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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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水入梦王跃文
老家村子的西边是汤汤而逝的溆水河，沿河有一弯柔软的沙滩。小时候，我总在隆冬的火塘边盼望夏天，为的就是那河，那沙滩。
小孩子的夏天比大人们来得早。暮春时节，我总瞒着大人，同小朋友们偷偷跑去河边，脱得精光，抖抖索索，嘻嘻哈哈，推推搡搡，钻到水里去。小男孩都是不服输的，一个个冻得牙根绑绑响，谁也不愿说冷。突然，有谁看见远处有大人的身影，分明是老三或二毛的爸爸。小伙伴们都吓得不敢吱声，躬着腰爬上岸。我们慌慌张张穿好衣服，刚准备逃散，却发现虚惊一场。原来走过来的只是一位陌生的路人。
可是我们也不敢马上回家去。我们这些小玩皮，一个个眼睛红红的，嘴唇紫紫的，拿指甲往皮肉上一划，一道白色的痕。大人们见了，准知道我们刚从河里上来，肯定就是一顿死揍。
我们只好赖在沙滩上玩，磨时间。最爱玩的是垒鸟窝。将脚掌伸进沙里去，往脚背上垒沙，用力拍紧，然后轻轻抽出脚掌来。一个鸟窝就垒好了。说是到了夜里，就会有沙鸟钻进这窝里来，明天一早，里面就是满满一窝沙鸟蛋！
我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沙鸟蛋，可我们每次从河里爬上来，仍会蹲在沙滩上垒鸟窝。今年夏天这样，明年夏天我们还会这样。
油菜花开了，站在沙滩上回头一望，无边无际的金黄。夏天这才慢慢来了。我们在河里疯过了，垒鸟窝也垒得没兴趣了，就穿过漫无边际的油菜田回家去。我们这些小男子汉个头儿不及油菜高，立马就黄花满头了。
我们还会顺手采些油菜花回去，想捉了蜂儿酿蜜。
村里到处是土墙，土墙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蜂洞。小鬼们耳朵紧贴着墙，听得里面有嗡嗡声，就用小木棍轻轻往里探，一会儿就挑出一只蜂来了。蜂儿通常被我们放进玻璃瓶里，瓶里早放了油菜花。蜂儿捉够了，就把钻了孔的盖子盖上，眼睁睁看着蜂儿酿蜜。
我们谁也没见这些蜂儿酿出一滴蜜来，可是一到夏天，我们又会玩捉蜂酿蜜的老把戏。
夜也是夏天的好。乡村的夏夜，萤火虫漫天飞舞。我总以为天上的星星掉下来了就是萤火虫，地上的萤火虫飞到天上去了就是星星。因为星星和萤火虫都眨眼睛。我喜欢捉好多好多的萤火虫，用棉花团包着，挂在蚊帐角上，就像神话里的夜明珠。夜明珠在我的头顶闪闪发光，我的梦境也总是明晃晃的。
多年以后，一个夏日的黄昏，我带着孩子在远离家乡的一条河边散步。孩子突然脱掉鞋子，跑去玩沙子。只见他把脚掌伸进沙里去，往脚背上垒沙，用力拍紧，然后慢慢抽出脚掌来。我问，您这是干什么？孩子说，垒鸟窝，到了晚上，会有鸟儿飞进去下蛋！我很是吃惊：我可从来没有教他这么玩过啊！他一直生活在城里，只怕也没有玩这游戏的伙伴儿。
我也脱了鞋，陪孩子一块儿垒鸟窝。我垒得很投入，就像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我不打算告诉孩子这仅仅只是游戏，爸爸玩过，爷爷玩过，爷爷的爷爷也玩过，就是从来没有见过鸟蛋。
亲情四章王跃文
爸爸
小时候，我很害怕爸爸。爸爸脸色很黑，眉毛很浓，眼睛里似乎总是充着血，又不太说话。我本来在外面蹦蹦跳跳，只要回到家里，立即就缩头缩脑，大气也不敢出了。我用不着多看，马上就知道爸爸坐在哪里。因为全家老小的目光和神情，都让我感觉到有股冷气正从某个地方吹过来。我怯生生地回头望去，爸爸果然就坐在那里，低头抽烟。爸爸谁也不看，目光一片茫然。家里偶尔来了客，爸爸脸上会有些笑容。我知道那是做给客人看的。我见来了客人，不免有些放肆，爸爸会避着客人横我一眼，我顿时浑身发毛，知道爸爸那眼神是在骂我“人来疯”尽管这样，我还是很盼着家里能够来客，可普通农家一年四季哪有那么多客来？日子就这么昏天黑地地
那时我们家最害怕开会，但那年月的会实在太多。若是斗争大会，爸爸就得上台低头认罪，弄不好还会被吊被打。若是社员大会，爸爸没有资格参加，就得独自守在家里。爸爸好像宁愿站在台上去被人批斗，也不愿一个人关在家里抽闷烟。不知有多少个深夜，我随妈妈开完群众大会回来，都会发现爸爸的屋子里满是烟雾，他的脚边总是一堆尖尖的烟屁股。爸爸抽的是现卷的喇叭筒烟。
爸爸被批斗，从来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不论碰上什么政治运动，都先拿我爸爸开刀。爸爸他本来同村里所有人一样，都是盘泥巴的农民，凭什么就出去当了干部？当了干部偏偏又成了右派分子，被揪了回来，这就该斗争他。爸爸是每次政治会餐的头道菜。抓革命得先斗争我爸爸，促生产也得先斗争我爸爸。什么春耕动员大会、“双抢”动员大会、水利冬修动员大会，都得揪几个人往台上站站，说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我爸爸每次都跑不过去。
抓了革命，偏偏又促不了生产。那时候，队里的庄稼怎么也长不好，水稻亩产只有两三百斤。爸爸聪明，又勤快，我家自留地里的辣椒、茄子、豆角，都比别人家的结得多，这却给爸爸惹来了麻烦，有人说他干资本主义起劲，干社会主义没劲。好吧，又上台挨批斗。
别人奈不何的是爸爸的才智。当时全生产队找不出一个会算账的人，没办法，只好让我爸爸当了会计。可是，当会计是个轻松活，人又显得贵气，有人硬是不舒服。于是爸爸当会计那些年，不知被人查了多少次账，虽说从来没有查出我爸爸有任何贪污问题，可是按照他们的逻辑，右派分子肯定很坏，没有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过不了多久又会来查账。既然查账，我爸爸就得陪着，用不着下田干活。有回他们猛然间发现，社员们正在田里流汗，而我爸爸却呆在家里打算盘。他们似乎觉得上了当，又不想查下去了。只是他们怎么也不相信，一个右派分子会那么干净。
