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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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个父亲，一个是我的生父，从我记事我就没和他一起生活过，后来见过几次，每次见都是让母亲哄骗着去的，有一种莫名的恐惧，陌生的相望总是给我年幼的心灵带来深刻的划痕，不愿追忆又难以忘怀，也许是血缘作祟。另一个是我的养父，是在我5—6岁的时候，我母亲改嫁把他带给我的，一直到他去世我都没有自然的叫过他“爸爸”尽管我内心很想叫他，我的家教启蒙以及我一生的父爱记忆都是他给我的，我只承认他是我的父亲，尽管没有血缘。
我的养父的祖辈在昆明是赫赫有名的清朝文人，秀丽的安宁鸣矣河畔就是这位陈老先生的家乡。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了我父亲，使他成了一个典型的秀才。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又取得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学位，于“七七”泸沟桥事变回到了昆明。讲到这段历史，我曾问过父亲为何不去留洋或留京？父亲回答：没钱。害怕。
我已经在幼儿园了，我才认识了父亲的，所以对“父亲”总是没有那种有生以来的亲爱，到像是叔叔伯伯的亲切。认识那会他已经40多岁，是云南大学的教师，我们就住在校外的教师宿舍。
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每月有170多元的工资，还有富强粉（上等面粉）指标，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我们一家三口每到星期天必然要去逛街，逛书店，上一次餐馆。父亲是教政治经济学的，每个月父亲就要买回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直至我家的书柜整齐的收藏了这两大系列。他还长期订阅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看完以后每天就把报纸放在预约的邻居可以拿到的地方供别人阅读。他永远也不会知道阅读与专业有关的书籍和报纸是可以“揩公家的油”的。
那时我们都是吃食堂，很少自己做饭，每次舀米时，他会很认真地拿那个舀米的水瓶盖容器舀起满满一筒，然后用手掌抹了又抹，十分精确的度量着用米量。在食堂吃完饭后，他一定是用筷子搅动着洗碗水把油星子集中，喝一半才会接着洗碗。洗床单就更绝了，他把床单事先折叠成长方块，浸泡后平铺在搓衣板反面，然后一层一层的刷洗。
父亲的一只脚有残疾，还有点口吃，个子偏矮，也许就是这些“外观”耽误了他的婚姻，使他的性格内向且小心翼翼，由于他丰富的知识又使他在外表的自卑后，固执的滋生着心底的傲气。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了，硝烟首先从大专院校燃起，那些“用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校园，革命的热情使师生们撩拨的不能静心上课，昆明工学院率先“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委”成立了“八。二三”造反派组织，紧接着云大又成立了“炮兵团”据说是“保皇派”两个阵营针锋相对，都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对方是资产阶级，都在赤手空拳地口诛笔伐对方的罪行。父亲坚决的稳住了自己，不敢“革命”直到又诞生了另一个中庸一点的组织“共产党宣言公社”他才无可奈何地做了一名“共宣”战士，而且每日兢兢业业的为“公社”刻写蜡纸，誊写小报。他以为自己做的很谨慎，却没想到这个中庸的选择和卖力的“革命”却让他成了“阶级敌人”！
