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回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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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胜平经过了反复的思考，提出对公司的投资流程体系进行全面的强化，重组投资决策委员会，新的投资决策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分别是刘娟、雷胜平、戴冰冰以及公司的督察长和研究总监。投资决策委员会的职能是分析研究员的季度报告，确定每个季度的投资方向和核心策略，同时，每个星期召开一次例会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对策略进行必要的修正，日常的工作由投资总监负责。在公司中，这个投资决策委员会是负责投资的最高机构。而公司的股票池由各位行业研究员负责建立，每个行业研究员确定自己所负责行业的被选股票，由此汇总成为整个公司的股票池。此后，根据行业研究员的二次筛选以及整个研究部门的探讨，研究总监确定核心股票池。基金经理的投资组合原则上只能从股票池中选取，其中前二十大重仓股要从核心股票池中选取。公司督察长负责监控投资组合的变化，对基金重仓股走势进行严密监控，对每个季度走势最弱的十只股票进行分析，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汇报。
如果按照雷胜平的建议，基金经理在投资过程中的权限将会有所降低，而研究员的重要性则是得到了提升，不再是单纯的策略建议，更重要的是直接负责股票池的建立，这几乎从源头上杜绝基金经理个人偏好的操作。对于这样的一套投资流程，基金经理戴冰冰并不认同。在原先的基金公司，戴冰冰所管理的股票型基金当年业绩并不逊色于雷胜平，因此，她毫不怀疑自己的投资能力在雷胜平之上。
“胜平，如果完全由行业研究员决定股票池的构成，那还要我们基金经理做什么？”讨论中，戴冰冰劈头盖脸地问。
“我们当然有我们要做的事情，行业研究员给我们画了一个大的圈子，我们呢就从这个大圈子里面淘金，确定每块金子的比重，戴姐，这个任务已经不轻了。”
“这会抹杀基金经理的个性，投资是一门艺术，每个投资者有每个投资者的选股标准。未必大家都要一致。你这样一个标准，你的股票优选和我的混合平衡还有什么区别？”
“呵呵，当然有区别了，虽然我们是同一个股票池，但资产配置结构、比例、风险各不相同么。”
“ok、ok，你是投资总监，你看着办好了。”戴冰冰不太高兴地走了出去。
雷胜平无奈的耸耸肩，他想起刘娟对自己的要求，一定要和戴冰冰搞好关系。但在投资这件事情上，雷胜平并不打算妥协。
戴冰冰的恼火源自在新的流程中，基金经理的权限受到较大的限制。由于雷胜平同时担任投资总监，当然不会因此受太大的影响，而自己只是一个基金经理，权限的下降意味着投资方面的自主权在降低。而这位毕业于西南财大的金融学硕士急于证明，自己是一个比雷胜平更加优秀的投资精英。
除了对投资体系存在较大的分歧之外，两人对于金融衍生品特别是股指期货的态度也存在较大的分歧。自从二零零七年股指期货问世以来，一年多来公募基金一直很少涉及。一是因为管理层对普通的股票型基金投资股指期货做了一定的比例限制如当年限制基金投资权证一般；另一方面，多数基金认为在任何新品种上市之时都会出现非理性的炒作，作为理性的投资者基金应当回避这样的炒作。虽然道理上说得过去，但也反映出国内基金从业人员虽然学历普遍较高，但对于金融衍生产品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信心，包括一些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也不例外，有的公司内部甚至做出了禁止投资的决定。相比之下，倒是一些券商不知深浅杀了进去，还进行了一些买入封闭式基金卖出股指期货所谓的套利操作。结果，在股指期货被爆炒的阶段，封闭式基金涨幅远远弱于股指期货涨幅，券商无法忍受巨额亏损被迫止损出局，此后股指期货才逐渐走向价值回归之路。这个案例再次说明，不从实际出发，一味按照数学模型套利，终将吞下苦果。
