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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7章 奸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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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桓玄依然是隔三差五邀我赴宴,并刻意把自己的亲信和朝中的要员介绍给我。

    有一次,桓玄还把我召入内殿跟我促膝而谈。

    “稚远对爱卿赞赏有加啊。”桓玄突然提到王谧。

    “王公其实对臣有大恩。”我回答说。

    “哦?何出此言?”

    于是我对桓玄讲叙了当年王谧救我于刁逵凌辱的事。

    桓玄听了感慨说:“原来你与王、刁二人都是故人。哈哈。”桓玄有意把“故人”两个字加上强调的语气。

    如今王谧这个对我有恩、刁逵这个对我有仇的两个人却都成了桓玄的心腹。

    “确实如此。”

    桓玄接着说:“稚远果然乃宰相才,竟然能识德舆于草莽间。较之萧何亦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朕今后需要多多重用他。”

    我听了这话,附和说:“王司徒的确是大才。”

    桓玄转了个话题问:“爱卿乳名寄奴?”

    我回答说:“是。臣幼年丧母,父亲无法养育。之后曾寄居人下。”

    桓玄叹了一口气,说:“英雄者,身受磨砺,方可能大事。韩信当年亦曾受胯下之辱。爱卿便如韩信一般,祖上为君侯,然而却出身贫寒。我看刘裕刘德舆便是我朝之韩信啊。”

    “臣不敢当。”我说出这番话时,心里却在想:在桓玄看来,我到底是攻城野战助汉高祖逐鹿中原之楚王韩信,还是上不见天日下不见黄泉被吕后诛杀之淮阴侯韩信呢?也许兼而有之,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唉”桓玄接着说,“岂止爱卿。连朕年轻时也曾受辱于人。”

    于是桓玄便对我讲了一件我曾听人说过的故事。

    桓玄的父亲前大司马桓温虽然权倾朝野,但是因为久有异志,而使得朝中君臣都认为桓温有不臣之心。桓温去世后,他的子侄都被剥夺了实权。桓玄最后被任命为一郡的太守,为此郁郁不得志。曾感叹说:“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于是挂印而去。

    有一次,他到会稽王府中赴宴。司马道子借着酒劲训斥桓玄说:“听闻尔父桓温当年意欲谋反?”

    桓玄吓得当即伏倒于地不敢起来。司马道子不顾宾客环伺,依然当众羞辱他。身为名门望族的桓玄在觥筹交错之际受到这样的斥责,实为大辱。不仅辱及自己,而且还辱及地下的先人。然而,慑于司马道子的权势,桓玄唯唯诺诺而不敢言语。

    桓玄谈及这件旧事,对我说:“出身名门何足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朕虽有先人留下之基石,但若自甘沉沦,也不过如这建康城中的寻常高官富户之子弟一般,只懂饮酒清谈而已。司马道子便是一例。

    出身贫寒何足惜?想尔先祖斩白蛇起义,击败项羽而成就千古功业。实令人击节而叹。汉之末年,名门之曹操、士人之孙坚、寒门之刘备,均得以建不朽之功,成鼎足之势。名门、寒门有何不同?所谓,成或败,在人,亦在天,不在出身。”

    “陛下所见甚高!臣受教了。”

    “爱卿不必如他们那般说话。朕有所见不到之处,尽管明言。”

    “臣不敢。”

    “爱卿行事,朕早有所闻。朕对爱卿欣赏有加,然而朝中并非人人对你均抱好意。那些人久居高位,早已不知如何治国,早已不知当年的抱负,只知每日纵酒高歌,尸位素餐而已。爱卿这等出身之人,与彼等同朝而列,自然有许多不便明言之话。这些,我无不尽知。”

    “陛下明鉴。得遇明君,实乃臣之大幸。”

    “哈哈。不论如何,爱卿且不必理会彼等。有些人,朕迟早会动一动的。”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于情于景听起来倒似乎的确是桓玄的心里话。我不动声色地听他接着往下讲。

    “太上皇在世时,曾于蜀地见过一位老者,岁已百年有余。老者声称曾于诸葛武侯帐下任小吏。太上皇便问诸葛亮有何过人处。老者说‘无甚过人之处’。良久,老者又说‘凡事但求妥当。此无人能及’。太上皇谈及此事,对我说,凡成大事者,即便无过人之处,倘凡事小心谨慎则必然有利于事。德舆以为如何?”

