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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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昨夜入梦来，他非常关切地问我：“德佑，鲲鲲现在怎样？”醒来，我不禁潸潸。不知父亲如今在那九泉之下究竟过得怎样？看来他还在牵挂着鲲鲲——我那不够争气的儿子。我之所以泪水难收，一是自己的心被父亲的惓惓之忱所打动，二是感到有负父亲的厚望，在对鲲鲲的培育上没有达到他老人家的期望值。
沧海风烟，桑田雾雨，历史伴着光阴更嬗，转眼间父亲离开人间就二十二个春秋了。尽管时光飞逝，记忆却是永恒，岁月的长河怎能冲淡浓浓的父子情结？无论是父亲的音容笑貌、谈吐举止，还是父亲对我的殷殷厚望、谆谆教诲，都深深刻印在我脑际，而且会越来越萦绕在意识的深处，形成不断的梦境。这些往事，此刻又一件一件地、清清楚楚地、从容不迫地浮出心海。多年的往事，都仿佛就在昨天。
父亲是老大。一九零八年父亲出生于朱沱镇（朱沱镇位于长江上游，是一座顺江而建的古镇），那时，祖父在镇上开米铺为生。当时家境本不富有，但祖父秉承了曾祖父乐善好施、周济贫困、慷慨捐助的品性，毫不顾及自家的经济承受能力，为帮助穷人御寒，祖父一次就捐出新棉衣三百多件；有一年为了抢治当时的流行病，祖父一次就施济了专用药品五千多包；祖父还为支援修路、救济难民等多次捐款。祖父的所为，得到各方称赞，在当地有口皆碑。祖父一生娶了三个祖母，早年随曾祖父在贵州做生意时娶了张氏祖母，张氏祖母很年轻就病逝了，没有留下后人。祖父在朱沱又娶了赵氏祖母，赵氏祖母生了父亲、二孃、三孃、幺叔四个子女（其中二孃八岁夭折），生下幺叔才一年多一点，赵氏祖母就病故了。父亲八岁时，祖父又娶了高氏祖母，高氏祖母未生育，将父亲、幺叔等都视同亲生骨肉，负起了抚养他们的责任。父亲四岁发蒙（启发蒙童之意），五岁正式入学堂念书。祖父到了晚年因米铺经营惨淡等原因，家境败落，债台高筑。一九二二年，父亲十四岁后，祖父再也无钱供他念书，父亲便到米铺里学做生意，从此挑起了养活一家八口人的重担（这八口人是：曾祖父、祖父、高氏祖母、父亲、母亲、三孃、幺叔、以及刚出生不久的我的大哥德民）。祖父十分奉信“早生子早享福，多生子多得福”的信条，赵氏祖母当时也希望早抱孙儿，因此在我父亲四岁时，祖父和赵氏祖母就给父亲订了“娃娃亲”到一九二一年农历九月，祖父就给父亲正式办了婚事，那时父亲才十三岁零八个月，母亲则刚满十六岁。由于米铺的生意不好，入不敷出，父亲便到周边各个乡场买米，挑回朱沱来卖，从中得点脚价而已。父亲小小年纪，哪里能挑重担，因此所得不多，怎能养活八口之家呢？免不得又时常找亲友借贷，债越拖越多。一九二六年初，祖父病重，卧床两年多，花了不少钱。祖父于一九二八年农历四月病逝，父亲又只好借债为祖父办丧事。祖父的丧事办完后，家中已一贫如洗。祖父拖欠的外债达到一千四百多两银子，父债子还，债主逼债甚急，父亲毫无办法，只好卖掉米铺和祖父原来在油草沟（离朱沱二十来里路）购置的产业，还了一部分债。父亲从此走上了帮人（用现在的话说叫打工）的道路。那时曾祖父年高老迈，我的二哥、三哥又相继出世，家庭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家庭的责任犹如一根鞭子，不停地抽打着父亲，父亲恰似旋转的陀螺，不能停，也无法停，除非倒下。一九三零年农历七月，九十二岁的曾祖父逝世。一九三一年农历正月，三孃又突然逝世（三孃名叫满妹，刚满二十岁，已定婚，正等待出嫁）。一九三一年农历九月，我的五姐来到人世。一九三二年上半年，父亲为他十七岁的幺弟操办婚事，将我幺妈迎进家门。一九三三年农历腊月，我的六哥又降临人世。这接二连三的丧事和喜事，都需要从父亲的腰包里往外掏钱啊！父亲又坚信“多子多福”因此母亲就不停地生，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农历二月生出了我这个老幺，一共生了十二个（其中四哥七岁夭折，七姐生下即亡，幺哥四十天夭折；其余九个至今都全部健在）。父亲帮人主要是到各种店铺里去作店员或会计（那时叫记账先生），他先后共帮了十二个老板，尝尽了各种滋味，吃尽了各种苦头。
