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瞄向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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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点数据
1978年，在我国政治生活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邓小平任军委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月18日至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向世界宣布，中国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在国务院系统里，一批老帅开始恢复工作，叶剑英同志被分配主抓军委和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同志复出后团结带领广大干部和科技工作者，大力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很快恢复了国防科工委的正常工作秩序。他集中精力抓洲际导弹及“718工程”，创造性地建立了工作中的总和政总，使这时期“718工程”进展很快。
第三次远洋结束后，国防科委副主任、导弹专家钱学森及第七研究院的赵少奎等专家，对弹着点定位的技术方案进行了重新论证，认为原设计考虑用基阵声呐测量弹着点的方案，不适合已进行过考察的太平洋四个海区使用。四个海区的平均水深都超过了000米，较浅的第一区都达到近000米，而基阵声呐设备的水下耐压强度最大只有00个大气压，按每下潜10米就增加一个大气压的水体物理性质，采用基阵声呐超过
000米水深就超过了00个大气压，并且经几次太平洋现场声呐试验也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第一次远洋和第二次远洋详细调查过的01区基本放弃。这时候，第七机械工业部“718”研究所测量水柱的雷达研制技术出现了较大的进步，这就意味着用雷达方式测量导弹人水的位置就不用考虑水深，只要把海区的流向、流压、水文气象等因素搞清楚，加上航空摄影补充就可得到相对比较准确的记录弹着点的位置。这种水柱雷达测量方案，美国没有用过，因为美国的洲际导弹试验都在太平洋的珊瑚礁盘上，水深符合基阵声呐的工作条件。但苏联的洲际导弹试验都是在太平洋的洋面上进行的，他用的是雷达定点测量方案。
国防科委准备把处于深水区0区和0区（预备弹着点）作为弹着区，重点补充考察0区。由于前三次远洋都没有把0区作为重点，必须立即组织第四次远洋，详细考察（0区和0区预备区）。这就是被称为定点之旅的第四次远洋的出航动因。
二、“疲师”再远征从第三次远洋5月0日结束，到8月18日第四次远洋开始，中间只间隔了78天。第三次远洋是整个“718工程”海上调查任务用时最长的一次远洋，人员特别疲劳。早在航次结束之前，政委侯华清那里就排出了一个各部门负责人休假的名单，各部门长那里也有各专业班组的休假名单。一些人提出了国庆节结婚的申请，一些士兵希冀着恢复高考了，抓紧复习在秋季报考上大学。或者按照部队的规矩，由组织推荐上军事院校的指标也该下来了。
但是第四次远洋备航的通知不由分说地下到了船上。全体“向阳红五号”船花名册上的那些人除了三个开交通艇的船员可以留守，将再一次开赴太平洋。军人以服众命令为天职，船上的非军人呢，无一例外，以服从国家需要为天职。
第四次远洋的总指挥是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副局长张硕。张硕是一位山西籍老资格的军事干部，199年参加八路军炮兵部队，1945年随“四野”部队进人东北，曾参加过四平保卫战，平津战役和衡宝战役，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后回国驻防广东虎门，后调到南海舰队司令部作战处。进人国家海洋局后走遍了南海三省区沿海。别看张硕资格老，在四平战役中还负过伤，左腿行动不大方便，但他稳重而踏实、平易近人，有时候还有点小幽黙，很快就适应了远洋生活，与船员们打成一片。为了保证指挥系统的业务延续，他还带来了两位有经验的业务参谋，一位是航海参谋李立新，另一位是有过远洋经验的指挥参谋陈天才。船长倪树森和政委侯华清仍然领军前行，“向阳红十二”号船的船长政委以及全船0多名船员依照第二次、第三次远洋模式服从国家需要随“向阳红五号”船再次进军太平洋。
这时候，“向阳红五号”船的人们，也包括参加了两次远洋的“向阳红十二号”船的人们，对于执行神秘的远洋科学考察任务的新鲜感、
的务的，的和的疲惫而降低了热度。连续的、旷日持久的、单调的海上生活不断地考量着人们的精神韧度。
“又规避了一次台风袭击！”吃晚饭的时候，航海长刘汉录很随意地跟大家说起这一两天的海情。大家也仿佛没觉得有什么惊奇，“哪里有什么台风的感觉呀，天上多了一点云彩而已”。
“又过了赤道了！”曾经是无数中国航海者的兴奋点，是中国海军军人的梦想。如今大多数人也都记不起它了。过赤道怎么样？无非海面平静一点而已。
在当年航海学校里还在教授船长、大副如何从台风的死亡右半圆转进生命希望的左半圆时，“向阳红五号”船已经做到了在480千米之内看着台风如何野蛮地逞威风，自己却可以像姜子牙玩弄小妖魔一样在一旁得意地冷笑。对久经大洋风雨考验的“向阳红五号”船来说，想预报一个台风和规避一个台风都成了像吃饭那么容易。
