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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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的真正寂寞，莫过于爱其人者不知其魂其作。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出现曾使文艺界、批评界如此惊慌失措和难堪。人们搜畅刮肚，却难在既有的符号系统中寻找到恰当的词语来描述和评价这位作家的生命活动和她的作品内涵。对她的研究不仅始终是议论纷起，莫衷一是，而且十冷时热，结论亦大相径庭。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观察到，即萧红的历史沉浮和对其作品研究的冷热变换，总是和中国社会历史特定的转折点相关。生死场蜚声文坛，曾轰动上海文艺界，继之呼兰河传和马伯乐的出现，则给批评界带来难堪的沉默和惊诧。于是，人们将其长做分为前后两期，试图做分别的描述和评价；而后便是“左”倾思想干扰下的长期冷落和批评。新时期以来，在人性复苏的总体历史背景下，萧红和她的小说长做在海内外一时有边为一个理论热点，研究者对其人生道路和作品展开中心评价。但是因为背景不够深宏或相关的艺术理论准备尚未成熟而多在资料挖掘上行进，不能做更多的理论拓展。学术讨论再次停滞不前而陷入僵局，由“热”转“冷”萧红在其成功后的寂寞中几乎无路可行。她以不再是一个简单地憧憬“成功”的文学青年，而是深怀自己对人生、时代历史思考的作家。因此，从另一角度而言，这失望是深刻的、清醒的，同时也是悲彻的。
萧红是寂寞的，这寂寞深深侵蚀着她，困扰着她和她的写作，她“时刻期待着黎明的曙色却永远葬身于黑暗之中，永久憧憬着人间的爱意和温暖却倍受凌辱与蹂躏而过早地离去，强烈向往着辉煌的人生却终守着寂寞与孤独”然而更可悲的，不是她个人的寂寞情怀，而是环绕着她和她的写作所形成的一个具有东方悲剧意味的“寂寞网”它如同无边的黑暗将这个作家用生命之光撕碎的一角沉重的天幕复又合拢。这是她“将心捧给每一个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她”和“勇毅地面对一个民族的灵魂却造成一代又一代人迷茫”的东方寂寞。一种多么伟大的孤寂和深沉的悲哀！这寂寞曾使她焦灼难耐，同时也给她身后的世界带来更多的悲剧意味。她知道，如果她像战时许多文艺家那样，去“入伍”去叫喊，去与她面对的众民们一道欢呼，就不会再有这样更深层次的悲凉和寂寞意味，就会有更多的花环环绕在她的脚下或墓前，然而她没有，她仍是那般孤独、倔强地一个人向“彼岸”的世界遥遥先行。回眸尘世，她只有更焦灼地呼唤和期待。
萧红是不该这般寂寞的。如果说她生前的寂寞更多的是现实悲剧的人生困扰，那么她身后的寂寞则是民族历史的缺憾所造成的一种文化的困扰。翻开萧红作品，从生死场到马伯乐，萧红和她笔下的人物、笔下的世界，犹如隔着一个沉重的夜幕，是有一段“距离”的。这“距离”绝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作家跟不上时代步伐的表现。无论在民族革命的整体背景、氛围下作者本身对其有过怎样的犹疑和彷徨，但在她作品的字里行间，是隐藏着这“距离”后面非常自信的文化视角的。即使这大地仍是一片沉寂，那陨落的星光仍要撕碎一角黑暗，留下一点倏忽即逝的光亮给未来的人们，或是留给历史以记忆。非常可贵的是，无论在怎样的背景下，萧红都从未动摇过其这方面的艺术信念。所以她说：“现在或过去，作家的创作永远对着人类的愚昧！”
现代审美视角与其作品“生活主体”的历史距离，作家对其笔下世界的文化超越，使萧红的小说像鲁迅的作品一样，构成了其接受角度的历史障碍。我们很难想象鲁迅的阿q正传如果给乡间的“阿桂”们听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萧红的小说也是这样。她是在和“未来”进行历史性的对话，而不是像赵树理的小说那样，就是写给他笔下世界中的人们的，以致作家本人在成了这一世界的某一角色而与其融为一体。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作家进行艺术对话的对象规定了其对话方式，这一‘对话方式’也就是介入叙述过程的符号系统。