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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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林说，你可以再生一个，年龄还不超标，人力物力也具备。
薛彩云说，我丈夫生不了孩子。
杨树林笑了：男人都生不了孩子。
薛彩云说，我的意思是，他不能让我生孩子，去年查出来的，治了一年，不管用。
离婚后，杨树林曾经对薛彩云的生活做过种种构想，基本上都是想她如何衣食无忧，如何不必奔命便能享受生活。现在看来，他过高估计了薛彩云的幸福，薛彩云并没有逃避掉各式各样的家庭不幸。
汽车喇叭又响了。薛彩云说，她在外面叫我呢。
杨树林说，我怎么没听见有人说话。
汽车的喇叭又响了两声。
薛彩云说，听见了吧。
杨树林说，原来是你们的暗号，搞得这么神秘，跟地下党似的。
杨树林没有挽留薛彩云，把她送出门。
到了四年级，杨帆有了作文课。他很不喜欢这门课，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造的句子被老师一一否定。老师让他用尴尬造句，杨帆造了一个：老师让我用尴尬造句但是我不会。老师说不对，尴尬是形容词，造的句子应该传递出这个词的意思，而不是把尴尬作为名词用。杨帆没听明白，老师就给杨帆示范，可以这样造：我回答不上来老师的问题，全班同学看着我，我很尴尬。杨帆说，什么叫尴尬啊，我尴不尴尬你怎么知道。结果弄得老师很尴尬。
没过几天，老师为了让杨帆尴尬一下，又让他造句，用天真。杨帆看着窗外，想了想说，天真蓝啊。老师无话可说，觉得自己从事的人类最伟大工程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与坎坷。
一次杨帆在家写作业，遇到难题，让用老师、学生、园丁、花朵这四个词造句。杨帆拿着作业本去找正在洗菜的杨树林。杨树林放下手里的萝卜，开导杨帆：如果把老师比喻成园丁，那么你们是什么？
杨帆说不知道。
杨树林循循善诱：园丁对什么关怀无微不至？
杨帆说，他儿子。
杨树林说，除了他儿子呢？
杨帆说，他媳妇。
杨树林拿起洗了一半的萝卜说，这是什么？
杨帆说，萝卜。
杨树林说，明白了吗？
杨帆说，明白了，原来园丁也爱吃萝卜。
杨树林摇摇头，逆向开导：如果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无私浇灌你们的是老师，这时候老师可以比喻成什么？
杨帆说，粪汤儿。
杨树林说，往人那想。
杨帆说，人的粪汤儿。
杨树林说，你怎么就不说园丁呢。
杨帆说，噢，知道了，是园丁的粪汤儿。
杨树林觉得让杨帆增加阅读量很有必要。四大名着里，红楼梦文学地位最高，而且书中大量的儿女情长可以对杨帆进行一下那方面的教育，于是给杨帆买了一套，一套十六本的小人书。
看完这套书后，杨帆思想上有了一些波澜。
一天杨树林听见杨帆和几个小朋友在胡同里玩的时候喊了一句话，这句话杨树林记得应该是“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瑞！”可是从杨帆嘴里喊出来的却是：“赐予我希瑞吧，我是力量！”这无异于盼望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那段时间学校组织看了很多次电影，开天辟地、开国大典、各种各样的大决战以及以多位领导人名字命名的影片，能在杨帆心中留下特殊印象的寥寥无几。杨帆倒是对自己买票看的霹雳舞印象深刻，一群美国黑人不分场合，欢蹦乱跳，跳得比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好看多了，一会儿扫地，一会儿擦玻璃，在劳动中就把舞跳了，连在地上打滚都那么好看，这部电影杨帆看了好几遍。那时候票价便宜，几根冰棍钱就能买一张，还是进口片儿。十几年后，几十根冰棍钱才能买一张国产电影票。
