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６、你教我来我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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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什么神秘的事情？”胡天健问，“难道是说我不该给文敬辞送谷子？”
“不知道，你去听爹怎么说你。”胡铃笑说。
进了房间，胡为强坐在床上，脸色冷峻，说：“健儿，我问你，刚才你是不是为文敬辞家送谷子了？”
“嗯，我是为文敬辞叔叔送谷子去了。”虽然知道自己错在那里，但是，自己也并未与地主文敬辞进行反革命的言行，所以说话比较理直气壮。
“孩子，我多次教育你，叫你不要靠近地主，你却是不听。”胡为强颇为悲戚地说，“虽说你失去了记忆，可是社员们不会因为你失去了记忆而原谅你。而且，你失去记忆，知识却不但没有失去，反而增加了，更是让别人不相信你。本来想你在家里休息，等开学了再去上学，现在恐怕不行了，要即刻送你去上学，好让你在学校了熟悉社会上的事情。要不，我明天一早就送你去上学。”
说完，也不听胡天健说话，出去了。
吃饭的时候，胡为强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周银芝说：“要说是应该把他送去上学，可是，一来到学校里也是劳动，在家也是劳动，相比较，社里的活儿还是要轻松些。再说，健儿在社里做事情，还有工分。是不是在等几天再说？”
“就是，明天还要分工分粮食，弟弟在家里做事情有工分粮。”胡铃接话说，“只是以后不要照顾文敬辞就是了。”
这样一说，胡为强动摇了，说：“说的也是，粮食这么重要，马上又要收黄豆了，也要按照工分分的。也好，就等开学再去。”
当晚，民主评议工分底子。十八岁以下的男女社员一律按照五分底子记工分。也就是说，这些人每劳动一天，就是相当于全天十分的有半。
虽然有争议，但是胡映田说，按照国家法律，十八岁是属于未成年人，工分就这么高，虽然有劳动能力大小的问题，要区别对待，还要请示上级再说。
次日，胡映田果然又叫胡天健去协助文新良工分粮。
虽然高级社成立才两个多月，可是六十多个社员上工，每人也有五六十多个劳动日，计算出总的工分来，也是一件浩大的工程。
因为胡映田要带领社员上工，没有时间参与计算，社员们眼睛盯住没有分的工分粮食，自然是巴望早点分了。
这样，只有胡天健与文新良两个人计算。
算了一上午，却只算出了二十三人。
下午出工前，胡映田来到仓库问：“会计，算了多少？”
“时间又长，记工的本子又多，计算起来自然是慢的，天健年纪轻，算了十五个，我还只算了八个。”
“这么慢，社员们在工地就总是问我工分粮什么时候可以发。”胡映田说，“本身社员们就懒散，早点把工分粮分下去，也好提高社员们的积极性。依据眼前的速度，恐怕是今天还算不好了。”
“想今天算好，只有增加人手才可以，否则，我们俩加班也不行。”文新良说。
“我们村在社员也没有人可以算计的，怎么增加人手？”胡映田问。
“本来文敬辞的儿子可奎和女儿文可思认识字的，只是他们是地主后代也不好使用。”文新良说，“不然，叫他们两人来帮忙，今天下午应该就可以计算好。”
“这恐怕不好吧？”胡映田说，“一来，地主家的人做这样轻巧的事情，社员们有意见，二来地主还会笑话我们，说我们贫下中农都是文盲。”
胡天健在一旁听着，早就想到文可思，想起父母的教导，只是不敢开口。现在听胡映田这么说，接话说：“映田叔叔，这个就不怕的。记得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说过，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来建设社会主义，既然革命导师都这么说过，我们为什么不遵照导师的教导？再说，地主阶级现在是受到我们无产阶级的监督劳动，他们敢笑话我们吗？”
“嗯，还是读书的娃儿知道的道理多。”胡映田笑说，“只是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列宁是那个导师？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吐血，列宁都不知道是谁，还做社长。胡天健问：“叔叔知道马克思是谁不？”
