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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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可思议，到故乡给母亲奔丧的第二天早晨，我会躺在外甥女小米的床上。窗帘透出微弱的光来，墙上有幅画，是日本导演宫崎骏动画片里的幽灵公主，她骑在白狼身上，披着银色的兽皮披风，手持长矛和短刀，短发飞扬，愤怒又聪慧。对我而言，非常美。
突然这小小的空间属于我一个人，周身上下放松一些。母亲属猪，今年八十三岁。我属虎，今年四十四岁，母亲在她三十九岁那年生下我。记得幽灵公主说，我一无所有，我被人类遗弃。她的话深深地震动了我，这正是这个世界留给我最初的记忆。
但是我有母亲，活了半辈子的我才明白，母亲从未舍弃我，她生了我，养大了我。
母亲大半生的历史，在我那本自传《饥饿的女儿》里详细写了。写那书，是十一年前，在伦敦开了个头，就回南岸老家继续写，正值酷夏，母亲一大早起来做稀饭，有时加绿豆，有时加冬苋菜，有时加皮蛋瘦肉，稀饭到中午已凉，吃时正好。她做的凉菜每天不一样，尖椒清炒后，与生莴笋丝相拌，折耳根配嫩子姜薄片，空心菜在开水里焯过，放油辣子蒜盐。酱油、糖醋茄子排骨，清淡开胃可口。算起来，那时她七十二岁。母亲的晚年以1996年为界，之前与父亲在一起，不必担心。父亲1999年6月15日过世后，她过的日子，都是她描述，姐姐哥哥的描述，嫂子甚至邻居的描述，除此之外，我知之甚少。这功课得好好做，我才能弄清楚。
1996年我带着丈夫回去住了一个多月，是我和父母生前住得最久的一次。有一天我吐得很厉害，怀疑自己怀孕了。
他说：“若是真的，我们不要，有孩子很麻烦。你受不了当母亲的苦，我们花不起这时间，更不用说要负起当父母的责任。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已有一个女儿，千辛万苦养大，你看她也不在我身边，尤其是她自己有了工作，结了婚，一年半载才有一次电话，都是要钱的，有孩子没有任何好处。”
一检查，果然是孩子。我没有选择余地做了流产手术，与十八年前一样，在七星岗妇产科医院，同样的手术室，只是那时不能打麻醉，而现在可以。
我做完手术当天，丈夫就飞到上海与前妻见面。他和前妻都是上海人，她从澳大利亚回去看娘家人。母亲清早去菜市场买了只老母鸡给我补身体，母亲怕血，不敢杀。父亲眼盲，母亲就扶着他到走廊里，把刀递给他。父亲把鸡交到母亲手里，母亲还在发抖。她怕血。这点我与她相同，最惧怕杀生。如果父亲不杀那可怜的鸡，母亲只得干瞪眼，我也没有吃的。
母亲不高兴我丈夫抽身离开，但对我啥话也没有说，只有一次，我写得不顺手，坐在那儿望南山，听见母亲在叹气。她对父亲说，我找你这个男人不像看上去那么好，但终生可靠。
不等父亲说话，母亲又嘀咕：“有孩子，一个家才是家。没孩子，两个大人是两条随风飘的影子。哎，六妹心本就苦，不多说了。”
我呆在那儿，心里有一肚子的话想对母亲说。母亲似乎没有祝福过我的婚礼，当我把结婚照片寄回重庆，她看看照片，继续抬头看电视节目了。
2
我丈夫是我前男友的同事，两人在办公大楼里打过几个照面，称兄道弟。前男友在1989年夏天匆忙到美国留学，之后来了几封短信便没了信息。我在前男友那儿见过他的信，字迹不大，有孟体风格，语气谦虚，学识广博却不卖弄，心还细，附了好几张英国邮票。两人一起编译一本《外国艺术空间蒙太奇集》，可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
前男友的老师听说他从伦敦回北京，离婚后，想找一个中国人结婚。这位老师想到我，正好在北京，于是安排我们见面。打了几次电话都不巧，最后他干脆让我们自己商量时间。在电话里他问我愿意到旅馆去不？
