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小羊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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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停住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也不屑于细看。殉国是用不着选择地点的。他只记得那是一座大楼,仿佛像学校的样子。因为脚腕上箍着镣。他走得慢,就又挨了打。胡里胡涂的,辨不清是镣子磕的痛,还是身上被打的痛,他被扔进一间没有灯亮的屋子去。他倒了下去,正砸在一个人的身上。底下的人骂了一声。他挣扎着,下面的人推搡着,不久,他的身子着了地。那个人没再骂,他也一声不出;地上是光光的,连一根草也没有,他就那么昏昏的睡去。
第二天一整天没事,除了屋里又添加了两个人。他顾不得看同屋里的人都是谁,也不顾得看屋子是什么样。他的脸肿得发涨,闭着眼,两腿伸直,背倚着墙,等死。他只求快快的死,没心去看屋子的同伴。
第三天还没事。他生了气。他开始明白:一个亡了国的人连求死都不可得。敌人愿费一个枪弹,才费一个枪弹;否则他们会教你活活的腐烂在那里。他睁开了眼。屋子很小,什么也没有,只在一面墙上有个小窗,透进一点很亮的光。窗栏是几根铁条。屋子当中躺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大概就是他曾摔在他身上的那个人。这个人的脸上满是凝定了的血条,像一道道的爆了皮的油漆;他蜷着腿,而伸着两臂,脸朝天仰卧,闭着眼。在他的对面,坐着一对青年男女,紧紧的挤在一块儿;男的不很俊秀,女的可是长得很好看;男的扬着头看顶棚,好久也不动一动;女的一手抓着男的臂,一手按着自己的膝盖,眼睛——很美的一对眼睛——一劲儿眨巴,像受了最大的惊恐似的。看见他们,他忘了自己求死的决心。他张开口,想和他们说话。可是,口张开而忘了话,他感到一阵迷乱。他的脑后抽着疼。他闭上眼定了定神。再睁开眼,他的唇会动了。低声而真挚的,他问那两个青年:
“你们是为了什么呢?”
男青年吓了一跳似的,把眼从顶棚上收回。女的开始用她的秀美的眼向四面找,倒好像找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
“我们——”男的拍了女的一下。女的把身子更靠紧他一些。
“你们找打!别说话!”躺着的人说。他从牙缝里放出点再也拦不住的哀叫。“哎哟!他们吊了我三个钟头,腕子断了!断了!”
用最低的声音,他问明白:那个中年人不晓得自己犯了什么罪,只是因为他的相貌长得很像另一个人。日本人没有捉住那另一个人,而捉住了他,教他替另一个人承当罪名;他不肯,日本人吊了他三点钟,把手腕吊断。
那对青年也不晓得犯了什么罪,而被日本人从电车上把他们捉下来。他们是同学,也是爱人。他们还没受过审,所以更害怕;他们知道受审必定受刑。
当天晚上,门开了,进来一个敌兵,拿着手电筒。用电筒一扫,他把那位姑娘一把拉起来。她尖叫了一声。男学生猛的立起来,被敌兵一拳打歪,窝在墙角上。敌兵往外扯她。她挣扎。又进来一个敌兵。将她抱了走。
青年往外追,门关在他的脸上。倚着门,他呆呆的立着。
远远的,女人锐尖的啼叫,像针尖似的刺进来,好似带着一点亮光。
女人不叫了。青年低声的哭起来。
快到天亮,铁栏上像蛛网颤动似的有了些光儿。看着小窗,他心中发噤,晓风很凉。忽然,门开了,像扔进一条死狗似的,那个姑娘被扔了进来。
小窗上一阵发红,光颤抖着透进来。
女的光着下身,上身只穿着一件贴身的小白坎肩。她已不会动。血道子已干在她的大腿上。
男青年脱下自己的褂子,给她盖上了腿,而后,低声的叫:“翠英!翠英!”她不动,不出声。他拉起她的一只手——已经冰凉!他把嘴堵在她的耳朵上叫:“翠英!翠英!”她不动。
男青年不再叫,也不再动她。把手插在裤袋里,他向小窗呆立着。太阳已经上来,小窗上的铁栏都发着光——新近才安上的。男青年一动不动的站着,仰着点头,看那三四根发亮的铁条。他足足的这么立了半个多钟头。忽然的他往起一蹿,手扒住窗沿,头要往铁条上撞。他的头没能够到铁条。他极失望的跳下来。
他——钱先生——呆呆的看着,猜不透青年是要逃跑,还是想自杀。
青年转过身来,看着姑娘的身体。看着看着,热泪一串串的落下来。一边流泪,他一边往后退;退到了相当的距离,他又要往前蹿,大概是要把头碰在墙上。
“干什么?”他——钱老人——喝了一句。
青年愣住了。
“她死,你也死吗?谁报仇?年轻的人,长点骨头!报仇!报仇!”