那些动作很让杨帆痴迷，在生活中不自觉地模仿起来。做值日的时候，他拿着扫帚像喝多了一样，从这边扫到那边，弄得教室里尘土飞扬。本来不脏的玻璃，被他一擦，也都是手印。
老师把杨树林叫到学校，说杨帆除了上述问题外，上课的时候跟个竹节蛇似的，脑袋一晃一晃的，好几次把老师吓一跳，让杨树林带杨帆去医院瞧瞧。
杨帆不去，说自己没病。
老师认定有病，至少也是多动症。
杨帆说自己什么病也没有，那是跳霹雳舞呢。
老师问什么叫霹雳舞。
杨帆带上露出手指头的手套，扭了一段。
杨树林说，我说家里那几副线手套怎么都没手指头了。
老师说这不叫舞蹈，这是下流动作。杨帆说美国人就这么跳。老师说那是资本主义，你是社会主义的小学生，你跳就有伤风化，有损校风校纪。并命令杨帆写一份检查。
杨树林领着杨帆回到家，没有批评杨帆，只是让他以后别再剪手套了，在学校的时候不要做这些动作，然后替杨帆写了一份检查，大意是要远学小萝卜头，近学赖宁，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侵蚀，争做社会主义的好儿童。
杨帆在杨树林的关怀下，比较顺利地长到了十二岁。
十二岁，在中国城市就决定了杨帆该上初中了。
这是一所坐落在北京某胡同内的中学。说是胡同，其实是条准大街，可容两辆公共汽车交错驶过。曾有一位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这所中学教过书育过人，但该校自建校以来，在教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无法和该老师的地位相提并论。名师出高徒，这句话在这所学校找到了久经考验的反例。
杨帆和鲁小彬、冯坤、陈燕等孩子们，因为户口在同一条街道，便被现行的教育制度，一锅烩——无论学习好坏，一视同仁——烩到这所中学，这种升学方式，又叫大拨儿哄。巧的是，他们几个还被哄到同一个班，上初中，对于他们来说，和上小学并无实质性变化，只不过学校的位置和老师发生了改变。
杨帆中午不再回家吃饭，杨树林觉得杨帆到了初中就可以撒手了，他初中的时候都开始给家里做饭了。于是每天给杨帆四块钱，让他在外面吃。一屉包子两块钱，吃两屉就能撑着，或者再找个同学一起去饭馆点个家常的菜，再一人一碗米饭。饭后，他们在校内或校外的公共厕所再一人来上一根烟，希尔顿，每次都要用火柴点个天灯，在房顶上留下一个个黑点。
鲁小彬他爸出国考察，给鲁小彬带回一台286电脑，鲁小彬叫杨帆和冯坤中午吃完饭去他家玩游戏，超级玛丽，装在五寸软盘里，一共七张盘，插进软驱里，咯吱咯吱响一会儿游戏就出来了。后来没想到这种咯吱咯吱的高科技声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鲁小彬家住楼房，是鲁厂长单位分的，挨着学校，一座塔楼的十七层。站在阳台，学校各个角落一览无遗：一个方方正正的院落横陈楼下，前院是初中部，中间是老师办公室，后院是高中部，旁边多出一块，是操场。
一次杨帆去鲁小彬家阳台透风，看见秦胖儿在刷饭盒。秦胖儿是杨帆的班主任，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教语文，兼班主任，姓秦，人又胖，所以学生们在课堂上叫她秦老师，底下都叫她“秦胖儿”因为胖，骑自行车不稳，便蹬着一辆三轮车上下班，经常把学生作业和下班买的菜一起放在车斗里，又得了一个外号，叫秦三轮儿。有一次看门大爷病了，换了一个小伙子看，不认识秦胖儿，见她推着三轮车进来，以为她是给小卖部送货的，坚决不让进，秦胖儿解释了半天，并从车斗里拿出学生作业为证，小伙子才让她进去，上课都迟到了。