我说没问题。
那个炎热的夏天，我敲响他的房门。他打开了门，很亲切地看着我，目光很熟悉很特别。就是那注视，注定了我们的今生。他握着我的手，让我坐在沙发上，他自己坐床头。他比我想的年轻，大我二十岁，看上去最多年长十岁，因为个头结实，显得高，戴着一副讲究的眼镜，透出一种睿智和儒家知识分子气质，他的眼睛没离开我半分钟。第一次遇上心仪已久之人，又如此待我，我内心激动加紧张，手脚都不知如何放了。
他说见面前担心我不会大热天来见他，天底下女人都死要面子，让人讨厌，而我不一样。他问我是不是处女？我说我不是，可能从来就不是。
他说我就是他想找的人。
他如此直截了当，我很惊奇。他说起以前在旧金山读大学的冒险，赶上西方60年代性解放的末班车，他与好几个女友的事，包括他带女友去性俱乐部的事，他问我，到那种地方会胆怯吗？
怎么会？中国也有80年代性解放。我告诉他，我成长的过程中，从没人敢说恋爱，连对自己父母都不说，我爱你。爱是罪过，性更是丑恶，长久政治高压，伪善道德，导致我们这一代人身心压抑，精神空虚，渴望得到解放，叛逆世俗和传统。我们开黑灯舞会，沉醉烟酒，朗读外国诗歌，辩论尼采萨特哲学，女人都崇尚波伏娃的女性主义，试验各种艺术形式，我们跳裸体舞，随便找男友，第二天，可能就投向另一个人的怀抱。有天我喝醉了，读到一张油印纸上的诗，说的就是灾难中的孩子。诗里那种恐惧和无畏，就像是为我这样的人写的，安慰着我好些年。
他含笑看着我，眼睛里充满惊喜。我突然明白过来，那首诗就是他写的，我一直等着有一天和他见面，想与他这样的人成为莫逆之交。
他说，你看我们注定会见面。
我倒不好意思了。
他很羡慕我在自己的国家进行了解放自己的革命。
见面五分钟不到，他问我愿不愿嫁给他？
我没说愿意，甚至也没说考虑，我只是开心地笑了。
那个下午，他要看我身体。我说，那就平等吧。我们彼此脱了衣服，他从后面抱住我。我把他带到镜子前，侧过身去看他身体。他要与我做ài。我没同意，说还没有准备。他没有不高兴，只是理解地点点头。
之后我们到街上，到处找一家有空调的餐馆。不负有心人，我们找到一家小餐馆，干净清静，服务员热情，递上冰水，递上菜单，向我们推荐田螺，说是早上送来的，很新鲜，用姜爆炒。我们还点了一个木须肉和豆腐。没一会儿，菜端上来，尤其是田螺做得非常可口。我们用冰水当酒庆贺我们终于相遇，他让我说自己，随便说什么他都爱听。吃完饭，他叫了一辆出租，带我到北大，见一个著名教授，她是他的好朋友。教授对我很亲切，削梨给我吃，又说我的性格像她年轻时。看得出来，他明显是请她做参谋。
第二天傍晚，门房告诉我有人找我。我跑出去一看，是他。我没想到，陪他到京顺路走，那是通向机场的公路，种植着大量的花树。他问我能不能陪他吃饭，我已吃过晚饭了，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他说那位老朋友给我打了几乎满分，让他选我。在我之后，他又带过一个漂亮的女画家去，可是那位老朋友不给那女画家高分。我告诉他，我要去广州看看朋友，第二天就走。
在广州我天天看着旅馆对面骑楼下的鲜花店，那儿已换好几种花，茉莉没了，堆满菊花，我想到了他，可我想不起他的样子。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居然是他。他第一句话问我在哪里？第二句话要我答应嫁给他。
我说要好好想想。
我回到上海，继续上大学里的作家班。他除了电话就是一封封长信，催我到英国。第二年春天我才办好留学手续，飞到伦敦。他的家是一幢四家人合住各带花园的套房，两室一厅，厨房和浴室都小，放一个洗衣机都没多余的位置，不过两人住倒是很舒服。附近就是一个公园，还有一条清澈透底的小溪，19世纪最著名的社会主义画家诗人威廉·莫里斯的手工场，溪水中古老的水磨转动风车，周日有集市，售工艺品和南欧东亚食物，附近有一个全英国最大的超级市场，到地铁则需要走二十分钟路。对我一个从未有过家的人来讲，这儿简直就是天堂。
