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二章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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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朝鲜,固然是最正确的策略,但也是不得不然,皇太极必需得走这一步,这是整个女真人目前面临的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共同的迫切需求。
政治上,后金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取得汗权的绝对统一,但皇太极虽然在汗位的争夺上胜利了,却并不意味着他拥有了像努尔哈赤那样的威权。
皇太极主正黄、镶黄两旗,在四大贝勒中势力较强,并以其才德为他人所不及,因而得到汗位。然而其余三大贝勒各主一旗,且以兄行列坐左右,不令下坐,不以臣礼待之,故实为四大贝勒共掌大权。诸贝勒各据实力,不甘臣服,皇太极事事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一贝勒。
在这种形势下,皇太极要想进行任何政治上的重大变革都是不可能的,因而首要之务就是必须首先确立汗权。而要确立汗权,唯一的方法就是武功,只有首先取得战争的胜利才能完成对汗权的确立。
这是先决条件。
战争有三个方向,一个是明朝,但要攻打明朝,没有绝对的指挥权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西向不行。接着就是蒙古,林丹汗虽然一败再败,但实力犹存,北向攻击蒙古要想取得重大胜利并非易事,所以也不是上选。
那最后就只有朝鲜了,三方之中,朝鲜最弱,是最有把握的,攻打朝鲜的好处不言自明。
经济上,后金处境艰难,自与明朝决裂之后,其以山珍、上产流通粮食、生活用品等物资的关市贸易也随之停止。虽然在此之前经努尔哈赤积极的农业政策,使社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是粮食自给问题并未解决,农业与采猎的比重关系也未能很好地协调。尤其是后期,努尔哈赤采取激烈的手段对待汉民,给后金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因此,抢掠物资,借以衣食,掠夺人口,资以生产,这成为皇太极攻打朝鲜最迫切的原因之一。
军事上,后金虽然几乎占尽辽沈地区,但仍然面临着明、朝、蒙的三面围击之势。
朝鲜在光海君主政之时,采取的策略是在明朝和后金之间摇摆,尽量谁也不得罪,而努尔哈赤也对光海君加意笼络。但在天启三年三月,朝鲜发生政变,光海君被废,李徐即位,是为仁祖。仁祖李徐一改光海君的外交策略,完全倒向了明廷,断绝了与后金的一切联系。
此外,毛文龙依托朝鲜,设镇东江,对后金骚扰不断,虽然不能在军事上对后金造成麻烦,但在经济上却影响甚大,毛文龙的存在使得附近的广大区域无法正常耕种。
所有这些,都使得后金在军事上有攻击朝鲜的需求。
另外,努尔哈赤的死对后金士气的影响巨大,攻朝之战将极大地提升士气,这对女真这种靠着抢掠为生的民族而言就如打了一剂强心针,效果立竿见影。
天启七年,正月初八,皇太极命二贝勒阿敏率阿济格、岳托、济尔哈朗、杜度和硕托领正白旗、镶红旗、镶蓝旗三旗三万余众越过鸭绿江,并分两路,一路攻击义州,一路攻击毛文龙盘踞的铁山。
毛文龙谎报军情,说有八万八旗兵攻打朝鲜,辽东空虚,朝廷信以为真,命袁崇焕领军攻打沈阳,解朝鲜之危。
袁崇焕身为辽东巡抚,所辖仅有宁锦七万兵,而且还多是步卒,即使倾巢而出取沈阳,不仅无有胜算,如果失利,反而有可能被皇太极乘势攻占宁远。
出兵有百害而无一利,索性袁崇焕是有担当的人,以各种理由推诿朝廷不合理的命令,坚持没有出兵。
“大哥,袁大人说的‘十万掠鲜,十万居守’,这是怎么说的?”陈海平问道。
那是袁崇焕给朝廷奏疏上的话,说明不可出击的理由。轻轻叹了口气,孙传庭道:“因为坚不出兵,袁大人面临了朝廷很大的压力。虽然毛文龙谎报军情,但袁大人这个时候要否认不仅非常麻烦,也不太现实,一时半会是不可能弄清楚的。所以袁大人与其否认,倒不如承认,然后再说建奴还有十万居守,这样好说话。实际上,袁大人说的也是事实。建奴征兵一般是三丁抽一,袁大人的意指是建奴的全部兵役人口。如果袁大人当真出兵,皇太极也必然尽征建奴成军,十万之数只多不少。”
