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陈年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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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番“官话”一讲完，旗娃就做起拍手的动作，对我夸赞不停：“说得好，这话说得好！有干部水平！”
我做了一个不屑的笑容，对旗娃说：“干部水平，呵，也亏你小子生得是时候啊，要是再早个五年十年，凭你那副崇洋媚外的嘴脸，早就靠边站、挨批斗了！”
“革命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故作深沉。
“我看也是。”刘思革笑嘿嘿的附和我道。
旗娃见刘思革一笑，便望向他，楞了一秒，然后像是想到了什么，直楞起语气问道：“我说刘老哥，你那名字里，革字前边儿带个思，是说思恋文革吗？”
“放屁，瞎说！”刘思革放下手里的罐头，立即抬头反驳道，“思革思革，是说反思文革，别再犯错，这还是前年那阵，我自个儿改的名呢，哪里变成思恋了！”
“意思是你前几年还犯了错？”旗娃蔑眨了一下眼睛。
这时，洞外恰巧响了一声惊雷。
刘思革眨眨眼，嘴巴一闭，呆愣的摇摇头。火堆里的柴火这时“啪啪”两声响，刘思革却端回罐头，低头吃饭，没有答一个字。
旗娃像是一个木匠，锯断了几个人的交谈。
火堆旁低声的谈话再一次戛然而止，几分钟前的尴尬，又盘绕在洞穴里。
显而易见，旗娃这是问到了刘思革的心坎上。看来刘思革在那十年动乱中，恐怕是做了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嚯，我在心里嘲讽道，原来刘思革这老小子不光是在今天放走了山民，过去也不是一根省油的灯嘛！
文革完了他要改名，估计这场仗打完了，他回想起今天自己犯的错，又会改名成“刘思战”——意指反思战争！
这种人，就跟整天烧香拜佛的人别无二样：眼下的事情不去做好，却不忘整天念这念那，昨天的错误没总结，倒还把错误带到了明天。
“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认真吃饭。”黄班长主动开腔，缓解这无言的尴尬。
“没事儿，没事儿，”我看向刘思革，“国家都说清楚了，那是错误决策，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自然是身不由已，顺流而走。站错队，犯过错，也是很正常的嘛。”
话是这样讲，但我内心里，不免又对刘思革多了几分鄙夷。
之后，大家便默不作声，喝水的喝水，吃饭的吃饭，添柴的添柴，一直到大家吃完这顿入越的第一顿晚饭。
刘思革冒起了心思，他起身走离火堆，隐至看不清人影的洞穴更里边儿，独自抽烟。黄班长又重新展开地图，拿好作图工具开始了图上作业。
邓鸿超摘掉眼镜，像是在清理上面的垢迹。只有旗娃和我，闲在一边无聊得紧。听声音，洞外的雨势时停时续，轰隆隆的雷声，时大时小，时长时短。
两只腿酸得不行，“酒饱饭足”后，困意也悄悄摸了上来。我寻思着，是时候腾地方睡觉了。折回来的芭蕉叶倒是好东西，可以垫着身子用。
“建国哥，”旗娃这小话痨还是耐不住寂寞，又张开了嘴巴，“我琢磨起一件事，想问问你。”
“什么事？”我说。
“你的事，”他道，“这样吧，你愿意讲，我就听，不愿意讲的话，那我也就不琢磨了。”
“你问吧。”我伸展了一下身体。
旗娃盘起双腿，一手捏着下巴，眼珠子朝右上顶着，煞有介事：“你看你啊，以前做过知青，肚子里有墨水，说话有水平。然后，你还是打过仗的老兵，在部队里又混了那么久。我就琢磨不透了，你这种应该叫能文能武、文武双全吧，怎么也不该是现在这个样儿啊！”