杨帆叫鲁小彬和冯坤过来看，秦胖儿正一手拿着城墙砖大的铝制饭盒，一手伸进嘴里，不知道是在剔牙，还是咂摸手指头的剩余味道，往办公室方向走去。杨帆决定调戏她一下。
杨树林说，你可以再生一个，年龄还不超标，人力物力也具备。
薛彩云说，我丈夫生不了孩子。
杨树林笑了：男人都生不了孩子。
薛彩云说，我的意思是，他不能让我生孩子，去年查出来的，治了一年，不管用。
离婚后，杨树林曾经对薛彩云的生活做过种种构想，基本上都是想她如何衣食无忧，如何不必奔命便能享受生活。现在看来，他过高估计了薛彩云的幸福，薛彩云并没有逃避掉各式各样的家庭不幸。
汽车喇叭又响了。薛彩云说，她在外面叫我呢。
杨树林说，我怎么没听见有人说话。
汽车的喇叭又响了两声。
薛彩云说，听见了吧。
杨树林说，原来是你们的暗号，搞得这么神秘，跟地下党似的。
杨树林没有挽留薛彩云，把她送出门。
到了四年级，杨帆有了作文课。他很不喜欢这门课，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造的句子被老师一一否定。老师让他用尴尬造句，杨帆造了一个：老师让我用尴尬造句但是我不会。老师说不对，尴尬是形容词，造的句子应该传递出这个词的意思，而不是把尴尬作为名词用。杨帆没听明白，老师就给杨帆示范，可以这样造：我回答不上来老师的问题，全班同学看着我，我很尴尬。杨帆说，什么叫尴尬啊，我尴不尴尬你怎么知道。结果弄得老师很尴尬。
没过几天，老师为了让杨帆尴尬一下，又让他造句，用天真。杨帆看着窗外，想了想说，天真蓝啊。老师无话可说，觉得自己从事的人类最伟大工程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与坎坷。
一次杨帆在家写作业，遇到难题，让用老师、学生、园丁、花朵这四个词造句。杨帆拿着作业本去找正在洗菜的杨树林。杨树林放下手里的萝卜，开导杨帆：如果把老师比喻成园丁，那么你们是什么？
杨帆说不知道。
杨树林循循善诱：园丁对什么关怀无微不至？
杨帆说，他儿子。
杨树林说，除了他儿子呢？
杨帆说，他媳妇。
杨树林拿起洗了一半的萝卜说，这是什么？
杨帆说，萝卜。
杨树林说，明白了吗？
杨帆说，明白了，原来园丁也爱吃萝卜。
杨树林摇摇头，逆向开导：如果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无私浇灌你们的是老师，这时候老师可以比喻成什么？
杨帆说，粪汤儿。
杨树林说，往人那想。
杨帆说，人的粪汤儿。
杨树林说，你怎么就不说园丁呢。
杨帆说，噢，知道了，是园丁的粪汤儿。
杨树林觉得让杨帆增加阅读量很有必要。四大名着里，红楼梦文学地位最高，而且书中大量的儿女情长可以对杨帆进行一下那方面的教育，于是给杨帆买了一套，一套十六本的小人书。
看完这套书后，杨帆思想上有了一些波澜。
一天杨树林听见杨帆和几个小朋友在胡同里玩的时候喊了一句话，这句话杨树林记得应该是“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瑞！”可是从杨帆嘴里喊出来的却是：“赐予我希瑞吧，我是力量！”这无异于盼望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那段时间学校组织看了很多次电影，开天辟地、开国大典、各种各样的大决战以及以多位领导人名字命名的影片，能在杨帆心中留下特殊印象的寥寥无几。杨帆倒是对自己买票看的霹雳舞印象深刻，一群美国黑人不分场合，欢蹦乱跳，跳得比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好看多了，一会儿扫地，一会儿擦玻璃，在劳动中就把舞跳了，连在地上打滚都那么好看，这部电影杨帆看了好几遍。那时候票价便宜，几根冰棍钱就能买一张，还是进口片儿。十几年后，几十根冰棍钱才能买一张国产电影票。
