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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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籍乃圣人之糠秕！
魏晋名士的清谈沙龙
讲魏晋风流不能不讲清谈，没有魏晋清谈也就没有魏晋风流，魏晋风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清谈肯定是风流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说到清谈，实在存在太多误解。清谈这个词，在今人的嘴里负面的含义多于正面的含义。人们常常用清谈这个词来指那些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尤其指只说不做、无补于事的空虚之谈，甚至用来指那些茶余饭后东拉西扯的侃大山。其实清谈这个词在魏晋时候完全是正面的意思，负面色彩是后世加上去的。即使在学术圈子里，对清谈的误解也很多，比如“清谈误国”这种说法几乎牢不可破，没有几个人敢否定。其实到底什么是清谈，清谈怎么谈，谈些什么，谈了多久，没几个人知道。说得直率一点，尽管一般研究魏晋文史的人不会把清谈误解为毫无意义的聊天，大概也没有多少人知道“清谈”这个词在魏晋时代比“谈玄”有更广泛的意义。当时专指谈玄的话，并不用清谈这个词，更多是用“清言”或“谈”。用清谈专指谈玄也是后世学者的误用，大约起于明清之际。总之，关于魏晋清谈我们知道得很少，研究得很不够。我在哥大念博士的时候，写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清谈的，英文题目是The Vioces of Wei-Jin Scholars: A Study of Qingtan，后来翻译成中文，叫《魏晋清谈》，1991年在台北出版。在我这本书出来之前，无论是中文、日文、英文或其他外文，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魏晋清谈的学术著作。
魏晋清谈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下面来看一下大概情形。
清谈到底是什么呢？如果用一句容易懂的话来说，清谈就是魏晋南北朝时士族精英分子的学术沙龙。沙龙（Salon）源自法国话，指的是十七、十八世纪在法国知识分子当中流行的一种社交活动，曾经为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艳羡，所以沙龙这个外来词比清谈这个中国词更流行。
平心而论，法国的文艺沙龙哪里能跟中国的魏晋清谈相比？这不是自大而是事实。法国的沙龙大概流行了不到两百年，魏晋的清谈延续了四百年。虽然沙龙和清谈大体上都是糅合学术、社交、游戏的成分在内，但是清谈的学术性质显然要比沙龙强，产生的思想成果也要比沙龙多。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中国思想学术的演进所凭借的主要手段就是清谈，魏晋玄学基本上就是魏晋清谈结出来的学术果实。就社交和游戏这一点说，清谈的斗智色彩也比沙龙浓厚，沙龙更多像讨论，清谈更多像辩论。沙龙多半由一个美丽的贵族妇女主持，参与者大都是文化名流，大家就文学和哲学的问题发表见解，比较随性。而清谈通常是由两个人就一个哲学命题进行辩论，比如前面提过的“圣人有情无情”的问题，“才性”的关系问题。一人为主，一人为客，各执一理。比如主方执“圣人有情”之理，客方执“圣人无情”之理。主方先叙理，客方再反驳，主方再辩，客方再驳。手挥麈尾，言辞精妙，声情优雅，充满机锋，而且有一套约定的程式和规矩。参与者全是士族精英分子，也就是名士。有主持人，即谈座的主人，称为谈主。这个谈主不是美艳妇人，却是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都很高的名士。两人辩论的时候，其他人不得插话，而是静静地欣赏。一辩一驳，称为一番或者一交。来来往往，可至数十番，延续一两个钟头，直到一方认输。而最后辩赢的一方所执之理则称为胜理。于是主宾皆欢，气氛热烈而融洽。
魏晋人喜欢饮酒，好事的人就常常把魏晋人的饮酒与清谈联系在一起，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认为，所谓清谈就是当时的名士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只是言辞精美一点，谈的是文学和艺术。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如果用以描写法国十七、十八世纪的文艺沙龙，倒是比较像。中国魏晋的清谈很不同的，其实是一种智力博弈。清谈是很认真的，有时候还相当紧张，辩论的双方也很在意输赢，因为这牵涉他们的名声。清谈不仅讲究言辞和技巧，更重要的还是内容；内容也主要不是文学和艺术，多半是哲理。辩论时也不喝酒，不吃饭，喝酒吃饭是清谈之后的事。关于清谈紧张而激烈的状况，可以举一则《世说新语》中描写清谈的故事来看看。《文学》篇第三十一则说：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牛鼻？人当穿卿颊！”
孙安国是孙盛，安国是他的字；殷中军是殷浩，中军是中军将军的简称，是殷浩的官职。孙盛与殷浩两个人都是当时有名的清谈家，这一段是写他们两个的清谈如何精彩激烈。两个人来往辩论，不分高下，激烈的时候将手里的麈尾像兵器一样挥来挥去，麈尾上的毛都甩掉了，落在饭盆里。看来两个人已经辩论了很久，仆人们担心他们饿了，把饭菜端上来，他们却不愿意停止辩论，饭菜凉了，仆人们热好再送上，结果又等得凉了，又去热，以至于“冷而复暖者数四”，甚至“至莫忘食”。这里“莫”字是“暮”字的通假字，是傍晚的意思。假定他们下午三四点钟开始辩论，至暮，至少已经到了五六点钟吧，如果是夏天说不定是六七点钟，岂不是辩论了两三个钟头？看来最后未分胜负，殷浩对孙盛说，你不要做强口马，我要用绳子穿上你的鼻子，让你输得服服帖帖。孙盛也反唇相讥：你没看到那犟脾气的牛？犟得把鼻子都拉掉了，结果被人在脸上打个洞，再穿上绳子，最后还是得服输。
