有害，至少无益。谁真傻得按政府官员的瞎指挥去办企业，只有死路一条。记得当初参加政府官员的决策会，常听首长们口口声声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结果提出的具体措施完全是老皇历，比方派工作队进驻企业，真把政府官员当天官天将了，似乎只要他们一下凡，如观音菩萨般拿出宝瓶洒几滴甘露，企业便逢凶化吉了，便遇难呈祥了。政府官员如此英明，何不干脆让他们直接去办企业呢？
有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如今的官员们曾经都是书生，至少大学毕业，硕士、博士也不少。他们原本并非“百无一用”而是学有专长，可一旦在政府机关打磨些时日，大脑内存就只剩几句官话了。久而久之，百无一用。一海归博士自京师来，相约叙话。饭局间，博士每每说自己是学者，而非官员。常人说自己是学者，有骄狂之嫌；官员说自己是学者，则谦虚了。暗中有个逻辑：官员谦虚，便成学者。可见，官员到底比学者高级。席间难免论及有关人事，但凡说到某某官员，博士必说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吃过饭。其实，我觉得此君更愿意我们把他看作官员。于是想起一位前辈的调皮话，套用之：此博士必定在官人面前作学者状，在学人面前摆官员谱。此类书生，纵使出身哈佛、牛津，也枉然了。
听说最近派了些政府官员去美国进修，倘若得法，实乃善举。不知他们是去人家企业，还是去政府机关？我想他们应去美国的政府机关，看看人家政府是怎样办事的。他们不妨学学美国式的“官僚主义”：不深入企业调查研究，不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绞尽脑汁替任何经济法人想点子。政府只做自己该做的事，别狗咬耗子。有句话虽极而言之，却颇有道理：政府打瞌睡，经济就发展。
不可思议王跃文
耳闻目睹很多荒唐事，见怪不怪。能忍就忍，忍不住就在茶余饭后说说；今天实在手痒，写篇短文，随意列举几桩。
报载，某人才招聘市场，求职大学生纷纷填写入党志愿书。原来，据说很多用人单位愿意招聘党员学生。新闻是讲究导向的，我不明白这条新闻想说明什么问题。战争年代，有战士在枪林弹雨中火线入党。听说这种党员的党性，成色最足，差不多是三个九的纯金。后来很多艰苦条件下的突击入党，都沿用着火线入党的说法。人才招聘市场上的入党，该叫什么入党呢？难道叫饭碗入党？这种叫法自然准确，却与共产党的宗旨相违背。共产党员需是先人后己的，可是这些饭碗入党的人，却在同普通群众争饭碗。又据说，新闻都是有新闻内幕或新闻背景的，我不知道这条饭碗入党的新闻背后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东西。如果是有关部门特意在人才招聘市场现场发展党员，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有年北京“两会”某日本朋友来长沙访问我，说他永远弄不清中国的十万个为什么。因问其故，他说在机场、车站乃至别的服务场所都贴上了“两会代表、委员优先”的标语。这位日本朋友纳闷的是：“两会”代表、委员，应是人民中间的优秀分子，他们应处处让普通群众优先，怎么自己倒要优先呢？我说，他们得赶去开会，参政议政，很是重要，耽误不得。日本朋友说，普通群众的工作比他们开会更重要。比方说吧，耽搁了电厂工人的工作，开会就得黑灯瞎火；耽搁了自来水厂工人的工作，他们开会时大小便就没水冲厕所；耽搁了厨师的工作，他们开完会就得饿肚皮。我闻之哑然失语。
意识是有形态的。可我长到这么大，从来还没有见到个任何类型的意识形态。也许正是看不见摸不着，就方便某些专门人士故弄玄虚。意识形态也就被研究得五花八门。拿意识形态吓人，是项伟大的发明。此玩意儿之所以具有杀伤力，全在其虚无缥缈。看不见的东西总是很吓人的，比方鬼怪。据说新加坡政府提倡优雅的文化、创造优雅的生活，我闻之心有戚戚。所谓优雅的文化和优雅的生活，用不着拿什么伟大的理论去阐述，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却是最务实和最人性的。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总听人说向领导汇报思想。可我见到的却是有些人到领导那里讲假话、拍马屁或打小报告。我便一直拒绝向任何人汇报思想。思想谁见过？没谁看见过。所以汇报思想的时候，便可以顺着领导的意图，随心所欲地捧出自己的思想。而领导需要的思想，无非是看你对他是否俯首贴耳。