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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桂与陈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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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节又快来了,对于回家,这大概成了我唯一的理由。父亲去世已有五年,我一直未曾为祭奠父亲写过一言半语,我觉得父亲是一本书,而非是一篇文章。在父亲生前,我曾写过一部书名为陈荣桂与陈永贵。

    陈荣桂即是我父亲。

    此书出版后当地引起了热议,说陈荣桂怎么能给陈永贵比呢?人家陈永贵是一国总理,陈荣桂算老几呀?是的,从这点上讲,父亲确实算不上老几,我让父亲高攀了,也让陈永贵屈尊了。让“二陈”都受了委屈。(我父决不认为这是什么荣耀)大寨一些书贩子,因为陈荣桂的名字在前陈永贵在后而不敢销售。但一部分人却通过各种关系前来索书满足好奇心理。也有一大批老干部,看了此书之后,痛哭流涕,长期积怨消除了,病好了,精神爽了,说死也瞑目了。这本书真正说出了真相,给他们平反了

    也有人说陈永贵活着被人利用,死去仍被人利用,又让陈荣桂利用了一把。

    其实“利用”二字放在父亲身上纯属冤枉,父亲不知“利用”的妙处,所以他一生靠边。到了晚年也就不可能鸿蒙大开,突发“歹心”以此捞什么政治资本,来抬高自己的身份,一个与死亡对抗过的人,虚荣对他来说还很重要吗?在他心里更重要的是维护当初扛抢革命最终要抵达的目的。不过,父亲一生被冤屈所统治,这么一点小冤,伤不了他毫毛一根。如果有“利用”之嫌,那就是作者,他的女儿我了。写这部书也不是父亲的主意,父亲只相信党组织为他平反,从没有企图让人为他著书立说,他脑壳里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严格来说“二陈”一书不是传记,而是对昔阳政坛的是是非非作一表证。因为昔阳出了大寨,同时学大寨与反大寨成了两派的分水岭,父亲被打成是反大寨一派,而父亲从1957年回到昔阳,任组织部一副部长,当时陈永贵还是在县里集中培养的农业典型,而父亲第一次奉命下乡考察工作还就是到了大寨。第一次见陈永贵,陈永贵握住父亲的手说:“你是国家的功臣,没有你们打江山,就没有咱们的今天”那时昔阳干都除去办理公务,每年下乡劳动288天,当时陈永贵很欣赏父亲犁地的技术,彼此交流的很热烈。据说当时在县里开会点陈荣桂的名陈永贵应声,点陈永贵,陈荣桂应声,彼此闹了不少笑话。大家称父亲是功臣,称陈永贵是劳模,彼此感情很融洽。后来农业学大寨刚开始,南来北往的参观团涌向大寨,父亲领着参观团一天不知要爬多少次虎头山,父亲对参观团说:我叫陈荣桂,今天我领大家参观大寨

    哗——所有的目光都落在父亲身上,所有的脖子都吱吱嘎嘎扭过来:陈永贵?陈永贵亲自带我们参观?父亲就耐心解释:我叫陈荣桂,荣誉的荣,桂冠的桂。大寨陈永贵呢,是永远的永,富贵的贵。经这么一说,所有的目光都暗然失色,所有的脖子都扫兴地缩了回去。父亲始终是县政府领导班子的成员,为大寨成全国学习的榜样心存自豪,这毕竟是昔阳政坛共同的“杰作”!所以我一直纳闷父亲后来怎么就突然反了大寨,而此罪名连父亲也莫名其妙。

    如果为父写传,我认为父亲最该书写的不是建国后,而是建国前,父亲参加了“刘邓”大军,经历了抗日,解放,援朝三大战争,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将军亲自授于大尉军衔。他一生最为骄傲的是:身经百战身体没穿过一颗子弹,没留一个弹眼,他完好无损地交给了自己的亲人,并娶妻生子,他说,比起一片一片死去的战友,他足够了。所以,在此后的冤屈,仕途的起落,权力大小,地位高低,金钱多少对父亲都不起任何发酵作用。