记不得从哪年开始，爸爸成了养蜂人，放养着大队的几十箱蜜蜂。养蜂要技术，大队没有别的人干得了，不然，这种美差轮不到爸爸头上。有人眼红爸爸，想抢了他的差事，无奈他们拿着蜇人的蜜蜂没办法。其实，爸爸也从来没养过蜂，可他一学就会，别人只好心里恨恨的。
放蜂得赶花期，爸爸一年总有好几个月在四川、贵州那边转，像个游牧人。我长大以后才知道，让爸爸养蜂，是妈妈的主意。爸爸尽量少呆在家里，可以躲掉许多风雨。我那时还小，哪能体谅大人们的苦难每次爸爸要出远门了，我反而格外高兴，心想用不着天天看他的黑脸了。
爸爸不在家的日子，妈妈总是把他挂在嘴边。吃饭了，妈妈端上碗，总忍不住会说，您爸爸这会儿吃饭了吗？下雨了，妈妈会望着天，自言自语道，您爸爸那里晴天还是雨天？那时妈妈最喜欢听广播里的天气预报，她每天都在注意四川或者贵州的天气。因为妈妈的念叨，我感觉爸爸好像从来就没有出远门，似乎他就在不远的地里干活，马上就会回家来。妈妈天天说着爸爸，我也会想念起爸爸来。哪天听说爸爸要回来了，我又特别高兴了。
我上高中时，有天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说是右派分子马上要平反了。因为他的外祖父也是右派分子，而他姨父在北京工作，早先一步听到了消息。我当时在学校寄宿，连忙偷偷写了封信，托低年级的同学带回家去。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给爸爸写信，好像说了些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之类的话。
周末我回家，远远的就见爸爸依门而立，望着我微笑。等我走到爸爸身边，他也没对我多说，只是摸着我的头顶，满面笑容。
从那以后，爸爸给我的印象不再是那张黑脸。爸爸很快恢复了工作。可是，爸爸也很快老了，毕竟他白白地耗费了二十一年的生命！
不久前，一位朋友见了我爸爸，很是惊讶，说他老人家那双耳朵，大得出奇，就像如来佛，平生只在南岳见过。爸爸听说自己有佛缘，爽朗大笑起来。
妈妈
我记不得那是什么季节，炎热还是寒冷。其实那年月，今天同昨天一样，明天同今天一样，过一天同过一年没什么区别。那天，妈妈扛了一条高高的长凳，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去大队部开会。大队部就是王家宗祠，有戏台、看台和天井。妈妈把凳子摆在天井最前面，我们娘儿几个并排坐着，很显眼。一会儿，二十几个男男女女低着头，被人吆喝着，从祠堂外面进来，站在我们面前。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的爸爸，头埋得很低，双手笔直地垂着。我怯生生地望望妈妈，却见妈妈并不看爸爸，似乎漠然地昂着头，望着戏台。戏台是大会的主席台，好些人在上面来来回回跑，忙得不可开交。
戏台上面的人来回跑得差不多了，就见几个人在台后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整个祠堂立即鸦雀无声。突然，有人走到台前，厉声叫道：把右派分子带上台来！只见台下两个男子冲向我爸爸，抓住我爸爸的双手，往后使劲儿一扭。我爸爸的头被压得更低了，腰弯成了虾米。两个男子扭着我爸爸，飞快地往戏台上推。木板楼梯很陡，我很担心爸爸的脚没那么快，会被折断。转眼间，爸爸就被揪到了戏台中间站着。人未站稳，爸爸又被他们踢了一脚，应声跪在地上。这时又有人飞跑着递了棕绳子来，爸爸便被五花大绑起来。这边两个人在忙着捆绑我爸爸，另一个人就在一旁高呼打倒右派分子。台下的人便齐声响应。妈妈也同人们一道振臂高呼。我们兄妹几个也举手高呼口号，这是妈妈早就交待过的。我后来一直记得，捆绑我爸爸的是一根新棕绳，僵硬而粗糙，能将手腕捆出深深的血痕。批斗会正式开始。有人拿着一叠稿子，历数我爸爸的累累罪行。批斗间会儿又让愤怒的打倒声冲断。却见戏台后面坐着的一个男子，戴着眼镜，总是站起来，指着我爸爸叫喊，说右派分子，您要老老实实向群众认罪。突然，妈妈站了起来，冲着那戴眼镜的人喊道：您是右派分子的老同事，最清楚他的罪行。您干脆等别人批斗完了，再上来揭发，别影响了会议秩序！那人望了我妈妈一眼，悻悻然坐下来，再也不叫喊了。妈妈说完，悄悄离开了会场。
过会儿，妈妈提着个竹篓子回来了，径直上了戏台。全场人目瞪口呆，不知我妈妈要干什么。妈妈往爸爸身边一站，指着爸爸厉声斥道：右派分子你听着！毛主席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你饭也不肯吃，想自决于人民？你先老老实实吃了饭，再来老老实实认罪！妈妈说着，就揭开竹篓，端了一碗饭出来。
谁敢违背毛主席指示？马上有人上来替爸爸松了绑。于是台上台下几百号人眼睁睁望着我爸爸吃饭。我猜想这种场面哪里也看不到，尽管当时的中国如此荒唐。台上有人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妈妈明明听见有人在一旁叽哩咕噜，却有意高声喊道：你慢点吃，别噎死了！碗底还埋着两个荷包蛋哩！
爸爸吃完了饭，嘴巴一揩，双手往后一背，任人绑了。批斗会继续开始。
我们长大以后，听妈妈说起，才知道那是爸爸第一次上台挨批斗。头天晚上，爸爸通宵没睡。爸爸是个倔汉子，受不了这种气，只想一死了之。妈妈劝爸爸，你只大胆往台上站，我带着你的儿女们就坐在台下，看哪个敢吃了你！
那些苦难的日子，如今都成了妈妈的笑谈。妈妈说，我为什么要专门搬一张高凳子坐在前面？除了让你爸爸看见我们，还要让两种人看见。有人关心我们，担心我今天不知躲到哪里哭去了。我要让这些好心人放心，我在这里坐着，没事！也有人眼亮了，我就想让他们知道，我没那么容易就垮了。妈妈还说，你爸爸那碗底哪里埋着两个荷包蛋，我是有意气气他们的。那年月，鸡蛋金贵啊！
