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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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

    更像一个巫师而不是儒生。

    在他的时代,儒学被巫术化,巫术被政治化,

    涂上了神学色彩的三纲五常

    则成为中华帝国的核心价值观。

    三纲五常

    汉章帝建初四年(79),也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半个世纪后,中国人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由于它是在白虎观召开的,所以史称“白虎观会议”。

    这时,正如君士坦丁之迁都拜占庭,汉帝国的首都也不再是长安,而是洛阳。经历了王莽之乱的王朝,则像西周变成东周一样,由西汉变成了东汉。

    白虎观就在洛阳的帝宫之中。

    洛阳是个好地方。在周人眼里,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天下之中)。所以周公要在故都宗周之外,再建成周洛阳。现在,帝国定都于此,应能长治久安。

    问题是,这一目标怎样才能实现?

    要有思想。

    的确,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有此思想,才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帝国也才能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维持统治。为此,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

    然而,正如罗马基督教内部争执不休,汉代的儒家也分裂为今文和古文两派。儒生们希望由皇帝出面圣断独裁形成定论,就像罗马教会要请君士坦丁出面召开尼西亚公会议,讨论基督和上帝的关系问题。

    罗马和中国,是一样的江湖。

    皇帝也都是江湖老大。

    白虎观会议便因此而召开,会议的结论则无关我们的痛痒。有关系的是会议纪要《白虎通》明确了一个重要概念,叫三纲。这个概念后来跟董仲舒提出的五常合并在一起,成为中华帝国的思想统治根基:三纲五常。[1]

    这才是一件大事。

    要了解此事的重大意义,还得再看罗马。

    罗马的灭亡让人不解。他们有当时最不坏的政体:共和;最不坏的制度:法治;最可贵的精神:宽容。有此三条,便足以巍然屹立,为什么会亡呢?为什么他们在感到危机的时候,要乞灵于基督教呢?

    换句话说,罗马文明缺了什么?

    核心价值观。

    那么,宽容不是吗?

    不是。价值是需要追求也可以追求的,宽容却与追求无关。你宽容,就宽容;不宽容,就不宽容。它其实是一种态度、精神、境界,但不是价值,也不靠追求。

    自由呢?自由不是价值吗?

    当然是。

    可惜,罗马人虽然追求自由,也崇尚自由,却没有把它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他们的旗帜上是鹰,君士坦丁之后则是十字架。那可不是自由的象征。

    法治与共和也不是价值,而是实现某种价值的方式和手段。问题是,罗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两种方式背后的价值,他们多半是以一种实用和功利主义的态度,把法治与共和当作纯粹技术性手段来看待的。

    也就是说,罗马人有当时最不坏的制度,却没有支撑制度的核心价值观。这就只能成功于一时,不能成功于一世。等他们意识到这点时,可选择的只剩下基督教。

    基督教当然也不错,因为有信仰。信仰的背后,则是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的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或者说,信仰的目的,在终极之问和终极关怀。它的现实意义,则在承载核心价值观。这是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有信仰或类似信仰的原因。只不过,靠公权力树立起权威的早期基督教,并不完全符合罗马国情。

    结果,罗马死了,基督教却在她身上成长起来。

    那么,中华帝国呢?

    中华帝国也是没有信仰的,却只有改朝换代和治乱循环,没有长时间分裂和制度性崩溃,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虽无信仰,却有理念。

    这就是三纲五常。

    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则是仁义礼智信,合起来叫纲常,也叫纲常伦理。而且,自从宋代的朱熹将三纲与五常联用,朝野贤愚便都耳熟能详并奉为圭臬,维系着王朝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其实,纲与常是两回事。

    什么是纲?纲就是提网的总绳。总绳一提,网眼就张开了,这就叫“纲举目张”。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既然是三纲,那么五常就是目,也叫德目。

    也就是说,三纲是抓总的,五常是管用的。

    管用很重要。一种理念如不管用,那就无法推行。五常却放之四海皆可用。比如仁,在君臣就是君仁臣忠,在父子就是父慈子孝,在夫妻就是夫和妻柔,在兄弟就是兄友弟恭,在朋友就是与人为善,统统管用。

