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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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鑫龙这样说当然是气话，但也不是无中生有。当初他那样做的时候，确实受到质疑。有人说他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搞资本主义，还有人说他公私不分，甚至有一阵子还被当作经济领域犯罪审查，黄鑫龙本人也差点被抓进去。好在查来查去，他本人没有任何贪污受贿行为，加上后来大趋势变了，邓小平公开表示不要在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上纠缠，黄鑫龙才涉险过关。
到1988年，深圳正式试行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时候，黄鑫龙的"深圳新天地进出口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深圳贸易额最大的进出口公司。
1988年，国家正式推行股份制，以深圳做试点。但是，试验差点失败。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不一样，现在为了公司上市，请客送礼给顾问费咨询费在所不惜，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但当时的情况相反，当时是政府积极动员企业参与股份制改造，但企业并不积极。当然，当时也有条件限制，必须是国营企业，那时候还没有相关的法律，只有暂行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中就明确规定是"国营企业"，而国营企业的领导当时都是标准的国家干部，而且还是领导干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在政府各级领导职位当中找到自己相应的"级别"，事实上，他们中的有些人也确实在企业领导或地方党政领导之间来回的调动，所以，他们基本上都并不热心去改变现状，吃饱了撑得去改变现有国营企业的性质。因此，文件下发之后，整个深圳没有一家正宗的国营企业按程序要求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如此，这项争论了几年最终可以正式开展的重大改革举措就几乎进行不下去了。而且一旦在深圳推行不下去，就不能在全国推广，那么，今天的中国和中国经济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国家肯定有办法让试点工作进行下去。为了保证进行下去，政府有关部门专门从香港和北京请来专家，给国营企业的老总们上课，洗脑筋。第一批是请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和深圳物资总公司这样正宗的国营企业老总们去听，结果，人是去了，课也听了，但没效果。第二批只好扩大，扩大到新天地进出口这样挂着国营招牌但实际上国家并没有往里面投资的名义上的国营企业老总去听课，于是，也就把黄鑫龙也扩大进来了。
说实话，黄鑫龙一开始并没有当回事，也根本就没有听懂，但是，这些年做企业，黄鑫龙知道自己基础差，所以比较爱学习，特别注意学习有关改革和企业发展方面的一些新名词新知识和新政策，因此，那天他就特别注意听，听不懂的地方还专门做了记号，准备有机会的时候向别人讨教。这样，听着听着，黄鑫龙就听明白了。明白一旦实行股份制改造，他这个企业就更加独立了，他自己作为企业老板的地位也就更加巩固了。在此之前，他虽然也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是企业的一把手，但企业的性质是国家的，他必须时时事事看主管部门领导的脸色行事，否则，惹得上面不高兴，主管部门只要一个任命，就可以另外派一个一把手来。给领导的亲戚安排个工作或拉个赞助已经不算什么事情了，就是调用企业资金甚至是外汇这样的事情，往往也就是一个电话，连解释的时间都不给，就把电话撂了，黄鑫龙明明心里一肚子气，还必须照办。所以，他这个老板其实当得并不踏实，没有安全感，甚至有些窝囊，有时候，黄鑫龙甚至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老板，本能地最求利润最大化，最求企业规模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发现这种发展对他个人并没有好处，甚至越发展他越感到自己不安全，因此，他也一直希望能有机会改变现状。但怎样改变？能不能改变？他并不知道。现在，通过本次政府组织的学习，他知道，完成改造之后，按照暂行规定，企业的最高权力归股东大会，企业没有"上级"了，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可以随便任免他了，或者说，他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了，他自己的个人权利也可以通过内部职工持股的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兑现和保障。
黄鑫龙决定干。
当他把申请提交到体制改革办公室的时候，工作人员欣喜若狂，主动推荐专家帮他们准备文件和进行资产核定。可是，正当工作进展顺利之际，主管部门领导又节外生枝，给他们出难题，要求黄鑫龙不但把特区之内原供销系统的全体职工包括进去，而且还要把原粮食系统的职工也包括进去。对于前者，黄鑫龙还好接受，可把粮食系统的职工包括进来就实在没有道理了。
黄鑫龙不接受，主管部门领导施加压力，不接受他就不签字。