人生是坡，岁月是河。逆境蹉跎了父亲的岁月年华，也磨砺了他的精神和心智。父亲克服了千辛万苦，硬是挺着走过来了。父亲不但养活了这样大一家人，而且还供所有的哥哥姐姐上学念书（其中将八哥供上了中专，将九姐供上了大学本科），因此我们这一辈没有一个是文盲。如今，我不难想象父亲那付纤弱的双肩担负着生活的重荷，迈着坚实的步伐踽踽前行的身躯该是怎样的顽强，他的每一步又该是踩着怎样的信念对生活、对未来的渴望啊！
父亲帮人时间帮得最长的一个老板，是最后一个老板，叫梁清淮。梁清淮是经营糖杂业的，自产自销，在正街上有一个销售的店铺，当时称为精果铺，铺号叫“同泰祥”父亲就在同泰祥里帮梁清淮当会计兼售货。一九五六年，根据国家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有关政策，朱沱镇的糖杂业搞行业合并，成立公私合营，同泰祥成为第二门市部。父亲便在里面任会计和营业员以及实物负责人，从此才有了一个固定的职业。就在当年农历十月，母亲病亡，这对父亲的打击很大，一夜间便白发丛生。那年父亲四十八岁，我八岁。父亲从此不娶，尽管给他谈婚事的人很多。
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我是幺儿，自然从小受到父母的宠爱。当然，这种宠爱跟有钱人家的宠爱是不同的，完全是两回事，也就是跟哥哥姐姐们相比，父母亲更护着我一点罢了。我跟父亲一样，也是四岁发蒙，五岁读书。发蒙时是父亲带着我去的，这是一家私塾馆，讲学的先生姓吴，他用毛笔在纸上写下四句话十二个字：“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这是三字经的结束语。后来听父亲说，他发蒙时也是学的三字经中的句子，他学的是“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吴先生写好后便教我读，一直到我能背诵下来，并且能单独认得其中的任何一个字，这样发蒙就算过关了。可能是我过关比较顺利，父亲特别高兴，走出私塾馆就买了一两麻糖奖励我。五岁后我仍是在发蒙的那家私塾馆里读书，在那里读了两年多时间，满七岁以后才转到公家办的学校去读。自从我发蒙以后，父亲晚上回到家里，就尽量抽空教我读三字经、增广贤文以及声律启蒙，他说这些都是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精典教材，是古代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因此一定要好好读，读懂它们，记住它们。父亲教我最多的是做人的道理，他教我做人首先要诚恳、要正直，一生都要行得端，坐得正，任何时候都不能搞歪门邪道，不能做奸诈小人，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父亲不但教我这样做，他自己就身体力行，一生都是这样做的。
一九五八年我们国家搞大跃进，提出“二十年超英赶美”的口号，土法上马，全民炼钢，父亲为此也下乡去干了几个月。从乡下回来后，父亲所在的单位更名为“朱沱酱园厂”并撤消了第二门市部，于是调父亲到第一门市部（铺号为“六合春”）任会计和营业员以及实物负责人。那时全国人民都吃伙食团，朱沱酱园厂伙食团最先是由姓王的党支部书记任团长，大伙对他强烈不满，意见很大，纷纷要求更换团长。于是大伙一致推选我父亲出任团长，就这样父亲又兼任起伙食团的团长来，一直兼任到一九六一年伙食团撤消。