    义、礼、智、信,也一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儒家称为五伦。五常既然能够普遍地适用于五伦,当然是伦常。

    伦常这个概念,也很有意思。

    什么是伦?伦就是秩序和类别。所以,人伦,就是人类社会的秩序和类别;伦理,就是区分类别并规范秩序的规定;伦常,则是伦理道德可执行可操作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显然,这里面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简易而朴素的,否则不可操作;第二,必须是恒定不变的,否则无所适从;第三,必须是正确或被说成是正确的,否则没有资格充当伦理道德的规范者。

    五常恰恰就符合这三个条件。

    我们知道,常,有永久的意思(恒常),也有普通的意思(寻常)。永久就正确而恒定,寻常就简易而朴素,当然管用,也当然可以称之为伦常。

    那么,五常又为什么具有这些品质?

    儒家说,因为它们源于人性。

    实际上,董仲舒的五常来自孟子的四端。端,就是道德观念的发源地。孟子认为,它就在人心之中。因为仁就是恻隐之心,义就是羞恶之心,礼就是恭敬之心,智就是是非之心。这可是“人皆有之”的,因此是共同人性。由此推演出来的仁义礼智,就是共同价值。[2]

    仁义礼智,是价值吗?

    是,因为可以追求也值得追求。追求仁就叫成仁,追求义就叫取义。而且,由于它们是最高价值,还值得为之献出生命。比方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那么三纲呢?也来自共同人性吗?

    对不起,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可没有半点儿人性依据。然而对于帝国,三纲却比五常更重要。只有确立了三纲,帝国的统治才会坚如磐石。

    这个使命落到了董仲舒的身上,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如果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则奈皇上何,奈儒家何,奈天下苍生何!

    董仲舒该怎么办?

    天人合一

    人性中找不到的,就只能去向天要。

    董仲舒是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向年轻的天子呈交答案的。不过君臣二人似乎是书信来往。汉武帝下诏询问治国之道,董仲舒则上书提出对策。汉武帝三问,董仲舒三答,开篇就说天人关系,史称“天人三策”。[3]

    五常,就在这里提了出来。

    三纲的概念,则见于《春秋繁露》一书。这是董仲舒的代表作。据说,为了撰写这部巨著,他在书房的窗户上挂了帷幕,三年都不往园子里看上一眼。

    那么,董仲舒又如何证明三纲五常?

    天人合一。

    这倒是耳熟能详的说法,却实在需要解释。

    汉语中的天,英语或者翻译为Heaven(上苍),或者翻译为Nature(自然)。实际上在董仲舒这里,两种意思都有,因此应该是Nature加Heaven。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它有三大特征。

    首先,天是终极创造者和最高主宰者。它创造了世间一切事物,也决定着人的命运。比方说,谁当天子,谁坐天下,要不要改朝换代,等等。授予治权就叫天命,更换王朝则叫革命。所有的王朝,都不过奉天承运而已。[4]

    诞育万物并当家做主的,是天。

    但,天又不是上帝或安拉那样无形的神。它甚至就是自然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按照一定规律和规则结构而成的。物质有金木水火土,规律则是阴阳五行,因此天不是信仰的对象,反倒可以研究和琢磨。

    什么是阴阳五行?

    阴阳主要是《周易》的概念。按照这种观点,世界或宇宙的构成、运动和变化,总规律就是阴阳的关系。任何事物和事件都有阴阳两面,它们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而且阴会变成阳,阳会变成阴。

    显然,这是哲学,不是信仰,就像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数与数的和谐”。

    五行也一样。它首先是五种物质或自然现象,同时又是两种关系,即相生相克。相生就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则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岂非规律?[5]

    有物质,有规律,可认识,岂非自然界?