即便是这种玩意儿的思想汇报，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事了。如今似乎不太流行思想汇报一说，革命形势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既然汇报思想，不管讲真话讲假话，总得讲得堂而皇之。比方说：领导哪，您是最廉洁的，我一定向您学习，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干事。可是，你分明刚送了个红包给领导，这些话怎么说得出口呢？不是拿领导开涮吗？所以，下级去领导那里，不再是汇报思想，而是句流行的广东话：搞掂。
所谓德政王跃文
某市高层英明决策：推行德政。我闻之愕然。人类都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居然还煞有介事地提出要推行德政！设若暴秦时代，秦二世幡然觉悟了，提出德政大计，那就是先进举措。可如今都什么时候了？还把所谓德政当作新花样，自诩为伟大创举，这几乎就像今天恩准人们出门可以穿衣服一样，荒唐可笑。
某市的德政都是些什么呢？无非是安居工程、城市亮化工程、小区美化工程、街道整治工程、供水工程、供电工程等等，都被冠以德政工程。似乎不搞德政，老百姓就不要衣食住行，就不过日子了。嚷着要搞德政的人，也许并不懂得古人德政之真义，只是想从字面上赋于新意，即所谓时代特色。这时代特色也许被人在大会小会上阐述得博大深远，又被机关秀才们整理出的文件敷衍得冠冕堂皇，但被种种具体的德政工程诠释之后，立即就缩水了。德政工程所作的任何努力，只能缩小所谓德政的内涵。这看上去是概念上的逻辑毛病，其实是所谓德政之说，秋行夏令，不合时宜。退回一两百年，轻徭薄赋就算是德政了；现在呢？一切人道的、人本的、人性的、人权的法律和政策，都应是正常社会所必备的，而不是谁发了善心施行的什么狗屁德政。最近萨达姆为了感谢伊拉克人民对他连任总统的百分之百的支持，大赦天下，并推行多项安民政策，应该是大施德政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猜想，只要萨达姆有幸躲过此难，他今后想怎么着还会怎么着的。再说了，德政是相对暴政而言的，莫非某市过去推行的是暴政不成？显然更加荒唐了。
说到底，脑子里装着德政的人，仍是把自己当作统治者，百姓是他们治下的子民。他们做了几件份内的事，就沾沾自喜，俨然父母官。百姓永远是儿子、孙子，必须作揖叩头才能表达他们对父母官的感戴之情。亲生父母多有含辛茹苦的、默默奉献的，却未必把自己如何操劳挂在嘴上。而那些自封父母官的人，唯恐自己做了事子民们不知道，出门就得记者们前呼后拥，记录下他们的日理万机，乃至举手投足。于是，大小官员都是电视名星。某老人意欲教育三岁的小孙子，手指电视里的领导人问道：你知道这位爷爷是干什么的吗？小孙子头也不抬，信口答道：知道，演新闻的！
德政向来不是来自百姓意愿或呼声，而是统治者良心发现。如此一来，我们似乎就应感谢高高在上的大人们了？但是且慢，既然德政是人家发了善心才施行的，今后是否能继续一以贯之，还得看人家的心情。好在如今我们的政府毕竟叫做人民政府，容不得个别人随便使性子。但有个道理是明摆着的：既然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同政府之间还客气什么？都是自家人嘛！政府做得好，是应该做的，用不着人民点头哈腰表示感谢；人民倒是有权表扬政府，而不是感恩戴德。如果政府做得不好，人民就有权批评。当然，我知道自己这番话纯属迂阔之论，很幼稚的。
话又说回来了，德政虽是帝王之术，但不管用心如何，如果真能施行，百姓也可受益。我关心的倒是这旧酒瓶里到底有多少新酒。
屁说王跃文
西班牙电影大师阿莫多瓦的乳房与月亮里，那位美丽乳房艾丝的男人，人称屁仙喷火王，靠表演放屁，博人一笑，挣些碎银子糊口。这大概可以称之为行为艺术吧。我没有深究阿莫多瓦宏旨何在，却于影片中观众的笑声里觉出些苦涩。由此我想到自己在小说中写到的几个有关放屁的故事。那都是生活中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我只是稍加敷衍而已。
