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厌烦的热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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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令人厌烦的热心人。
“哟，你们这味儿可不对呀！”
随着声音，一个人走进了薛家的苫棚。
路喜纯正在弄凉菜，薛大娘正在火上炒米。薛大娘一听这话音，心里头就“咯噔”一下，老大的不自在。她头也不回，一边使劲用锅铲翻米，一边敷衍地招呼着：“他詹姨起来啦？”
被叫做“他詹姨”的，是一位48岁的妇女，名叫詹丽颖，住在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东屋里，她家恰好同薛家屋对屋。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人——在她的生活道路上，遭遇过那么多不公正的打击，乃至于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惩罚——可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同情她的人总是不多。为什么呢？
按说人家薛家办喜事，薛大娘又是个相当讲究吉利的老人，你到人家那边去，头一句话无论如何不该是“你们这味儿可不对”可詹丽颖想不到这一点。她绝对是善意的，并且，愿意以一切方式来帮忙操弄，可她就那么个做派——这星期日的早晨她睡了个懒觉，刚刚起床，洗了脸，漱了口，拿把梳子正在梳头。也许因为心情特别好的缘故吧，她的嗅觉似乎比任何时候都灵敏——闻出对过的炒米似乎散发出了焦煳的气味，便立即跑过去，仍旧用梳子梳着头，甩着嗓门建议说：“快往里头洒点醋！快呀！”
正拌凉菜的路喜纯，瞟了这位詹姨一眼，心想真是越外行越敢支嘴，不过他搞不清薛家同这位詹姨的关系，所以，一时便没有张嘴发话。
薛大娘被詹丽颖的几嗓子弄得慌了手脚。詹丽颖光咋呼还不算，还把头直伸到锅上来嗅，一边嗅还一边继续梳她的头发，薛大娘厌恶得恨不能用锅铲敲她两下——她那头屑不知掉进了锅里多少，有这么管闲事的吗？
詹丽颖却一点没有觉察出别人对她的厌恶——她一生就吃亏在总不能及时体察出这一点，而及时抑制自己的言行——她把梳子往头发上一插，自己抄起案上的醋瓶子，揪开瓶盖就要往锅里倒醋。
“别倒别倒，”路喜纯不得不站过来干预了，他从詹丽颖手里夺过醋瓶子，解释说“倒醋可解不了这味儿。等一会儿进锅蒸的时候，拌一点儿辣椒末、洒一点儿酒，味儿自然就正了。”
他本以为把醋瓶子这么一夺，对方非生气不可，谁知那詹姨跟他脸对脸以后，却忽然瞪圆眼睛，嘻开嘴巴，满面笑容地惊呼起来：“咦，你不是嵇志满教过的那个学生吗？”
路喜纯倒给她弄得一愣。冷静地一想，对了，在嵇老师宿舍里，见过这位妇女。原来她也住在这个院里。嵇老师那么个稳稳当当的人，怎么会有这么个咋咋呼呼的朋友呢？何况还是个女的！
薛大娘见詹姨同这位请来掌勺的小师傅拉上了近乎，心里更不受用。她有意用炒勺重重地敲打着锅边，提醒着詹丽颖不要碍别人的事。詹丽颖却浑然不觉，甩着嗓门同路喜纯问答了几句以后，才仿佛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径自跑回自家屋里去了。
“你们怎么认识的？”詹丽颖那边合上了门，薛大娘便问路喜纯。
“咳，就见过一回。您这街坊可真够各1的！”路喜纯可不觉得认识这位詹姨光彩。
“她呀，怎么说呢？真不招人喜欢，”薛大娘忍不住压低声音对路喜纯说“她当过右派！”