清谈到底谈些什么内容呢，或说辩论些什么道理呢？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三玄及其注解。三玄是清谈所依据的基本经典，就是《周易》《老子》和《庄子》。这三本书是先秦经典中最富于哲理的书，涉及宇宙、社会、人生、人性等各方面的基本问题。谈士们从这三本经典中抽出一些基本观点来进行辩论和讨论，所以清谈又称谈玄，就是这个原因。清谈中还常常会涉及各家注解异同的辩论。
第二，名家学说。名家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逻辑学家。但是在中国传统中，名家经常被曲解，常常被当作诡辩家，因为他们常常提出一些超出一般人常识范围的命题。名家中有个人叫公孙龙，他就提出好几个这样的命题，例如“白马非马”“指不至，至不绝”“离坚白”等。还有一些名家，包括庄子的好朋友惠施在内，则提出另外一些命题，例如“合同异”“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卵有毛”“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类。这些命题并非诡辩，其实包含了很深奥的哲理，又很容易引起有趣的辩论，所以是清谈家们很喜欢的论题。
第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思想家们提出的新的哲学命题及其论辩。例如我们前面讲过的“圣人有情无情之辩”“才性之辩”，又如“有无本末之辩”“自然名教之辩”“性情之辩”“君父先后之辩”等。其中“有无本末之辩”与“自然名教之辩”是当时最著名的两大辩论，牵涉现象和本质的问题、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本依据问题、儒道异同及孔老高下问题。经过这两大辩论，本来看起来互相对立的儒家和道家，终于有了融合的可能。从此，融合儒道、儒道互补就成为魏晋时期的主流思潮，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也奠定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文化人格。
第四，东晋以后的清谈还常常以佛理为论题，这样就把外来的佛教带进了中国知识精英圈中，逐渐中国化，到隋唐时盛极一时，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也就是禅宗。
第五，到清谈后期尤其是南北朝以后，儒家的礼和律也常常成为清谈辩论的对象。例如丧礼，父母死了，儿女要怎样守孝？守多久？祖父死了，做孙子的要守多久的孝？祖母死了，又要守多久的孝？这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区别？什么情形之下可以免守？古人叫“夺情”。律也一样，犯什么样的罪要怎么处罚？什么情形之下可以免罚？等等。古人在这些方面，尤其是礼的方面，是讲得很细的。
清谈起于三国时魏正始年间，一直到隋初才结束，前后几起几落三百五十余年。下面介绍几个重要的阶段和几位代表性的人物。
第一个值得注意的阶段是魏初太和年间（227—233年），可以称为清谈的雏形期。最早的清谈领袖是荀粲，他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口号，说“六籍乃圣人之糠秕”，一举打破了两汉独尊儒家的沉闷空气。“六籍”就是“六经”，是儒家奉为经典的六部古籍：《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乐经》。《乐经》后来散失，剩下五经，即后世说的“四书五经”的“五经”。“糠秕”就是谷壳和中间没米的秕谷，是磨谷剩下来的粗糙部分，说六籍是圣人之糠秕，等于说六籍当中没有包含圣人的精华，只是一些比较浅显粗糙的道理。荀粲凭什么这样说呢？凭的是《论语》当中子贡的一句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见《公冶长第五》）孔子是以六经做课本来教学生的，既然孔子没有谈到“性与天道”，可见六经当中没有记载性与天道的道理。孔子当然不是不懂性与天道，而是觉得性与天道这样精微的道理他的学生听不懂，所以没有讲。由此可见圣人精微的道理没有说出来，也没有记载在六经里。那么这精微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可能是六经之外的其他古籍，另外一个可能是从未被记载过，需要我们自己去研究去探讨。这就是后来魏晋玄学家们敢于引进其他各家的典籍，如《老子》《庄子》，又大胆提出许多新的哲学命题来讨论的依据所在。荀粲的说法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因为儒学在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成为汉朝的国家意识形态，具有不可批评的神圣地位，已经历时四百余年，而荀粲却不客气地说“六籍乃圣人之糠秕”，岂非石破天惊？而荀粲此说竟被当时的名士也就是精英知识分子普遍接受了，从此就将牢不可破的儒家体系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打开以后，在汉朝的时候处于被压抑地位的种种思想一股脑涌了进来，终于造成了一场思想界的革命。这场革命的特点是先秦诸子某种程度的复兴，最后以儒道两大家的融合而结束。这儒、道的融合便是玄学，所以荀粲是魏晋玄学的开创者，是为魏晋玄学放下第一块基石的人。