父亲对工作是非常认真负责的，不管是在第一门市部还是在第二门市部都一样，早上天刚亮他就一个人把铺面打开（铺面是用几十块长木板拼接安装的，开铺面时需要将长木板全部下掉，关铺面时又要全部装上去），然后把卫生打扫干净。晚上要九点钟才关铺门，关铺门后又来清点物品、算帐结帐记帐，到十点钟才能搞完。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凡是父亲经手期间，实物从未缺少过，帐目从未差错过。父亲喜欢看川剧，只要有川剧团来朱沱演出，他都要去看，但他也要到九点钟关了铺门把当天的帐目结算清楚后才去看，所以从来都只能看下半场戏。从一九五六年搞公私合营后，父亲就没有回家睡过觉，因为他是实物负责人，晚上就得守店铺，只能睡在门市部里。一九六八年四月，父亲离开门市部，调到酱园厂里去任总会计，一直干到一九七三年他六十五岁时退休。他任总会计期间的帐目也非常清楚，没有出过任何一点差错。
父亲对我的关怀总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体现出来。母亲逝世后，家中无人，我尚年幼。父亲本想让我晚上跟他一起住在店铺里，可又怕单位上的领导和其他人有意见，于是只好让我一个人住在家里。但他又放心不下，于是每晚上十点钟做完帐后，又回到家来看我一趟，见我平安无事，他再返回店里去睡。他每次回来我都已睡熟，有时他会给我带回一些糖果，见我睡熟，便将糖果放在床边。一九六零年生活紧张时，在伙食团吃罐罐饭，每顿吃饭时，父亲总要将他那罐饭拨一部分到我的罐里，本身他那罐饭他自己都吃不饱啊！他是怕饿着了我，宁愿他自己饿也不让我饿啊！母亲在世时，我的衣服是母亲给我缝。母亲去世后，我仍然每年都有一套新衣，这是父亲到缝纫店去给我做的。当时有不少人来给父亲提亲，父亲都始终没有同意。他之所以不同意，就是怕万一娶上一个虐待我的后母，让我受委屈、吃苦头。一九六五年九月，我参加工作到了成都，在国营四二零厂当学徒工，从此便离别了故乡。那时我已十七岁多了，刚进厂时每月的工资是十七元钱，父亲怕我不够用，就在每月给我写信时，将五元钱夹带在信笺里面寄给我，并且还给我寄过两回做衣裤的布料。一九七四年初，我已恋爱了两年的女朋友因她家庭的百般阻挠而告吹，我陷入了失恋的痛苦之中。父亲来信要我一定从痛苦中振拔出来，把眼光放远一些，千万不能对生活失去信心。我记得很清楚，父亲在信中这样安慰我：“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如今回忆起这些往事来，我仍感激不已，同时也为无以报答父亲的慈爱之情而深感惭愧。
我这一生还做过两件对不起父亲的事。一件是在童年时代：朱沱在解放初期剿匪时，牺牲了十多名解放军，烈士们的尸体就埋葬在朱沱西面一个叫王坪的山岗上。每年到了清明节，人们都要到王坪给烈士们扫墓。那是一九六一年清明节的下午，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到王坪看扫墓，当扫墓的人们放鞭炮时，我们就去捡那些暂时没有放响的鞭炮。扫墓的人都走了后，我们就把捡来的鞭炮放着玩耍。谁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由于烈士墓的周围都放满了扫墓的花圈，也不知是哪个小伙伴将点燃的鞭炮扔到一个花圈上去了，立即就将那花圈引燃，当时风又大，很快便把其它的花圈全部都引燃了，我们吓得不知所措，随即一轰而散。当晚下半夜一点过，我在睡梦中被父亲从床上拉起，我还没清醒过来，就被父亲狠狠打了两耳光。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我，也是唯一的一次打我。原来父亲当天下午被镇武装部的人弄到镇政府去“背书”要父亲谈清楚烧烈士墓的花圈是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将父亲“关”到下半夜一点钟才放出来。这件事让父亲去替我受了过，自己感到确实是很对不起父亲。如果说这件事是在孩提时代不懂事的情况下无心造成的，那么另一件事却是在青年时代应该懂事的情况下有意造成的了。那是在文革中的一九七二年，父亲在给我的来信中说：“希望你要注意节俭，参加工作五年了还没有一点积蓄是不应该的。”父亲本来是为我着想，可就这么两句话，我却接受不了。