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共同寻找黛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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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自抗战胜利后，赵廷雅、赵廷英以及所有赵氏宗族成员，他们逆势而为，饱受唾骂，深感无可辩解。阎锡山不待见他们，国民党惩处汉奸，而共产党这厢，正在倚重各路军事力量，大举夺取全国政权。无论怎么说，好事儿都轮不到这家人头上。
一句话，赵家处境艰辛，阎锡山、国民党、共产党，都不会帮衬这一家族。
黛莉太难了。眼看着上海不能生活，北京难以为继，全家竟无立锥之地。于是，赵家上百口亲友，向着东南西北11个省市，四面八方奔散而去。
黛莉带着小赵健，凄凄惶惶。
思来想去，总要依靠两只手，劳动工作度光阴。上海伤心地，北京谋生难，太原不能待，西安怎么样？黛莉决定重新投奔大慈大悲的西安堂姐赵菊生。自那年暂住西安，生育小女，黛莉与堂姐情义深厚。
1950年春，黛莉拉扯着小赵健，投奔西安而去。
一见堂姐菊生，二人悲从中来，相拥而泣。唔，茕哀苦独，形影孤凄，幼儿寡母，最是可怜。赵菊生一边安抚堂妹，一边拜托各位山西老乡，要为黛莉母女奔走一个饭碗。
说来颇为奇特。堂姐赵菊生久居西安，人事较熟，居然找到了一位重量级老乡一中共早期大树特树的工业劳模赵占魁。说来话长，这位老英模系山西定襄人，抗战中在延安兵工厂搞铸造，一个心眼踏实苦干，为人憨厚朴实。当初，蒋介石号令围攻陕甘宁边区，中共猛将贺龙身为边区联防总司令，特命所属温家沟兵工厂，紧急制造十万颗手榴弹，装备部队御敌。未料兵工厂工会干部狄德建等人，突然提出工人待遇问题，并反对十小时工作制，说不好就要罢工。狄等要求延安军政当局给予工人以相应补偿，构成中共局部执政时期首次工人怠工事件。这还得了！贺龙差一点儿就要枪毙狄德建了。延安军政一面严惩狄等毫不留情，一面在工人中树立典型模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依靠榜样力量解决复工难题。延安《解放日报》热烈地报道了山西籍好工人赵占魁踏实肯干的事迹。毛泽东当即将这一典型放置到一个战略性高度予以推广。农村学习吴满有，工厂学习赵占魁，太行学习李顺达，军队学习张思德，干部学习白求恩。后来，又加上青年学习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少年学习刘文学，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最著名者当然是学习雷锋好榜样……总之，要以典型带一般，把人民话语集中起来，把人民思想统一起来，把人民行动组织起来。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要树立一个或几个乃至多个光辉榜样，推广为普通群众跟党走的新坐标和参照系。要说总体效果，当然很好，那不是一般好，而是非常好，特别好。
这一次大敌当前，毛泽东关于学习赵占魁的指示，相当坚决，不留余地。当时，毛泽东看了《解放日报》报道后，亲自给中央职委书记邓发打电话说：“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得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提高生产、改进工作的新生事物。平时我听你们说，要找斯达汉诺夫，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要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和生产单位去。”