    然而这个自然界却有意志,有感情。春就是喜,夏就是乐,秋就是怒,冬就是哀。天命和革命,则体现了天的意志。天甚至还有道德,比如天道行健或厚德载物。[6]

    既是自然界,又是有情人,还是主宰者,这就是天的三大特征。而且,这也是当时中国人的共识。

    这样一种存在,不要说西方人,就连现代中国人恐怕也很难理解。明明就是创世主,却又不是创世神;明明就是自然界,却又有喜怒哀乐,你说是什么?

    也只能叫老天爷。

    是的,一个好心肠又爱发脾气的老爷子,却绝非玉皇大帝或观音菩萨那样的人格神。他可能跟上帝或安拉一样也是无形的,却又有着坚强的意志和丰富的感情。

    这样的天,其实就是人。

    唯其如此,董仲舒才说“天人一也”。[7]

    在董仲舒看来,天与人是同构的。比方说,天有三百六十六日,人有三百六十六小节;天有十二月,人有十二大节;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明暗昼夜,人有睁眼闭眼;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乐;天有阴阳刚柔,人有君臣男女——岂非同构?[8]

    同构则感应。所以,社会和谐,则风调雨顺;民怨沸腾,则天崩地裂。因为天与人不但同构,而且相通。生命相通,道德相通,情感也相通。

    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相通,这就是正宗原装完整版的“天人合一”。

    问题是,这套说辞有什么意义呢?

    以天道说人道。

    话,首先是说给统治者听的。董仲舒对汉武帝说,臣读《春秋》,最感到惊心动魄的,就是如果君王无道,上天便会先用灾害来谴责,再用怪异来警示。倘若冥顽不化、屡教不改,那就要发动革命来进行惩罚了。[9]

    汉武帝读到这里,恐怕着实吓了一跳。

    好在董仲舒又说,如果君王有道,则会出现祥瑞(凤凰或麒麟之类),证明当今圣上是尧舜之君。

    汉武帝这才松了一口气。

    董仲舒这样说,很可能有一种良苦用心,那就是借用皇天限制皇权。是啊,天子的治权既然来自天命,就不能弄得天怒人怨,知识分子也就有了发言的权利和理由。

    这是备受后世赞扬的一点。

    可惜董仲舒没有想到,他用来对付皇帝的,皇帝也可以用来对付臣民。比方说,要除掉某个并无过错又看不顺眼的大臣,便可以使用“天厌之”的名义。

    中国的皇帝,可不是狄奥多西。

    更何况,要让皇帝服从天意,就得承认他是天子,并以皇天上帝的名义赋予他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力。

    三纲之说应运而生。

    需要说明的是,把三纲理解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是白虎观会议以后的事,董仲舒说的只是三种关系。只不过这三种关系最为重要,所以是纲。

    那么,为什么是三纲,不是四纲或五纲?

    因为要以自然说社会。汉儒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无非天、地、人,叫三才。三才对应的当然是三纲。换句话说,君臣就是天道,父子就是地道,夫妻就是人道。

    这就叫“天人合一”。

    天道有三才,人道就有三纲;天道有五行,人道就有五常。五常是个人品德,三纲是社会伦理。后者高于前者,因此纲为三,常为五,就像三皇五帝,三王五霸。[10]

    呵呵,中国人的说法,总是三五成群的。

    剩下的工作是解释。

    解释三纲的是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是主宰和支配阴的,阴离开阳则不能存在。所以,臣服从君,子服从父,妻服从夫。这就是“王道之三纲”,而且“可求于天”。[11]

    五常则利用五行来解释:仁为东方之木,义为西方之金,礼为南方之火,智为北方之水,信为居中之土。只不过,这个解释是《白虎通》的,不是董仲舒的。[12]

    这样一来,三纲五常就变成了一种“天启道德”。由于来自天启,也就具有了类似于天启宗教的性质。儒学有如神学,儒生有如神父,孔子有如教主。儒家思想和礼乐教化被称为“儒教”,并非全无道理。[13]

