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第二十二章 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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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主要分叙事性散文，抒情散文和哲理散文。
殷商时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这部书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炼，富于形象。
《国语》是国别史，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各国（BC990——BC353）之事，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
《战国策》作者不可考，现版本为西汉刘向辑成。同《国语》一样，也是分国记事，记载了西、东周及秦、齐、楚、赵等诸国之事，内容是谋臣策士的种种活动及辞说。《战国策》文章的特点是长于说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极为生动。
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的历史文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家和古文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之交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学术流派纷纷著书立说，争论不休，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代表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家的著作，促进了说理散文的发展。这些思想家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记载他们言论的书流传到现在的有《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
《论语》和《孟子》是儒家诠释“仁”的著作。《论语》是记录孔丘及其弟子言行的，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孟子》是记载孟轲言论的。孟轲长于辩论，因此书中语言明快，富于鼓动性。
《墨子》代表墨翟“喜爱”的主张，语言朴素，说理明确，逻辑性很强，《兼爱》、《非攻》等篇极有代表性。
《庄子》代表道家庄周“无为而治”的主张。庄子散文在诸子中独具魅力。这表现在作者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善用民间寓言，长于譬喻，使文章富于文学趣味。
《韩非子》代表法家“因时制宜”的主张。韩非散文结构严谨，锋芒锐利，说理深刻。
《荀子》代表荀况的学说，现有32篇，多长篇。荀子散文特点：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整练、词汇丰富。
《吕氏春秋》是秦丞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创作。它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兼有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书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事。它是一种系统化的、集合许多单篇的说理文，层层深入，最见条理。和诸子散文一样，它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因而文章富于形象性。
先秦诸子的说理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汉初，政论散文有所发展。贾谊（西元前200——前168）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过秦论》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语言富于形象性。
除贾谊外，汉初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大多或论秦之得失，或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其中以晁错和邹阳成就较高。晁错以主张募民备塞的《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两篇散文最为著名。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王朝迫切需求总结古代文化，给予大一统的统治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司马迁的《史记》应运而生。它的出现将先秦历史散文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汉书》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汉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赋”。赋的名称始于战国赵人荀卿的《赋篇》，到后代形成了特定的体制。讲究文采、韵节，兼具诗歌和散文的双重性质。接近散文的称“文赋”，接近于骈文的称“骈赋”。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司马相如（前118--前179）的《子虚》、《上林》，西汉末年杨雄（公元前53--18）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班固的《两都赋》，东汉张衡（78——139）的《二京赋》，都是汉赋的名篇。
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散文衰落。但在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衡之的《洛阳伽蓝记》等学术著作中仍有一些质朴的叙事、抒情、写景的优美文字。
唐朝韩愈大力反对浮华的骈俪文，提倡作古文，一时从者甚众，后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创作业绩大增，影响更大，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文学史上称其为古文运动。以韩柳为首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