而采用何种叙述方式或符号系统，亦进一步规定、影响着作家艺术思维的‘行为方式’，也就是其审美思考方式那时的文化层次和视角。”如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是较为明确地写给工农大众的，这决定了他必须以通俗化、大众化的叙述方式和语言符号来进行艺术对话。而这一叙述过程的符号系统本身具有着其潜在的思维特质，规定着作家的艺术思考、行为方式而直接影响到其审美抉择的文化视角。所以笔者认为这是赵树理最终难以超越其笔下世界而陷入一个封闭的审美循环轨道的根本原因。萧红的小说创作则不然，它像鲁迅的作品一样，在反讽式的“嘲讽性摹拟”中，处处隐藏着作家的一种潜在的批判意味。作家仿佛是躲在作品后面的某个暗处，冷静地观察着这纷扰的芸芸众生，冷眼凝视着它的荒诞和愚昧。这荒诞的历史行经和情感逻辑是她要告诉那芸芸众生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人，是她期待视野的未来接受者，而不是行为角色的本身。所以她的小说语体风格上的冷峻、峭拔，处处隐含着“现代人”的内省智慧和文化自信，从而将传统的神明逼视到一个丑陋不堪的角落。二十世纪以来，文学艺术总是企图获得某种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从而形成了其“强大的内在结构、历史跨度与深度进向”的“文学视界”它“企图对人类精神的能动里程有效的全面的把握”“文学视界的深度蕴含，就在于它导向对人类存在状况的关注，在巨大的历史跨度里来审视人类的命运。”因此作为“人类把握存在世界的广度层面和深度进向，‘视界’是人类觉醒意识的表达。当人类的感觉和思想取得独立的时候，它就为自己找到一种新的活动方式。”萧红小说是获取了这一世纪性的现代文化背景而在“深度进向”上实现了其“强大的内在结构”和“历史跨度”的。它为在一个新的“广度层面和深度进向”展示人类觉醒意识，寻找到了“一种新的活动方式”的艺术表达。为此，它不能不首先寻找一个拟想中的读者来作为这一艺术传达的接受者，这在当时以至迄今的中国普通民众中都是相当困难的。
萧红步入文坛之际已是中国新文学将近有二十年历史的时候，从表述方式到符号系统，新文学都形成其较为固定的文学模式和结构功能。有人曾将新旧传统分为这样几个历史层次：旧传统、“五•四”传统与延安传统。作为严谨的史学分野虽有待于进一步的商榷，然而“五四”与“延安”两个传统已形成其特定的文化内涵确是历史事实。萧红正出现在这两个“传统”交接、融汇的时刻“五四”新文学的锐气已渐渐由“大众化”的一种群体风格所淹没而表现出某种潜在的文化回归指向，文学语言也由初期的风姿多彩而富于个性魅力的“稚气”的白话文发展为一种近似于“早熟”的通俗传达工具。故而，从生死场开始，萧红在其颇为“稚气”的审美创造中就在寻找其作品“期待视野”的特殊读者，也在寻找一种新的艺术对话方式和“文学视界”因此从第一部成名作开始，多少年来就曾有多少大师和读者惊异于其艺术语言的“炫惑”“越轨”与“明丽”“新鲜”或是“特别”尽管褒贬不一，但其超越当时及其后文学语言及文学规范却是一个审美事实。萧红对此曾不止一次地宣称她的艺术信念，强调小说创作的个性特征：“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而且更使人惊讶的是，她是以一个“儿童视点”的叙述视角来完成其具有“巨大历史跨度”、“深度进向”的文学描绘。读了萧红的作品，总使我们想到一个稚气的儿童一双睁大的、天真无邪的眼眸，想起萧红这位寂寞作家的稚气脸庞和面对这个世界的深深疑虑。她以一颗纯净的童心来叩问这个负重过久的荒谬世界，从而形成其语体风格上冷峻、峭拔而又富有朝气的批判力量和幽默机制，一种“稚气”美的开拓品格和智慧力量。