他被“揪”出来了！好长时间，他看着自己的同事被一个一个的“清理”出“阶级队伍”每天都在诚惶诚恐的数日子，后来听我母亲说，那段时间在夜里或是清晨，只要听到我们四合院大门被扣响，他就会很惊恐的说：“他们来了，他们来抓我去斗争了！”终于有一天，他确实被“清理”了出来，罪名则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母亲只好为他准备了两个棉花做的垫子，悄悄的让他垫在膝盖上，去跪着“低头认罪”接受造反派的批斗，而要交代的罪行就是为“共宣”组织写过哪些小报以及旧社会为国民党作过何事？ 大专院校“批判资产阶级”的大会至今让我想起来都毛骨悚然，那一次亲眼目睹大学生们怎样用绳子把自己的“牛鬼蛇神”的老师捆上了主席台，从台的左端排到了右端，长长的一排早已超过主席台的长度。而且是一边开会，一边产生新的“牛鬼蛇神”一开始，我们几个小孩还在好奇的观看，看着看着，突然我们中间的小伙伴的父亲被抓上去了，大家的脸都变了型，才知道“坏人”和“好人”的界限竟在一瞬间！我们逃离了会场，不敢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被抓。
接着“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工人阶级也走进了“革命队伍”竟然还想起了枪声，我们居住在“炮兵团”的大本营里，是“八。二三”攻击的对象，而我们每天要去打饭的食堂又在“三家巷”附近，为何叫“三家巷”？那是因为那段丁字路的三条路段上分别是师范学院、工学院、云大，三所大专院校的校址。常常互相攻击的子弹在那个是非之地穿梭，有一次，一颗子弹竟飞到我们居住的院落屋顶，把瓦打得粉碎，碎片落在了院子里。大人们再也不让孩子们出门了，我的父亲承担了我们家打饭的任务，直到现在，我的脑海里还清晰的留着他提着搪瓷饭箍子，一陂一陂走路的身影。
10年浩劫终于过去，而父亲则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他的课程越排越少，系上自己开办了食堂，他有好长一段时间是在食堂做保管，每天十分细致的用杆秤称出大家的口粮，每月准确无误的公布节余收支，估计也是“政治经济学”的专长发挥吧？：（
后来，由于评定职称的烦恼，他突然一改往日的唯唯诺诺，毅然决然的提出了退休申请，回到了自己的“小窝”
退休后的他，心态反而平静了，生活也很有规律，每天清晨到翠湖边打太极拳，回来后就开始写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中午按时睡午觉，醒来后又接着写，晚上听完新闻联播后又接着写，但是从不熬夜。他坚持用冷水洗脸，用冷水洗澡，他是用夕阳的光辉在编织未酬的壮志。我们家有许多线装书，那是各个朝代的历史书籍，这些书排上了用场，我记得我当时看他的稿件有墨子、老子、庄子、孔子等等，还有唯物、唯心的议论，更多的我看不懂，而我母亲也不能做他的贤内助。后来我认为他赌气退休实在是一个失误，使他的著书立说不能得到很好的帮助和发挥。
中国经济思想史终于写完了，分上、中、下三册，接下来就是联系出版社，也许是他的水平不够？也许是他已退休？也许是没有名人帮他写序？也许是他不会推销自己？反正他的书要出版太艰难了，四处碰壁之后，他对某出版社说，他自己出钱印刷，只要能出版。不知是谁对他有过承诺，他真的自己出钱印刷了，印得并不好，8开版，看着像讲义，堆了一大堆在房间里。但是仍然没有出版，后来父亲去世，我这个不肖之子又无法续写和修改，书稿就让母亲当作废纸卖了。
父亲的壮志再次难酬，父亲的美梦变成了恶梦。
父亲的退休生涯是充实的，他每日与读书写书为伴，但是他的生活圈子太窄，他只有两个极好的男性朋友，每个星期三是3位老友会面的日子，规律性极强，总是那两位老头每星期三早上9点准时到我家，聊上一会就一起出去，下午吃晚饭前父亲又准时回家。这份执着而又牢固的友谊是3位老人晚年的精神支柱，一直支撑到我父亲先离开了这个世界。
72年我高中毕业，因是独生子女免于上山下乡，在家等待了两年后，我有了两个就业机会：一是去中学做教师，二是到技工学校去做学生。父亲略一思索就决定让我去教书，他说：“人往高处走，做老师比做工人好。”于是我就有了6年的教书生涯。后来恢复高考，我考取了大学，又给我带来了选择专业的机会，可是那时父亲的著作出版已遭到了连连打击，他对理论研究和著书立说产生了怀疑，他带着十分的沮丧和灰心对我说：“去学专科吧，不要学本科了，学银行也不要学政治经济学，不要做老师，做技能应用去吧。”好些年后我明白了他的话，他那时已经对自己的残生做了悲剧性的总结，一种怀才不遇以及生不逢时的感觉促使他在改变自己的志向，而时不待我的无奈又只好把一种新的理念作为礼物，赠给下一代去延续。