中唐以后，古文运动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欧阳修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此后的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等人都在古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后人将他们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北宋的历史文学家司马光编有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它除具有史学价值外，还非常具有文学价值。
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诸位大家影响下，产生了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古文运动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实用，南宋时大量出现的笔记杂文便是一个明证。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尘录》是笔记杂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1130--1200)的古文长于说理，造诣非浅。
明初的宋濂(1310--1381)是“开国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传记文很有现实意义，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明中叶以后，针对程朱理学、八股文的束缚，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发起“复古运动”，倡导文必秦汉。他们在对扫荡八股文风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走上了盲目模拟古人的路子。后来的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复古运动，也再一次重复了他们的错误。
归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进而是万历年间的公安派也加入猛烈抨击拟古主义的队伍。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时称“三袁”，袁宏道(1568--1610)最为著名。他们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因此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袁宏道更出于作家的主观要求提出了“性灵说”。公安派的散文创作特点是：冲破传统古文的陈规旧律，自然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
与公安派存在的同时还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也主张独抒性灵。
公安派与竟陵派革新的直接产物是晚明大量出现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张岱(1597--?)是小品散文作者中比较有成就的一位。他的小品散文题材较广，山水名胜、风俗世情、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等都可以入他的文。他的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广览简取，《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
明末清初，晚节不保的侯方域(1618--1654)的散文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代表作有《李姬传》、《马伶传》、《任源邃传》等。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流派，主要作家方苞、刘大槐斗、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而得名。方苞(1668--1749)继承归有光的传统，提出“义法”主张，并使之成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桐城派古文作品选材用语只重阐明立意，而不期堆砌材料，因而文章一般简洁自然，但缺乏生气，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与桐城派对立存在的是提倡“骈文”的复社作家，汪中(1744--1794)是其中成就最大者。
清初有不少成绩突出的散文家，如王猷定、魏禧。王猷定(1599--约1661)的传奇性散文以小说传奇体打破了传统古文写法，代表作有《李一足传》、《汤琵琶记》、《义虎记》等。魏禧(1624--1680)以人物传记最为突出，代表作是《大铁椎传》。
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为清末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学术上改良派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散文无视传统古文的程式，直抒己见，畅所欲言，是政治斗争的有效工具。梁启超的新体散文更是对一切传统古文的猛烈冲击，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他的《少年中国说》即是这样一篇典型作品。
伴随着对封建主义文学和文言文的批判，最早的一批现代新文学作品诞生了，议论性散文便是其中之一，它是现代散文的源头。
新文学诞生的初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议论散文影响最大的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他们的作品以随感录为主要形式，内容包罗广泛，重点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上。鲁迅是写作议论散文成就最高的作家。
诞生期的议论性散文担任了反封建的先锋，它所议论的对象紧贴生活，具体而且细微；它的形式自由，可长可短；它的语言可刚烈悲壮，也可幽默讽喻。议论散文之后，记叙性散文、小品文也相继问世，现代散文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发展期的散文风格各异、样式不一，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就形式而言，有记叙、写景、抒怀、言志、评述；风格上形成了鲁迅的峻冷峭拔，周作人的平和冲淡、朱自清、冰心等的清新雅致，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豪迈挥洒，叶圣陶、许地山的朴素平直，徐志摩的浓艳绚丽等。
语丝社周作人是小品文的开拓者之一，代表作《故乡的野菜》、《乌篷船》、《菱角》、《夏之梦》等多以小题材为描述对象，笔调从容、闲逸，于趣味性、知识性中潜移默化地培育着对生活的热爱。他的议论性散文在当时也占有重要地位。与周作人艺术风格相近的是同为语丝社的林语堂。他的代表作《翦拂集》着力讽刺时弊，批判传统的中庸哲学，强调与旧世界的斗争。俞平伯的《杂拌儿》、《燕知草》等集子也带有与周作人类似的雅致，但同时又多了些晦涩的味道。
