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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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与自由，两面看魏晋
魏晋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那个时代的皇帝也不好当 （陈德馨绘）每
一个时代都有好坏两面，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是十全十美的，也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是一无是处的。有时候好坏两面还会形成强烈的对比，一面坏得厉害，一面好得突出，所以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就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依我看，在中国过去的两三千年中，有三个时代特别显出这种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政治混乱，政权更替频繁，国家在整体上显得衰弱；另一方面，思想自由，学术发达，在精神文明史上占据突出的地位。这三个时代分别是：第一，战国时代（或称先秦、晚周）；第二，魏晋时代（或称魏晋南北朝）；第三，五四时代（或称清末民初）。战国时代是中华文明奠基的时代，魏晋时代是中华文明转折的时代，五四时代是中华文明由传统农业文明转入现代工业文明的时代。
今天我们单来谈魏晋时代，或说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指的是从魏初（220年）到陈末（589年）的一段长达三百六十八年的时间，这之前是两汉，这之后是隋唐，这三百六十八年包括魏（220—265年，同时存在蜀汉和吴，所以又称三国）、西晋（265—317年）、东晋（317—420年）、南北朝（420—589年）。从东晋起，汉人政权就只局限在江南，江北则先后有五个少数民族政权所建立的十六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东晋以后，江南的汉人政权先后经历了宋（420—479年）、齐（479—502年）、梁（502—557年）、陈（557—589年）四个朝代，史称南朝；江北则先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史称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魏晋之前是汉朝，先是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后是东汉（25—220年），两汉加起来一共有四百二十五年，是春秋战国之后第一个统一的、稳固的中央专制帝国（秦朝也是统一的帝国，但延续时间很短）。两汉时，皇权很强大，国家很强盛，思想很统一，有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那就是儒术，即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术”。这里的儒术并不等于战国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学术思想，而是经董仲舒改造过的，加上了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阴阳家思想的儒术。两汉盛世，从国家政权这方面看是光鲜的、亮丽的，但从人民思想这方面看，却是僵化的、没有自由的。魏晋时代就不一样了，几乎和两汉反过来。这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政治很混乱，政权更替很频繁，在不到四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很多个朝代，建立了二十几个国家，从国家政权上看是衰弱的、不强盛的、不统一的。因为中央政权不强固，地方势力（包括地方政权、军阀和强宗大族的势力）就相对发达，有的地方势力强大富裕到几乎可以与皇权相抗衡的地步。孙悟空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魏晋时代的一些地方势力，也就像一个个孙悟空，所以那时就出现了许多可以在政治上、经济上自由行动的空间，原来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即董仲舒所提倡的儒术，也随着中央政权的衰弱而走向式微，于是在思想上出现了自由解放的新局面。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得到了复兴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新的百家争鸣，由此带来了哲学、文学、艺术乃至科学的大发展。从精神发展史上看，魏晋是一个了不起的有特别意义的时代。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时候，欧洲兴起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当时的目标是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旗帜是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我认为魏晋时代是中国古代的一次文艺复兴—复兴先秦诸子，而且也闪耀着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的光辉。
