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发生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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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关的日子总是很忙碌，11月下旬，我被公司派去上海出差将近一个月，吕昊忙着单位在外地的施工现场做阶段验收，工程年关结算，蜻蜓点水一样回家。刘康泰又上了一个等级，在周边省市各大高校交流奔波，他主导研究的一个课题收到学校和行业的高度重视，因为有非常好的民生应用前景，某家号称“得屌丝者得天下”得新兴互联网企业又加大了对他课题的投入，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田钺碰上了危机，10月底活动那次紧急离开，去市区捞酒驾的副院长，因为公安系统年底严打酒驾活动，他没有成功，就此得罪了这位和他一样以小镇做题家出生的技术主管领导，被针对的很惨，甚至直接在院办公会议上，当着全体中高层干部的面直斥他工作不得力，不合格。我从白玫口中知道情况后，打电话给田钺问清了缘由，表示可以找张挺帮他说说，被田钺坚决的拒绝和阻止。
“原哥，我想过了，我觉得应该听你的建议，我去做乡村振兴联络办公室的活。我是农村出来的，再回归农村的建设也没啥不好。像你上次说的，先远离这个乱糟糟的圈子再说。”于是，光杆司令的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田钺去了对口乡村做考察，到12月底才能回来。
我们都出差的时候，只有春风得意的刘康泰能约约女生们了。虽然时间有点短，但是那一身健美的肌肉和力度，依然还是赢得了女生们的青睐，就连最保守的白玫也试探着问我能不能接受他的邀约……当然我没意见。
上海的出差非常忙碌，又因为项目里美国团队里印度人作妖，一再的延期和卡壳，最后连美国人都意识到再这么给唧唧歪歪印度人搞下去要歇菜了，痛下杀手踢走了印度人，终于让项目顺利的推进到了既定节点，我也可以回家了，这时已然是圣诞节前了。
回到家后，从白玫的口中得知，张挺喊停了国内中南方向的出差，吕昊最后一站恩施路上就被叫回来了。说是武汉方向有疑似传染病。果然没多久，微博上就铺天盖地出现了华南海鲜市场不明呼吸道疾病的大量信息。他是湖北黄石人，早就给父母在武汉买了房子，武汉的不明呼吸道疾病自然引起了他的关注，但是能直接喊停年底如火如荼的出差工作，这眼光和魄力让我自叹不如。打电话和他聊了一阵，他非常严肃的告诉我，通过他在武汉那些当医生的发小和一些渠道关系掌握的信息，感觉这种病应该威力不弱，可能仅次于非典，让我最近也别到处跑了，静观其变。
“你父母在武汉，你今年还回去么？”我好奇的问他“……”张挺沉默了好一阵，“回吧，高颖不能生，一直对老两口很愧疚，每年就这么一次，怎么都要回去陪陪他们，生怕他们有意见。我们还提前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那你们要多注意啊。”我有点担心，想了想，“赶紧买口罩，京东上，3M或者霍尼韦尔的N95口罩多买点。”
“啊，对对，我都忘记这茬了。不说了，你也赶紧买点，这病如果人传人就麻烦了。”张挺急匆匆挂掉了电话。
我看看白玫，“张挺没孩子？”
白玫摇摇头，“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对了，京东上赶紧买口罩，多少个？”
“先买100个吧。”我想了想，反正没多少钱，屯点没关系。
“不，买300个，父母那边也各送100个过去”然后我在微信群里发消息，让其他三家也赶紧囤口罩。
“原哥，你是不是太敏感了啊，有那么严重么？”吕昊颇有点不以为然。
“有备无患。再说口罩不值钱，需要的时候能保命，记得给你们父母也买点。”我的坚持让吕昊也重视了起来，他和苏倩还帮田钺和薛绮雯找了儿童口罩，可惜没有N95的，只能用一般的儿童口罩外套医用一次性口罩方式了。