从此，一场“学习赵占魁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49年后，赵占魁毫无疑问地成为全国首批劳动模范，并以西北工人代表身份，参加了首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历任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50年，赵占魁荣任西北总工会和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实职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副部长。直到六十年以后的今天，中华全国总工会评选六十位“新中国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借此助推大型国庆纪念活动，赵占魁依然荣列其中。
赵占魁生于1896年，逝世于197年8月6日。那么，这面老资格的“工人旗帜”，与黛莉母女之命运有甚关系？
赵占魁的事迹，当年在西北党政军以及社会各界家喻户晓。但是，人们只知道他不辞劳苦为党工作的一面，却较少知道，他原本出徒于山西民族资本家早期企业，先在山西兵工厂所属铜圆厂学习翻砂铸造，技术日趋成熟，又在同蒲铁路介休工段做工三年，其文化背景正是民间传统的忠厚信义，所接受的训练又属干尊师如父理念，常与一些山西资本家打交道。说起来，那时候，厂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很好，是相当愉快和谐的。
198年，日军侵占山西同蒲铁路，赵占魁逃亡下岗，一直走到延安来。如今，赵占魁既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局担任实际职务，那么，山西老乡赵菊生，并不费太大工夫，便辗转相托，很快与赵占魁及其家人建立了同乡互动联系。于是，西北劳动局副局长赵占魁，热情地介绍小老乡赵黛莉，到西北劳动局机关上班，做了一名会计，而且待遇不低。其间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难处。
让我们整理一下思路：赵占魁来到延安时，已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人，他实在算不上一名激进的革命斗士，只是遵循厂规，忠厚待人，靠一身技术立足，重在养家糊口，后来做了官员，眼见得山西小老乡有困难，孤儿寡母，他不会见死不救。一种古老的传统义理，久存心底，很自然地发挥作用，能帮人时，尽量相帮。据赵健回忆，直到近些年，母亲与赵占魁亲属仍有相互来往，母亲一生都非常感谢赵叔一家人。
这简直有点儿“阶级斗争熄灭论”了。是的，所谓阶级斗争，在中国民间社会里，并非时时刻刻呈现着尖锐状态。倘若时时尖锐难当，试问礼仪邦国何在？传统善德何在？仁者爱人何在？济贫扶困何在？两大阶级殊死斗争千百年，缺失了和谐，这学说倒是真正匪夷所思的。
黛莉就这样参加了共产党革命工作。她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机关大院里，上班去劳动局，下班孤身一人，带着一个小女孩，和那些刚刚打下江山的工农革命家们一道，学文件、吃食堂，竟也有过一段快乐时光。遗憾的是，这位富家小姐，从来没有接受过中共党组织任何训练，也毫不熟悉党组织周边早已集体化、苦难化的火热斗争生活，她的存在，显得十分另类。比如，革命女同志常常穿着队伍里发下来的灰色服装，或旧军衣或“列宁装”，裤腿肥大，布质粗糙，形式单一，有人腰扎武装带，有人带着小手枪，而黛莉却常常把旗袍穿了起来，乃至髙跟皮鞋、长筒丝袜、彩色发带等，时在解放区晴朗的天空下亮相。这不是资产阶级，又是什么阶级？加上她那复杂多事的家庭背景，还有她流落南北曾经从业于国统区的人生经历，这一切，简直令革命者无法接受，尤其不能被革命女战士们那战斗型审美观所容忍。如果不是老前辈赵占魁介绍来的，如果不是有这位“英雄老乡”罩护着，恐怕她早就被列入敌人阵营中去了，至少，也打你个“国民党特务嫌疑”。
到了1954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黛莉先后任职于陕西省劳动局、西安交通大学、省交通厅下属汽车配件公司等单位。
黛莉仍做会计工作，但人们从政治上歧视她的情形也越来越严重了。
她仍做会计工作，但人们从政治上歧视她的情形也越来越严重了。