这时候，最着急的还不是黄鑫龙，而是特区体制改革办公室。如果双方坚持不下，那么，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试点单位又要泡汤了。为了不让试点泡汤，体改办两面做工作。他们在主管部门那边是怎么做工作的黄鑫龙并不清楚，在黄鑫龙怎么做工作的他清楚。工作的基本方法是补偿。补偿方式是：原粮食系统的一切资产全部划给新天地公司，包括好几个粮站和粮食仓库。做工作的人对黄鑫龙说：不要小瞧这几个破粮站和破仓库，它们不是挂在天上的，而是立在地上的，尽占着好地方呢。果然，这些粮站和仓库所占的地方为后来黄鑫龙进军房地产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些地皮，他甚至都想不起来做房地产。不过，黄鑫龙本人却不这么说，他说这就叫善有善报。
黄鑫龙说，当初他接受粮食系统烂摊子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那几个粮站和仓库能有那么大的用途，而只是出于同情。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黄鑫龙出差到上海，差点饿肚子。原来，当时深圳这边已经取消粮油计划供应了，而上海没有，所以，黄鑫龙出差去的时候就只带了人民币而没有带粮票。事实上，当时深圳人也没有粮票。都取消粮油计划供应了，哪里还有粮票？头两天是对方吃请，问题还没有暴露，最后一天，黄鑫龙想自由活动一下，就主动与对方告辞了，并要求对方不要陪了，他想办点私事，结果，当天晚上就没有饭吃。因为他身上只有钱，没有粮票，而上海的饭店当时还全部是国营饭店，上海人也喜欢认死理，没有粮票，再多的钱也不卖饭给他。他跑到商店，想凑合着买两个面包填肚子，结果商店也坚持原则，没有粮票连面包也不卖给他。最后，他没有办法，也实在不好意思为这点小事情回头给客户单位打电话求救，只好买了一只三黄鸡对付过去。这件事情给黄鑫龙影响非常深，他甚至能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想到既然粮票都取消了，粮食的计划供应取消了，那么，原来粮食系统的职工靠什么生存呢？他们不是比我们供销系统的职工更艰难吗？黄鑫龙因此动了同情心，最后同意接受原粮食系统的整个烂摊子。
全盘接受粮食系统的另外一个好处是给公司带来一个好名字。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造的时候，必须重新起名字，比如"新天地进出口公司"就应该重新注册为"新天地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但因为额外接受一个粮食系统进来，光用"进出口"名字就不全面了，因为随粮食系统一起并进来的那些粮站和仓库显然与进出口没有关系。另外，体改办的同志一再强调，不能搞歧视，如果新的股份有限公司当中只包含进出口而不包含粮食，那不意味着厚此薄彼嘛。所以，必须要重新起一个名字。最先考虑的方案是合二为一，干脆叫"新天地进出口粮食股份有限公司"，但怎么看怎么别扭，怎么听都觉得不合情理。又想到把位置调整一下，叫"新天地粮食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意思虽然通了，但更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从名字看，别人还以为该公司专门做粮食进出口业务的呢，这不是明摆着要限制公司将来的发展空间嘛。不行，更加不行。最后，还是体改办的同志建议，叫实业公司，因为"实业"包罗万象，符合股份公司将来走集团化多元化的广阔发展道路。黄鑫龙也觉得不错，他从小就从电影和小说中听说过"实业救国"，但当初不懂是什么意思，现在懂了，自然同意体改办同志的意见，而且，他认为这个名字比原来单纯的进出口更好。在黄鑫龙的观念中，做企业当然大比小好，多比少好，既然体改办的同志主动提到了集团化和多元化，那么还不如现在就把"集团"两个字也包括进来，况且，这样做也比较符合实际，不是已经包括供销和粮食两个系统了嘛，叫"集团"也是实事求是。如此，最后的名称定为"新天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率先在深圳挂牌上市，黄鑫龙成为中国最早一批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后来，由于天时地利钱多，募集来的资金不用利息也不用还本，多得花不完，公司实现超常规发展，集团下面立刻派生出五花八门的公司甚至总公司，这些公司或总公司的一把手也都叫董事长，跟黄鑫龙没有区别，他的助理李惟诚建议，集团设立董事局，黄鑫龙叫董事局主席。并且说香港的一些大公司也都是这么搞的。
李惟诚是当年公司搞股份制改造的时候由特区体改办推荐来的指导专家，新天地实业成功上市之后，其他专家回北京了，或被别的公司请去继续当指导了，而李惟诚却被黄鑫龙盛情挽留下来了，留下来给他当助理，其实是专门处理与股份制有关的事情。
黄鑫龙这样做是有远见的。既然公司上市了，那么就必须有一个这方面的专家，否则，别说实际运做了，就是回答股民或记者的问题也吃不准。后来的实践进一步证明，黄鑫龙留下李惟诚是英明正确的，套用一句领袖的话，公司成功上市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还有很多路要走，没有一个懂行的怎么行。比如增发，比如在大陆a股上市之后再在香港发行b股，还比如后来的收购兼并资产重组等等，哪一项都不是黄鑫龙或肖仲明这样的人能干得了的。因此，黄鑫龙非常信任李惟诚，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尊重李惟诚的意见。这次自然也不能例外，既然李惟诚建议设立集团董事局，黄鑫龙由集团董事长改称董事局主席，黄鑫龙也就欣然接受，成了"主席"，这才有了后来吴晓春称黄鑫龙"主席"的事件发生。