就在我大学毕业的那年，父亲突然因出现黄疸而住院，整个人变成了金黄色，接着就吐胆汁，便血，病情节节升级，医生只好做了“剖腹探察”谁知打开腹腔一看，外科主任惊呆了：整个腹腔由胆囊癌变扩散已经把胰腺、肝脏结成硬硬的一块，根本不能剥离，更使外科主任震惊的是如此重症病人竟没有喊过一声疼痛！对于病人的耐受能力觉得不可思议！医生们没有做任何手术缝合了伤口，悄悄的告诉了我这个噩耗。然而父亲从手术室出来，却兴高彩列，见到我们就说：“我胆囊里的石头取出来了，我很快就会好了。”母亲也很高兴，只有我无言医生为父亲换了一个小病房，并给了我许多特权，护士们也和我说：“老先生太令人尊敬了，他什么都忍着，疼痛不哼，污染了床单他不好意思，老觉得给别人添麻烦，太客气了。”然而病魔太凶残，终于有一天从父亲不能愈合的手术创口处流出了黄黄的腹水，我只能用“腰盘”去接，当他用手捂住伤口时，从指缝流出的“信息”使他醒悟了自己的病情，我慌忙去叫医生，医生则告诉我：没有办法了，甚至连伤口缝合都不可能了，因为他已经极度衰弱，恐怕已经不能承受任何搬动了。我含着泪看着医生就在病房做了一个简易的外皮缝合，又用一块胶布贴在了伤口上，医生走了，我要帮父亲换衣服，他却说：“不要换了，最后一起换吧。”从此，他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灵魂离开了躯壳。他住院仅1个多月，享年73岁。
父亲的躯壳则是选择了棺葬！一个学了大半辈子唯物辨证法的学者竟然坚持要棺葬！还在父亲没有住院的时候，我们家就请了师傅在打造棺材，那是一种上等的棺木材，整快木料只在棱角处有拼接，木质疏松却笨重，而且散发着异香，听我母亲说花了600多元钱。当父亲的灵魂去见马克思的同时，他的躯壳却静静的躺在中国传统的“框框”里。也许他的灵魂和躯壳是统一的，他最终是信仰谁呢？
我带着崇敬的心情悼念一位坚韧不拔的学者，但同时又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看父亲的过去，我觉得父亲的后半生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那就是“忍”他的性格表现无处不在忍，他个人精神品位的精良是他静心研读，忍耐寂寞的结果，而他辉煌不得显露也是他躲避现实，回避张扬的失败。也正是父亲性格给我了巨大启迪，我大学毕业后，性格逐步由小溪般的柔顺变成了瀑布般的性格，我在释放我的人性，我在释放我的病痛，我在释放我的潜能。尽管我可能和父亲一样没有成功，但我却认为我和父亲都活出了自己的个性，我们在自己的人生画卷中画出了不同风格的画卷。人的品位确定了人的层次，层次的高低就是自身价值的表现，只要我们都没有做行尸走肉，我想，我们对自己自身品位的提高就会不间断认识，不间断提炼。只要最后认识了自己的价值，知道了自己的品位指数，就是没有做成辉煌的事迹，我们也会欣慰。
因为我们是一群平平凡凡的人！
我有两个父亲，一个是我的生父，从我记事我就没和他一起生活过，后来见过几次，每次见都是让母亲哄骗着去的，有一种莫名的恐惧，陌生的相望总是给我年幼的心灵带来深刻的划痕，不愿追忆又难以忘怀，也许是血缘作祟。另一个是我的养父，是在我5—6岁的时候，我母亲改嫁把他带给我的，一直到他去世我都没有自然的叫过他“爸爸”尽管我内心很想叫他，我的家教启蒙以及我一生的父爱记忆都是他给我的，我只承认他是我的父亲，尽管没有血缘。
我的养父的祖辈在昆明是赫赫有名的清朝文人，秀丽的安宁鸣矣河畔就是这位陈老先生的家乡。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了我父亲，使他成了一个典型的秀才。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又取得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学位，于“七七”泸沟桥事变回到了昆明。讲到这段历史，我曾问过父亲为何不去留洋或留京？父亲回答：没钱。害怕。
我已经在幼儿园了，我才认识了父亲的，所以对“父亲”总是没有那种有生以来的亲爱，到像是叔叔伯伯的亲切。认识那会他已经40多岁，是云南大学的教师，我们就住在校外的教师宿舍。
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每月有170多元的工资，还有富强粉（上等面粉）指标，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我们一家三口每到星期天必然要去逛街，逛书店，上一次餐馆。父亲是教政治经济学的，每个月父亲就要买回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直至我家的书柜整齐的收藏了这两大系列。他还长期订阅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看完以后每天就把报纸放在预约的邻居可以拿到的地方供别人阅读。他永远也不会知道阅读与专业有关的书籍和报纸是可以“揩公家的油”的。