在当年的海军将军们还在梦想着如何出岛链、过赤道的时候，“向阳红五号”船已6次迈了过去，有5次竟然是毫无声息、没有激情地就过了。新提拔的航海军士长秦伟荣是有点艺术细胞的上海知青，看着太平洋上起伏的涌浪和一群群翻滾的海豚自言道：“我多想去内蒙古，在草原上赶着一群牛羊，然后唱起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多么辽阔宽广的草原啊！”海上闷了，腻味了，想象出草原一定就不腻味，不烦闷。纯属这山望见那山高！
张硕总指挥就是要带领这支有点疲惫的队伍，完成“718”工程靶场选址的最后任务。
1978年9月5日，“向阳红”编队经过1天的连续航行，再次到达0区，图瓦卢共和国西部约1000千米的海域。
9月份的南太平洋，却不是人们想象的天高气爽的秋天，而是春季。赤道南北在季节的分别上是刚好相反的。按“向阳红”编队所处的地理位置上分季节，这里正是初春。但是，太平洋显然看不到桃红柳绿，莺飞草长那种生动的景象，甚至也没有连绵的阴雨。长期无奈地感受域外的这一层“春光”，会时常想起范仲淹的绝唱：“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千年洞庭之光色，万里太平洋之。，队们时想这，想人，在细细地领悟、品味大自然给予的恩赐的同时，也想起自己的工作责任，想国和人，时感到，时感到，的丝的牵挂伴随着宏阔万里的编队行动随波荡漾。
编队每天都在航行测量，有时候又停下来漂航采取水样和地质样品。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侦察机照样来来去去。整个编队都是分四班或三班轮换转动着这部调查作业的大机器，搜寻着这里的波声浪迹、云雨风情。
三、“男人国”的乐子
“拱猪啰，今晚谁当猪？”晚饭后的走道里，人们经常会发出打扑克的邀约。
打扑克是船上最常见的一种娱乐。一种在北方流行到船上的“拱猪”游戏在船上大行其道。这种游戏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都可以玩。玩输了就是“背了猪”了，“记账员”会在他的名字下画一个“猪头”。进一步的惩罚还有“钻桌子”和“夹耳朵”。这种惩罚无论干部战士，官大官小一律平等。首长的肚子大不便于钻桌子，也必须夹耳朵。一场“背猪”之后的夹耳朵，要等到下场别人“背了猪”才能替换。有人使坏“整人”就慢吞吞地出牌，好让别人多夹一会儿。更还有言语上相互挑逗的快乐，你笑完我，接着下一场我又笑话你，高级首长“背了猪”了一样也要受到言语上的挑逗，生气就不大度了，不好笑了，不是海洋人了。
钓鲨鱼是第四次远洋中的一大亮点，但这只能在漂航的时候才能进行。第一次远洋和第二次远洋张总指挥还不允许钓鲨。是因为当时对鲨鱼的习性还不很了解，钓鱼人也没有经验，一名同志被刚钓上来逞威的鲨鱼划伤了胸肌，险些出了大事故。亏得是轻伤，要是受了重伤而船上的医生又处理不了，就得申请靠外港，那就成了国家级国际性的大事故了。因此，船长和总指挥严禁船员们钓鲨鱼。第四次远洋中，张硕总指挥网开一面，批准可以组织一些有经验的船员钓鲨，钓到了就把鱼翅割下来当场煮汤喝，把鱼肉割成一条一条晒起来，供人们煮稀饭吃。这比从陆地上带过去的冰冻鱼要鲜美得多，也给单调的远洋生活带来一点乐趣。太平洋的鲨鱼大概见的“世面”少，扔下去什么都毫不迟疑地一咬定，而且根本没有前车之鉴的智慧。刚才被钓起来的鲨鱼，因为挂得不牢而掉下海后，回过头一样咬你扔下去的同样的诱饵。什么猪皮、鸡头、鱼头，一概如狼似虎，不挑不捡。
“放电影啦！，今晚《小兵张嘎》”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副政委李银柱会打开广播招呼一声。
当年没有录像机，全部是毫米的轻便放映机，一次出海能带十几部电影，什么《小兵张嘎》、《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智取威虎山》、《第二个春天》等等。一次放得过瘾时可以放三部，看过了也可以从头再看，有的看到连台词都能背了，电影人物也找到船上的“替身”了，因此生活中常常出现用电影语言会话的乐趣。重力测量组的战士刘爱华因为会理发，又姓刘，就被叫成了《海霞》电影里的台湾特务“刘阿太”，弄得这位热心的服务者无可奈何。主机军事长张泽兵，因为个子矮小被叫成《智取威虎山》中的“小炉匠”。当遇到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被别人抢着吃了，那就肯定会背出一句《小兵张嘎》中日本翻译官的一句台词：“老子到城里下馆子都不给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种种，常常能激起一串串的笑声，缓释着人们旷日持久的单调和寂莫。
“向阳红五号”船在历次远洋中，都主办一张《海洋小报》。《海洋小报》为单面八开油印。约每周一期，每期发行约0份。主要的内容是一周以来船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一些海上大家必须执行的决定和指示，也包括一些好人好事之类的表扬。别看这种报纸发行量小，又是自办油印的，却是鲜活地反映船上现实生活的唯一载体。办报人就是身边的人，说的是身边的事，很亲切。远比国内那些充满政治术语的新闻好看好听。负责《海洋小报》编辑工作的是副政委李银柱，但编辑工作则是临时“抓公差”，抓一些船上文字功底好的、字写得好的干部或战士来，一边改稿一边刻蜡板。由于刻蜡板非常慢，海上晃荡起来更难以操作，加之还有版面限制的原因，编辑们很喜欢登载一些诗歌。久而久之，船上的“诗人”便多了起来。