“大哥,袁大人是什么样的人?”实际上,陈海平一直都想问问孙传庭对袁崇焕是什么看法,但一直忍着没问,现在可以了。
听陈海平问到袁崇焕,孙传庭眼里忽然多了一丝忧色。默然片刻,微微叹了口气,孙传庭道:“袁大人勇于任事,也能任事,但性情稍嫌太直,做事有欠园融,将来的结果恐怕不会太好。”
不做事的骂做事的,古今如一,反正骂人不过是费点吐沫星子,没什么成本。
不做事,没人骂,只要做事,不论好坏都有人骂,但做坏事,多是些死老百姓骂,天下不大会听得见,但做好事,就像袁崇焕那样,骂声必定铺天盖地,因为骂的人主流都是有极大影响力的读书人,天下都听得见。
在辽东局势恶化,几乎是谁去谁死的情况下,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这个时候,一个八闽小吏袁崇焕去了,但事过境迁,大骂袁崇焕的滚滚诸公不会有人还记得他们大当缩头乌龟的时候,这个袁崇焕是怎么做的。
相反,他们不记得还好点,因为要是记得,那袁崇焕就是一面镜子,一面让他们非常不舒服的镜子,所以骂起来自然格外卖力,格外起劲。
袁崇焕是该骂,他不仅是让朝堂上的滚滚诸公非常不舒服的镜子,这个八闽小吏竟然还敢违越官场伦常。
袁崇焕初到辽东,极得辽东巡抚王在晋赏识,对袁崇焕极力拔擢,但王在晋提请要在八里铺筑山海重关的时候,袁崇焕反对。反对也就罢了,可千不该万不该,袁崇焕竟然越级上报,把事情直接捅到了内阁首辅叶向高那里。
越级上书,袁崇焕犯了官场最大的大忌,但说来奇怪,骂皇帝可以被赞为批麟君子,而且骂的越凶,名望就随之越大,但下级违逆上级,却几乎让所有的官员都看不顺眼,觉得如鲠在喉,不舒服到了极点。
陈海平自然清楚,这是标准的双重标准,而且也还是那句话,这是官天下,官天下的等级森严,不容任何人来挑衅。
在这种情况下,没事都要骂,何况还有事,而且官僚们最大的本事就是把清楚的事情搅浑,何况事情还在不怎么清楚的时候。
顿了顿,孙传庭继续道:“袁大人的性情就像一团火,会感染很多人,但同时也会灼伤很多人。被感染的人会誓死追随,但被灼伤的人也会以同样的力道攻击他。”
说到这儿,孙传庭轻轻叹了口气,道:“说实话,我当初辞官也有袁大人的成分在内。”
“啊,这是怎么说的?”这倒新鲜,这个说法陈海平不仅从未听过,他自己也从未想过。(未完待续)
攻击朝鲜,固然是最正确的策略,但也是不得不然,皇太极必需得走这一步,这是整个女真人目前面临的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共同的迫切需求。
政治上,后金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取得汗权的绝对统一,但皇太极虽然在汗位的争夺上胜利了,却并不意味着他拥有了像努尔哈赤那样的威权。
皇太极主正黄、镶黄两旗,在四大贝勒中势力较强,并以其才德为他人所不及,因而得到汗位。然而其余三大贝勒各主一旗,且以兄行列坐左右,不令下坐,不以臣礼待之,故实为四大贝勒共掌大权。诸贝勒各据实力,不甘臣服,皇太极事事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一贝勒。
在这种形势下,皇太极要想进行任何政治上的重大变革都是不可能的,因而首要之务就是必须首先确立汗权。而要确立汗权,唯一的方法就是武功,只有首先取得战争的胜利才能完成对汗权的确立。
这是先决条件。
战争有三个方向,一个是明朝,但要攻打明朝,没有绝对的指挥权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西向不行。接着就是蒙古,林丹汗虽然一败再败,但实力犹存,北向攻击蒙古要想取得重大胜利并非易事,所以也不是上选。
那最后就只有朝鲜了,三方之中,朝鲜最弱,是最有把握的,攻打朝鲜的好处不言自明。
经济上,后金处境艰难,自与明朝决裂之后,其以山珍、上产流通粮食、生活用品等物资的关市贸易也随之停止。虽然在此之前经努尔哈赤积极的农业政策,使社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是粮食自给问题并未解决,农业与采猎的比重关系也未能很好地协调。尤其是后期,努尔哈赤采取激烈的手段对待汉民,给后金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因此,抢掠物资,借以衣食,掠夺人口,资以生产,这成为皇太极攻打朝鲜最迫切的原因之一。