青年又把手插到裤袋中去愣着。愣了半天,他向死尸点了点头。而后,他轻轻的,温柔的,把她抱起来,对着她的耳朵低声的说了几句话。把她放在墙角,他向钱先生又点了点头,仿佛是接受了老人的劝告。
这时候,门开开,一个敌兵同着一个大概是医生的走进来。医生看了看死尸,掏出张印有表格的纸单来,教青年签字。“传染病!”医生用中国话说,“你签字!”他递给青年一支头号的派克笔。青年咬上了嘴唇,不肯接那支笔。钱先生嗽了一声,送过一个眼神。青年签了字。
医生把纸单很小心的放在袋中,又去看那个一夜也没出一声的中年人。医生很客气的对敌兵说:“消毒!”敌兵把还没有死的中年人拖了出去。
屋中剩下医生和两个活人,医生仿佛不知怎么办好了;搓着手,他吸了两口气;然后深深的一鞠躬,走出去,把门倒锁好。
青年全身都颤起来,腿一软,他蹲在了地上。
“这是传染病!”老人低声的说。“日本人就是病菌!你要不受传染,设法出去;最没出息的才想自杀!”
门又开了,一个日本兵拿来姑娘的衣服,扔给青年。“你,她,走!”
青年把衣服扔在地上,像条饥狼扑食似的立起来。钱先生又咳嗽了一声,说了声“走!”
青年无可如何的把衣服给死尸穿上,抱起她来。
敌兵说了话:“外边有车!对别人说,杀头的!杀头的!”
青年抱着死尸,立在钱先生旁边,仿佛要说点什么。
老人把头低了下去。
青年慢慢的走出去。
二十四
剩下他一个人,他忽然觉得屋子非常的大了,空洞得甚至于有点可怕。
不管那个青年是干什么去,反正他已给了他最好的劝告。假若他的劝告被接受,那个青年就必定会像仲石那样去对付敌人。
他的心平了下去。他不再为敌人的残暴而动怒。这不是讲理的时候,而是看谁杀得过谁的时候了。他忘记了他的诗,画,酒,花草,和他的身体,而只觉得他是那一口气。他甚至于觉得那间小屋很美丽。它是他自己的,也是许多人的,监牢,而也是个人的命运与国运的联系点。看着脚上的镣,摸着脸上的伤,他笑了。他决定吞食给他送来的饭团,好用它所给的一点养分去抵抗无情的鞭打。
隔了有五六天,晚上,他被传去受审。审问的地方是在楼上。很大的一间屋子,像是课堂。屋里的灯光原来很暗,可是他刚刚进了屋门,极强的灯光忽然由对面射来,使他瞎了一会儿。他被拉到审判官的公案前,才又睁开眼;一眼就看见三个发着光的绿脸。
中间坐的那个绿小鬼向左右微一点头,大概是暗示:“这是个厉害家伙!”他开始问,用生硬的中国语问:
“你的是什么?”