在那个严酷年代，任何人都无法逃脱没完没了的政审。据黛莉老人回忆，光她知道和配合过的“宁武外调”，至少有过十八次到二十次。万幸者，她仅仅在太原读过书，在宁武并没有生活过，又从未参加过国民党或阎锡山的任何组织，因此每次运动，每次审干，每次调査，她尚且能在危如累卵的态势下，勉强保存“完卵”，因而也就保留了她和小赵健赖以生存的工资来源。
黛莉在“文革”前即任髙级会计之职，每月工资七十元左右。这在许多人看来，一老一小母女俩，挣这个数目的钱，本身就近乎罪恶，许多人把这娘儿俩嫉恨得要死。据女儿赵健说：1965年前后，经济形势缓解一些了，母亲除了喜欢读书看报，还喜欢独自一人穿戴整齐去逛一逛百货商场，有时当作散步，一逛好长时间。她当然希望生活得更好一点。这是什么人才有的习惯？贫下中农和城市贫民们，绝不这样做！坚决反对这样做！
一场接一场的大运动，人们瞪着血红的眼睛，与其说是査她政治，不如说是妒她经济，或者说，在完全公有制的条件下，政治命运和经济待遇两者简直不可分开，几乎是同一场斗争。长期以来，我们研究政治运动包括“文革”的残酷性，总是很自然地侧重于政治倾向和帮派集团的斗争，更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而容易忽视经济利益因素。事实上，运动中两大派，拼杀到你死我活而绝不罢休，与高度公有制条件下每个人的经济利益相关至密。谁若输了，对立派必将扣发工资，你们全家就艰难得活不下去。而各地造反之初，有一多半首发阵容，干脆就是向上要求落实经济补偿，而并非纠正什么“思想路线”。同理，“文革”运动也是公有制条件下的产物，其残酷程度，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搅在一起的。
赵黛莉母女俩，在长期运动中，尚且能够相拥喘息活下来，全凭这份工资了。令人感慨的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年轻时不参加任何组织，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事实上，黛莉后来已经被当作真正的“特务嫌疑”而被控制着，这相当可怕。遥想当年，国民党在贵州、云南、重庆、湖南、广西、浙江、福建等统治区，大力推行多项组织活动，高喊着“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等口号，许多青年投笔从戎，参加了“三青团”或者“青年军”组织。这事儿放在1949年以后，随时可以要人性命，或者难逃牢狱之灾，多年劳动改造更是常见的事。
赵健深有惨痛记忆：同学们集体看罢电影《智取华山》，很快将赵母黛莉当作影片中女特务的翻版。事虽荒唐，却极痛苦，以至于别人打骂欺负，将其当作特务女儿来对待，仿佛这一切并非联想，而是现实，而是果真。
长期政审上下歧视，尚且不曾将人揪出来再三批斗，一旦1966年大风暴席卷而至，则完全撕去了一切面纱。西安古城，批斗打砸日趋疯狂。试想，在那场运动中，千千万万老革命，无数根红苗正之人，尚且难逃厄运，又何况种种“牛鬼蛇神”？批斗赵黛莉，更是家常便饭，不死也脱三层皮。老人回忆说，某次批斗会上，有一位挨斗职员因一点点小事，被暴打在地，连续者三，结果，第三次栽倒后，再也爬不起来，此人被当场活活打死。凶手们迅速将其烧掉，又把死者骨灰胡乱抛撒到西安护城河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在日夜不息的批斗中，赵黛莉的宿舍连续被抄多遍，抄出来几件旗袍或者好一点的衣服，几条长筒丝袜，两双髙跟鞋，还搞了公开的“罪恶”展览。最后，勉强收回来几张老照片，早被人用红笔打了叉，编号为5号、5号，其余则被糟蹋殆尽。可叹西安红卫兵之暴力，比起北京大兴、湖南道县以及我所熟悉的太行山等地，比起许多群体虐杀“牛鬼蛇神”的地方来，算是轻的了。深怀仇恨的人们啊，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黛莉是一位真正坚守自己人生信念的人。
黛莉能够活下来，实在是个奇迹。
她什么也不去多想，只想到自己绝不能死，绝不能胡乱承认各种罪名，因为她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她要为女儿活下去。