李惟诚虽然建议黄鑫龙成为主席了，但他自己却从来没有这么叫过。主要是习惯。李惟诚作为股份制改造的专家刚来公司的时候，称黄鑫龙为"黄总"，公司成功上市之后，他自己留下来当黄鑫龙的助理，发觉大家都叫黄鑫龙老板，只有他一个人叫"黄总"，似有不够尊敬之嫌，于是入乡随俗，也跟着大家一起叫黄鑫龙老板。时间一长，习惯成自然，要突然改口叫主席还有些不好意思，所以就继续叫老板。好在老板和主席是一个意思，至少在新天地集团内部，不会有人发生误解，因为新天地集团只有一个老板，这个老板不是别人，就是黄鑫龙。可吴晓春没有这个习惯，他是新近加盟新天地集团的，所以他可以上来就叫黄鑫龙"主席"。
吴晓春虽然没有习惯，可他也不是聋子，当然知道全公司的人都叫黄鑫龙老板，按常理，他也应该入乡随俗，随大家一起叫老板，但是，他没有随大溜，而是逮着机会标新立异地叫黄鑫龙"主席"。
吴晓春这样做是有考虑的。
吴晓春跟李惟诚是同龄人，而且经历相似。他们都是文革接近尾期的时候中学毕业，搭末班车上山下乡，不久赶上粉碎"四人帮"，招生制度改革，1977年参加首次高考离开广阔天地。可是，他们俩现在在公司的地位却相差悬殊。此时的李惟诚除了是黄鑫龙的助理外，还是集团董事，集团发展委主任，而吴晓春虽然学历更高，大学毕业后，在1980年代考上了中科院系统的研究生，获得了理学硕士学位，但由于下海晚，进入新天地集团的时间更晚，所以，目前只是在李惟诚手下担任一个小经理。之所以说"小"，是因为发展委在集团公司的地位高，李惟诚的手下几乎人人都是经理，就好比党政大机关一般工作人员也是正科级一样，集团发展委下面的人也都是"经理级"，而且也都有名头，比如调研部经理、开发部经理、项目部经理、资本运营部经理等等，具体到吴晓春这里，正式的头衔是投资部经理。但是，他们这些所谓的经理下面并没有兵，其实就是他一个人，说"经理"显然名不副实，加上"小"才贴切。因此，吴晓春就不甘心，就比较着急，就不得不只争朝夕。
一开始，吴晓春的目标是李惟诚。觉得自己与李惟诚是同一时代人，年龄一样，经历也差不多，比较容易相互理解与沟通，只要关系处理得不错，应该可以得到他的赏识和提携。比如提拔为发展委副主任或主任助理。为此，吴晓春也做过不少努力，包括把自己在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工作期间保存的野生藏红花送给李惟诚的夫人等等。可是，没有效果。不知道是此时集团公司的高学历人才实在太多的缘故，还是李惟诚对这个蠢蠢欲动的同龄人抱有一丝戒心，总之，吴晓春越是表现，李惟诚越是对他熟视无睹，吴晓春越是想当副主任，越是感觉离这个位置越来越远。最后，吴晓春终于相信，正因为是同龄人，正因为有着类似的经历，正因为自己的学历比李惟诚高，所以才更不会得到他的提携，不打击压制就算不错的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李惟诚非常失望，甚至绝望，他发觉自己根本就是走错了道路，而且一步走错步步错。第一步错在当年不该为考上研究生而报考相对冷门的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冷门自然有冷门的道理，相对容易录取也自然有相对容易录取的道理，结果，学历是有了，却耽误了这么多年时间。第二步错是既然已经走上科研这条道路，就不该受外面世界的诱惑而下海，坚持到底，熬成学术带头人，也不一定比现在差。第三错是既然已经下海了，就应该争取当老板而不要想着在大公司混一个闲差，如果从将来自己当老板的角度考虑，那么还不如在关外的小企业好好当总经理，不必费那么大劲跳槽到上市公司来。如果不来新天地集团，继续当关外那家私人企业的所谓的总经理，虽然也是给老板打工的，但在一个几百人的企业里，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哪个也不敢小瞧他，不象现在，老板就不用说了，连个和自己一般大的同样也是给老板打工的发展委主任都攀不上，自己这不是自寻其辱吗？
吴晓春想到了再次跳槽，这次不是从关外往关内跳，也不是从小企业往大公司跳，而是相反，是从关内往关外跳，从上市公司往私人企业跳。他已经想好了，这次再到私人企业干，不要求当总经理，只要求当分管销售的副总，只要掌握了企业的销售渠道，就等于掌握了客户资源，这样，也就抓住了老板的命脉，老板对自己好，就继续为他卖命，老板对自己不好，对不起，找准机会自己在外面重新开一个工厂，专门挖老板的墙角，不出几年，自己也成为一个老板了。
这也不是吴晓春的妄想，而是确有先例的。当初他在关外那家私人工厂当总经理的时候，手下一个管销售的副总就是这么做的，而且现在已经成功了。吴晓春相信自己的智商和能力都不在当年那个销售副总之下，副总能做到的，他吴晓春也一定能够做到。
这么想着，吴晓春振奋一些，信手拨了那个副总的手机。
副总姓孙，叫孙凯，吴晓春这时候一半调侃一半讨好地称对方"孙老板"，搞得孙凯半天没有想起来吴晓春是谁。吴晓春有些扫兴，差点把电话撂了。想了想，还是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吴晓春。
"哎呀，是吴总呀，您好您好！"孙凯连忙抱歉，矫枉过正地说了不少客气话，最后，不知道是表示歉意还诚心叙旧，热情地提出请吴晓春吃饭。
吃饭不吃饭无所谓，但吴晓春确实想见一下他。
"行，我请你吧。"吴晓春说。
"不不不，我请你，我请你！"孙凯说。
吴晓春又略微想了一下，说："行。你当老板了，是该请客。"
说着，两个人就约好了时间地点，见面吃饭。
吃饭少不了喝酒，喝酒少不了说话，喝着说着，吴晓春把自己的苦恼说了，并表现出对孙凯的羡慕。
"这你就错了，"孙凯说，"其实我还羡慕你呢。"
吴晓春疑惑，看着孙凯，不确定孙凯是开玩笑还是说真话。你一个老板，反而羡慕起我一个打工的？