我们村地主富农倒是不少，右派分子只有我爸爸一个，就显得特稀罕似的，于是，只要开群众大会，爸爸必然得上台挨斗。后来妈妈再也没有带我们兄弟姐妹一道去参加过批斗会，她自己却每次都坐在最显眼的地方，望着我爸爸。等批斗会一完，妈妈就上台扶着爸爸回家。边走还边说，快跟我回去吃餐饱饭，你千万莫饿死，要留着好身体，要不下次开会，群众就没有右派斗了。
往日的辛酸，现在妈妈说起来总是充满了幽默。有回大队开会，统一开餐。有一席早就坐下几个人了，见我妈妈去了，他们连忙起身走开，说是不同右派家属一起吃。我妈妈哈哈大笑起来，说今天我真有福气，一个人吃一席。说完端起碗就开吃。那些人见我妈妈反而捡了便宜，又不甘心，马上跑了回来，气鼓鼓地吃了起来。妈妈慢条斯理地吃完饭，然后又说，我今天本来可以一个人吃一席的！那些人气得脸色发青，我妈妈却没事似的，一抹嘴巴，走了。
还有一次，大队安排贫下中农子弟学雷锋，黑五类子弟摘油桐籽。妈妈就找到县里驻队工作组的干部问我们兄弟姐妹算什么子弟。干部说是算黑五类子弟。妈妈便同那干部论理，说我子女爸爸是右派，妈妈可是贫下中农呀，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是黑五类，如果国民党来了他们又是贫下中农子弟，他们不就横竖都是死路一条了？！干部就说，那你让子女一边去一个吧。于是，妈妈就让大姐去做黑五类，让哥哥去做红苗子。大姐不肯去，妈妈就说，你是老大，去做黑五类没人敢欺负。说不定，你今天还会当官儿哩。果然，晚上姐姐回来说，他们让她当小组长。妈妈笑道，我说你要当官嘛，那会儿我和二姐、弟弟都还小，红也好黑也好都轮不到我们去。
这样的日子，妈妈撑过了二十一个春秋。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一年？
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妈妈的书。写我妈妈，用不着半点儿虚构。
奶奶
小时候，奶奶带着我和二姐睡。我睡奶奶这一头，二姐睡另一头。每次上床后，我同二姐总闷在被窝里蹬来蹬去。本来都是我先惹事，可每次挨骂的却是二姐。那是架睡过几代人的老床，垫着厚厚的稻草，柔软而暖和。蚊帐满是补丁，早被黑烟熏成了甘草色。记得有个冬天的早晨，我起床后，抖了抖棉衣，听得叮当一响，像是硬币的声音。我再一抖棉衣，又听到了叮当声。原来，蚊帐上有个破了的大补丁，里面装满了硬币。我猜那些钱是二姐平时慢慢储起来的，便偷了她的。二姐过后发现钱没有了，呜呜哭了起来，我却死不认账。那天奶奶任二姐怎么哭，也不骂她，只是抿着嘴儿笑。
我一直很怀念奶奶的笑容，可她老人家离开我已整整二十五个寒暑了。那个盛夏的黄昏，很闷热。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噩耗，脑子轰地一热，往家里飞跑。奶奶已经躺在棺木里了，还没有合上盖子。我伸手摸摸奶奶的额头，冰凉冰凉的。我这才哇地哭了起来。
如今我谋生在外，很少回老家去。一旦回去，妈妈说得最多的便是奶奶。但凡儿孙们稍稍有些出息，妈妈都说是奶奶保佑得好。我愿意相信奶奶的灵验。奶奶不过是俚乡村妪，终生劳碌，穷苦到老。她一辈子跪天跪地跪父母，却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低过头。我们穷人家孩子，能够从先人那里继承的，就只有他们身上的骨气了。我想这便是所谓祖德流芳吧。
爷爷奶奶手上，只有两亩薄田，养不起家小。那时妈妈已到我家来了。只是十三四岁的童养媳；我父亲比妈妈还小几岁；我还有位姑妈，年龄同我妈妈差不多；爷爷是个老实人，整个家都由奶奶撑着。起初，爷爷帮有钱人家干些活，挣些口粮。有回爷爷病了，不能去干活。奶奶上那户人家报信，却让人家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奶奶一扭头就回来了，再也不让爷爷帮人家干活。奶奶设法凑了些小本钱，叫爷爷做小生意。从此，爷爷就在老家收些土货，走两百多里山路，挑往武冈贩卖。货脱手后，就地进些特产挑回溆浦，再赚些差价。七八天打个来回，赚下的钱刚够家里粜七八天的口粮。奶奶便带着我妈妈和姑妈在家织麻纺线，我父亲就放牛砍柴。每次爷爷跨进家门，头一件事就是摸摸米缸，看看他出去这几天，家里人是不是饿着了。一家人就这么觅生度日，相依为命。日子虽说清寒，倒也乐得不求人。
又是一个集日，爷爷早挑着货担上武冈去了，奶奶背上背篓，揣着爷爷留下的一块钱，去集上粜米。米铺老板接过钱，摇头说，您这哪是一块钱，是一串钱啊，只够粜一升米。奶奶听了，两眼直发黑。她顿时明白，爷爷准是让人骗了。奶奶捏着那一串钱，在集市上转了半天，只好买了一背篓芋头蔸子。可怜奶奶三寸金莲，背着一篓芋头蔸子，颤颤崴崴地往家赶。一路上，想着娘儿几个要吃五天的芋头蔸子，奶奶禁不住泪眼涟涟。
还算老天有眼，正好有户殷实人家要请人纺鞋底绳，奶奶便接了人家的活计，带着我妈妈和姑妈纺了几天几夜。结果，娘儿三个赚的米比爷爷跑一趟生意赚的还多。爷爷准时回家了，照例先摸摸米缸。他见缸里还有大半缸米，不知是惊是喜，问道：“你们娘儿几个这几天没有吃饭？”奶奶闻声，冲着爷爷嚷道：“吃你个死！”
听奶奶嚷完，爷爷一屁股瘫坐在凳上，长叹着：“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啊！”奶奶同爷爷商量，再怎么苦，也要送我父亲去念书，不然长大了钱都认不得。我父亲因此因祸得福，当年就进学堂读书去了。