我觉得有些好笑，便问：“那你告诉我，当过知青打过仗该是什么样？要变成孙悟空那样吗？”
旗娃摆手：“不是，你听错意思了。”
“我新兵连那会儿的班长跟我讲，以前进过越南的老兵，只要是还留在部队里的，职位都是噌蹭蹭的往上窜。我说不该这个样儿，意思是你这个班长，怎么搁着都不像呀！”他接着补充道。
“还是说——”旗娃看了我一眼，“刚开始你就挂了花，住了医院？或者你以前是干后勤的？还是另外整出了什么幺蛾子？”
都说童言无忌，意讲小孩子不懂事，讲话不经大脑思考，所以讲错了话很正常。可旗娃这小子，小半辈子也活过去了，却还是不经世故，更不会讲话——也和童言无忌差不多了。
刘思革被他问了个沉默，而这个让他琢磨了许久的问题，也把我问得哑口无言。
这件事算是我六年兵涯里的一块心病，我自然是不想提起的。
可是我一个“老资格”，哪里有被兵蛋子问懵的道理。楞住的我，立即就开始在脑子里准备编纂谎话脱身。如果是在部队里，有手下的兵敢这样问我，只需要呵斥几句就行了，可现在几人共处一穴，我要是破口大骂的话，有些丢台面。
而像刘思革那样沉默不语，任人胡猜，我又不甘。谎话，也不知从何编起。
邓鸿超这个大学生，也戴回眼镜，等待起我的回答。祸不单行，黄班长也丢下笔，放下地图，转头过来看向我。估计那抽烟的刘思革，也在角落里等闻今天才将他教训的“老资格”，是为何原因，才“糜烂”在基层，迟迟翻不了身？
我盯着张旗正，心想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就不编谎撵人了。我收回眼神，搓着手指上的茧，回答道：“这还不简单，就是上了越南，上了战场，但没杀着敌人，干兜了一圈。你以为越南遍地都是军功，跟水果一样，过去就能捡着吗？”
“我啊，还是那句话，要发扬社会主义螺丝钉精神，做哪样的事，就吃哪样的饭！班长怎么了，班长也是个官儿啊，班级可是军队里最基础、最重要的编制单位！哪怕是上级让我做兵蛋子，我吴建国也句话不吭，埋头苦干！旗娃你小子可听好了，当兵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不是让你整天想着往上攀！”我摆出一种老成的语气，继续说道。
没想到旗娃反驳我说：“可是法国有个主席，谁谁……哦，拿破了，他说，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
“是拿破仑。”邓鸿超提醒了他一句。
“那你当得上吗？”我笑着问他。
“想当，但铁定当不上。”旗娃叹了口气，“但是这样的话，建国哥，你蛮可惜嘞，战场都上了，却没碰着敌人。”
“不可惜，”我点了一支烟，“只要命还在，没什么好可惜的。有命立功，没命拿奖章才可惜呢。”
旗娃若有所悟的点点头，他说：“嗯，但是这次不一样了，处长都跟咱几个保证了，任务一完成，就有军功可以拿，绝不可能是干溜一圈儿了！”
“希望你以后可以当个干部，或者考进大学，做大学生。”旗娃笑眯眯的看了邓鸿超一眼。
我对他的祝愿点头致意。
这个问题，总算是圆过去了。我吐着烟，脑海里不自觉的回忆起那些过往岁月。没想一阵，盯着我的黄班长，却干笑一声，他不紧不慢的传来了一句：“你们的建国哥，在说假话糊弄你们呢。他呀，以前差点就是战斗英雄了呢。”
话刚说完，洞外恰巧又是一声轰隆隆的惊雷。惊雷好似合着黄班长的话语一起，穿身而过、触头电脚，让抽烟的我打了一个急颤。
黄班长拧开水壶，喝了一口水。他笑眯眯的盯着我，看我作何反应。这笑容，就像是我肚子里有几两肉，他全知道。而我刚才的话语，不过是被他听在耳里，笑在眼里。
是，我刚才确实是在讲谎话糊弄他们，这是事实。可是，这个才相处不到两个月的黄班长，怎么会听出我在撒谎呢？这件事，我可从没向谁提起过。
“啥？”旗娃立即问，“战斗英雄？”
黄班长点点头，还是继续看着我。他的脸上有些小得意：“看来啊，这里就我一个人知道。”
旗娃看看他，又看看我，一脸迷雾。这小子随即问：“咋回事啊，建国哥，你是战斗英雄？”