因为突然紧张的不明疾病，我们这虽然没有受到波及，但大家还是绷上了一根弦。所有非必要的社交活动都减了，自然我们小团体的活动也停下了。各种渠道各种消息纷至沓来，似乎情况越发的糟糕。忐忑中，迎来了2020年。又过了一周，张挺和高颖还是回去了武汉，他们传回来武汉的情况更是让人揪心，医院人满为患，医护已经穿上了全身防护服。虽然还没到非典那种程度，但我觉得至少也进入了当年H7N9禽流感时的状态。
2020年1月15日，一位医护人员被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这个是人传人的标志性事件。
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说新型肺炎“人传人。”
2020年1月23日，腊月29，武汉封城。
这段时间和张挺电话，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感谢我提醒他囤口罩，因为不放心，在回武汉前又买了200个霍尼韦尔，他随身带着500个N95口罩回了武汉，，安心了很多。
疫情的发展超乎想象，也从武汉迅速的扩散。原本热闹的农历春节突然就被阴影笼罩，所有人的生活瞬间被按下了暂停，一切静默了下来，只剩下对疫情防控的关注。张挺父母所在的小区，先是街道工作人员因为有感染和密接，人手不足。接下来又是居委会大爷大妈好几个感染，并且出现了死亡案例。最基层的组织一下就被破坏了，缺少了基层组织的有效管理，1000多户的小区，疫情防控顿时陷入了混乱，物资到了没法及时发放分配，慢性病人没法出门去就诊，整个小区乱做一团，封闭中的居民火气也大，街道和居委会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甚至被殴打。
张挺这时候挺身而出，带着200个霍尼韦尔做投名状，辗转找到区组织部们，自告奋勇当本小区对口街道的补充工作人员。焦头烂额的区委立即同意了他的要求，区委书记在自己被感染送去方舱前，又临机授予了张挺所在小区的全权组织权利，让张挺完全负责他那个小区的抗疫组织和其他工作。
6个人，除了张挺自己，另外3男2女5个年轻党员也自告奋勇站出来协助张挺组织小区抗疫。高颖本来也要参加，无奈张挺父母年迈，入冬后身体多病，实在需要人照顾而作罢。化研院也组织职工积极的向武汉，向张挺那边捐赠防疫物资，田钺找到关系，化研院从浙江采购了一批口罩，防护服和口罩，又找到送货单位设法发给了张挺。
时间线走到了2月，张挺每天除了累还是累，但是他的工作没有白费，越来越多的党员和群众被他一个外地人打动，克服了恐惧，安抚好家庭也投入了工作，党员加上志愿者，一个小区有了快100人积极参与抗疫工作，情况立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们小区从2月中开始，再没出现过阳性病例，居民需要的日常供应，慢性病人看病治疗都在有条不紊的组织下没中断过，甚至张挺还能抽调一些人去支援隔壁小区的工作。
情况好转，张挺电话里都轻松了很多，还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了一张工作照。捂得严严实实的防护服根本就看不出是谁，只有两边胸口用记号笔写着“张挺-党员”四个字，他站在一面党旗下比V。
作为一个普通群众，我当然没放过对形式主义的批判，电话里就嘲笑他竖个党旗毫无意义，镰刀斧头又不能驱散病毒。
“你错了！”张挺反驳我，“有党旗，就是告诉群众我们在哪，有困难要找谁。别人怕的，我们不怕；别人不敢的，我们去冲。有这面旗帜，就是一个指引，就是一个方向。”他说的慷慨激昂，我半信半疑。旋即他又感慨起基层党组织现在战斗力的涣散。
“社区和居委会几乎失能的时候，居然没想到去组织本街道本小区的党员，没想到成立临时抗疫党小组，他们焦头烂额，群众更是怨声载道。基层不充分动员，怎么可能做好工作？！”我脑海里至此被张挺深深的打上了基层动员的烙印，任何大灾难前，没有充分的基层动员，没有有效的基层组织，只靠上层，只靠有限的工作人员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和张挺开玩笑：“你可千万小心，别让病毒给坑了，武汉毕竟是你客场。”