在薛大娘心目当中，尽管新政策几乎已经给当年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她还是觉得戴过“右派”帽子是桩丢人的事。路喜纯却一听“她当过右派”反而对这位詹姨生出了几分敬重。近年来的小说、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当中所出现的“右派”形象，几乎都是些品质高尚、才学超群的人物，因此给了路喜纯这一茬人这样的感受——戴过“右派”帽子，实在是一桩光荣的事。这位詹姨，别看咋咋呼呼的，说不定倒是个女中豪杰呢！难怪嵇老师肯同她交朋友
詹丽颖的确当过“右派”她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呢？是像1958年到1966年之间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时刻企盼着台湾的蒋介石“反攻大陆”吗？是像“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同“走资派”勾结在一起，对抗过“革命造反派”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冲击吗？抑或是像1977年某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操纵着名为“革命造反派”实为“四人帮”的爪牙们，向被诬为“走资派”而实际上是革命的老干部夺权吗？要不，就像近年来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为捍卫真理而遭受了沉重打击，但在人民群众的关怀和支持下经受住了二十多年的磨难，终于使那颗忠于革命、挚爱祖国的心得到了大家的承认和景仰吗？
她全然不是那么个情况。
“反右”期间，她已从大学毕业，分到了设计院当技术员。她的专业水平在设计院中至少属于中上之列，工作态度总的来说也无可挑剔，然而她这人的性格实在不讨人喜欢。
她哑嗓子、大嗓门，说话惊惊咋咋。这倒罢了，头一条她最爱夸张，什么事情经她嘴里一说，不夸张十倍以上绝不罢休。比如她就曾经在设计院的工休时间甩着嗓门大声宣布：“嘿，知道吗？党委办公室新来了个副主任，是位部长夫人，个子那个矮啊——真叫‘三寸丁谷树皮’，北京土话叫‘地出溜’”即使真是这样，她这种谈吐也是不礼貌的表现，更何况当人们都看到这位副主任以后，发现人家只不过是个子稍矮而已，体态还是自成比例的，并且也并非部长夫人，而是一位副局长的夫人。你想当同志们再听詹丽颖报道类似消息时，能不怀疑吗？当他们耳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詹丽颖的这种聒噪时，能不厌烦吗？
再一条她不懂得理解别人、体贴别人。固然她从未有意去伤害过别人，但她说出的话，总在无意之间让别人难以忍受。她会没心没肺地对一位为自己发胖而感到羞赧的女同事大声地宣布：“哟，你又长膘啦？你爱人净弄什么好的给你吃，把你揣得这么肥啊？”这还不算什么，人家刚死去了丈夫，正在悲痛之中，她却把这档子事忘了，非拽人家去看电影，还是部外国喜剧片，人家说不想去，她便嘻嘻哈哈地揉着人家肩膀说：“装什么假正经哟！谁不想开开心，乐一乐？你不去，我可要‘拉娘配’啦！”弄得人家只好跟她撂下脸来；她恍然以后，也并不道歉，只是歪歪嘴，便又缠另一位去了。在这类小事中，她究竟得罪了多少人，连她自己也算不清。
最要命的一条是她不懂好歹。任性起来，不仅跟争吵的对象闹个天翻地覆，去从中劝和的人，包括那明明是站在她一边维护她的人，她也一概不认，有时反而把那本是向着她的人，激怒得成为了她最主要的争吵者。比如有回在食堂打饭，她跟盛菜的一位女炊事员争吵了起来。她本是占理的——她指出菜里有条青虫，严词批评了食堂，要求给她另盛别的菜，而那位女炊事员只把她碗中的青虫挑出去完事，强词夺理地为食堂辩护——这时那位曾被她讥为“三寸丁谷树皮”的副主任，正好排队排在她后面，为了支持她对食堂的批评，便站拢售菜的窗口，对那位炊事员说：“小詹的批评虽然态度急躁了一点，可你们食堂的工作确实——”话没说完，反倒被詹丽颖气呼呼地截断了：“我态度急躁？