奶奶若是生在有钱人家，只怕是个识文断字的才女。老人家目不识丁，可我记得小时候听她说话，嘴边居然时常冒出些之乎者也来。她同人辩理，或是帮人劝架，满口四六八句，都能押上韵，总是说得人家心服口服。当年为了争水，我们王姓同邻村覃姓年年打架。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很是惨烈。有年，打完架后，官司打到县衙门。我们王姓却没有一个男丁敢当头上县里说理。想来想去，全族人公推我的奶奶。那是我奶奶这辈子最风光的一回，让男人们用轿子抬着去了县里，同覃姓头人对簿公堂。我奶奶巧舌如簧，谈锋如剑，驳得覃姓人张不开口，睁不开眼。一个女人家，真还把官司打赢了。自此，我奶奶有了“乡约老爷”的雅号，半是玩笑，半是敬重。
奶奶的掌故很多，都是妈妈和爸爸告诉我的。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奶奶似乎一直就是位瞎了眼睛的老太太，成天迈着双小脚，在老屋里转来转去，嘴巴总是动个不停，好像老在吃什么。我少不更事，总喜欢问奶奶您吃什么？奶奶便会笑着说，我在吃亏！我们家乡，大凡人生种种苦楚，都可归之为吃亏。现在想来，奶奶那一辈人，除了吃亏，还能有什么呢？
奶奶临终的情景，妈妈后来时常说起。奶奶已病得不行了。医生每天都说老人家熬不过今天了。可奶奶浑浊的眼睛老是睁着，就是不肯闭上。我妈妈说，你奶奶在盼她儿子。我爸爸外出几个月了，他不知道老母已经病重。这天，突然收到爸爸的一封信。果然，听妈妈念完爸爸的信，奶奶眼睛一闭喉头咕噜一声，就落气了。那年月，我爸爸戴罪在身，独自飘零天涯，奶奶怎么放心得下。
我的妈妈也早就做了奶奶，可她总是把老奶奶挂在嘴边。看着儿孙们都大了，妈妈总说，要是你奶奶还在，多好。妈妈说，你奶奶那坟眼啊，是五色土，村里人都说奇，到了冬天，别的坟头上草都黄了，只有你奶奶坟上的芭茅青油油的。
爷爷
爷爷这辈子，不知总在思考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除非做事，他总是蜷在堂屋的长凳上抽旱烟。旱烟袋老长老长，戳在地上。爷爷不太说话，他有些结巴，嘴里就干脆衔着烟袋。他的眼睛总是望着某个地方出神。呛人的旱烟袅袅娜娜。爷爷到死都是这个样子，在浪漫的读书人看去，像位深邃的哲人。若是夏天，黄昏将近，爷爷早早地就在屋前的场院里烧上一堆浓烟，熏蚊子。天一断黑，吃了晚饭，爷爷就蹲在烟堆旁，旱烟袋伸进暗红的火灰里，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小孩子们嬉闹也罢，大人们拉家常也罢，都不管他的事。他
其实，爷爷一辈子只做过三桩事：种田、种西瓜、当小贩。爷爷的西瓜种在离村子三里以外的河滩上。那河滩没主的，谁家愿意种，就去开垦一片。爸爸说起过小时候帮爷爷守西瓜的事。爷爷在河中间的沙洲上开了一片地，爷爷和爸爸每次都得涉过浅浅的河水，才能去瓜地里。爸爸说那时的西瓜很大很大，一个足有二三十斤。爸爸嘴馋了想偷吃，一个又吃不完，只有干着急。我说那么好的西瓜，是不是很赚钱爸爸说，哪里赚钱？亩产也不高，又不好卖，挑着两个西瓜四邻八乡的转上一天都卖不完。田里只种稻子，那时候禾栽得稀，田里还养鱼。要吃鱼了，拿个竹罩子去罩，一罩一个。猪吃叫，鱼吃跳啊。爸爸说得我都神往起来，可他马上又说，田少了，产量又低，爷爷还得在农闲的时候跑武冈，做些小本生意。那生意做得苦啊，来去都得走两百多里山路，还挑着百把斤担子。有回路上遇上强盗，把货担抢了，还里里外外搜身。爷爷有块光洋，幸好事先缝在腋下的衣缝里，才没有被搜走。可怜爷爷双腿叉开，双手举着，任人上上下下搜个遍，身上的汗就像黄豆样地滚下来。据说，奶奶后来只要说起这事，就怪爷爷不该把光洋藏着，老老实实送给强盗好了，让他们花了这钱绝子绝孙去。万一要是搜到那块光洋，散财还是小事，那强盗还会把你耳朵割掉。奶奶一辈子都在后怕这事。
爷爷闷着头抽烟，他能想些什么大事呢？他在想西瓜怎么不好卖？怎么就不能多置几亩田？能做些什么更赚钱的生意？遭强盗抢劫的事他兴许只是偶尔想起，他在那条路上跑过无数回，毕竟只碰过一回强盗。可就是这些问题，爷爷也许到死也想不明白。这其实是关于他这一生命运的大问题，爷爷注定是想不清楚的。
也许爷爷这辈子什么大事都没想过。他只是一声不响地劳作。饿了，就得吃饭；要吃，就得做事。哪样事情该做，也都是不需要思考的，手和脚就是他的脑袋。有年冬天，爷爷从地里做事回来，见一个乞丐裤子破得像渔网，人冻得全身发紫，缩在稻草堆里嗷嗷叫。爷爷回来，跟奶奶说了声，就给那乞丐送了条裤子去。其实，爷爷奶奶老两口儿总共才三条裤子，轮着换洗。不知爷爷奶奶又要节衣缩食多少日子，才能重新缝上一条裤子。
终于，爷爷身体渐渐虚弱了。先是腿弯儿发酸，后来脚发肿。于是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了。他老人家只活了六十三岁。妈妈说，爷爷是累死的，穷死的。爷爷去世的时候，是否已穿上一条新裤子？
爷爷去得早，那会儿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爷爷在我脑子里的那些模糊印象，都是我根据爸爸妈妈断断续续的讲述，虚构出来的。爷爷的那些故事，我理不清时间先后，也弄不准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但却是真实的。不像那些线装书里记载的历史，看上去言之凿凿，实则大多是谎话。其实，不管二十四史何其洋洋，老百姓是另有一部史书的。他们更相信口碑相传的祖宗故事，时间长了，祖宗也许就在传说中封神登仙了。民间传说不理会正统，不讲究为尊者讳，也不为谁隐恶扬善，只认天地良心，便往往同正史相悖。
爷爷就葬在老屋对门的太平垴。上山的路很陡，顶上却平得像跑马场。满山千奇百怪的枞树，夜半风起，林涛凄厉，很吓人的。风清月朗的秋夜，山里的杜鹃叫得人们鼻腔儿忍不住发酸。那是我们王家祖祖辈辈的坟场。有年清明，爸爸带着全家老小上山扫墓。我们在枞树林里钻了好久，才找到爷爷的坟。坟不大，只是一个扁平的土堆，也没有墓碑。爸爸是凭着坟前的一块石头认准的。我顿时眼睛有些发涩。这就是我爷爷啊他老人家也算过了一辈子啊！我甚至怀疑爸爸是否真的认准了爷爷的坟墓，说不定我们祭奠的只是一堆没了后人的荒冢。
