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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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女人我是越来越不懂了,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如今似乎比三十几岁的妇女更容易开通。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去约唐小姐的,但我敢约秦晓芸。说实话,不是我想“勾引”她,恰恰相反,我觉得如果我再不主动约她我就太不绅士了,甚至觉得太委屈她了。男人女人的关系如果到了心有灵犀的份上,男人还装糊涂,再玩深沉,那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要是真深沉就别让感觉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与秦晓芸双方的这种感觉是互相的,分不清你我,也分不清主次。
我已决定主动约秦晓芸,哪怕只是做个姿态。我希望她找个理由拒绝我,那样我就解脱了,没有负罪感了。但她没有拒绝我,我有一种被逼上绝路的感觉。
那天下午,我看着秦晓芸的背影,拨通了她的电话。
“别回头。”我说。声音是哈出来的,饶过声带。
“好啊,工作时间打私人电话。”她用同样的发声方法说。
“公事。”
“什么公事?”
“我看公司的报关员很辛苦,晚上请她爬南山。”
花筒里传出被压抑的笑声。
“六点半,工业七路口。”
不容她反应,我即刻挂上电话,抓起劳保手套上了生产线。虽没回头,但我能感到她灼热的目光照射着我,脊背上热热的。
山没爬成,第一次“约会”当然也就夭折了,而且是永远地夭折,因为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深圳太吝啬,连约会都只给一次机会。
我刚从三楼转到四楼,秦晓芸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追上来,老远地就对我招手,我没在装矜持,笑着跑过去“啪”地一个立正敬礼,大声说:“公主,有何指示?”我觉得越是在人多的地方我越应该表现的自然些,反而不会引起别人怀疑。我以为她会被我逗得笑弯腰,谁知她只是非常勉强地挤了点笑容给我。说:“老板来了,叫你。”
心情是相互传染的,下楼时,我的兴奋期已过。我问她:“你怎么不高兴?”
“没什么。”她说。我已经找不到任何感觉。
“老板来的真是时候,你看,想请你爬山都不行了。”我只好自找台阶。
她没任何表情,仿佛我说的事与她毫无关系。
秦老板已经在工资表上签了字,并嘱咐他们今晚就发。老板虽然说的是我仍然听不懂的潮洲话,但两个月的耳闻目睹,结合当时的场景,我居然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灯辣阿。”秦老板一如既往,见到我就马上开玩笑似地打招呼,并像个大孩子开心地笑,满脸灿烂。秦老板的气色很好,气色好就代表生意好,老板的生意好我们就跟着好。老板对我好我就感到心中有愧,因为我还没有将目前每月浪费20多万金液的事及时向他反应。
“晚上一起吃饭。”秦老板已经改用普通话。我发现老板的普通话大有长进,不知是这几天忙着在关外开发工业区与大陆这边人交往多了,还是专门为了和我交流,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很感动,对秦老板也更佩服。
“好,好。”我说“我去将工作安排一下,干脆不加班了,反正要领工资,大家也不会有心事,出了次品更麻烦。”
老板没说什么,还是那样灿烂地笑,那意思仿佛他还没笑够,需要继续笑,或者是他觉得生产安排是我的事,他根本不用操心。就像他说的人工的事情不用我操心一样。
那顿晚饭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欢喜的当然是我。秦老板刚才已经将一本存折塞给我,并且一个劲地跟我解释,说我刚来,少点,以后会慢慢给我加的。我不好意思当面打开看,但我马上就想起我第一天来时他反复向我做的解释:伙食很差,不好意思。我就笑,老板问我笑什么,我说钱多少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要干的开心。说得秦老板很开心。等老板转过身与别人说话时,我还是忍不住偷偷地拿出存折,迅速地展开看了一眼,我的乖乖,九千!我赶紧藏好,生怕丢了,心里一阵狂跳。
愁的许师傅。这餐饭算是对许师傅的送行饭,上的第一道菜就是炒鱿鱼。我有点同情许师傅,只有我知道,其实最该炒的是陈秉章,但老板不知道,老板可能是看陈秉章工资那么低根本就不值一炒吧。当然,如果我将事实真相对老板讲清楚了则另当别论。但我还没说,因为我还没找陈秉章谈,不知怎样开口,不过,明天我是肯定要说的,冲着这九千块一个月我也要豁出去,否则还算是人吗?
借着酒劲,许师傅红着脸对我说:“阿丁,记着,你比我更惨!”