郭沫若与郁达夫同属奔放潇洒一派。郭沫若的散文诗集《小品六章》文笔精美，语言雕饰，设景味道深长；郁达夫的游记散文中《屐痕处处》和《钓台的春昼》是代表他风格的作品，尤其是后一篇，写出了富春江秀丽的景色，于凭古怀悼之间，抒发了对现实的愤懑之情。
何其芳的抒情散文在30年代别有风姿，被称为“诗人的散文”。做为现代派诗人，他将现代派的一些方法渗入散文创作，以达抒写情感之目的，代表作为《画梦录》。何其芳散文的语言同他的诗一样，精雕细琢，有很强的可感性。
记叙性散文中，李广田(1906--1968)记人的篇章很有代表性。他笔下的人物描写没有故事情节，只截取一些生活片断，加以抒情的寥寥几笔，以达传神之效。
抗战爆发，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发出时代的最强音。郭沫若的《新缪司九神礼赞》、《斥反动文艺》等文成为国统区思想战线、文化战线的重要文献；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表现了一个坚强的民主战士面对手枪的英勇气概；冯雪峰的杂文侧重于人的心灵剖析，表现出较强的理论力量；聂绀弩(1900--1986)的杂文在艺术上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他善用令人兴趣盎然的古代故事巧妙抨击现实。此外，丰子恺(1898--1975)、林默涵(1909--)等许多作家也都写了大量杂文。
记叙与抒情相结合的散文在国统区成绩突出。茅盾的《白杨礼赞》、《风景谈》，巴金的《废园外》、《灯》、《龙》都是名篇，沈从文的《湘西散记》是记叙自然与人文状况的美文。
建国初期，作家和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业余作者们，运用散文自觉地高唱反映新时代、新人物、新事物、新风貌的赞歌。因为作者队伍庞大，所以反映的生活面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宽广程度。作品所呈现出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巴金的热烈凝重，冰心的细腻柔婉，靳以的热情澎湃，刘白羽的激越高亢，华山的幽默气派，风格虽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以真实纯朴的感情涂抹着新生活的绚丽色彩。
这时期散文创作一大特色是，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两项内容交相辉映。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影响较大的是：刘白羽的《朝鲜在战斗中前进》、靳以的《祖国枣我的母亲》、菡子的《和平博物馆》、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名篇有：柳青的《1955年在皇甫村》、秦兆阳的《王永淮》、沙汀的《卢家秀》、靳以的《到佛子岭去》、华山的《童话的时代》、李若冰的《在柴达木盆地》、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杨朔的《石油城》等。
形式多样也是本时期散文创作的收获之一。游记、小品、随笔和杂文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它们在新时代的作用，不少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游记有贺敬之的《重回延安枣母亲的怀抱》，方纪的《歌声与笛声》，杨朔的《香山红叶》，碧野的《天山景物记》，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茅盾的《斯德哥尔摩杂记》，峻青的《欧行书简》等；随笔有菡子的《小牛秧子》，何为的《两姊妹》；杂文有茅盾的《剥落蒙面强盗们的嘴脸》，巴人的《况钟的笔》，任晦的《“废名论”存疑》以及马铁丁的《思想杂谈》等。
散文主要分叙事性散文，抒情散文和哲理散文。
殷商时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这部书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炼，富于形象。
《国语》是国别史，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各国（BC990——BC353）之事，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
《战国策》作者不可考，现版本为西汉刘向辑成。同《国语》一样，也是分国记事，记载了西、东周及秦、齐、楚、赵等诸国之事，内容是谋臣策士的种种活动及辞说。《战国策》文章的特点是长于说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极为生动。
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的历史文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家和古文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之交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学术流派纷纷著书立说，争论不休，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代表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家的著作，促进了说理散文的发展。这些思想家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记载他们言论的书流传到现在的有《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
《论语》和《孟子》是儒家诠释“仁”的著作。《论语》是记录孔丘及其弟子言行的，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孟子》是记载孟轲言论的。孟轲长于辩论，因此书中语言明快，富于鼓动性。
《墨子》代表墨翟“喜爱”的主张，语言朴素，说理明确，逻辑性很强，《兼爱》、《非攻》等篇极有代表性。
《庄子》代表道家庄周“无为而治”的主张。庄子散文在诸子中独具魅力。这表现在作者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善用民间寓言，长于譬喻，使文章富于文学趣味。
《韩非子》代表法家“因时制宜”的主张。韩非散文结构严谨，锋芒锐利，说理深刻。
《荀子》代表荀况的学说，现有32篇，多长篇。荀子散文特点：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整练、词汇丰富。
《吕氏春秋》是秦丞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创作。它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兼有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书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事。它是一种系统化的、集合许多单篇的说理文，层层深入，最见条理。和诸子散文一样，它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因而文章富于形象性。