萧红的语言是独特的，这独特的语言带来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和时代！“儿童视角”的“稚气”叙述中似乎只是她倾诉给另一个时代的人。孤寂、悲郁、冷峻、峭拔而又锐气十足，可以说萧红从一开始叙述时就规定了其创作情境的艺术思维方式。“拟想中的读者”暗示给作家的语体抉择，进一步规定了其叙述过程的审美倾向。如果说文学艺术“属于文化的语言范围”的话，那么确如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所揭示的“叙述行为的现实基础——语言，其功能并不仅仅是表达自身之外的‘被表达之物’，并不仅是‘叙它’；与此同时，在更隐秘或更实质的意义上，语言还具有‘自述’的潜在机制。语言，就其和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文化结构而言，它不单是工具、载体，而且是实体，是一种执拗的意志若从这个观点来看，叙事活动便又不只是一种‘传达’，而且是创造和生产的过程”在这一创造过程中，语言“不知不觉地支配着我们的思维形式、途径及其叙述过程”而构成其“叙述之外的叙述”的深层结构。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及马伯乐，尽管讽刺艺术的许多具有真正现代荒诞意味的作品一样，是颇具怀疑、批判精神的现代反讽形式的艺术对话方式。“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代作家中走出‘小传统’的历史圈子而莅临一个世纪性转折点上与未来进行沉重的艺术对话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其“稚气”美的“儿童视点”和语体风格是继承了“五四”初期新文学的审美角度的。因此她的小说创作在三四十年代是独树一帜的，在令人想起非常遥远的时代的同时，也给人以更深远的历史启迪。从这一角度看，整个“热闹”的时代反而显示出一种意味深长的历史沉寂，孤寂的萧红却代表着一个必将再次崛起的觉醒时代！
正像我们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现代哲学巨匠一样，鲁迅之后也没有再产生一个真正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巨匠。而萧红是以自己独特的生命感受和审美直觉、艺术天才多少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我们从中似乎可以寻到“现代”审美意识的某些逻辑线索和思想力量，这大概是鲁迅先生一直特别钟爱其人的深刻原因吧。
一个作家的真正寂寞，莫过于爱其人者不知其魂其作。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出现曾使文艺界、批评界如此惊慌失措和难堪。人们搜畅刮肚，却难在既有的符号系统中寻找到恰当的词语来描述和评价这位作家的生命活动和她的作品内涵。对她的研究不仅始终是议论纷起，莫衷一是，而且十冷时热，结论亦大相径庭。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观察到，即萧红的历史沉浮和对其作品研究的冷热变换，总是和中国社会历史特定的转折点相关。生死场蜚声文坛，曾轰动上海文艺界，继之呼兰河传和马伯乐的出现，则给批评界带来难堪的沉默和惊诧。于是，人们将其长做分为前后两期，试图做分别的描述和评价；而后便是“左”倾思想干扰下的长期冷落和批评。新时期以来，在人性复苏的总体历史背景下，萧红和她的小说长做在海内外一时有边为一个理论热点，研究者对其人生道路和作品展开中心评价。但是因为背景不够深宏或相关的艺术理论准备尚未成熟而多在资料挖掘上行进，不能做更多的理论拓展。学术讨论再次停滞不前而陷入僵局，由“热”转“冷”萧红在其成功后的寂寞中几乎无路可行。她以不再是一个简单地憧憬“成功”的文学青年，而是深怀自己对人生、时代历史思考的作家。因此，从另一角度而言，这失望是深刻的、清醒的，同时也是悲彻的。
萧红是寂寞的，这寂寞深深侵蚀着她，困扰着她和她的写作，她“时刻期待着黎明的曙色却永远葬身于黑暗之中，永久憧憬着人间的爱意和温暖却倍受凌辱与蹂躏而过早地离去，强烈向往着辉煌的人生却终守着寂寞与孤独”然而更可悲的，不是她个人的寂寞情怀，而是环绕着她和她的写作所形成的一个具有东方悲剧意味的“寂寞网”它如同无边的黑暗将这个作家用生命之光撕碎的一角沉重的天幕复又合拢。这是她“将心捧给每一个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她”和“勇毅地面对一个民族的灵魂却造成一代又一代人迷茫”的东方寂寞。一种多么伟大的孤寂和深沉的悲哀！这寂寞曾使她焦灼难耐，同时也给她身后的世界带来更多的悲剧意味。她知道，如果她像战时许多文艺家那样，去“入伍”去叫喊，去与她面对的众民们一道欢呼，就不会再有这样更深层次的悲凉和寂寞意味，就会有更多的花环环绕在她的脚下或墓前，然而她没有，她仍是那般孤独、倔强地一个人向“彼岸”的世界遥遥先行。回眸尘世，她只有更焦灼地呼唤和期待。