我倒犯错误了？我就该心平气和地把那条虫子吞进肚子去吗？他们熬出一锅虫子你们也不管是不是？倒怪我急躁了？那条虫子要盛在你碗里，你要不比我急躁才怪！”那位副主任开始还耐心地对她说：“小詹同志，你冷静一点嘛。你对食堂的批评，我是支持的嘛”可詹丽颖居然又截断了她的话，又气势汹汹地发泄了一通火气，弄得那位副主任也脸红气粗起来：“詹丽颖同志，我们饭后再谈好不好？后面的同志还等着打菜呢！”詹丽颖竟把搪瓷碗里的菜往地上一泼，气冲冲地扭身跑出了食堂。旁观者们对她是怎么个印象，她连想也没想。
“反右”运动起来了。她难免有些按当时的标准衡量算是错误的言论，这些言论属于可划“右派”可不划“右派”之列，在衡定她是否属于“右派分子”的天平上，如果根据她出身并不算坏和她工作中表现尚属努力，撤下一个砝码，她便偏到了“不划”一边，但最后却因为她上述的性格弱点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恶感，反给她加上了一个砝码，于是她便偏到了“应划”一边。当在设计室召开了她的批判会，并宣布她为“右派分子”时，她才头一回失去了大嗓门和任性的劲头，变得像个石头人一般。划“右”以后她当了一段时间的晒图员，后来便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临去农村的时候，那位办公室副主任找她个别谈话。她问：“我该怎么改造呢？我究竟主要该改造什么呢？”副主任见她眼里噙着泪水，动了恻隐之心，见屋里没有别人，便诚恳地对她说：“你怕主要是个修养问题。你太缺乏修养了。你吃的就是这个亏。”说完，便打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一本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递给了她。她惶恐地接了过来，心想，我是反动派了，人家还让我看共产党员该怎么修养，以前真不该对人家那样心里一感动，她便放开嗓子痛哭起来，这一哭倒把那副主任吓坏了，忙过去把办公室门打开，好让从走廊上路过的人看见和听见自己是怎样在同詹丽颖谈话；当詹丽颖放纵完自己的感情，听到那副主任已经变换了诚恳的劝谕口气，而是冷冰冰地在训斥自己时，不由得纳闷，刚才不是还那样吗？怎么
詹丽颖从此经受了二十多年的改造。她干过最粗笨的活，忍受过最粗鄙的侮辱，被人们当面无数次地训斥批判，也被人们背后无数次地戳脊梁骨；她写过铺开来大概能绕北京城一周的该写和不该写、真诚和半真诚乃至虚伪的检查；她对社会和人生都有了更接近于正确和更趋向于深刻的认识，然而她的性格却变化不大——这真是一件万分遗憾的事。后来接收她的各个单位，只要求她改造思想，而并不要求她改造性格。在她后来的生活道路上，竟再没有遇上过像那位矮个子的办公室副主任式的人物，现在回想起来，惟有那位副主任看透了她究竟吃的是什么亏。
更糟糕的是，倘若说过去的境遇多少总能使她对自己的性格弱点无形中有所抑制，那么，四年前她那“右派”问题的彻底平反，反倒使她固有的性格弱点更加放纵地显现出来。正像当年在设计院定她成为“右派”时，很少有人同情她一样，当她因落实政策而重新回到那所设计院时，也很少有人对她表现出抚慰和亲近。那惟一的一位比较能理解她和帮助她的副主任，不幸已在“文化大革命”中逝世。在她的生活历程中，再获得那样的一位上级或同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对于人来说，最难以改造的确实莫过于性格。对于描写一个人来说，最难以表现充分的也莫过于性格。谁的性格只有一种成分，呈现出的只是一种状态呢？詹丽颖性格中那些不良的因素，使她倒了大霉，然而她性格中的另一些因素——与没心没肺并存的豪爽，与出语粗俗并存的能够吃苦耐劳，与任性纵情并存的不记仇不报复，与咋咋呼呼并存的乐于助人却也使得她获得了爱情。