黛莉从少女时代起，就心仪自由，向往革命，追求进步'，崇尚独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一切，竟换来如此悲凉的结局。即使巴金先生本人，也备受凌辱，九死一生。更有许多大小知识分子、优秀作家死于非命。唔，还是那句话：革命吃掉自己的女儿。
屋子里渐渐暗下来，看看天色已晚。姝言悲娓，时复欷戯，黛莉的人生命运令人心潮难平：七十余载，风雨摧袭，世事迭变，时运多舛，她孤独无助，步履维艰，但她不软弱屈从。她是一位真正坚守自己人生信念的人。
作者赵瑜观赏黛莉章士旧相册。
她的身上涵盖着更真切的历史。
是的，黛莉终生未嫁。赵健也从未见过亲生父亲。
乱世佳人啊。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巴金先生致黛莉七封旧信，那么，当年黛莉女士致巴金先生的信件，是否还幸存于世呢？缺失了黛莉的表述，是一大遗憾。我明知希望甚小，但还是向赵家母女提出了这个问题“母女俩在沉默中摇摇头，眼中一片茫然。是啊，七十年风雨过去，这些信不在了，底稿也不在了，唯寄希望于巴金研究者们，今后留心吧。
经母女俩同意，我从赵家相册中抓紧翻拍了一些旧照片。要想把这个故事更完善地讲给和平年代的读者们，还需图文并茂，以利干和大家一起，共同寻找巴金的黛莉。
赵徤就职于西安建设银行，直至退休。西安城里，河南籍市民不少，赵健年轻时嫁给了一位实实在在的河南人，然后又生一女。这位女儿，我们都没有见到。唯祝她一切都好，希望她姥姥此生悲剧，真的不再重演。
我和李彬告别黛莉母女，下得楼来，整个西安古城车流滚滚，华灯万千。下班人群在匆匆之中，各自奔赴其家。街边一个乞讨者拉着二胡，不是《江河水》，而是流行曲调《走进新时代》。灯光缭乱处，行人步如飞。
1964年秋，巴金先生应山西作家邀请，曾到太原、大同、大寨、杏花村等地采风游历。不知他是否忆起了《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不知他是否还记得“坡子街0号”有一位少女叫做黛莉，曾经与他往往来来写了一些信，说了许多话？这一切，竟不可考。
近来有报道说，以巴金名字命名的那颗小行星，正遨游在浩瀚无拫而朦昽迷茫的宇宙间。我由此联想，一位中国作家，历尽苦难，他终干彻底获得了自由。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祝福他们吧，热爱自由的人们。
009年10月太原—北京（未完待续）
怎么办？自抗战胜利后，赵廷雅、赵廷英以及所有赵氏宗族成员，他们逆势而为，饱受唾骂，深感无可辩解。阎锡山不待见他们，国民党惩处汉奸，而共产党这厢，正在倚重各路军事力量，大举夺取全国政权。无论怎么说，好事儿都轮不到这家人头上。
一句话，赵家处境艰辛，阎锡山、国民党、共产党，都不会帮衬这一家族。
黛莉太难了。眼看着上海不能生活，北京难以为继，全家竟无立锥之地。于是，赵家上百口亲友，向着东南西北11个省市，四面八方奔散而去。
黛莉带着小赵健，凄凄惶惶。
思来想去，总要依靠两只手，劳动工作度光阴。上海伤心地，北京谋生难，太原不能待，西安怎么样？黛莉决定重新投奔大慈大悲的西安堂姐赵菊生。自那年暂住西安，生育小女，黛莉与堂姐情义深厚。
1950年春，黛莉拉扯着小赵健，投奔西安而去。
一见堂姐菊生，二人悲从中来，相拥而泣。唔，茕哀苦独，形影孤凄，幼儿寡母，最是可怜。赵菊生一边安抚堂妹，一边拜托各位山西老乡，要为黛莉母女奔走一个饭碗。
说来颇为奇特。堂姐赵菊生久居西安，人事较熟，居然找到了一位重量级老乡一中共早期大树特树的工业劳模赵占魁。说来话长，这位老英模系山西定襄人，抗战中在延安兵工厂搞铸造，一个心眼踏实苦干，为人憨厚朴实。当初，蒋介石号令围攻陕甘宁边区，中共猛将贺龙身为边区联防总司令，特命所属温家沟兵工厂，紧急制造十万颗手榴弹，装备部队御敌。未料兵工厂工会干部狄德建等人，突然提出工人待遇问题，并反对十小时工作制，说不好就要罢工。狄等要求延安军政当局给予工人以相应补偿，构成中共局部执政时期首次工人怠工事件。这还得了！贺龙差一点儿就要枪毙狄德建了。延安军政一面严惩狄等毫不留情，一面在工人中树立典型模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依靠榜样力量解决复工难题。延安《解放日报》热烈地报道了山西籍好工人赵占魁踏实肯干的事迹。毛泽东当即将这一典型放置到一个战略性高度予以推广。农村学习吴满有，工厂学习赵占魁，太行学习李顺达，军队学习张思德，干部学习白求恩。