接下来的清谈领袖是何晏与王弼，特别是王弼。王弼是继荀粲之后魏晋玄学与清谈最了不起的功臣，荀粲的功劳是打开大门，而王弼则是为魏晋玄学与清谈奠定了基本架构。王弼对老子“道生万物”的思想进行发挥和改造，以“道”为“无”，以“天地万物”为“有”，并构建了“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本体论框架，认为“无”是“有”的本原和依据，也就是说，“天地万物”只是表象，“无”才是本质，“无”是“万有”的共相。“无”（或“道”“自然”）是道家的理论基础，“有”（或“万物”，包括社会、政治、文化制度，即所谓“名教”）是儒家的根本关怀，一个是“本”，一个是“末”，但同属一棵树。于是，道、儒从原本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变成了本是一体、互相依赖的理论，这样先秦思想中的两大家儒和道不仅有了融合的可能，而且还有了融合的必要。这也就是玄学的根本宗旨，是魏晋清谈反复辩论得出的最后结论。何晏、王弼不仅是理论家，也是清谈高手，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魏正始年间（240—249年）出现了玄学清谈的第一个高峰，也是以后清谈的榜样，史称“正始之音”。
稍后玄学清谈的标志性人物是竹林七贤，他们的主要活动时间是曹魏的嘉平年间，具体说是在250—262年，其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嵇康和阮籍。嵇、阮都善于清谈，但当时时局险恶，司马氏为了篡夺曹魏政权，用卑鄙残酷的手段消灭异己政敌。249年，司马懿制造高平陵事件，诛曹爽、何晏等共八族；254年，司马师又杀夏侯玄、李丰等共三族。一时气氛肃杀，“名士少有全者”。在这种情形下，嵇、阮他们不敢高谈阔论，在一起主要是喝酒，用酒来麻痹自己。后世以为清谈必喝酒，其实清谈跟喝酒没有必然的联系，竹林七贤爱喝酒其实是时势使然。不能清谈，他们就改为著书，嵇、阮写了许多重要的玄学著作。像嵇康的《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阮籍的《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等，都是玄学的重要理论文章。从清谈的角度看，竹林时期其实是一种变调，因为它不是以谈为主，而是以写为主。
262年，嵇康、吕安等人被司马昭所杀以后，大家就更不敢聚在一起清谈了，怕引起司马氏的猜疑，玄学清谈便跌入低谷，处于沉寂状态。直到西晋元康年间（291—300年），又出现了第二个清谈高潮，其中代表人物是王衍和郭象。现代汉语中还有两个成语，一个是“信口雌黄”，一个是“口若悬河”，前者出自王衍的故事，后者出自郭象的故事。王衍地位很高，当了太尉，人又长得潇洒，很会清谈，最难能可贵的是还颇谦虚，如果他清谈中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别人指出来，他立刻就加以改正，所以当时的人说他是“口中雌黄”。雌黄是一种颜料，在这里是改正的意思，古人写文章，如果写错了字，就在旁边用毛笔蘸点雌黄点两点，所以“口中雌黄”是随口改正的意思。本来这是个好词，后来变成“信口雌黄”就成贬义词了，这就不能算到王衍头上了。郭象是个思想家，他给《庄子》做了注解，并且借注《庄子》的机会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自郭象注《庄子》以后，《庄子》就被名士们所喜爱，成了三玄的经典之一。郭象反对王弼认为“无”是“万有”的共相的观点，尤其反对“有生于无”。他认为“天地万物”既是现象也是本质，宇宙中从来不存在“无”的阶段，“天地万物”不是从“无”产生的，而是本来就这样，是各自“自生”“独化”而成的。“天地万物”到底有没有一个共相，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本原、共同的本质，无非是两个答案，一个是“是”，一个是“否”，王弼主张“是”，郭象主张“否”。主张“是”的一派，就是我们所称的唯心主义；主张“否”的一派，就是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上这两派一直存在着，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战胜不了谁，恐怕将来永远都是这样，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寻求一个统一的答案。在理论上王弼和郭象代表了本体论的两翼，可以说他俩是魏晋玄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人物。郭象的清谈也非常高明，时人形容他清谈起来如“悬河注水”，源源不绝，所以“口若悬河”就成了一个成语，形容一个人口才非常好。