如第二次远洋，在海上过“五一节”时，两位“诗人”写道：
当东方射出万道霞光
我英姿飒爽地站在甲板上
今天是国际劳动节
我热血沸腾，心潮激荡
巨轮披上了金色的霞光
大洋，翻腾着喧嚣的波浪
海风，夹着战斗的喜讯
浪花，凑出胜利乐章
硕果满船装
告别太平洋
君问何处去
重返我故乡
五洋任我跨
捉鳖何所难
待到秋月朗
再来取宝藏
在工作最艰苦最接近尾声的时候，每日三餐已经没有青菜了，只能补充维生素片（一种很难闻的药片），豆芽也吃得怕了，鸡鸭鱼肉都变了味，日子非常难熬，想家的情绪与日俱增。一天，海洋小报》登出一篇描写航海部门工作的“短通讯”（全篇不过三百字），开头第一句就描写船长最近下达的命令：“航向00度，返航！”从南太平洋朝00度的航向走，就是回祖国的方向。仅这一句，就让一位当年在气象探组工作的年轻干部李为华兴奋异常。他工作的区域是船尾探空房，生活大多在第三舱，一天不过在甲板上走几次，大部分时间不见天日，不知道船往那里走，是漂航还是航行也都麻木了。当远洋小报》上登出返航的消息时，他的精神一下子活跃了，激动了。就这一点事，他过了0年也不忘！太平洋的海上生活个人化一点的主要是看书。看书的书源来自于副政委管理的一个小图书室，大多是从海军黄埔岛军人俱乐部借来的，一部分是出海前到新华书店买的。1978年的文艺界已经逐步解禁，古典文艺作品开始再版，《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已到了船上。不过这些书多数是繁体字版，使很多经过了六七十年代文字改革的人难已接近。文艺界复兴后开始出版一些现代文学作品，伤痕文学开始露头，有苏叔阳的《春雨潇潇》、刘心武的《班主任》、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夜的眼、《风筝飘带》、海的梦》等。这也只是满足船上少数文艺爱好者。比较大众一些的文艺作品，主要是解放后出版的抗战、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题材的作品，如《红岩》、淋海雪原》、《保卫延安》、《红旗飘飘》、《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我的前半生》等等。西方的文艺作品如《茶花女》、《葛郞台》、《老人与海》、《悲惨世界》、《红与黑》等也搬上了远洋书架。不过，它们无论是伤痕文学、古典文学还是外国文学，这些作品由于与“向阳红”编队远征太平洋豪迈而艰苦的海洋生活距离遥远，缺乏文化上的认同感而和者寡。当年如果有《哥伦布传》、《库克船长》、《郑和传》、《太平洋战争》、《到天边去探测奥秘》这些作品出版，那一定会有不同的效果。
“向阳红”编队一次出海00400人，全部是男人，0岁以下的青年人占绝大多数，私下里这些现代青年人有多少关于女人的浪漫怀想？在出航前写往全国各地的信件中，有过多少文字无法表达的柔情蜜意？已经无从查考统计了。但在气象观测组的暗房里，经常会出现一些冲晒的姑娘照片，有些还放得很大。这足以透现这个太平洋男人国里尚有着人性本真的私密、浪漫和好奇。
四、星宿之“恋”
“向阳红五号”船上的专业有几十个，高科技、高难度的也不少。可是没有专业工作能够比得上“测天”那般“上瘾”，也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航海干部们那般豪迈豪情。
天上的恒星，相距地球少说都有几亿光年，“测天者”只须架上一架六分仪，说把他“拿”下来就“拿”下来了，并且还能够把它放在天与海的分界线上来回摇动，直到它与水平线完全相切才肯放手。一颗离地球几亿光年的恒星，少说也要比地球大一亿倍！在航海家们的手中，它就是一只随意挥洒摆弄的蝼蚁！
“向阳红五号”船的航海家们，因为经常拿着一架六分仪测量天体的位置，人们就叫他们为“测天者”。
地球的运行规律本已够人们百思不解的了，“测天者”却能了解到天球上的天体。把天上100多个一等星背得烂熟，而且知道他何时升起何时落下何时处在最佳的测量位置。他们经常在驾驶台转动着“天球仪”。毛泽东曾说“坐地日行八万里”！那还只是世界眼光，我们的航海家们却是宇宙眼光，坐在驾驶台，转着星球仪就等于坐地日行亿万光年了！
驾驶台一侧的海图室有一张《第四次远洋调查航线任务图》，这是“向阳红五号”船图像化的任务书，也是航海保障的“联络图”。航海部门要靠在这张图标示的各个点和线上航行或漂航，并向各个专业作业的船。
在第三次远洋中，出现了“向阳红五号”船的进卫星导航定位仪失灵，不得已动用在“向阳红十二号”船试验的国产“卫导”与雷达联合定位才完成任务的情况。第四次远洋仍然使用这台加拿大制造的“卫导”，它存在计算机技术上的先天不足，航海长刘汉录觉得心里很是没底。中国洲际导弹试验规划的几个弹着区都是远离南太平洋岛礁的洋区，没有岛屿作为目标来进行陆标方位距离定位。唯一，也可说最为保险的就是用天体定位。