我如果告诉你，有人因为放了个屁，便陷牢狱之灾，被判有期徒刑三年，你肯定不相信。不过我向你保证：这绝非虚构。“文革”期间，一个炎热的夏日，某县机关全体干部下农村劳动。大家都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腿痛。是时，某干部忽觉腹中气流滚动，乃放屁之兆。此君生性滑稽如东方氏，每有妙语。只见他哈腰蹶臀，洪喧一屁，声隆如雷。立时，社员及机关干部掩鼻笑骂，其乐融融。本来都在俯身劳作，此刻都直了腰，停下手中活计，放声大笑，浑身轻松了许多。那放屁者仍不解瘾，想给阶级兄弟们带来更多的快乐，便振臂高呼：同志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顿时，同志们脸上的笑容消失殆尽，四野鸦雀无声，只觉得日头更毒了。沉默片刻，忽听得有人厉声喊道：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揪出来！发出喊声的是县机关来的头头儿。那位不识时务的东方氏还没反应过来，就立即被人踢了一脚，跪在了泥田里。烈日之下，现场批判会开始了。就在当天，县公安局来人，将这位“现行反革命”五花大绑，喝斥着押上了警车。社员们都被吓坏了，私下里说，这个干部其实很和善的，没想到一个臭屁，就把自己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只怕要判死刑。没过多久，社员们从墙上贴着的布告知道，那人被判三年徒刑。都说还算好，脑袋保住了。
自小就听过一个放屁的段子，总以为是民间演义。村里人却说，真有这回事，说的就是谁谁的爷爷。说是那老爷子最好放屁，有日往镇上赶集，来回十华里，一步一屁，硬是没歇过气。有回要出门做客，场面有些讲究。怕放屁失了体面，就带上小孙子。事先交待好了：爷爷若是放屁，就赖孙子。待要入席，爷爷人未坐定，屁先响了。便道：这小东西，就是喜欢放屁！宾客皆笑：打屁嗵嗵，不是好种。敝乡调侃别人放屁，常说此话，并无半点儿恶意，反倒显得亲密无间。大人喝酒猜拳，攀亲讲古，久久不得散席。小孩子三扒两咽，就吃饱了。那小孙子等得不耐烦了，高声问道：爷爷，你还放屁吗？我想玩去了。爷爷举起筷子就要打人。人们哄堂大笑，自此便有这乡村掌故传世。
敝乡有句俗话：打屁人，自申更。申更，说的是旧时深夜敲更，引申为报信的意思。这句俗话大致义同贼喊捉贼，只是没有那么刻薄和贬义。众人围坐，忽闻臭气弥漫，都会掩鼻皱眉，环顾四周：谁放的屁？最先发问的，十有八九就是放屁人。城里人凡事讲究得体，要放屁了，若有可能，尽量走开些，上策是卫生间里暂避。实在情有不堪，就调息匀和，免得放出声来。别人觉出有不良气息袭来，也只屏住呼吸，谁也不会点破。倘若猜出是某位尊贵者放的屁，更要面带微笑，如沐春风的样子。乡里人率真些，闻得臭屁，硬是要说出来。记得敝乡有年稻谷收成不好，红薯却丰收了。吃红薯最易放屁。那年月生产队三天两头开会。队部被称作仓库，有间屋子专门用作会议室。吃过晚饭，生产队长吹着哨子，扯长了嗓子，高声叫喊：十二队社员，吃过晚饭到仓库开会！男女老少都塞了满肚子红薯，酿着一肚子气。队长高声念重要文件，社员们就高声放屁。没人在意屁声，也没人说谁的屁臭。偶遇一屁奇臭，有男人就会笑道：哪个黄花闺女放的屁？薰得蚊虫死！黄花闺女们个个若无其事，没谁敢拿手去捂鼻子。她们怕人说打屁人自申更。男人们戏言黄花闺女的屁格外臭些，自有一番理论。她们毕竟怕羞，想放屁了，死死忍着。直等到忍不住了，才慢慢放将出来。酝酿时间过长，质量自然不同凡响。生产队长见下面笑声屁声哗然一片，越发提高嗓门念着文件。此等场景，喜欢玩西洋概念的先生们倘若得见，必定惊叹贫下中农个个都是解构大师。
我奶奶有句口头禅：高声说话，大声放屁。意思是说人要直率豪爽，不要那么多弯弯肠子。我小时候由奶奶带着睡。临睡前，奶奶都是坐在床头，欠着身子吹灯。奶奶牙齿掉得没几颗了，嘴巴不怎么关风，总得吹上好多次，煤油灯才熄灭。有回奶奶吹灯时，吹一口气，放一响屁，灯火却顽固地摇曳着。最后奶奶用了最大的力气吹，放了个最响的屁，灯才终于黑了。我格格地笑，说，奶奶，灯不是你吹熄的，是屁吹熄的。奶奶在黑暗中就敲我的头，笑着说，响屁不臭，臭屁不响。不响的屁，乡里人称之蔫屁。敝乡说那种暗地里使坏的人，叫做好放蔫屁。我痴长若许年，没增进见识，却见过各色嘴脸。遇着那类表面温文尔雅，背地里什么都做得出的人，我就想起那个乡野名词：蔫屁。
二块七与十几万王跃文
某官奉调入京，位居要津。越明年，电令旧部，搜集其往日著作，出版文集。旧部如接敕令，翻箱倒柜，文海钩沉。此公著述颇丰，十六开纸的文稿，足有半麻袋。旧部办事认真，代编目录，以便首长检索。可目录编出之后，视觉效果有些怪诞。计有五篇文章题目都叫政府工作报告，七篇文章题目是在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四篇文章题目为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别的文章若干，题目稍有区别，却也大同小异，差不多都是关于某某的调查报告。