在她1962年摘了“右派”帽子之后，经人介绍，她同在四川工作的一位搞冶金的技术员结婚了。那位技术员也是个“摘帽右派”他们每年只能相聚一个月左右，因此双方来不及细察对方性格上的弱点，而只从对方表现出来的性格优势上获得一种甜蜜的满足。现在他们都被评为工程师，并有了结束两地分居状态的最大可能。詹丽颖听说北京市中学缺少外语师资，外地可胜任中学外语教学任务的大学毕业生，最容易调入北京，因此积极地展开了活动，去找当年大学同学嵇志满，也正是为了验证这方面的消息。
找嵇志满，本是为了解决她自己的问题，可是谈话之间，知道嵇志满这么多年竟然还没结婚，她又突然勃发出一种热情，不管人家嵇志满是怎么个想法，积极地为嵇志满介绍起对象来。
詹丽颖就是这么个人，她常以人家最不欢迎的方式去热情地帮助别人。此刻又一次如此——她兴冲冲地跑回自己家，找出来一塑料口袋的炒米粉，又兴冲冲地跑到薛家权作厨房的苫棚中，一把夺过薛大娘手里的擀面杖——其时薛大娘正在案板上把炒好的米粒碾碎，——又一把将自己带去的炒米粉口袋撕开，把那炒米粉倒在案板上，大声地笑着说：“甭费那份力气啦！瞧我这个，多黄多香！这是我们那口子秋天探亲时候，带回来的，够你们蒸一大锅米粉肉吧！”
她做派唐突，本来惹人讨厌，但当薛大娘用手捧起一些炒米粉，凑拢鼻际嗅了嗅以后，却又不禁感念她的善意，那真是地道的四川米粉啊！敢情人家四川人行事精细，连这蒸米粉肉的米粉也有现成的卖，早知如此，又何必现炒生米呢？
薛大娘脸上有了笑容，对詹丽颖说：“你们那口子大老远带来的，不容易，你自己留着用吧”詹丽颖满脸真诚、浑身热情，连连说：“哪的话，哪的话，我让他再捎一百袋一千袋不也是容易的事？他敢不给我捎来吗？今天是纪跃的好日子，我贡献点这个算得了什么呀？还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地方，您可别客气，您发话就是！”薛大娘爱听这样的话，她脸上的笑纹更多了，把那炒米粉指给路喜纯看，问：“就使她这个吧？”路喜纯看了，点点头说：“使上吧。您炒的那些个也使上，不用擀碎了，合弄到一块使，多蒸会儿就是。”
正在这时，薛大娘听见一声唤：“妈！”她朝苫棚外一看，原来是儿媳妇孟昭英牵着孙女小莲蓬来了。
一位令人厌烦的热心人。
“哟，你们这味儿可不对呀！”
随着声音，一个人走进了薛家的苫棚。
路喜纯正在弄凉菜，薛大娘正在火上炒米。薛大娘一听这话音，心里头就“咯噔”一下，老大的不自在。她头也不回，一边使劲用锅铲翻米，一边敷衍地招呼着：“他詹姨起来啦？”
被叫做“他詹姨”的，是一位48岁的妇女，名叫詹丽颖，住在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东屋里，她家恰好同薛家屋对屋。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人——在她的生活道路上，遭遇过那么多不公正的打击，乃至于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惩罚——可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同情她的人总是不多。为什么呢？
按说人家薛家办喜事，薛大娘又是个相当讲究吉利的老人，你到人家那边去，头一句话无论如何不该是“你们这味儿可不对”可詹丽颖想不到这一点。她绝对是善意的，并且，愿意以一切方式来帮忙操弄，可她就那么个做派——这星期日的早晨她睡了个懒觉，刚刚起床，洗了脸，漱了口，拿把梳子正在梳头。也许因为心情特别好的缘故吧，她的嗅觉似乎比任何时候都灵敏——闻出对过的炒米似乎散发出了焦煳的气味，便立即跑过去，仍旧用梳子梳着头，甩着嗓门建议说：“快往里头洒点醋！快呀！”
正拌凉菜的路喜纯，瞟了这位詹姨一眼，心想真是越外行越敢支嘴，不过他搞不清薛家同这位詹姨的关系，所以，一时便没有张嘴发话。
薛大娘被詹丽颖的几嗓子弄得慌了手脚。詹丽颖光咋呼还不算，还把头直伸到锅上来嗅，一边嗅还一边继续梳她的头发，薛大娘厌恶得恨不能用锅铲敲她两下——她那头屑不知掉进了锅里多少，有这么管闲事的吗？