那些动作很让杨帆痴迷，在生活中不自觉地模仿起来。做值日的时候，他拿着扫帚像喝多了一样，从这边扫到那边，弄得教室里尘土飞扬。本来不脏的玻璃，被他一擦，也都是手印。
老师把杨树林叫到学校，说杨帆除了上述问题外，上课的时候跟个竹节蛇似的，脑袋一晃一晃的，好几次把老师吓一跳，让杨树林带杨帆去医院瞧瞧。
杨帆不去，说自己没病。
老师认定有病，至少也是多动症。
杨帆说自己什么病也没有，那是跳霹雳舞呢。
老师问什么叫霹雳舞。
杨帆带上露出手指头的手套，扭了一段。
杨树林说，我说家里那几副线手套怎么都没手指头了。
老师说这不叫舞蹈，这是下流动作。杨帆说美国人就这么跳。老师说那是资本主义，你是社会主义的小学生，你跳就有伤风化，有损校风校纪。并命令杨帆写一份检查。
杨树林领着杨帆回到家，没有批评杨帆，只是让他以后别再剪手套了，在学校的时候不要做这些动作，然后替杨帆写了一份检查，大意是要远学小萝卜头，近学赖宁，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侵蚀，争做社会主义的好儿童。
杨帆在杨树林的关怀下，比较顺利地长到了十二岁。
十二岁，在中国城市就决定了杨帆该上初中了。
这是一所坐落在北京某胡同内的中学。说是胡同，其实是条准大街，可容两辆公共汽车交错驶过。曾有一位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这所中学教过书育过人，但该校自建校以来，在教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无法和该老师的地位相提并论。名师出高徒，这句话在这所学校找到了久经考验的反例。
杨帆和鲁小彬、冯坤、陈燕等孩子们，因为户口在同一条街道，便被现行的教育制度，一锅烩——无论学习好坏，一视同仁——烩到这所中学，这种升学方式，又叫大拨儿哄。巧的是，他们几个还被哄到同一个班，上初中，对于他们来说，和上小学并无实质性变化，只不过学校的位置和老师发生了改变。
杨帆中午不再回家吃饭，杨树林觉得杨帆到了初中就可以撒手了，他初中的时候都开始给家里做饭了。于是每天给杨帆四块钱，让他在外面吃。一屉包子两块钱，吃两屉就能撑着，或者再找个同学一起去饭馆点个家常的菜，再一人一碗米饭。饭后，他们在校内或校外的公共厕所再一人来上一根烟，希尔顿，每次都要用火柴点个天灯，在房顶上留下一个个黑点。
鲁小彬他爸出国考察，给鲁小彬带回一台286电脑，鲁小彬叫杨帆和冯坤中午吃完饭去他家玩游戏，超级玛丽，装在五寸软盘里，一共七张盘，插进软驱里，咯吱咯吱响一会儿游戏就出来了。后来没想到这种咯吱咯吱的高科技声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鲁小彬家住楼房，是鲁厂长单位分的，挨着学校，一座塔楼的十七层。站在阳台，学校各个角落一览无遗：一个方方正正的院落横陈楼下，前院是初中部，中间是老师办公室，后院是高中部，旁边多出一块，是操场。
一次杨帆去鲁小彬家阳台透风，看见秦胖儿在刷饭盒。秦胖儿是杨帆的班主任，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教语文，兼班主任，姓秦，人又胖，所以学生们在课堂上叫她秦老师，底下都叫她“秦胖儿”因为胖，骑自行车不稳，便蹬着一辆三轮车上下班，经常把学生作业和下班买的菜一起放在车斗里，又得了一个外号，叫秦三轮儿。有一次看门大爷病了，换了一个小伙子看，不认识秦胖儿，见她推着三轮车进来，以为她是给小卖部送货的，坚决不让进，秦胖儿解释了半天，并从车斗里拿出学生作业为证，小伙子才让她进去，上课都迟到了。
杨帆叫鲁小彬和冯坤过来看，秦胖儿正一手拿着城墙砖大的铝制饭盒，一手伸进嘴里，不知道是在剔牙，还是咂摸手指头的剩余味道，往办公室方向走去。杨帆决定调戏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