孙凯说，当小老板不如在大公司当白领，并列举了他现在遭遇的各种麻烦。比如现在产品更新换代快，他天天感到跟不上，精神高度紧张，自己搞研发没有实力，而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又不是长久之计；还比如产品不能按时生产出来急得要死，生产出来卖不掉更急，卖出去了收不回资金还是急，总之，一天到晚都是急，长此以往，不被急死也得急出病来；再比如工厂刚刚有一点起色，工商税务红道黑道不知道从哪里冒出那么出来找麻烦，黑道就不说了，就说红道，昨天辖区民警还捎来话，说快年终了，出来一起坐坐，"坐坐"是什么意思？辖区治安那么差，工厂的保卫工作单靠人已经不行了，还必须依靠狗，不得不养了两条大狼狗，才能保障工厂不被偷盗，他一个片区警察怎么就那么清闲，有时间"坐坐"？就算有空，你一个民警没事找辖区企业的老板出来"坐坐"干什么？另外，前天劳动监管大队来查工厂为工人办社保的事情，理由冠冕堂皇，振振有辞，可工厂刚刚开张，我当老板的自己都还没有办社保呢，怎么可能为工人办社保？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法千篇一律，罚款，感觉他们来查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保障工人的权利，而是专门收罚款的；还有，孙凯接着说，前天晚上下夜班，路上一辆泥头车把一名女工轧死，虽然事情发生在工厂之外，并不是工厂的责任，但工厂也不能完全不管呀，要管，一花精力二花钱。再比如
孙凯还没有说完，吴晓春就赶快摆手，不让他说了，就这他听了头都大，再说还不把脑袋给涨破了？吴晓春想，看来这老板也不是好当的，
两个人继续喝酒，吴晓春突然同情起孙凯来，竟然打算他买这个单了。
孙凯这时候也喝了不少，说话的欲望比较强，既然已经打开了话匣子，不说完难受，所以要继续说。
孙凯说，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了，你一个大知识分子，就是想当老板，也要当知识经济类型的老板，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当小工厂的小老板。
吴晓春微微点点头，承认孙凯说有道理，自己或许确实不是当一个小工厂老板的料，但转念一想，既然一个小工厂的小老板都当不了，上哪能当知识经济类型的大老板呢？
孙凯给他举例，说他认识一个老板，以前是一家上市公司下属工厂的主管，现在出来自己做了，专门生产为原来那家工厂配套的电子产品，销路不成问题，生意当然好做。
吴晓春听了有些启发，但没有启发透，因为他现在说起来是新天地集团发展委的投资经理，听起来确实蛮吓人，其实就是一个具体办事的，主要工作是写各种各样看上去很有价值的投资报告，或在别人的投资报告上写意见，并没有实际管理一家工厂，一点实权没有，所以，孙凯说的机会对他不存在。
"机会要自己争取，"孙凯最后说，"关键要取得老板信任，只要老板信任，机会大把。你们老板黄鑫龙，有名得很，我也听说过。很多人跟着他发了财，你只要跟准他，亏不了。"
这话吴晓春信，无论在哪里做，关键是要取得老板信任，新天地集团这么大一个上市公司，只要老板信任了，机会总会有的。可是，他现在连单独见老板的机会都没有，怎么能取得黄鑫龙的信任呢？
跟孙凯吃过反之后，吴晓春暂时打消了跳槽的念头。他需要思考，考虑好了再说。
吴晓春发觉孙凯能当老板不是偶然的。以前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吴晓春多少有些小瞧孙凯，觉得这个人表面上能说会道，实际上肚子里面并没有多少货。吴晓春是正儿八经的硕士研究生，而孙凯只是一个大专生，并且在吴晓春看来，他那个大专文凭是不是能得到国家承认都说不定，可是，通过这次两个人一起喝酒一番长谈，他发觉孙凯并不是一个简单人物，虽然学历不高，但人并不苯，可能正因为在读书上精力花得少，看人看社会的精力才更加充分，而对于当老板来说，这些看人看社会的能力比书本知识更实用。这样一分析，孙凯成为老板也就并不奇怪了。
吴晓春决定向孙凯学习，多把一些精力放在看人看社会上。他相信，只要认识对头，用心，看人看社会的本领并不一定比理学硕士研究生的课程难。
作为这种学习的第一步，吴晓春决定先不跳槽，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如果眼前的事情都做不好，怎么能保证跳槽之后就一定能取得老板的信任，一定有机会自己当老板？又怎么能保证当小老板之后一定能处理好那么复杂的社会关系？
那么，什么是眼前最需要做的事情呢？吴晓春又进一步分析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绕开李惟诚，直接接近黄鑫龙。因为新天地集团老板是黄鑫龙，不是李惟诚，既然李惟诚既不能提携自己，也不能成为自己接近黄鑫龙的跳板，那么至少也不能让他成为横在自己和老板之间的拦路石。
思路是想通了，可操作起来并不简单。首先要有这样的机会，其次还要冒一定的风险，万一让事情还没有办成，就让李惟诚察觉了，更加麻烦。所以，吴晓春十分谨慎，耐心等待，终于等到了那次当面喊黄鑫龙"主席"的机会。
吴晓春是在边防局会议室里第一次称黄鑫龙主席的。
那一天是正月初三，是党政机关领导对港澳台同胞进行团拜的日子。黄鑫龙不是党政机关领导，没有资格对港澳台同胞搞团拜，但也以党政机关领导为榜样，学习他们的工作作风，也搞团拜，对集团公司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搞团拜。黄鑫龙第一个拜会的就是边防局领导，因为边防局是集团公司最大的合作伙伴。此时集团公司已经从多元化战略一系列失败中总结出教训来，打算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房地产开发上，而房地产开发离不开土地。黄鑫龙脑子活，会选地段，所以就跟边防局搞起了合作。
按照黄鑫龙的理解，深圳之所以能够撤县建市成立特区，最大的原因是挨着香港，否则，为什么全国那么多地方不选，偏偏选深圳呢？当初，黄鑫龙基于这个认识才坚决地从脚手架施工队出来寻找做进出口生意的机会，现在，同样基于这个认识，黄鑫龙认为深圳的地段离香港越近的地方越金贵，而离香港最近的地方几乎全部掌握在边防局手里。于是，在他用粮食系统留下来的粮站和粮食仓库学会了做房地产开发之后，就坚持与边防局合作，占了一大片与香港接壤的地段，使新天地公司拥有的土地在老五家上市公司中排名第一，股票价格也一路领先。