先秦诸子的说理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汉初，政论散文有所发展。贾谊（西元前200——前168）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过秦论》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语言富于形象性。
除贾谊外，汉初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大多或论秦之得失，或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其中以晁错和邹阳成就较高。晁错以主张募民备塞的《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两篇散文最为著名。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王朝迫切需求总结古代文化，给予大一统的统治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司马迁的《史记》应运而生。它的出现将先秦历史散文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汉书》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汉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赋”。赋的名称始于战国赵人荀卿的《赋篇》，到后代形成了特定的体制。讲究文采、韵节，兼具诗歌和散文的双重性质。接近散文的称“文赋”，接近于骈文的称“骈赋”。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司马相如（前118--前179）的《子虚》、《上林》，西汉末年杨雄（公元前53--18）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班固的《两都赋》，东汉张衡（78——139）的《二京赋》，都是汉赋的名篇。
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散文衰落。但在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衡之的《洛阳伽蓝记》等学术著作中仍有一些质朴的叙事、抒情、写景的优美文字。
唐朝韩愈大力反对浮华的骈俪文，提倡作古文，一时从者甚众，后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创作业绩大增，影响更大，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文学史上称其为古文运动。以韩柳为首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
中唐以后，古文运动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欧阳修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此后的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等人都在古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后人将他们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北宋的历史文学家司马光编有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它除具有史学价值外，还非常具有文学价值。
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诸位大家影响下，产生了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古文运动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实用，南宋时大量出现的笔记杂文便是一个明证。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尘录》是笔记杂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1130--1200)的古文长于说理，造诣非浅。
明初的宋濂(1310--1381)是“开国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传记文很有现实意义，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明中叶以后，针对程朱理学、八股文的束缚，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发起“复古运动”，倡导文必秦汉。他们在对扫荡八股文风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走上了盲目模拟古人的路子。后来的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复古运动，也再一次重复了他们的错误。
归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进而是万历年间的公安派也加入猛烈抨击拟古主义的队伍。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时称“三袁”，袁宏道(1568--1610)最为著名。他们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因此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袁宏道更出于作家的主观要求提出了“性灵说”。公安派的散文创作特点是：冲破传统古文的陈规旧律，自然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
与公安派存在的同时还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也主张独抒性灵。
公安派与竟陵派革新的直接产物是晚明大量出现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张岱(1597--?)是小品散文作者中比较有成就的一位。他的小品散文题材较广，山水名胜、风俗世情、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等都可以入他的文。他的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广览简取，《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