那时我们都是吃食堂，很少自己做饭，每次舀米时，他会很认真地拿那个舀米的水瓶盖容器舀起满满一筒，然后用手掌抹了又抹，十分精确的度量着用米量。在食堂吃完饭后，他一定是用筷子搅动着洗碗水把油星子集中，喝一半才会接着洗碗。洗床单就更绝了，他把床单事先折叠成长方块，浸泡后平铺在搓衣板反面，然后一层一层的刷洗。
父亲的一只脚有残疾，还有点口吃，个子偏矮，也许就是这些“外观”耽误了他的婚姻，使他的性格内向且小心翼翼，由于他丰富的知识又使他在外表的自卑后，固执的滋生着心底的傲气。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了，硝烟首先从大专院校燃起，那些“用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校园，革命的热情使师生们撩拨的不能静心上课，昆明工学院率先“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委”成立了“八。二三”造反派组织，紧接着云大又成立了“炮兵团”据说是“保皇派”两个阵营针锋相对，都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对方是资产阶级，都在赤手空拳地口诛笔伐对方的罪行。父亲坚决的稳住了自己，不敢“革命”直到又诞生了另一个中庸一点的组织“共产党宣言公社”他才无可奈何地做了一名“共宣”战士，而且每日兢兢业业的为“公社”刻写蜡纸，誊写小报。他以为自己做的很谨慎，却没想到这个中庸的选择和卖力的“革命”却让他成了“阶级敌人”！
他被“揪”出来了！好长时间，他看着自己的同事被一个一个的“清理”出“阶级队伍”每天都在诚惶诚恐的数日子，后来听我母亲说，那段时间在夜里或是清晨，只要听到我们四合院大门被扣响，他就会很惊恐的说：“他们来了，他们来抓我去斗争了！”终于有一天，他确实被“清理”了出来，罪名则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母亲只好为他准备了两个棉花做的垫子，悄悄的让他垫在膝盖上，去跪着“低头认罪”接受造反派的批斗，而要交代的罪行就是为“共宣”组织写过哪些小报以及旧社会为国民党作过何事？ 大专院校“批判资产阶级”的大会至今让我想起来都毛骨悚然，那一次亲眼目睹大学生们怎样用绳子把自己的“牛鬼蛇神”的老师捆上了主席台，从台的左端排到了右端，长长的一排早已超过主席台的长度。而且是一边开会，一边产生新的“牛鬼蛇神”一开始，我们几个小孩还在好奇的观看，看着看着，突然我们中间的小伙伴的父亲被抓上去了，大家的脸都变了型，才知道“坏人”和“好人”的界限竟在一瞬间！我们逃离了会场，不敢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被抓。
接着“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工人阶级也走进了“革命队伍”竟然还想起了枪声，我们居住在“炮兵团”的大本营里，是“八。二三”攻击的对象，而我们每天要去打饭的食堂又在“三家巷”附近，为何叫“三家巷”？那是因为那段丁字路的三条路段上分别是师范学院、工学院、云大，三所大专院校的校址。常常互相攻击的子弹在那个是非之地穿梭，有一次，一颗子弹竟飞到我们居住的院落屋顶，把瓦打得粉碎，碎片落在了院子里。大人们再也不让孩子们出门了，我的父亲承担了我们家打饭的任务，直到现在，我的脑海里还清晰的留着他提着搪瓷饭箍子，一陂一陂走路的身影。
10年浩劫终于过去，而父亲则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他的课程越排越少，系上自己开办了食堂，他有好长一段时间是在食堂做保管，每天十分细致的用杆秤称出大家的口粮，每月准确无误的公布节余收支，估计也是“政治经济学”的专长发挥吧？：（
后来，由于评定职称的烦恼，他突然一改往日的唯唯诺诺，毅然决然的提出了退休申请，回到了自己的“小窝”
退休后的他，心态反而平静了，生活也很有规律，每天清晨到翠湖边打太极拳，回来后就开始写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中午按时睡午觉，醒来后又接着写，晚上听完新闻联播后又接着写，但是从不熬夜。他坚持用冷水洗脸，用冷水洗澡，他是用夕阳的光辉在编织未酬的壮志。我们家有许多线装书，那是各个朝代的历史书籍，这些书排上了用场，我记得我当时看他的稿件有墨子、老子、庄子、孔子等等，还有唯物、唯心的议论，更多的我看不懂，而我母亲也不能做他的贤内助。后来我认为他赌气退休实在是一个失误，使他的著书立说不能得到很好的帮助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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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壮志再次难酬，父亲的美梦变成了恶梦。