“你啊，又错喽。现在这里就是我的主场！我们小区1328套房，春节在小区有1109户，一共3417人。他们都是托付性命给我的人。”张挺如数家珍，这三千多人现在就是他的全部了。
我为张挺感到高兴，白玫在边上听的更是热泪盈眶，激动的喊“院长好样的，真厉害！”
“小白，怎么样，考虑考虑加入党组织啊？”张挺还不忘发展和壮大组织，只是话没说完，高颖就在喊他，说有志愿者找来了，让他赶紧结束通话去办事。
2天后，张挺告诉我，他也感染了，大概率是支援隔壁小区方舱转运时有过意外暴露导致。当时那边小区没组织好，居民不配合导致现场混乱不堪，为了向居民喊话解释和有效组织转运，他进到人群中进行解释工作，但九头鸟的湖北人岂是能轻易安抚的，就在解释工作中，他在推搡中被人弄破了防护服，甚至挨了拳头，被人扯下了防护服的帽子，但他最终好歹是控制了局面，耽误了近4个小时，成功的组织了转运。尽管感染了，张挺依然得意的告诉我，他又在方舱里配合医护建立了基层临时组织，带领党员们和招募到的人，头一件事就是打扫厕所，维护厕所卫生，解决了这个方舱一直以来粪水横流无法下脚的老大难问题。我戏谑的问他有没有把党旗插在厕所门口，被他凶狠的回了一个“滚”字挂了电话。
又是2天后，高颖的电话，她是哭着告诉我张挺转了重症，被转到人民医院东院了。我赶紧让白玫找她们院长电话，让高颖事后打电话给院长报备，有任何困难，化研院都应该负责。结束了和高颖的通话，我又微信上和田钺，吕昊开电话会议，让田钺告诉他的办公室主任，好往工信厅层层上报，张挺是工信厅直管的处级干部。
放下电话，脑子里突然想到什么，立即去书房翻名片盒，终于翻出了那张名片。18年中，我手上一个健康监测项目是和武大合作的，当时的医疗顾问就是省人民医院（武大附属人民医院）东院的一位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年纪和我相仿。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拨了过去，花了点时间才让对方想起我这个出差去了几次的项目品质经理。拐弯抹角问了抗疫，最后绕到了张挺身上。对方一听，直接在电话里埋怨我：“你绕那么大个圈子，就是为了打听他病情，怎么不直接问呢。我告诉你，他现在是我们院区的重点病人。他小区那个区委，甚至武汉市委都过问了，他是外地来武汉主动承担责任组织抗疫的，是英雄，你尽管放心，我们全力救治。”
放下电话，扭头看到了白玫，她端着茶杯的手不停的颤抖，嘴里喃喃自语：“不会有事吧，不会有事吧，他那么好一个人，怎么就重症了？”我从她手里拿下杯子放到桌上，抱着她，轻轻搓着她的肩膀。
春节假期延了又延，我们已经过的不知道是几号，也不知道是星期几了。下午我在房间里刷着微博绕圈活动身体，突然跳出了那位武汉医生的短信，是的，短信——算上短信报文的头尾收发件人号码在内，这连10K字节都不到的短信在我手机屏幕上只有短短三个字：对不起。我只感觉眼前一黑，全身无力，手机从手里滑落，重重的砸在地板上发出“砰”的巨响，我也无力的瘫坐在地上。白玫听到动静，从房里出来：“这么大人了还这么不小心，手机都抓不住，吓死人了。”
我抬起头，眼前只有晶莹的一片，已经看不清白玫了，只是无力的告诉她：“张挺走了…”
临近年关的日子总是很忙碌，11月下旬，我被公司派去上海出差将近一个月，吕昊忙着单位在外地的施工现场做阶段验收，工程年关结算，蜻蜓点水一样回家。刘康泰又上了一个等级，在周边省市各大高校交流奔波，他主导研究的一个课题收到学校和行业的高度重视，因为有非常好的民生应用前景，某家号称“得屌丝者得天下”得新兴互联网企业又加大了对他课题的投入，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田钺碰上了危机，10月底活动那次紧急离开，去市区捞酒驾的副院长，因为公安系统年底严打酒驾活动，他没有成功，就此得罪了这位和他一样以小镇做题家出生的技术主管领导，被针对的很惨，甚至直接在院办公会议上，当着全体中高层干部的面直斥他工作不得力，不合格。我从白玫口中知道情况后，打电话给田钺问清了缘由，表示可以找张挺帮他说说，被田钺坚决的拒绝和阻止。