后来，又加上青年学习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少年学习刘文学，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最著名者当然是学习雷锋好榜样……总之，要以典型带一般，把人民话语集中起来，把人民思想统一起来，把人民行动组织起来。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要树立一个或几个乃至多个光辉榜样，推广为普通群众跟党走的新坐标和参照系。要说总体效果，当然很好，那不是一般好，而是非常好，特别好。
这一次大敌当前，毛泽东关于学习赵占魁的指示，相当坚决，不留余地。当时，毛泽东看了《解放日报》报道后，亲自给中央职委书记邓发打电话说：“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得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提高生产、改进工作的新生事物。平时我听你们说，要找斯达汉诺夫，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要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和生产单位去。”从此，一场“学习赵占魁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49年后，赵占魁毫无疑问地成为全国首批劳动模范，并以西北工人代表身份，参加了首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历任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50年，赵占魁荣任西北总工会和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实职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副部长。直到六十年以后的今天，中华全国总工会评选六十位“新中国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借此助推大型国庆纪念活动，赵占魁依然荣列其中。
赵占魁生于1896年，逝世于197年8月6日。那么，这面老资格的“工人旗帜”，与黛莉母女之命运有甚关系？
赵占魁的事迹，当年在西北党政军以及社会各界家喻户晓。但是，人们只知道他不辞劳苦为党工作的一面，却较少知道，他原本出徒于山西民族资本家早期企业，先在山西兵工厂所属铜圆厂学习翻砂铸造，技术日趋成熟，又在同蒲铁路介休工段做工三年，其文化背景正是民间传统的忠厚信义，所接受的训练又属干尊师如父理念，常与一些山西资本家打交道。说起来，那时候，厂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很好，是相当愉快和谐的。
198年，日军侵占山西同蒲铁路，赵占魁逃亡下岗，一直走到延安来。如今，赵占魁既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局担任实际职务，那么，山西老乡赵菊生，并不费太大工夫，便辗转相托，很快与赵占魁及其家人建立了同乡互动联系。于是，西北劳动局副局长赵占魁，热情地介绍小老乡赵黛莉，到西北劳动局机关上班，做了一名会计，而且待遇不低。其间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难处。
让我们整理一下思路：赵占魁来到延安时，已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人，他实在算不上一名激进的革命斗士，只是遵循厂规，忠厚待人，靠一身技术立足，重在养家糊口，后来做了官员，眼见得山西小老乡有困难，孤儿寡母，他不会见死不救。一种古老的传统义理，久存心底，很自然地发挥作用，能帮人时，尽量相帮。据赵健回忆，直到近些年，母亲与赵占魁亲属仍有相互来往，母亲一生都非常感谢赵叔一家人。