爆竹噼噼吧吧地响起来，我想爷爷是听不见这喧闹声的，他再也不会闷着头想什么大事情。老人家已经安安静静四十多个春秋了。
涂水入梦王跃文
老家村子的西边是汤汤而逝的溆水河，沿河有一弯柔软的沙滩。小时候，我总在隆冬的火塘边盼望夏天，为的就是那河，那沙滩。
小孩子的夏天比大人们来得早。暮春时节，我总瞒着大人，同小朋友们偷偷跑去河边，脱得精光，抖抖索索，嘻嘻哈哈，推推搡搡，钻到水里去。小男孩都是不服输的，一个个冻得牙根绑绑响，谁也不愿说冷。突然，有谁看见远处有大人的身影，分明是老三或二毛的爸爸。小伙伴们都吓得不敢吱声，躬着腰爬上岸。我们慌慌张张穿好衣服，刚准备逃散，却发现虚惊一场。原来走过来的只是一位陌生的路人。
可是我们也不敢马上回家去。我们这些小玩皮，一个个眼睛红红的，嘴唇紫紫的，拿指甲往皮肉上一划，一道白色的痕。大人们见了，准知道我们刚从河里上来，肯定就是一顿死揍。
我们只好赖在沙滩上玩，磨时间。最爱玩的是垒鸟窝。将脚掌伸进沙里去，往脚背上垒沙，用力拍紧，然后轻轻抽出脚掌来。一个鸟窝就垒好了。说是到了夜里，就会有沙鸟钻进这窝里来，明天一早，里面就是满满一窝沙鸟蛋！
我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沙鸟蛋，可我们每次从河里爬上来，仍会蹲在沙滩上垒鸟窝。今年夏天这样，明年夏天我们还会这样。
油菜花开了，站在沙滩上回头一望，无边无际的金黄。夏天这才慢慢来了。我们在河里疯过了，垒鸟窝也垒得没兴趣了，就穿过漫无边际的油菜田回家去。我们这些小男子汉个头儿不及油菜高，立马就黄花满头了。
我们还会顺手采些油菜花回去，想捉了蜂儿酿蜜。
村里到处是土墙，土墙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蜂洞。小鬼们耳朵紧贴着墙，听得里面有嗡嗡声，就用小木棍轻轻往里探，一会儿就挑出一只蜂来了。蜂儿通常被我们放进玻璃瓶里，瓶里早放了油菜花。蜂儿捉够了，就把钻了孔的盖子盖上，眼睁睁看着蜂儿酿蜜。
我们谁也没见这些蜂儿酿出一滴蜜来，可是一到夏天，我们又会玩捉蜂酿蜜的老把戏。
夜也是夏天的好。乡村的夏夜，萤火虫漫天飞舞。我总以为天上的星星掉下来了就是萤火虫，地上的萤火虫飞到天上去了就是星星。因为星星和萤火虫都眨眼睛。我喜欢捉好多好多的萤火虫，用棉花团包着，挂在蚊帐角上，就像神话里的夜明珠。夜明珠在我的头顶闪闪发光，我的梦境也总是明晃晃的。
多年以后，一个夏日的黄昏，我带着孩子在远离家乡的一条河边散步。孩子突然脱掉鞋子，跑去玩沙子。只见他把脚掌伸进沙里去，往脚背上垒沙，用力拍紧，然后慢慢抽出脚掌来。我问，您这是干什么？孩子说，垒鸟窝，到了晚上，会有鸟儿飞进去下蛋！我很是吃惊：我可从来没有教他这么玩过啊！他一直生活在城里，只怕也没有玩这游戏的伙伴儿。
我也脱了鞋，陪孩子一块儿垒鸟窝。我垒得很投入，就像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我不打算告诉孩子这仅仅只是游戏，爸爸玩过，爷爷玩过，爷爷的爷爷也玩过，就是从来没有见过鸟蛋。
亲情四章王跃文
爸爸
小时候，我很害怕爸爸。爸爸脸色很黑，眉毛很浓，眼睛里似乎总是充着血，又不太说话。我本来在外面蹦蹦跳跳，只要回到家里，立即就缩头缩脑，大气也不敢出了。我用不着多看，马上就知道爸爸坐在哪里。因为全家老小的目光和神情，都让我感觉到有股冷气正从某个地方吹过来。我怯生生地回头望去，爸爸果然就坐在那里，低头抽烟。爸爸谁也不看，目光一片茫然。家里偶尔来了客，爸爸脸上会有些笑容。我知道那是做给客人看的。我见来了客人，不免有些放肆，爸爸会避着客人横我一眼，我顿时浑身发毛，知道爸爸那眼神是在骂我“人来疯”尽管这样，我还是很盼着家里能够来客，可普通农家一年四季哪有那么多客来？日子就这么昏天黑地地
那时我们家最害怕开会，但那年月的会实在太多。若是斗争大会，爸爸就得上台低头认罪，弄不好还会被吊被打。若是社员大会，爸爸没有资格参加，就得独自守在家里。爸爸好像宁愿站在台上去被人批斗，也不愿一个人关在家里抽闷烟。不知有多少个深夜，我随妈妈开完群众大会回来，都会发现爸爸的屋子里满是烟雾，他的脚边总是一堆尖尖的烟屁股。爸爸抽的是现卷的喇叭筒烟。
爸爸被批斗，从来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不论碰上什么政治运动，都先拿我爸爸开刀。爸爸他本来同村里所有人一样，都是盘泥巴的农民，凭什么就出去当了干部？当了干部偏偏又成了右派分子，被揪了回来，这就该斗争他。爸爸是每次政治会餐的头道菜。抓革命得先斗争我爸爸，促生产也得先斗争我爸爸。什么春耕动员大会、“双抢”动员大会、水利冬修动员大会，都得揪几个人往台上站站，说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我爸爸每次都跑不过去。
抓了革命，偏偏又促不了生产。那时候，队里的庄稼怎么也长不好，水稻亩产只有两三百斤。爸爸聪明，又勤快，我家自留地里的辣椒、茄子、豆角，都比别人家的结得多，这却给爸爸惹来了麻烦，有人说他干资本主义起劲，干社会主义没劲。好吧，又上台挨批斗。
别人奈不何的是爸爸的才智。当时全生产队找不出一个会算账的人，没办法，只好让我爸爸当了会计。可是，当会计是个轻松活，人又显得贵气，有人硬是不舒服。于是爸爸当会计那些年，不知被人查了多少次账，虽说从来没有查出我爸爸有任何贪污问题，可是按照他们的逻辑，右派分子肯定很坏，没有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过不了多久又会来查账。既然查账，我爸爸就得陪着，用不着下田干活。有回他们猛然间发现，社员们正在田里流汗，而我爸爸却呆在家里打算盘。他们似乎觉得上了当，又不想查下去了。只是他们怎么也不相信，一个右派分子会那么干净。