    看来,汉武帝时代的两位大儒都不再纯粹。公孙弘当然是官场老油条,董仲舒则更像一个巫师和道士。而且正是他开创的今文经学派,还把儒术变成了巫术。

    那可又是一台好戏。

    政治化巫术

    公元56年,也就是罗马的尼禄皇帝上台后两年,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做了一系列的事情:封禅泰山,修建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读如衬)于天下。

    第二年,光武帝驾崩,享年六十二岁。

    也就是说,这是他最后的动作。

    明堂是宣明政教之处,灵台是夜观天象之台,辟雍则是天子的学宫。起明堂,筑灵台,建辟雍,自然是为了从武功转向文治,与天下臣民共享太平。

    那么,图谶又是什么东西?

    谶,就是谜语式的预言,且由来已久。据说秦代就有“亡秦者胡”的谶语,结果秦始皇花大力气对付匈奴,却没想到亡秦之胡不是胡人,而是胡亥。

    这就真不知道是靠得住,还是靠不住了。

    不过民间是相信的,就像相信耶稣死了又复活。我们民族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还多灾多难。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民群众,安全没有保障,精神失去寄托,灵魂无处安顿,就只有相信谶语、八字和风水。

    后来统治者也信了,带头的是王莽。

    王莽为什么相信?因为他就是靠这玩意当上真皇帝的。当然,把王莽扶上帝位的,除了谶语还有符瑞(吉祥物),比如那块白石头(请参看本书第三章)。

    何况这并非没有理论依据。《礼记·中庸》就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儒家经典都承认的,王莽当然可以相信。

    实际上孔子虽然不谈神怪,儒家却相信世界上有天赐神物。他们说,伏羲的时代,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上有绿图,叫河图;又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上有丹书,叫洛书。这就是所谓“河出图,洛出书”。[14]

    其实这事孔子也相信。在他去世前两年,有一只麒麟被猎获打死。孔子就说:河不出图,洛不出书,我可是没什么希望了,我的主张也走到头了![15]

    这就是图谶的来历。

    图谶,就是河图、洛书加谶语。

    此外还有纬。

    纬,就是纬书。所谓纬书,是相对经书而言的。独尊儒术以后,儒家著作被奉为经典,叫经。其他各派诸子百家的,则叫子。另外,史学著作叫史,文学著作叫集,合起来就叫经史子集。

    经,原本是纺织品上的纵线,横线则叫纬。所以,从理论上讲,有经就该有纬。《诗》、《书》、《礼》、《易》、《春秋》都被定为经了,纬在哪里呢?

    也只能伪造一批。

    于是汉儒谎称,孔子当年曾配合六经,秘密地撰写了一些纬书传给后世,现在可以拿出来与大家共享,就像出土文物。这些纬书都有稀奇古怪的名字,比如《乾凿度》、《考灵曜》、《含神雾》、《感精符》,一看就是装神弄鬼。[16]

    这样的“伪书”当中,自然少不了谶语,否则也没有伪造的必要。这就叫谶纬。

    王莽喜欢的,就是谶纬。

    刘秀喜欢的,则是图谶。[17]

    这同样毫不奇怪,因为刘秀也是靠这个当皇帝的。当年他起兵时,就有人拿来图谶,说是刘氏该复起。称帝前又有人拿来图谶,说是刘秀奉天承运。刘秀扭扭捏捏一阵子后,就“顺应天意”成为东汉光武皇帝。

    显然,这是一种政治化的巫术。

    因此,光武帝刘秀把图谶向天下公开,首先是为了巩固政权,强调皇位和帝统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也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统治思想。但,大汉王朝不是已经有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吗?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请出来一个不伦不类的政治化巫术图谶呢?