衣柜里是他从旧货店里为我买的两件大衣和一些裙子、内外衣，尺寸倒也合我身材。他烧好了土豆鸡腿、蒸了米饭。那天晚上我们做ài。没有想的那么好，也许不熟悉，男女初次如此并不稀奇。春天了，伦敦夜里还是冷得很，得点壁炉。火焰暖暖地照着我们，他拍了好些裸体照片。因为夜晚光线不对，那些照片大多模糊，只有我拿着红苹果倚靠床的一张最清晰，耸着眉头。当时我们开玩笑，认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苹果象征上帝不可宽恕的罪孽。
他说在北京曾见过十几位各式女人，有几位是文学圈里人，我听说过名字。他大撒网，想找一个做妻子的人。有的在见我之前，有的在见我之后。他和那位女画家，在公园里谈终身大事，他在公园里与她亲热。接下来发生的事，他像职业说书人，拍板叫一声：“敬听下回分解。”
我谈不上愤怒，他早就向我求婚，但不是结婚，即便是结婚，他也有权利改变主意，或许别人比我更适合做他下半生的伴侣。只是别的人都不如我，他才最后下定决心和我。难道不容许人在服装店里挑来挑去，最后挑那看上去最惬意穿在身上最舒适的一件，后者更重要，冷暖自知。
好几个晚上我都和他说到自己的身世，说到童年，说到18岁离家出走，最后说到1989年那个夏天的事。他眼睛湿润地说，“可怜的你，一次次捡了一条命，相信我，我会对你好的，永远爱你。”
他有兴趣看我写的小说和诗，给出很好的指导和编辑。
除了写东西，他说我应该在上学之余找工作，他不可能养我。我英文不好，绝没有好工作等我。他说你身段如此好，何不做摄影时装模特儿，赚钱又多，又不需花太多时间。
有时他陪我，有时我一个人去。有一家时装杂志要求严格，说我腰上有赘肉，必须减去。有一个星期我就只喝水和吃水果，做仰卧起坐，立竿见影，身材尺寸合格了。我能赚钱了，他的兴趣大起来，在电话簿黄页上找电话找公司。有一天他说拍私人电影更好，找到一家公司，按小时付酬。第一个顾客，一个头发微卷的英国中年男人，拿着录像机，要我先拍情爱戏，脱得一丝不挂。我很生气，拉开门走了。
回家后他很失望。他让我看性爱场面的录像，那段时间我梦里全是黄的yīn茎白的yīn茎，粉红深红的yīn道，光身子的人堆叠在一块，集体xìng交，感觉不到性感，相反觉得他们是性机器。
时间过得非常快，三个月过去，若是结婚，可随英国籍的他拿到绿卡，或是重新申请学生签证。对此，他犹豫不决。
结婚或是不结？他躺在地毯上，痛苦地想，像苦恼万分的哈姆雷特。
他愁眉苦脸，最后是他的一个英国女朋友给他下了决心，结婚并不会给你带来灾难，你怕什么？
怕什么？不必怕。他想通了，马上开车带我去选结婚戒指。
我们去当地教堂见神父，按规定得有两周做礼拜我们必须在场，神父要问在场人：这两人愿意结为终身伴侣，有人反对吗？两周下来，没人反对，才可结婚。我们第二次做完礼拜后，去附近公园走走。下雨了，两人躲在一棵老橡树后，神父打着雨伞经过，他朝我们笑笑。神父走后，天上出现了一道彩虹。
他望着彩虹良久，然后说，“这是吉祥之兆！”他紧紧地拥抱我。
举行婚礼的那天上午，我们去附近一个黑人和艺术家喜欢的居住地，几乎每天那儿都有集市。我挑到一件粉白镶银片的像旗袍、又不是旗袍的礼服，没中式旗袍惯有打结的领口，一试，非常合身。摊主只要五镑。又到另一家选了一顶白网眼的帽子，这个帽子倒要三镑。我在帽檐系上一根紫色的绸带，这帽子马上有了自己的灵魂。
下午在教堂，来的都是他的学生和大学里的同事。神父看见那么多英国人会说中文，吓了一跳，才说以前以为他是唐人街的老板，弄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姑娘来假结婚。我和他面面相觑，对神父之说，抱以理解之笑容。
