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陈胜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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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吴广是九百戍卒中
最不愿意坐以待毙的，
也是最有头脑的人。
铁网帝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城千里的大秦王朝，是被陈胜和吴广推翻的。尽管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很快被章邯的政府军镇压，他们的“张楚国”也只存在了六个月，但，没有前面的陈胜、吴广，就没有后面的项羽、刘邦，也就没有大秦帝国的二世而亡。
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疑的是，雄才大略的秦始皇，难道当真认为他的王朝是“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对于帝国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他难道事先一点警觉都没有？
有的。
一统天下之后，秦始皇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相反，他对自己的革命成果能否巩固，可谓费尽心机。
为此，秦始皇做了好几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当然是废封建，设郡县。实际上当时的封建与郡县之争，双方着眼的都是国家的安全和政权的稳固。分歧仅仅在于，王绾他们认为分封诸侯才能保家卫国，秦始皇和李斯则意见相反。
不过，秦始皇的认识，又比李斯更胜一筹。
李斯的看法，是封建并不保险。李斯说，周王分封的诸侯到处都是，何其之多。保卫了天子吗？没有。他们自己反倒视如寇仇，打得不可开交，周天子连和事佬都做不成。封建诸侯，是维稳呢，还是添乱？
秦始皇的看法则更深刻。他干脆认为诸侯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安定因素”。秦始皇说，天下征战不已，就因为有诸侯。有诸侯，天下就成了江湖。大家都争当老大，还有不大打出手的？恢复封建制，岂非制造战争？[1]
结论是：实行郡县制，帝国才能长治久安。
历史证明，秦始皇是对的。
事实上，大秦帝国刚刚灭亡，封建制度就在项羽手中复辟。此公称霸天下后，一口气封了十八个诸侯王。结果怎么样呢？重开战端的忧虑不幸被秦始皇言中。而且最后灭了项羽的，正是被他封在汉中的刘邦。
接下来，刘邦又差一点重蹈覆辙。
刘邦称帝之后，同样面临着“要封建还是要郡县”的纠结。最后迫于压力，不得不折中调和，搞“一朝两制”，在天子直辖的畿辅设郡县，畿辅之外封王侯。这就是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
显然，这是讨价还价和政治妥协的产物。其结果，不是异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乱。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反。汉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焦头烂额，史称“困平城”。公元前195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呜呼，史称“病流矢”。刘邦的皇帝生涯，竟是在平叛中度过的，而且按下葫芦起来瓢。
此后的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连续三代不得安宁，前有诸吕封王，后有七国之乱。朝廷不得不殚精竭虑，软硬兼施，直到汉武帝元封五年才算摆平（详见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
封建，岂非“战争的策源地”？
相反，郡县制却很快就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柳宗元曾这样总结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有叛逆的民众，没有叛逆的官员）。汉初天下大乱，有叛国而无叛郡（有叛逆的封国，没有叛逆的郡县）。中唐天下大乱，有叛将而无叛州（有叛逆的将领，没有叛逆的州府）。柳宗元认为，这就是郡县制的好处。
由此他得出结论：封建制不可恢复，郡县制不可废除——“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2]
也许吧，也许。
事实上，封建与郡县孰优孰劣，是一个可以展开讨论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而且，立场不同，结论也不会相同。但可以肯定，秦的灭亡绝非因为实行了郡县制。相反，这种制度是有利于秦帝国的。
那就来看看秦的郡县制。
按照郡县制，帝国不再分封诸侯，而是分为中央和地方。中央有国家元首，这就是皇帝；有政府首脑，这就是宰相。宰相包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号称“三公”。三公之下有“九卿”，相当于政府部长。
地方则分为郡和县。县隶属于郡，郡隶属于中央。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大县叫县令，小县叫县长。他们的副职，郡有郡丞、郡尉，县有县丞、县尉。
县以下，是乡。乡的负责人，是三老。乡以下，是亭。亭的负责人，是亭长。亭以下，是里。里的负责人，是里魁。里以下，则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
显然，秦的郡县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系统。中央政府管郡，郡管县，县管乡，乡管亭，亭管里，里下还有什和伍。至高无上的是皇帝，最底层的是小民。
这是一张铁网，既不疏，更不漏。
它也是一架机器，一架像电脑一样设定了程序，可以自动运转的统治机器。这架机器是由皇帝操控的。皇帝只要掌握了总开关，帝国就会像巨轮一样驶向前方。
秦，就是这样一艘“泰坦尼克号”。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这架机器的安装和运行情况。但可以肯定，它的设计复杂而缜密。整个系统以县为关键，为节点。县及县以上三级：中央、郡、县，设官；县以下也是三级：乡、亭、里，设吏。官是“流官”，由中央派遣和任命；吏则“乡绅”，由本地有产业或有德行的人充任。郡县长官是外地人，而且可以调任，就不怕他们变成一方诸侯；乡亭小吏是本地人，则足以摆平江湖，搞掂子民。
这可真是煞费了苦心。
在这样严密的控制下，被称为“黔首”的民众，包括代理皇权的官员，又哪有反叛的可能呢？
几乎没有。
那么，秦始皇放心了吗？
也没有。
焚书坑儒
确立了郡县制以后，秦始皇又连出数招。
第一招是“修驰道”，也就是修建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高速公路网”。第二是“去险阻”，也就是拆毁六国在险要之处修建的长城巨堑和城郭要塞。第三是“决川防”，也就是决通六国所筑阻塞水道的堤防，疏浚鸿沟，开凿灵渠。第四是“销兵器”，也就是没收全国各地民间的武器，集中运到咸阳，铸成大钟和铜人。第五是“大移民”，也就是将天下豪富迁徙到咸阳，据说多达十二万户。
这些举措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实际上，帝国的危险无非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草民造反，二是六国复辟，三是蛮族入侵。但无论造反还是复辟，都要钱，要武器，要据点。现在，要塞毁掉了，武器没收了，富豪变成了穷光蛋，他们还造什么反，复什么辟？何况就算变生不测，有了驰道，通了水路，皇帝随时都能调兵遣将，不怕他们翻了天。
蛮夷戎狄也不难对付，因为秦始皇有的是铁骑，有的是劲旅。他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并将征战所得之地设为郡县。北方设九原郡，南方设南海、桂林、象郡。于是“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正所谓“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3]
即便如此，秦始皇仍不敢掉以轻心。
他勤政。每天不看完一百二十斤的章奏（竹简），绝不休息。他谨慎。他的殿上，绝不允许有人携带武器，卫士不得命令则不能上殿，以至于荆轲来谋杀他时，所有人都只能干瞪眼。他狐疑。他的住处每天都不一样，谁要是暴露了他的行踪，谁就是死罪。他残忍。有一次，他对李斯的批评被传出宫外。由于查不出泄密的人，便将当时在身边的宫女、宦官和卫士全部杀掉。
设防如此，秦始皇该坐稳江山了吧？
抱歉，还没有。因为天下偏有不怕死的人，也偏有直言不讳、喜欢唱对台戏的人。
比如淳于越。
淳于越是齐国人，职位是博士。博士就是负责议论政事和掌管礼仪的官员，始皇时期有七十个，领班则叫“仆射”（射读如夜）。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国宴，七十位博士集体上前敬酒。仆射周青臣作为领班，便歌功颂德，大唱赞歌。
周青臣说，陛下“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威德呀！