    写此书的起源,是河南文艺出版社,我的责任编辑李恩清先生,对大寨很感兴趣,他在问起大寨的时候,我给他讲了我父与陈永贵之间的许多啼笑皆非的事,他的“商人嘴脸”立即暴露,说陈荣桂与陈永贵,一个县两个相似的名字,还有这么有意思的故事。一定是本畅销书。然后又听我说,父亲当时被打成是反“大寨黑帮之一”他就拍案叫绝,然后一锤定音。这位老兄决定了此事像个催命鬼,一天数次电话,我只好答应他先采访,看有无要写作的冲动,然后再说。

    结果采访我父亲,父亲所说的一切平淡如水。把过去的一切都归为时代产物。好像把他被打成“反大寨黑帮”不是冤屈,而是一段经历。他认为这是一部分人争权夺利所致,是一个人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没有错,是非终究会分清。这是父亲的信念,虽然牺牲了一生的仕途,但足以让他欣慰的是在有生之年随愿讨回了公正的说法。在父亲这里,我并未找到写作的冲动。但我知道了父亲成为“黑帮”是因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在“十月事件”发生后,他是专案组长,奠定了他以后必须是“黑帮”的根由。其本质上父亲没有汇入帮派体系当中去,因为他是从部队回归的干部,根本就是局外人。

    而真正让我产生写作冲动的是在我寻访当时“十月事件”专案组副组长,文化革命最大的受害者张肇荣所产生的。当时找到张老先生,他问清我是陈荣桂的女儿,知道我来要干什么,一生不向邪恶低头的汉子,竟是失声痛哭,我被怔住了!看着他抽搐的身体努力想克制自己的情绪,但又很困难。我耐心地等待他稳定了情绪,他说,你父亲是个正直人,公道人,我们外县人在昔阳受气,全凭你父亲为我们说话,到后来不是他救我早没命了

    后来我又走访一位“十月事件”之后,新领导班子成员马玉龙先生,他说我们到昔阳工作后,了解到你的父亲,他所坚持的不仅正当,而且正确!他是个坚持真理的人,咬住真理不松口的硬骨头干部

    我的眼泪倏忽而出,并对父亲肃然起敬!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个老实少言的人,他不通世故,做事简捷干练,什么问题在他手经过都是一加一等于二。在战场上是个带头踩地雷的人,在政界是个被人算计的角色。可是我没想到父亲在他的同事心里有着至高的声誉。是的,古往今来,有多少人为人情低头,为权力低头,为金钱低头,然而又有多少人为真理低头的呢?

    昔阳“十月事件”的来历,起先是本县干部排斥外县干部,到后来闹不团结,搞团团伙伙,当时父亲也是本县人“团结”的对象,可不适时务的父亲却认为: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外县人到本县来搞工作,不应该排斥,应该与本县人一视同仁才对。

    就因此话,父亲成了“异己分子”

    不团结问题搞到登峰造极的时候,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在昔阳县召开第五届党代会上,一部分人串通好,为县委书记(外县人)抹灰灰脸,让他自动退出昔阳政坛,把外县人及异己分子(包括父亲)踢出领导班子,选上“自己人”会议的一切章程打乱,开的全是小会。陈永贵当时很茫然,说:“天遭灾、家遭灾、开会也遭灾。”刚从洪涝灾害中拔出腿来,不团结问题又泛滥成灾。言明陈永贵不仅没有参与此次活动,而且对拉帮结伙充满反感情绪,与父亲的观点是一致的。