明末清初，晚节不保的侯方域(1618--1654)的散文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代表作有《李姬传》、《马伶传》、《任源邃传》等。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流派，主要作家方苞、刘大槐斗、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而得名。方苞(1668--1749)继承归有光的传统，提出“义法”主张，并使之成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桐城派古文作品选材用语只重阐明立意，而不期堆砌材料，因而文章一般简洁自然，但缺乏生气，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与桐城派对立存在的是提倡“骈文”的复社作家，汪中(1744--1794)是其中成就最大者。
清初有不少成绩突出的散文家，如王猷定、魏禧。王猷定(1599--约1661)的传奇性散文以小说传奇体打破了传统古文写法，代表作有《李一足传》、《汤琵琶记》、《义虎记》等。魏禧(1624--1680)以人物传记最为突出，代表作是《大铁椎传》。
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为清末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学术上改良派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散文无视传统古文的程式，直抒己见，畅所欲言，是政治斗争的有效工具。梁启超的新体散文更是对一切传统古文的猛烈冲击，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他的《少年中国说》即是这样一篇典型作品。
伴随着对封建主义文学和文言文的批判，最早的一批现代新文学作品诞生了，议论性散文便是其中之一，它是现代散文的源头。
新文学诞生的初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议论散文影响最大的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他们的作品以随感录为主要形式，内容包罗广泛，重点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上。鲁迅是写作议论散文成就最高的作家。
诞生期的议论性散文担任了反封建的先锋，它所议论的对象紧贴生活，具体而且细微；它的形式自由，可长可短；它的语言可刚烈悲壮，也可幽默讽喻。议论散文之后，记叙性散文、小品文也相继问世，现代散文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发展期的散文风格各异、样式不一，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就形式而言，有记叙、写景、抒怀、言志、评述；风格上形成了鲁迅的峻冷峭拔，周作人的平和冲淡、朱自清、冰心等的清新雅致，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豪迈挥洒，叶圣陶、许地山的朴素平直，徐志摩的浓艳绚丽等。
语丝社周作人是小品文的开拓者之一，代表作《故乡的野菜》、《乌篷船》、《菱角》、《夏之梦》等多以小题材为描述对象，笔调从容、闲逸，于趣味性、知识性中潜移默化地培育着对生活的热爱。他的议论性散文在当时也占有重要地位。与周作人艺术风格相近的是同为语丝社的林语堂。他的代表作《翦拂集》着力讽刺时弊，批判传统的中庸哲学，强调与旧世界的斗争。俞平伯的《杂拌儿》、《燕知草》等集子也带有与周作人类似的雅致，但同时又多了些晦涩的味道。
郭沫若与郁达夫同属奔放潇洒一派。郭沫若的散文诗集《小品六章》文笔精美，语言雕饰，设景味道深长；郁达夫的游记散文中《屐痕处处》和《钓台的春昼》是代表他风格的作品，尤其是后一篇，写出了富春江秀丽的景色，于凭古怀悼之间，抒发了对现实的愤懑之情。
何其芳的抒情散文在30年代别有风姿，被称为“诗人的散文”。做为现代派诗人，他将现代派的一些方法渗入散文创作，以达抒写情感之目的，代表作为《画梦录》。何其芳散文的语言同他的诗一样，精雕细琢，有很强的可感性。
记叙性散文中，李广田(1906--1968)记人的篇章很有代表性。他笔下的人物描写没有故事情节，只截取一些生活片断，加以抒情的寥寥几笔，以达传神之效。
抗战爆发，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发出时代的最强音。郭沫若的《新缪司九神礼赞》、《斥反动文艺》等文成为国统区思想战线、文化战线的重要文献；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表现了一个坚强的民主战士面对手枪的英勇气概；冯雪峰的杂文侧重于人的心灵剖析，表现出较强的理论力量；聂绀弩(1900--1986)的杂文在艺术上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他善用令人兴趣盎然的古代故事巧妙抨击现实。此外，丰子恺(1898--1975)、林默涵(1909--)等许多作家也都写了大量杂文。
记叙与抒情相结合的散文在国统区成绩突出。茅盾的《白杨礼赞》、《风景谈》，巴金的《废园外》、《灯》、《龙》都是名篇，沈从文的《湘西散记》是记叙自然与人文状况的美文。
建国初期，作家和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业余作者们，运用散文自觉地高唱反映新时代、新人物、新事物、新风貌的赞歌。因为作者队伍庞大，所以反映的生活面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宽广程度。作品所呈现出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巴金的热烈凝重，冰心的细腻柔婉，靳以的热情澎湃，刘白羽的激越高亢，华山的幽默气派，风格虽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以真实纯朴的感情涂抹着新生活的绚丽色彩。
这时期散文创作一大特色是，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两项内容交相辉映。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影响较大的是：刘白羽的《朝鲜在战斗中前进》、靳以的《祖国枣我的母亲》、菡子的《和平博物馆》、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名篇有：柳青的《1955年在皇甫村》、秦兆阳的《王永淮》、沙汀的《卢家秀》、靳以的《到佛子岭去》、华山的《童话的时代》、李若冰的《在柴达木盆地》、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杨朔的《石油城》等。
形式多样也是本时期散文创作的收获之一。游记、小品、随笔和杂文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它们在新时代的作用，不少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游记有贺敬之的《重回延安枣母亲的怀抱》，方纪的《歌声与笛声》，杨朔的《香山红叶》，碧野的《天山景物记》，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茅盾的《斯德哥尔摩杂记》，峻青的《欧行书简》等；随笔有菡子的《小牛秧子》，何为的《两姊妹》；杂文有茅盾的《剥落蒙面强盗们的嘴脸》，巴人的《况钟的笔》，任晦的《“废名论”存疑》以及马铁丁的《思想杂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