秦始皇龙颜大悦。
淳于越却忍不住了。淳于越说，周青臣这是乱拍马屁！殷、周两代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就因为他们都分封了子弟和功臣。如今陛下自己当了皇帝，凤子龙孙们却变成了平民。将来一旦国家有事，又有谁会来救难呢？
这当然大煞风景。
何况这时的大秦，成为帝国已经四年。淳于越居然还重提封建，反对郡县，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过这一回，秦始皇倒没杀人。他的处置，是让已经担任丞相的李斯提出意见。作为丞相，李斯当然要受理此案。这不仅因为君主所命和职责所在，也因为他自己就是郡县制的拥护者，反封建的急先锋。
只不过，李斯的意见也不是杀人，而是烧书。
李斯上书秦始皇说，现在的社会风气很是不好，某些人以古非今，妖言惑众。他们上朝时在心里诽谤，下朝后在街头乱讲，靠非议皇上出名，以持不同政见为誉，带头制造流言蜚语，正所谓“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长此以往，势必君王威望尽失，民间结党营私，帝国危在旦夕。
问题是，何以如此呢？
李斯认为，政令不行，议论纷纷，全因为思想不统一，学术太自由，民间思想的影响大于官方号令。因此，唯有禁绝私学，才能正本清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秦始皇认同李斯的意见。[4]
于是，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中华史上一大要案，秦始皇和李斯也因此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其实焚书和坑儒是两回事，秦始皇坑杀的也不是什么儒，更不是意见领袖，反倒无妨说是一群江湖骗子。但，不问青红皂白，就一次活埋四百六十余人，称之为暴戾总是不过分的。
关键是焚书。
焚书是事实。不过焚书的直接动机，却未必意在毁灭文化，更主要的还是钳制言论。当时的惩罚条例是：焚书令下达三十天还没烧书的，黥（读如擎）为城旦（额头或脸上刺字，白天守城，晚上筑城，刑期四年）；聚谈诗书的斩首；以古非今的灭族。
惩罚最重的，是以古非今。其次，是街谈巷议。
由此可见，焚书的目的，是要一次性根除一切议论国事的可能。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文化专制主义。但在秦始皇和李斯那里，则多半自认为理直气壮。因为废封建，行郡县，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关系到大秦帝国的生死存亡，必须进行到底，当然要“镇压反革命”。
那么，如果没有淳于越，会不会焚书呢？
这恐怕要跟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联系在一起，才可能看得清楚（详见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总之，秦始皇和李斯一声令下，除官方藏书、秦国国史，以及医药、卜筮、农作之书外，私人所藏文艺哲学诸子百家之书都被付之一炬。这真是一场文化浩劫。
让人痛心的是，七年后，项羽又放了第二把火。由于他的屠咸阳，焚秦宫，就连秦帝国官方收藏，保存在博士们那里的古代典籍也化为灰烬。如果不是之前萧何抢出了一批文件，其后果真不堪设想。
中华文明的许多宝贵遗产，从此再也找不回来了。中华民族的许多宝贵思想，也被遗忘和中断。当然，被中断的还有战国时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的传统。损失已无法挽回，秦始皇、李斯和项羽罪不可赦。如果另一个世界也有法庭，他们是应该送去受审的。
现在，青铜的、物质的武器被没收了，文字的、思想的武器也被没收了。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捏在了秦始皇和李斯他们手里。那么，他们的帝国安全了吗？
不，灭亡得更快。
事实上，残暴野蛮的政治从来不可能持久，历史的车轮更非由独裁者的手指来拨动。早在知识分子拿起“批判的武器”之前，暴政之下忍无可忍的人民便已实施了他们“武器的批判”。陈胜，一个农民的儿子，卑微的士兵，在走投无路之时揭竿而起，大秦帝国便万劫不复，正所谓“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那熊熊燃烧的大火，据说竟“三月不灭”。[5]
呵呵，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陈胜也一样。
大泽乡
陈胜是一名戍卒。[6]
戍卒是士兵的一种。秦国的兵制，是男丁每一百人中五十人务农，五十人当兵，服役年龄为二十三岁。新兵先在郡县服役一个月，叫“更卒”；然后赴京都宿卫一年，叫“正卒”；最后到国境戍边一年，叫“戍卒”。[7]
戍卒，即边防军。
陈胜和吴广，就是被朝廷征调入伍，准备派到北方去戍边的。他们入伍前都是平民，入伍后则担任屯长。屯长相当于班长或小队长，并非军官，只能算“兵头将尾”。在帝国庞大的军事系统中，可谓微不足道。
这样两个人，怎么会撼动了天下？
他们自己，多半也想不到。
于是一个故事被编造了出来，并载入史册。这故事说，陈胜当兵之前曾在地主家帮工。有一天工间休息时，他突然对伙伴们说，将来要是富贵了，谁也不要忘记谁。
众人皆笑。
伙伴们说，你一个打工的，哪来的富贵？
陈胜则仰天长叹：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这当然是编故事。包括陈胜字涉，吴广字叔，也是编造的。像他们那样的平民，哪来的字？就算有，也是称王之后的事。之前，没准连名都没有。要知道，就连当过亭长的刘邦也无名无字，只能按照排行叫刘季。
只有项羽的名和字靠谱，因为他们家是贵族。项羽见到南巡的秦始皇，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也同样靠谱。因为他有这样的资格，也有这样的性格。
陈胜的话却靠不住。他凭什么说自己是鸿鹄，伙伴们是燕雀？所谓“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也不可靠。走到田间的高处休息一下是可能的，因失望而叹恨不已则不可能。怎么会失望呢？他原本就无望。
何况“怅恨久之”云云，是典型的“文青范儿”。文艺男青年和文艺女青年有此情绪，倒不奇怪。先为雇农后为戍卒的陈胜，怎么会如此多愁善感？
因此，这故事是编出来的。
编造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写史的人所编，甚至干脆就是司马迁编的。司马迁并非不编故事，《史记》一书中编造的痕迹时有可见。何况司马迁是敬重陈胜的。他把陈胜的传记称为世家，就是证明。
另一种可能，则是当时的人编的，甚至就是陈胜的打工伙伴所编。当然，是在他称王之后。由于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因此颇具公信力，也就被史家采信。
两种可能，都存在。
但，编造又是必需的。编造故事，是因为历史需要解释。如果一件事情几乎不可思议，就更需要解释。
陈胜创造的奇迹就是。
是啊，一个苦孩子，一个打工仔，一个像牛马一样被驱赶到边疆去当炮灰的戍卒，既没有孔子那样的学问，又没有范蠡那样的财富，凭什么一举成功，以至于“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8]
也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从小就非同寻常。
这当然很能服众，也很能励志，还似乎很能说明问题，因此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编的人乐意编，传的人也乐意传。真实不真实，管他呢！
所以，名人们的儿时故事，尤其是那些带有励志色彩的故事，多半只能姑妄听之，不可信以为真。
实际上，陈胜的起义完全事出偶然。
这是秦二世元年（前209）的七月。陈胜和吴广一行九百人，因奉命戍边渔阳，临时集结在大泽乡。我们不知道这九百人都是从哪里征调来的，只知道陈胜是阳城人，吴广是阳夏人，且都是住在闾里左侧的平民。
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就这样走在了一起，对自己的命运和前程则都很茫然。是啊，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市，阳夏在今河南省太康县，大泽乡在今安徽省宿州市，渔阳则在今北京市密云县。有关系吗？没有。
但，山高路远，是肯定的。
身不由己和前途莫测，也是肯定的。因为谁都不知道，作为戍卒，到了渔阳以后还能不能生还。
更糟糕的是，他们遇到了雨。
瓢泼大雨没有预告地从天而降，四野之内一片泥泞。通往渔阳的道路已被毁坏，大雨却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在无奈地等待多日之后，如期赶到渔阳已完全没有可能。不能按时到达，等待他们的便是军法。
九百人的无助和无望，不难想象。
幸运的是，他们当中有陈胜、吴广。陈胜和吴广是怎么成为朋友的，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他俩是九百戍卒中最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也是最有头脑的人。
陈胜和吴广算了一笔账。他们说——
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亡，不是死亡，是逃亡；等，不是等待，是同等。这句话的意思是：逃跑也是死，造反也是死。反正难逃一死，那就不如死得其所！