黄鑫龙这样说当然是气话，但也不是无中生有。当初他那样做的时候，确实受到质疑。有人说他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搞资本主义，还有人说他公私不分，甚至有一阵子还被当作经济领域犯罪审查，黄鑫龙本人也差点被抓进去。好在查来查去，他本人没有任何贪污受贿行为，加上后来大趋势变了，邓小平公开表示不要在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上纠缠，黄鑫龙才涉险过关。
到1988年，深圳正式试行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时候，黄鑫龙的"深圳新天地进出口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深圳贸易额最大的进出口公司。
1988年，国家正式推行股份制，以深圳做试点。但是，试验差点失败。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不一样，现在为了公司上市，请客送礼给顾问费咨询费在所不惜，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但当时的情况相反，当时是政府积极动员企业参与股份制改造，但企业并不积极。当然，当时也有条件限制，必须是国营企业，那时候还没有相关的法律，只有暂行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中就明确规定是"国营企业"，而国营企业的领导当时都是标准的国家干部，而且还是领导干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在政府各级领导职位当中找到自己相应的"级别"，事实上，他们中的有些人也确实在企业领导或地方党政领导之间来回的调动，所以，他们基本上都并不热心去改变现状，吃饱了撑得去改变现有国营企业的性质。因此，文件下发之后，整个深圳没有一家正宗的国营企业按程序要求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如此，这项争论了几年最终可以正式开展的重大改革举措就几乎进行不下去了。而且一旦在深圳推行不下去，就不能在全国推广，那么，今天的中国和中国经济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国家肯定有办法让试点工作进行下去。为了保证进行下去，政府有关部门专门从香港和北京请来专家，给国营企业的老总们上课，洗脑筋。第一批是请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和深圳物资总公司这样正宗的国营企业老总们去听，结果，人是去了，课也听了，但没效果。第二批只好扩大，扩大到新天地进出口这样挂着国营招牌但实际上国家并没有往里面投资的名义上的国营企业老总去听课，于是，也就把黄鑫龙也扩大进来了。
说实话，黄鑫龙一开始并没有当回事，也根本就没有听懂，但是，这些年做企业，黄鑫龙知道自己基础差，所以比较爱学习，特别注意学习有关改革和企业发展方面的一些新名词新知识和新政策，因此，那天他就特别注意听，听不懂的地方还专门做了记号，准备有机会的时候向别人讨教。这样，听着听着，黄鑫龙就听明白了。明白一旦实行股份制改造，他这个企业就更加独立了，他自己作为企业老板的地位也就更加巩固了。在此之前，他虽然也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是企业的一把手，但企业的性质是国家的，他必须时时事事看主管部门领导的脸色行事，否则，惹得上面不高兴，主管部门只要一个任命，就可以另外派一个一把手来。给领导的亲戚安排个工作或拉个赞助已经不算什么事情了，就是调用企业资金甚至是外汇这样的事情，往往也就是一个电话，连解释的时间都不给，就把电话撂了，黄鑫龙明明心里一肚子气，还必须照办。所以，他这个老板其实当得并不踏实，没有安全感，甚至有些窝囊，有时候，黄鑫龙甚至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老板，本能地最求利润最大化，最求企业规模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发现这种发展对他个人并没有好处，甚至越发展他越感到自己不安全，因此，他也一直希望能有机会改变现状。但怎样改变？能不能改变？他并不知道。现在，通过本次政府组织的学习，他知道，完成改造之后，按照暂行规定，企业的最高权力归股东大会，企业没有"上级"了，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可以随便任免他了，或者说，他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了，他自己的个人权利也可以通过内部职工持股的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兑现和保障。
黄鑫龙决定干。
当他把申请提交到体制改革办公室的时候，工作人员欣喜若狂，主动推荐专家帮他们准备文件和进行资产核定。可是，正当工作进展顺利之际，主管部门领导又节外生枝，给他们出难题，要求黄鑫龙不但把特区之内原供销系统的全体职工包括进去，而且还要把原粮食系统的职工也包括进去。对于前者，黄鑫龙还好接受，可把粮食系统的职工包括进来就实在没有道理了。
黄鑫龙不接受，主管部门领导施加压力，不接受他就不签字。