邓鸿超推推眼镜又看向我，他的眼神里发着光，也像是掘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抽烟的刘思革也完了事，他走回火堆，低头按着我的肩膀，问我道：“真的假的？老吴诶，有这事儿你还掖着，还不讲出来！快快快，讲来听听！”
这下可好，原本已经糊弄完旗娃，却钻出来一个黄班长。而这黄班长，知道的东西好像不比我少。我抽了口烟，低头避开四人的眼神，说：“没啥好讲的。”
“他不讲，黄班长来讲！”旗娃这鬼小子，立即拍定了主意。
黄班长笑着摇头，说：“那得要你们建国哥同意了才行。”
“怎么样，要不要我来讲？”黄班长接着问我。
我抽了口烟，想了一阵，便玩笑般的答了一句：“爱讲不讲，但讲无妨。”
既然谎言都被拆穿了，我也不可能一直拗着。一来，我突然很想知道黄班长是否真的知道些什么。二来，这件事本身也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坏事，他要讲，就讲，也免得让几个战友觉得我是故意说谎话糊弄他们。
见我点头，黄班长便真就拉开架势，吐出话语。他在这已有几百万年历史的洞穴里，拈起了微不足道的陈年旧事。几个人围在火堆旁边，思绪又由黄班长的嘴巴，飞进了另一个时空里。
我之所以将这件事称为我的心病，是因为这之中夹杂有太多情绪。有后悔，有不甘，更有伤痛。它既是我的荣耀，更是老兵的战争伤疤。
事情，还要从一九七九年讲起。
之前已经提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我是十万入越部队中的一员。当时在我的班里，有我一个同乡。同乡名叫田荣国，是我从小就认识，但不太熟悉的那种。说来很巧，我返城之后，两人同时约定入伍，同时去了征兵站，又同一批上了火车。
阴差阳错之中，我俩又进了同一个新兵连。最后挑兵下连的时候，又给分到了一块儿。
当年我所在的部队，是对越作战的先头军。前期攻势很猛，队伍势如破竹，一路向前，可一路打下来，我们整个连对的战斗减员有些严重。光拿我们班来说，一个十来人的班级编制，就还剩五个人。田荣国和我运气好，都没挂彩。
班里还没来得及补充新兵，结果在某天下午，我们连队接到一个攻坚任务。
我这番“官话”一讲完，旗娃就做起拍手的动作，对我夸赞不停：“说得好，这话说得好！有干部水平！”
我做了一个不屑的笑容，对旗娃说：“干部水平，呵，也亏你小子生得是时候啊，要是再早个五年十年，凭你那副崇洋媚外的嘴脸，早就靠边站、挨批斗了！”
“革命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故作深沉。
“我看也是。”刘思革笑嘿嘿的附和我道。
旗娃见刘思革一笑，便望向他，楞了一秒，然后像是想到了什么，直楞起语气问道：“我说刘老哥，你那名字里，革字前边儿带个思，是说思恋文革吗？”
“放屁，瞎说！”刘思革放下手里的罐头，立即抬头反驳道，“思革思革，是说反思文革，别再犯错，这还是前年那阵，我自个儿改的名呢，哪里变成思恋了！”
“意思是你前几年还犯了错？”旗娃蔑眨了一下眼睛。
这时，洞外恰巧响了一声惊雷。
刘思革眨眨眼，嘴巴一闭，呆愣的摇摇头。火堆里的柴火这时“啪啪”两声响，刘思革却端回罐头，低头吃饭，没有答一个字。
旗娃像是一个木匠，锯断了几个人的交谈。
火堆旁低声的谈话再一次戛然而止，几分钟前的尴尬，又盘绕在洞穴里。
显而易见，旗娃这是问到了刘思革的心坎上。看来刘思革在那十年动乱中，恐怕是做了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嚯，我在心里嘲讽道，原来刘思革这老小子不光是在今天放走了山民，过去也不是一根省油的灯嘛！
文革完了他要改名，估计这场仗打完了，他回想起今天自己犯的错，又会改名成“刘思战”——意指反思战争！
这种人，就跟整天烧香拜佛的人别无二样：眼下的事情不去做好，却不忘整天念这念那，昨天的错误没总结，倒还把错误带到了明天。