但是在技术论证上，刘汉录是没有可能为太平洋天体定位在“718工程”落点测量提供船位上争到主席位的。天文定位是用人工原始方式确定船位，要通过一架六分仪用肉眼测定星体与海平面的几何夹角，经过用计算位都在太阳落下，而黑暗尚未到来的瞬间进行。天体定位是一种古老的定位方式，郑和下西洋使用的“牵星板”就是这种方式，古代航海家们在大洋中唯一能看到的相对固定的目标就是天体。这种天文的方式，只有在无技术台卫，才会变得不精确而不常用。即使这样，天体定位仍然是航海学院学生的必修课，也是一个合格的航海长的基本功，在当年的远洋商业船队中，还普遍采用天文定位来导航。另外一个需要就是，它既是最原始的，也是最保险的，当船舶在海上遇到意想不到的灾难，所有的电器仪器都失去了作用的时候，要求确定船舶在海上的地理位置，最靠得住的就是天定位加拿大进的总坏的卫星导航仪和仿制不成熟的“奥米伽”定位仪显然给这位航海长找到了一个强化训练天文定位的“借”。同时，作为一名负责任的海军航海干部来讲，从实战出发，从最坏处首眼，也要学会实时快速抓取大洋船位，这是不需要动员的。海军作战部把一批批航海干部和作战参谋派往“向阳红五号”船出海，协助刘汉录工作，实际上是在为将来远洋的军舰训练航海长。当年海军的一批航海干部们实际上只在中国近海出海训练，很难有抓取天文定位的时机。因为航程短，天气不稳定，很难碰到既是黄昏，又是在海上的好天气。来到大洋后，他们个个都觉得机会难得，要好好地训练一下自己的看家本领。
刘汉录也并不是没有要求的，他要求每一个出海的航海干部每天必须抓到十条船位线，测得、个船位，并且与卫星子午仪比对，误差不得超过两海里。他对自己还有一个要求：不超过0海里，也就是误差在500米以内。在航海天文学里，天文定位的误差值与地理位置相比，相差5海里为及格，海里为优秀，1海里就是优秀中的极优秀了。如果真能达到500米这样一个正负误差精度，按现在国际上衡量事物的标准，就是应该突破吉尼斯纪录了（不知是否有过这样一项纪录）。
刘汉录是一只“领头羊”，也是一台“发动机”。他在大洋上每天除了正常值航海班以外，平均每天要测4、5个船位，按照每条线1个船位计算，他一天要测15条船位线，每条船位线以连测量带计算按分钟算最快值，不熟练时1条线要花10分钟到15钟不等），他每天平均有近1个小时花在天文定位上。
在刘汉录的带领下，“向阳红五号”船的10架六分仪，全部派上了用场，8个航海干部外加个航海兵，几次远洋下来，几乎都成瘾了。遇到好天气的黄昏或清晨，他们什么事都可以放下，唯有测天不能误。久而久之，在驾驶台两侧和顶层甲板上，就出现了一道风景。
刘汉录不仅在黄昏时和晨曦初露时，抓住水天线清晰与天体交切光学观测误差小的机会“测天”，还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寻找白天行星定位的机会。在几次远洋中，他都找到了金星与太阳，有时候还有月亮的良好夹角定位，他的天文定位的精确度与卫星定位比对有几次只有0海里，真正突破了他自己定下的“吉尼斯纪录”。
五、确定瞄准点许时耕常说，千军万马一个点。这个点在哪儿？
“向阳红”编队第四次远洋完成了预定的两个海区4个大面站（连续观测水文要素1个小时的站位）、4个连续站（连续观测水文要素4个小时的站位）的观测，取得了从海面到水深500米各种水文化学要素6656个，同时还选定了0区进行了10个站位的船对水、船对地的漂移速度和方向的试验。这就是准备用雷达方式测量导弹人水位置时所要用的参数。水深和重力测量主要侧重在第三区的海底地形和布阵区的地球物理“垂线偏差”，为导弹准确命中提供了较准确的重力资料。海洋气象观测重点在0区，海面观测968次，高空探测94次，模拟导弹发射时做调查海区1天的水文气象预报，探讨了调查海区天气变化规律，还获得了大量外国气象情报资料。海洋地质调查获得4个点起6次取样，在0区内取得了541米水深处的表层底质样品10千克；取得了5407米深处柱状底样长80厘米，在0区内取得17米表层地质样品6千克，077米柱状底质样品90厘米。刷新了前三次远洋同时也是国内的海洋地质取样最高记录。远洋通讯试验了先进的数字传真机远洋通讯效能和勤务保障通信，开机工作500多个小时，收数字字码5亿个，为全程试验提供了新技术通信保障。
1978年5月0日，国防科委及“718工程”办公室在广州军区第四招待所召集一个代号为“580”的秘密会议。这个会议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把“向阳红五号”船四次远洋调查的地球物理测量和水深测量主要成果汇集起来，并用这些成果做出一个选划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瞄准点。这是一个集中展示“向阳红五号”船四次远洋的重力测量成果，并用这个成果最终决定一个关键问题的会议。国家海洋局“718办公室”的陈炳鑫和“向阳红五号”船重力组的许时耕，会同国防科委第七研究院的专家一起作出这个判断。
选定导弹落区最重要的指标是地球物理条件：包括海底地形、底质类型、重力场特征、大地水准面的形状、水深及水文气象条件等。根据国防科委在第四次远洋之前，选择三区作为弹着区的决定，负责靶心弹着点）的任务交给了国家海洋局的“向阳红五号”船重力组，陈炳鑫、赵少奎（第七机械工业部地球物理专家）、许时耕是关键人物。
赵少奎、陈炳鑫、许时耕依据四次远洋调查实际测量的资料和数据，编写了太平洋考察总报告，选定了东经17度10分，南纬7度4分为瞄准点；并在周围海域划定了千米！50千米的弹头散区，80千米！00千米的二级火箭残骸散布区；还对发射洲际导弹试验的具体时间、时段也提出了具体建议。这个选择的结果连同有关数据一起，很快植了“东风5号”运载火箭的制导系统。
预选的弹着区，在远洋调查的0区，它位于中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海盆，处于所罗门群岛和斐济群岛之间。这里海域开阔，海底平坦，平均水深5000米，底质为多成因的深水粉砂质黏土，声波反射一般。三区选择弹着区要有以弹着点为圆心的半径约80海里的警戒区，这个区域按00海里经济区计算，其火箭的弹头散布区和二级火箭残骸散布区都不会进到图瓦卢共和国和斐济共和国的经济区。但是预备的0区只有半径50海里的海域，而且海底局部起伏大。只能作为预备区。（未完待续）