    地委特派员觉得不对劲儿,通报了上级,引起了关注,为此,一九六四年九月间,省、地委掌握了昔阳县宗派活动的情况,十月间“四清”运动试点放在昔阳,八千“四清”工作队进驻昔阳的村村寨寨。对昔阳“宗派活动”省、地、县三级机构建立了专案小组,这次事件在一九六四年十月进行,因此就叫“十月事件”上级经过一个一个调查取证,搞清父亲一贯作风正派,从不隐瞒观点,敢于挺身而出与歪风邪气作斗争,对同志坚持“五湖四海”的观点,不仅不是团伙成员,而且还是原定县委委员被阴谋串通成候补委员,是这次阴谋活动的受害者。因此被上级定为“十月事件”县级专案组组长。

    这次事件在定性时,有人认为是反党集团,有人认为是反党性宗派活动。上级征求父亲的意见时,父亲说反党集团帽子太大,反党分子也不成立,实质是本县与外县干部之争。他认为是,本位主义或是宗派主义。经过再三酝酿,专案组认为:背着党搞非组织活动,拉拢分散选票,破坏组织纪律,具有反党性质。最后三级综合定为:“反党性质的宗派活动”

    搞宗派的干部没受到处分,只疏散到各县任职。

    昔阳县重新建立领导班子时,父亲任财贸部长职务。

    这个时候陈永贵从省劳模,通过一九六三年洪劳灾害自建家园,成了全国劳动模范。之后,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学大寨运动盛行二十余载。于是大寨村成了小中南海,大寨路成了小长安街。大寨人成了至高无上的公民。

    而父亲成为“反大寨黑帮”是文化革命初始,政坛大乱,那些疏散到外县的宗派成员从各方回来,为“十月事件”翻案,说“十月事件”是迫害革命干部的事件,而且他们自己把自己从“反党性质的宗派活动”提升成“反党分子”更显得苦大仇深。要想翻案,先得夺权,夺权者必须是革命者,怎样证明自己是革命者呢?在昔阳只有争取到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才最能证明自己是革命派。

    在这之前陈永贵和外县来的两任县委书记关系甚好。但宗派成员回到昔阳一夜之间改变了陈永贵的态度。昔阳的政权被当年的“宗派”夺了权,宗派们也就成了扶植大寨的功臣,苦心扶植大寨的两任县委书记都被打倒,尤其是把陈永贵从省劳模扶植到全国劳模的外县书记张润怀,已调外工作,不仅被打倒,而且从外边揪回来成了反大寨的黑帮,而父亲这个“十月事件”专案组组长,理所当然成了反大寨黑帮。

    当然,如果父亲顺杆爬过去,承认自己当年的“迫害”行为,也许仕途是另一番景象,但父亲只知立正稍息,不知见风转舵,是非分明是他内心的最高原则。因此在“走资”们洗澡时,多数人很快洗干净站到了“革命”的阵容里,而父亲却怎么也洗不干净,父亲成了硬牌走资派,反大寨分子,迫害革命干部的黑帮。

    但在“文革”揪斗时没受到太大的冲击,其原因就在于名字的妙处,感谢祖上有灵,起了个与陈永贵同音的名字,造反派起先没意识到,肆无忌惮地喊:打倒陈荣桂!满城街的人都以为陈永贵被打倒了。一传十,十传百,造反者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父亲就只有关押,陪斗的份,不准喊口号,如单独批斗时,只能举拳,不能出声,因搞不出气氛,只好作罢。父亲每天“面壁思过”接四五根烟点着,仰头盯着天花板,烟圈丝丝缕缕弥漫了一室,把当时的专政对象们羡慕死了,说干脆斗死了迅速转世,说什么也得让祖上起个陈荣桂的名字。然后就探究起父祖的英明与先知。为这个名字成了牛棚里唯一取乐的话题。