这时候，最着急的还不是黄鑫龙，而是特区体制改革办公室。如果双方坚持不下，那么，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试点单位又要泡汤了。为了不让试点泡汤，体改办两面做工作。他们在主管部门那边是怎么做工作的黄鑫龙并不清楚，在黄鑫龙怎么做工作的他清楚。工作的基本方法是补偿。补偿方式是：原粮食系统的一切资产全部划给新天地公司，包括好几个粮站和粮食仓库。做工作的人对黄鑫龙说：不要小瞧这几个破粮站和破仓库，它们不是挂在天上的，而是立在地上的，尽占着好地方呢。果然，这些粮站和仓库所占的地方为后来黄鑫龙进军房地产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些地皮，他甚至都想不起来做房地产。不过，黄鑫龙本人却不这么说，他说这就叫善有善报。
黄鑫龙说，当初他接受粮食系统烂摊子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那几个粮站和仓库能有那么大的用途，而只是出于同情。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黄鑫龙出差到上海，差点饿肚子。原来，当时深圳这边已经取消粮油计划供应了，而上海没有，所以，黄鑫龙出差去的时候就只带了人民币而没有带粮票。事实上，当时深圳人也没有粮票。都取消粮油计划供应了，哪里还有粮票？头两天是对方吃请，问题还没有暴露，最后一天，黄鑫龙想自由活动一下，就主动与对方告辞了，并要求对方不要陪了，他想办点私事，结果，当天晚上就没有饭吃。因为他身上只有钱，没有粮票，而上海的饭店当时还全部是国营饭店，上海人也喜欢认死理，没有粮票，再多的钱也不卖饭给他。他跑到商店，想凑合着买两个面包填肚子，结果商店也坚持原则，没有粮票连面包也不卖给他。最后，他没有办法，也实在不好意思为这点小事情回头给客户单位打电话求救，只好买了一只三黄鸡对付过去。这件事情给黄鑫龙影响非常深，他甚至能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想到既然粮票都取消了，粮食的计划供应取消了，那么，原来粮食系统的职工靠什么生存呢？他们不是比我们供销系统的职工更艰难吗？黄鑫龙因此动了同情心，最后同意接受原粮食系统的整个烂摊子。
全盘接受粮食系统的另外一个好处是给公司带来一个好名字。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造的时候，必须重新起名字，比如"新天地进出口公司"就应该重新注册为"新天地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但因为额外接受一个粮食系统进来，光用"进出口"名字就不全面了，因为随粮食系统一起并进来的那些粮站和仓库显然与进出口没有关系。另外，体改办的同志一再强调，不能搞歧视，如果新的股份有限公司当中只包含进出口而不包含粮食，那不意味着厚此薄彼嘛。所以，必须要重新起一个名字。最先考虑的方案是合二为一，干脆叫"新天地进出口粮食股份有限公司"，但怎么看怎么别扭，怎么听都觉得不合情理。又想到把位置调整一下，叫"新天地粮食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意思虽然通了，但更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从名字看，别人还以为该公司专门做粮食进出口业务的呢，这不是明摆着要限制公司将来的发展空间嘛。不行，更加不行。最后，还是体改办的同志建议，叫实业公司，因为"实业"包罗万象，符合股份公司将来走集团化多元化的广阔发展道路。黄鑫龙也觉得不错，他从小就从电影和小说中听说过"实业救国"，但当初不懂是什么意思，现在懂了，自然同意体改办同志的意见，而且，他认为这个名字比原来单纯的进出口更好。在黄鑫龙的观念中，做企业当然大比小好，多比少好，既然体改办的同志主动提到了集团化和多元化，那么还不如现在就把"集团"两个字也包括进来，况且，这样做也比较符合实际，不是已经包括供销和粮食两个系统了嘛，叫"集团"也是实事求是。如此，最后的名称定为"新天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率先在深圳挂牌上市，黄鑫龙成为中国最早一批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后来，由于天时地利钱多，募集来的资金不用利息也不用还本，多得花不完，公司实现超常规发展，集团下面立刻派生出五花八门的公司甚至总公司，这些公司或总公司的一把手也都叫董事长，跟黄鑫龙没有区别，他的助理李惟诚建议，集团设立董事局，黄鑫龙叫董事局主席。并且说香港的一些大公司也都是这么搞的。
李惟诚是当年公司搞股份制改造的时候由特区体改办推荐来的指导专家，新天地实业成功上市之后，其他专家回北京了，或被别的公司请去继续当指导了，而李惟诚却被黄鑫龙盛情挽留下来了，留下来给他当助理，其实是专门处理与股份制有关的事情。
黄鑫龙这样做是有远见的。既然公司上市了，那么就必须有一个这方面的专家，否则，别说实际运做了，就是回答股民或记者的问题也吃不准。后来的实践进一步证明，黄鑫龙留下李惟诚是英明正确的，套用一句领袖的话，公司成功上市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还有很多路要走，没有一个懂行的怎么行。比如增发，比如在大陆a股上市之后再在香港发行b股，还比如后来的收购兼并资产重组等等，哪一项都不是黄鑫龙或肖仲明这样的人能干得了的。因此，黄鑫龙非常信任李惟诚，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尊重李惟诚的意见。这次自然也不能例外，既然李惟诚建议设立集团董事局，黄鑫龙由集团董事长改称董事局主席，黄鑫龙也就欣然接受，成了"主席"，这才有了后来吴晓春称黄鑫龙"主席"的事件发生。