“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认真吃饭。”黄班长主动开腔，缓解这无言的尴尬。
“没事儿，没事儿，”我看向刘思革，“国家都说清楚了，那是错误决策，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自然是身不由已，顺流而走。站错队，犯过错，也是很正常的嘛。”
话是这样讲，但我内心里，不免又对刘思革多了几分鄙夷。
之后，大家便默不作声，喝水的喝水，吃饭的吃饭，添柴的添柴，一直到大家吃完这顿入越的第一顿晚饭。
刘思革冒起了心思，他起身走离火堆，隐至看不清人影的洞穴更里边儿，独自抽烟。黄班长又重新展开地图，拿好作图工具开始了图上作业。
邓鸿超摘掉眼镜，像是在清理上面的垢迹。只有旗娃和我，闲在一边无聊得紧。听声音，洞外的雨势时停时续，轰隆隆的雷声，时大时小，时长时短。
两只腿酸得不行，“酒饱饭足”后，困意也悄悄摸了上来。我寻思着，是时候腾地方睡觉了。折回来的芭蕉叶倒是好东西，可以垫着身子用。
“建国哥，”旗娃这小话痨还是耐不住寂寞，又张开了嘴巴，“我琢磨起一件事，想问问你。”
“什么事？”我说。
“你的事，”他道，“这样吧，你愿意讲，我就听，不愿意讲的话，那我也就不琢磨了。”
“你问吧。”我伸展了一下身体。
旗娃盘起双腿，一手捏着下巴，眼珠子朝右上顶着，煞有介事：“你看你啊，以前做过知青，肚子里有墨水，说话有水平。然后，你还是打过仗的老兵，在部队里又混了那么久。我就琢磨不透了，你这种应该叫能文能武、文武双全吧，怎么也不该是现在这个样儿啊！”
我觉得有些好笑，便问：“那你告诉我，当过知青打过仗该是什么样？要变成孙悟空那样吗？”
旗娃摆手：“不是，你听错意思了。”
“我新兵连那会儿的班长跟我讲，以前进过越南的老兵，只要是还留在部队里的，职位都是噌蹭蹭的往上窜。我说不该这个样儿，意思是你这个班长，怎么搁着都不像呀！”他接着补充道。
“还是说——”旗娃看了我一眼，“刚开始你就挂了花，住了医院？或者你以前是干后勤的？还是另外整出了什么幺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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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革被他问了个沉默，而这个让他琢磨了许久的问题，也把我问得哑口无言。
这件事算是我六年兵涯里的一块心病，我自然是不想提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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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像刘思革那样沉默不语，任人胡猜，我又不甘。谎话，也不知从何编起。
邓鸿超这个大学生，也戴回眼镜，等待起我的回答。祸不单行，黄班长也丢下笔，放下地图，转头过来看向我。估计那抽烟的刘思革，也在角落里等闻今天才将他教训的“老资格”，是为何原因，才“糜烂”在基层，迟迟翻不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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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旗娃反驳我说：“可是法国有个主席，谁谁……哦，拿破了，他说，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
