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矛盾中挣扎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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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先生致赵黛莉第六封信，信封上留下三枚完好邮票，内容相对较短。此信距上信隔了数月已经跨入了197年。信纸同前，竖写两页，全录于兹——
黛莉：
信收到，知道你过得还好，甚慰。关于《春》是一封短信，被一个朋友抄去发表的。你若为它订口口年的《青年界》，你就上当了。《春》今年六月可在开明书店出版。
《文季》被禁，你的订报费不知良友公司退还你没有？三月中口口文化生活社将出《文丛》月刊，由靳以口口编辑，辑成你可以订闻，每期字数大概和“作家”差不多。第一期有我关于《家》的长文，怛以后几个月内，我想不会在那上面发表文章了。因为写完《春》后我就要到南方去旅行。
你要的书不久可寄上。
有位名虫蚀君，是你的朋友，他写信给我，但我找不着他的地址了，所以没法回信。请你代我问候他，并说：关于写文章的事情我知道得太少。各书店都有怎样作文及小说文章作法一类的书出版。我没有看过，我想对于他也许是有用的。关于我写文章，没有秘诀，我只知道多体验生活，多读欧洲大家的作品，多写。
祝好
二月十五日
读过此信，我想起文学评论家王晖先生的一个观点，即在我们的历史书写中，要同时重视时代更迭的“大历史”之下~民间百姓日常生活的“小历史”，也就是微观个人“毛茸茸”的具体历史生活。据此反观这封信，也就增添了趣味。你看，一个朋友抄去巴金关于《春》的短信，发表于《青年界》，山西赵黛莉便可能误订此刊，也就“上当”了；信中“《文季》被禁”一语，应指巴、靳主编的《文季月刊》在出版七期之后，于197年初被当局查封之事，于是又会涉及著名的良友公司是否退还订报费等问题；一个名叫虫蚀的人，写信向巴金讨教作文法，却因为巴金“找不着他的地址了，所以没法回信”，故请黛莉转告出一番话语，使我们再一次得知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便有了“多体验生活”这一说法。在前述第三封信中，亦有相同的话语。我一向以为这个词汇应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才“专项”使用的，至于巴金先生“多读欧洲大家的作品”一语，倒可以认作他长期以来的一大倾向。在此前的第二封信中，巴金也曾强调：“我有好些朋友就没读过旧书”之类的话。史载195年秋冬，巴金曾经发表过《一阵春风》等文，对中国教授学者们热衷于整理古籍，翻印古书，猛烈抨击。
那时的巴金，对待中国传统古书的态度，与鲁迅所主张的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观点相一致。“五四”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口号震天响，知识界普遍主张抛弃和再造中国文化传统，巴金亦不例外。他在《一阵春风》中写道：“难道我们的奴隶性还不够深吗？我们的血还不够凉吗？必得让他们再把我们带到古代坟墓里去被活埋一次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巴金比别人更认真。”他赞誉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尽管鲁迅、冯雪峰、胡风、巴金等人与另一批左翼作家有分歧、有争端、有矛盾，进而在当年上海文坛形成两大阵营，但是，他们在“批孔”运动中的基本立场，在传统文化需要“破坏”且必须与之断裂这一点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他们共同引进多种西方革命学说，助推反传统潮流强劲于域内，渐成大势。而一个有趣现象是，鲁迅也好，巴金也罢，他们自身的写作却处处包含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人们使用汉语做文章，传统印记是根本无法摆脱的。尽管他们自己并不乐意这样看。
如今，稍做分析即知，一个偌大古国那深厚悠久的文化传统，如何可以人为割裂？几十年后，种种暴虐运动，将中国古老封建主义之黑暗，重新推演到极致，怎么不见割裂开？再看中国人的故土裙带及家族观念，至今根深蒂固，又如何背叛割裂而大革其命？中国人不读中国书，到底行不行？中国文化之精髓乃世界公认之人类文明瑰宝，全世界汉语热正在升温，外国人学汉语已经超过四千万人，难道我们自己却要拋弃它吗？想一想，一场暴风雨般的巨大革命，拼死破坏中国传统社会一切秩序，究竟给后人带来了什么？