    父亲就这样背着黑白颠倒的罪名被贬为庶民。发送到皋落公社一个雁子都飞不过去的小村庄劳动改造,在这里父亲最为铭心刻骨的是,村民们从古至今没吃过一口麦面。这年春节政府要给山老区补助一人三斤麦面,一村人高兴的载歌载舞。指派二名社员赶着毛驴前去驼面,村人们站在村口望眼欲穿,结果大雪封山,小毛驴在回村的山路上滑到悬崖下,一村人的指望全没了,孩男老少在村口呜呜咽咽地哭,父亲也掉泪了,年也没过好。父亲回城三天,买了些小麦种子,回村试验种麦,麦田居然成功了,当年老百姓一人分了一斗麦子。从此结束了吃不上麦面的历史。父亲同时也成了老百姓的主心骨,谁家有事都找老陈。都说父亲除了不会生孩子什么都会,自己做被子,缝洗衣服,无所不能。但是,一与政界靠边,马上就成了等外公民。

    有一次在公社开会,其间接到紧急通知,说中央首长要来视察,这位中央首长就是陈永贵。大家列队接路欢迎,父亲站在队尾,陈永贵前呼后拥,大有衣锦还乡之势,与列队干部一一握手,轮到与父亲握手时,父亲伸出手来,陈永贵却很准确地警惕到这双手不能握而果断地拂袖而去。父亲的手尴尬在空中,无所适从。父亲是被扣上反大寨的帽子,可反不反大寨陈永贵最清楚。然而,政治就是这样冷酷无情,需要你充当什么样的角色由不得你的意愿。陈荣桂与陈永贵,第一次见面握手他们是同志,最后一次见面不握手他们成了政敌,直到彼此生命告结

    父亲因了这个名字,让他免除了皮肉之苦,但这个名字也曾潜伏着不为人所知险情——

    这是很久以后的事,父亲拄着拐杖到外面晒太阳,一群老头们正聊天,发现了父亲,一老者说,这是当年的假陈永贵。父亲纳闷,说我从生下来就叫陈荣桂,谁说我是假的?老者说,你知道甚?当年陈永贵成了全国劳模,接见了毛主席。听说有人揭发陈永贵在日战时与日本清水小队长有关系,当过伪村长什么的。这事捅上中央,中央有关首长引起重视,可“农业学大寨”已成定局,全世界都有了影响,却出了这个茬子。听说上面要下来调查,下面就搞了个对策,弄了个假陈永贵应付,这个假陈永贵就是你。后来上面没有动静,也就没你的事了。

    父亲一笑了之,觉得是无稽之谈。此事的真假无从追究。但父亲确实与陈永贵有过相似的经历,当过一段“维持会长”明是为日本人办事,实是受地下党陈万富的指派为自己人通风报讯的“武委会主任”“自卫团队长”父亲出征是因为暴露了身份,有一次,日本人进村要粮,父亲不仅让老百姓保住了粮食,还串联地方武装与基干民兵连合发动了一次袭击,打死了52个日军,父亲“维持”不下去了,带了十二个青壮汉子参加了“刘、邓”大军。十二个人回来的只父亲一人。如果有人真让父亲“偷梁换柱”把出征之前的事实一歪曲也就混淆了是非。此事要促成,父亲就成了阶下囚,没促成便成了街谈巷议的笑料。总之,陈荣桂与陈永贵二个名字,奇特地拧结在一起有悲有喜,成了昔阳的千古谈料。

    我做为父亲的女儿,陈荣桂与陈永贵一书的作者,本着公正的态度书写了他们的荣辱兴衰,是非曲直,他们都是我的父辈,都有可敬之处,但都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

    每当想起我的父亲,他总是这样一种形象:穿着一身鸽灰色的中山服,胸前别着一支“英雄”牌钢笔,任何时候风纪扣都是严肃地紧封着,咔咔咔,走着正规的军人步伐,不苟言笑。这就是我的父亲!生是这样的形象,死后走进女儿的梦中都是一模一样。回忆起父亲,在我们的童年、少年、青年,和我们在一起的情节很少有几桩能留下印迹,好象父亲不是我们自己的,他永远属于“公家”的。虽然也曾有过抱怨,有过心酸,可是随着人生经历的加深,我对父亲的敬意却越来越浓,因为他书写了人生的正直与勇敢!

    (写在2009年清明节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