我有些迂，冷眼旁观着，怀疑出版此等文集有何意义。想起读旧书，说到某人生平，会详述历任何官，官至几品何职，有何著作行世。想这位官员大概也想身后人们知道他著有某某文集。时间会发酵，年月越久远，有些东西就越醇香。一百年之后，这位官员的后人会骄傲地说起，显祖某公，当过方面大员，晚年入京做官，出版有某某文集。而那时此类文集注定早已失传，某公家谱里也只有存目而已，这位显祖就越发神武。后人不知道祖上出过何等重要著作，会十分遗憾；越是遗憾，越会“慎终追远”
大凡文人都珍爱自己的文章。小年轻发了豆腐块处女作，会细心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那是心血啊！某公因文章反正不是自己写的，不曾有切肤之痛，随手就丢了。待后来想起还可出出文集，好歹可以挣些稿费，便让旧时手下找去。稿费不会很多，印上两万册，除去印刷费，剩得的全归自己，哪怕不完税，最多也只落得个十几万。虽只是个小钱，可是这钱不赚白不赚，何必斯文？何况自己只需个创意，事事都有人代劳，就连票子都不须自己去数，何乐而不为？难怪有阵子大报小报鼓吹“点子经济”原来创意如此值钱！
鄙人十七年公职勾当，写的尽是某公文集那类文章。起初年轻，这些文章尽管署着别人的名字，毕竟又是自己的血汗，就细心收藏着，以为纪念。在某县干了整整八年，等要调离了，翻出替人捉刀之旧作，也足有半麻袋。当时，我忽然感觉到某种虚无，觉得留着这些文章很可笑的。便叫来收破烂的，当废纸卖了。记得共卖得三块钱。那拾荒老妇递给我三叠数好的毛票子。当时正是盛暑，便嘱同事拿去买西瓜吃。稍候，同事抱来西瓜，笑道：每叠票子只有九毛。原来我被那位朴素老妇用最朴素的手段骗去了三毛。我拊掌而笑，仿某伟人句式说：智慧总是掌握在群众手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事后每想起此事，总免不了暗自幽默：自己八年心血，只值二块七毛钱！
权也拳哉王跃文
儿子读书粗心，总写别字，权拳不分，权力写作拳力，权利成了拳利，拳头错作权头。我屡作纠正，他仍似懂非懂。后来我偶然想起些事情，发觉儿子的别字真错得有些意思。是不是生活中一些很常识的事情让他权拳错觉，也未可知。
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还应记得一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青年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左手夹着雨伞，右手握成铁拳。我记得小学学过一篇说明文，课文题目与油画同题，文章对毛泽东那拳头作了重点描述。看看后来的历史，似乎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就是这拳头的某种艺术意向的延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似乎也是这拳头的演进。
到了“文化大革命”有一幅宣传画很常见：一个硕大无比的拳头下面压着地富反坏右。我记得当时画艺再低劣的画师或画匠，画出的拳头都一律的坚强有力，而拳头下的牛鬼蛇神们正因为作画者技艺粗糙而不堪入目。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的打砸抢在很多地方就成了政权的天职，政权彻底沦落为“政拳”因为我父亲是“右派分子”所以看着拳头下面那个戴眼镜的“右派”作痛苦状，我心里就特别难受，似乎那就是我的父亲，尽管他并不戴眼镜。
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了，我还老听说农村干部为抓计划生育、催收上交款而去农民家抄家，发现拳头仍是很多机关部门的重要工具。报载，一位农民，仅仅因为将人民日报和当地报刊上登载过的国家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搜集起来，在群众中间宣传，就被当地政府认为有罪，抓了起来，殴打致残。有位在当地乡政府吃过苦头的农民向我哭诉道：那些当书记、当乡长的，他们也是农民的儿子，却跑到我们这里来欺负农民，他们自己的父老乡亲在家里也受着他们一样的农民儿子的欺负！