一直以来，宏达基金管理公司内部对股指期货的投资规定为尽量不要投资，虽然对外宣称投资比例不高于百分之八。放弃这样一个金融工具意味着在一旦大盘调整阶段，宏达基金不能够及时进行对冲操作，但由于这一年多大盘仍然处于慢牛行情之中，几次阶段性的调整不过一两百的空间，因此没有运用股指期货对冲的利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显现。雷胜平建议，应当放开对股指期货的投资限制，特别是当前大盘处于高位横盘之下，大幅下跌的风险随时可能显现，不应该放弃股指期货的对冲功能，而戴冰冰则表示股指期货的投资风险较大，金融市场上曾经出现过很多所谓的对冲操作，但都因为交易员在亏损时不断加码最终断送了这些机构的性命。雷胜平反驳说我们投资股指期货的目的是为了对冲，即使出现亏损也可以通过股票多头的盈利弥补，戴冰冰则说由于市场的不成熟，非理性的操作会让股指期货的波动幅度远远超过股票价格的波动，当初券商套利失败正是如此，最终导致以对冲为目的的空头头寸的亏损幅度同样远远大于股票多头的盈利，得不偿失。
刘娟了解到两个人的争论，做了细细思索，她觉得雷胜平已经从一个微观层面的战术家逐步成长为一个战略家，着眼于全局和未来，他的眼光、他对行业的理解和思考在逐步的深入，当然或许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对一个而立之年的年轻人来说已经难能可贵了。相比之下，戴冰冰更多从微观层面出发和现实利益，强调个人能力在投资决策中的作用。当然，战术与战略是缺一不可的，任何一方的偏废都可能影响整个投资的结果。最终，刘娟做出了平衡，基本认可雷胜平关于投资流程的改造，但给基金经理操作的自主性留下了余地。按照刘娟的修改，如果基金经理确实希望从股票池外选择股票，或者从非核心股票池中选择股票进入前二十大重仓股，需要经过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批准。在每个季度内，每位基金经理不得有三次以上的这种情形出现。这样，既肯定了雷胜平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也给戴冰冰的个性化操作留下了空间。而对于股指期货的态度，刘娟也心存顾虑，但她还是同意放开基金经理对股指期货的投资，但投资比例严格控制在百分之四，是雷胜平所要求百分之八的一半。刘娟相信，这样的结局可能两个人都不会太满意，但也许折衷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
雷胜平经过了反复的思考，提出对公司的投资流程体系进行全面的强化，重组投资决策委员会，新的投资决策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分别是刘娟、雷胜平、戴冰冰以及公司的督察长和研究总监。投资决策委员会的职能是分析研究员的季度报告，确定每个季度的投资方向和核心策略，同时，每个星期召开一次例会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对策略进行必要的修正，日常的工作由投资总监负责。在公司中，这个投资决策委员会是负责投资的最高机构。而公司的股票池由各位行业研究员负责建立，每个行业研究员确定自己所负责行业的被选股票，由此汇总成为整个公司的股票池。此后，根据行业研究员的二次筛选以及整个研究部门的探讨，研究总监确定核心股票池。基金经理的投资组合原则上只能从股票池中选取，其中前二十大重仓股要从核心股票池中选取。公司督察长负责监控投资组合的变化，对基金重仓股走势进行严密监控，对每个季度走势最弱的十只股票进行分析，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汇报。
如果按照雷胜平的建议，基金经理在投资过程中的权限将会有所降低，而研究员的重要性则是得到了提升，不再是单纯的策略建议，更重要的是直接负责股票池的建立，这几乎从源头上杜绝基金经理个人偏好的操作。对于这样的一套投资流程，基金经理戴冰冰并不认同。在原先的基金公司，戴冰冰所管理的股票型基金当年业绩并不逊色于雷胜平，因此，她毫不怀疑自己的投资能力在雷胜平之上。
“胜平，如果完全由行业研究员决定股票池的构成，那还要我们基金经理做什么？”讨论中，戴冰冰劈头盖脸地问。
“我们当然有我们要做的事情，行业研究员给我们画了一个大的圈子，我们呢就从这个大圈子里面淘金，确定每块金子的比重，戴姐，这个任务已经不轻了。”