记不得从哪年开始，爸爸成了养蜂人，放养着大队的几十箱蜜蜂。养蜂要技术，大队没有别的人干得了，不然，这种美差轮不到爸爸头上。有人眼红爸爸，想抢了他的差事，无奈他们拿着蜇人的蜜蜂没办法。其实，爸爸也从来没养过蜂，可他一学就会，别人只好心里恨恨的。
放蜂得赶花期，爸爸一年总有好几个月在四川、贵州那边转，像个游牧人。我长大以后才知道，让爸爸养蜂，是妈妈的主意。爸爸尽量少呆在家里，可以躲掉许多风雨。我那时还小，哪能体谅大人们的苦难每次爸爸要出远门了，我反而格外高兴，心想用不着天天看他的黑脸了。
爸爸不在家的日子，妈妈总是把他挂在嘴边。吃饭了，妈妈端上碗，总忍不住会说，您爸爸这会儿吃饭了吗？下雨了，妈妈会望着天，自言自语道，您爸爸那里晴天还是雨天？那时妈妈最喜欢听广播里的天气预报，她每天都在注意四川或者贵州的天气。因为妈妈的念叨，我感觉爸爸好像从来就没有出远门，似乎他就在不远的地里干活，马上就会回家来。妈妈天天说着爸爸，我也会想念起爸爸来。哪天听说爸爸要回来了，我又特别高兴了。
我上高中时，有天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说是右派分子马上要平反了。因为他的外祖父也是右派分子，而他姨父在北京工作，早先一步听到了消息。我当时在学校寄宿，连忙偷偷写了封信，托低年级的同学带回家去。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给爸爸写信，好像说了些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之类的话。
周末我回家，远远的就见爸爸依门而立，望着我微笑。等我走到爸爸身边，他也没对我多说，只是摸着我的头顶，满面笑容。
从那以后，爸爸给我的印象不再是那张黑脸。爸爸很快恢复了工作。可是，爸爸也很快老了，毕竟他白白地耗费了二十一年的生命！
不久前，一位朋友见了我爸爸，很是惊讶，说他老人家那双耳朵，大得出奇，就像如来佛，平生只在南岳见过。爸爸听说自己有佛缘，爽朗大笑起来。
妈妈
我记不得那是什么季节，炎热还是寒冷。其实那年月，今天同昨天一样，明天同今天一样，过一天同过一年没什么区别。那天，妈妈扛了一条高高的长凳，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去大队部开会。大队部就是王家宗祠，有戏台、看台和天井。妈妈把凳子摆在天井最前面，我们娘儿几个并排坐着，很显眼。一会儿，二十几个男男女女低着头，被人吆喝着，从祠堂外面进来，站在我们面前。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的爸爸，头埋得很低，双手笔直地垂着。我怯生生地望望妈妈，却见妈妈并不看爸爸，似乎漠然地昂着头，望着戏台。戏台是大会的主席台，好些人在上面来来回回跑，忙得不可开交。
戏台上面的人来回跑得差不多了，就见几个人在台后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整个祠堂立即鸦雀无声。突然，有人走到台前，厉声叫道：把右派分子带上台来！只见台下两个男子冲向我爸爸，抓住我爸爸的双手，往后使劲儿一扭。我爸爸的头被压得更低了，腰弯成了虾米。两个男子扭着我爸爸，飞快地往戏台上推。木板楼梯很陡，我很担心爸爸的脚没那么快，会被折断。转眼间，爸爸就被揪到了戏台中间站着。人未站稳，爸爸又被他们踢了一脚，应声跪在地上。这时又有人飞跑着递了棕绳子来，爸爸便被五花大绑起来。这边两个人在忙着捆绑我爸爸，另一个人就在一旁高呼打倒右派分子。台下的人便齐声响应。妈妈也同人们一道振臂高呼。我们兄妹几个也举手高呼口号，这是妈妈早就交待过的。我后来一直记得，捆绑我爸爸的是一根新棕绳，僵硬而粗糙，能将手腕捆出深深的血痕。批斗会正式开始。有人拿着一叠稿子，历数我爸爸的累累罪行。批斗间会儿又让愤怒的打倒声冲断。却见戏台后面坐着的一个男子，戴着眼镜，总是站起来，指着我爸爸叫喊，说右派分子，您要老老实实向群众认罪。突然，妈妈站了起来，冲着那戴眼镜的人喊道：您是右派分子的老同事，最清楚他的罪行。您干脆等别人批斗完了，再上来揭发，别影响了会议秩序！那人望了我妈妈一眼，悻悻然坐下来，再也不叫喊了。妈妈说完，悄悄离开了会场。
过会儿，妈妈提着个竹篓子回来了，径直上了戏台。全场人目瞪口呆，不知我妈妈要干什么。妈妈往爸爸身边一站，指着爸爸厉声斥道：右派分子你听着！毛主席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你饭也不肯吃，想自决于人民？你先老老实实吃了饭，再来老老实实认罪！妈妈说着，就揭开竹篓，端了一碗饭出来。
谁敢违背毛主席指示？马上有人上来替爸爸松了绑。于是台上台下几百号人眼睁睁望着我爸爸吃饭。我猜想这种场面哪里也看不到，尽管当时的中国如此荒唐。台上有人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妈妈明明听见有人在一旁叽哩咕噜，却有意高声喊道：你慢点吃，别噎死了！碗底还埋着两个荷包蛋哩！
爸爸吃完了饭，嘴巴一揩，双手往后一背，任人绑了。批斗会继续开始。
我们长大以后，听妈妈说起，才知道那是爸爸第一次上台挨批斗。头天晚上，爸爸通宵没睡。爸爸是个倔汉子，受不了这种气，只想一死了之。妈妈劝爸爸，你只大胆往台上站，我带着你的儿女们就坐在台下，看哪个敢吃了你！
那些苦难的日子，如今都成了妈妈的笑谈。妈妈说，我为什么要专门搬一张高凳子坐在前面？除了让你爸爸看见我们，还要让两种人看见。有人关心我们，担心我今天不知躲到哪里哭去了。我要让这些好心人放心，我在这里坐着，没事！也有人眼亮了，我就想让他们知道，我没那么容易就垮了。妈妈还说，你爸爸那碗底哪里埋着两个荷包蛋，我是有意气气他们的。那年月，鸡蛋金贵啊！
我们村地主富农倒是不少，右派分子只有我爸爸一个，就显得特稀罕似的，于是，只要开群众大会，爸爸必然得上台挨斗。后来妈妈再也没有带我们兄弟姐妹一道去参加过批斗会，她自己却每次都坐在最显眼的地方，望着我爸爸。等批斗会一完，妈妈就上台扶着爸爸回家。边走还边说，快跟我回去吃餐饱饭，你千万莫饿死，要留着好身体，要不下次开会，群众就没有右派斗了。