西晋八王之乱起来之后，社会一片混乱，人们连活着都成问题，清谈自然更顾不上了。直到东晋政权建立以后，社会逐渐恢复平静，士族阶级再次回到稳定而富裕的生活，清谈才又热闹起来。这里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是王导，而后来著名的清谈家则有殷浩、王濛、刘惔、孙盛、支遁等人，其中殷浩的名气最大，王濛、刘惔名气也不小，可惜都没有什么著作。孙盛和殷浩齐名，而且有理论著作，写过《老子疑问反讯》《老聃非大贤论》。他的观点比较偏向儒家，在魏晋玄学中代表靠近儒家的一支。支遁又叫支道林，是个和尚，在把佛理引进清谈这一点上有很大的功劳。他出身士族，在出家前已经通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出家后又精通了佛家的经典，佛教徒把佛家经典叫“内典”，其他经典叫“外典”，所以支遁是一个兼通内外的人，他可以用内典和外典互相参照、阐发，这就是他的理论优势。好比今天的学者，如果不仅熟悉中国文化，也熟悉西方文化，就会比只懂中国文化的学者高明，所以支遁比当时其他清谈家都高出一筹。他写过一篇颇有名的论文叫《即色论》，重点就是诠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思想，这里的“色”是物质、实体的意思，不是“好色”的“色”。这句话意思是，物质和虚空本质上一致，物质会归于虚空，虚空里有物质。现在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为“色欲或者说男女情爱到头来是一场空”，当然是一种可爱的误解。
东晋灭亡以后，江南又先后出现四个政权，即宋、齐、梁、陈，历史上叫作南朝。清谈在南朝有没有继续下去呢？我们现在讲魏晋清谈，有些人就误以为南朝没有清谈了，其实不对，在南朝一百六十多年间，清谈没有断过，一直是贵族知识分子所热衷的文化活动。不过南朝的清谈虽然也很热闹，在理论上却没有什么创新，游戏色彩加重了，因而不为学术界所重视，谈到清谈重点都放在魏晋，所以叫魏晋清谈。南朝清谈质量不如魏晋，但如果把它看成可有可无而提都不提，也是偏见。我们今天研究清谈，许多资料其实都是南朝的记载，例如“三玄”一词，最早见于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玄学”一词，最早见于沈约的《宋书》，颜之推和沈约都是南朝人。
清谈活动的真正衰落是在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之后。科举制度的出现一下子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他们从此有了一个新的更好的表现舞台，一个新的更好的竞争场合，也有了新的游戏方式与游戏规则，延续了四百年的玄学清谈这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清谈不是聊天，不是侃大山，它虽然带有游戏的色彩，本质上是学术性的辩论，所以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参加清谈的，要成为一个好的清谈家更不容易。首先，一个好的清谈家必须熟悉传统经典，尤其是《周易》《老子》《庄子》即所谓“三玄”，还必须思想缜密，反应敏捷，才能够适时地旁征博引，取得辩论优势。其次，他不仅要有丰富的学识，还必须有独到的见解，能够“拔新领异”，即用新观点、新论述来驳倒对方。此外他还必须有极好的表达能力，语言流畅：或简洁，一语中的；或优美，辞藻华丽。甚至说话的声调、音色、节奏都要漂亮，恰到好处，所谓“美音制”“泠泠若琴瑟”。最后还要讲究辩论时的风采，清谈高手往往都是风度翩翩的名士，内在的智慧、精神、人格与外在的风貌、神态、声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成就一流的清谈家。
清谈还有很多讲究。它有一定的程序，有专门的术语，甚至还有道具。这道具就是麈尾，是清谈时拿在手中用来配合情绪表达的。当时的麈尾做得极其精美，名士们拿在手里就是一种很好的装饰，跟美女戴首饰一样。
在魏晋南朝接近四百年的历史中，清谈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也是那个时期中国学术思想演进的基本手段，其直接结果就是产生了魏晋玄学，同时也推动了整个民族精神文明的发展，其意义是绝不应当被低估的。但是历来有“清谈误国”一说，不仅政治家也有学者，很多人都对清谈抱批判态度，这是怎么回事呢？
“清谈误国”之说，最早见于王衍临死时的自责，说：“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其后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批评当时清谈之风，说：“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东晋王羲之也曾经对谢安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这些批评都还不算十分严苛，也没有直斥“误国”。到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始”条里，则直言“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甚至以“亡天下”之罪归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
从此以后，“清谈误国”“清谈亡国”便成为众口一词的铁铸公案了。其实顾炎武在这里批判的是魏晋时出现的他认为错误的一类思潮，既非清谈这种活动本身，也非清谈当中的所有思想。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王衍们亡国的原因，显然并不在清谈，而是当时的衮衮诸公（王衍所说的“吾曹”）既无治国的才能又不努力办事的缘故。清谈与国事的关系正如同看书、下围棋、看电影、打高尔夫球与国事的关系一样，实在无所谓误不误的问题。当然，一个负重要责任的政治领袖如果丢下正事不干，一味沉溺在这些爱好里，当然是要误事的。但误事的是“沉溺”，不是围棋、电影、高尔夫球本身，只要你不沉溺，下围棋、看电影、打高尔夫球都是很好的活动，不仅不会误国，而且有益身心健康与精神文明。清谈也是一样，只要政治搞好了，经济搞好了，清谈怎么会误国？王导、谢安都是有名的清谈家，他们何尝误了国，怎么到王衍手中就误了国？可见问题不在清谈，问题在王衍。王衍没有经邦治国的本事，又一天到晚高谈阔论，不干正事，那不误国才怪。