赞美魏晋时代高度的文学艺术成就，将其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相比较，这样的观点并不是我的发明，近代有一些学者已做过这样的论述。例如章太炎论文不以唐宋为高而推崇魏晋；又如鲁迅特别喜欢嵇康，亲自搜集、校对、编辑《嵇康集》，都含有推崇魏晋学术的意思。特别是宗白华先生《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对魏晋的文学与艺术有高度的评价，他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衒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宗白华全集》第二卷）他又说：
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宗白华全集》第二卷）在宗白华先生所说的文学艺术之外，我想补充指出，魏晋南北朝在科学、技术上也有辉煌的成就。刘徽、祖冲之等人的数学，何承天、祖冲之等人的天文历法学，裴秀、郦道元等人的地理学，华佗、嵇康、陶弘景等人的医术和养生学，葛洪、陶弘景等人的炼丹学（炼丹术是化学的起源），马钧、杜预、祖冲之等人的机械发明，在当时世界都是占据顶尖地位的。
尤其是哲学思想，我认为魏晋玄学是中国三大哲学高峰之一，另外两座是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魏晋玄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最富于抽象思辨色彩的，其中的“有无本末”之辨第一次把中国哲学引向本体论的高度，大大拓宽了中国人的思维框架。其实魏晋时期科学、文学、艺术上的各种成就，都应该归功于玄学所提供的思想架构和思想方法。章太炎先生曾经在《五朝学》一文中指出：“玄学者，固不与艺术文行牾，且翼扶之。”（见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历来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往往只看到魏晋南北朝社会动乱、国家（其实只是中央政权）衰弱的一面，却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其思想开放自由，文学、艺术、科学高度发达的一面，谈到魏晋南北朝几乎都是负面评价，很少正面肯定。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历代统治者都梦想自己建立的国家是一统天下的，所有土地和人民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还梦想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绵延久远，最好是万岁万岁万万岁。所以，他们自然不高兴看到如魏晋南北朝这种国土分裂和政权更替频繁的状况。正统史学家们秉承统治者的意志，自然跟着贬低魏晋南北朝时期，只讲它的坏处，不讲它的好处。但今天已不再是君主专制社会了，一姓一家的所谓国家所谓政权是否强大是否持久，已经不是人们的兴趣所在，思想的自由、人民的福祉、社会的发达、文化的发展，才是我们关注的首要问题。那么对魏晋南北朝，我们自然应该与历代的君王统治者和正统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既应当看到那个时代动乱不安给人民带来痛苦的一面，也应当正面评价其人民拥有相对自由，尤其是其思想和学术得到自由发展、取得光辉成就的一面。
凡事都有两面，有利必有弊。国家统一强大当然好，但是如果这种统一意味着地方完全没有自主权，这种强大意味着中央政权无所不在的控制，甚至连人民的思想都控制起来，统一在一个固定的框架里，那么人的独立意志、自由思想也就都没有了。一旦人们没有独立意志与自由思想，创造力就受到压制，要发展学术文化就很难了。为什么战国时代出现了百家争鸣而别的时代没有呢？就是因为那时周天子中央政权控制力削弱，各诸侯国有相对的自由，一家的思想在这个诸侯国不受欢迎，还可以到另一个诸侯国去推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例如，苏秦先到秦国，想用“连横”的策略打动秦王，却不被秦王采纳，后来他又跑到别的国家，用“合纵”的策略说服其余六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终于得到赏识，最后佩六国相印。再如，孔子曾经周游列国，也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结果各诸侯国都不采纳，他才不得已回去教书，希望自己的思想能流传后世。像苏秦、孔子这样的例子，当时比比皆是，正如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诸侯国纷纷励精图治，而各国的君王各有各的喜欢和不喜欢，所以各种学说一窝蜂冒了出来，尽量发挥自己擅长的一面，用它来迎合、说服君主们）”。如果当时中央政权很强大，像汉朝那样用一种思想统一老百姓的脑袋，绝对不会出现苏秦、孔子这样的例子。
从某种角度看，魏晋南北朝和战国时代很相似。我们看《三国演义》，许多谋士在三国之间跑来跑去，寻找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诸葛亮家族三兄弟，诸葛亮在蜀国当宰相，诸葛瑾在吴国当大将军，诸葛诞在魏国做司空，都是顶级大官，但哪个也没有被怀疑里通外国，也没有受过审查。南北朝时期，许多南方的名士在南朝做了官，后来又在北朝做官，比较有名的有庾信、王褒、颜之推等。在那个时代思想方面也不只是儒家一统天下，道家、法家都很有势力，后来从印度传过来的佛教也发展迅速，南朝的梁武帝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总之，那是一个思想很活跃的时代。
所以对魏晋南北朝，我们要全方位地看、一分为二地看，不能只看到分裂混乱的一面，还应该看到自由活泼的一面。而魏晋南北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方面分裂混乱，一方面又自由活泼的局面？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混乱与自由，两面看魏晋