我感到很委屈,心底里对他那点同情也荡然无存了。
副经理赶快制止,把话岔开。其他几个香港师傅低头喝酒吃饭,对我不冷不热,非常有克制。
秦老板只陪我们吃了一会儿就提前走了,这一幕他没看到。我想,如果秦老板在,或者唐小姐在,许师傅就不会说了。那样,那顿饭我会吃的好过些。但他们都不在,这让我怀疑唐小姐是不是有意回避,要不然唐小姐这次怎么没跟秦老板一起过来呢?我现在盼望唐小姐过来,她过来我就请她帮我从香港周大福那里买三个大戒指,老婆一个,妈妈一个,岳母一个。
晚饭早早就散了,我找到电话亭先给老婆报个喜,又给妈妈报个安。以前我打电话总是长话短说,今天说的特别多,都拿九千块一个月了,还在乎这点电话费吗?有人说穷人和富人的区别主要在生活方式,我认为生活方式还是取决于经济基础,有钱人和没钱人的生活方式当然不一样,比如打电话。
长途打完后,我又给石大哥打了个短途,告诉他我要请他们全家。石大哥说你发工资了?我说是的。他说拿了钱也不要乱花,留着。我说乱花不了,多着呢。他说多少?我说九千!他愣了一下,说:那也不要乱花。我说好,但大哥还是要请的。他又愣了一下,说实在要请星期天你买点菜回来,让你嫂子做吧。
晚上回到宿舍,我忍不住再次打开存折,再仔细看看。
这是一本香港查打银行的活期存折,与大陆这边的不太一样,但存折我还是能看懂的,尤其是上边的阿拉伯数字。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怎么上面写的不是9000而是900。00?!如果我眼没看花,那么我的工资不是九千,而是九百!岂不是笑话?我的工资是九百?还不如秦德龙?秦德龙这个月连工资带加班费总共还有一千一呢。我傻了,好在我已经是一个五百多人的香港公司经理,现在是一个人住单间,如果还是像以前那样和陈秉章两个人住,还不被他笑死?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搞错了。我对自己看阿拉伯数字的能力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急需要证实。这么晚了怎么证实?香港查打银行在蛇口是有一个分理处,但现在肯定是关门了。我把化验室那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从床上拧起来。我自认为有恩于他,这时候在这个问题上他比陈秉章可靠。小伙子进门后,我把存折给他看看,问他是多少?小伙子很疑惑,说这个你还看不懂?九百嘛。我问有没有看错?小伙子摇摇头说没有,这怎么能看错。他又问我:你怎么了,丁经理。我说没什么,你回去睡觉吧。
小伙子回去睡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肯定是弄错了,那小伙子的话能信吗?他见过香港的存折吗?明天上午我要溜出去一会儿,借辆自行车,去查打银行分理处去把钱取出来,管它是多少,全部取出来不就什么都明白了。想着想着我慢慢地迷糊起来,迷糊间我来到银行,银行的小姐见我是个大客户,对我十分热情,专门为我准备了一个大袋子,装了满满一袋港币给我,我一看,怎么这么多?不是九千,是九万!我一高兴,抓起一叠钱给银行的小姐,银行小姐一眨眼变成了秦晓芸,秦晓芸“叭”地一把打掉我手中的钱,说:“呸!谁要你的臭钱!”温馨灿烂的秦小姐一下子变成了样板戏里的女英雄。我吓醒了,一头汗。
第二天我来到银行,接待我的果然是位小姐,但远不如秦晓芸漂亮,至少不像秦晓芸那么甜。我有点失望,但还是递上存折。
“全取了。”我说。
小姐愣了一下,说:“先生,最好留十块吧,这样好保留存折。”
我说行。
“填张单吧。”小姐说着递给我单据。
“填多少?”我问。
小姐这一次愣了半天,还是礼貌地替我看了存折,说:“填八百九十元。”
为了尽快兑现请石大哥的客,路上我就将这八百九十元港币兑换成了人民币。当时港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比例是一百港币换七十四人民币,我用这八百九十块港币共兑换了六百五十八块人民币,差不多正好就是化验室那个被我提拔上来的小伙子一个月的工资。
我找到副经理,非常严肃,说:“我找你谈点事。”
副经理马上站起来,说:“什么事。”
“找个安静的地方吧。”
我们来到秦老板的办公室,关上门。秦老板和唐小姐不在时,我们从来没进过这间办公室。今天我走进这间办公室,怎么也寻不着昨天的感觉。
我故作平静地对副经理说:“我要走了。这段时间假如有什么冒犯,还望谅解。”
“你要辞职?”