一、定点数据
1978年，在我国政治生活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邓小平任军委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月18日至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向世界宣布，中国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在国务院系统里，一批老帅开始恢复工作，叶剑英同志被分配主抓军委和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同志复出后团结带领广大干部和科技工作者，大力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很快恢复了国防科工委的正常工作秩序。他集中精力抓洲际导弹及“718工程”，创造性地建立了工作中的总和政总，使这时期“718工程”进展很快。
第三次远洋结束后，国防科委副主任、导弹专家钱学森及第七研究院的赵少奎等专家，对弹着点定位的技术方案进行了重新论证，认为原设计考虑用基阵声呐测量弹着点的方案，不适合已进行过考察的太平洋四个海区使用。四个海区的平均水深都超过了000米，较浅的第一区都达到近000米，而基阵声呐设备的水下耐压强度最大只有00个大气压，按每下潜10米就增加一个大气压的水体物理性质，采用基阵声呐超过
000米水深就超过了00个大气压，并且经几次太平洋现场声呐试验也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第一次远洋和第二次远洋详细调查过的01区基本放弃。这时候，第七机械工业部“718”研究所测量水柱的雷达研制技术出现了较大的进步，这就意味着用雷达方式测量导弹人水的位置就不用考虑水深，只要把海区的流向、流压、水文气象等因素搞清楚，加上航空摄影补充就可得到相对比较准确的记录弹着点的位置。这种水柱雷达测量方案，美国没有用过，因为美国的洲际导弹试验都在太平洋的珊瑚礁盘上，水深符合基阵声呐的工作条件。但苏联的洲际导弹试验都是在太平洋的洋面上进行的，他用的是雷达定点测量方案。
国防科委准备把处于深水区0区和0区（预备弹着点）作为弹着区，重点补充考察0区。由于前三次远洋都没有把0区作为重点，必须立即组织第四次远洋，详细考察（0区和0区预备区）。这就是被称为定点之旅的第四次远洋的出航动因。
二、“疲师”再远征从第三次远洋5月0日结束，到8月18日第四次远洋开始，中间只间隔了78天。第三次远洋是整个“718工程”海上调查任务用时最长的一次远洋，人员特别疲劳。早在航次结束之前，政委侯华清那里就排出了一个各部门负责人休假的名单，各部门长那里也有各专业班组的休假名单。一些人提出了国庆节结婚的申请，一些士兵希冀着恢复高考了，抓紧复习在秋季报考上大学。或者按照部队的规矩，由组织推荐上军事院校的指标也该下来了。
但是第四次远洋备航的通知不由分说地下到了船上。全体“向阳红五号”船花名册上的那些人除了三个开交通艇的船员可以留守，将再一次开赴太平洋。军人以服众命令为天职，船上的非军人呢，无一例外，以服从国家需要为天职。
第四次远洋的总指挥是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副局长张硕。张硕是一位山西籍老资格的军事干部，199年参加八路军炮兵部队，1945年随“四野”部队进人东北，曾参加过四平保卫战，平津战役和衡宝战役，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后回国驻防广东虎门，后调到南海舰队司令部作战处。进人国家海洋局后走遍了南海三省区沿海。别看张硕资格老，在四平战役中还负过伤，左腿行动不大方便，但他稳重而踏实、平易近人，有时候还有点小幽黙，很快就适应了远洋生活，与船员们打成一片。为了保证指挥系统的业务延续，他还带来了两位有经验的业务参谋，一位是航海参谋李立新，另一位是有过远洋经验的指挥参谋陈天才。船长倪树森和政委侯华清仍然领军前行，“向阳红十二”号船的船长政委以及全船0多名船员依照第二次、第三次远洋模式服从国家需要随“向阳红五号”船再次进军太平洋。
这时候，“向阳红五号”船的人们，也包括参加了两次远洋的“向阳红十二号”船的人们，对于执行神秘的远洋科学考察任务的新鲜感、
的务的，的和的疲惫而降低了热度。连续的、旷日持久的、单调的海上生活不断地考量着人们的精神韧度。
“又规避了一次台风袭击！”吃晚饭的时候，航海长刘汉录很随意地跟大家说起这一两天的海情。大家也仿佛没觉得有什么惊奇，“哪里有什么台风的感觉呀，天上多了一点云彩而已”。
“又过了赤道了！”曾经是无数中国航海者的兴奋点，是中国海军军人的梦想。如今大多数人也都记不起它了。过赤道怎么样？无非海面平静一点而已。
在当年航海学校里还在教授船长、大副如何从台风的死亡右半圆转进生命希望的左半圆时，“向阳红五号”船已经做到了在480千米之内看着台风如何野蛮地逞威风，自己却可以像姜子牙玩弄小妖魔一样在一旁得意地冷笑。对久经大洋风雨考验的“向阳红五号”船来说，想预报一个台风和规避一个台风都成了像吃饭那么容易。