起义，已是唯一的出路。
尽管如此，陈胜和吴广仍不敢造次。他俩先是到算命先生那里去占卜凶吉，没想到卜者不但宣称大事必成，还暗示他们装神弄鬼，制造舆论，争取人心。
这就有了鱼肚子里的红字条和半夜三更的狐狸叫。字条写的是“陈胜王”，狐狸叫的是“大楚兴”，同时也叫“陈胜王”。假装狐狸叫的是吴广，在鱼肚子里塞红字条的说不定也是他。结果，陈胜立马成了人心所向。
接下来就是吴广的苦肉计。
苦肉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激起戍卒们的同仇敌忾之心。此计由吴广实施，则因为他在军中人缘很好。因此，吴广故意趁着领兵官酒醉之时去惹事，反复扬言自己要逃跑。那领兵官也果然痛打吴广，还拔出剑来。
于是陈胜、吴广一齐杀了领兵官，宣布起义。
实际上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陈胜算的那笔账：诸位耽误了行程，依照秦律已是死罪。就算当局法外施恩网开一面，战死或累死在疆场的可能也十有六七。相反，如果造反起义，则不但可能活下来，说不定还能富贵。一个男子汉，绝不能死得窝窝囊囊。即便死，也得扬名立万。
紧接着，陈胜掷地有声地说——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话音刚落，一片欢呼。
其实，这句话说不说都无所谓了，因为九百戍卒早已别无选择。走投无路的他们，袒右为志（露出右臂以为标志），筑坛为盟（筑起土堆歃血为盟），斩木为兵（砍下树枝作为武器），揭竿为旗（举起竹竿作为军旗）。打出的旗号是大楚，实际的领袖是陈胜。
陈胜的旗帜高高飘扬。
在大泽乡，在全天下，更在中华史。
陈胜王
没人知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大泽乡是否仍在雨中。但可以肯定，九百戍卒的心里已是雨过天晴。因为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了希望，也有了奔头。
这一切，都出乎意料。
的确，陈胜和吴广的起义有不少偶然。比方说，碰巧他们驻扎在大泽乡，碰巧他们遇到了大雨，碰巧陈胜和吴广一拍即合，碰巧那卜者是赞成起义的，碰巧领兵官喝醉了酒，碰巧吴广人缘又好，等等。
那么，如果没有这么多碰巧，陈胜还会成功，大秦还会灭亡，历史还会改写吗？
会的。
起义充满了偶然性，成功却是必然。
后来的失败，也一样。
且看史实。
杀掉了帝国的领兵官以后，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并立马攻下驻地大泽乡。然后攻打管辖大泽乡的蕲县县城（蕲读如奇，蕲县在今安徽省宿州市），又拿下。再挥师西进，连攻五县，五县皆降。
初战告捷，所向披靡的义军便一路凯歌前进，沿途一路收兵。等到他们兵临陈县城下时，已有车兵六七百乘（读如剩），骑兵一千多骑（读如季），步兵数万人。
陈县在今河南省淮阳县。起义军到达陈县时，陈郡的郡守和陈县的县令都不在，只有一位副职与义军作战，结果战败身亡，陈胜轻轻松松就进了城。[9]
改写历史的时刻到了。
陈胜进城后，号令乡官和贤达前来议事。乡官和贤达一致说，将军身先士卒，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兴灭国，继绝世，功高盖世，理应为王。[10]
于是陈胜称王，史称“陈王”。
吴广则被称为“假王”，意思是位同王爵，可以代理王权便宜行事。这时距离他们在大泽乡起义，恐怕连一个月都不到，岂非恰好证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11]
当然。
问题是，陈胜有可能说这话吗？
有可能，因为这是时代特征。事实上，如果说春秋是贵族的时代，那么战国以后就是平民的时代。一介平民由布衣而卿相，平步青云，一夜暴富，可谓屡见不鲜。苏秦、张仪、冯、毛遂，都是。当朝宰相李斯，也是。
这些人发迹的故事，想必早就在民间流传。陈胜从军之后，在军中也很可能听说。只不过，大多数人都当作茶余饭后的渔樵闲话，陈胜却“下载存盘”。因此，当他的记忆被造反的念头激活时，那句话就脱口而出了。
这并没有错。
他的错误，是不该操之过急。
实际上，陈胜的称王是有人反对的。反对的人，一个叫张耳，一个叫陈馀。他们都是魏都大梁（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人。魏国灭亡后，两人隐姓埋名避难在陈。这样两个人，对于陈胜的反秦，当然大力支持。
但陈胜称王，他们却不以为然。
张耳和陈馀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自己称王，而是复兴灭国。恢复已亡六国的好处，是“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就是把秦的敌人弄得多多的，自己则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那个时候，就不是称王，而是称帝了。
可惜陈胜听不进去。
历史证明，张耳和陈馀是对的。因为成大业者，一定要沉得住气，并广结善缘。抢先称王，则不能为自己树党，反倒为自己树敌。所以，元末群雄并起，朱升为朱元璋的设计，便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结果怎么样呢？
朱元璋成功了，等待陈胜的却是失败。
张耳和陈馀，也只好另立山头。
劝说陈胜无效后，陈馀便建议出兵占领赵国旧地。这个建议倒是被陈胜采纳，于是令陈人武臣为将军，张耳和陈馀为左右校尉，率兵北上。
这时，又一个风云人物出场了。
这个人叫蒯通。
蒯通是范阳人，也是纵横家。纵横家的本事，是“三寸之舌可敌百万之师”。后来蒯通去游说韩信，就差一点把楚汉相争变成三国演义。不过，他之后虽然在韩信那里碰了钉子，这一回小试牛刀，却大获成功。
当时的形势，是武臣的军队从陈县出发，由白马（在今河南省滑县）渡过黄河，依靠各处豪绅贤达的策应，攻城略地，一口气插到了范阳（在今河北省定兴县）。
沿途抵抗义军的十几个县令，当然统统都被杀了。
蒯通闻讯，便去面见范阳县令徐公。
徐公问：先生有何见教？
蒯通说：一来吊唁，二来贺喜。
徐公说：为什么吊唁？
蒯通说：因为大人快要死了。
徐公说：那为什么又来贺喜？
蒯通说：因为大人遇到了蒯通。
徐公明白了蒯通的意思，便派他去向武臣请降；武臣则被蒯通说服，封徐公为侯。徐公能有此待遇，当然因为他是第一个投降的（先天下降），算是“首降”。首降和首义，都是第一，第一总是会占便宜的。
但义军“缴枪不杀”的政策，也从此为天下知晓，于是三十多座县城不战而降。柳宗元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看来并不完全是。
至少，降吏是有的。
这时的武臣，已是人多地广，马壮兵强。他已经有了四五十座城池，就连当年的赵都邯郸也落入手中。在张耳和陈馀的怂恿下，武臣自立为赵王。
对此，气得七窍生烟的陈胜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只能面对现实，派人向武臣道喜，同时命令他西进攻秦。已是赵王的武臣哪里还肯听陈胜的指挥？不但不攻秦，反倒北上攻燕，继续扩大自己的地盘。
之后的历史同样具有戏剧性。
被武臣派去攻燕的是韩广。韩广得到了燕地以后，也模仿武臣的做法，自立为燕王。韩广这样学习武臣，武臣也是无可奈何的。而且，战国以来，道德早已滑坡，人人唯利是图。韩广的所作所为，并不会受到谴责。[12]
有所不同的是周巿。
周巿是魏国人，因此被陈胜派去攻魏。但周巿攻下魏地后，也不交给陈胜，而是另立魏王。只不过他不是立自己，而是立原来魏国的宁陵君公子咎。当时公子咎在陈胜那里，周巿的使者往返五次，才得以迎回魏国。
于是这时的天下，除了秦二世皇帝，还至少有了五个王：楚王陈胜，赵王武臣，燕王韩广，魏王魏咎，齐王田儋（读如丹）。田儋与陈胜无关。他是在陈胜起义以后，自己在齐称王的。此外，还有两个没称王的也已经起义，他们就是项羽和刘邦。[13]
这两个，才是秦真正的掘墓人。
那么，大秦帝国的朝廷，对此又作何感想呢？
活该秦要亡
就在陈胜和吴广攻城略地，各处英雄豪杰也纷纷响应之时，秦二世的咸阳宫里却是一片歌舞升平。
秦二世叫胡亥。
胡亥是秦始皇的小儿子，照理说是不该当皇帝的。秦始皇自己选中的接班人，也不是胡亥，而是公子扶苏。可惜这份已经加盖了印玺的诏书，被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掉包，胡亥成了二世皇帝，扶苏则被矫诏赐死。
这结果，秦始皇想到了吗？
想不到，也管不了。这个独裁者此刻正躺在鲍鱼堆里被运往咸阳。他是在酷热的七月份死去的，丞相李斯又秘不发丧。为了掩盖尸臭，只好在车上堆满鲍鱼。
秦始皇，岂会料到与鲍鱼为伍？
但如此下场，却是活该！
是的，活该！如果他不是那么专横，那么跋扈，那么暴戾，那么刚愎，事情也不至于坏到这个份上。至少，他可以早一点昭告天下，明确宣布立扶苏为太子；或者在病重之时召开御前会议，预为安排。
然而他不肯，别人也不敢提醒。结果，英雄一世，遗臭万年，还断送了自己的江山。
断送是肯定的，因为胡亥是个混蛋。这混蛋的最大功劳是为中国文化贡献了一个成语，叫“指鹿为马”。一个皇帝被臣下如此玩弄，还毫无警觉，不是混蛋是什么？
他后来被赵高逼杀，也是活该。
事实上，秦就该二世而亡。因为陈胜吴广刚刚起义的时候，情报是送到了朝廷的。这说明秦始皇设计制造的国家机器运转正常，效率也不低。然而谁送这样的情报胡亥就杀谁，逼得情报部门只好自欺欺人地说：地方上出了些小盗贼，都已被郡守和县令一网打尽，不足为虑。
胡亥这才喜笑颜开。
甚至直到秦快亡国时，胡亥都不肯悔改。当时丞相李斯等人提出，国难当头，请停止阿房宫的修建，以筹集军费，平息民怨。胡亥的处置竟是将诸臣下狱。理由是：你们身为朝廷大臣，治不了贼，倒有本事治朕！
结果，被责的大臣中有两位不堪受辱而自尽。[14]
大秦帝国自救的机会，就这样一次次丧失。如此混蛋的皇帝若不垮台，真是天理不容。
但，如果秦的皇帝不是胡亥，会亡吗？