“原哥，我想过了，我觉得应该听你的建议，我去做乡村振兴联络办公室的活。我是农村出来的，再回归农村的建设也没啥不好。像你上次说的，先远离这个乱糟糟的圈子再说。”于是，光杆司令的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田钺去了对口乡村做考察，到12月底才能回来。
我们都出差的时候，只有春风得意的刘康泰能约约女生们了。虽然时间有点短，但是那一身健美的肌肉和力度，依然还是赢得了女生们的青睐，就连最保守的白玫也试探着问我能不能接受他的邀约……当然我没意见。
上海的出差非常忙碌，又因为项目里美国团队里印度人作妖，一再的延期和卡壳，最后连美国人都意识到再这么给唧唧歪歪印度人搞下去要歇菜了，痛下杀手踢走了印度人，终于让项目顺利的推进到了既定节点，我也可以回家了，这时已然是圣诞节前了。
回到家后，从白玫的口中得知，张挺喊停了国内中南方向的出差，吕昊最后一站恩施路上就被叫回来了。说是武汉方向有疑似传染病。果然没多久，微博上就铺天盖地出现了华南海鲜市场不明呼吸道疾病的大量信息。他是湖北黄石人，早就给父母在武汉买了房子，武汉的不明呼吸道疾病自然引起了他的关注，但是能直接喊停年底如火如荼的出差工作，这眼光和魄力让我自叹不如。打电话和他聊了一阵，他非常严肃的告诉我，通过他在武汉那些当医生的发小和一些渠道关系掌握的信息，感觉这种病应该威力不弱，可能仅次于非典，让我最近也别到处跑了，静观其变。
“你父母在武汉，你今年还回去么？”我好奇的问他“……”张挺沉默了好一阵，“回吧，高颖不能生，一直对老两口很愧疚，每年就这么一次，怎么都要回去陪陪他们，生怕他们有意见。我们还提前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那你们要多注意啊。”我有点担心，想了想，“赶紧买口罩，京东上，3M或者霍尼韦尔的N95口罩多买点。”
“啊，对对，我都忘记这茬了。不说了，你也赶紧买点，这病如果人传人就麻烦了。”张挺急匆匆挂掉了电话。
我看看白玫，“张挺没孩子？”
白玫摇摇头，“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对了，京东上赶紧买口罩，多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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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哥，你是不是太敏感了啊，有那么严重么？”吕昊颇有点不以为然。
“有备无患。再说口罩不值钱，需要的时候能保命，记得给你们父母也买点。”我的坚持让吕昊也重视了起来，他和苏倩还帮田钺和薛绮雯找了儿童口罩，可惜没有N95的，只能用一般的儿童口罩外套医用一次性口罩方式了。
因为突然紧张的不明疾病，我们这虽然没有受到波及，但大家还是绷上了一根弦。所有非必要的社交活动都减了，自然我们小团体的活动也停下了。各种渠道各种消息纷至沓来，似乎情况越发的糟糕。忐忑中，迎来了2020年。又过了一周，张挺和高颖还是回去了武汉，他们传回来武汉的情况更是让人揪心，医院人满为患，医护已经穿上了全身防护服。虽然还没到非典那种程度，但我觉得至少也进入了当年H7N9禽流感时的状态。
2020年1月15日，一位医护人员被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这个是人传人的标志性事件。
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说新型肺炎“人传人。”
2020年1月23日，腊月29，武汉封城。
这段时间和张挺电话，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感谢我提醒他囤口罩，因为不放心，在回武汉前又买了200个霍尼韦尔，他随身带着500个N95口罩回了武汉，，安心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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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人，除了张挺自己，另外3男2女5个年轻党员也自告奋勇站出来协助张挺组织小区抗疫。高颖本来也要参加，无奈张挺父母年迈，入冬后身体多病，实在需要人照顾而作罢。化研院也组织职工积极的向武汉，向张挺那边捐赠防疫物资，田钺找到关系，化研院从浙江采购了一批口罩，防护服和口罩，又找到送货单位设法发给了张挺。