父亲的退休生涯是充实的，他每日与读书写书为伴，但是他的生活圈子太窄，他只有两个极好的男性朋友，每个星期三是3位老友会面的日子，规律性极强，总是那两位老头每星期三早上9点准时到我家，聊上一会就一起出去，下午吃晚饭前父亲又准时回家。这份执着而又牢固的友谊是3位老人晚年的精神支柱，一直支撑到我父亲先离开了这个世界。
72年我高中毕业，因是独生子女免于上山下乡，在家等待了两年后，我有了两个就业机会：一是去中学做教师，二是到技工学校去做学生。父亲略一思索就决定让我去教书，他说：“人往高处走，做老师比做工人好。”于是我就有了6年的教书生涯。后来恢复高考，我考取了大学，又给我带来了选择专业的机会，可是那时父亲的著作出版已遭到了连连打击，他对理论研究和著书立说产生了怀疑，他带着十分的沮丧和灰心对我说：“去学专科吧，不要学本科了，学银行也不要学政治经济学，不要做老师，做技能应用去吧。”好些年后我明白了他的话，他那时已经对自己的残生做了悲剧性的总结，一种怀才不遇以及生不逢时的感觉促使他在改变自己的志向，而时不待我的无奈又只好把一种新的理念作为礼物，赠给下一代去延续。
就在我大学毕业的那年，父亲突然因出现黄疸而住院，整个人变成了金黄色，接着就吐胆汁，便血，病情节节升级，医生只好做了“剖腹探察”谁知打开腹腔一看，外科主任惊呆了：整个腹腔由胆囊癌变扩散已经把胰腺、肝脏结成硬硬的一块，根本不能剥离，更使外科主任震惊的是如此重症病人竟没有喊过一声疼痛！对于病人的耐受能力觉得不可思议！医生们没有做任何手术缝合了伤口，悄悄的告诉了我这个噩耗。然而父亲从手术室出来，却兴高彩列，见到我们就说：“我胆囊里的石头取出来了，我很快就会好了。”母亲也很高兴，只有我无言医生为父亲换了一个小病房，并给了我许多特权，护士们也和我说：“老先生太令人尊敬了，他什么都忍着，疼痛不哼，污染了床单他不好意思，老觉得给别人添麻烦，太客气了。”然而病魔太凶残，终于有一天从父亲不能愈合的手术创口处流出了黄黄的腹水，我只能用“腰盘”去接，当他用手捂住伤口时，从指缝流出的“信息”使他醒悟了自己的病情，我慌忙去叫医生，医生则告诉我：没有办法了，甚至连伤口缝合都不可能了，因为他已经极度衰弱，恐怕已经不能承受任何搬动了。我含着泪看着医生就在病房做了一个简易的外皮缝合，又用一块胶布贴在了伤口上，医生走了，我要帮父亲换衣服，他却说：“不要换了，最后一起换吧。”从此，他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灵魂离开了躯壳。他住院仅1个多月，享年73岁。
父亲的躯壳则是选择了棺葬！一个学了大半辈子唯物辨证法的学者竟然坚持要棺葬！还在父亲没有住院的时候，我们家就请了师傅在打造棺材，那是一种上等的棺木材，整快木料只在棱角处有拼接，木质疏松却笨重，而且散发着异香，听我母亲说花了600多元钱。当父亲的灵魂去见马克思的同时，他的躯壳却静静的躺在中国传统的“框框”里。也许他的灵魂和躯壳是统一的，他最终是信仰谁呢？
我带着崇敬的心情悼念一位坚韧不拔的学者，但同时又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看父亲的过去，我觉得父亲的后半生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那就是“忍”他的性格表现无处不在忍，他个人精神品位的精良是他静心研读，忍耐寂寞的结果，而他辉煌不得显露也是他躲避现实，回避张扬的失败。也正是父亲性格给我了巨大启迪，我大学毕业后，性格逐步由小溪般的柔顺变成了瀑布般的性格，我在释放我的人性，我在释放我的病痛，我在释放我的潜能。尽管我可能和父亲一样没有成功，但我却认为我和父亲都活出了自己的个性，我们在自己的人生画卷中画出了不同风格的画卷。人的品位确定了人的层次，层次的高低就是自身价值的表现，只要我们都没有做行尸走肉，我想，我们对自己自身品位的提高就会不间断认识，不间断提炼。只要最后认识了自己的价值，知道了自己的品位指数，就是没有做成辉煌的事迹，我们也会欣慰。
因为我们是一群平平凡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