参加婚礼的女客都问我，这身婚礼礼服在什么地方买，真漂亮！多少钱？
我该怎么回答呢？
若我说在二手摊上，只花八镑钱，相当于人民币一百多块，就把这一生最重要的仪式度过。她们即使不嗤之以鼻，也会觉得我太没本事，女人一生最重要的仪式能如此过？！不能让男人付出血本，操办像样的婚礼，不要说钻戒，起码得有身新礼服。
我只能笑而不答。
我喜欢白色婚纱，和天下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对婚纱充满了梦想。梦想就是梦想，自己没有穿白色的婚纱，好比留着一个空间，可在那儿想着，安静地看着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我在那个夏天一心一意要嫁给他。婚礼当晚，他给我说了那么多心里话，他是多么爱我，他与我的婚姻与别的婚姻不一样，我们有绝对的自由，我们不是对方的奴隶，同时我们经济分开，不要让婚姻像坟墓葬送我们的爱情，嫁给他，只是幸福的开端。
那么，婚姻完全不像小时候看见邻居们只是生儿育女地过日子，也不像姐姐哥哥那样夫妻捆在一块度完生命，我和他的生活是冒险，是艺术，是想象力的原始催发地，像万有引力之虹，射向人生更高境界的灿烂礼花。
第二天我们去布莱顿度蜜月，他带我去海边天体营。他是快乐的，所有的男人都嫉妒地把眼睛盯到他身上，他陶醉万分。乌云压下来，我们飞快地穿衣服，从海边往朋友家跑去，乌云追着我们，闪电鞭击雷声，千军万马逼过来，要吞掉我们。可是我不怕，我想，爱情比那闪电和雷都迅速，狠狠地击中了我，我是爱这个人，有什么理由不爱在上帝面前发誓将终生的幸福相托的人呢？我真的愿意在这个异国他乡与他相依为命，一生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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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到故乡给母亲奔丧的第二天早晨，我会躺在外甥女小米的床上。窗帘透出微弱的光来，墙上有幅画，是日本导演宫崎骏动画片里的幽灵公主，她骑在白狼身上，披着银色的兽皮披风，手持长矛和短刀，短发飞扬，愤怒又聪慧。对我而言，非常美。
突然这小小的空间属于我一个人，周身上下放松一些。母亲属猪，今年八十三岁。我属虎，今年四十四岁，母亲在她三十九岁那年生下我。记得幽灵公主说，我一无所有，我被人类遗弃。她的话深深地震动了我，这正是这个世界留给我最初的记忆。
但是我有母亲，活了半辈子的我才明白，母亲从未舍弃我，她生了我，养大了我。
母亲大半生的历史，在我那本自传《饥饿的女儿》里详细写了。写那书，是十一年前，在伦敦开了个头，就回南岸老家继续写，正值酷夏，母亲一大早起来做稀饭，有时加绿豆，有时加冬苋菜，有时加皮蛋瘦肉，稀饭到中午已凉，吃时正好。她做的凉菜每天不一样，尖椒清炒后，与生莴笋丝相拌，折耳根配嫩子姜薄片，空心菜在开水里焯过，放油辣子蒜盐。酱油、糖醋茄子排骨，清淡开胃可口。算起来，那时她七十二岁。母亲的晚年以1996年为界，之前与父亲在一起，不必担心。父亲1999年6月15日过世后，她过的日子，都是她描述，姐姐哥哥的描述，嫂子甚至邻居的描述，除此之外，我知之甚少。这功课得好好做，我才能弄清楚。
1996年我带着丈夫回去住了一个多月，是我和父母生前住得最久的一次。有一天我吐得很厉害，怀疑自己怀孕了。
他说：“若是真的，我们不要，有孩子很麻烦。你受不了当母亲的苦，我们花不起这时间，更不用说要负起当父母的责任。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已有一个女儿，千辛万苦养大，你看她也不在我身边，尤其是她自己有了工作，结了婚，一年半载才有一次电话，都是要钱的，有孩子没有任何好处。”
