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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袁崇焕评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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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崇焕亲上城头督战,大声呼叫。满桂战于城外。祖大寿、尤世禄回师攻击清兵后路。双方死伤均重,满桂身中数箭。明军野战终于打不过清军,于是退入城中据守。这场大战打得十分惨烈,城壕中填满了两军兵将的死尸。

    守军又以葡萄牙大炮轰击,击碎清方大营帐一座及皇太极的白龙旗,杀伤清兵不少。明方的报告说,皇太极长子召力兔贝勒胸口中箭,另一子浪荡宁古贝勒在阵上被明军射杀,又杀固山(领七千五百人,相当于团长)四人、牛彔(领三百人,相当于营长)三十余名。这报告失之夸大,事实上并无皇太极的儿子在此役中阵亡。但清方纪录中也说: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贝勒、大将瓦克达、阿格等均受伤。

    皇太极见部队损失重大,只得退兵,再攻锦州南面,亦不能拔,将士又遭到不少伤亡,将领觉多拜山、巴希等阵亡。七月,清兵败回沈阳。

    这一役明朝称为“宁锦大捷”,是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胜利。

    袁崇焕在报功的奏章中,力称功劳最大的是满桂。[1]他和满桂向来颇有意见冲突,但在奏章中力称宁远大捷以满桂之功居多,可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

    第一次宁远大捷是天启六年正月,第二次宁锦大捷是七年五月,相隔一年零四个月。在这短短的十六个月之间,袁崇焕加强了明军的战斗力,抢筑了锦州的防御工事,固守在清军的后路,使皇太极有后顾之忧,不敢久攻宁远。同时清军先攻锦州不克,再攻宁远,气势已挫。可见袁崇焕这十六个月中的准备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如果能多一些和平时期,局面当然更有改进。

    这一仗大捷,葡萄牙的红衣大炮是有功劳的。明朝这时本来已驱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教士。传教士波尔、米克耳两人见到明清交兵,有机可乘,便发动澳门的葡人,向明朝提供军费和炮手。明朝于是召还已驱逐了的教士。本来秘密传教变成了公开,大批葡萄牙教士和炮手进入中国。[2]后来中国在外国教士和技师指导之下自行铸炮。所铸成的大炮也封了官,称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还派官祭炮,请将军发威破敌。满人要直到数年之后,才因投降的明人之助而开始铸造大炮。

    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他中进士的主考官韩爌、保荐他的御史侯恂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袁崇焕当然不肯克扣军饷去孝敬魏忠贤。但为了大目标是守御锦州、宁远,他也相当的委曲求全。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这座生祠,圣旨题名曰“懋德”。

    但魏忠贤仍是不满意。所以虽有宁锦大捷,袁崇焕却得不到什么重赏,只升官一级。奉承魏忠贤的官员却有数百人因此大捷而升官,理由是在朝中策划有功,连魏忠贤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从孙,也因此而封了伯爵。魏忠贤是太监,没有儿子,只好大封他侄儿,封他侄儿的儿子。

    魏忠贤这时更叫一名御史弹劾袁崇焕主张和议,“设策太奇”,攻击他没有去救锦州。袁崇焕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只得自称有病,请求辞职。魏忠贤立刻批准,派兵部尚书王之臣去接替。[3]

    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大喜若狂,而听到加给袁崇焕的罪名与评语竟是“暮气”两字,恐怕大喜之余,却也不免愕然良久吧?袁崇焕这样的人竟算“暮气沉沉”,却不知谁才是“朝气蓬勃”?

    袁崇焕离开宁远时,心中感慨万千,可想而知。那时他还只四十三岁,方当壮盛的英年,正是要大展抱负的时候。立了大功反而被迫退休,他的部属将士既感诧异,更是忿忿不平。他写了一首诗给一个部将,诗中说:我们慷慨同仇,间关百战,功劳不小,皇上的恩遇也重。但我的苦心,却只有后人知道了。建功立业固然很好,回家休养也算不错。对于我的去留,大家不必感到不平罢。这首诗显得很有气度。[4]

    不过他对于天启皇帝,还是十分感激的。他本来是一个七品知县,自天启二年到七年夏天,短短的五年半之间,几乎年年升官,中间还跳级,直升到“巡抚辽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实在算是飞黄腾达。他自觉升官太快,曾上疏辞谢。他说在同中进士的诸同年中,官职最高之人和他也差着好几级,为了要做部属武将的榜样,请皇帝收回升赏的成命。皇帝批覆说:你接连三次谦辞,品德很好,但你功劳大,升官是应该的。[5]

