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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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自比菊之高洁，不畏秋寒，不流世俗，东篱采菊之英，以之下酒，诗文终生。故而世代相传，尊其为隐士，在传统观念中，俨然已将之上升至圣境。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仍然可以寻到功名、利禄、欲望的熄灭后残存的灰烬。陶潜之所以退隐南山之下，安于躬耕田亩，并非心性使然，实为时代之弊及个人际遇结合之必然。
公元365年，陶渊明生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取字元亮。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后有志入仕，却苦于生逢乱世，时运不济。后为贫穷所迫，先后做过州祭酒、参军、县令等小官。为官期间，目睹官场黑暗，又加晋升无门，难行其志，后无奈之下，于彭泽令任上弃官归田。由此可见，陶渊明并非“性本爱丘山”同大多才学之士一样，其政治理想和抱负仍是其思想主流，隐居田园只是政治理想破灭后不得不走的一步残棋而已。然而，正是因为其选择的道路，才使其避免了杜甫的病死客乡（一说久饥后贪食白酒牛肉腹涨而死）、李白的醉后入水探月而亡（一说病死其叔父李冰阳寓所）。陶潜之名即可看作陶渊明理想破灭后幡然醒悟，抑或说是灰心丧气的代言。
纵观历史，真名士非隐者。李白、陆游、杜甫、白居易无一不历终生而寻求出仕之机，满怀政治抱负。而正因其不辍之志，壮怀激烈，才成就其千古不败之名。而细阅其诗章，抒发壮志难酬、不仕之悲愤的诗章不在少数。生活的艰辛和理想的打击也成为其诗歌创作的灵感来源。陶渊明身居田园，却未能超脱出世，仍心系时局，并在其诗歌创作中形成独有的风格：豪放旷达的“金刚怒目式”如咏荆轲等。
陶渊明非真隐士，也未能真正跳出三界，不坠红尘。事实上，其生平更带有悲剧性质，其思想较之于李、杜，更具有颓废气息，其性情更表现为消极、懦弱、逃避。从彭泽令辞官归隐，便是壮志难酬后的一种逃避，而不是李、杜的辗转浮沉，一再追寻。然而，陶渊明踏过小桥，便找到心灵的故乡了吗？非也。自然灾害、社会动乱仍无时不刻地困扰着他，现实的黑暗、丑恶，自身经历的苦痛，以及山野乡村的凋敝，令其不能安然于菊丛之中。诗人心性使其在现实世界寻求不到出路，只能寄希望于理想境界，渴望找到一个世外桃源，来达成所愿，完整其毕生梦想：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食其力、路不拾遗、幸福安定的理想国。如果重新划定历史，可以认为，陶渊明才是最早的乌托邦的假想者。
长期以来，在对陶渊明的评价中，无非是针对其生平的一点或一面来加以带有自恋情结的发挥，因为，现时代的纷繁芜杂使人们渴望一个没有纷争的自然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便是陶渊明走上神台的现实根源。在封建社会里，陶渊明只可能是一个不成功的典型而已，而随着物化的社会越来越趋向于背离自然，陶渊明作为一个理想的存在状态，才会一步步走上前台，变得高不可攀。满世界都在炒作陶渊明的理想生活，其中心无非是“出世与入世”出世与入世，一直以来是儒道两家思想的即对立又统一的结点。儒家的价值观，以人文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强调积极进取，投身社会事业，即“入世”道家的价值观，以自然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天然的真朴之性和内心的宁静和谐，主张超越世俗，因任自然，即“出世”而陶渊明正是在入世无果的境况下，被迫出世的。因而，我试着得出一个也许会遭到强烈批判的结论：
陶渊明是一个落魄的政客，一个成功的文人，一个徒有虚名的隐士。
2004。7。12
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自比菊之高洁，不畏秋寒，不流世俗，东篱采菊之英，以之下酒，诗文终生。故而世代相传，尊其为隐士，在传统观念中，俨然已将之上升至圣境。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仍然可以寻到功名、利禄、欲望的熄灭后残存的灰烬。陶潜之所以退隐南山之下，安于躬耕田亩，并非心性使然，实为时代之弊及个人际遇结合之必然。
公元365年，陶渊明生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取字元亮。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后有志入仕，却苦于生逢乱世，时运不济。后为贫穷所迫，先后做过州祭酒、参军、县令等小官。为官期间，目睹官场黑暗，又加晋升无门，难行其志，后无奈之下，于彭泽令任上弃官归田。由此可见，陶渊明并非“性本爱丘山”同大多才学之士一样，其政治理想和抱负仍是其思想主流，隐居田园只是政治理想破灭后不得不走的一步残棋而已。然而，正是因为其选择的道路，才使其避免了杜甫的病死客乡（一说久饥后贪食白酒牛肉腹涨而死）、李白的醉后入水探月而亡（一说病死其叔父李冰阳寓所）。陶潜之名即可看作陶渊明理想破灭后幡然醒悟，抑或说是灰心丧气的代言。
纵观历史，真名士非隐者。李白、陆游、杜甫、白居易无一不历终生而寻求出仕之机，满怀政治抱负。而正因其不辍之志，壮怀激烈，才成就其千古不败之名。而细阅其诗章，抒发壮志难酬、不仕之悲愤的诗章不在少数。生活的艰辛和理想的打击也成为其诗歌创作的灵感来源。陶渊明身居田园，却未能超脱出世，仍心系时局，并在其诗歌创作中形成独有的风格：豪放旷达的“金刚怒目式”如咏荆轲等。
陶渊明非真隐士，也未能真正跳出三界，不坠红尘。事实上，其生平更带有悲剧性质，其思想较之于李、杜，更具有颓废气息，其性情更表现为消极、懦弱、逃避。从彭泽令辞官归隐，便是壮志难酬后的一种逃避，而不是李、杜的辗转浮沉，一再追寻。然而，陶渊明踏过小桥，便找到心灵的故乡了吗？非也。自然灾害、社会动乱仍无时不刻地困扰着他，现实的黑暗、丑恶，自身经历的苦痛，以及山野乡村的凋敝，令其不能安然于菊丛之中。诗人心性使其在现实世界寻求不到出路，只能寄希望于理想境界，渴望找到一个世外桃源，来达成所愿，完整其毕生梦想：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食其力、路不拾遗、幸福安定的理想国。如果重新划定历史，可以认为，陶渊明才是最早的乌托邦的假想者。
长期以来，在对陶渊明的评价中，无非是针对其生平的一点或一面来加以带有自恋情结的发挥，因为，现时代的纷繁芜杂使人们渴望一个没有纷争的自然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便是陶渊明走上神台的现实根源。在封建社会里，陶渊明只可能是一个不成功的典型而已，而随着物化的社会越来越趋向于背离自然，陶渊明作为一个理想的存在状态，才会一步步走上前台，变得高不可攀。满世界都在炒作陶渊明的理想生活，其中心无非是“出世与入世”出世与入世，一直以来是儒道两家思想的即对立又统一的结点。儒家的价值观，以人文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强调积极进取，投身社会事业，即“入世”道家的价值观，以自然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天然的真朴之性和内心的宁静和谐，主张超越世俗，因任自然，即“出世”而陶渊明正是在入世无果的境况下，被迫出世的。因而，我试着得出一个也许会遭到强烈批判的结论：
陶渊明是一个落魄的政客，一个成功的文人，一个徒有虚名的隐士。
2004。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