六籍乃圣人之糠秕！
魏晋名士的清谈沙龙
讲魏晋风流不能不讲清谈，没有魏晋清谈也就没有魏晋风流，魏晋风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清谈肯定是风流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说到清谈，实在存在太多误解。清谈这个词，在今人的嘴里负面的含义多于正面的含义。人们常常用清谈这个词来指那些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尤其指只说不做、无补于事的空虚之谈，甚至用来指那些茶余饭后东拉西扯的侃大山。其实清谈这个词在魏晋时候完全是正面的意思，负面色彩是后世加上去的。即使在学术圈子里，对清谈的误解也很多，比如“清谈误国”这种说法几乎牢不可破，没有几个人敢否定。其实到底什么是清谈，清谈怎么谈，谈些什么，谈了多久，没几个人知道。说得直率一点，尽管一般研究魏晋文史的人不会把清谈误解为毫无意义的聊天，大概也没有多少人知道“清谈”这个词在魏晋时代比“谈玄”有更广泛的意义。当时专指谈玄的话，并不用清谈这个词，更多是用“清言”或“谈”。用清谈专指谈玄也是后世学者的误用，大约起于明清之际。总之，关于魏晋清谈我们知道得很少，研究得很不够。我在哥大念博士的时候，写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清谈的，英文题目是The Vioces of Wei-Jin Scholars: A Study of Qingtan，后来翻译成中文，叫《魏晋清谈》，1991年在台北出版。在我这本书出来之前，无论是中文、日文、英文或其他外文，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魏晋清谈的学术著作。
魏晋清谈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下面来看一下大概情形。
清谈到底是什么呢？如果用一句容易懂的话来说，清谈就是魏晋南北朝时士族精英分子的学术沙龙。沙龙（Salon）源自法国话，指的是十七、十八世纪在法国知识分子当中流行的一种社交活动，曾经为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艳羡，所以沙龙这个外来词比清谈这个中国词更流行。
平心而论，法国的文艺沙龙哪里能跟中国的魏晋清谈相比？这不是自大而是事实。法国的沙龙大概流行了不到两百年，魏晋的清谈延续了四百年。虽然沙龙和清谈大体上都是糅合学术、社交、游戏的成分在内，但是清谈的学术性质显然要比沙龙强，产生的思想成果也要比沙龙多。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中国思想学术的演进所凭借的主要手段就是清谈，魏晋玄学基本上就是魏晋清谈结出来的学术果实。就社交和游戏这一点说，清谈的斗智色彩也比沙龙浓厚，沙龙更多像讨论，清谈更多像辩论。沙龙多半由一个美丽的贵族妇女主持，参与者大都是文化名流，大家就文学和哲学的问题发表见解，比较随性。而清谈通常是由两个人就一个哲学命题进行辩论，比如前面提过的“圣人有情无情”的问题，“才性”的关系问题。一人为主，一人为客，各执一理。比如主方执“圣人有情”之理，客方执“圣人无情”之理。主方先叙理，客方再反驳，主方再辩，客方再驳。手挥麈尾，言辞精妙，声情优雅，充满机锋，而且有一套约定的程式和规矩。参与者全是士族精英分子，也就是名士。有主持人，即谈座的主人，称为谈主。这个谈主不是美艳妇人，却是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都很高的名士。两人辩论的时候，其他人不得插话，而是静静地欣赏。一辩一驳，称为一番或者一交。来来往往，可至数十番，延续一两个钟头，直到一方认输。而最后辩赢的一方所执之理则称为胜理。于是主宾皆欢，气氛热烈而融洽。
魏晋人喜欢饮酒，好事的人就常常把魏晋人的饮酒与清谈联系在一起，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认为，所谓清谈就是当时的名士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只是言辞精美一点，谈的是文学和艺术。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如果用以描写法国十七、十八世纪的文艺沙龙，倒是比较像。中国魏晋的清谈很不同的，其实是一种智力博弈。清谈是很认真的，有时候还相当紧张，辩论的双方也很在意输赢，因为这牵涉他们的名声。清谈不仅讲究言辞和技巧，更重要的还是内容；内容也主要不是文学和艺术，多半是哲理。辩论时也不喝酒，不吃饭，喝酒吃饭是清谈之后的事。关于清谈紧张而激烈的状况，可以举一则《世说新语》中描写清谈的故事来看看。《文学》篇第三十一则说：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牛鼻？人当穿卿颊！”
孙安国是孙盛，安国是他的字；殷中军是殷浩，中军是中军将军的简称，是殷浩的官职。孙盛与殷浩两个人都是当时有名的清谈家，这一段是写他们两个的清谈如何精彩激烈。两个人来往辩论，不分高下，激烈的时候将手里的麈尾像兵器一样挥来挥去，麈尾上的毛都甩掉了，落在饭盆里。看来两个人已经辩论了很久，仆人们担心他们饿了，把饭菜端上来，他们却不愿意停止辩论，饭菜凉了，仆人们热好再送上，结果又等得凉了，又去热，以至于“冷而复暖者数四”，甚至“至莫忘食”。这里“莫”字是“暮”字的通假字，是傍晚的意思。假定他们下午三四点钟开始辩论，至暮，至少已经到了五六点钟吧，如果是夏天说不定是六七点钟，岂不是辩论了两三个钟头？看来最后未分胜负，殷浩对孙盛说，你不要做强口马，我要用绳子穿上你的鼻子，让你输得服服帖帖。孙盛也反唇相讥：你没看到那犟脾气的牛？犟得把鼻子都拉掉了，结果被人在脸上打个洞，再穿上绳子，最后还是得服输。