    我听了这话,心里想:这桓玄一贯认为自己文武全才,有过人之处。而他篡权之后的所作所为,却是察微纠细,又力图表现出仔细谨慎的样子,看来与这个所谓的“太上皇”桓温的教导不无关系。

    于是我圆滑地说:“若是常人,二者得其一便已是莫大之利。若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须得二者具全方可。”我故意顿了顿,一方面观察桓玄的反应,另一方面为下一句话做铺垫。

    桓玄拈着胡子,并没有说什么。

    于是我把下面的那句说出来了:“譬如陛下。兼有文武之才者,当世能有几人?即便有三、四人有如此之才,又有何人能如陛下一般明察秋毫,将万事料理得妥当?诸葛武侯仅凭此便得人臣之位,陛下天子之份,万非武侯所能及。”

    听了我说的话,桓玄眉头往上挑一挑,微微笑了笑,说:“爱卿之言听来贴切。早听闻爱卿乃一猛将,未料到谈吐亦为不凡。”

    “陛下过奖了。臣刘裕幼时家贫,读书甚少,见识亦不多。自入军并升为军官后,恐为下属所轻视,不得不读了几本古人之兵书,习得些古人之言辞。与群臣比,已是粗鄙不堪。在陛下面前,更是诚惶诚恐,难以自安,唯恐有辱圣听。但求陛下不见怪,已是万幸。”

    “哪里哪里。朝中那些大多为清谈客耳。虽冠冕堂皇而言之无物。不若与爱卿相谈,尚能一尽衷情。”

    尽管传闻中有许多夸张之处,但是与桓玄相处久了,倒却令人或多或少地油然而生一种敬佩之情。

    桓玄才智过于常人,他思维敏捷、擅于引经据典地高谈阔论。即便是清谈客们在桓玄面前也颇感气短。也正因为此,桓玄初入建康城时尽管做了许多不义之事,但是却拉拢了不少气味相投的士人。

    他出身士族,却是成长于军门,所以又常能与大字不识的军将们一同饮酒、斗拳、摴蒲,博得了他们的认同。跟我谈话时,他就尽量挑选一些我熟悉的字眼,而不去炫耀他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仿佛他就是坊间的一个读过几本书的酒徒、或是落魄的士子。

    桓玄尽管脾气不佳,经常斥责别人,但又常能在事后给予宽慰。令人在诚惶诚恐之后,又感到莫大的欣慰与荣幸。他身边的人,除了殷仲文以外,个个都曾被他骂过。不过,恰恰正是这些人对他忠心不二。

    这样的一个人物,是不可能做不成大事的。以这样的人才,原本可以出将入相,为天下太平、黎民苍生做出一番事业,然而他却借自己的名声与势力将皇帝赶下龙座,自己取了天下。可叹而可恨。

    桓玄最初治理政朝,颇让人有一些幸遇上古明主的错觉。他一改吏治,严惩了许多贪官,矫正了官场的陋习,令民众拍手称快。但是不久之后,事情就出现了变化。

    初入建康城的“约法三章”变成了“约法三十章”,不久,又成了“约法三百章”。而法与法之间不乏矛盾之处。据称,这些法令都是桓玄亲自主持拟定并修改的。他以战国的法家为本,强调依法立国,却没有考虑到时下的局势是不能承受厉法的。

    从荆楚到建康的桓玄嫡系军队最初还守着军纪,久而久之,军官们以开国元勋自居,日益骄纵起来,而士兵们则更是无法无天,在建康城中横冲直撞,四处扰民。军官们有看不过去的,弹压过几次,但是毫无效果。执事的京官们虽然知道荆州兵乱纪的事,也不敢据实上报,最后轻描淡写一番、胡乱处理了了事。

    桓玄深知这些人出生入死随自己打天下,吃过许多年的苦。现在坐镇天下了,也该还他们些高官实禄。尽管他也听闻一些实情,但也并未真正去惩治。只把几个杀人劫财者处死了息事宁人。

    也曾有几个言官上书桓玄,密奏民间疾苦。却因为用辞不当的缘故,被罢了职。所谓的“用辞不当”,是从宫中传出的说法,至于实情如何,外间就不得而知了。就此事我曾询问过王谧。王谧也摇摇头,说:“此人,岂非王莽哉。”

    王莽在西汉末年为朝廷所倚重,被称为社稷之臣,皇室将振兴高祖之世、文景之治、汉武之威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位中兴名臣的身上。最初王莽倒是兢兢业业,师法上古名臣治国。久而久之,王莽萌生师法上古明君之意,逼着皇帝把皇位也禅让给自己。

    当了皇帝之后,王莽一心要重振三皇五帝之治,于是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将当时的政、民、军等按古法改革。岂料一则触动了贵族的利益,二则导致民众的怨言,最终激起绿林人士起义。王莽复古之政,不过数年便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