谁也想不到，当代中国，儒家复盛，忽然又冒出不少“国学大师”来。孰真孰假，凡人莫辨。历史怪圈一转，令人头晕目眩。
此信之后不久，即197年月，巴金与靳以创办的新刊《文丛》果然问世。巴金先生在这份刊物上发表《死》、《梦》、《醉》、***等一系列散文，表明自己“是一个在矛盾中挣扎的弱者”，“让我们把这一生作为一个试验，看一个弱者怎样在重重矛盾中苦斗罢！也许有一天我会克服了种种矛盾，成为一个强者而达到生之完成的”。在那风雷滾滾的年代，无数知识分子自觉地做了大革命的“试验品”。我在想，那个时代皇权既倒幽灵在，先进分子们倡科学，求民主，反封建，反传统，做叛逆，争自由，实是大势所趋。不如此，不知光明何在。然而太彻底、太革命、太猛烈时，封建传统的糟粕不仅反不掉，却找到了自身存在的理由。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全然变了味儿。启蒙，是不能跨越的，而历史，亦无法假设……
信中显见《春》还没有写完。巴金所说此著“今年六月可在开明书店出版”亦未实现。《春》的出版和要到南方旅行的计划，都是第二年春季以后才得以实施的。由于有着《文季月刊》被禁和月将出《文丛》等语，因而判断这些信只能写在两事确曾发生的197年。信写在月底，巴金住在上海拉都路一处寓所中，为前往广西任教的马宗融、罗淑夫妇照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说到“毛茸茸的小历史”，却有意味。巴金先生这七封信，从始至终使用钢笔书写。仔细辨析笔痕，可认作同一支钢笔书写。于是，又引出另一段故事来。
199年间，巴金大哥李尧枚在上海时，听四弟巴金谈，要以故乡大家庭为背景，做一部书，也就是后来的《家》。大哥务枚深表支持，临行买来一支“价值不菲”的钢笔，送给四弟，以示鼓励。翌年春，大哥从老家致信巴金说：“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起一部书，但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不得了。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余暇把（它）写成吧，怕什么！”
巴金没有辜负大哥的期待。两年以后，即191年4月19日，一部用这支笔完成的崭新小说《家》，开始在上海《时报》连载。此刻，巴金刚刚写完该书第六章《做大哥的人》，一个著名文学形象“觉新”，正是以大哥尧枚为原型的。万万想不到，就在此著连载于《时报》的次日，大哥尧枚竟在老家吞服了自己亲手调制的毒药，满怀一腔苦痛，自杀身亡了。悲伤之中，巴金继续用这支钢笔书写《家》的后记，缅怀亡兄，他写道：“这管笔，你来，复活起来看我怎样踏过那一切骸骨前进！”
这是191年发生的事。到196年，巴金致黛莉七封信，是否仍然使用了这支钢笔呢？可惜我未曾见过巴金先生留存下来的同时期手稿，倘有那时笔迹在，稍加比对，即可辨识。
故事还没有完。半个世纪以后，1988年，成都修成了一座“慧园”，专题纪念巴金及其作品。当时，巴老尚且健在，特此整理出三百多件相关实物、手稿、著作等，相赠慧园布展。这其中，就有这支珍贵钢笔。巴金先生还专门将上述怀念大哥那段话，同时赠出。
及至005年，巴金与世长辞，新华社配图发布通稿，其中一图即有此笔。下注：“这是一支巴金早期使用过的钢笔，从这笔下流泻出的文学精神，如今谁能传承？”这钢笔，分量足够重矣。
我注意到，在同期作家中，巴金比之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更多地使用钢笔写作。有文物手迹表明，早在194年，巴金尚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即使用钢笔而未用毛笔。这可能与他学习外语专业有关吧。
今日域内，学者文人，早已多用电脑码字，不仅毛笔远离吾辈，即说钢笔也远离案头了。电脑敲字，方便至极，换笔革命，大势所趋，只是换笔之后，行云流水，却不知能否流出好文章来。
好笔与好作品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这第六封信，还是不曾涉及任何人的婚事。那么，目前查到一个襄汾县赵文英，她在抗战前已经成婚，到底能不能与“赵黛莉”对上号呢？
襄汾县作家杨志刚，确如《黄河》主编张发所说，“老杨办事没问题”。他在去冬提供了晋军兵工专家赵逢冬之子赵少嵘的线索后，009年元月14日，他进而查清了“堂姐赵文英”的历史状况，并再一次通过长途电话，向我陈述详情。我一看襄汾来电，自然兴奋。