魏晋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那个时代的皇帝也不好当 （陈德馨绘）每
一个时代都有好坏两面，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是十全十美的，也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是一无是处的。有时候好坏两面还会形成强烈的对比，一面坏得厉害，一面好得突出，所以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就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依我看，在中国过去的两三千年中，有三个时代特别显出这种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政治混乱，政权更替频繁，国家在整体上显得衰弱；另一方面，思想自由，学术发达，在精神文明史上占据突出的地位。这三个时代分别是：第一，战国时代（或称先秦、晚周）；第二，魏晋时代（或称魏晋南北朝）；第三，五四时代（或称清末民初）。战国时代是中华文明奠基的时代，魏晋时代是中华文明转折的时代，五四时代是中华文明由传统农业文明转入现代工业文明的时代。
今天我们单来谈魏晋时代，或说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指的是从魏初（220年）到陈末（589年）的一段长达三百六十八年的时间，这之前是两汉，这之后是隋唐，这三百六十八年包括魏（220—265年，同时存在蜀汉和吴，所以又称三国）、西晋（265—317年）、东晋（317—420年）、南北朝（420—589年）。从东晋起，汉人政权就只局限在江南，江北则先后有五个少数民族政权所建立的十六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东晋以后，江南的汉人政权先后经历了宋（420—479年）、齐（479—502年）、梁（502—557年）、陈（557—589年）四个朝代，史称南朝；江北则先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史称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魏晋之前是汉朝，先是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后是东汉（25—220年），两汉加起来一共有四百二十五年，是春秋战国之后第一个统一的、稳固的中央专制帝国（秦朝也是统一的帝国，但延续时间很短）。两汉时，皇权很强大，国家很强盛，思想很统一，有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那就是儒术，即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术”。这里的儒术并不等于战国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学术思想，而是经董仲舒改造过的，加上了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阴阳家思想的儒术。两汉盛世，从国家政权这方面看是光鲜的、亮丽的，但从人民思想这方面看，却是僵化的、没有自由的。魏晋时代就不一样了，几乎和两汉反过来。这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政治很混乱，政权更替很频繁，在不到四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很多个朝代，建立了二十几个国家，从国家政权上看是衰弱的、不强盛的、不统一的。因为中央政权不强固，地方势力（包括地方政权、军阀和强宗大族的势力）就相对发达，有的地方势力强大富裕到几乎可以与皇权相抗衡的地步。孙悟空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魏晋时代的一些地方势力，也就像一个个孙悟空，所以那时就出现了许多可以在政治上、经济上自由行动的空间，原来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即董仲舒所提倡的儒术，也随着中央政权的衰弱而走向式微，于是在思想上出现了自由解放的新局面。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得到了复兴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新的百家争鸣，由此带来了哲学、文学、艺术乃至科学的大发展。从精神发展史上看，魏晋是一个了不起的有特别意义的时代。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时候，欧洲兴起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当时的目标是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旗帜是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我认为魏晋时代是中国古代的一次文艺复兴—复兴先秦诸子，而且也闪耀着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的光辉。