清谈到底谈些什么内容呢，或说辩论些什么道理呢？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三玄及其注解。三玄是清谈所依据的基本经典，就是《周易》《老子》和《庄子》。这三本书是先秦经典中最富于哲理的书，涉及宇宙、社会、人生、人性等各方面的基本问题。谈士们从这三本经典中抽出一些基本观点来进行辩论和讨论，所以清谈又称谈玄，就是这个原因。清谈中还常常会涉及各家注解异同的辩论。
第二，名家学说。名家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逻辑学家。但是在中国传统中，名家经常被曲解，常常被当作诡辩家，因为他们常常提出一些超出一般人常识范围的命题。名家中有个人叫公孙龙，他就提出好几个这样的命题，例如“白马非马”“指不至，至不绝”“离坚白”等。还有一些名家，包括庄子的好朋友惠施在内，则提出另外一些命题，例如“合同异”“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卵有毛”“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类。这些命题并非诡辩，其实包含了很深奥的哲理，又很容易引起有趣的辩论，所以是清谈家们很喜欢的论题。
第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思想家们提出的新的哲学命题及其论辩。例如我们前面讲过的“圣人有情无情之辩”“才性之辩”，又如“有无本末之辩”“自然名教之辩”“性情之辩”“君父先后之辩”等。其中“有无本末之辩”与“自然名教之辩”是当时最著名的两大辩论，牵涉现象和本质的问题、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本依据问题、儒道异同及孔老高下问题。经过这两大辩论，本来看起来互相对立的儒家和道家，终于有了融合的可能。从此，融合儒道、儒道互补就成为魏晋时期的主流思潮，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也奠定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文化人格。
第四，东晋以后的清谈还常常以佛理为论题，这样就把外来的佛教带进了中国知识精英圈中，逐渐中国化，到隋唐时盛极一时，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也就是禅宗。
第五，到清谈后期尤其是南北朝以后，儒家的礼和律也常常成为清谈辩论的对象。例如丧礼，父母死了，儿女要怎样守孝？守多久？祖父死了，做孙子的要守多久的孝？祖母死了，又要守多久的孝？这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区别？什么情形之下可以免守？古人叫“夺情”。律也一样，犯什么样的罪要怎么处罚？什么情形之下可以免罚？等等。古人在这些方面，尤其是礼的方面，是讲得很细的。
清谈起于三国时魏正始年间，一直到隋初才结束，前后几起几落三百五十余年。下面介绍几个重要的阶段和几位代表性的人物。
第一个值得注意的阶段是魏初太和年间（227—233年），可以称为清谈的雏形期。最早的清谈领袖是荀粲，他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口号，说“六籍乃圣人之糠秕”，一举打破了两汉独尊儒家的沉闷空气。“六籍”就是“六经”，是儒家奉为经典的六部古籍：《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乐经》。《乐经》后来散失，剩下五经，即后世说的“四书五经”的“五经”。“糠秕”就是谷壳和中间没米的秕谷，是磨谷剩下来的粗糙部分，说六籍是圣人之糠秕，等于说六籍当中没有包含圣人的精华，只是一些比较浅显粗糙的道理。荀粲凭什么这样说呢？凭的是《论语》当中子贡的一句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见《公冶长第五》）孔子是以六经做课本来教学生的，既然孔子没有谈到“性与天道”，可见六经当中没有记载性与天道的道理。孔子当然不是不懂性与天道，而是觉得性与天道这样精微的道理他的学生听不懂，所以没有讲。由此可见圣人精微的道理没有说出来，也没有记载在六经里。那么这精微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可能是六经之外的其他古籍，另外一个可能是从未被记载过，需要我们自己去研究去探讨。这就是后来魏晋玄学家们敢于引进其他各家的典籍，如《老子》《庄子》，又大胆提出许多新的哲学命题来讨论的依据所在。荀粲的说法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因为儒学在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成为汉朝的国家意识形态，具有不可批评的神圣地位，已经历时四百余年，而荀粲却不客气地说“六籍乃圣人之糠秕”，岂非石破天惊？而荀粲此说竟被当时的名士也就是精英知识分子普遍接受了，从此就将牢不可破的儒家体系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打开以后，在汉朝的时候处于被压抑地位的种种思想一股脑涌了进来，终于造成了一场思想界的革命。这场革命的特点是先秦诸子某种程度的复兴，最后以儒道两大家的融合而结束。这儒、道的融合便是玄学，所以荀粲是魏晋玄学的开创者，是为魏晋玄学放下第一块基石的人。