詹丽颖却一点没有觉察出别人对她的厌恶——她一生就吃亏在总不能及时体察出这一点，而及时抑制自己的言行——她把梳子往头发上一插，自己抄起案上的醋瓶子，揪开瓶盖就要往锅里倒醋。
“别倒别倒，”路喜纯不得不站过来干预了，他从詹丽颖手里夺过醋瓶子，解释说“倒醋可解不了这味儿。等一会儿进锅蒸的时候，拌一点儿辣椒末、洒一点儿酒，味儿自然就正了。”
他本以为把醋瓶子这么一夺，对方非生气不可，谁知那詹姨跟他脸对脸以后，却忽然瞪圆眼睛，嘻开嘴巴，满面笑容地惊呼起来：“咦，你不是嵇志满教过的那个学生吗？”
路喜纯倒给她弄得一愣。冷静地一想，对了，在嵇老师宿舍里，见过这位妇女。原来她也住在这个院里。嵇老师那么个稳稳当当的人，怎么会有这么个咋咋呼呼的朋友呢？何况还是个女的！
薛大娘见詹姨同这位请来掌勺的小师傅拉上了近乎，心里更不受用。她有意用炒勺重重地敲打着锅边，提醒着詹丽颖不要碍别人的事。詹丽颖却浑然不觉，甩着嗓门同路喜纯问答了几句以后，才仿佛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径自跑回自家屋里去了。
“你们怎么认识的？”詹丽颖那边合上了门，薛大娘便问路喜纯。
“咳，就见过一回。您这街坊可真够各1的！”路喜纯可不觉得认识这位詹姨光彩。
“她呀，怎么说呢？真不招人喜欢，”薛大娘忍不住压低声音对路喜纯说“她当过右派！”
在薛大娘心目当中，尽管新政策几乎已经给当年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她还是觉得戴过“右派”帽子是桩丢人的事。路喜纯却一听“她当过右派”反而对这位詹姨生出了几分敬重。近年来的小说、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当中所出现的“右派”形象，几乎都是些品质高尚、才学超群的人物，因此给了路喜纯这一茬人这样的感受——戴过“右派”帽子，实在是一桩光荣的事。这位詹姨，别看咋咋呼呼的，说不定倒是个女中豪杰呢！难怪嵇老师肯同她交朋友
詹丽颖的确当过“右派”她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呢？是像1958年到1966年之间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时刻企盼着台湾的蒋介石“反攻大陆”吗？是像“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同“走资派”勾结在一起，对抗过“革命造反派”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冲击吗？抑或是像1977年某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操纵着名为“革命造反派”实为“四人帮”的爪牙们，向被诬为“走资派”而实际上是革命的老干部夺权吗？要不，就像近年来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为捍卫真理而遭受了沉重打击，但在人民群众的关怀和支持下经受住了二十多年的磨难，终于使那颗忠于革命、挚爱祖国的心得到了大家的承认和景仰吗？
她全然不是那么个情况。
“反右”期间，她已从大学毕业，分到了设计院当技术员。她的专业水平在设计院中至少属于中上之列，工作态度总的来说也无可挑剔，然而她这人的性格实在不讨人喜欢。
她哑嗓子、大嗓门，说话惊惊咋咋。这倒罢了，头一条她最爱夸张，什么事情经她嘴里一说，不夸张十倍以上绝不罢休。比如她就曾经在设计院的工休时间甩着嗓门大声宣布：“嘿，知道吗？党委办公室新来了个副主任，是位部长夫人，个子那个矮啊——真叫‘三寸丁谷树皮’，北京土话叫‘地出溜’”即使真是这样，她这种谈吐也是不礼貌的表现，更何况当人们都看到这位副主任以后，发现人家只不过是个子稍矮而已，体态还是自成比例的，并且也并非部长夫人，而是一位副局长的夫人。你想当同志们再听詹丽颖报道类似消息时，能不怀疑吗？当他们耳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詹丽颖的这种聒噪时，能不厌烦吗？