恐怕也会。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陈胜和吴广之前，并没有发生过起义。相反，这样的起义说不定曾多次发生，只不过由于规模太小不成气候，没能载入史册而已。
这样说，有依据吗？
没有史料依据，但有逻辑依据。
依据就在陈胜的那句话——
天下苦秦久矣！[15]
我们知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既然“天下苦秦久矣”，就不会只有陈胜起义。
问题是，陈胜的话，可靠吗？
可靠，因为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武臣北伐时游说各县豪绅贤达，就说“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而且这种痛苦已经几十年了。这当然不是胡亥一个人的事。[16]
那么，苦在哪里？
首先是负担重，其次是执法严。
众所周知，秦始皇是有过许多“丰功伟绩”的：修驰道，去险阻，决川防，销兵器，征百越，筑长城。这些都是他的“统一大业”，却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人工和财物天不生，地不长，皇帝自己也没有，从哪里来？
从民众的牙缝里挤出来。
勒紧裤带交交苛捐杂税也就罢了，问题是还要搭上身家性命。那些远征的、戍边的、修长城的、建陵墓的，请问有几个能够生还？那些留在原地的老弱病残，又有几个能安居乐业？不是妻离子散，就是家破人亡。
秦始皇的“统一大业”，就这样由黔首们的白骨堆就，由草民们的血泪写成。据统计，仅蒙恬北伐和屠睢（读如虽）南征，就至少摧残了二百万家。[17]
请问这是什么大业，谁的大业？
这样的大业，又有谁心甘情愿？
没有。
因此，唯一的手段就是高压。秦律之苛之严之酷，是骇人听闻的。比如律当族灭者，要先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叫黥（读如擎）；然后割掉鼻子，叫劓（读如义）；斩去脚趾，叫刖（读如月）；活活打死，再砍下脑袋，最后在刑场上当众剁成肉泥，简直就是惨无人道。[18]
这，难道不是暴政？
至少，也是苛政。
这样的苛政，不要说人民无法忍受，就连扶苏都看不下去。也许，扶苏上台会好一些。也许吧！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人民也无法等待。是啊，横征暴敛，严刑峻法，滥杀无辜，难道还不够吗？
够了！
苛政统治之下生不如死的人民，实实在在是受够了！因此只要有人带头造反，便一呼百应。就连为陈胜和吴广出主意的那位卜者，也是“天下苦秦久矣”的证人。要不然，他何必多管闲事，又何必暗中使劲？
怒火一旦点燃，就会熊熊燃烧；祭坛一旦筑成，就得有人献祭。皇帝的脑袋砍不了，便只能杀官员。大泽乡的祭坛上，摆放的就是领兵官的首级。[19]
其他郡县，也如此。
这并不奇怪。事实上，商鞅变法后，秦的各级官员便都用法家的思想武装了起来，自觉成为专制的工具。帝国需要虎狼，他们就是“驯兽师”；帝国需要绵羊，他们就是“牧羊犬”。因此，这些人越是对君主忠诚，就越是对人民残酷。秦的忠臣，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酷吏。因为不是酷吏，便执行不了那些严刑峻法。
人民对他们咬牙切齿，也就理所当然。
难怪蒯通会这样对徐公说：大人做范阳令十年了，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县里的慈父孝子们之所以没把刀捅进足下肚子里，无非畏惧秦法。现在天下大乱，秦法不施，你岂不是死定了？
当然死定了。陈胜吴广起义后，各地民众便纷纷杀掉帝国政府派来的那些官员，以此作为响应。用武臣的话说，便是“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而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20]
这，就是秦始皇他们种下的恶果。
秦的灭亡，不是偶然的。
陈胜的成功，也不是偶然的。
那么，他的失败呢？
为什么是楚
陈胜的造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个“萧何”，就是楚。
楚，是陈胜曾经借用的名义。起义之初，他的旗号叫“大楚”。称王之后，他的国号叫“张楚”。所以，陈胜也是楚王。只不过，为了区别项梁所立之楚怀王，以及西楚霸王项羽，史家多称陈胜为陈王。
称为陈王并不错。陈胜姓陈，国都也在陈。
其实陈王就是楚王，因为陈一度是楚的国都。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楚国郢都，顷襄王不能抵抗，只好迁都到陈。之后，楚都又继续东迁。前253年，迁都钜阳；前241年，迁都寿春。
显然，陈之于楚，意义非凡。
意义在哪里？
看看地图就知道。郢，在今湖北省荆州市；陈，在今河南省淮阳县；钜阳，在今安徽省阜阳市；寿春，在今安徽省寿县。这说明什么呢？
很清楚，从郢到陈，是往东北走；从陈到钜阳，再到寿春，则是一步步走向东南。
这是一个曲线图。
曲线图标志的，正好是楚的国运。
事实上，楚国迁都钜阳后，势头就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然而都陈之时，却一度挽回颓势。顷襄王收复了失地十五城，考烈王也灭了鲁。如此说来，陈岂非“复兴之都”，可以建成“反秦复楚”的基地？
陈的豪绅贤达、父老乡亲，大约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们主张陈胜在陈称王，他们的“劝进表”则高度评价陈胜“复立楚国之社稷”。陈胜也从民所欲，号为“张楚”，即张大楚国的意思。
可惜，这并非陈胜的真心。
实际上，陈胜号称“大楚”或“张楚”，不过“借壳上市”再加“收买人心”。因此，他并没有恢复楚国社稷。相反，谁要是当真立个楚王，他就把谁杀了。[21]
这当然让人失望。
陈胜的失败，也被认为是活该。
说这话的人叫范增。
范增也是这段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他原本是一个隐士，同时也是策士，出山的时候已经七十岁。正是由于他的建议，项羽的叔叔项梁，才到田间地头找回了楚怀王一个名字叫心的孙子，立为楚王，也叫楚怀王。
结果，项梁威望大增。
相反，后来项羽杀了怀王，则人心尽失。
这，又是为什么呢？
范增的解释是：秦灭六国，楚最无罪。楚怀王是被骗到秦国，软禁客死在那里的。因此楚人耿耿于怀，扬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因此，谁兴楚，谁就能成功。陈胜不立楚王后代而自立为王，当然“其势不长”。[22]
这话有问题。
什么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难道其他五国是有罪的？都没有。如果有，那也是狼在上游喝水时，羊儿不该喝了下游的水。是啊，春秋尚且无义战，战国的战争还讲什么道德？罪与非罪，不是原因。
那么，为什么“亡秦必楚”的说法会广为流传，起兵反秦者也多在楚境？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当然有。但，在秦不在楚。
换句话说，真正的原因，是人们对秦恨之入骨。他们痛恨秦始皇，痛恨秦二世，痛恨秦的军官和地方官，更痛恨秦的制度和政治，恨不得秦制和秦政早早灭亡。
秦政和秦制，为什么就这样可恨呢？
因为秦制是专制，秦政是苛政。这种制度和政治能够在秦国实行，有它的历史原因和特殊原因。简单地说，就是富国强兵乃秦人共识；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强国就得集权，强兵就得专制，富国就顾不上富民。集权、专制再加聚敛，执法势必苛严，国民也只能克制自己作出牺牲。是的，熊掌与鱼，不可得兼。国为熊掌，民就是鱼。鱼，也可以对政治说三道四吗？
何况牺牲是有补偿的。物质的补偿，是加官晋爵，分享侵略战争的战利品；心理的补偿，则是可以在他国面前以“大国民”自居。所以秦王国的苛暴，秦国民可以忍受。这一点，想想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就不难理解。
但是天下一统后，物质和心理的补偿都没有了。没有了兼并战争，就没有了战利品；没有了国际社会，就无所谓大国民。这时再过苦日子，谁干呀？
原来六国的国民就更不干，他们以前过的可不是这种生活。六国虽然也变法，但多半“寓封建于郡县”，没那么集权，更没那么专制。尤其是楚，山重水复，地广人稀，人民是比较自由散漫的，哪里受得了秦那一套？
显然，秦制和秦政即便适用于秦（即便而已），也不适用于天下。因此，汉的高、惠、文、景四朝，便都放弃法家主张，推崇道家思想，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武帝更把秦制改为汉制。所有这些，都可谓事出有因。
不过这是后话。
当时，则只有六国人民对秦制和秦政的满腔仇恨。
对新制度不满，就会怀念旧制度，并选择性地遗忘其种种不是。对新君主不满，就会怀念旧君主，并同样选择性地遗忘其种种不是。比如楚怀王，哪有范增他们说的那么好？他其实也是一个混蛋。[23]
很清楚，怀念楚，是因为痛恨秦；抬出楚怀王，是为了对抗秦始皇。这并不奇怪。正如马克思所说，每到革命的关键时刻，人们总会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穿着他们的衣服，喊着他们的口号，演出历史的新场面。[24]
陈胜就是这样，他甚至借用过楚将项燕的旗号。只不过，此人刚刚成功就过河拆桥，把这件衣服扔了，自己给自己加冕。最后，却被别人摘下了王冠。
不，脑袋。
大泽乡起义六个月后，失去楚人支持的陈胜被章邯统领的政府军击败，陈县失守。陈胜本人则先是逃到汝阴（今安徽省阜阳市），然后逃到下城父（今安徽省涡阳县），最后被自己的驾驶员谋杀在那里。