万万没有想到，志刚兄在襄汾认真调研，用心甚专，言之凿凿，成绩斐然，却一举颠覆了我和志强奔忙于太原的调査成果，无情地粉碎了我们关于赵文英女士的全部期待。
作家杨志刚作出调研报告，赵女士人生履历斑斑可考，毋庸置疑。（未完待续）
巴金先生致赵黛莉第六封信，信封上留下三枚完好邮票，内容相对较短。此信距上信隔了数月已经跨入了197年。信纸同前，竖写两页，全录于兹——
黛莉：
信收到，知道你过得还好，甚慰。关于《春》是一封短信，被一个朋友抄去发表的。你若为它订口口年的《青年界》，你就上当了。《春》今年六月可在开明书店出版。
《文季》被禁，你的订报费不知良友公司退还你没有？三月中口口文化生活社将出《文丛》月刊，由靳以口口编辑，辑成你可以订闻，每期字数大概和“作家”差不多。第一期有我关于《家》的长文，怛以后几个月内，我想不会在那上面发表文章了。因为写完《春》后我就要到南方去旅行。
你要的书不久可寄上。
有位名虫蚀君，是你的朋友，他写信给我，但我找不着他的地址了，所以没法回信。请你代我问候他，并说：关于写文章的事情我知道得太少。各书店都有怎样作文及小说文章作法一类的书出版。我没有看过，我想对于他也许是有用的。关于我写文章，没有秘诀，我只知道多体验生活，多读欧洲大家的作品，多写。
祝好
二月十五日
读过此信，我想起文学评论家王晖先生的一个观点，即在我们的历史书写中，要同时重视时代更迭的“大历史”之下~民间百姓日常生活的“小历史”，也就是微观个人“毛茸茸”的具体历史生活。据此反观这封信，也就增添了趣味。你看，一个朋友抄去巴金关于《春》的短信，发表于《青年界》，山西赵黛莉便可能误订此刊，也就“上当”了；信中“《文季》被禁”一语，应指巴、靳主编的《文季月刊》在出版七期之后，于197年初被当局查封之事，于是又会涉及著名的良友公司是否退还订报费等问题；一个名叫虫蚀的人，写信向巴金讨教作文法，却因为巴金“找不着他的地址了，所以没法回信”，故请黛莉转告出一番话语，使我们再一次得知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便有了“多体验生活”这一说法。在前述第三封信中，亦有相同的话语。我一向以为这个词汇应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才“专项”使用的，至于巴金先生“多读欧洲大家的作品”一语，倒可以认作他长期以来的一大倾向。在此前的第二封信中，巴金也曾强调：“我有好些朋友就没读过旧书”之类的话。史载195年秋冬，巴金曾经发表过《一阵春风》等文，对中国教授学者们热衷于整理古籍，翻印古书，猛烈抨击。
那时的巴金，对待中国传统古书的态度，与鲁迅所主张的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观点相一致。“五四”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口号震天响，知识界普遍主张抛弃和再造中国文化传统，巴金亦不例外。他在《一阵春风》中写道：“难道我们的奴隶性还不够深吗？我们的血还不够凉吗？必得让他们再把我们带到古代坟墓里去被活埋一次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巴金比别人更认真。”他赞誉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尽管鲁迅、冯雪峰、胡风、巴金等人与另一批左翼作家有分歧、有争端、有矛盾，进而在当年上海文坛形成两大阵营，但是，他们在“批孔”运动中的基本立场，在传统文化需要“破坏”且必须与之断裂这一点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他们共同引进多种西方革命学说，助推反传统潮流强劲于域内，渐成大势。而一个有趣现象是，鲁迅也好，巴金也罢，他们自身的写作却处处包含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人们使用汉语做文章，传统印记是根本无法摆脱的。尽管他们自己并不乐意这样看。
如今，稍做分析即知，一个偌大古国那深厚悠久的文化传统，如何可以人为割裂？几十年后，种种暴虐运动，将中国古老封建主义之黑暗，重新推演到极致，怎么不见割裂开？再看中国人的故土裙带及家族观念，至今根深蒂固，又如何背叛割裂而大革其命？中国人不读中国书，到底行不行？中国文化之精髓乃世界公认之人类文明瑰宝，全世界汉语热正在升温，外国人学汉语已经超过四千万人，难道我们自己却要拋弃它吗？想一想，一场暴风雨般的巨大革命，拼死破坏中国传统社会一切秩序，究竟给后人带来了什么？
谁也想不到，当代中国，儒家复盛，忽然又冒出不少“国学大师”来。孰真孰假，凡人莫辨。历史怪圈一转，令人头晕目眩。