再一条她不懂得理解别人、体贴别人。固然她从未有意去伤害过别人，但她说出的话，总在无意之间让别人难以忍受。她会没心没肺地对一位为自己发胖而感到羞赧的女同事大声地宣布：“哟，你又长膘啦？你爱人净弄什么好的给你吃，把你揣得这么肥啊？”这还不算什么，人家刚死去了丈夫，正在悲痛之中，她却把这档子事忘了，非拽人家去看电影，还是部外国喜剧片，人家说不想去，她便嘻嘻哈哈地揉着人家肩膀说：“装什么假正经哟！谁不想开开心，乐一乐？你不去，我可要‘拉娘配’啦！”弄得人家只好跟她撂下脸来；她恍然以后，也并不道歉，只是歪歪嘴，便又缠另一位去了。在这类小事中，她究竟得罪了多少人，连她自己也算不清。
最要命的一条是她不懂好歹。任性起来，不仅跟争吵的对象闹个天翻地覆，去从中劝和的人，包括那明明是站在她一边维护她的人，她也一概不认，有时反而把那本是向着她的人，激怒得成为了她最主要的争吵者。比如有回在食堂打饭，她跟盛菜的一位女炊事员争吵了起来。她本是占理的——她指出菜里有条青虫，严词批评了食堂，要求给她另盛别的菜，而那位女炊事员只把她碗中的青虫挑出去完事，强词夺理地为食堂辩护——这时那位曾被她讥为“三寸丁谷树皮”的副主任，正好排队排在她后面，为了支持她对食堂的批评，便站拢售菜的窗口，对那位炊事员说：“小詹的批评虽然态度急躁了一点，可你们食堂的工作确实——”话没说完，反倒被詹丽颖气呼呼地截断了：“我态度急躁？我倒犯错误了？我就该心平气和地把那条虫子吞进肚子去吗？他们熬出一锅虫子你们也不管是不是？倒怪我急躁了？那条虫子要盛在你碗里，你要不比我急躁才怪！”那位副主任开始还耐心地对她说：“小詹同志，你冷静一点嘛。你对食堂的批评，我是支持的嘛”可詹丽颖居然又截断了她的话，又气势汹汹地发泄了一通火气，弄得那位副主任也脸红气粗起来：“詹丽颖同志，我们饭后再谈好不好？后面的同志还等着打菜呢！”詹丽颖竟把搪瓷碗里的菜往地上一泼，气冲冲地扭身跑出了食堂。旁观者们对她是怎么个印象，她连想也没想。
“反右”运动起来了。她难免有些按当时的标准衡量算是错误的言论，这些言论属于可划“右派”可不划“右派”之列，在衡定她是否属于“右派分子”的天平上，如果根据她出身并不算坏和她工作中表现尚属努力，撤下一个砝码，她便偏到了“不划”一边，但最后却因为她上述的性格弱点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恶感，反给她加上了一个砝码，于是她便偏到了“应划”一边。当在设计室召开了她的批判会，并宣布她为“右派分子”时，她才头一回失去了大嗓门和任性的劲头，变得像个石头人一般。划“右”以后她当了一段时间的晒图员，后来便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临去农村的时候，那位办公室副主任找她个别谈话。她问：“我该怎么改造呢？我究竟主要该改造什么呢？”副主任见她眼里噙着泪水，动了恻隐之心，见屋里没有别人，便诚恳地对她说：“你怕主要是个修养问题。你太缺乏修养了。你吃的就是这个亏。”说完，便打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一本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递给了她。她惶恐地接了过来，心想，我是反动派了，人家还让我看共产党员该怎么修养，以前真不该对人家那样心里一感动，她便放开嗓子痛哭起来，这一哭倒把那副主任吓坏了，忙过去把办公室门打开，好让从走廊上路过的人看见和听见自己是怎样在同詹丽颖谈话；当詹丽颖放纵完自己的感情，听到那副主任已经变换了诚恳的劝谕口气，而是冷冰冰地在训斥自己时，不由得纳闷，刚才不是还那样吗？怎么