往日的辛酸，现在妈妈说起来总是充满了幽默。有回大队开会，统一开餐。有一席早就坐下几个人了，见我妈妈去了，他们连忙起身走开，说是不同右派家属一起吃。我妈妈哈哈大笑起来，说今天我真有福气，一个人吃一席。说完端起碗就开吃。那些人见我妈妈反而捡了便宜，又不甘心，马上跑了回来，气鼓鼓地吃了起来。妈妈慢条斯理地吃完饭，然后又说，我今天本来可以一个人吃一席的！那些人气得脸色发青，我妈妈却没事似的，一抹嘴巴，走了。
还有一次，大队安排贫下中农子弟学雷锋，黑五类子弟摘油桐籽。妈妈就找到县里驻队工作组的干部问我们兄弟姐妹算什么子弟。干部说是算黑五类子弟。妈妈便同那干部论理，说我子女爸爸是右派，妈妈可是贫下中农呀，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是黑五类，如果国民党来了他们又是贫下中农子弟，他们不就横竖都是死路一条了？！干部就说，那你让子女一边去一个吧。于是，妈妈就让大姐去做黑五类，让哥哥去做红苗子。大姐不肯去，妈妈就说，你是老大，去做黑五类没人敢欺负。说不定，你今天还会当官儿哩。果然，晚上姐姐回来说，他们让她当小组长。妈妈笑道，我说你要当官嘛，那会儿我和二姐、弟弟都还小，红也好黑也好都轮不到我们去。
这样的日子，妈妈撑过了二十一个春秋。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一年？
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妈妈的书。写我妈妈，用不着半点儿虚构。
奶奶
小时候，奶奶带着我和二姐睡。我睡奶奶这一头，二姐睡另一头。每次上床后，我同二姐总闷在被窝里蹬来蹬去。本来都是我先惹事，可每次挨骂的却是二姐。那是架睡过几代人的老床，垫着厚厚的稻草，柔软而暖和。蚊帐满是补丁，早被黑烟熏成了甘草色。记得有个冬天的早晨，我起床后，抖了抖棉衣，听得叮当一响，像是硬币的声音。我再一抖棉衣，又听到了叮当声。原来，蚊帐上有个破了的大补丁，里面装满了硬币。我猜那些钱是二姐平时慢慢储起来的，便偷了她的。二姐过后发现钱没有了，呜呜哭了起来，我却死不认账。那天奶奶任二姐怎么哭，也不骂她，只是抿着嘴儿笑。
我一直很怀念奶奶的笑容，可她老人家离开我已整整二十五个寒暑了。那个盛夏的黄昏，很闷热。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噩耗，脑子轰地一热，往家里飞跑。奶奶已经躺在棺木里了，还没有合上盖子。我伸手摸摸奶奶的额头，冰凉冰凉的。我这才哇地哭了起来。
如今我谋生在外，很少回老家去。一旦回去，妈妈说得最多的便是奶奶。但凡儿孙们稍稍有些出息，妈妈都说是奶奶保佑得好。我愿意相信奶奶的灵验。奶奶不过是俚乡村妪，终生劳碌，穷苦到老。她一辈子跪天跪地跪父母，却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低过头。我们穷人家孩子，能够从先人那里继承的，就只有他们身上的骨气了。我想这便是所谓祖德流芳吧。
爷爷奶奶手上，只有两亩薄田，养不起家小。那时妈妈已到我家来了。只是十三四岁的童养媳；我父亲比妈妈还小几岁；我还有位姑妈，年龄同我妈妈差不多；爷爷是个老实人，整个家都由奶奶撑着。起初，爷爷帮有钱人家干些活，挣些口粮。有回爷爷病了，不能去干活。奶奶上那户人家报信，却让人家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奶奶一扭头就回来了，再也不让爷爷帮人家干活。奶奶设法凑了些小本钱，叫爷爷做小生意。从此，爷爷就在老家收些土货，走两百多里山路，挑往武冈贩卖。货脱手后，就地进些特产挑回溆浦，再赚些差价。七八天打个来回，赚下的钱刚够家里粜七八天的口粮。奶奶便带着我妈妈和姑妈在家织麻纺线，我父亲就放牛砍柴。每次爷爷跨进家门，头一件事就是摸摸米缸，看看他出去这几天，家里人是不是饿着了。一家人就这么觅生度日，相依为命。日子虽说清寒，倒也乐得不求人。
又是一个集日，爷爷早挑着货担上武冈去了，奶奶背上背篓，揣着爷爷留下的一块钱，去集上粜米。米铺老板接过钱，摇头说，您这哪是一块钱，是一串钱啊，只够粜一升米。奶奶听了，两眼直发黑。她顿时明白，爷爷准是让人骗了。奶奶捏着那一串钱，在集市上转了半天，只好买了一背篓芋头蔸子。可怜奶奶三寸金莲，背着一篓芋头蔸子，颤颤崴崴地往家赶。一路上，想着娘儿几个要吃五天的芋头蔸子，奶奶禁不住泪眼涟涟。
还算老天有眼，正好有户殷实人家要请人纺鞋底绳，奶奶便接了人家的活计，带着我妈妈和姑妈纺了几天几夜。结果，娘儿三个赚的米比爷爷跑一趟生意赚的还多。爷爷准时回家了，照例先摸摸米缸。他见缸里还有大半缸米，不知是惊是喜，问道：“你们娘儿几个这几天没有吃饭？”奶奶闻声，冲着爷爷嚷道：“吃你个死！”
听奶奶嚷完，爷爷一屁股瘫坐在凳上，长叹着：“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啊！”奶奶同爷爷商量，再怎么苦，也要送我父亲去念书，不然长大了钱都认不得。我父亲因此因祸得福，当年就进学堂读书去了。
奶奶若是生在有钱人家，只怕是个识文断字的才女。老人家目不识丁，可我记得小时候听她说话，嘴边居然时常冒出些之乎者也来。她同人辩理，或是帮人劝架，满口四六八句，都能押上韵，总是说得人家心服口服。当年为了争水，我们王姓同邻村覃姓年年打架。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很是惨烈。有年，打完架后，官司打到县衙门。我们王姓却没有一个男丁敢当头上县里说理。想来想去，全族人公推我的奶奶。那是我奶奶这辈子最风光的一回，让男人们用轿子抬着去了县里，同覃姓头人对簿公堂。我奶奶巧舌如簧，谈锋如剑，驳得覃姓人张不开口，睁不开眼。一个女人家，真还把官司打赢了。自此，我奶奶有了“乡约老爷”的雅号，半是玩笑，半是敬重。