军事上,后金虽然几乎占尽辽沈地区,但仍然面临着明、朝、蒙的三面围击之势。
朝鲜在光海君主政之时,采取的策略是在明朝和后金之间摇摆,尽量谁也不得罪,而努尔哈赤也对光海君加意笼络。但在天启三年三月,朝鲜发生政变,光海君被废,李徐即位,是为仁祖。仁祖李徐一改光海君的外交策略,完全倒向了明廷,断绝了与后金的一切联系。
此外,毛文龙依托朝鲜,设镇东江,对后金骚扰不断,虽然不能在军事上对后金造成麻烦,但在经济上却影响甚大,毛文龙的存在使得附近的广大区域无法正常耕种。
所有这些,都使得后金在军事上有攻击朝鲜的需求。
另外,努尔哈赤的死对后金士气的影响巨大,攻朝之战将极大地提升士气,这对女真这种靠着抢掠为生的民族而言就如打了一剂强心针,效果立竿见影。
天启七年,正月初八,皇太极命二贝勒阿敏率阿济格、岳托、济尔哈朗、杜度和硕托领正白旗、镶红旗、镶蓝旗三旗三万余众越过鸭绿江,并分两路,一路攻击义州,一路攻击毛文龙盘踞的铁山。
毛文龙谎报军情,说有八万八旗兵攻打朝鲜,辽东空虚,朝廷信以为真,命袁崇焕领军攻打沈阳,解朝鲜之危。
袁崇焕身为辽东巡抚,所辖仅有宁锦七万兵,而且还多是步卒,即使倾巢而出取沈阳,不仅无有胜算,如果失利,反而有可能被皇太极乘势攻占宁远。
出兵有百害而无一利,索性袁崇焕是有担当的人,以各种理由推诿朝廷不合理的命令,坚持没有出兵。
“大哥,袁大人说的‘十万掠鲜,十万居守’,这是怎么说的?”陈海平问道。
那是袁崇焕给朝廷奏疏上的话,说明不可出击的理由。轻轻叹了口气,孙传庭道:“因为坚不出兵,袁大人面临了朝廷很大的压力。虽然毛文龙谎报军情,但袁大人这个时候要否认不仅非常麻烦,也不太现实,一时半会是不可能弄清楚的。所以袁大人与其否认,倒不如承认,然后再说建奴还有十万居守,这样好说话。实际上,袁大人说的也是事实。建奴征兵一般是三丁抽一,袁大人的意指是建奴的全部兵役人口。如果袁大人当真出兵,皇太极也必然尽征建奴成军,十万之数只多不少。”
“大哥,袁大人是什么样的人?”实际上,陈海平一直都想问问孙传庭对袁崇焕是什么看法,但一直忍着没问,现在可以了。
听陈海平问到袁崇焕,孙传庭眼里忽然多了一丝忧色。默然片刻,微微叹了口气,孙传庭道:“袁大人勇于任事,也能任事,但性情稍嫌太直,做事有欠园融,将来的结果恐怕不会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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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事,没人骂,只要做事,不论好坏都有人骂,但做坏事,多是些死老百姓骂,天下不大会听得见,但做好事,就像袁崇焕那样,骂声必定铺天盖地,因为骂的人主流都是有极大影响力的读书人,天下都听得见。
在辽东局势恶化,几乎是谁去谁死的情况下,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这个时候,一个八闽小吏袁崇焕去了,但事过境迁,大骂袁崇焕的滚滚诸公不会有人还记得他们大当缩头乌龟的时候,这个袁崇焕是怎么做的。
相反,他们不记得还好点,因为要是记得,那袁崇焕就是一面镜子,一面让他们非常不舒服的镜子,所以骂起来自然格外卖力,格外起劲。
袁崇焕是该骂,他不仅是让朝堂上的滚滚诸公非常不舒服的镜子,这个八闽小吏竟然还敢违越官场伦常。
袁崇焕初到辽东,极得辽东巡抚王在晋赏识,对袁崇焕极力拔擢,但王在晋提请要在八里铺筑山海重关的时候,袁崇焕反对。反对也就罢了,可千不该万不该,袁崇焕竟然越级上报,把事情直接捅到了内阁首辅叶向高那里。
越级上书,袁崇焕犯了官场最大的大忌,但说来奇怪,骂皇帝可以被赞为批麟君子,而且骂的越凶,名望就随之越大,但下级违逆上级,却几乎让所有的官员都看不顺眼,觉得如鲠在喉,不舒服到了极点。
陈海平自然清楚,这是标准的双重标准,而且也还是那句话,这是官天下,官天下的等级森严,不容任何人来挑衅。
在这种情况下,没事都要骂,何况还有事,而且官僚们最大的本事就是把清楚的事情搅浑,何况事情还在不怎么清楚的时候。
顿了顿,孙传庭继续道:“袁大人的性情就像一团火,会感染很多人,但同时也会灼伤很多人。被感染的人会誓死追随,但被灼伤的人也会以同样的力道攻击他。”
说到这儿,孙传庭轻轻叹了口气,道:“说实话,我当初辞官也有袁大人的成分在内。”
“啊,这是怎么说的?”这倒新鲜,这个说法陈海平不仅从未听过,他自己也从未想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