萧红是不该这般寂寞的。如果说她生前的寂寞更多的是现实悲剧的人生困扰，那么她身后的寂寞则是民族历史的缺憾所造成的一种文化的困扰。翻开萧红作品，从生死场到马伯乐，萧红和她笔下的人物、笔下的世界，犹如隔着一个沉重的夜幕，是有一段“距离”的。这“距离”绝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作家跟不上时代步伐的表现。无论在民族革命的整体背景、氛围下作者本身对其有过怎样的犹疑和彷徨，但在她作品的字里行间，是隐藏着这“距离”后面非常自信的文化视角的。即使这大地仍是一片沉寂，那陨落的星光仍要撕碎一角黑暗，留下一点倏忽即逝的光亮给未来的人们，或是留给历史以记忆。非常可贵的是，无论在怎样的背景下，萧红都从未动摇过其这方面的艺术信念。所以她说：“现在或过去，作家的创作永远对着人类的愚昧！”
现代审美视角与其作品“生活主体”的历史距离，作家对其笔下世界的文化超越，使萧红的小说像鲁迅的作品一样，构成了其接受角度的历史障碍。我们很难想象鲁迅的阿q正传如果给乡间的“阿桂”们听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萧红的小说也是这样。她是在和“未来”进行历史性的对话，而不是像赵树理的小说那样，就是写给他笔下世界中的人们的，以致作家本人在成了这一世界的某一角色而与其融为一体。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作家进行艺术对话的对象规定了其对话方式，这一‘对话方式’也就是介入叙述过程的符号系统。而采用何种叙述方式或符号系统，亦进一步规定、影响着作家艺术思维的‘行为方式’，也就是其审美思考方式那时的文化层次和视角。”如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是较为明确地写给工农大众的，这决定了他必须以通俗化、大众化的叙述方式和语言符号来进行艺术对话。而这一叙述过程的符号系统本身具有着其潜在的思维特质，规定着作家的艺术思考、行为方式而直接影响到其审美抉择的文化视角。所以笔者认为这是赵树理最终难以超越其笔下世界而陷入一个封闭的审美循环轨道的根本原因。萧红的小说创作则不然，它像鲁迅的作品一样，在反讽式的“嘲讽性摹拟”中，处处隐藏着作家的一种潜在的批判意味。作家仿佛是躲在作品后面的某个暗处，冷静地观察着这纷扰的芸芸众生，冷眼凝视着它的荒诞和愚昧。这荒诞的历史行经和情感逻辑是她要告诉那芸芸众生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人，是她期待视野的未来接受者，而不是行为角色的本身。所以她的小说语体风格上的冷峻、峭拔，处处隐含着“现代人”的内省智慧和文化自信，从而将传统的神明逼视到一个丑陋不堪的角落。二十世纪以来，文学艺术总是企图获得某种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从而形成了其“强大的内在结构、历史跨度与深度进向”的“文学视界”它“企图对人类精神的能动里程有效的全面的把握”“文学视界的深度蕴含，就在于它导向对人类存在状况的关注，在巨大的历史跨度里来审视人类的命运。”因此作为“人类把握存在世界的广度层面和深度进向，‘视界’是人类觉醒意识的表达。当人类的感觉和思想取得独立的时候，它就为自己找到一种新的活动方式。”萧红小说是获取了这一世纪性的现代文化背景而在“深度进向”上实现了其“强大的内在结构”和“历史跨度”的。它为在一个新的“广度层面和深度进向”展示人类觉醒意识，寻找到了“一种新的活动方式”的艺术表达。为此，它不能不首先寻找一个拟想中的读者来作为这一艺术传达的接受者，这在当时以至迄今的中国普通民众中都是相当困难的。