“是的。”
“不要这样,千万别跟香港佬一般见识,别看他们是香港人,狗屁不通。”
“不不不,”我说“与许师傅无关。”
“到底是怎么回事?昨晚还好好的。”
我几乎哭了,将脸背过去,掏出那本存折和刚才兑换的六百五十八块人民币。
副经理接过去看了半天,什么话也没说,脸色铁青,比我以往见过的任何一次都青,青得可怕。
副经理铁青着脸抓过电话,嘀嘀嗒嗒地按了一通号码,还没等对方接,又挂了,重新按了一组数字,等着对方接。秦老板办公室里很静,我能听见对方是唐小姐在“喂,喂”
“丁经理要辞工。”副经理说。
“为什么?”
“他工资才六百多。”
“六百多?不对吧?不是九百吗?”
“九百港币就是六百多人民币。”
“他要多少?”
“你们认为一个五百多人公司的经理应该多少?!”脾气一向极好的副经理终于发火了,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我,为他自己的竞争对手。
“你叫他先别走,我马上上来。”
唐小姐在下午下班前赶到工厂。她的突然到来使很多人颇感意外,因为据说她总是上午来,下午下班前赶来还是第一次。
唐小姐一如既往,对我特别热情,老远地就展现了一排洁白的浩齿,加上鲜亮的服装,透着一股袭人的力量。
“对不起,”唐小姐甜甜地说“是我搞错了,秦老板说是九百人民币,被我粗心弄成港币了,马上就给你补上。”
我看看副经理,副经理铁青的脸还没变回来,我指着脸色铁青的副经理说:“你听到了,她马上补给我。”
副经理还没说话,唐小姐抢着说:“对,这就补。”还是那样迷人地笑。
“快补吧,补完我就走人。”
说走就真走了。秦老板给别人只是一次机会,我给秦老板也只是一次机会。他可以将香港人和内地人看作是两种不同的高级动物,而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是同一种,是平等的,大家都只有一次机会。
我本来可以每月再为他节省二十万的,只需他付给我合理的工资,但我走了。也许在今天看起来我当时不必走,九百人民币也不错,而且秦老板已经说了要加的,比如三个月要加到一千二百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当时我确实是走了,因为当时是走到那个份上了,走到那个份上了就很难回头。人生有时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错过了一个路口,就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没办法回头,除非一直走到下个路口。当然,最主要的是我当时有退路,如果没有退路,或许我就会采取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这个退路就是萧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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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人我是越来越不懂了,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如今似乎比三十几岁的妇女更容易开通。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去约唐小姐的,但我敢约秦晓芸。说实话,不是我想“勾引”她,恰恰相反,我觉得如果我再不主动约她我就太不绅士了,甚至觉得太委屈她了。男人女人的关系如果到了心有灵犀的份上,男人还装糊涂,再玩深沉,那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要是真深沉就别让感觉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与秦晓芸双方的这种感觉是互相的,分不清你我,也分不清主次。
我已决定主动约秦晓芸,哪怕只是做个姿态。我希望她找个理由拒绝我,那样我就解脱了,没有负罪感了。但她没有拒绝我,我有一种被逼上绝路的感觉。
那天下午,我看着秦晓芸的背影,拨通了她的电话。
“别回头。”我说。声音是哈出来的,饶过声带。
“好啊,工作时间打私人电话。”她用同样的发声方法说。
“公事。”
“什么公事?”
“我看公司的报关员很辛苦,晚上请她爬南山。”
花筒里传出被压抑的笑声。
“六点半,工业七路口。”
不容她反应,我即刻挂上电话,抓起劳保手套上了生产线。虽没回头,但我能感到她灼热的目光照射着我,脊背上热热的。
山没爬成,第一次“约会”当然也就夭折了,而且是永远地夭折,因为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深圳太吝啬,连约会都只给一次机会。
我刚从三楼转到四楼,秦晓芸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追上来,老远地就对我招手,我没在装矜持,笑着跑过去“啪”地一个立正敬礼,大声说:“公主,有何指示?”我觉得越是在人多的地方我越应该表现的自然些,反而不会引起别人怀疑。我以为她会被我逗得笑弯腰,谁知她只是非常勉强地挤了点笑容给我。说:“老板来了,叫你。”
心情是相互传染的,下楼时,我的兴奋期已过。我问她:“你怎么不高兴?”