    也许,君士坦丁的选择可供参考。此人扶植并皈依基督教,恐怕就因为发现原来的多神教已经无法保佑他和他的帝国,这才既抛弃了罗马城,也抛弃了罗马神。

    同样,儒家思想也让光武帝不能满意,尽管它其实经过了董仲舒的改造,变得更对帝国的胃口。但,前面说过,董仲舒是留了一手的。他希望天意的解释权能够由儒生来掌握,从而在帝王的法统之外再开一个道统。

    光武帝当然不能同意,他可不想成为另一个狄奥多西。尽管他并不知道罗马的故事,但帝王的本能告诉他,皇天上帝的授权不能假手他人,必须自己直接获取。

    图谶,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这就又要拜谢董仲舒了。他开创的今文经学,原本就有巫术的意味,他自己也是推论灾异的高手,《春秋繁露》里面还有登坛祈祷、求雨止雨的方法。王莽时代的那些纬书也是今文经学派炮制的,光武帝只需顺水推舟。

    为此,他不遗余力。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光武帝对图谶是真信或者仅仅只是利用。但可以肯定,他明白这玩意其实并不地道。因此他对外界的反应,就差不多到了神经质的地步。

    有一天,光武帝跟一位大臣讨论祭祀的事情。光武帝说,朕打算用图谶来做决策判断,你看如何?

    大臣答:臣不为谶。

    光武帝勃然变色:爱卿不为谶,是反对它吗?

    大臣吓出一身冷汗,马上解释说:臣才疏学浅,有些东西没有学过,哪里敢反对?

    光武帝这才恢复常态。[18]

    然而那些正派的儒生依旧不以为然。比如尹敏,曾被光武帝派去校订图谶。尹敏却抗命说:谶书并非圣人撰写,粗俗不堪,恐怕误人子弟。光武帝不听他的。于是尹敏做校订时,便在空白处加了六个字:君无口,为汉辅。

    君无口,就是尹。这是典型的谶语模式。

    光武帝看了奇怪,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尹敏说:臣见其他人这样胡编乱造都得了好处,也想侥幸得到富贵,万一成了呢?[19]

    这其实就是撕破脸皮揭穿把戏了,但刘秀却没有治他的罪,只是不再重用而已。也许,光武帝也明白,图谶不过自欺欺人。硬要当真,他自己也未必做得到。[20]

    图谶治国的方针却一如既往地被强制推行。光武帝并没想到:巫术政治化的同时,政治也会巫术化;而巫术化的政治是既不能治国也不能救命的。

    事实上,正如董仲舒企图用来制约皇权的天意,反被皇帝用来对付臣民,刘秀试图借以巩固政权的图谶,也被造反起义的农民用来推翻王朝。黄巾军就是这样。他们的口号有八个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这也是典型的谶语模式。

    以后,曹丕、刘备、孙权,都用图谶来做文章,证明自己称王称帝的合法性。结果,正如基督教不是罗马帝国的救世主,图谶也没能拯救大汉王朝。

    那么,东汉为什么会亡?

    东汉之亡,又留下了哪些教训和遗憾?

    东汉之亡

    东汉是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的。

    伤,有内伤,有外伤。外伤就是农民起义,内伤则是统治阶级内部旷日持久、错综复杂的斗争。

    那就先看内伤。

    与刘邦以一介平民开创帝业不同,刘秀是豪门巨族出身,依靠的是以南阳大族为骨干的豪强集团。后来他分封功臣,提倡儒术,原因也在这里:一起打江山的豪强必须得到酬谢,主张家天下的儒学则能巩固其统治。

    这就与西汉有所不同。

    西汉实行的是户籍管理制度。所有臣民都要按户登记在册,叫编户;编入户籍的臣民一律平等,叫齐民。这是有利于帝国统治的,因为可以保证皇帝的高高在上。

    然而到西汉末年,齐民已经不齐,帝国之臣开始两极分化。大部分人或贫或贱,成为寒门或庶族;极少数人或富或贵,成为豪门或望族,社会结构发生大变化。

    换句话说,西汉前期的臣民,就像马克思所说是装在一个口袋里的马铃薯,个头都差不多,皇帝当然也不难君临天下。现在某些马铃薯却变成了巨无霸,夹在了皇帝与小民当中,又该如之何呢?