这简直有点儿“阶级斗争熄灭论”了。是的，所谓阶级斗争，在中国民间社会里，并非时时刻刻呈现着尖锐状态。倘若时时尖锐难当，试问礼仪邦国何在？传统善德何在？仁者爱人何在？济贫扶困何在？两大阶级殊死斗争千百年，缺失了和谐，这学说倒是真正匪夷所思的。
黛莉就这样参加了共产党革命工作。她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机关大院里，上班去劳动局，下班孤身一人，带着一个小女孩，和那些刚刚打下江山的工农革命家们一道，学文件、吃食堂，竟也有过一段快乐时光。遗憾的是，这位富家小姐，从来没有接受过中共党组织任何训练，也毫不熟悉党组织周边早已集体化、苦难化的火热斗争生活，她的存在，显得十分另类。比如，革命女同志常常穿着队伍里发下来的灰色服装，或旧军衣或“列宁装”，裤腿肥大，布质粗糙，形式单一，有人腰扎武装带，有人带着小手枪，而黛莉却常常把旗袍穿了起来，乃至髙跟皮鞋、长筒丝袜、彩色发带等，时在解放区晴朗的天空下亮相。这不是资产阶级，又是什么阶级？加上她那复杂多事的家庭背景，还有她流落南北曾经从业于国统区的人生经历，这一切，简直令革命者无法接受，尤其不能被革命女战士们那战斗型审美观所容忍。如果不是老前辈赵占魁介绍来的，如果不是有这位“英雄老乡”罩护着，恐怕她早就被列入敌人阵营中去了，至少，也打你个“国民党特务嫌疑”。
到了1954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黛莉先后任职于陕西省劳动局、西安交通大学、省交通厅下属汽车配件公司等单位。
黛莉仍做会计工作，但人们从政治上歧视她的情形也越来越严重了。
她仍做会计工作，但人们从政治上歧视她的情形也越来越严重了。
在那个严酷年代，任何人都无法逃脱没完没了的政审。据黛莉老人回忆，光她知道和配合过的“宁武外调”，至少有过十八次到二十次。万幸者，她仅仅在太原读过书，在宁武并没有生活过，又从未参加过国民党或阎锡山的任何组织，因此每次运动，每次审干，每次调査，她尚且能在危如累卵的态势下，勉强保存“完卵”，因而也就保留了她和小赵健赖以生存的工资来源。
黛莉在“文革”前即任髙级会计之职，每月工资七十元左右。这在许多人看来，一老一小母女俩，挣这个数目的钱，本身就近乎罪恶，许多人把这娘儿俩嫉恨得要死。据女儿赵健说：1965年前后，经济形势缓解一些了，母亲除了喜欢读书看报，还喜欢独自一人穿戴整齐去逛一逛百货商场，有时当作散步，一逛好长时间。她当然希望生活得更好一点。这是什么人才有的习惯？贫下中农和城市贫民们，绝不这样做！坚决反对这样做！
一场接一场的大运动，人们瞪着血红的眼睛，与其说是査她政治，不如说是妒她经济，或者说，在完全公有制的条件下，政治命运和经济待遇两者简直不可分开，几乎是同一场斗争。长期以来，我们研究政治运动包括“文革”的残酷性，总是很自然地侧重于政治倾向和帮派集团的斗争，更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而容易忽视经济利益因素。事实上，运动中两大派，拼杀到你死我活而绝不罢休，与高度公有制条件下每个人的经济利益相关至密。谁若输了，对立派必将扣发工资，你们全家就艰难得活不下去。而各地造反之初，有一多半首发阵容，干脆就是向上要求落实经济补偿，而并非纠正什么“思想路线”。同理，“文革”运动也是公有制条件下的产物，其残酷程度，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搅在一起的。
赵黛莉母女俩，在长期运动中，尚且能够相拥喘息活下来，全凭这份工资了。令人感慨的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年轻时不参加任何组织，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事实上，黛莉后来已经被当作真正的“特务嫌疑”而被控制着，这相当可怕。遥想当年，国民党在贵州、云南、重庆、湖南、广西、浙江、福建等统治区，大力推行多项组织活动，高喊着“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等口号，许多青年投笔从戎，参加了“三青团”或者“青年军”组织。这事儿放在1949年以后，随时可以要人性命，或者难逃牢狱之灾，多年劳动改造更是常见的事。