“没什么。”她说。我已经找不到任何感觉。
“老板来的真是时候,你看,想请你爬山都不行了。”我只好自找台阶。
她没任何表情,仿佛我说的事与她毫无关系。
秦老板已经在工资表上签了字,并嘱咐他们今晚就发。老板虽然说的是我仍然听不懂的潮洲话,但两个月的耳闻目睹,结合当时的场景,我居然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灯辣阿。”秦老板一如既往,见到我就马上开玩笑似地打招呼,并像个大孩子开心地笑,满脸灿烂。秦老板的气色很好,气色好就代表生意好,老板的生意好我们就跟着好。老板对我好我就感到心中有愧,因为我还没有将目前每月浪费20多万金液的事及时向他反应。
“晚上一起吃饭。”秦老板已经改用普通话。我发现老板的普通话大有长进,不知是这几天忙着在关外开发工业区与大陆这边人交往多了,还是专门为了和我交流,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很感动,对秦老板也更佩服。
“好,好。”我说“我去将工作安排一下,干脆不加班了,反正要领工资,大家也不会有心事,出了次品更麻烦。”
老板没说什么,还是那样灿烂地笑,那意思仿佛他还没笑够,需要继续笑,或者是他觉得生产安排是我的事,他根本不用操心。就像他说的人工的事情不用我操心一样。
那顿晚饭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欢喜的当然是我。秦老板刚才已经将一本存折塞给我,并且一个劲地跟我解释,说我刚来,少点,以后会慢慢给我加的。我不好意思当面打开看,但我马上就想起我第一天来时他反复向我做的解释:伙食很差,不好意思。我就笑,老板问我笑什么,我说钱多少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要干的开心。说得秦老板很开心。等老板转过身与别人说话时,我还是忍不住偷偷地拿出存折,迅速地展开看了一眼,我的乖乖,九千!我赶紧藏好,生怕丢了,心里一阵狂跳。
愁的许师傅。这餐饭算是对许师傅的送行饭,上的第一道菜就是炒鱿鱼。我有点同情许师傅,只有我知道,其实最该炒的是陈秉章,但老板不知道,老板可能是看陈秉章工资那么低根本就不值一炒吧。当然,如果我将事实真相对老板讲清楚了则另当别论。但我还没说,因为我还没找陈秉章谈,不知怎样开口,不过,明天我是肯定要说的,冲着这九千块一个月我也要豁出去,否则还算是人吗?
借着酒劲,许师傅红着脸对我说:“阿丁,记着,你比我更惨!”
我感到很委屈,心底里对他那点同情也荡然无存了。
副经理赶快制止,把话岔开。其他几个香港师傅低头喝酒吃饭,对我不冷不热,非常有克制。
秦老板只陪我们吃了一会儿就提前走了,这一幕他没看到。我想,如果秦老板在,或者唐小姐在,许师傅就不会说了。那样,那顿饭我会吃的好过些。但他们都不在,这让我怀疑唐小姐是不是有意回避,要不然唐小姐这次怎么没跟秦老板一起过来呢?我现在盼望唐小姐过来,她过来我就请她帮我从香港周大福那里买三个大戒指,老婆一个,妈妈一个,岳母一个。
晚饭早早就散了,我找到电话亭先给老婆报个喜,又给妈妈报个安。以前我打电话总是长话短说,今天说的特别多,都拿九千块一个月了,还在乎这点电话费吗?有人说穷人和富人的区别主要在生活方式,我认为生活方式还是取决于经济基础,有钱人和没钱人的生活方式当然不一样,比如打电话。
长途打完后,我又给石大哥打了个短途,告诉他我要请他们全家。石大哥说你发工资了?我说是的。他说拿了钱也不要乱花,留着。我说乱花不了,多着呢。他说多少?我说九千!他愣了一下,说:那也不要乱花。我说好,但大哥还是要请的。他又愣了一下,说实在要请星期天你买点菜回来,让你嫂子做吧。
晚上回到宿舍,我忍不住再次打开存折,再仔细看看。
这是一本香港查打银行的活期存折,与大陆这边的不太一样,但存折我还是能看懂的,尤其是上边的阿拉伯数字。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怎么上面写的不是9000而是900。00?!如果我眼没看花,那么我的工资不是九千,而是九百!岂不是笑话?我的工资是九百?还不如秦德龙?秦德龙这个月连工资带加班费总共还有一千一呢。我傻了,好在我已经是一个五百多人的香港公司经理,现在是一个人住单间,如果还是像以前那样和陈秉章两个人住,还不被他笑死?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搞错了。我对自己看阿拉伯数字的能力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急需要证实。这么晚了怎么证实?香港查打银行在蛇口是有一个分理处,但现在肯定是关门了。我把化验室那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从床上拧起来。我自认为有恩于他,这时候在这个问题上他比陈秉章可靠。小伙子进门后,我把存折给他看看,问他是多少?小伙子很疑惑,说这个你还看不懂?九百嘛。我问有没有看错?小伙子摇摇头说没有,这怎么能看错。他又问我:你怎么了,丁经理。我说没什么,你回去睡觉吧。