这时，他还能想起那件“借来的衣服”吗？
想不想得起都无所谓了。因为项燕的后代已经登场，而且将演出更大的场面来。
这个人，就是项羽。
陈胜、吴广是九百戍卒中
最不愿意坐以待毙的，
也是最有头脑的人。
铁网帝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城千里的大秦王朝，是被陈胜和吴广推翻的。尽管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很快被章邯的政府军镇压，他们的“张楚国”也只存在了六个月，但，没有前面的陈胜、吴广，就没有后面的项羽、刘邦，也就没有大秦帝国的二世而亡。
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疑的是，雄才大略的秦始皇，难道当真认为他的王朝是“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对于帝国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他难道事先一点警觉都没有？
有的。
一统天下之后，秦始皇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相反，他对自己的革命成果能否巩固，可谓费尽心机。
为此，秦始皇做了好几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当然是废封建，设郡县。实际上当时的封建与郡县之争，双方着眼的都是国家的安全和政权的稳固。分歧仅仅在于，王绾他们认为分封诸侯才能保家卫国，秦始皇和李斯则意见相反。
不过，秦始皇的认识，又比李斯更胜一筹。
李斯的看法，是封建并不保险。李斯说，周王分封的诸侯到处都是，何其之多。保卫了天子吗？没有。他们自己反倒视如寇仇，打得不可开交，周天子连和事佬都做不成。封建诸侯，是维稳呢，还是添乱？
秦始皇的看法则更深刻。他干脆认为诸侯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安定因素”。秦始皇说，天下征战不已，就因为有诸侯。有诸侯，天下就成了江湖。大家都争当老大，还有不大打出手的？恢复封建制，岂非制造战争？[1]
结论是：实行郡县制，帝国才能长治久安。
历史证明，秦始皇是对的。
事实上，大秦帝国刚刚灭亡，封建制度就在项羽手中复辟。此公称霸天下后，一口气封了十八个诸侯王。结果怎么样呢？重开战端的忧虑不幸被秦始皇言中。而且最后灭了项羽的，正是被他封在汉中的刘邦。
接下来，刘邦又差一点重蹈覆辙。
刘邦称帝之后，同样面临着“要封建还是要郡县”的纠结。最后迫于压力，不得不折中调和，搞“一朝两制”，在天子直辖的畿辅设郡县，畿辅之外封王侯。这就是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
显然，这是讨价还价和政治妥协的产物。其结果，不是异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乱。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反。汉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焦头烂额，史称“困平城”。公元前195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呜呼，史称“病流矢”。刘邦的皇帝生涯，竟是在平叛中度过的，而且按下葫芦起来瓢。
此后的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连续三代不得安宁，前有诸吕封王，后有七国之乱。朝廷不得不殚精竭虑，软硬兼施，直到汉武帝元封五年才算摆平（详见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
封建，岂非“战争的策源地”？
相反，郡县制却很快就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柳宗元曾这样总结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有叛逆的民众，没有叛逆的官员）。汉初天下大乱，有叛国而无叛郡（有叛逆的封国，没有叛逆的郡县）。中唐天下大乱，有叛将而无叛州（有叛逆的将领，没有叛逆的州府）。柳宗元认为，这就是郡县制的好处。
由此他得出结论：封建制不可恢复，郡县制不可废除——“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2]
也许吧，也许。
事实上，封建与郡县孰优孰劣，是一个可以展开讨论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而且，立场不同，结论也不会相同。但可以肯定，秦的灭亡绝非因为实行了郡县制。相反，这种制度是有利于秦帝国的。
那就来看看秦的郡县制。
按照郡县制，帝国不再分封诸侯，而是分为中央和地方。中央有国家元首，这就是皇帝；有政府首脑，这就是宰相。宰相包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号称“三公”。三公之下有“九卿”，相当于政府部长。
地方则分为郡和县。县隶属于郡，郡隶属于中央。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大县叫县令，小县叫县长。他们的副职，郡有郡丞、郡尉，县有县丞、县尉。
县以下，是乡。乡的负责人，是三老。乡以下，是亭。亭的负责人，是亭长。亭以下，是里。里的负责人，是里魁。里以下，则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
显然，秦的郡县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系统。中央政府管郡，郡管县，县管乡，乡管亭，亭管里，里下还有什和伍。至高无上的是皇帝，最底层的是小民。
这是一张铁网，既不疏，更不漏。
它也是一架机器，一架像电脑一样设定了程序，可以自动运转的统治机器。这架机器是由皇帝操控的。皇帝只要掌握了总开关，帝国就会像巨轮一样驶向前方。
秦，就是这样一艘“泰坦尼克号”。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这架机器的安装和运行情况。但可以肯定，它的设计复杂而缜密。整个系统以县为关键，为节点。县及县以上三级：中央、郡、县，设官；县以下也是三级：乡、亭、里，设吏。官是“流官”，由中央派遣和任命；吏则“乡绅”，由本地有产业或有德行的人充任。郡县长官是外地人，而且可以调任，就不怕他们变成一方诸侯；乡亭小吏是本地人，则足以摆平江湖，搞掂子民。
这可真是煞费了苦心。
在这样严密的控制下，被称为“黔首”的民众，包括代理皇权的官员，又哪有反叛的可能呢？
几乎没有。
那么，秦始皇放心了吗？
也没有。
焚书坑儒
确立了郡县制以后，秦始皇又连出数招。
第一招是“修驰道”，也就是修建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高速公路网”。第二是“去险阻”，也就是拆毁六国在险要之处修建的长城巨堑和城郭要塞。第三是“决川防”，也就是决通六国所筑阻塞水道的堤防，疏浚鸿沟，开凿灵渠。第四是“销兵器”，也就是没收全国各地民间的武器，集中运到咸阳，铸成大钟和铜人。第五是“大移民”，也就是将天下豪富迁徙到咸阳，据说多达十二万户。
这些举措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实际上，帝国的危险无非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草民造反，二是六国复辟，三是蛮族入侵。但无论造反还是复辟，都要钱，要武器，要据点。现在，要塞毁掉了，武器没收了，富豪变成了穷光蛋，他们还造什么反，复什么辟？何况就算变生不测，有了驰道，通了水路，皇帝随时都能调兵遣将，不怕他们翻了天。
蛮夷戎狄也不难对付，因为秦始皇有的是铁骑，有的是劲旅。他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并将征战所得之地设为郡县。北方设九原郡，南方设南海、桂林、象郡。于是“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正所谓“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3]
即便如此，秦始皇仍不敢掉以轻心。
他勤政。每天不看完一百二十斤的章奏（竹简），绝不休息。他谨慎。他的殿上，绝不允许有人携带武器，卫士不得命令则不能上殿，以至于荆轲来谋杀他时，所有人都只能干瞪眼。他狐疑。他的住处每天都不一样，谁要是暴露了他的行踪，谁就是死罪。他残忍。有一次，他对李斯的批评被传出宫外。由于查不出泄密的人，便将当时在身边的宫女、宦官和卫士全部杀掉。
设防如此，秦始皇该坐稳江山了吧？
抱歉，还没有。因为天下偏有不怕死的人，也偏有直言不讳、喜欢唱对台戏的人。
比如淳于越。
淳于越是齐国人，职位是博士。博士就是负责议论政事和掌管礼仪的官员，始皇时期有七十个，领班则叫“仆射”（射读如夜）。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国宴，七十位博士集体上前敬酒。仆射周青臣作为领班，便歌功颂德，大唱赞歌。
周青臣说，陛下“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威德呀！
秦始皇龙颜大悦。
淳于越却忍不住了。淳于越说，周青臣这是乱拍马屁！殷、周两代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就因为他们都分封了子弟和功臣。如今陛下自己当了皇帝，凤子龙孙们却变成了平民。将来一旦国家有事，又有谁会来救难呢？