赵健深有惨痛记忆：同学们集体看罢电影《智取华山》，很快将赵母黛莉当作影片中女特务的翻版。事虽荒唐，却极痛苦，以至于别人打骂欺负，将其当作特务女儿来对待，仿佛这一切并非联想，而是现实，而是果真。
长期政审上下歧视，尚且不曾将人揪出来再三批斗，一旦1966年大风暴席卷而至，则完全撕去了一切面纱。西安古城，批斗打砸日趋疯狂。试想，在那场运动中，千千万万老革命，无数根红苗正之人，尚且难逃厄运，又何况种种“牛鬼蛇神”？批斗赵黛莉，更是家常便饭，不死也脱三层皮。老人回忆说，某次批斗会上，有一位挨斗职员因一点点小事，被暴打在地，连续者三，结果，第三次栽倒后，再也爬不起来，此人被当场活活打死。凶手们迅速将其烧掉，又把死者骨灰胡乱抛撒到西安护城河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在日夜不息的批斗中，赵黛莉的宿舍连续被抄多遍，抄出来几件旗袍或者好一点的衣服，几条长筒丝袜，两双髙跟鞋，还搞了公开的“罪恶”展览。最后，勉强收回来几张老照片，早被人用红笔打了叉，编号为5号、5号，其余则被糟蹋殆尽。可叹西安红卫兵之暴力，比起北京大兴、湖南道县以及我所熟悉的太行山等地，比起许多群体虐杀“牛鬼蛇神”的地方来，算是轻的了。深怀仇恨的人们啊，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黛莉是一位真正坚守自己人生信念的人。
黛莉能够活下来，实在是个奇迹。
她什么也不去多想，只想到自己绝不能死，绝不能胡乱承认各种罪名，因为她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她要为女儿活下去。
黛莉从少女时代起，就心仪自由，向往革命，追求进步'，崇尚独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一切，竟换来如此悲凉的结局。即使巴金先生本人，也备受凌辱，九死一生。更有许多大小知识分子、优秀作家死于非命。唔，还是那句话：革命吃掉自己的女儿。
屋子里渐渐暗下来，看看天色已晚。姝言悲娓，时复欷戯，黛莉的人生命运令人心潮难平：七十余载，风雨摧袭，世事迭变，时运多舛，她孤独无助，步履维艰，但她不软弱屈从。她是一位真正坚守自己人生信念的人。
作者赵瑜观赏黛莉章士旧相册。
她的身上涵盖着更真切的历史。
是的，黛莉终生未嫁。赵健也从未见过亲生父亲。
乱世佳人啊。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巴金先生致黛莉七封旧信，那么，当年黛莉女士致巴金先生的信件，是否还幸存于世呢？缺失了黛莉的表述，是一大遗憾。我明知希望甚小，但还是向赵家母女提出了这个问题“母女俩在沉默中摇摇头，眼中一片茫然。是啊，七十年风雨过去，这些信不在了，底稿也不在了，唯寄希望于巴金研究者们，今后留心吧。
经母女俩同意，我从赵家相册中抓紧翻拍了一些旧照片。要想把这个故事更完善地讲给和平年代的读者们，还需图文并茂，以利干和大家一起，共同寻找巴金的黛莉。
赵徤就职于西安建设银行，直至退休。西安城里，河南籍市民不少，赵健年轻时嫁给了一位实实在在的河南人，然后又生一女。这位女儿，我们都没有见到。唯祝她一切都好，希望她姥姥此生悲剧，真的不再重演。
我和李彬告别黛莉母女，下得楼来，整个西安古城车流滚滚，华灯万千。下班人群在匆匆之中，各自奔赴其家。街边一个乞讨者拉着二胡，不是《江河水》，而是流行曲调《走进新时代》。灯光缭乱处，行人步如飞。
1964年秋，巴金先生应山西作家邀请，曾到太原、大同、大寨、杏花村等地采风游历。不知他是否忆起了《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不知他是否还记得“坡子街0号”有一位少女叫做黛莉，曾经与他往往来来写了一些信，说了许多话？这一切，竟不可考。
近来有报道说，以巴金名字命名的那颗小行星，正遨游在浩瀚无拫而朦昽迷茫的宇宙间。我由此联想，一位中国作家，历尽苦难，他终干彻底获得了自由。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祝福他们吧，热爱自由的人们。
009年10月太原—北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