李惟诚虽然建议黄鑫龙成为主席了，但他自己却从来没有这么叫过。主要是习惯。李惟诚作为股份制改造的专家刚来公司的时候，称黄鑫龙为"黄总"，公司成功上市之后，他自己留下来当黄鑫龙的助理，发觉大家都叫黄鑫龙老板，只有他一个人叫"黄总"，似有不够尊敬之嫌，于是入乡随俗，也跟着大家一起叫黄鑫龙老板。时间一长，习惯成自然，要突然改口叫主席还有些不好意思，所以就继续叫老板。好在老板和主席是一个意思，至少在新天地集团内部，不会有人发生误解，因为新天地集团只有一个老板，这个老板不是别人，就是黄鑫龙。可吴晓春没有这个习惯，他是新近加盟新天地集团的，所以他可以上来就叫黄鑫龙"主席"。
吴晓春虽然没有习惯，可他也不是聋子，当然知道全公司的人都叫黄鑫龙老板，按常理，他也应该入乡随俗，随大家一起叫老板，但是，他没有随大溜，而是逮着机会标新立异地叫黄鑫龙"主席"。
吴晓春这样做是有考虑的。
吴晓春跟李惟诚是同龄人，而且经历相似。他们都是文革接近尾期的时候中学毕业，搭末班车上山下乡，不久赶上粉碎"四人帮"，招生制度改革，1977年参加首次高考离开广阔天地。可是，他们俩现在在公司的地位却相差悬殊。此时的李惟诚除了是黄鑫龙的助理外，还是集团董事，集团发展委主任，而吴晓春虽然学历更高，大学毕业后，在1980年代考上了中科院系统的研究生，获得了理学硕士学位，但由于下海晚，进入新天地集团的时间更晚，所以，目前只是在李惟诚手下担任一个小经理。之所以说"小"，是因为发展委在集团公司的地位高，李惟诚的手下几乎人人都是经理，就好比党政大机关一般工作人员也是正科级一样，集团发展委下面的人也都是"经理级"，而且也都有名头，比如调研部经理、开发部经理、项目部经理、资本运营部经理等等，具体到吴晓春这里，正式的头衔是投资部经理。但是，他们这些所谓的经理下面并没有兵，其实就是他一个人，说"经理"显然名不副实，加上"小"才贴切。因此，吴晓春就不甘心，就比较着急，就不得不只争朝夕。
一开始，吴晓春的目标是李惟诚。觉得自己与李惟诚是同一时代人，年龄一样，经历也差不多，比较容易相互理解与沟通，只要关系处理得不错，应该可以得到他的赏识和提携。比如提拔为发展委副主任或主任助理。为此，吴晓春也做过不少努力，包括把自己在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工作期间保存的野生藏红花送给李惟诚的夫人等等。可是，没有效果。不知道是此时集团公司的高学历人才实在太多的缘故，还是李惟诚对这个蠢蠢欲动的同龄人抱有一丝戒心，总之，吴晓春越是表现，李惟诚越是对他熟视无睹，吴晓春越是想当副主任，越是感觉离这个位置越来越远。最后，吴晓春终于相信，正因为是同龄人，正因为有着类似的经历，正因为自己的学历比李惟诚高，所以才更不会得到他的提携，不打击压制就算不错的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李惟诚非常失望，甚至绝望，他发觉自己根本就是走错了道路，而且一步走错步步错。第一步错在当年不该为考上研究生而报考相对冷门的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冷门自然有冷门的道理，相对容易录取也自然有相对容易录取的道理，结果，学历是有了，却耽误了这么多年时间。第二步错是既然已经走上科研这条道路，就不该受外面世界的诱惑而下海，坚持到底，熬成学术带头人，也不一定比现在差。第三错是既然已经下海了，就应该争取当老板而不要想着在大公司混一个闲差，如果从将来自己当老板的角度考虑，那么还不如在关外的小企业好好当总经理，不必费那么大劲跳槽到上市公司来。如果不来新天地集团，继续当关外那家私人企业的所谓的总经理，虽然也是给老板打工的，但在一个几百人的企业里，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哪个也不敢小瞧他，不象现在，老板就不用说了，连个和自己一般大的同样也是给老板打工的发展委主任都攀不上，自己这不是自寻其辱吗？
吴晓春想到了再次跳槽，这次不是从关外往关内跳，也不是从小企业往大公司跳，而是相反，是从关内往关外跳，从上市公司往私人企业跳。他已经想好了，这次再到私人企业干，不要求当总经理，只要求当分管销售的副总，只要掌握了企业的销售渠道，就等于掌握了客户资源，这样，也就抓住了老板的命脉，老板对自己好，就继续为他卖命，老板对自己不好，对不起，找准机会自己在外面重新开一个工厂，专门挖老板的墙角，不出几年，自己也成为一个老板了。
这也不是吴晓春的妄想，而是确有先例的。当初他在关外那家私人工厂当总经理的时候，手下一个管销售的副总就是这么做的，而且现在已经成功了。吴晓春相信自己的智商和能力都不在当年那个销售副总之下，副总能做到的，他吴晓春也一定能够做到。
这么想着，吴晓春振奋一些，信手拨了那个副总的手机。
副总姓孙，叫孙凯，吴晓春这时候一半调侃一半讨好地称对方"孙老板"，搞得孙凯半天没有想起来吴晓春是谁。吴晓春有些扫兴，差点把电话撂了。想了想，还是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吴晓春。
"哎呀，是吴总呀，您好您好！"孙凯连忙抱歉，矫枉过正地说了不少客气话，最后，不知道是表示歉意还诚心叙旧，热情地提出请吴晓春吃饭。
吃饭不吃饭无所谓，但吴晓春确实想见一下他。
"行，我请你吧。"吴晓春说。
"不不不，我请你，我请你！"孙凯说。
吴晓春又略微想了一下，说："行。你当老板了，是该请客。"
说着，两个人就约好了时间地点，见面吃饭。
吃饭少不了喝酒，喝酒少不了说话，喝着说着，吴晓春把自己的苦恼说了，并表现出对孙凯的羡慕。
"这你就错了，"孙凯说，"其实我还羡慕你呢。"
吴晓春疑惑，看着孙凯，不确定孙凯是开玩笑还是说真话。你一个老板，反而羡慕起我一个打工的？