这当然大煞风景。
何况这时的大秦，成为帝国已经四年。淳于越居然还重提封建，反对郡县，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过这一回，秦始皇倒没杀人。他的处置，是让已经担任丞相的李斯提出意见。作为丞相，李斯当然要受理此案。这不仅因为君主所命和职责所在，也因为他自己就是郡县制的拥护者，反封建的急先锋。
只不过，李斯的意见也不是杀人，而是烧书。
李斯上书秦始皇说，现在的社会风气很是不好，某些人以古非今，妖言惑众。他们上朝时在心里诽谤，下朝后在街头乱讲，靠非议皇上出名，以持不同政见为誉，带头制造流言蜚语，正所谓“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长此以往，势必君王威望尽失，民间结党营私，帝国危在旦夕。
问题是，何以如此呢？
李斯认为，政令不行，议论纷纷，全因为思想不统一，学术太自由，民间思想的影响大于官方号令。因此，唯有禁绝私学，才能正本清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秦始皇认同李斯的意见。[4]
于是，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中华史上一大要案，秦始皇和李斯也因此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其实焚书和坑儒是两回事，秦始皇坑杀的也不是什么儒，更不是意见领袖，反倒无妨说是一群江湖骗子。但，不问青红皂白，就一次活埋四百六十余人，称之为暴戾总是不过分的。
关键是焚书。
焚书是事实。不过焚书的直接动机，却未必意在毁灭文化，更主要的还是钳制言论。当时的惩罚条例是：焚书令下达三十天还没烧书的，黥（读如擎）为城旦（额头或脸上刺字，白天守城，晚上筑城，刑期四年）；聚谈诗书的斩首；以古非今的灭族。
惩罚最重的，是以古非今。其次，是街谈巷议。
由此可见，焚书的目的，是要一次性根除一切议论国事的可能。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文化专制主义。但在秦始皇和李斯那里，则多半自认为理直气壮。因为废封建，行郡县，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关系到大秦帝国的生死存亡，必须进行到底，当然要“镇压反革命”。
那么，如果没有淳于越，会不会焚书呢？
这恐怕要跟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联系在一起，才可能看得清楚（详见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总之，秦始皇和李斯一声令下，除官方藏书、秦国国史，以及医药、卜筮、农作之书外，私人所藏文艺哲学诸子百家之书都被付之一炬。这真是一场文化浩劫。
让人痛心的是，七年后，项羽又放了第二把火。由于他的屠咸阳，焚秦宫，就连秦帝国官方收藏，保存在博士们那里的古代典籍也化为灰烬。如果不是之前萧何抢出了一批文件，其后果真不堪设想。
中华文明的许多宝贵遗产，从此再也找不回来了。中华民族的许多宝贵思想，也被遗忘和中断。当然，被中断的还有战国时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的传统。损失已无法挽回，秦始皇、李斯和项羽罪不可赦。如果另一个世界也有法庭，他们是应该送去受审的。
现在，青铜的、物质的武器被没收了，文字的、思想的武器也被没收了。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捏在了秦始皇和李斯他们手里。那么，他们的帝国安全了吗？
不，灭亡得更快。
事实上，残暴野蛮的政治从来不可能持久，历史的车轮更非由独裁者的手指来拨动。早在知识分子拿起“批判的武器”之前，暴政之下忍无可忍的人民便已实施了他们“武器的批判”。陈胜，一个农民的儿子，卑微的士兵，在走投无路之时揭竿而起，大秦帝国便万劫不复，正所谓“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那熊熊燃烧的大火，据说竟“三月不灭”。[5]
呵呵，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陈胜也一样。
大泽乡
陈胜是一名戍卒。[6]
戍卒是士兵的一种。秦国的兵制，是男丁每一百人中五十人务农，五十人当兵，服役年龄为二十三岁。新兵先在郡县服役一个月，叫“更卒”；然后赴京都宿卫一年，叫“正卒”；最后到国境戍边一年，叫“戍卒”。[7]
戍卒，即边防军。
陈胜和吴广，就是被朝廷征调入伍，准备派到北方去戍边的。他们入伍前都是平民，入伍后则担任屯长。屯长相当于班长或小队长，并非军官，只能算“兵头将尾”。在帝国庞大的军事系统中，可谓微不足道。
这样两个人，怎么会撼动了天下？
他们自己，多半也想不到。
于是一个故事被编造了出来，并载入史册。这故事说，陈胜当兵之前曾在地主家帮工。有一天工间休息时，他突然对伙伴们说，将来要是富贵了，谁也不要忘记谁。
众人皆笑。
伙伴们说，你一个打工的，哪来的富贵？
陈胜则仰天长叹：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这当然是编故事。包括陈胜字涉，吴广字叔，也是编造的。像他们那样的平民，哪来的字？就算有，也是称王之后的事。之前，没准连名都没有。要知道，就连当过亭长的刘邦也无名无字，只能按照排行叫刘季。
只有项羽的名和字靠谱，因为他们家是贵族。项羽见到南巡的秦始皇，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也同样靠谱。因为他有这样的资格，也有这样的性格。
陈胜的话却靠不住。他凭什么说自己是鸿鹄，伙伴们是燕雀？所谓“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也不可靠。走到田间的高处休息一下是可能的，因失望而叹恨不已则不可能。怎么会失望呢？他原本就无望。
何况“怅恨久之”云云，是典型的“文青范儿”。文艺男青年和文艺女青年有此情绪，倒不奇怪。先为雇农后为戍卒的陈胜，怎么会如此多愁善感？
因此，这故事是编出来的。
编造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写史的人所编，甚至干脆就是司马迁编的。司马迁并非不编故事，《史记》一书中编造的痕迹时有可见。何况司马迁是敬重陈胜的。他把陈胜的传记称为世家，就是证明。
另一种可能，则是当时的人编的，甚至就是陈胜的打工伙伴所编。当然，是在他称王之后。由于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因此颇具公信力，也就被史家采信。
两种可能，都存在。
但，编造又是必需的。编造故事，是因为历史需要解释。如果一件事情几乎不可思议，就更需要解释。
陈胜创造的奇迹就是。
是啊，一个苦孩子，一个打工仔，一个像牛马一样被驱赶到边疆去当炮灰的戍卒，既没有孔子那样的学问，又没有范蠡那样的财富，凭什么一举成功，以至于“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8]
也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从小就非同寻常。
这当然很能服众，也很能励志，还似乎很能说明问题，因此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编的人乐意编，传的人也乐意传。真实不真实，管他呢！
所以，名人们的儿时故事，尤其是那些带有励志色彩的故事，多半只能姑妄听之，不可信以为真。
实际上，陈胜的起义完全事出偶然。
这是秦二世元年（前209）的七月。陈胜和吴广一行九百人，因奉命戍边渔阳，临时集结在大泽乡。我们不知道这九百人都是从哪里征调来的，只知道陈胜是阳城人，吴广是阳夏人，且都是住在闾里左侧的平民。
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就这样走在了一起，对自己的命运和前程则都很茫然。是啊，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市，阳夏在今河南省太康县，大泽乡在今安徽省宿州市，渔阳则在今北京市密云县。有关系吗？没有。
但，山高路远，是肯定的。
身不由己和前途莫测，也是肯定的。因为谁都不知道，作为戍卒，到了渔阳以后还能不能生还。
更糟糕的是，他们遇到了雨。
瓢泼大雨没有预告地从天而降，四野之内一片泥泞。通往渔阳的道路已被毁坏，大雨却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在无奈地等待多日之后，如期赶到渔阳已完全没有可能。不能按时到达，等待他们的便是军法。
九百人的无助和无望，不难想象。
幸运的是，他们当中有陈胜、吴广。陈胜和吴广是怎么成为朋友的，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他俩是九百戍卒中最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也是最有头脑的人。
陈胜和吴广算了一笔账。他们说——
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亡，不是死亡，是逃亡；等，不是等待，是同等。这句话的意思是：逃跑也是死，造反也是死。反正难逃一死，那就不如死得其所！
起义，已是唯一的出路。
尽管如此，陈胜和吴广仍不敢造次。他俩先是到算命先生那里去占卜凶吉，没想到卜者不但宣称大事必成，还暗示他们装神弄鬼，制造舆论，争取人心。
这就有了鱼肚子里的红字条和半夜三更的狐狸叫。字条写的是“陈胜王”，狐狸叫的是“大楚兴”，同时也叫“陈胜王”。假装狐狸叫的是吴广，在鱼肚子里塞红字条的说不定也是他。结果，陈胜立马成了人心所向。