    那就只能看皇帝的能耐了。

    可惜东汉的国运不佳。头三个皇帝还不错,既有执政能力,寿命也算长,光武帝享年六十二岁,汉明帝四十八岁,汉章帝三十三岁。这就已经一代不如一代,没想到后面的皇帝更惨,继位时年纪小,活的时间也不长。

    和帝十岁,享年二十七岁。

    殇帝百日,享年二岁。

    安帝十三岁,享年三十二岁。

    顺帝十一岁,享年三十岁。

    冲帝二岁,享年三岁。

    质帝八岁,享年九岁。

    桓帝十五岁,享年三十六岁。

    灵帝十二岁,享年三十四岁。

    章帝以后八个皇帝,包括没算进去的少帝刘辩(十七岁)和献帝刘协(九岁),继位时没有一个是成年人。活得最长的桓帝和灵帝,又是著名的昏君。

    那么,谁来治国?

    外戚和宦官。

    这是东汉的两大势力集团,他们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原因很简单,皇帝年幼,只能太后临朝,外戚专政。皇帝长大要夺回权力,又只能依靠宦官。结果是外戚和宦官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直闹到亡国。

    斗争残酷而血腥。第一次火并在和帝时期,第二次在安帝死后,两次都是外戚失败,他们的兄弟和同党则不是自杀,就是伏诛。这还算是客气的。到桓帝联合宦官消灭外戚梁冀时,可就是满门抄斩,血流成河了。

    停战时也好不到哪里去。朝政被他们轮流把持,仕途则被他们坐地分赃。大体上中央官是外戚党羽,地方官是宦官党徒。东汉的政治,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

    更严重的是还要谋杀皇帝。

    被谋杀的是质帝。质帝死时虽然只有九岁,却看出梁冀的不臣之心。有一天上朝时,质帝看着梁冀说:这是个跋扈将军。于是,梁冀当天就给质帝送去了毒饼。

    质帝紧急召太尉李固进宫。

    李固问:陛下怎么得的病?

    质帝说:吃了饼,肚子疼,喝口水还能活。

    旁边的梁冀却冷冰冰地说:会吐的,不能喝。

    话音刚落,质帝驾崩。

    李固伏尸大哭。

    于是,梁冀便把李固也杀了。[21]

    这就实在让人看不下去。君为臣纲可是帝国的根本所在,岂能动摇?天下人的天下,又岂能由他们瓜分?

    另一个势力集团拍案而起。

    这个集团就是士人。

    士人集团也就是官僚集团,因为两汉的官僚队伍主要由士人组成。士人就是读书人。他们以读书为生涯,兼事农业,世代如此,正所谓“耕读为本,诗书传家”。

    读书没有经济效益,出路是做官。一个家族如果有人因为读书而做官,读书就会成为风气,做官的人则会越来越多。如果世代屡出高官,那就成为名门望族。再加上门生故吏亲朋好友,则会形成不小的势力。

    当然,这也是利益集团。

    不过,虽然都要讲利益,三大集团却并不一样。外戚和宦官只有利益,士人却还有理念、气节、操守、追求和情怀。这是他们读书读来的,也是光武帝倡导的。

    光武帝即位后,一方面四处宣扬图谶,另一方面则大力表彰气节。作为高明的政治家,他很清楚图谶之类只能愚弄匹夫匹妇,气节操守才能撑起国家栋梁。因此他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不肯出来做官的,尊重其个人选择。[22]

    此举影响深远。因为对于读书人,最挡不住的诱惑就是做官。如果归隐山林能够得到皇上的肯定,那么,进入官场的士人也应该能够洁身自好。

    这可真是纲举目张。

    因此东汉的士风清朗一时。士人以道德相标榜,以天下为己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面对朝政的混乱,一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以京都洛阳为阵地,以三万太学生为后援,口诛笔伐,评头论足,掀起了舆论的狂潮。