    他在回广东故乡途中,经过大庾岭时写了一首诗,感念天启对他的知遇之恩。[6]他心中明白,天启是个昏君,可是对待自己实在很好。

    袁崇焕留下来的诗篇,大多数是忧国忧民、悲愤沉郁之作,也有一些感慨伤逝、怀念亲友的,有几首表示家贫俸薄,愧对母妻。思念他一生,真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只有两三首小诗,稍显他幽默的一面。

    博浪城

    一椎如许大,误中亦由天。

    此事同儿戏,留侯尚少年。

    他评张良偕力士在博浪沙以铁椎行刺秦始皇,误中副车,还算幸运,事先无周密计划,本来成功机会不大,张良那时还是个少年,行动有些儿戏,那也难怪了。

    上蔡县

    富贵为丞相,临危不必言。

    若能甘逐客,牵犬出东门。

    李斯为秦丞相,给秦二世、赵高杀害,临刑时对儿子叹息说:“从前做平民时,同你牵了黄犬出东门游玩,何等逍遥自在。现在已不可得了。”袁崇焕说:当年秦始皇要驱逐外国客卿,你上什么〈谏逐客书〉,劝阻了秦皇,留下来做丞相,要是当日你心甘宁愿的走路,今日岂不可以逍遥自在的带了儿子、牵了黄犬出东门游玩吗?(这首诗已含有急流勇退之意,也表示:既要做大官,不免难逃给皇帝杀头的命运。)

    邵武暑中闲坐

    闲坐了无事,安排去作诗。

    最嫌吟未稳,鹦鹉已先知。

    袁崇焕虽是进士,大概诗才不敏捷,不能出口成诗,而须“安排去作诗”,作诗而要安排,有点自嘲。那时是他在福建邵武县当知县,没有公事要办,闲坐无聊,不如安排了去作几首诗罢,于是磨墨铺纸,提笔作诗。几句诗吟来吟去,总觉得不满意,最恼人的是,好句子想不出来,那几句不住诵读、不断推敲的庸句,却给架上鹦鹉听得熟了,抢着念了出来。鹦鹉要学会一句句子,须得听人上百遍的重复,可见袁崇焕把他这些平庸句子已翻来覆去的念了不少遍。其实这未必是事实,可能他为了自嘲而夸张。其他的好诗没作出来,我觉得这首自嘲诗才迟拙之诗倒是佳作。

    他到了广州,去光孝寺游览,踏足佛地,不禁想到生平杀人甚多,和环境大不调和,[7]然而那也只是感到不调和而已。英雄豪杰,一往无悔,却也无须对菩萨低头,不必对杀了该杀之人有什么遗憾。

    [1]袁崇焕的奏章中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合马交锋,即臣去年,亦自城上而下攻。自今始一刀一枪,下而拚命,不顾夷之凶狠剽悍。臣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誓一战以挫此贼。此皆将军满桂之功居多。”

    [2]马耳丁的《鞑靼战记》中大吹葡萄牙传教的功劳,又说:“上帝对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所以中国皇帝对鞑靼人(指满清)作战大胜。”其实天启皇帝信仰的是鲁班先师,并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

    据冯承钧译、沙不列撰《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傅》:崇祯三年,澳门葡人队长率士卒四百、大炮十尊入境效力。广州巨商恐失垄断中西贸易之利,厚赂朝臣,加以阻挠。后葡军队长公沙的西劳阵亡于登莱。《碧血剑》小说略取其意。

    [3]《明熹宗实录》卷八六、天启七年七月丙寅,河南道御史李应荐攻击袁崇焕“假吊修款,设策太奇”、“不急援锦州”为过失,魏忠贤以皇帝的名义批示:“得旨:近日宁锦危急,赖厂臣(按:厂臣指特务机关东厂的领导,即魏忠贤自己,魏以宁锦大捷为己功。)调度,以奏奇功,说得是。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宁远督师,朕业特简枢臣,俾星驰赴料理。”

    [4]袁崇焕〈南还别陈翼所总戎〉:“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麋鹿还山便,麒麟绘合宜。去留都莫讶,秋草正离离。”其中“功高明主眷”这一句,不免含有苦涩的意味。天启绝不是明主,天下皆知,自己功高如此,结果却得了这样的“眷”,这位“明主”,真是“明”得很了。“翼所”是明抗辽名将陈策的字,但据杨宝霖先生考据,陈策于天启元年在援沈阳之战中阵亡,所以此诗中的陈翼所当非陈策,而另有其人。

    [5]袁崇焕〈天启六年六月初十日谢升荫疏〉中说:“且武人奔竞,少竖立便欲厚迁,稍不合辄思激去,要挟朝廷,开衅同类,令边疆始终不得一人之用,臣最疾之。臣今日不自处于恬,何以消诸将之竞?况臣原无富贵之心,又皇上所鉴也。”对这个辞赏的奏章,朝廷的批答是:“奉圣旨:袁崇焕存城功高,加恩示酬,原不为过;乃三疏控辞,愈征克让。还着遵旨祇承。该部知道。”