孙凯说，当小老板不如在大公司当白领，并列举了他现在遭遇的各种麻烦。比如现在产品更新换代快，他天天感到跟不上，精神高度紧张，自己搞研发没有实力，而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又不是长久之计；还比如产品不能按时生产出来急得要死，生产出来卖不掉更急，卖出去了收不回资金还是急，总之，一天到晚都是急，长此以往，不被急死也得急出病来；再比如工厂刚刚有一点起色，工商税务红道黑道不知道从哪里冒出那么出来找麻烦，黑道就不说了，就说红道，昨天辖区民警还捎来话，说快年终了，出来一起坐坐，"坐坐"是什么意思？辖区治安那么差，工厂的保卫工作单靠人已经不行了，还必须依靠狗，不得不养了两条大狼狗，才能保障工厂不被偷盗，他一个片区警察怎么就那么清闲，有时间"坐坐"？就算有空，你一个民警没事找辖区企业的老板出来"坐坐"干什么？另外，前天劳动监管大队来查工厂为工人办社保的事情，理由冠冕堂皇，振振有辞，可工厂刚刚开张，我当老板的自己都还没有办社保呢，怎么可能为工人办社保？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法千篇一律，罚款，感觉他们来查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保障工人的权利，而是专门收罚款的；还有，孙凯接着说，前天晚上下夜班，路上一辆泥头车把一名女工轧死，虽然事情发生在工厂之外，并不是工厂的责任，但工厂也不能完全不管呀，要管，一花精力二花钱。再比如
孙凯还没有说完，吴晓春就赶快摆手，不让他说了，就这他听了头都大，再说还不把脑袋给涨破了？吴晓春想，看来这老板也不是好当的，
两个人继续喝酒，吴晓春突然同情起孙凯来，竟然打算他买这个单了。
孙凯这时候也喝了不少，说话的欲望比较强，既然已经打开了话匣子，不说完难受，所以要继续说。
孙凯说，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了，你一个大知识分子，就是想当老板，也要当知识经济类型的老板，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当小工厂的小老板。
吴晓春微微点点头，承认孙凯说有道理，自己或许确实不是当一个小工厂老板的料，但转念一想，既然一个小工厂的小老板都当不了，上哪能当知识经济类型的大老板呢？
孙凯给他举例，说他认识一个老板，以前是一家上市公司下属工厂的主管，现在出来自己做了，专门生产为原来那家工厂配套的电子产品，销路不成问题，生意当然好做。
吴晓春听了有些启发，但没有启发透，因为他现在说起来是新天地集团发展委的投资经理，听起来确实蛮吓人，其实就是一个具体办事的，主要工作是写各种各样看上去很有价值的投资报告，或在别人的投资报告上写意见，并没有实际管理一家工厂，一点实权没有，所以，孙凯说的机会对他不存在。
"机会要自己争取，"孙凯最后说，"关键要取得老板信任，只要老板信任，机会大把。你们老板黄鑫龙，有名得很，我也听说过。很多人跟着他发了财，你只要跟准他，亏不了。"
这话吴晓春信，无论在哪里做，关键是要取得老板信任，新天地集团这么大一个上市公司，只要老板信任了，机会总会有的。可是，他现在连单独见老板的机会都没有，怎么能取得黄鑫龙的信任呢？
跟孙凯吃过反之后，吴晓春暂时打消了跳槽的念头。他需要思考，考虑好了再说。
吴晓春发觉孙凯能当老板不是偶然的。以前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吴晓春多少有些小瞧孙凯，觉得这个人表面上能说会道，实际上肚子里面并没有多少货。吴晓春是正儿八经的硕士研究生，而孙凯只是一个大专生，并且在吴晓春看来，他那个大专文凭是不是能得到国家承认都说不定，可是，通过这次两个人一起喝酒一番长谈，他发觉孙凯并不是一个简单人物，虽然学历不高，但人并不苯，可能正因为在读书上精力花得少，看人看社会的精力才更加充分，而对于当老板来说，这些看人看社会的能力比书本知识更实用。这样一分析，孙凯成为老板也就并不奇怪了。
吴晓春决定向孙凯学习，多把一些精力放在看人看社会上。他相信，只要认识对头，用心，看人看社会的本领并不一定比理学硕士研究生的课程难。
作为这种学习的第一步，吴晓春决定先不跳槽，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如果眼前的事情都做不好，怎么能保证跳槽之后就一定能取得老板的信任，一定有机会自己当老板？又怎么能保证当小老板之后一定能处理好那么复杂的社会关系？
那么，什么是眼前最需要做的事情呢？吴晓春又进一步分析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绕开李惟诚，直接接近黄鑫龙。因为新天地集团老板是黄鑫龙，不是李惟诚，既然李惟诚既不能提携自己，也不能成为自己接近黄鑫龙的跳板，那么至少也不能让他成为横在自己和老板之间的拦路石。
思路是想通了，可操作起来并不简单。首先要有这样的机会，其次还要冒一定的风险，万一让事情还没有办成，就让李惟诚察觉了，更加麻烦。所以，吴晓春十分谨慎，耐心等待，终于等到了那次当面喊黄鑫龙"主席"的机会。
吴晓春是在边防局会议室里第一次称黄鑫龙主席的。
那一天是正月初三，是党政机关领导对港澳台同胞进行团拜的日子。黄鑫龙不是党政机关领导，没有资格对港澳台同胞搞团拜，但也以党政机关领导为榜样，学习他们的工作作风，也搞团拜，对集团公司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搞团拜。黄鑫龙第一个拜会的就是边防局领导，因为边防局是集团公司最大的合作伙伴。此时集团公司已经从多元化战略一系列失败中总结出教训来，打算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房地产开发上，而房地产开发离不开土地。黄鑫龙脑子活，会选地段，所以就跟边防局搞起了合作。
按照黄鑫龙的理解，深圳之所以能够撤县建市成立特区，最大的原因是挨着香港，否则，为什么全国那么多地方不选，偏偏选深圳呢？当初，黄鑫龙基于这个认识才坚决地从脚手架施工队出来寻找做进出口生意的机会，现在，同样基于这个认识，黄鑫龙认为深圳的地段离香港越近的地方越金贵，而离香港最近的地方几乎全部掌握在边防局手里。于是，在他用粮食系统留下来的粮站和粮食仓库学会了做房地产开发之后，就坚持与边防局合作，占了一大片与香港接壤的地段，使新天地公司拥有的土地在老五家上市公司中排名第一，股票价格也一路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