一个冬夜，中央某新闻单位驻某省记者站的站长约见我，专门同我说起基层干部欺压农民的事情。他说的是桩桩血案，听了令人心酸。这位年轻人就因为不愿放弃自己的良知，写了很多“内参”上报真实情况，而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我只是默然地听他讲述，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一道论述题王跃文
有个顺口溜，说的是官员进党校：学习学习，休息休息，密西密西，联系联系。此说偏颇，大谬不然。看看某官员做的一道哲学论述题，自然会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一道很传统的题目，想必领导干部都做过的：请联系实际，简论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
有位官员答题如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所谓物质，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客观存在，比如洋房、汽车、女人、钞票等等。所谓精神，就是指物质作用于人的感观系统所产生的相应反映，比如满足、舒服、自在、快意等等。对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的不同回答，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
唯心主义的错误在于夸大精神的作用，将其凌驾于物质之上。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上对唯心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成语中的“画饼充饥”、“黄粱美梦”等，就形象地说明了唯心主义是多么幼稚可笑。没有丰富的物质条件，哪来巨大的精神满足？试问画饼真能充饥吗？美梦醒来不依然是一枕黄粱吗？一位伟人说过，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古人有云，食色，性也。这两个观点结合起来，就通俗地说明了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所谓吃饭，指的就是指摄取物质；而第一件大事，也就是讲的第一性。食色，也是物质；性，即本性，意思也就是人们第一位的需要。
同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和精神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首先，物质可以转化为精神。众所周知，吃饱喝足之后，亦即猎取大量物质之后，就会产生惬意、兴奋等一系列精神反应。同样，当人们拥有花园洋房和名牌轿车等大量物质之后，相应的精神反应就是做了人上人，浑身飘飘然。俗话说，饱暖思淫欲，此乃物质享受转化为精神需求的极典型极深刻的例证。相反，精神亦能反作用于物质。显然，当人们萌发精神欲望时，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动力，并最终拥有大量物质。这已是被广泛证明了的不争之事实，亦是人们一再实践着的普遍规律，不用赘述。最后，精神依附于物质而存在，物质和精神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比方说，任何人本身都是物质的，即碳水化合物；同时，依附其上的特殊地位、职权等等就是精神的东西。这种情况下，物质和精神有机结合起来，既能获取大量自身之外的物质，又能释放巨大的精神能量，包括提高自身精神质量（获取更高的地位，谋取更大职权等）、为别的物质体（亦即别人）创造更多精神收益（亦即地位、职权等）。
需要补充的是，唯心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过分强调信仰、道德、立场等等精神范畴的作用，忽视物质对人的巨大推动力。所以我们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少谈些主义，多弄些物质。
评语：论点明确，论据确凿，论证有力，论述清晰。优。
政府可以打瞌睡王跃文
往日在政府机关公干，经常听人感叹：真不想再干了，哪怕不下海，就算给企业当当顾问也好。发此感叹者，必是肩负一官半职、多少握有尺寸之权、自我感觉非常之好。