詹丽颖从此经受了二十多年的改造。她干过最粗笨的活，忍受过最粗鄙的侮辱，被人们当面无数次地训斥批判，也被人们背后无数次地戳脊梁骨；她写过铺开来大概能绕北京城一周的该写和不该写、真诚和半真诚乃至虚伪的检查；她对社会和人生都有了更接近于正确和更趋向于深刻的认识，然而她的性格却变化不大——这真是一件万分遗憾的事。后来接收她的各个单位，只要求她改造思想，而并不要求她改造性格。在她后来的生活道路上，竟再没有遇上过像那位矮个子的办公室副主任式的人物，现在回想起来，惟有那位副主任看透了她究竟吃的是什么亏。
更糟糕的是，倘若说过去的境遇多少总能使她对自己的性格弱点无形中有所抑制，那么，四年前她那“右派”问题的彻底平反，反倒使她固有的性格弱点更加放纵地显现出来。正像当年在设计院定她成为“右派”时，很少有人同情她一样，当她因落实政策而重新回到那所设计院时，也很少有人对她表现出抚慰和亲近。那惟一的一位比较能理解她和帮助她的副主任，不幸已在“文化大革命”中逝世。在她的生活历程中，再获得那样的一位上级或同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对于人来说，最难以改造的确实莫过于性格。对于描写一个人来说，最难以表现充分的也莫过于性格。谁的性格只有一种成分，呈现出的只是一种状态呢？詹丽颖性格中那些不良的因素，使她倒了大霉，然而她性格中的另一些因素——与没心没肺并存的豪爽，与出语粗俗并存的能够吃苦耐劳，与任性纵情并存的不记仇不报复，与咋咋呼呼并存的乐于助人却也使得她获得了爱情。
在她1962年摘了“右派”帽子之后，经人介绍，她同在四川工作的一位搞冶金的技术员结婚了。那位技术员也是个“摘帽右派”他们每年只能相聚一个月左右，因此双方来不及细察对方性格上的弱点，而只从对方表现出来的性格优势上获得一种甜蜜的满足。现在他们都被评为工程师，并有了结束两地分居状态的最大可能。詹丽颖听说北京市中学缺少外语师资，外地可胜任中学外语教学任务的大学毕业生，最容易调入北京，因此积极地展开了活动，去找当年大学同学嵇志满，也正是为了验证这方面的消息。
找嵇志满，本是为了解决她自己的问题，可是谈话之间，知道嵇志满这么多年竟然还没结婚，她又突然勃发出一种热情，不管人家嵇志满是怎么个想法，积极地为嵇志满介绍起对象来。
詹丽颖就是这么个人，她常以人家最不欢迎的方式去热情地帮助别人。此刻又一次如此——她兴冲冲地跑回自己家，找出来一塑料口袋的炒米粉，又兴冲冲地跑到薛家权作厨房的苫棚中，一把夺过薛大娘手里的擀面杖——其时薛大娘正在案板上把炒好的米粒碾碎，——又一把将自己带去的炒米粉口袋撕开，把那炒米粉倒在案板上，大声地笑着说：“甭费那份力气啦！瞧我这个，多黄多香！这是我们那口子秋天探亲时候，带回来的，够你们蒸一大锅米粉肉吧！”
她做派唐突，本来惹人讨厌，但当薛大娘用手捧起一些炒米粉，凑拢鼻际嗅了嗅以后，却又不禁感念她的善意，那真是地道的四川米粉啊！敢情人家四川人行事精细，连这蒸米粉肉的米粉也有现成的卖，早知如此，又何必现炒生米呢？
薛大娘脸上有了笑容，对詹丽颖说：“你们那口子大老远带来的，不容易，你自己留着用吧”詹丽颖满脸真诚、浑身热情，连连说：“哪的话，哪的话，我让他再捎一百袋一千袋不也是容易的事？他敢不给我捎来吗？今天是纪跃的好日子，我贡献点这个算得了什么呀？还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地方，您可别客气，您发话就是！”薛大娘爱听这样的话，她脸上的笑纹更多了，把那炒米粉指给路喜纯看，问：“就使她这个吧？”路喜纯看了，点点头说：“使上吧。您炒的那些个也使上，不用擀碎了，合弄到一块使，多蒸会儿就是。”
正在这时，薛大娘听见一声唤：“妈！”她朝苫棚外一看，原来是儿媳妇孟昭英牵着孙女小莲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