他脱口而出的要说:“我是个中国人!”可是,他控制住自己。他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不便因快意一时而招致皮骨的损伤。同时,他可也想不起别的,合适的答话。
“你的是什么?”小鬼又问了一次。紧跟着,他说明了自己的意思:“你,共产党?”
他摇了摇头。他很想俏皮的反问:“抗战的南京政府并不是共产党的!”可是,他又控制住了自己。
左边的绿脸出了声:“八月一号,你的在哪里?”
“在家里!”
“在家作什么?”
想了想:“不记得了!”
左边的绿脸向右边的两张绿脸递过眼神:“这家伙厉害!”
右边的绿脸把脖子伸出去,像一条蛇似的口里嘶嘶的响:“你!你要大大的打!”紧跟着,他收回脖子来,把右手一扬。
他——钱老人——身后来了一阵风,皮鞭像烧红的铁条似的打在背上,他往前一栽,把头碰在桌子上。他不能再控制自己,他像怒了的虎似的大吼了一声。他的手按在桌子上:“打!打!我没的说!”
三张绿脸都咬着牙微笑。他们享受那嗖嗖的鞭声与老人的怒吼。皮鞭像由机器管束着似的,均匀的,不间断的,老那么准确有力的抽打。慢慢的,老人只能哼了,像一匹折了腿的马那样往外吐气,眼珠子努出多高。又挨了几鞭,他一阵恶心,昏了过去。
醒过来,他仍旧是在那间小屋里。他口渴,可是没有水喝。他的背上的血已全定住,可是每一动弹,就好像有人撕扯那一条条的伤痕似的。每一发昏,他就觉得他的生命像一些蒸气似的往外发散。可是,他不肯就这样释放了自己。他宁愿忍受苦痛,而紧紧的抓住生命。他须活下去,活下去!
小屋里又来了三个犯人,全是三四十岁的男人。由他们的惊恐的神色,他晓得他们也都没有罪过;真正作了错事的人会很沉静的等待判决。他不愿问他们什么,而只低声的嘱咐他们:“你们要挺刑!你们认罪也死,不认罪也死,何苦多饶一面呢?用不着害怕,国亡了,你们应当受罪!挺着点,万一能挺过去,你们好知道报仇!”
三天,没有他的东西吃。三天,那三个新来的人轮流着受刑,好像是打给他看。饥饿,疼痛,与眼前的血肉横飞,使他闭上眼,不出一声。他不愿死,但是死亡既来到,他也不便躲开。他看清:不管日本人要干什么,反正他自己应当坚定;日本人说他有罪,他便是有罪,他须破着血肉去接取毒刑,日本人教他投降,他便是无罪,他破出生命保全自己的气节。
这样想清楚,虽然满身都是污垢和伤痕,他却觉得通体透明,像一块大的水晶。
日本人可是并不因为他是块水晶而停止施刑;即使他是金刚钻,他们也要设法把他磨碎。
他挺着,挺着,不哼一声。到忍受不了的时候,他喊:“打!打!我没的说!”他咬着牙,可是牙被敲掉。他晕死过去,他们用凉水喷他,使他再活过来。他们灌他凉水,整桶的灌,而后再教他吐出来。他们用杠子轧他的腿,用火绒炙他的头。他忍着挺受。他的日子过得很慢,当他清醒的时候;他的日子过得很快,当他昏迷过去的工夫。他决定不屈服,他把生命像一口唾液似的,在要啐出去的时节,又吞咽下去。
他的同屋的人,随来随走,他不记得一共有过多少人。他们走,是被释放了,还是被杀害了,他也无从知道。有时候,他昏迷过去好大半天;再睁眼,屋中已经又换了人。看着他的血肉模糊的样子,他们好像都不敢和他交谈。他可是只要还有一点力气,便鼓舞他们,教他们记住仇恨和准备报仇。这,好似成了他还须生活下去的唯一的目的与使命。他已完全忘了自己,而只知道他是一个声音;只要有一口气,他就放出那个声音——不是哀号与求怜,而是教大家都挺起脊骨,竖起眉毛来的信号。
车停住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也不屑于细看。殉国是用不着选择地点的。他只记得那是一座大楼,仿佛像学校的样子。因为脚腕上箍着镣。他走得慢,就又挨了打。胡里胡涂的,辨不清是镣子磕的痛,还是身上被打的痛,他被扔进一间没有灯亮的屋子去。他倒了下去,正砸在一个人的身上。底下的人骂了一声。他挣扎着,下面的人推搡着,不久,他的身子着了地。那个人没再骂,他也一声不出;地上是光光的,连一根草也没有,他就那么昏昏的睡去。