接下来的清谈领袖是何晏与王弼，特别是王弼。王弼是继荀粲之后魏晋玄学与清谈最了不起的功臣，荀粲的功劳是打开大门，而王弼则是为魏晋玄学与清谈奠定了基本架构。王弼对老子“道生万物”的思想进行发挥和改造，以“道”为“无”，以“天地万物”为“有”，并构建了“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本体论框架，认为“无”是“有”的本原和依据，也就是说，“天地万物”只是表象，“无”才是本质，“无”是“万有”的共相。“无”（或“道”“自然”）是道家的理论基础，“有”（或“万物”，包括社会、政治、文化制度，即所谓“名教”）是儒家的根本关怀，一个是“本”，一个是“末”，但同属一棵树。于是，道、儒从原本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变成了本是一体、互相依赖的理论，这样先秦思想中的两大家儒和道不仅有了融合的可能，而且还有了融合的必要。这也就是玄学的根本宗旨，是魏晋清谈反复辩论得出的最后结论。何晏、王弼不仅是理论家，也是清谈高手，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魏正始年间（240—249年）出现了玄学清谈的第一个高峰，也是以后清谈的榜样，史称“正始之音”。
稍后玄学清谈的标志性人物是竹林七贤，他们的主要活动时间是曹魏的嘉平年间，具体说是在250—262年，其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嵇康和阮籍。嵇、阮都善于清谈，但当时时局险恶，司马氏为了篡夺曹魏政权，用卑鄙残酷的手段消灭异己政敌。249年，司马懿制造高平陵事件，诛曹爽、何晏等共八族；254年，司马师又杀夏侯玄、李丰等共三族。一时气氛肃杀，“名士少有全者”。在这种情形下，嵇、阮他们不敢高谈阔论，在一起主要是喝酒，用酒来麻痹自己。后世以为清谈必喝酒，其实清谈跟喝酒没有必然的联系，竹林七贤爱喝酒其实是时势使然。不能清谈，他们就改为著书，嵇、阮写了许多重要的玄学著作。像嵇康的《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阮籍的《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等，都是玄学的重要理论文章。从清谈的角度看，竹林时期其实是一种变调，因为它不是以谈为主，而是以写为主。
262年，嵇康、吕安等人被司马昭所杀以后，大家就更不敢聚在一起清谈了，怕引起司马氏的猜疑，玄学清谈便跌入低谷，处于沉寂状态。直到西晋元康年间（291—300年），又出现了第二个清谈高潮，其中代表人物是王衍和郭象。现代汉语中还有两个成语，一个是“信口雌黄”，一个是“口若悬河”，前者出自王衍的故事，后者出自郭象的故事。王衍地位很高，当了太尉，人又长得潇洒，很会清谈，最难能可贵的是还颇谦虚，如果他清谈中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别人指出来，他立刻就加以改正，所以当时的人说他是“口中雌黄”。雌黄是一种颜料，在这里是改正的意思，古人写文章，如果写错了字，就在旁边用毛笔蘸点雌黄点两点，所以“口中雌黄”是随口改正的意思。本来这是个好词，后来变成“信口雌黄”就成贬义词了，这就不能算到王衍头上了。郭象是个思想家，他给《庄子》做了注解，并且借注《庄子》的机会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自郭象注《庄子》以后，《庄子》就被名士们所喜爱，成了三玄的经典之一。郭象反对王弼认为“无”是“万有”的共相的观点，尤其反对“有生于无”。他认为“天地万物”既是现象也是本质，宇宙中从来不存在“无”的阶段，“天地万物”不是从“无”产生的，而是本来就这样，是各自“自生”“独化”而成的。“天地万物”到底有没有一个共相，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本原、共同的本质，无非是两个答案，一个是“是”，一个是“否”，王弼主张“是”，郭象主张“否”。主张“是”的一派，就是我们所称的唯心主义；主张“否”的一派，就是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上这两派一直存在着，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战胜不了谁，恐怕将来永远都是这样，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寻求一个统一的答案。在理论上王弼和郭象代表了本体论的两翼，可以说他俩是魏晋玄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人物。郭象的清谈也非常高明，时人形容他清谈起来如“悬河注水”，源源不绝，所以“口若悬河”就成了一个成语，形容一个人口才非常好。
西晋八王之乱起来之后，社会一片混乱，人们连活着都成问题，清谈自然更顾不上了。直到东晋政权建立以后，社会逐渐恢复平静，士族阶级再次回到稳定而富裕的生活，清谈才又热闹起来。这里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是王导，而后来著名的清谈家则有殷浩、王濛、刘惔、孙盛、支遁等人，其中殷浩的名气最大，王濛、刘惔名气也不小，可惜都没有什么著作。孙盛和殷浩齐名，而且有理论著作，写过《老子疑问反讯》《老聃非大贤论》。他的观点比较偏向儒家，在魏晋玄学中代表靠近儒家的一支。支遁又叫支道林，是个和尚，在把佛理引进清谈这一点上有很大的功劳。他出身士族，在出家前已经通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出家后又精通了佛家的经典，佛教徒把佛家经典叫“内典”，其他经典叫“外典”，所以支遁是一个兼通内外的人，他可以用内典和外典互相参照、阐发，这就是他的理论优势。好比今天的学者，如果不仅熟悉中国文化，也熟悉西方文化，就会比只懂中国文化的学者高明，所以支遁比当时其他清谈家都高出一筹。他写过一篇颇有名的论文叫《即色论》，重点就是诠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思想，这里的“色”是物质、实体的意思，不是“好色”的“色”。这句话意思是，物质和虚空本质上一致，物质会归于虚空，虚空里有物质。现在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为“色欲或者说男女情爱到头来是一场空”，当然是一种可爱的误解。