一检查，果然是孩子。我没有选择余地做了流产手术，与十八年前一样，在七星岗妇产科医院，同样的手术室，只是那时不能打麻醉，而现在可以。
我做完手术当天，丈夫就飞到上海与前妻见面。他和前妻都是上海人，她从澳大利亚回去看娘家人。母亲清早去菜市场买了只老母鸡给我补身体，母亲怕血，不敢杀。父亲眼盲，母亲就扶着他到走廊里，把刀递给他。父亲把鸡交到母亲手里，母亲还在发抖。她怕血。这点我与她相同，最惧怕杀生。如果父亲不杀那可怜的鸡，母亲只得干瞪眼，我也没有吃的。
母亲不高兴我丈夫抽身离开，但对我啥话也没有说，只有一次，我写得不顺手，坐在那儿望南山，听见母亲在叹气。她对父亲说，我找你这个男人不像看上去那么好，但终生可靠。
不等父亲说话，母亲又嘀咕：“有孩子，一个家才是家。没孩子，两个大人是两条随风飘的影子。哎，六妹心本就苦，不多说了。”
我呆在那儿，心里有一肚子的话想对母亲说。母亲似乎没有祝福过我的婚礼，当我把结婚照片寄回重庆，她看看照片，继续抬头看电视节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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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丈夫是我前男友的同事，两人在办公大楼里打过几个照面，称兄道弟。前男友在1989年夏天匆忙到美国留学，之后来了几封短信便没了信息。我在前男友那儿见过他的信，字迹不大，有孟体风格，语气谦虚，学识广博却不卖弄，心还细，附了好几张英国邮票。两人一起编译一本《外国艺术空间蒙太奇集》，可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
前男友的老师听说他从伦敦回北京，离婚后，想找一个中国人结婚。这位老师想到我，正好在北京，于是安排我们见面。打了几次电话都不巧，最后他干脆让我们自己商量时间。在电话里他问我愿意到旅馆去不？
我说没问题。
那个炎热的夏天，我敲响他的房门。他打开了门，很亲切地看着我，目光很熟悉很特别。就是那注视，注定了我们的今生。他握着我的手，让我坐在沙发上，他自己坐床头。他比我想的年轻，大我二十岁，看上去最多年长十岁，因为个头结实，显得高，戴着一副讲究的眼镜，透出一种睿智和儒家知识分子气质，他的眼睛没离开我半分钟。第一次遇上心仪已久之人，又如此待我，我内心激动加紧张，手脚都不知如何放了。
他说见面前担心我不会大热天来见他，天底下女人都死要面子，让人讨厌，而我不一样。他问我是不是处女？我说我不是，可能从来就不是。
他说我就是他想找的人。
他如此直截了当，我很惊奇。他说起以前在旧金山读大学的冒险，赶上西方60年代性解放的末班车，他与好几个女友的事，包括他带女友去性俱乐部的事，他问我，到那种地方会胆怯吗？
怎么会？中国也有80年代性解放。我告诉他，我成长的过程中，从没人敢说恋爱，连对自己父母都不说，我爱你。爱是罪过，性更是丑恶，长久政治高压，伪善道德，导致我们这一代人身心压抑，精神空虚，渴望得到解放，叛逆世俗和传统。我们开黑灯舞会，沉醉烟酒，朗读外国诗歌，辩论尼采萨特哲学，女人都崇尚波伏娃的女性主义，试验各种艺术形式，我们跳裸体舞，随便找男友，第二天，可能就投向另一个人的怀抱。有天我喝醉了，读到一张油印纸上的诗，说的就是灾难中的孩子。诗里那种恐惧和无畏，就像是为我这样的人写的，安慰着我好些年。
他含笑看着我，眼睛里充满惊喜。我突然明白过来，那首诗就是他写的，我一直等着有一天和他见面，想与他这样的人成为莫逆之交。
他说，你看我们注定会见面。
我倒不好意思了。
他很羡慕我在自己的国家进行了解放自己的革命。
见面五分钟不到，他问我愿不愿嫁给他？
我没说愿意，甚至也没说考虑，我只是开心地笑了。