第二天一整天没事,除了屋里又添加了两个人。他顾不得看同屋里的人都是谁,也不顾得看屋子是什么样。他的脸肿得发涨,闭着眼,两腿伸直,背倚着墙,等死。他只求快快的死,没心去看屋子的同伴。
第三天还没事。他生了气。他开始明白:一个亡了国的人连求死都不可得。敌人愿费一个枪弹,才费一个枪弹;否则他们会教你活活的腐烂在那里。他睁开了眼。屋子很小,什么也没有,只在一面墙上有个小窗,透进一点很亮的光。窗栏是几根铁条。屋子当中躺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大概就是他曾摔在他身上的那个人。这个人的脸上满是凝定了的血条,像一道道的爆了皮的油漆;他蜷着腿,而伸着两臂,脸朝天仰卧,闭着眼。在他的对面,坐着一对青年男女,紧紧的挤在一块儿;男的不很俊秀,女的可是长得很好看;男的扬着头看顶棚,好久也不动一动;女的一手抓着男的臂,一手按着自己的膝盖,眼睛——很美的一对眼睛——一劲儿眨巴,像受了最大的惊恐似的。看见他们,他忘了自己求死的决心。他张开口,想和他们说话。可是,口张开而忘了话,他感到一阵迷乱。他的脑后抽着疼。他闭上眼定了定神。再睁开眼,他的唇会动了。低声而真挚的,他问那两个青年:
“你们是为了什么呢?”
男青年吓了一跳似的,把眼从顶棚上收回。女的开始用她的秀美的眼向四面找,倒好像找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
“我们——”男的拍了女的一下。女的把身子更靠紧他一些。
“你们找打!别说话!”躺着的人说。他从牙缝里放出点再也拦不住的哀叫。“哎哟!他们吊了我三个钟头,腕子断了!断了!”
用最低的声音,他问明白:那个中年人不晓得自己犯了什么罪,只是因为他的相貌长得很像另一个人。日本人没有捉住那另一个人,而捉住了他,教他替另一个人承当罪名;他不肯,日本人吊了他三点钟,把手腕吊断。
那对青年也不晓得犯了什么罪,而被日本人从电车上把他们捉下来。他们是同学,也是爱人。他们还没受过审,所以更害怕;他们知道受审必定受刑。
当天晚上,门开了,进来一个敌兵,拿着手电筒。用电筒一扫,他把那位姑娘一把拉起来。她尖叫了一声。男学生猛的立起来,被敌兵一拳打歪,窝在墙角上。敌兵往外扯她。她挣扎。又进来一个敌兵。将她抱了走。
青年往外追,门关在他的脸上。倚着门,他呆呆的立着。
远远的,女人锐尖的啼叫,像针尖似的刺进来,好似带着一点亮光。
女人不叫了。青年低声的哭起来。
快到天亮,铁栏上像蛛网颤动似的有了些光儿。看着小窗,他心中发噤,晓风很凉。忽然,门开了,像扔进一条死狗似的,那个姑娘被扔了进来。
小窗上一阵发红,光颤抖着透进来。
女的光着下身,上身只穿着一件贴身的小白坎肩。她已不会动。血道子已干在她的大腿上。
男青年脱下自己的褂子,给她盖上了腿,而后,低声的叫:“翠英!翠英!”她不动,不出声。他拉起她的一只手——已经冰凉!他把嘴堵在她的耳朵上叫:“翠英!翠英!”她不动。
男青年不再叫,也不再动她。把手插在裤袋里,他向小窗呆立着。太阳已经上来,小窗上的铁栏都发着光——新近才安上的。男青年一动不动的站着,仰着点头,看那三四根发亮的铁条。他足足的这么立了半个多钟头。忽然的他往起一蹿,手扒住窗沿,头要往铁条上撞。他的头没能够到铁条。他极失望的跳下来。
他——钱先生——呆呆的看着,猜不透青年是要逃跑,还是想自杀。
青年转过身来,看着姑娘的身体。看着看着,热泪一串串的落下来。一边流泪,他一边往后退;退到了相当的距离,他又要往前蹿,大概是要把头碰在墙上。
“干什么?”他——钱老人——喝了一句。
青年愣住了。
“她死,你也死吗?谁报仇?年轻的人,长点骨头!报仇!报仇!”