我闻得此言，嘴上不便多说，心里却忍不住暗笑。这类官人，不仅假作淡泊之相，而且有些忘乎所以。他们真以为自己是神仙，只消他动动嘴皮子，稍加点化，企业就会财源滚滚。他们平日也许到企业做过所谓调查研究，或是在自己办公室里听取过企业汇报，他们煞有介事地说上几点意见，企业头头们都是如沐甘霖的样子；于是，他们就飘飘然了，总以为自己的指示无比正确。其实，这不过是场面上的逢场作戏，当真不得的。
企业家们非常明白，官员们大而无当的指示，莫说有害，至少无益。谁真傻得按政府官员的瞎指挥去办企业，只有死路一条。记得当初参加政府官员的决策会，常听首长们口口声声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结果提出的具体措施完全是老皇历，比方派工作队进驻企业，真把政府官员当天官天将了，似乎只要他们一下凡，如观音菩萨般拿出宝瓶洒几滴甘露，企业便逢凶化吉了，便遇难呈祥了。政府官员如此英明，何不干脆让他们直接去办企业呢？
有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如今的官员们曾经都是书生，至少大学毕业，硕士、博士也不少。他们原本并非“百无一用”而是学有专长，可一旦在政府机关打磨些时日，大脑内存就只剩几句官话了。久而久之，百无一用。一海归博士自京师来，相约叙话。饭局间，博士每每说自己是学者，而非官员。常人说自己是学者，有骄狂之嫌；官员说自己是学者，则谦虚了。暗中有个逻辑：官员谦虚，便成学者。可见，官员到底比学者高级。席间难免论及有关人事，但凡说到某某官员，博士必说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吃过饭。其实，我觉得此君更愿意我们把他看作官员。于是想起一位前辈的调皮话，套用之：此博士必定在官人面前作学者状，在学人面前摆官员谱。此类书生，纵使出身哈佛、牛津，也枉然了。
听说最近派了些政府官员去美国进修，倘若得法，实乃善举。不知他们是去人家企业，还是去政府机关？我想他们应去美国的政府机关，看看人家政府是怎样办事的。他们不妨学学美国式的“官僚主义”：不深入企业调查研究，不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绞尽脑汁替任何经济法人想点子。政府只做自己该做的事，别狗咬耗子。有句话虽极而言之，却颇有道理：政府打瞌睡，经济就发展。
不可思议王跃文
耳闻目睹很多荒唐事，见怪不怪。能忍就忍，忍不住就在茶余饭后说说；今天实在手痒，写篇短文，随意列举几桩。
报载，某人才招聘市场，求职大学生纷纷填写入党志愿书。原来，据说很多用人单位愿意招聘党员学生。新闻是讲究导向的，我不明白这条新闻想说明什么问题。战争年代，有战士在枪林弹雨中火线入党。听说这种党员的党性，成色最足，差不多是三个九的纯金。后来很多艰苦条件下的突击入党，都沿用着火线入党的说法。人才招聘市场上的入党，该叫什么入党呢？难道叫饭碗入党？这种叫法自然准确，却与共产党的宗旨相违背。共产党员需是先人后己的，可是这些饭碗入党的人，却在同普通群众争饭碗。又据说，新闻都是有新闻内幕或新闻背景的，我不知道这条饭碗入党的新闻背后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东西。如果是有关部门特意在人才招聘市场现场发展党员，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有年北京“两会”某日本朋友来长沙访问我，说他永远弄不清中国的十万个为什么。因问其故，他说在机场、车站乃至别的服务场所都贴上了“两会代表、委员优先”的标语。这位日本朋友纳闷的是：“两会”代表、委员，应是人民中间的优秀分子，他们应处处让普通群众优先，怎么自己倒要优先呢？我说，他们得赶去开会，参政议政，很是重要，耽误不得。日本朋友说，普通群众的工作比他们开会更重要。比方说吧，耽搁了电厂工人的工作，开会就得黑灯瞎火；耽搁了自来水厂工人的工作，他们开会时大小便就没水冲厕所；耽搁了厨师的工作，他们开完会就得饿肚皮。我闻之哑然失语。