在当年的海军将军们还在梦想着如何出岛链、过赤道的时候，“向阳红五号”船已6次迈了过去，有5次竟然是毫无声息、没有激情地就过了。新提拔的航海军士长秦伟荣是有点艺术细胞的上海知青，看着太平洋上起伏的涌浪和一群群翻滾的海豚自言道：“我多想去内蒙古，在草原上赶着一群牛羊，然后唱起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多么辽阔宽广的草原啊！”海上闷了，腻味了，想象出草原一定就不腻味，不烦闷。纯属这山望见那山高！
张硕总指挥就是要带领这支有点疲惫的队伍，完成“718”工程靶场选址的最后任务。
1978年9月5日，“向阳红”编队经过1天的连续航行，再次到达0区，图瓦卢共和国西部约1000千米的海域。
9月份的南太平洋，却不是人们想象的天高气爽的秋天，而是春季。赤道南北在季节的分别上是刚好相反的。按“向阳红”编队所处的地理位置上分季节，这里正是初春。但是，太平洋显然看不到桃红柳绿，莺飞草长那种生动的景象，甚至也没有连绵的阴雨。长期无奈地感受域外的这一层“春光”，会时常想起范仲淹的绝唱：“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千年洞庭之光色，万里太平洋之。，队们时想这，想人，在细细地领悟、品味大自然给予的恩赐的同时，也想起自己的工作责任，想国和人，时感到，时感到，的丝的牵挂伴随着宏阔万里的编队行动随波荡漾。
编队每天都在航行测量，有时候又停下来漂航采取水样和地质样品。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侦察机照样来来去去。整个编队都是分四班或三班轮换转动着这部调查作业的大机器，搜寻着这里的波声浪迹、云雨风情。
三、“男人国”的乐子
“拱猪啰，今晚谁当猪？”晚饭后的走道里，人们经常会发出打扑克的邀约。
打扑克是船上最常见的一种娱乐。一种在北方流行到船上的“拱猪”游戏在船上大行其道。这种游戏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都可以玩。玩输了就是“背了猪”了，“记账员”会在他的名字下画一个“猪头”。进一步的惩罚还有“钻桌子”和“夹耳朵”。这种惩罚无论干部战士，官大官小一律平等。首长的肚子大不便于钻桌子，也必须夹耳朵。一场“背猪”之后的夹耳朵，要等到下场别人“背了猪”才能替换。有人使坏“整人”就慢吞吞地出牌，好让别人多夹一会儿。更还有言语上相互挑逗的快乐，你笑完我，接着下一场我又笑话你，高级首长“背了猪”了一样也要受到言语上的挑逗，生气就不大度了，不好笑了，不是海洋人了。
钓鲨鱼是第四次远洋中的一大亮点，但这只能在漂航的时候才能进行。第一次远洋和第二次远洋张总指挥还不允许钓鲨。是因为当时对鲨鱼的习性还不很了解，钓鱼人也没有经验，一名同志被刚钓上来逞威的鲨鱼划伤了胸肌，险些出了大事故。亏得是轻伤，要是受了重伤而船上的医生又处理不了，就得申请靠外港，那就成了国家级国际性的大事故了。因此，船长和总指挥严禁船员们钓鲨鱼。第四次远洋中，张硕总指挥网开一面，批准可以组织一些有经验的船员钓鲨，钓到了就把鱼翅割下来当场煮汤喝，把鱼肉割成一条一条晒起来，供人们煮稀饭吃。这比从陆地上带过去的冰冻鱼要鲜美得多，也给单调的远洋生活带来一点乐趣。太平洋的鲨鱼大概见的“世面”少，扔下去什么都毫不迟疑地一咬定，而且根本没有前车之鉴的智慧。刚才被钓起来的鲨鱼，因为挂得不牢而掉下海后，回过头一样咬你扔下去的同样的诱饵。什么猪皮、鸡头、鱼头，一概如狼似虎，不挑不捡。
“放电影啦！，今晚《小兵张嘎》”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副政委李银柱会打开广播招呼一声。
当年没有录像机，全部是毫米的轻便放映机，一次出海能带十几部电影，什么《小兵张嘎》、《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智取威虎山》、《第二个春天》等等。一次放得过瘾时可以放三部，看过了也可以从头再看，有的看到连台词都能背了，电影人物也找到船上的“替身”了，因此生活中常常出现用电影语言会话的乐趣。重力测量组的战士刘爱华因为会理发，又姓刘，就被叫成了《海霞》电影里的台湾特务“刘阿太”，弄得这位热心的服务者无可奈何。主机军事长张泽兵，因为个子矮小被叫成《智取威虎山》中的“小炉匠”。当遇到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被别人抢着吃了，那就肯定会背出一句《小兵张嘎》中日本翻译官的一句台词：“老子到城里下馆子都不给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种种，常常能激起一串串的笑声，缓释着人们旷日持久的单调和寂莫。
“向阳红五号”船在历次远洋中，都主办一张《海洋小报》。《海洋小报》为单面八开油印。约每周一期，每期发行约0份。主要的内容是一周以来船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一些海上大家必须执行的决定和指示，也包括一些好人好事之类的表扬。别看这种报纸发行量小，又是自办油印的，却是鲜活地反映船上现实生活的唯一载体。办报人就是身边的人，说的是身边的事，很亲切。远比国内那些充满政治术语的新闻好看好听。负责《海洋小报》编辑工作的是副政委李银柱，但编辑工作则是临时“抓公差”，抓一些船上文字功底好的、字写得好的干部或战士来，一边改稿一边刻蜡板。由于刻蜡板非常慢，海上晃荡起来更难以操作，加之还有版面限制的原因，编辑们很喜欢登载一些诗歌。久而久之，船上的“诗人”便多了起来。
如第二次远洋，在海上过“五一节”时，两位“诗人”写道：
当东方射出万道霞光