那个下午，他要看我身体。我说，那就平等吧。我们彼此脱了衣服，他从后面抱住我。我把他带到镜子前，侧过身去看他身体。他要与我做ài。我没同意，说还没有准备。他没有不高兴，只是理解地点点头。
之后我们到街上，到处找一家有空调的餐馆。不负有心人，我们找到一家小餐馆，干净清静，服务员热情，递上冰水，递上菜单，向我们推荐田螺，说是早上送来的，很新鲜，用姜爆炒。我们还点了一个木须肉和豆腐。没一会儿，菜端上来，尤其是田螺做得非常可口。我们用冰水当酒庆贺我们终于相遇，他让我说自己，随便说什么他都爱听。吃完饭，他叫了一辆出租，带我到北大，见一个著名教授，她是他的好朋友。教授对我很亲切，削梨给我吃，又说我的性格像她年轻时。看得出来，他明显是请她做参谋。
第二天傍晚，门房告诉我有人找我。我跑出去一看，是他。我没想到，陪他到京顺路走，那是通向机场的公路，种植着大量的花树。他问我能不能陪他吃饭，我已吃过晚饭了，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他说那位老朋友给我打了几乎满分，让他选我。在我之后，他又带过一个漂亮的女画家去，可是那位老朋友不给那女画家高分。我告诉他，我要去广州看看朋友，第二天就走。
在广州我天天看着旅馆对面骑楼下的鲜花店，那儿已换好几种花，茉莉没了，堆满菊花，我想到了他，可我想不起他的样子。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居然是他。他第一句话问我在哪里？第二句话要我答应嫁给他。
我说要好好想想。
我回到上海，继续上大学里的作家班。他除了电话就是一封封长信，催我到英国。第二年春天我才办好留学手续，飞到伦敦。他的家是一幢四家人合住各带花园的套房，两室一厅，厨房和浴室都小，放一个洗衣机都没多余的位置，不过两人住倒是很舒服。附近就是一个公园，还有一条清澈透底的小溪，19世纪最著名的社会主义画家诗人威廉·莫里斯的手工场，溪水中古老的水磨转动风车，周日有集市，售工艺品和南欧东亚食物，附近有一个全英国最大的超级市场，到地铁则需要走二十分钟路。对我一个从未有过家的人来讲，这儿简直就是天堂。
衣柜里是他从旧货店里为我买的两件大衣和一些裙子、内外衣，尺寸倒也合我身材。他烧好了土豆鸡腿、蒸了米饭。那天晚上我们做ài。没有想的那么好，也许不熟悉，男女初次如此并不稀奇。春天了，伦敦夜里还是冷得很，得点壁炉。火焰暖暖地照着我们，他拍了好些裸体照片。因为夜晚光线不对，那些照片大多模糊，只有我拿着红苹果倚靠床的一张最清晰，耸着眉头。当时我们开玩笑，认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苹果象征上帝不可宽恕的罪孽。
他说在北京曾见过十几位各式女人，有几位是文学圈里人，我听说过名字。他大撒网，想找一个做妻子的人。有的在见我之前，有的在见我之后。他和那位女画家，在公园里谈终身大事，他在公园里与她亲热。接下来发生的事，他像职业说书人，拍板叫一声：“敬听下回分解。”
我谈不上愤怒，他早就向我求婚，但不是结婚，即便是结婚，他也有权利改变主意，或许别人比我更适合做他下半生的伴侣。只是别的人都不如我，他才最后下定决心和我。难道不容许人在服装店里挑来挑去，最后挑那看上去最惬意穿在身上最舒适的一件，后者更重要，冷暖自知。
好几个晚上我都和他说到自己的身世，说到童年，说到18岁离家出走，最后说到1989年那个夏天的事。他眼睛湿润地说，“可怜的你，一次次捡了一条命，相信我，我会对你好的，永远爱你。”
他有兴趣看我写的小说和诗，给出很好的指导和编辑。
除了写东西，他说我应该在上学之余找工作，他不可能养我。我英文不好，绝没有好工作等我。他说你身段如此好，何不做摄影时装模特儿，赚钱又多，又不需花太多时间。