小伙子回去睡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肯定是弄错了,那小伙子的话能信吗?他见过香港的存折吗?明天上午我要溜出去一会儿,借辆自行车,去查打银行分理处去把钱取出来,管它是多少,全部取出来不就什么都明白了。想着想着我慢慢地迷糊起来,迷糊间我来到银行,银行的小姐见我是个大客户,对我十分热情,专门为我准备了一个大袋子,装了满满一袋港币给我,我一看,怎么这么多?不是九千,是九万!我一高兴,抓起一叠钱给银行的小姐,银行小姐一眨眼变成了秦晓芸,秦晓芸“叭”地一把打掉我手中的钱,说:“呸!谁要你的臭钱!”温馨灿烂的秦小姐一下子变成了样板戏里的女英雄。我吓醒了,一头汗。
第二天我来到银行,接待我的果然是位小姐,但远不如秦晓芸漂亮,至少不像秦晓芸那么甜。我有点失望,但还是递上存折。
“全取了。”我说。
小姐愣了一下,说:“先生,最好留十块吧,这样好保留存折。”
我说行。
“填张单吧。”小姐说着递给我单据。
“填多少?”我问。
小姐这一次愣了半天,还是礼貌地替我看了存折,说:“填八百九十元。”
为了尽快兑现请石大哥的客,路上我就将这八百九十元港币兑换成了人民币。当时港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比例是一百港币换七十四人民币,我用这八百九十块港币共兑换了六百五十八块人民币,差不多正好就是化验室那个被我提拔上来的小伙子一个月的工资。
我找到副经理,非常严肃,说:“我找你谈点事。”
副经理马上站起来,说:“什么事。”
“找个安静的地方吧。”
我们来到秦老板的办公室,关上门。秦老板和唐小姐不在时,我们从来没进过这间办公室。今天我走进这间办公室,怎么也寻不着昨天的感觉。
我故作平静地对副经理说:“我要走了。这段时间假如有什么冒犯,还望谅解。”
“你要辞职?”
“是的。”
“不要这样,千万别跟香港佬一般见识,别看他们是香港人,狗屁不通。”
“不不不,”我说“与许师傅无关。”
“到底是怎么回事?昨晚还好好的。”
我几乎哭了,将脸背过去,掏出那本存折和刚才兑换的六百五十八块人民币。
副经理接过去看了半天,什么话也没说,脸色铁青,比我以往见过的任何一次都青,青得可怕。
副经理铁青着脸抓过电话,嘀嘀嗒嗒地按了一通号码,还没等对方接,又挂了,重新按了一组数字,等着对方接。秦老板办公室里很静,我能听见对方是唐小姐在“喂,喂”
“丁经理要辞工。”副经理说。
“为什么?”
“他工资才六百多。”
“六百多?不对吧?不是九百吗?”
“九百港币就是六百多人民币。”
“他要多少?”
“你们认为一个五百多人公司的经理应该多少?!”脾气一向极好的副经理终于发火了,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我,为他自己的竞争对手。
“你叫他先别走,我马上上来。”
唐小姐在下午下班前赶到工厂。她的突然到来使很多人颇感意外,因为据说她总是上午来,下午下班前赶来还是第一次。
唐小姐一如既往,对我特别热情,老远地就展现了一排洁白的浩齿,加上鲜亮的服装,透着一股袭人的力量。
“对不起,”唐小姐甜甜地说“是我搞错了,秦老板说是九百人民币,被我粗心弄成港币了,马上就给你补上。”
我看看副经理,副经理铁青的脸还没变回来,我指着脸色铁青的副经理说:“你听到了,她马上补给我。”
副经理还没说话,唐小姐抢着说:“对,这就补。”还是那样迷人地笑。
“快补吧,补完我就走人。”
说走就真走了。秦老板给别人只是一次机会,我给秦老板也只是一次机会。他可以将香港人和内地人看作是两种不同的高级动物,而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是同一种,是平等的,大家都只有一次机会。
我本来可以每月再为他节省二十万的,只需他付给我合理的工资,但我走了。也许在今天看起来我当时不必走,九百人民币也不错,而且秦老板已经说了要加的,比如三个月要加到一千二百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当时我确实是走了,因为当时是走到那个份上了,走到那个份上了就很难回头。人生有时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错过了一个路口,就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没办法回头,除非一直走到下个路口。当然,最主要的是我当时有退路,如果没有退路,或许我就会采取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这个退路就是萧博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