“是拿破仑。”邓鸿超提醒了他一句。
“那你当得上吗？”我笑着问他。
“想当，但铁定当不上。”旗娃叹了口气，“但是这样的话，建国哥，你蛮可惜嘞，战场都上了，却没碰着敌人。”
“不可惜，”我点了一支烟，“只要命还在，没什么好可惜的。有命立功，没命拿奖章才可惜呢。”
旗娃若有所悟的点点头，他说：“嗯，但是这次不一样了，处长都跟咱几个保证了，任务一完成，就有军功可以拿，绝不可能是干溜一圈儿了！”
“希望你以后可以当个干部，或者考进大学，做大学生。”旗娃笑眯眯的看了邓鸿超一眼。
我对他的祝愿点头致意。
这个问题，总算是圆过去了。我吐着烟，脑海里不自觉的回忆起那些过往岁月。没想一阵，盯着我的黄班长，却干笑一声，他不紧不慢的传来了一句：“你们的建国哥，在说假话糊弄你们呢。他呀，以前差点就是战斗英雄了呢。”
话刚说完，洞外恰巧又是一声轰隆隆的惊雷。惊雷好似合着黄班长的话语一起，穿身而过、触头电脚，让抽烟的我打了一个急颤。
黄班长拧开水壶，喝了一口水。他笑眯眯的盯着我，看我作何反应。这笑容，就像是我肚子里有几两肉，他全知道。而我刚才的话语，不过是被他听在耳里，笑在眼里。
是，我刚才确实是在讲谎话糊弄他们，这是事实。可是，这个才相处不到两个月的黄班长，怎么会听出我在撒谎呢？这件事，我可从没向谁提起过。
“啥？”旗娃立即问，“战斗英雄？”
黄班长点点头，还是继续看着我。他的脸上有些小得意：“看来啊，这里就我一个人知道。”
旗娃看看他，又看看我，一脸迷雾。这小子随即问：“咋回事啊，建国哥，你是战斗英雄？”
邓鸿超推推眼镜又看向我，他的眼神里发着光，也像是掘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抽烟的刘思革也完了事，他走回火堆，低头按着我的肩膀，问我道：“真的假的？老吴诶，有这事儿你还掖着，还不讲出来！快快快，讲来听听！”
这下可好，原本已经糊弄完旗娃，却钻出来一个黄班长。而这黄班长，知道的东西好像不比我少。我抽了口烟，低头避开四人的眼神，说：“没啥好讲的。”
“他不讲，黄班长来讲！”旗娃这鬼小子，立即拍定了主意。
黄班长笑着摇头，说：“那得要你们建国哥同意了才行。”
“怎么样，要不要我来讲？”黄班长接着问我。
我抽了口烟，想了一阵，便玩笑般的答了一句：“爱讲不讲，但讲无妨。”
既然谎言都被拆穿了，我也不可能一直拗着。一来，我突然很想知道黄班长是否真的知道些什么。二来，这件事本身也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坏事，他要讲，就讲，也免得让几个战友觉得我是故意说谎话糊弄他们。
见我点头，黄班长便真就拉开架势，吐出话语。他在这已有几百万年历史的洞穴里，拈起了微不足道的陈年旧事。几个人围在火堆旁边，思绪又由黄班长的嘴巴，飞进了另一个时空里。
我之所以将这件事称为我的心病，是因为这之中夹杂有太多情绪。有后悔，有不甘，更有伤痛。它既是我的荣耀，更是老兵的战争伤疤。
事情，还要从一九七九年讲起。
之前已经提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我是十万入越部队中的一员。当时在我的班里，有我一个同乡。同乡名叫田荣国，是我从小就认识，但不太熟悉的那种。说来很巧，我返城之后，两人同时约定入伍，同时去了征兵站，又同一批上了火车。
阴差阳错之中，我俩又进了同一个新兵连。最后挑兵下连的时候，又给分到了一块儿。
当年我所在的部队，是对越作战的先头军。前期攻势很猛，队伍势如破竹，一路向前，可一路打下来，我们整个连对的战斗减员有些严重。光拿我们班来说，一个十来人的班级编制，就还剩五个人。田荣国和我运气好，都没挂彩。
班里还没来得及补充新兵，结果在某天下午，我们连队接到一个攻坚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