有时他陪我，有时我一个人去。有一家时装杂志要求严格，说我腰上有赘肉，必须减去。有一个星期我就只喝水和吃水果，做仰卧起坐，立竿见影，身材尺寸合格了。我能赚钱了，他的兴趣大起来，在电话簿黄页上找电话找公司。有一天他说拍私人电影更好，找到一家公司，按小时付酬。第一个顾客，一个头发微卷的英国中年男人，拿着录像机，要我先拍情爱戏，脱得一丝不挂。我很生气，拉开门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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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或是不结？他躺在地毯上，痛苦地想，像苦恼万分的哈姆雷特。
他愁眉苦脸，最后是他的一个英国女朋友给他下了决心，结婚并不会给你带来灾难，你怕什么？
怕什么？不必怕。他想通了，马上开车带我去选结婚戒指。
我们去当地教堂见神父，按规定得有两周做礼拜我们必须在场，神父要问在场人：这两人愿意结为终身伴侣，有人反对吗？两周下来，没人反对，才可结婚。我们第二次做完礼拜后，去附近公园走走。下雨了，两人躲在一棵老橡树后，神父打着雨伞经过，他朝我们笑笑。神父走后，天上出现了一道彩虹。
他望着彩虹良久，然后说，“这是吉祥之兆！”他紧紧地拥抱我。
举行婚礼的那天上午，我们去附近一个黑人和艺术家喜欢的居住地，几乎每天那儿都有集市。我挑到一件粉白镶银片的像旗袍、又不是旗袍的礼服，没中式旗袍惯有打结的领口，一试，非常合身。摊主只要五镑。又到另一家选了一顶白网眼的帽子，这个帽子倒要三镑。我在帽檐系上一根紫色的绸带，这帽子马上有了自己的灵魂。
下午在教堂，来的都是他的学生和大学里的同事。神父看见那么多英国人会说中文，吓了一跳，才说以前以为他是唐人街的老板，弄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姑娘来假结婚。我和他面面相觑，对神父之说，抱以理解之笑容。
参加婚礼的女客都问我，这身婚礼礼服在什么地方买，真漂亮！多少钱？
我该怎么回答呢？
若我说在二手摊上，只花八镑钱，相当于人民币一百多块，就把这一生最重要的仪式度过。她们即使不嗤之以鼻，也会觉得我太没本事，女人一生最重要的仪式能如此过？！不能让男人付出血本，操办像样的婚礼，不要说钻戒，起码得有身新礼服。
我只能笑而不答。
我喜欢白色婚纱，和天下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对婚纱充满了梦想。梦想就是梦想，自己没有穿白色的婚纱，好比留着一个空间，可在那儿想着，安静地看着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我在那个夏天一心一意要嫁给他。婚礼当晚，他给我说了那么多心里话，他是多么爱我，他与我的婚姻与别的婚姻不一样，我们有绝对的自由，我们不是对方的奴隶，同时我们经济分开，不要让婚姻像坟墓葬送我们的爱情，嫁给他，只是幸福的开端。
那么，婚姻完全不像小时候看见邻居们只是生儿育女地过日子，也不像姐姐哥哥那样夫妻捆在一块度完生命，我和他的生活是冒险，是艺术，是想象力的原始催发地，像万有引力之虹，射向人生更高境界的灿烂礼花。
第二天我们去布莱顿度蜜月，他带我去海边天体营。他是快乐的，所有的男人都嫉妒地把眼睛盯到他身上，他陶醉万分。乌云压下来，我们飞快地穿衣服，从海边往朋友家跑去，乌云追着我们，闪电鞭击雷声，千军万马逼过来，要吞掉我们。可是我不怕，我想，爱情比那闪电和雷都迅速，狠狠地击中了我，我是爱这个人，有什么理由不爱在上帝面前发誓将终生的幸福相托的人呢？我真的愿意在这个异国他乡与他相依为命，一生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