青年又把手插到裤袋中去愣着。愣了半天,他向死尸点了点头。而后,他轻轻的,温柔的,把她抱起来,对着她的耳朵低声的说了几句话。把她放在墙角,他向钱先生又点了点头,仿佛是接受了老人的劝告。
这时候,门开开,一个敌兵同着一个大概是医生的走进来。医生看了看死尸,掏出张印有表格的纸单来,教青年签字。“传染病!”医生用中国话说,“你签字!”他递给青年一支头号的派克笔。青年咬上了嘴唇,不肯接那支笔。钱先生嗽了一声,送过一个眼神。青年签了字。
医生把纸单很小心的放在袋中,又去看那个一夜也没出一声的中年人。医生很客气的对敌兵说:“消毒!”敌兵把还没有死的中年人拖了出去。
屋中剩下医生和两个活人,医生仿佛不知怎么办好了;搓着手,他吸了两口气;然后深深的一鞠躬,走出去,把门倒锁好。
青年全身都颤起来,腿一软,他蹲在了地上。
“这是传染病!”老人低声的说。“日本人就是病菌!你要不受传染,设法出去;最没出息的才想自杀!”
门又开了,一个日本兵拿来姑娘的衣服,扔给青年。“你,她,走!”
青年把衣服扔在地上,像条饥狼扑食似的立起来。钱先生又咳嗽了一声,说了声“走!”
青年无可如何的把衣服给死尸穿上,抱起她来。
敌兵说了话:“外边有车!对别人说,杀头的!杀头的!”
青年抱着死尸,立在钱先生旁边,仿佛要说点什么。
老人把头低了下去。
青年慢慢的走出去。
二十四
剩下他一个人,他忽然觉得屋子非常的大了,空洞得甚至于有点可怕。
不管那个青年是干什么去,反正他已给了他最好的劝告。假若他的劝告被接受,那个青年就必定会像仲石那样去对付敌人。
他的心平了下去。他不再为敌人的残暴而动怒。这不是讲理的时候,而是看谁杀得过谁的时候了。他忘记了他的诗,画,酒,花草,和他的身体,而只觉得他是那一口气。他甚至于觉得那间小屋很美丽。它是他自己的,也是许多人的,监牢,而也是个人的命运与国运的联系点。看着脚上的镣,摸着脸上的伤,他笑了。他决定吞食给他送来的饭团,好用它所给的一点养分去抵抗无情的鞭打。
隔了有五六天,晚上,他被传去受审。审问的地方是在楼上。很大的一间屋子,像是课堂。屋里的灯光原来很暗,可是他刚刚进了屋门,极强的灯光忽然由对面射来,使他瞎了一会儿。他被拉到审判官的公案前,才又睁开眼;一眼就看见三个发着光的绿脸。
中间坐的那个绿小鬼向左右微一点头,大概是暗示:“这是个厉害家伙!”他开始问,用生硬的中国语问:
“你的是什么?”