时间线走到了2月，张挺每天除了累还是累，但是他的工作没有白费，越来越多的党员和群众被他一个外地人打动，克服了恐惧，安抚好家庭也投入了工作，党员加上志愿者，一个小区有了快100人积极参与抗疫工作，情况立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们小区从2月中开始，再没出现过阳性病例，居民需要的日常供应，慢性病人看病治疗都在有条不紊的组织下没中断过，甚至张挺还能抽调一些人去支援隔壁小区的工作。
情况好转，张挺电话里都轻松了很多，还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了一张工作照。捂得严严实实的防护服根本就看不出是谁，只有两边胸口用记号笔写着“张挺-党员”四个字，他站在一面党旗下比V。
作为一个普通群众，我当然没放过对形式主义的批判，电话里就嘲笑他竖个党旗毫无意义，镰刀斧头又不能驱散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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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和居委会几乎失能的时候，居然没想到去组织本街道本小区的党员，没想到成立临时抗疫党小组，他们焦头烂额，群众更是怨声载道。基层不充分动员，怎么可能做好工作？！”我脑海里至此被张挺深深的打上了基层动员的烙印，任何大灾难前，没有充分的基层动员，没有有效的基层组织，只靠上层，只靠有限的工作人员是不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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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电话，脑子里突然想到什么，立即去书房翻名片盒，终于翻出了那张名片。18年中，我手上一个健康监测项目是和武大合作的，当时的医疗顾问就是省人民医院（武大附属人民医院）东院的一位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年纪和我相仿。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拨了过去，花了点时间才让对方想起我这个出差去了几次的项目品质经理。拐弯抹角问了抗疫，最后绕到了张挺身上。对方一听，直接在电话里埋怨我：“你绕那么大个圈子，就是为了打听他病情，怎么不直接问呢。我告诉你，他现在是我们院区的重点病人。他小区那个区委，甚至武汉市委都过问了，他是外地来武汉主动承担责任组织抗疫的，是英雄，你尽管放心，我们全力救治。”
放下电话，扭头看到了白玫，她端着茶杯的手不停的颤抖，嘴里喃喃自语：“不会有事吧，不会有事吧，他那么好一个人，怎么就重症了？”我从她手里拿下杯子放到桌上，抱着她，轻轻搓着她的肩膀。
春节假期延了又延，我们已经过的不知道是几号，也不知道是星期几了。下午我在房间里刷着微博绕圈活动身体，突然跳出了那位武汉医生的短信，是的，短信——算上短信报文的头尾收发件人号码在内，这连10K字节都不到的短信在我手机屏幕上只有短短三个字：对不起。我只感觉眼前一黑，全身无力，手机从手里滑落，重重的砸在地板上发出“砰”的巨响，我也无力的瘫坐在地上。白玫听到动静，从房里出来：“这么大人了还这么不小心，手机都抓不住，吓死人了。”
我抬起头，眼前只有晶莹的一片，已经看不清白玫了，只是无力的告诉她：“张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