    [6]袁崇焕〈归庾岭〉:“功名劳十载,心迹渐依违。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数卷封章外,浑然旧日归。”

    [7]袁崇焕〈过诃林寺口占〉:“四十年来过半身,望中祇树隔红尘。如今着足空王地,多了从前学杀人。”“空王”是指释迦牟尼。

    九

    天启皇帝熹宗捉了几年迷藏(他初做皇帝时,爱和小太监捉迷藏),做了几年木工(不是做皇帝),天启七年八月,在二十三岁上死了。

    天启的儿子都已夭折,有些后妃怀了孕,也都被客氏和魏忠贤设法弄得流产,所以没有儿子。由他亲弟弟信王由检接位,年号崇祯。

    朱由检当时虚岁是十八岁。他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其实只十六岁另八个月。

    这个十七岁的少年皇帝不动声色的对付魏忠贤,先将他的党羽慢慢收拾,然后逼得他自杀。这场权力斗争处理得十分精采。

    魏忠贤死后,附和他的无耻大臣被称为“逆党”,或杀头,或充军,或免职,人心大快,在“宁锦大捷”中冒功的人也都被清除了。

    被魏忠贤逆党排挤罢官的大臣又再起用,他们都主张召回袁崇焕。天启七年十一月,升袁崇焕为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祯元年四月,再升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兵部尚书是正二品的大官,所辖的军区,名义上也扩大到北直隶(河北)北部和山东北部沿海,成为抗清总司令。不过蓟州、天津、登莱各地另有巡抚专责,所以袁崇焕所管的实际还是山海关及关外锦宁的防务。

    明末军制,在外带兵的文臣,头衔最高的是督师,通常以大学士兼任,宰相出外带兵,才称督师;其次是总督或经略,由兵部尚书或侍郎兼任;更其次是巡抚;巡抚之下才是武将中最高的总兵官。袁崇焕不是大学士,却有了大学士方能得到的军事最高官衔。以前辽东历任军事长官都只是经略或巡抚。那时距他做知县之时还只六年。

    袁崇焕在广东家居这几个月中,与一般文人诗酒唱和,其中最著名的朋友是陈子壮。

    陈子壮是广东南海人,和袁同科中进士、陈是探花。他在作浙江主考官时出题目讽刺魏忠贤,因而被罢官。袁陈两人同乡同年,又志同道合,交情自然非同寻常。陈子壮在崇祯时起复,做到礼部侍郎,后来在广东九江起兵抗清,战败被俘,不降而死,也是广东著名的民族英雄。当时与袁时常在一起聚会的,还有几个会做诗的和尚。

    袁崇焕应崇祯的征召上北京时,他在广东的朋友们替他饯行。画家赵惇夫画了一幅画,图中一帆远行,岸上有妇女二人、小孩一人相送。陈子壮在图上题了四个大字:“肤公雅奏”,“肤公”即“肤功”,祝贺他“克奏肤功”的意思。图后有许多人的题诗,第一个题的就是陈子壮。这幅画本来有上款,后来袁崇焕被处死,上款给收藏者挖去了,多次易手流转,到光绪年间才由王鹏运考明真相。一群广东文人后来将图与诗影印成一本册子,承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原图目前是在香港。

    “肤公雅奏图”上的题诗,大都是称誉袁崇焕的抗清功绩,预料此去定可扫平胡尘、燕然勒石、麟阁题名等等。好几人诗句中都提到袁崇焕的“谈锋”、“高谈”、“笑谈”。[1]喜与朋友们高谈阔论,一定是他个性中很显著的特点。

    在这幅画上题诗的共有十九人,其中有和尚三人,另有几个是袁的幕僚。值得注意的是,有八个人在十处地方提到了黄石公、赤松子、圯上的典故,这决不会是偶然现象。这典故是说张良立了大功之后,随即退隐,才避免给猜忌残忍的刘邦所杀。在这次饯别宴中,袁崇焕的朋友们一定强调必须“功成身退”,大家对于皇帝的狠毒手段都深具戒心,所以在诗中一再警戒。[2]

    七月,袁崇焕到达北京,崇祯[3]召见于平台,那是在明宫左安门。[4]崇祯见到袁崇焕后,先大加慰劳,然后说道:“建部跳梁,已有十年了,国土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

    袁崇焕奏道:“所有方略,都已写在奏章里。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请给我放手去干的权力,预计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以恢复。”

    崇祯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袁崇焕谢恩归班。崇祯暂退少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