“这会抹杀基金经理的个性，投资是一门艺术，每个投资者有每个投资者的选股标准。未必大家都要一致。你这样一个标准，你的股票优选和我的混合平衡还有什么区别？”
“呵呵，当然有区别了，虽然我们是同一个股票池，但资产配置结构、比例、风险各不相同么。”
“ok、ok，你是投资总监，你看着办好了。”戴冰冰不太高兴地走了出去。
雷胜平无奈的耸耸肩，他想起刘娟对自己的要求，一定要和戴冰冰搞好关系。但在投资这件事情上，雷胜平并不打算妥协。
戴冰冰的恼火源自在新的流程中，基金经理的权限受到较大的限制。由于雷胜平同时担任投资总监，当然不会因此受太大的影响，而自己只是一个基金经理，权限的下降意味着投资方面的自主权在降低。而这位毕业于西南财大的金融学硕士急于证明，自己是一个比雷胜平更加优秀的投资精英。
除了对投资体系存在较大的分歧之外，两人对于金融衍生品特别是股指期货的态度也存在较大的分歧。自从二零零七年股指期货问世以来，一年多来公募基金一直很少涉及。一是因为管理层对普通的股票型基金投资股指期货做了一定的比例限制如当年限制基金投资权证一般；另一方面，多数基金认为在任何新品种上市之时都会出现非理性的炒作，作为理性的投资者基金应当回避这样的炒作。虽然道理上说得过去，但也反映出国内基金从业人员虽然学历普遍较高，但对于金融衍生产品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信心，包括一些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也不例外，有的公司内部甚至做出了禁止投资的决定。相比之下，倒是一些券商不知深浅杀了进去，还进行了一些买入封闭式基金卖出股指期货所谓的套利操作。结果，在股指期货被爆炒的阶段，封闭式基金涨幅远远弱于股指期货涨幅，券商无法忍受巨额亏损被迫止损出局，此后股指期货才逐渐走向价值回归之路。这个案例再次说明，不从实际出发，一味按照数学模型套利，终将吞下苦果。
一直以来，宏达基金管理公司内部对股指期货的投资规定为尽量不要投资，虽然对外宣称投资比例不高于百分之八。放弃这样一个金融工具意味着在一旦大盘调整阶段，宏达基金不能够及时进行对冲操作，但由于这一年多大盘仍然处于慢牛行情之中，几次阶段性的调整不过一两百的空间，因此没有运用股指期货对冲的利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显现。雷胜平建议，应当放开对股指期货的投资限制，特别是当前大盘处于高位横盘之下，大幅下跌的风险随时可能显现，不应该放弃股指期货的对冲功能，而戴冰冰则表示股指期货的投资风险较大，金融市场上曾经出现过很多所谓的对冲操作，但都因为交易员在亏损时不断加码最终断送了这些机构的性命。雷胜平反驳说我们投资股指期货的目的是为了对冲，即使出现亏损也可以通过股票多头的盈利弥补，戴冰冰则说由于市场的不成熟，非理性的操作会让股指期货的波动幅度远远超过股票价格的波动，当初券商套利失败正是如此，最终导致以对冲为目的的空头头寸的亏损幅度同样远远大于股票多头的盈利，得不偿失。
刘娟了解到两个人的争论，做了细细思索，她觉得雷胜平已经从一个微观层面的战术家逐步成长为一个战略家，着眼于全局和未来，他的眼光、他对行业的理解和思考在逐步的深入，当然或许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对一个而立之年的年轻人来说已经难能可贵了。相比之下，戴冰冰更多从微观层面出发和现实利益，强调个人能力在投资决策中的作用。当然，战术与战略是缺一不可的，任何一方的偏废都可能影响整个投资的结果。最终，刘娟做出了平衡，基本认可雷胜平关于投资流程的改造，但给基金经理操作的自主性留下了余地。按照刘娟的修改，如果基金经理确实希望从股票池外选择股票，或者从非核心股票池中选择股票进入前二十大重仓股，需要经过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批准。在每个季度内，每位基金经理不得有三次以上的这种情形出现。这样，既肯定了雷胜平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也给戴冰冰的个性化操作留下了空间。而对于股指期货的态度，刘娟也心存顾虑，但她还是同意放开基金经理对股指期货的投资，但投资比例严格控制在百分之四，是雷胜平所要求百分之八的一半。刘娟相信，这样的结局可能两个人都不会太满意，但也许折衷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