我觉得自己没有乱花钱，由于我喜欢买书，我的工资除了生活费外，其余的钱都花到买书上去了。我于是在给父亲的回信中说：“现在是养子防修的时代，那种养儿防老的思想应该受到批判了。”当时不知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受了文革中那种极左思潮的影响吧，我真是糊涂透顶、混蛋到了极点！父亲看了我的信后很伤心，有整整三个月没有给我写信（自从我参加工作后，父亲是每月按时给我写一封信，从未间断过）。后来我主动写信向父亲认了错、道了歉。这是我一生中犯下的最大一个错误，至今不能原谅自己。
我这一生为父亲所做的事，只有一件值得一提。一九五六年搞公私合营时，给父亲定的月薪为二十八元，从那时起一直到一九七三年退休都没有增加一分钱。其间曾搞过几次调资升级，都因那个姓王的党支部书记对父亲打击报复，故每次都不给父亲增资。他打击报复缘于两点：一是父亲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伙食团团长，顶替了他的位置，他认为是父亲撤了他的台；二是有一次他儿子在第一门市部里偷糖果被父亲发现后当场教育了一顿（他儿子曾多次偷店里的东西，那次因为数量较多，偷了一大布袋，有五、六斤），他认为是父亲有意与他作对，借他儿子的事来扫他的面子，于是对父亲记恨在心。父亲退休后，其退休工资按原有工资的百分之七十计算，就非常低。我知道这件事后，特别气愤，决定为父亲讨回公道，当即伏案，奋笔疾书，分别向县劳动局、地区劳动局和省劳动局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他们调查解决此事。在上级领导的干涉过问下，这件事很快就有了结果：将父亲的月基本工资调升为三十七元，以此为基础计算退休工资。父亲高兴地把这个结果告诉我，我也为此而感到了一丝欣慰。
父亲的命真苦，到晚年他已儿孙满堂，按理说本该享受天伦之乐了，可不幸的是到了晚年后父亲却倍受脚疾折磨。父亲的脚疾始发于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刚开始时是右脚颈感到疼痛，逐渐地疼痛部位的皮肤发黑，继而破皮流出浓水，流浓水的地方肉便溃烂，烂成了一个洞，随之不能行走。父亲多次到永川、重庆各大医院医治，均无效果。一九七零年初夏时节，八哥将父亲送到成都我那儿来，我带着父亲先后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中医院、成都市骨科医院治疗了将近两个月，也无法治好父亲的脚疾。该恶疾究竟是什么病自始至终都没有确诊出来，有的医生说是病毒性溃疡，有的医生说是骨结核，有的医生说是骨髓炎。在四川省人民医院治疗时，医生劝父亲截肢，说如果再不截肢将要传染到左脚去。父亲舍不得丢掉一只脚，没有同意截肢。到了一九七三年，脚疾愈发严重，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到重庆外科医院做了截肢手术。但为时晚矣！左脚已经被传染上了，截肢后不久，左脚便开始发病，其病情跟右脚一模一样，也是在同一个部位。父亲从一九六四年患病后，一直坚持上班，除了去医院治病外，没有休息过一天。他这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到截肢后不能上班了，父亲便办了退休手续。
父亲最终死在脚疾上。父亲退休后，夏季和秋季住在朱沱家里，饮食起居皆由八哥八嫂照料；冬季和春季便分别住在大哥、三哥家里。我一般是春节回去探望父亲，每逢这时他都住在大哥家里。一九八五年春节，我照样回去看望父亲，是全家三口一起回去的，那时鲲鲲还不满九岁。父亲见了我们一家人非常高兴，特别是看到鲲鲲既顽皮又聪明更是高兴，鲲鲲是他最小的孙儿啊！那次父亲就叮嘱我，要好好教育鲲鲲，让他将来有出息。正月初四早上，我们告别父亲返回荣昌广顺上班，没想到那一别竟成永别！回来后只隔了一天，便得到父亲逝世的噩耗，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悲戚不已，立即请假奔丧。