赞美魏晋时代高度的文学艺术成就，将其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相比较，这样的观点并不是我的发明，近代有一些学者已做过这样的论述。例如章太炎论文不以唐宋为高而推崇魏晋；又如鲁迅特别喜欢嵇康，亲自搜集、校对、编辑《嵇康集》，都含有推崇魏晋学术的意思。特别是宗白华先生《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对魏晋的文学与艺术有高度的评价，他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衒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宗白华全集》第二卷）他又说：
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宗白华全集》第二卷）在宗白华先生所说的文学艺术之外，我想补充指出，魏晋南北朝在科学、技术上也有辉煌的成就。刘徽、祖冲之等人的数学，何承天、祖冲之等人的天文历法学，裴秀、郦道元等人的地理学，华佗、嵇康、陶弘景等人的医术和养生学，葛洪、陶弘景等人的炼丹学（炼丹术是化学的起源），马钧、杜预、祖冲之等人的机械发明，在当时世界都是占据顶尖地位的。
尤其是哲学思想，我认为魏晋玄学是中国三大哲学高峰之一，另外两座是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魏晋玄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最富于抽象思辨色彩的，其中的“有无本末”之辨第一次把中国哲学引向本体论的高度，大大拓宽了中国人的思维框架。其实魏晋时期科学、文学、艺术上的各种成就，都应该归功于玄学所提供的思想架构和思想方法。章太炎先生曾经在《五朝学》一文中指出：“玄学者，固不与艺术文行牾，且翼扶之。”（见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历来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往往只看到魏晋南北朝社会动乱、国家（其实只是中央政权）衰弱的一面，却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其思想开放自由，文学、艺术、科学高度发达的一面，谈到魏晋南北朝几乎都是负面评价，很少正面肯定。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历代统治者都梦想自己建立的国家是一统天下的，所有土地和人民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还梦想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绵延久远，最好是万岁万岁万万岁。所以，他们自然不高兴看到如魏晋南北朝这种国土分裂和政权更替频繁的状况。正统史学家们秉承统治者的意志，自然跟着贬低魏晋南北朝时期，只讲它的坏处，不讲它的好处。但今天已不再是君主专制社会了，一姓一家的所谓国家所谓政权是否强大是否持久，已经不是人们的兴趣所在，思想的自由、人民的福祉、社会的发达、文化的发展，才是我们关注的首要问题。那么对魏晋南北朝，我们自然应该与历代的君王统治者和正统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既应当看到那个时代动乱不安给人民带来痛苦的一面，也应当正面评价其人民拥有相对自由，尤其是其思想和学术得到自由发展、取得光辉成就的一面。
凡事都有两面，有利必有弊。国家统一强大当然好，但是如果这种统一意味着地方完全没有自主权，这种强大意味着中央政权无所不在的控制，甚至连人民的思想都控制起来，统一在一个固定的框架里，那么人的独立意志、自由思想也就都没有了。一旦人们没有独立意志与自由思想，创造力就受到压制，要发展学术文化就很难了。为什么战国时代出现了百家争鸣而别的时代没有呢？就是因为那时周天子中央政权控制力削弱，各诸侯国有相对的自由，一家的思想在这个诸侯国不受欢迎，还可以到另一个诸侯国去推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例如，苏秦先到秦国，想用“连横”的策略打动秦王，却不被秦王采纳，后来他又跑到别的国家，用“合纵”的策略说服其余六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终于得到赏识，最后佩六国相印。再如，孔子曾经周游列国，也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结果各诸侯国都不采纳，他才不得已回去教书，希望自己的思想能流传后世。像苏秦、孔子这样的例子，当时比比皆是，正如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诸侯国纷纷励精图治，而各国的君王各有各的喜欢和不喜欢，所以各种学说一窝蜂冒了出来，尽量发挥自己擅长的一面，用它来迎合、说服君主们）”。如果当时中央政权很强大，像汉朝那样用一种思想统一老百姓的脑袋，绝对不会出现苏秦、孔子这样的例子。
从某种角度看，魏晋南北朝和战国时代很相似。我们看《三国演义》，许多谋士在三国之间跑来跑去，寻找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诸葛亮家族三兄弟，诸葛亮在蜀国当宰相，诸葛瑾在吴国当大将军，诸葛诞在魏国做司空，都是顶级大官，但哪个也没有被怀疑里通外国，也没有受过审查。南北朝时期，许多南方的名士在南朝做了官，后来又在北朝做官，比较有名的有庾信、王褒、颜之推等。在那个时代思想方面也不只是儒家一统天下，道家、法家都很有势力，后来从印度传过来的佛教也发展迅速，南朝的梁武帝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总之，那是一个思想很活跃的时代。
所以对魏晋南北朝，我们要全方位地看、一分为二地看，不能只看到分裂混乱的一面，还应该看到自由活泼的一面。而魏晋南北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方面分裂混乱，一方面又自由活泼的局面？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