“马克思我是知道的，毛主席说，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个马克思吧？”
“对了，”胡天健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是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导师，他们是外国的无产阶级导师。”
胡天健尽量解释清楚，可是，一个列宁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人，怎么解释的清楚。胡映田似懂非懂，笑说：“那是我们毛主席导师大，还是马克思他们大？”
“这个不是谁大的问题，是先后的问题。”胡天健说，“共产党、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俩人创造的，其他的导师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创造的。”
胡映田听了，充满了敬佩地看了胡天健一眼，又问：“也不知道列宁导师究竟说过这句话没有？”
“怎么没有说，过几天我到学校去找找本列宁导师的书来，找出来你看。”胡天健满怀信心地说。
这样一说，胡映田就深信不疑，说：“那我去把他们俩人叫来。”
说完，就走了。
稍后，文可奎、文可思俩人就来了。
兄妹俩人显然显得很高兴，但是喜悦埋藏在心里，不容易察觉。
会计文新良为他们找铅笔出去了，胡映田交代几句，也上工去了。
胡天健笑说：“俩位，叫你们来，是要帮忙统计工分，来，看我做的，就是这样……”
胡天健讲解完毕，兄妹俩都说这个不难。
文可思坐在胡天健身边，文新良则是与文可奎坐在一起。
整个下午，虽然天气闷热，汗水不停止地流，但是，从文可思身上发出阵阵体香，让饥肠辘辘的胡天健无限沉醉。
文可思写的字工整、俊秀，就像美丽的文可思在在白色的纸张上跳优美的舞蹈。
天还没有黑，统计工作就做好了。
次日，工分粮食分发完，有人对胡映田说，胡天健本来是学生。眼下，学生到社里支援生产不记工分，没有报酬的，可是，胡天健却在社里做轻松的事情，还分粮食，哪里有社会主义觉悟，应该退了分给胡天健的一斤三两谷子。
“我做了什么神秘的事情？”胡天健问，“难道是说我不该给文敬辞送谷子？”
“不知道，你去听爹怎么说你。”胡铃笑说。
进了房间，胡为强坐在床上，脸色冷峻，说：“健儿，我问你，刚才你是不是为文敬辞家送谷子了？”
“嗯，我是为文敬辞叔叔送谷子去了。”虽然知道自己错在那里，但是，自己也并未与地主文敬辞进行反革命的言行，所以说话比较理直气壮。
“孩子，我多次教育你，叫你不要靠近地主，你却是不听。”胡为强颇为悲戚地说，“虽说你失去了记忆，可是社员们不会因为你失去了记忆而原谅你。而且，你失去记忆，知识却不但没有失去，反而增加了，更是让别人不相信你。本来想你在家里休息，等开学了再去上学，现在恐怕不行了，要即刻送你去上学，好让你在学校了熟悉社会上的事情。要不，我明天一早就送你去上学。”
说完，也不听胡天健说话，出去了。
吃饭的时候，胡为强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周银芝说：“要说是应该把他送去上学，可是，一来到学校里也是劳动，在家也是劳动，相比较，社里的活儿还是要轻松些。再说，健儿在社里做事情，还有工分。是不是在等几天再说？”
“就是，明天还要分工分粮食，弟弟在家里做事情有工分粮。”胡铃接话说，“只是以后不要照顾文敬辞就是了。”
这样一说，胡为强动摇了，说：“说的也是，粮食这么重要，马上又要收黄豆了，也要按照工分分的。也好，就等开学再去。”
当晚，民主评议工分底子。十八岁以下的男女社员一律按照五分底子记工分。也就是说，这些人每劳动一天，就是相当于全天十分的有半。
虽然有争议，但是胡映田说，按照国家法律，十八岁是属于未成年人，工分就这么高，虽然有劳动能力大小的问题，要区别对待，还要请示上级再说。
次日，胡映田果然又叫胡天健去协助文新良工分粮。
虽然高级社成立才两个多月，可是六十多个社员上工，每人也有五六十多个劳动日，计算出总的工分来，也是一件浩大的工程。