意识是有形态的。可我长到这么大，从来还没有见到个任何类型的意识形态。也许正是看不见摸不着，就方便某些专门人士故弄玄虚。意识形态也就被研究得五花八门。拿意识形态吓人，是项伟大的发明。此玩意儿之所以具有杀伤力，全在其虚无缥缈。看不见的东西总是很吓人的，比方鬼怪。据说新加坡政府提倡优雅的文化、创造优雅的生活，我闻之心有戚戚。所谓优雅的文化和优雅的生活，用不着拿什么伟大的理论去阐述，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却是最务实和最人性的。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总听人说向领导汇报思想。可我见到的却是有些人到领导那里讲假话、拍马屁或打小报告。我便一直拒绝向任何人汇报思想。思想谁见过？没谁看见过。所以汇报思想的时候，便可以顺着领导的意图，随心所欲地捧出自己的思想。而领导需要的思想，无非是看你对他是否俯首贴耳。即便是这种玩意儿的思想汇报，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事了。如今似乎不太流行思想汇报一说，革命形势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既然汇报思想，不管讲真话讲假话，总得讲得堂而皇之。比方说：领导哪，您是最廉洁的，我一定向您学习，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干事。可是，你分明刚送了个红包给领导，这些话怎么说得出口呢？不是拿领导开涮吗？所以，下级去领导那里，不再是汇报思想，而是句流行的广东话：搞掂。
所谓德政王跃文
某市高层英明决策：推行德政。我闻之愕然。人类都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居然还煞有介事地提出要推行德政！设若暴秦时代，秦二世幡然觉悟了，提出德政大计，那就是先进举措。可如今都什么时候了？还把所谓德政当作新花样，自诩为伟大创举，这几乎就像今天恩准人们出门可以穿衣服一样，荒唐可笑。
某市的德政都是些什么呢？无非是安居工程、城市亮化工程、小区美化工程、街道整治工程、供水工程、供电工程等等，都被冠以德政工程。似乎不搞德政，老百姓就不要衣食住行，就不过日子了。嚷着要搞德政的人，也许并不懂得古人德政之真义，只是想从字面上赋于新意，即所谓时代特色。这时代特色也许被人在大会小会上阐述得博大深远，又被机关秀才们整理出的文件敷衍得冠冕堂皇，但被种种具体的德政工程诠释之后，立即就缩水了。德政工程所作的任何努力，只能缩小所谓德政的内涵。这看上去是概念上的逻辑毛病，其实是所谓德政之说，秋行夏令，不合时宜。退回一两百年，轻徭薄赋就算是德政了；现在呢？一切人道的、人本的、人性的、人权的法律和政策，都应是正常社会所必备的，而不是谁发了善心施行的什么狗屁德政。最近萨达姆为了感谢伊拉克人民对他连任总统的百分之百的支持，大赦天下，并推行多项安民政策，应该是大施德政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猜想，只要萨达姆有幸躲过此难，他今后想怎么着还会怎么着的。再说了，德政是相对暴政而言的，莫非某市过去推行的是暴政不成？显然更加荒唐了。
说到底，脑子里装着德政的人，仍是把自己当作统治者，百姓是他们治下的子民。他们做了几件份内的事，就沾沾自喜，俨然父母官。百姓永远是儿子、孙子，必须作揖叩头才能表达他们对父母官的感戴之情。亲生父母多有含辛茹苦的、默默奉献的，却未必把自己如何操劳挂在嘴上。而那些自封父母官的人，唯恐自己做了事子民们不知道，出门就得记者们前呼后拥，记录下他们的日理万机，乃至举手投足。于是，大小官员都是电视名星。某老人意欲教育三岁的小孙子，手指电视里的领导人问道：你知道这位爷爷是干什么的吗？小孙子头也不抬，信口答道：知道，演新闻的！
德政向来不是来自百姓意愿或呼声，而是统治者良心发现。如此一来，我们似乎就应感谢高高在上的大人们了？但是且慢，既然德政是人家发了善心才施行的，今后是否能继续一以贯之，还得看人家的心情。好在如今我们的政府毕竟叫做人民政府，容不得个别人随便使性子。但有个道理是明摆着的：既然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同政府之间还客气什么？都是自家人嘛！政府做得好，是应该做的，用不着人民点头哈腰表示感谢；人民倒是有权表扬政府，而不是感恩戴德。如果政府做得不好，人民就有权批评。当然，我知道自己这番话纯属迂阔之论，很幼稚的。
话又说回来了，德政虽是帝王之术，但不管用心如何，如果真能施行，百姓也可受益。我关心的倒是这旧酒瓶里到底有多少新酒。
屁说王跃文
西班牙电影大师阿莫多瓦的乳房与月亮里，那位美丽乳房艾丝的男人，人称屁仙喷火王，靠表演放屁，博人一笑，挣些碎银子糊口。这大概可以称之为行为艺术吧。我没有深究阿莫多瓦宏旨何在，却于影片中观众的笑声里觉出些苦涩。由此我想到自己在小说中写到的几个有关放屁的故事。那都是生活中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我只是稍加敷衍而已。