    唇枪舌剑所指,就是宦官集团。

    依靠宦官铲除异己的汉桓帝震怒。公元166年,也就是罗马使团访华那年,桓帝指名道姓以“党人”罪名逮捕二百多人,判处终身禁锢,史称“党锢之祸”。

    让桓帝没有想到的是,党锢之祸给受害者带来的却是崇高的荣誉。太学生和知识界开始给他们做排行榜,名誉最高的叫三君(意见领袖),其余则有八俊(俊杰)、八顾(楷模)、八及(导师)、八厨(慈善家)。

    这些人统称名士,也叫清流。

    清浊不两立,冲突还会再起。

    公元169年,汉灵帝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一次的打击面更大:被杀一百多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一千多人。帝国的知识精英,几乎被一网打尽。

    人品的高下,人心的向背,却也在这时显现出来。

    李膺是八俊之首,通缉令下达时正好隐居乡下。乡人劝他逃亡,他却选择自投罗网。李膺说,遇事不避难,获罪不避刑,才是气节。结果,李膺死于狱中。

    吴导是朝廷派出去逮捕范滂的,到了县里却抱着诏书号啕大哭,县令郭揖也解下印绶准备跟范滂逃亡。范滂却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慷慨赴死,时年三十三岁。[23]

    什么叫精英?这就是。

    知识精英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产,如果遭到如此大面积的打击,王朝离覆灭也就为期不远。可惜桓帝和灵帝都意识不到这点,只有死到临头才可能被吓醒。

    果然,十五年后,汉灵帝大赦党人。

    因为黄巾军打过来了。

    道教启示录

    黄巾军是在公元184年起义的。

    不清楚汉灵帝的情报系统事先是否得到了消息,然而起义者却已把舆论造足。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24]

    这是暗号,也是谶语。

    岁在甲子约定的是起义时间,事实上这一年也刚好是甲子年。但这里面未尝没有神秘意味,因为甲子为六十年一个轮回之首。岁在甲子,有开始新纪元之意。

    这当然是巧合,但足以让人兴奋。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则略嫌费解。因为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土德的黄天应该在火德的赤天之后,苍天却是木德,也不代表汉,汉是火德。

    也许,这句话的意思是:木(苍天)已被火(汉王朝)烧成灰烬,现在轮到土,土是黄天。[25]

    难怪他们要戴黄头巾。

    光武帝用来夺取江山的手段,被黄巾军用来推翻他的王朝,这真是情何以堪。不过黄巾军倒不是存心要让光武帝的在天之灵难受,因为他们原本就是道教徒。

    道教的起源是一件说不清的事情,但不会早于汉顺帝时期。据说当时有个名叫宫崇的人,献出了一本叫《太平青领书》的神书,而这本书又是他老师于吉得到的。有关部门认为该书妖妄荒唐,便藏在宫中,并未公开。

    后来不知为什么,张鲁手上也有了这部书。[26]

    张鲁可就跟道教有关了。他的祖父叫张陵,也就是道教讲的张天师。张陵创造的教派叫天师道。由于入教或看病要交五斗米,所以也叫五斗米道。

    另一个教派则叫太平道,创始人就是黄巾起义的领导者张角。黄巾军失败以后,太平道融入了天师道;而天师道则因为张鲁投降曹操,慢慢发展起来。[27]

    天师道和太平道的故事,大约基本属实。于吉得到了神书,则只能姑妄听之。但这段记载还是道破了天机:该书主要讲阴阳五行,也有很多巫觋(读如习)杂语。

    巫就是女巫,觋就是男巫。

    也就是说,道教出自巫术。

    这并不奇怪,印度的婆罗门教就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有关巫术的观点均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但道教在东汉后期产生,却发人深省。

    是啊,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直接原因是佛教已经传入中国,时间是在汉顺帝之前的汉明帝时期,佛寺则首先在洛阳建立。尽管这时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还很肤浅,甚至也把它看作一种方术,但这种闻所未闻的精神文明还是让我们耳目一新。

    中华民族是善于学习的。宗教既然是好东西,那我们就自己创造一个,哪怕借鸡下蛋。

    这时,犹太教和基督教还没有传进来,伊斯兰教则尚未诞生,我们并不知道一神教为何物。但我们从佛教那里得知,宗教需要教义和教主,需要组织和仪式,更需要理论基础、修持方式、崇拜对象和最高智慧。

    那么,我们有吗?