他脱口而出的要说:“我是个中国人!”可是,他控制住自己。他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不便因快意一时而招致皮骨的损伤。同时,他可也想不起别的,合适的答话。
“你的是什么?”小鬼又问了一次。紧跟着,他说明了自己的意思:“你,共产党?”
他摇了摇头。他很想俏皮的反问:“抗战的南京政府并不是共产党的!”可是,他又控制住了自己。
左边的绿脸出了声:“八月一号,你的在哪里?”
“在家里!”
“在家作什么?”
想了想:“不记得了!”
左边的绿脸向右边的两张绿脸递过眼神:“这家伙厉害!”
右边的绿脸把脖子伸出去,像一条蛇似的口里嘶嘶的响:“你!你要大大的打!”紧跟着,他收回脖子来,把右手一扬。
他——钱老人——身后来了一阵风,皮鞭像烧红的铁条似的打在背上,他往前一栽,把头碰在桌子上。他不能再控制自己,他像怒了的虎似的大吼了一声。他的手按在桌子上:“打!打!我没的说!”
三张绿脸都咬着牙微笑。他们享受那嗖嗖的鞭声与老人的怒吼。皮鞭像由机器管束着似的,均匀的,不间断的,老那么准确有力的抽打。慢慢的,老人只能哼了,像一匹折了腿的马那样往外吐气,眼珠子努出多高。又挨了几鞭,他一阵恶心,昏了过去。
醒过来,他仍旧是在那间小屋里。他口渴,可是没有水喝。他的背上的血已全定住,可是每一动弹,就好像有人撕扯那一条条的伤痕似的。每一发昏,他就觉得他的生命像一些蒸气似的往外发散。可是,他不肯就这样释放了自己。他宁愿忍受苦痛,而紧紧的抓住生命。他须活下去,活下去!
小屋里又来了三个犯人,全是三四十岁的男人。由他们的惊恐的神色,他晓得他们也都没有罪过;真正作了错事的人会很沉静的等待判决。他不愿问他们什么,而只低声的嘱咐他们:“你们要挺刑!你们认罪也死,不认罪也死,何苦多饶一面呢?用不着害怕,国亡了,你们应当受罪!挺着点,万一能挺过去,你们好知道报仇!”
三天,没有他的东西吃。三天,那三个新来的人轮流着受刑,好像是打给他看。饥饿,疼痛,与眼前的血肉横飞,使他闭上眼,不出一声。他不愿死,但是死亡既来到,他也不便躲开。他看清:不管日本人要干什么,反正他自己应当坚定;日本人说他有罪,他便是有罪,他须破着血肉去接取毒刑,日本人教他投降,他便是无罪,他破出生命保全自己的气节。
这样想清楚,虽然满身都是污垢和伤痕,他却觉得通体透明,像一块大的水晶。
日本人可是并不因为他是块水晶而停止施刑;即使他是金刚钻,他们也要设法把他磨碎。
他挺着,挺着,不哼一声。到忍受不了的时候,他喊:“打!打!我没的说!”他咬着牙,可是牙被敲掉。他晕死过去,他们用凉水喷他,使他再活过来。他们灌他凉水,整桶的灌,而后再教他吐出来。他们用杠子轧他的腿,用火绒炙他的头。他忍着挺受。他的日子过得很慢,当他清醒的时候;他的日子过得很快,当他昏迷过去的工夫。他决定不屈服,他把生命像一口唾液似的,在要啐出去的时节,又吞咽下去。
他的同屋的人,随来随走,他不记得一共有过多少人。他们走,是被释放了,还是被杀害了,他也无从知道。有时候,他昏迷过去好大半天;再睁眼,屋中已经又换了人。看着他的血肉模糊的样子,他们好像都不敢和他交谈。他可是只要还有一点力气,便鼓舞他们,教他们记住仇恨和准备报仇。这,好似成了他还须生活下去的唯一的目的与使命。他已完全忘了自己,而只知道他是一个声音;只要有一口气,他就放出那个声音——不是哀号与求怜,而是教大家都挺起脊骨,竖起眉毛来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