我英姿飒爽地站在甲板上
今天是国际劳动节
我热血沸腾，心潮激荡
巨轮披上了金色的霞光
大洋，翻腾着喧嚣的波浪
海风，夹着战斗的喜讯
浪花，凑出胜利乐章
硕果满船装
告别太平洋
君问何处去
重返我故乡
五洋任我跨
捉鳖何所难
待到秋月朗
再来取宝藏
在工作最艰苦最接近尾声的时候，每日三餐已经没有青菜了，只能补充维生素片（一种很难闻的药片），豆芽也吃得怕了，鸡鸭鱼肉都变了味，日子非常难熬，想家的情绪与日俱增。一天，海洋小报》登出一篇描写航海部门工作的“短通讯”（全篇不过三百字），开头第一句就描写船长最近下达的命令：“航向00度，返航！”从南太平洋朝00度的航向走，就是回祖国的方向。仅这一句，就让一位当年在气象探组工作的年轻干部李为华兴奋异常。他工作的区域是船尾探空房，生活大多在第三舱，一天不过在甲板上走几次，大部分时间不见天日，不知道船往那里走，是漂航还是航行也都麻木了。当远洋小报》上登出返航的消息时，他的精神一下子活跃了，激动了。就这一点事，他过了0年也不忘！太平洋的海上生活个人化一点的主要是看书。看书的书源来自于副政委管理的一个小图书室，大多是从海军黄埔岛军人俱乐部借来的，一部分是出海前到新华书店买的。1978年的文艺界已经逐步解禁，古典文艺作品开始再版，《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已到了船上。不过这些书多数是繁体字版，使很多经过了六七十年代文字改革的人难已接近。文艺界复兴后开始出版一些现代文学作品，伤痕文学开始露头，有苏叔阳的《春雨潇潇》、刘心武的《班主任》、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夜的眼、《风筝飘带》、海的梦》等。这也只是满足船上少数文艺爱好者。比较大众一些的文艺作品，主要是解放后出版的抗战、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题材的作品，如《红岩》、淋海雪原》、《保卫延安》、《红旗飘飘》、《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我的前半生》等等。西方的文艺作品如《茶花女》、《葛郞台》、《老人与海》、《悲惨世界》、《红与黑》等也搬上了远洋书架。不过，它们无论是伤痕文学、古典文学还是外国文学，这些作品由于与“向阳红”编队远征太平洋豪迈而艰苦的海洋生活距离遥远，缺乏文化上的认同感而和者寡。当年如果有《哥伦布传》、《库克船长》、《郑和传》、《太平洋战争》、《到天边去探测奥秘》这些作品出版，那一定会有不同的效果。
“向阳红”编队一次出海00400人，全部是男人，0岁以下的青年人占绝大多数，私下里这些现代青年人有多少关于女人的浪漫怀想？在出航前写往全国各地的信件中，有过多少文字无法表达的柔情蜜意？已经无从查考统计了。但在气象观测组的暗房里，经常会出现一些冲晒的姑娘照片，有些还放得很大。这足以透现这个太平洋男人国里尚有着人性本真的私密、浪漫和好奇。
四、星宿之“恋”
“向阳红五号”船上的专业有几十个，高科技、高难度的也不少。可是没有专业工作能够比得上“测天”那般“上瘾”，也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航海干部们那般豪迈豪情。
天上的恒星，相距地球少说都有几亿光年，“测天者”只须架上一架六分仪，说把他“拿”下来就“拿”下来了，并且还能够把它放在天与海的分界线上来回摇动，直到它与水平线完全相切才肯放手。一颗离地球几亿光年的恒星，少说也要比地球大一亿倍！在航海家们的手中，它就是一只随意挥洒摆弄的蝼蚁！
“向阳红五号”船的航海家们，因为经常拿着一架六分仪测量天体的位置，人们就叫他们为“测天者”。
地球的运行规律本已够人们百思不解的了，“测天者”却能了解到天球上的天体。把天上100多个一等星背得烂熟，而且知道他何时升起何时落下何时处在最佳的测量位置。他们经常在驾驶台转动着“天球仪”。毛泽东曾说“坐地日行八万里”！那还只是世界眼光，我们的航海家们却是宇宙眼光，坐在驾驶台，转着星球仪就等于坐地日行亿万光年了！
驾驶台一侧的海图室有一张《第四次远洋调查航线任务图》，这是“向阳红五号”船图像化的任务书，也是航海保障的“联络图”。航海部门要靠在这张图标示的各个点和线上航行或漂航，并向各个专业作业的船。
在第三次远洋中，出现了“向阳红五号”船的进卫星导航定位仪失灵，不得已动用在“向阳红十二号”船试验的国产“卫导”与雷达联合定位才完成任务的情况。第四次远洋仍然使用这台加拿大制造的“卫导”，它存在计算机技术上的先天不足，航海长刘汉录觉得心里很是没底。中国洲际导弹试验规划的几个弹着区都是远离南太平洋岛礁的洋区，没有岛屿作为目标来进行陆标方位距离定位。唯一，也可说最为保险的就是用天体定位。
但是在技术论证上，刘汉录是没有可能为太平洋天体定位在“718工程”落点测量提供船位上争到主席位的。天文定位是用人工原始方式确定船位，要通过一架六分仪用肉眼测定星体与海平面的几何夹角，经过用计算位都在太阳落下，而黑暗尚未到来的瞬间进行。天体定位是一种古老的定位方式，郑和下西洋使用的“牵星板”就是这种方式，古代航海家们在大洋中唯一能看到的相对固定的目标就是天体。这种天文的方式，只有在无技术台卫，才会变得不精确而不常用。即使这样，天体定位仍然是航海学院学生的必修课，也是一个合格的航海长的基本功，在当年的远洋商业船队中，还普遍采用天文定位来导航。另外一个需要就是，它既是最原始的，也是最保险的，当船舶在海上遇到意想不到的灾难，所有的电器仪器都失去了作用的时候，要求确定船舶在海上的地理位置，最靠得住的就是天定位加拿大进的总坏的卫星导航仪和仿制不成熟的“奥米伽”定位仪显然给这位航海长找到了一个强化训练天文定位的“借”。同时，作为一名负责任的海军航海干部来讲，从实战出发，从最坏处首眼，也要学会实时快速抓取大洋船位，这是不需要动员的。海军作战部把一批批航海干部和作战参谋派往“向阳红五号”船出海，协助刘汉录工作，实际上是在为将来远洋的军舰训练航海长。当年海军的一批航海干部们实际上只在中国近海出海训练，很难有抓取天文定位的时机。因为航程短，天气不稳定，很难碰到既是黄昏，又是在海上的好天气。来到大洋后，他们个个都觉得机会难得，要好好地训练一下自己的看家本领。