    有。阴阳五行就是理论基础,练功和服丹就是修持方式,各类神明就是崇拜对象,老子的道就是最高智慧。只要把老子奉为教主,术士称为道士,就成功了。

    道教当然并非如此简单,它的诞生和发展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不是我们要说的。我们更关心的是,道教在中国必然要产生吗?如果说它的横空出世乃应运而生,那么道教的“运”又是什么?

    巫术的合法化和正规化。

    我们知道,巫术是一种原始文化,因此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就要变身。比方说,在希腊变成科学,在印度变成宗教,在中国变成礼乐,在全世界变成艺术。

    变成礼乐以后,巫术就不再是巫术。正宗的儒家是不讲巫术的,也不喜欢怪力乱神。唯其如此,图谶,包括后来的佛教,便一直遭到正统儒家的抵制。儒家讲的是王道,而王道不需要装神弄鬼,也与方术无涉。

    可惜,巫术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基础,也有适合其生长的气候和土壤,尤其在民间。因此,它只会被底层化和边缘化,不可能彻底消亡。

    更何况,巫术还有它的合理性。

    事实上,正如欧洲的中世纪并非一团漆黑,包括方术和谶纬在内的巫术也并非一无是处。汉代纬书中,就不乏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哲学的知识。与巫术息息相关的中医学,更不乏人体学和医药学的内容。[28]

    其实两汉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张衡的候风仪和地动仪,扬雄的《太玄经》(数学),张仲景的《伤寒论》(医药学),王充《论衡》中的某些部分,都是重要的科研成果。

    就连被斥为妖妄荒唐的纬书,也发现了日蚀的科学原理(日光沉淹,皆月所掩),以及为什么地球在运动人却以为地不动。他们的说法是:这就像在大船上闭窗而坐,是不可能感觉船在行走的。[29]

    这并不奇怪。汉,毕竟是大帝国和大文明,有一种开阔的胸襟、豪雄的气势和远大的目光,可以纵横万里,包揽天地。汉人也信心满满,自认为有资格有能力勘破宇宙的秘密,对之前的文明做出总结性的发言。

    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就是这种远大目标的产物。换句话说,汉人是要彻底弄清楚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并为之构建一个科学模式或数学模型。

    可惜,中华文明的科学基础实在薄弱,能借助的力量只有巫术。这就不能再让巫术底层化和边缘化。但,巫术如果不能变成科学,就只能变成别的。那么,它在汉代又怎样实现自己的合法化和正规化呢?

    上层将巫术政治化,下层将巫术宗教化。

    政治化的巫术就是图谶,就是纬书。也就是说,巫术政治化的前提,是儒学的巫术化。儒学巫术化了,巫术才能儒学化,也才能合法化和正规化。但,两汉儒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两汉巫术也必然政治化。

    结果是什么呢?

    政治巫术化,比如王莽,比如刘秀。

    与此同时,巫术也在宗教化,宗教化的巫术就是道教。道教的宗教外衣是从佛教那里借来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是佛教的道教化。后世一般信众心目中的佛教,其实是被巫术化和道教化了的,只有禅宗是个例外。

    显然,政治巫术化,佛教道教化,都因为巫术没能科学化。这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然而历史没给我们留下思考讨论的时间。董卓,一个野蛮、强悍而又狡猾的西北军阀,像公牛闯进瓷器店一样闯进了洛阳。所有的坛坛罐罐都被打碎了,接下来是三百多年的分裂和混乱。一直要到隋唐以后,我们民族才能静下心来,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

    但这绝不意味着三国、魏晋和南北朝是一塌糊涂和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这三个半世纪的积累和准备,中华民族才发展壮大起来,中华文明也才再次成为影响深远的世界性文明。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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