我如果告诉你，有人因为放了个屁，便陷牢狱之灾，被判有期徒刑三年，你肯定不相信。不过我向你保证：这绝非虚构。“文革”期间，一个炎热的夏日，某县机关全体干部下农村劳动。大家都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腿痛。是时，某干部忽觉腹中气流滚动，乃放屁之兆。此君生性滑稽如东方氏，每有妙语。只见他哈腰蹶臀，洪喧一屁，声隆如雷。立时，社员及机关干部掩鼻笑骂，其乐融融。本来都在俯身劳作，此刻都直了腰，停下手中活计，放声大笑，浑身轻松了许多。那放屁者仍不解瘾，想给阶级兄弟们带来更多的快乐，便振臂高呼：同志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顿时，同志们脸上的笑容消失殆尽，四野鸦雀无声，只觉得日头更毒了。沉默片刻，忽听得有人厉声喊道：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揪出来！发出喊声的是县机关来的头头儿。那位不识时务的东方氏还没反应过来，就立即被人踢了一脚，跪在了泥田里。烈日之下，现场批判会开始了。就在当天，县公安局来人，将这位“现行反革命”五花大绑，喝斥着押上了警车。社员们都被吓坏了，私下里说，这个干部其实很和善的，没想到一个臭屁，就把自己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只怕要判死刑。没过多久，社员们从墙上贴着的布告知道，那人被判三年徒刑。都说还算好，脑袋保住了。
自小就听过一个放屁的段子，总以为是民间演义。村里人却说，真有这回事，说的就是谁谁的爷爷。说是那老爷子最好放屁，有日往镇上赶集，来回十华里，一步一屁，硬是没歇过气。有回要出门做客，场面有些讲究。怕放屁失了体面，就带上小孙子。事先交待好了：爷爷若是放屁，就赖孙子。待要入席，爷爷人未坐定，屁先响了。便道：这小东西，就是喜欢放屁！宾客皆笑：打屁嗵嗵，不是好种。敝乡调侃别人放屁，常说此话，并无半点儿恶意，反倒显得亲密无间。大人喝酒猜拳，攀亲讲古，久久不得散席。小孩子三扒两咽，就吃饱了。那小孙子等得不耐烦了，高声问道：爷爷，你还放屁吗？我想玩去了。爷爷举起筷子就要打人。人们哄堂大笑，自此便有这乡村掌故传世。
敝乡有句俗话：打屁人，自申更。申更，说的是旧时深夜敲更，引申为报信的意思。这句俗话大致义同贼喊捉贼，只是没有那么刻薄和贬义。众人围坐，忽闻臭气弥漫，都会掩鼻皱眉，环顾四周：谁放的屁？最先发问的，十有八九就是放屁人。城里人凡事讲究得体，要放屁了，若有可能，尽量走开些，上策是卫生间里暂避。实在情有不堪，就调息匀和，免得放出声来。别人觉出有不良气息袭来，也只屏住呼吸，谁也不会点破。倘若猜出是某位尊贵者放的屁，更要面带微笑，如沐春风的样子。乡里人率真些，闻得臭屁，硬是要说出来。记得敝乡有年稻谷收成不好，红薯却丰收了。吃红薯最易放屁。那年月生产队三天两头开会。队部被称作仓库，有间屋子专门用作会议室。吃过晚饭，生产队长吹着哨子，扯长了嗓子，高声叫喊：十二队社员，吃过晚饭到仓库开会！男女老少都塞了满肚子红薯，酿着一肚子气。队长高声念重要文件，社员们就高声放屁。没人在意屁声，也没人说谁的屁臭。偶遇一屁奇臭，有男人就会笑道：哪个黄花闺女放的屁？薰得蚊虫死！黄花闺女们个个若无其事，没谁敢拿手去捂鼻子。她们怕人说打屁人自申更。男人们戏言黄花闺女的屁格外臭些，自有一番理论。她们毕竟怕羞，想放屁了，死死忍着。直等到忍不住了，才慢慢放将出来。酝酿时间过长，质量自然不同凡响。生产队长见下面笑声屁声哗然一片，越发提高嗓门念着文件。此等场景，喜欢玩西洋概念的先生们倘若得见，必定惊叹贫下中农个个都是解构大师。
我奶奶有句口头禅：高声说话，大声放屁。意思是说人要直率豪爽，不要那么多弯弯肠子。我小时候由奶奶带着睡。临睡前，奶奶都是坐在床头，欠着身子吹灯。奶奶牙齿掉得没几颗了，嘴巴不怎么关风，总得吹上好多次，煤油灯才熄灭。有回奶奶吹灯时，吹一口气，放一响屁，灯火却顽固地摇曳着。最后奶奶用了最大的力气吹，放了个最响的屁，灯才终于黑了。我格格地笑，说，奶奶，灯不是你吹熄的，是屁吹熄的。奶奶在黑暗中就敲我的头，笑着说，响屁不臭，臭屁不响。不响的屁，乡里人称之蔫屁。敝乡说那种暗地里使坏的人，叫做好放蔫屁。我痴长若许年，没增进见识，却见过各色嘴脸。遇着那类表面温文尔雅，背地里什么都做得出的人，我就想起那个乡野名词：蔫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