奶奶的掌故很多，都是妈妈和爸爸告诉我的。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奶奶似乎一直就是位瞎了眼睛的老太太，成天迈着双小脚，在老屋里转来转去，嘴巴总是动个不停，好像老在吃什么。我少不更事，总喜欢问奶奶您吃什么？奶奶便会笑着说，我在吃亏！我们家乡，大凡人生种种苦楚，都可归之为吃亏。现在想来，奶奶那一辈人，除了吃亏，还能有什么呢？
奶奶临终的情景，妈妈后来时常说起。奶奶已病得不行了。医生每天都说老人家熬不过今天了。可奶奶浑浊的眼睛老是睁着，就是不肯闭上。我妈妈说，你奶奶在盼她儿子。我爸爸外出几个月了，他不知道老母已经病重。这天，突然收到爸爸的一封信。果然，听妈妈念完爸爸的信，奶奶眼睛一闭喉头咕噜一声，就落气了。那年月，我爸爸戴罪在身，独自飘零天涯，奶奶怎么放心得下。
我的妈妈也早就做了奶奶，可她总是把老奶奶挂在嘴边。看着儿孙们都大了，妈妈总说，要是你奶奶还在，多好。妈妈说，你奶奶那坟眼啊，是五色土，村里人都说奇，到了冬天，别的坟头上草都黄了，只有你奶奶坟上的芭茅青油油的。
爷爷
爷爷这辈子，不知总在思考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除非做事，他总是蜷在堂屋的长凳上抽旱烟。旱烟袋老长老长，戳在地上。爷爷不太说话，他有些结巴，嘴里就干脆衔着烟袋。他的眼睛总是望着某个地方出神。呛人的旱烟袅袅娜娜。爷爷到死都是这个样子，在浪漫的读书人看去，像位深邃的哲人。若是夏天，黄昏将近，爷爷早早地就在屋前的场院里烧上一堆浓烟，熏蚊子。天一断黑，吃了晚饭，爷爷就蹲在烟堆旁，旱烟袋伸进暗红的火灰里，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小孩子们嬉闹也罢，大人们拉家常也罢，都不管他的事。他
其实，爷爷一辈子只做过三桩事：种田、种西瓜、当小贩。爷爷的西瓜种在离村子三里以外的河滩上。那河滩没主的，谁家愿意种，就去开垦一片。爸爸说起过小时候帮爷爷守西瓜的事。爷爷在河中间的沙洲上开了一片地，爷爷和爸爸每次都得涉过浅浅的河水，才能去瓜地里。爸爸说那时的西瓜很大很大，一个足有二三十斤。爸爸嘴馋了想偷吃，一个又吃不完，只有干着急。我说那么好的西瓜，是不是很赚钱爸爸说，哪里赚钱？亩产也不高，又不好卖，挑着两个西瓜四邻八乡的转上一天都卖不完。田里只种稻子，那时候禾栽得稀，田里还养鱼。要吃鱼了，拿个竹罩子去罩，一罩一个。猪吃叫，鱼吃跳啊。爸爸说得我都神往起来，可他马上又说，田少了，产量又低，爷爷还得在农闲的时候跑武冈，做些小本生意。那生意做得苦啊，来去都得走两百多里山路，还挑着百把斤担子。有回路上遇上强盗，把货担抢了，还里里外外搜身。爷爷有块光洋，幸好事先缝在腋下的衣缝里，才没有被搜走。可怜爷爷双腿叉开，双手举着，任人上上下下搜个遍，身上的汗就像黄豆样地滚下来。据说，奶奶后来只要说起这事，就怪爷爷不该把光洋藏着，老老实实送给强盗好了，让他们花了这钱绝子绝孙去。万一要是搜到那块光洋，散财还是小事，那强盗还会把你耳朵割掉。奶奶一辈子都在后怕这事。
爷爷闷着头抽烟，他能想些什么大事呢？他在想西瓜怎么不好卖？怎么就不能多置几亩田？能做些什么更赚钱的生意？遭强盗抢劫的事他兴许只是偶尔想起，他在那条路上跑过无数回，毕竟只碰过一回强盗。可就是这些问题，爷爷也许到死也想不明白。这其实是关于他这一生命运的大问题，爷爷注定是想不清楚的。
也许爷爷这辈子什么大事都没想过。他只是一声不响地劳作。饿了，就得吃饭；要吃，就得做事。哪样事情该做，也都是不需要思考的，手和脚就是他的脑袋。有年冬天，爷爷从地里做事回来，见一个乞丐裤子破得像渔网，人冻得全身发紫，缩在稻草堆里嗷嗷叫。爷爷回来，跟奶奶说了声，就给那乞丐送了条裤子去。其实，爷爷奶奶老两口儿总共才三条裤子，轮着换洗。不知爷爷奶奶又要节衣缩食多少日子，才能重新缝上一条裤子。
终于，爷爷身体渐渐虚弱了。先是腿弯儿发酸，后来脚发肿。于是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了。他老人家只活了六十三岁。妈妈说，爷爷是累死的，穷死的。爷爷去世的时候，是否已穿上一条新裤子？
爷爷去得早，那会儿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爷爷在我脑子里的那些模糊印象，都是我根据爸爸妈妈断断续续的讲述，虚构出来的。爷爷的那些故事，我理不清时间先后，也弄不准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但却是真实的。不像那些线装书里记载的历史，看上去言之凿凿，实则大多是谎话。其实，不管二十四史何其洋洋，老百姓是另有一部史书的。他们更相信口碑相传的祖宗故事，时间长了，祖宗也许就在传说中封神登仙了。民间传说不理会正统，不讲究为尊者讳，也不为谁隐恶扬善，只认天地良心，便往往同正史相悖。
爷爷就葬在老屋对门的太平垴。上山的路很陡，顶上却平得像跑马场。满山千奇百怪的枞树，夜半风起，林涛凄厉，很吓人的。风清月朗的秋夜，山里的杜鹃叫得人们鼻腔儿忍不住发酸。那是我们王家祖祖辈辈的坟场。有年清明，爸爸带着全家老小上山扫墓。我们在枞树林里钻了好久，才找到爷爷的坟。坟不大，只是一个扁平的土堆，也没有墓碑。爸爸是凭着坟前的一块石头认准的。我顿时眼睛有些发涩。这就是我爷爷啊他老人家也算过了一辈子啊！我甚至怀疑爸爸是否真的认准了爷爷的坟墓，说不定我们祭奠的只是一堆没了后人的荒冢。
爆竹噼噼吧吧地响起来，我想爷爷是听不见这喧闹声的，他再也不会闷着头想什么大事情。老人家已经安安静静四十多个春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