此信之后不久，即197年月，巴金与靳以创办的新刊《文丛》果然问世。巴金先生在这份刊物上发表《死》、《梦》、《醉》、***等一系列散文，表明自己“是一个在矛盾中挣扎的弱者”，“让我们把这一生作为一个试验，看一个弱者怎样在重重矛盾中苦斗罢！也许有一天我会克服了种种矛盾，成为一个强者而达到生之完成的”。在那风雷滾滾的年代，无数知识分子自觉地做了大革命的“试验品”。我在想，那个时代皇权既倒幽灵在，先进分子们倡科学，求民主，反封建，反传统，做叛逆，争自由，实是大势所趋。不如此，不知光明何在。然而太彻底、太革命、太猛烈时，封建传统的糟粕不仅反不掉，却找到了自身存在的理由。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全然变了味儿。启蒙，是不能跨越的，而历史，亦无法假设……
信中显见《春》还没有写完。巴金所说此著“今年六月可在开明书店出版”亦未实现。《春》的出版和要到南方旅行的计划，都是第二年春季以后才得以实施的。由于有着《文季月刊》被禁和月将出《文丛》等语，因而判断这些信只能写在两事确曾发生的197年。信写在月底，巴金住在上海拉都路一处寓所中，为前往广西任教的马宗融、罗淑夫妇照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说到“毛茸茸的小历史”，却有意味。巴金先生这七封信，从始至终使用钢笔书写。仔细辨析笔痕，可认作同一支钢笔书写。于是，又引出另一段故事来。
199年间，巴金大哥李尧枚在上海时，听四弟巴金谈，要以故乡大家庭为背景，做一部书，也就是后来的《家》。大哥务枚深表支持，临行买来一支“价值不菲”的钢笔，送给四弟，以示鼓励。翌年春，大哥从老家致信巴金说：“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起一部书，但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不得了。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余暇把（它）写成吧，怕什么！”
巴金没有辜负大哥的期待。两年以后，即191年4月19日，一部用这支笔完成的崭新小说《家》，开始在上海《时报》连载。此刻，巴金刚刚写完该书第六章《做大哥的人》，一个著名文学形象“觉新”，正是以大哥尧枚为原型的。万万想不到，就在此著连载于《时报》的次日，大哥尧枚竟在老家吞服了自己亲手调制的毒药，满怀一腔苦痛，自杀身亡了。悲伤之中，巴金继续用这支钢笔书写《家》的后记，缅怀亡兄，他写道：“这管笔，你来，复活起来看我怎样踏过那一切骸骨前进！”
这是191年发生的事。到196年，巴金致黛莉七封信，是否仍然使用了这支钢笔呢？可惜我未曾见过巴金先生留存下来的同时期手稿，倘有那时笔迹在，稍加比对，即可辨识。
故事还没有完。半个世纪以后，1988年，成都修成了一座“慧园”，专题纪念巴金及其作品。当时，巴老尚且健在，特此整理出三百多件相关实物、手稿、著作等，相赠慧园布展。这其中，就有这支珍贵钢笔。巴金先生还专门将上述怀念大哥那段话，同时赠出。
及至005年，巴金与世长辞，新华社配图发布通稿，其中一图即有此笔。下注：“这是一支巴金早期使用过的钢笔，从这笔下流泻出的文学精神，如今谁能传承？”这钢笔，分量足够重矣。
我注意到，在同期作家中，巴金比之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更多地使用钢笔写作。有文物手迹表明，早在194年，巴金尚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即使用钢笔而未用毛笔。这可能与他学习外语专业有关吧。
今日域内，学者文人，早已多用电脑码字，不仅毛笔远离吾辈，即说钢笔也远离案头了。电脑敲字，方便至极，换笔革命，大势所趋，只是换笔之后，行云流水，却不知能否流出好文章来。
好笔与好作品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这第六封信，还是不曾涉及任何人的婚事。那么，目前查到一个襄汾县赵文英，她在抗战前已经成婚，到底能不能与“赵黛莉”对上号呢？
襄汾县作家杨志刚，确如《黄河》主编张发所说，“老杨办事没问题”。他在去冬提供了晋军兵工专家赵逢冬之子赵少嵘的线索后，009年元月14日，他进而查清了“堂姐赵文英”的历史状况，并再一次通过长途电话，向我陈述详情。我一看襄汾来电，自然兴奋。
万万没有想到，志刚兄在襄汾认真调研，用心甚专，言之凿凿，成绩斐然，却一举颠覆了我和志强奔忙于太原的调査成果，无情地粉碎了我们关于赵文英女士的全部期待。
作家杨志刚作出调研报告，赵女士人生履历斑斑可考，毋庸置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