东晋灭亡以后，江南又先后出现四个政权，即宋、齐、梁、陈，历史上叫作南朝。清谈在南朝有没有继续下去呢？我们现在讲魏晋清谈，有些人就误以为南朝没有清谈了，其实不对，在南朝一百六十多年间，清谈没有断过，一直是贵族知识分子所热衷的文化活动。不过南朝的清谈虽然也很热闹，在理论上却没有什么创新，游戏色彩加重了，因而不为学术界所重视，谈到清谈重点都放在魏晋，所以叫魏晋清谈。南朝清谈质量不如魏晋，但如果把它看成可有可无而提都不提，也是偏见。我们今天研究清谈，许多资料其实都是南朝的记载，例如“三玄”一词，最早见于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玄学”一词，最早见于沈约的《宋书》，颜之推和沈约都是南朝人。
清谈活动的真正衰落是在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之后。科举制度的出现一下子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他们从此有了一个新的更好的表现舞台，一个新的更好的竞争场合，也有了新的游戏方式与游戏规则，延续了四百年的玄学清谈这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清谈不是聊天，不是侃大山，它虽然带有游戏的色彩，本质上是学术性的辩论，所以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参加清谈的，要成为一个好的清谈家更不容易。首先，一个好的清谈家必须熟悉传统经典，尤其是《周易》《老子》《庄子》即所谓“三玄”，还必须思想缜密，反应敏捷，才能够适时地旁征博引，取得辩论优势。其次，他不仅要有丰富的学识，还必须有独到的见解，能够“拔新领异”，即用新观点、新论述来驳倒对方。此外他还必须有极好的表达能力，语言流畅：或简洁，一语中的；或优美，辞藻华丽。甚至说话的声调、音色、节奏都要漂亮，恰到好处，所谓“美音制”“泠泠若琴瑟”。最后还要讲究辩论时的风采，清谈高手往往都是风度翩翩的名士，内在的智慧、精神、人格与外在的风貌、神态、声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成就一流的清谈家。
清谈还有很多讲究。它有一定的程序，有专门的术语，甚至还有道具。这道具就是麈尾，是清谈时拿在手中用来配合情绪表达的。当时的麈尾做得极其精美，名士们拿在手里就是一种很好的装饰，跟美女戴首饰一样。
在魏晋南朝接近四百年的历史中，清谈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也是那个时期中国学术思想演进的基本手段，其直接结果就是产生了魏晋玄学，同时也推动了整个民族精神文明的发展，其意义是绝不应当被低估的。但是历来有“清谈误国”一说，不仅政治家也有学者，很多人都对清谈抱批判态度，这是怎么回事呢？
“清谈误国”之说，最早见于王衍临死时的自责，说：“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其后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批评当时清谈之风，说：“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东晋王羲之也曾经对谢安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这些批评都还不算十分严苛，也没有直斥“误国”。到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始”条里，则直言“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甚至以“亡天下”之罪归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
从此以后，“清谈误国”“清谈亡国”便成为众口一词的铁铸公案了。其实顾炎武在这里批判的是魏晋时出现的他认为错误的一类思潮，既非清谈这种活动本身，也非清谈当中的所有思想。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王衍们亡国的原因，显然并不在清谈，而是当时的衮衮诸公（王衍所说的“吾曹”）既无治国的才能又不努力办事的缘故。清谈与国事的关系正如同看书、下围棋、看电影、打高尔夫球与国事的关系一样，实在无所谓误不误的问题。当然，一个负重要责任的政治领袖如果丢下正事不干，一味沉溺在这些爱好里，当然是要误事的。但误事的是“沉溺”，不是围棋、电影、高尔夫球本身，只要你不沉溺，下围棋、看电影、打高尔夫球都是很好的活动，不仅不会误国，而且有益身心健康与精神文明。清谈也是一样，只要政治搞好了，经济搞好了，清谈怎么会误国？王导、谢安都是有名的清谈家，他们何尝误了国，怎么到王衍手中就误了国？可见问题不在清谈，问题在王衍。王衍没有经邦治国的本事，又一天到晚高谈阔论，不干正事，那不误国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