接下来就是吴广的苦肉计。
苦肉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激起戍卒们的同仇敌忾之心。此计由吴广实施，则因为他在军中人缘很好。因此，吴广故意趁着领兵官酒醉之时去惹事，反复扬言自己要逃跑。那领兵官也果然痛打吴广，还拔出剑来。
于是陈胜、吴广一齐杀了领兵官，宣布起义。
实际上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陈胜算的那笔账：诸位耽误了行程，依照秦律已是死罪。就算当局法外施恩网开一面，战死或累死在疆场的可能也十有六七。相反，如果造反起义，则不但可能活下来，说不定还能富贵。一个男子汉，绝不能死得窝窝囊囊。即便死，也得扬名立万。
紧接着，陈胜掷地有声地说——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话音刚落，一片欢呼。
其实，这句话说不说都无所谓了，因为九百戍卒早已别无选择。走投无路的他们，袒右为志（露出右臂以为标志），筑坛为盟（筑起土堆歃血为盟），斩木为兵（砍下树枝作为武器），揭竿为旗（举起竹竿作为军旗）。打出的旗号是大楚，实际的领袖是陈胜。
陈胜的旗帜高高飘扬。
在大泽乡，在全天下，更在中华史。
陈胜王
没人知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大泽乡是否仍在雨中。但可以肯定，九百戍卒的心里已是雨过天晴。因为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了希望，也有了奔头。
这一切，都出乎意料。
的确，陈胜和吴广的起义有不少偶然。比方说，碰巧他们驻扎在大泽乡，碰巧他们遇到了大雨，碰巧陈胜和吴广一拍即合，碰巧那卜者是赞成起义的，碰巧领兵官喝醉了酒，碰巧吴广人缘又好，等等。
那么，如果没有这么多碰巧，陈胜还会成功，大秦还会灭亡，历史还会改写吗？
会的。
起义充满了偶然性，成功却是必然。
后来的失败，也一样。
且看史实。
杀掉了帝国的领兵官以后，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并立马攻下驻地大泽乡。然后攻打管辖大泽乡的蕲县县城（蕲读如奇，蕲县在今安徽省宿州市），又拿下。再挥师西进，连攻五县，五县皆降。
初战告捷，所向披靡的义军便一路凯歌前进，沿途一路收兵。等到他们兵临陈县城下时，已有车兵六七百乘（读如剩），骑兵一千多骑（读如季），步兵数万人。
陈县在今河南省淮阳县。起义军到达陈县时，陈郡的郡守和陈县的县令都不在，只有一位副职与义军作战，结果战败身亡，陈胜轻轻松松就进了城。[9]
改写历史的时刻到了。
陈胜进城后，号令乡官和贤达前来议事。乡官和贤达一致说，将军身先士卒，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兴灭国，继绝世，功高盖世，理应为王。[10]
于是陈胜称王，史称“陈王”。
吴广则被称为“假王”，意思是位同王爵，可以代理王权便宜行事。这时距离他们在大泽乡起义，恐怕连一个月都不到，岂非恰好证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11]
当然。
问题是，陈胜有可能说这话吗？
有可能，因为这是时代特征。事实上，如果说春秋是贵族的时代，那么战国以后就是平民的时代。一介平民由布衣而卿相，平步青云，一夜暴富，可谓屡见不鲜。苏秦、张仪、冯、毛遂，都是。当朝宰相李斯，也是。
这些人发迹的故事，想必早就在民间流传。陈胜从军之后，在军中也很可能听说。只不过，大多数人都当作茶余饭后的渔樵闲话，陈胜却“下载存盘”。因此，当他的记忆被造反的念头激活时，那句话就脱口而出了。
这并没有错。
他的错误，是不该操之过急。
实际上，陈胜的称王是有人反对的。反对的人，一个叫张耳，一个叫陈馀。他们都是魏都大梁（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人。魏国灭亡后，两人隐姓埋名避难在陈。这样两个人，对于陈胜的反秦，当然大力支持。
但陈胜称王，他们却不以为然。
张耳和陈馀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自己称王，而是复兴灭国。恢复已亡六国的好处，是“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就是把秦的敌人弄得多多的，自己则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那个时候，就不是称王，而是称帝了。
可惜陈胜听不进去。
历史证明，张耳和陈馀是对的。因为成大业者，一定要沉得住气，并广结善缘。抢先称王，则不能为自己树党，反倒为自己树敌。所以，元末群雄并起，朱升为朱元璋的设计，便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结果怎么样呢？
朱元璋成功了，等待陈胜的却是失败。
张耳和陈馀，也只好另立山头。
劝说陈胜无效后，陈馀便建议出兵占领赵国旧地。这个建议倒是被陈胜采纳，于是令陈人武臣为将军，张耳和陈馀为左右校尉，率兵北上。
这时，又一个风云人物出场了。
这个人叫蒯通。
蒯通是范阳人，也是纵横家。纵横家的本事，是“三寸之舌可敌百万之师”。后来蒯通去游说韩信，就差一点把楚汉相争变成三国演义。不过，他之后虽然在韩信那里碰了钉子，这一回小试牛刀，却大获成功。
当时的形势，是武臣的军队从陈县出发，由白马（在今河南省滑县）渡过黄河，依靠各处豪绅贤达的策应，攻城略地，一口气插到了范阳（在今河北省定兴县）。
沿途抵抗义军的十几个县令，当然统统都被杀了。
蒯通闻讯，便去面见范阳县令徐公。
徐公问：先生有何见教？
蒯通说：一来吊唁，二来贺喜。
徐公说：为什么吊唁？
蒯通说：因为大人快要死了。
徐公说：那为什么又来贺喜？
蒯通说：因为大人遇到了蒯通。
徐公明白了蒯通的意思，便派他去向武臣请降；武臣则被蒯通说服，封徐公为侯。徐公能有此待遇，当然因为他是第一个投降的（先天下降），算是“首降”。首降和首义，都是第一，第一总是会占便宜的。
但义军“缴枪不杀”的政策，也从此为天下知晓，于是三十多座县城不战而降。柳宗元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看来并不完全是。
至少，降吏是有的。
这时的武臣，已是人多地广，马壮兵强。他已经有了四五十座城池，就连当年的赵都邯郸也落入手中。在张耳和陈馀的怂恿下，武臣自立为赵王。
对此，气得七窍生烟的陈胜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只能面对现实，派人向武臣道喜，同时命令他西进攻秦。已是赵王的武臣哪里还肯听陈胜的指挥？不但不攻秦，反倒北上攻燕，继续扩大自己的地盘。
之后的历史同样具有戏剧性。
被武臣派去攻燕的是韩广。韩广得到了燕地以后，也模仿武臣的做法，自立为燕王。韩广这样学习武臣，武臣也是无可奈何的。而且，战国以来，道德早已滑坡，人人唯利是图。韩广的所作所为，并不会受到谴责。[12]
有所不同的是周巿。
周巿是魏国人，因此被陈胜派去攻魏。但周巿攻下魏地后，也不交给陈胜，而是另立魏王。只不过他不是立自己，而是立原来魏国的宁陵君公子咎。当时公子咎在陈胜那里，周巿的使者往返五次，才得以迎回魏国。
于是这时的天下，除了秦二世皇帝，还至少有了五个王：楚王陈胜，赵王武臣，燕王韩广，魏王魏咎，齐王田儋（读如丹）。田儋与陈胜无关。他是在陈胜起义以后，自己在齐称王的。此外，还有两个没称王的也已经起义，他们就是项羽和刘邦。[13]
这两个，才是秦真正的掘墓人。
那么，大秦帝国的朝廷，对此又作何感想呢？
活该秦要亡
就在陈胜和吴广攻城略地，各处英雄豪杰也纷纷响应之时，秦二世的咸阳宫里却是一片歌舞升平。
秦二世叫胡亥。
胡亥是秦始皇的小儿子，照理说是不该当皇帝的。秦始皇自己选中的接班人，也不是胡亥，而是公子扶苏。可惜这份已经加盖了印玺的诏书，被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掉包，胡亥成了二世皇帝，扶苏则被矫诏赐死。
这结果，秦始皇想到了吗？
想不到，也管不了。这个独裁者此刻正躺在鲍鱼堆里被运往咸阳。他是在酷热的七月份死去的，丞相李斯又秘不发丧。为了掩盖尸臭，只好在车上堆满鲍鱼。
秦始皇，岂会料到与鲍鱼为伍？
但如此下场，却是活该！
是的，活该！如果他不是那么专横，那么跋扈，那么暴戾，那么刚愎，事情也不至于坏到这个份上。至少，他可以早一点昭告天下，明确宣布立扶苏为太子；或者在病重之时召开御前会议，预为安排。
然而他不肯，别人也不敢提醒。结果，英雄一世，遗臭万年，还断送了自己的江山。
断送是肯定的，因为胡亥是个混蛋。这混蛋的最大功劳是为中国文化贡献了一个成语，叫“指鹿为马”。一个皇帝被臣下如此玩弄，还毫无警觉，不是混蛋是什么？
他后来被赵高逼杀，也是活该。
事实上，秦就该二世而亡。因为陈胜吴广刚刚起义的时候，情报是送到了朝廷的。这说明秦始皇设计制造的国家机器运转正常，效率也不低。然而谁送这样的情报胡亥就杀谁，逼得情报部门只好自欺欺人地说：地方上出了些小盗贼，都已被郡守和县令一网打尽，不足为虑。
胡亥这才喜笑颜开。
甚至直到秦快亡国时，胡亥都不肯悔改。当时丞相李斯等人提出，国难当头，请停止阿房宫的修建，以筹集军费，平息民怨。胡亥的处置竟是将诸臣下狱。理由是：你们身为朝廷大臣，治不了贼，倒有本事治朕！
结果，被责的大臣中有两位不堪受辱而自尽。[14]
大秦帝国自救的机会，就这样一次次丧失。如此混蛋的皇帝若不垮台，真是天理不容。
但，如果秦的皇帝不是胡亥，会亡吗？
恐怕也会。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陈胜和吴广之前，并没有发生过起义。相反，这样的起义说不定曾多次发生，只不过由于规模太小不成气候，没能载入史册而已。
这样说，有依据吗？
没有史料依据，但有逻辑依据。