萧红步入文坛之际已是中国新文学将近有二十年历史的时候，从表述方式到符号系统，新文学都形成其较为固定的文学模式和结构功能。有人曾将新旧传统分为这样几个历史层次：旧传统、“五•四”传统与延安传统。作为严谨的史学分野虽有待于进一步的商榷，然而“五四”与“延安”两个传统已形成其特定的文化内涵确是历史事实。萧红正出现在这两个“传统”交接、融汇的时刻“五四”新文学的锐气已渐渐由“大众化”的一种群体风格所淹没而表现出某种潜在的文化回归指向，文学语言也由初期的风姿多彩而富于个性魅力的“稚气”的白话文发展为一种近似于“早熟”的通俗传达工具。故而，从生死场开始，萧红在其颇为“稚气”的审美创造中就在寻找其作品“期待视野”的特殊读者，也在寻找一种新的艺术对话方式和“文学视界”因此从第一部成名作开始，多少年来就曾有多少大师和读者惊异于其艺术语言的“炫惑”“越轨”与“明丽”“新鲜”或是“特别”尽管褒贬不一，但其超越当时及其后文学语言及文学规范却是一个审美事实。萧红对此曾不止一次地宣称她的艺术信念，强调小说创作的个性特征：“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而且更使人惊讶的是，她是以一个“儿童视点”的叙述视角来完成其具有“巨大历史跨度”、“深度进向”的文学描绘。读了萧红的作品，总使我们想到一个稚气的儿童一双睁大的、天真无邪的眼眸，想起萧红这位寂寞作家的稚气脸庞和面对这个世界的深深疑虑。她以一颗纯净的童心来叩问这个负重过久的荒谬世界，从而形成其语体风格上冷峻、峭拔而又富有朝气的批判力量和幽默机制，一种“稚气”美的开拓品格和智慧力量。
萧红的语言是独特的，这独特的语言带来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和时代！“儿童视角”的“稚气”叙述中似乎只是她倾诉给另一个时代的人。孤寂、悲郁、冷峻、峭拔而又锐气十足，可以说萧红从一开始叙述时就规定了其创作情境的艺术思维方式。“拟想中的读者”暗示给作家的语体抉择，进一步规定了其叙述过程的审美倾向。如果说文学艺术“属于文化的语言范围”的话，那么确如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所揭示的“叙述行为的现实基础——语言，其功能并不仅仅是表达自身之外的‘被表达之物’，并不仅是‘叙它’；与此同时，在更隐秘或更实质的意义上，语言还具有‘自述’的潜在机制。语言，就其和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文化结构而言，它不单是工具、载体，而且是实体，是一种执拗的意志若从这个观点来看，叙事活动便又不只是一种‘传达’，而且是创造和生产的过程”在这一创造过程中，语言“不知不觉地支配着我们的思维形式、途径及其叙述过程”而构成其“叙述之外的叙述”的深层结构。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及马伯乐，尽管讽刺艺术的许多具有真正现代荒诞意味的作品一样，是颇具怀疑、批判精神的现代反讽形式的艺术对话方式。“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代作家中走出‘小传统’的历史圈子而莅临一个世纪性转折点上与未来进行沉重的艺术对话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其“稚气”美的“儿童视点”和语体风格是继承了“五四”初期新文学的审美角度的。因此她的小说创作在三四十年代是独树一帜的，在令人想起非常遥远的时代的同时，也给人以更深远的历史启迪。从这一角度看，整个“热闹”的时代反而显示出一种意味深长的历史沉寂，孤寂的萧红却代表着一个必将再次崛起的觉醒时代！
正像我们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现代哲学巨匠一样，鲁迅之后也没有再产生一个真正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巨匠。而萧红是以自己独特的生命感受和审美直觉、艺术天才多少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我们从中似乎可以寻到“现代”审美意识的某些逻辑线索和思想力量，这大概是鲁迅先生一直特别钟爱其人的深刻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