刘汉录也并不是没有要求的，他要求每一个出海的航海干部每天必须抓到十条船位线，测得、个船位，并且与卫星子午仪比对，误差不得超过两海里。他对自己还有一个要求：不超过0海里，也就是误差在500米以内。在航海天文学里，天文定位的误差值与地理位置相比，相差5海里为及格，海里为优秀，1海里就是优秀中的极优秀了。如果真能达到500米这样一个正负误差精度，按现在国际上衡量事物的标准，就是应该突破吉尼斯纪录了（不知是否有过这样一项纪录）。
刘汉录是一只“领头羊”，也是一台“发动机”。他在大洋上每天除了正常值航海班以外，平均每天要测4、5个船位，按照每条线1个船位计算，他一天要测15条船位线，每条船位线以连测量带计算按分钟算最快值，不熟练时1条线要花10分钟到15钟不等），他每天平均有近1个小时花在天文定位上。
在刘汉录的带领下，“向阳红五号”船的10架六分仪，全部派上了用场，8个航海干部外加个航海兵，几次远洋下来，几乎都成瘾了。遇到好天气的黄昏或清晨，他们什么事都可以放下，唯有测天不能误。久而久之，在驾驶台两侧和顶层甲板上，就出现了一道风景。
刘汉录不仅在黄昏时和晨曦初露时，抓住水天线清晰与天体交切光学观测误差小的机会“测天”，还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寻找白天行星定位的机会。在几次远洋中，他都找到了金星与太阳，有时候还有月亮的良好夹角定位，他的天文定位的精确度与卫星定位比对有几次只有0海里，真正突破了他自己定下的“吉尼斯纪录”。
五、确定瞄准点许时耕常说，千军万马一个点。这个点在哪儿？
“向阳红”编队第四次远洋完成了预定的两个海区4个大面站（连续观测水文要素1个小时的站位）、4个连续站（连续观测水文要素4个小时的站位）的观测，取得了从海面到水深500米各种水文化学要素6656个，同时还选定了0区进行了10个站位的船对水、船对地的漂移速度和方向的试验。这就是准备用雷达方式测量导弹人水位置时所要用的参数。水深和重力测量主要侧重在第三区的海底地形和布阵区的地球物理“垂线偏差”，为导弹准确命中提供了较准确的重力资料。海洋气象观测重点在0区，海面观测968次，高空探测94次，模拟导弹发射时做调查海区1天的水文气象预报，探讨了调查海区天气变化规律，还获得了大量外国气象情报资料。海洋地质调查获得4个点起6次取样，在0区内取得了541米水深处的表层底质样品10千克；取得了5407米深处柱状底样长80厘米，在0区内取得17米表层地质样品6千克，077米柱状底质样品90厘米。刷新了前三次远洋同时也是国内的海洋地质取样最高记录。远洋通讯试验了先进的数字传真机远洋通讯效能和勤务保障通信，开机工作500多个小时，收数字字码5亿个，为全程试验提供了新技术通信保障。
1978年5月0日，国防科委及“718工程”办公室在广州军区第四招待所召集一个代号为“580”的秘密会议。这个会议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把“向阳红五号”船四次远洋调查的地球物理测量和水深测量主要成果汇集起来，并用这些成果做出一个选划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瞄准点。这是一个集中展示“向阳红五号”船四次远洋的重力测量成果，并用这个成果最终决定一个关键问题的会议。国家海洋局“718办公室”的陈炳鑫和“向阳红五号”船重力组的许时耕，会同国防科委第七研究院的专家一起作出这个判断。
选定导弹落区最重要的指标是地球物理条件：包括海底地形、底质类型、重力场特征、大地水准面的形状、水深及水文气象条件等。根据国防科委在第四次远洋之前，选择三区作为弹着区的决定，负责靶心弹着点）的任务交给了国家海洋局的“向阳红五号”船重力组，陈炳鑫、赵少奎（第七机械工业部地球物理专家）、许时耕是关键人物。
赵少奎、陈炳鑫、许时耕依据四次远洋调查实际测量的资料和数据，编写了太平洋考察总报告，选定了东经17度10分，南纬7度4分为瞄准点；并在周围海域划定了千米！50千米的弹头散区，80千米！00千米的二级火箭残骸散布区；还对发射洲际导弹试验的具体时间、时段也提出了具体建议。这个选择的结果连同有关数据一起，很快植了“东风5号”运载火箭的制导系统。
预选的弹着区，在远洋调查的0区，它位于中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海盆，处于所罗门群岛和斐济群岛之间。这里海域开阔，海底平坦，平均水深5000米，底质为多成因的深水粉砂质黏土，声波反射一般。三区选择弹着区要有以弹着点为圆心的半径约80海里的警戒区，这个区域按00海里经济区计算，其火箭的弹头散布区和二级火箭残骸散布区都不会进到图瓦卢共和国和斐济共和国的经济区。但是预备的0区只有半径50海里的海域，而且海底局部起伏大。只能作为预备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