依据就在陈胜的那句话——
天下苦秦久矣！[15]
我们知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既然“天下苦秦久矣”，就不会只有陈胜起义。
问题是，陈胜的话，可靠吗？
可靠，因为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武臣北伐时游说各县豪绅贤达，就说“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而且这种痛苦已经几十年了。这当然不是胡亥一个人的事。[16]
那么，苦在哪里？
首先是负担重，其次是执法严。
众所周知，秦始皇是有过许多“丰功伟绩”的：修驰道，去险阻，决川防，销兵器，征百越，筑长城。这些都是他的“统一大业”，却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人工和财物天不生，地不长，皇帝自己也没有，从哪里来？
从民众的牙缝里挤出来。
勒紧裤带交交苛捐杂税也就罢了，问题是还要搭上身家性命。那些远征的、戍边的、修长城的、建陵墓的，请问有几个能够生还？那些留在原地的老弱病残，又有几个能安居乐业？不是妻离子散，就是家破人亡。
秦始皇的“统一大业”，就这样由黔首们的白骨堆就，由草民们的血泪写成。据统计，仅蒙恬北伐和屠睢（读如虽）南征，就至少摧残了二百万家。[17]
请问这是什么大业，谁的大业？
这样的大业，又有谁心甘情愿？
没有。
因此，唯一的手段就是高压。秦律之苛之严之酷，是骇人听闻的。比如律当族灭者，要先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叫黥（读如擎）；然后割掉鼻子，叫劓（读如义）；斩去脚趾，叫刖（读如月）；活活打死，再砍下脑袋，最后在刑场上当众剁成肉泥，简直就是惨无人道。[18]
这，难道不是暴政？
至少，也是苛政。
这样的苛政，不要说人民无法忍受，就连扶苏都看不下去。也许，扶苏上台会好一些。也许吧！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人民也无法等待。是啊，横征暴敛，严刑峻法，滥杀无辜，难道还不够吗？
够了！
苛政统治之下生不如死的人民，实实在在是受够了！因此只要有人带头造反，便一呼百应。就连为陈胜和吴广出主意的那位卜者，也是“天下苦秦久矣”的证人。要不然，他何必多管闲事，又何必暗中使劲？
怒火一旦点燃，就会熊熊燃烧；祭坛一旦筑成，就得有人献祭。皇帝的脑袋砍不了，便只能杀官员。大泽乡的祭坛上，摆放的就是领兵官的首级。[19]
其他郡县，也如此。
这并不奇怪。事实上，商鞅变法后，秦的各级官员便都用法家的思想武装了起来，自觉成为专制的工具。帝国需要虎狼，他们就是“驯兽师”；帝国需要绵羊，他们就是“牧羊犬”。因此，这些人越是对君主忠诚，就越是对人民残酷。秦的忠臣，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酷吏。因为不是酷吏，便执行不了那些严刑峻法。
人民对他们咬牙切齿，也就理所当然。
难怪蒯通会这样对徐公说：大人做范阳令十年了，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县里的慈父孝子们之所以没把刀捅进足下肚子里，无非畏惧秦法。现在天下大乱，秦法不施，你岂不是死定了？
当然死定了。陈胜吴广起义后，各地民众便纷纷杀掉帝国政府派来的那些官员，以此作为响应。用武臣的话说，便是“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而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20]
这，就是秦始皇他们种下的恶果。
秦的灭亡，不是偶然的。
陈胜的成功，也不是偶然的。
那么，他的失败呢？
为什么是楚
陈胜的造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个“萧何”，就是楚。
楚，是陈胜曾经借用的名义。起义之初，他的旗号叫“大楚”。称王之后，他的国号叫“张楚”。所以，陈胜也是楚王。只不过，为了区别项梁所立之楚怀王，以及西楚霸王项羽，史家多称陈胜为陈王。
称为陈王并不错。陈胜姓陈，国都也在陈。
其实陈王就是楚王，因为陈一度是楚的国都。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楚国郢都，顷襄王不能抵抗，只好迁都到陈。之后，楚都又继续东迁。前253年，迁都钜阳；前241年，迁都寿春。
显然，陈之于楚，意义非凡。
意义在哪里？
看看地图就知道。郢，在今湖北省荆州市；陈，在今河南省淮阳县；钜阳，在今安徽省阜阳市；寿春，在今安徽省寿县。这说明什么呢？
很清楚，从郢到陈，是往东北走；从陈到钜阳，再到寿春，则是一步步走向东南。
这是一个曲线图。
曲线图标志的，正好是楚的国运。
事实上，楚国迁都钜阳后，势头就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然而都陈之时，却一度挽回颓势。顷襄王收复了失地十五城，考烈王也灭了鲁。如此说来，陈岂非“复兴之都”，可以建成“反秦复楚”的基地？
陈的豪绅贤达、父老乡亲，大约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们主张陈胜在陈称王，他们的“劝进表”则高度评价陈胜“复立楚国之社稷”。陈胜也从民所欲，号为“张楚”，即张大楚国的意思。
可惜，这并非陈胜的真心。
实际上，陈胜号称“大楚”或“张楚”，不过“借壳上市”再加“收买人心”。因此，他并没有恢复楚国社稷。相反，谁要是当真立个楚王，他就把谁杀了。[21]
这当然让人失望。
陈胜的失败，也被认为是活该。
说这话的人叫范增。
范增也是这段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他原本是一个隐士，同时也是策士，出山的时候已经七十岁。正是由于他的建议，项羽的叔叔项梁，才到田间地头找回了楚怀王一个名字叫心的孙子，立为楚王，也叫楚怀王。
结果，项梁威望大增。
相反，后来项羽杀了怀王，则人心尽失。
这，又是为什么呢？
范增的解释是：秦灭六国，楚最无罪。楚怀王是被骗到秦国，软禁客死在那里的。因此楚人耿耿于怀，扬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因此，谁兴楚，谁就能成功。陈胜不立楚王后代而自立为王，当然“其势不长”。[22]
这话有问题。
什么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难道其他五国是有罪的？都没有。如果有，那也是狼在上游喝水时，羊儿不该喝了下游的水。是啊，春秋尚且无义战，战国的战争还讲什么道德？罪与非罪，不是原因。
那么，为什么“亡秦必楚”的说法会广为流传，起兵反秦者也多在楚境？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当然有。但，在秦不在楚。
换句话说，真正的原因，是人们对秦恨之入骨。他们痛恨秦始皇，痛恨秦二世，痛恨秦的军官和地方官，更痛恨秦的制度和政治，恨不得秦制和秦政早早灭亡。
秦政和秦制，为什么就这样可恨呢？
因为秦制是专制，秦政是苛政。这种制度和政治能够在秦国实行，有它的历史原因和特殊原因。简单地说，就是富国强兵乃秦人共识；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强国就得集权，强兵就得专制，富国就顾不上富民。集权、专制再加聚敛，执法势必苛严，国民也只能克制自己作出牺牲。是的，熊掌与鱼，不可得兼。国为熊掌，民就是鱼。鱼，也可以对政治说三道四吗？
何况牺牲是有补偿的。物质的补偿，是加官晋爵，分享侵略战争的战利品；心理的补偿，则是可以在他国面前以“大国民”自居。所以秦王国的苛暴，秦国民可以忍受。这一点，想想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就不难理解。
但是天下一统后，物质和心理的补偿都没有了。没有了兼并战争，就没有了战利品；没有了国际社会，就无所谓大国民。这时再过苦日子，谁干呀？
原来六国的国民就更不干，他们以前过的可不是这种生活。六国虽然也变法，但多半“寓封建于郡县”，没那么集权，更没那么专制。尤其是楚，山重水复，地广人稀，人民是比较自由散漫的，哪里受得了秦那一套？
显然，秦制和秦政即便适用于秦（即便而已），也不适用于天下。因此，汉的高、惠、文、景四朝，便都放弃法家主张，推崇道家思想，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武帝更把秦制改为汉制。所有这些，都可谓事出有因。
不过这是后话。
当时，则只有六国人民对秦制和秦政的满腔仇恨。
对新制度不满，就会怀念旧制度，并选择性地遗忘其种种不是。对新君主不满，就会怀念旧君主，并同样选择性地遗忘其种种不是。比如楚怀王，哪有范增他们说的那么好？他其实也是一个混蛋。[23]
很清楚，怀念楚，是因为痛恨秦；抬出楚怀王，是为了对抗秦始皇。这并不奇怪。正如马克思所说，每到革命的关键时刻，人们总会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穿着他们的衣服，喊着他们的口号，演出历史的新场面。[24]
陈胜就是这样，他甚至借用过楚将项燕的旗号。只不过，此人刚刚成功就过河拆桥，把这件衣服扔了，自己给自己加冕。最后，却被别人摘下了王冠。
不，脑袋。
大泽乡起义六个月后，失去楚人支持的陈胜被章邯统领的政府军击败，陈县失守。陈胜本人则先是逃到汝阴（今安徽省阜阳市），然后逃到下城父（今安徽省涡阳县），最后被自己的驾驶员谋杀在那里。
这时，他还能想起那件“借来的衣服”吗？
想不想得起都无所谓了。因为项燕的后代已经登场，而且将演出更大的场面来。
这个人，就是项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