因为胡映田要带领社员上工，没有时间参与计算，社员们眼睛盯住没有分的工分粮食，自然是巴望早点分了。
这样，只有胡天健与文新良两个人计算。
算了一上午，却只算出了二十三人。
下午出工前，胡映田来到仓库问：“会计，算了多少？”
“时间又长，记工的本子又多，计算起来自然是慢的，天健年纪轻，算了十五个，我还只算了八个。”
“这么慢，社员们在工地就总是问我工分粮什么时候可以发。”胡映田说，“本身社员们就懒散，早点把工分粮分下去，也好提高社员们的积极性。依据眼前的速度，恐怕是今天还算不好了。”
“想今天算好，只有增加人手才可以，否则，我们俩加班也不行。”文新良说。
“我们村在社员也没有人可以算计的，怎么增加人手？”胡映田问。
“本来文敬辞的儿子可奎和女儿文可思认识字的，只是他们是地主后代也不好使用。”文新良说，“不然，叫他们两人来帮忙，今天下午应该就可以计算好。”
“这恐怕不好吧？”胡映田说，“一来，地主家的人做这样轻巧的事情，社员们有意见，二来地主还会笑话我们，说我们贫下中农都是文盲。”
胡天健在一旁听着，早就想到文可思，想起父母的教导，只是不敢开口。现在听胡映田这么说，接话说：“映田叔叔，这个就不怕的。记得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说过，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来建设社会主义，既然革命导师都这么说过，我们为什么不遵照导师的教导？再说，地主阶级现在是受到我们无产阶级的监督劳动，他们敢笑话我们吗？”
“嗯，还是读书的娃儿知道的道理多。”胡映田笑说，“只是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列宁是那个导师？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吐血，列宁都不知道是谁，还做社长。胡天健问：“叔叔知道马克思是谁不？”
“马克思我是知道的，毛主席说，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个马克思吧？”
“对了，”胡天健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是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导师，他们是外国的无产阶级导师。”
胡天健尽量解释清楚，可是，一个列宁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人，怎么解释的清楚。胡映田似懂非懂，笑说：“那是我们毛主席导师大，还是马克思他们大？”
“这个不是谁大的问题，是先后的问题。”胡天健说，“共产党、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俩人创造的，其他的导师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创造的。”
胡映田听了，充满了敬佩地看了胡天健一眼，又问：“也不知道列宁导师究竟说过这句话没有？”
“怎么没有说，过几天我到学校去找找本列宁导师的书来，找出来你看。”胡天健满怀信心地说。
这样一说，胡映田就深信不疑，说：“那我去把他们俩人叫来。”
说完，就走了。
稍后，文可奎、文可思俩人就来了。
兄妹俩人显然显得很高兴，但是喜悦埋藏在心里，不容易察觉。
会计文新良为他们找铅笔出去了，胡映田交代几句，也上工去了。
胡天健笑说：“俩位，叫你们来，是要帮忙统计工分，来，看我做的，就是这样……”
胡天健讲解完毕，兄妹俩都说这个不难。
文可思坐在胡天健身边，文新良则是与文可奎坐在一起。
整个下午，虽然天气闷热，汗水不停止地流，但是，从文可思身上发出阵阵体香，让饥肠辘辘的胡天健无限沉醉。
文可思写的字工整、俊秀，就像美丽的文可思在在白色的纸张上跳优美的舞蹈。
天还没有黑，统计工作就做好了。
次日，工分粮食分发完，有人对胡映田说，胡天健本来是学生。眼下，学生到社里支援生产不记工分，没有报酬的，可是，胡天健却在社里做轻松的事情，还分粮食，哪里有社会主义觉悟，应该退了分给胡天健的一斤三两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