赶到大哥家里，见到父亲遗体安放在一块门板上，仅仅隔了两天没见，父亲整个身子就已经变小了许多。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大哭不已，哭得昏天黑地。从大哥那里得知，父亲辞世于正月初五（我们离开的第二天），他无意中将脚疾患处的主血管抠破了，血喷涌而出，无法止住，失血过多，快速辞世而去。父亲享年七十七岁。本来医生曾经劝过父亲，要他左脚也做截肢手术，但父亲没有同意，他不愿意做个两只脚都没有的人。父亲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最终是那万恶的脚疾夺去了他的生命（我当时曾撰写了一副挽联作为对父亲的悼念，挽联的内容现已记不清了）。
悠悠岁月，只在瞬间，父亲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七十七载春秋，其间多少风雨、多少坎坷、多少艰难与困苦，都被父亲一一征服了。父亲用他一生的行动告诉我们：日子就是勤劳和汗水的连续与积累。对父亲的那些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却总也回首，回首间便咀嚼出人生的苦辣酸甜。慢慢活下去，以往的许多事情也就成了过眼云烟，渐渐淡漠，渐渐忘却，唯有父亲的一切往事却分外清晰。日子虽然过得庸常，但父亲的教诲却对我铭心刻骨，让我终生受用，使我在这五光十色的世界里，每每惕惕自励，拙守一份质朴。
父亲，我可爱可敬的父亲，您可知晓？我心之深处，是多么的感激您，又是多么的怀念您啊！鲲鲲虽然目前还没有达到您老人家所期望的那样，但他现在已“知今是而昨非”正在人生途中奋力打拼，相信他会有一个好的明天，就请您放心吧。我衷心祝愿您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快快乐乐、平平安安！
啊，父亲，我永远怀念您！
父亲昨夜入梦来，他非常关切地问我：“德佑，鲲鲲现在怎样？”醒来，我不禁潸潸。不知父亲如今在那九泉之下究竟过得怎样？看来他还在牵挂着鲲鲲——我那不够争气的儿子。我之所以泪水难收，一是自己的心被父亲的惓惓之忱所打动，二是感到有负父亲的厚望，在对鲲鲲的培育上没有达到他老人家的期望值。
沧海风烟，桑田雾雨，历史伴着光阴更嬗，转眼间父亲离开人间就二十二个春秋了。尽管时光飞逝，记忆却是永恒，岁月的长河怎能冲淡浓浓的父子情结？无论是父亲的音容笑貌、谈吐举止，还是父亲对我的殷殷厚望、谆谆教诲，都深深刻印在我脑际，而且会越来越萦绕在意识的深处，形成不断的梦境。这些往事，此刻又一件一件地、清清楚楚地、从容不迫地浮出心海。多年的往事，都仿佛就在昨天。
父亲是老大。一九零八年父亲出生于朱沱镇（朱沱镇位于长江上游，是一座顺江而建的古镇），那时，祖父在镇上开米铺为生。当时家境本不富有，但祖父秉承了曾祖父乐善好施、周济贫困、慷慨捐助的品性，毫不顾及自家的经济承受能力，为帮助穷人御寒，祖父一次就捐出新棉衣三百多件；有一年为了抢治当时的流行病，祖父一次就施济了专用药品五千多包；祖父还为支援修路、救济难民等多次捐款。祖父的所为，得到各方称赞，在当地有口皆碑。祖父一生娶了三个祖母，早年随曾祖父在贵州做生意时娶了张氏祖母，张氏祖母很年轻就病逝了，没有留下后人。祖父在朱沱又娶了赵氏祖母，赵氏祖母生了父亲、二孃、三孃、幺叔四个子女（其中二孃八岁夭折），生下幺叔才一年多一点，赵氏祖母就病故了。父亲八岁时，祖父又娶了高氏祖母，高氏祖母未生育，将父亲、幺叔等都视同亲生骨肉，负起了抚养他们的责任。父亲四岁发蒙（启发蒙童之意），五岁正式入学堂念书。祖父到了晚年因米铺经营惨淡等原因，家境败落，债台高筑。一九二二年，父亲十四岁后，祖父再也无钱供他念书，父亲便到米铺里学做生意，从此挑起了养活一家八口人的重担（这八口人是：曾祖父、祖父、高氏祖母、父亲、母亲、三孃、幺叔、以及刚出生不久的我的大哥德民）。祖父十分奉信“早生子早享福，多生子多得福”的信条，赵氏祖母当时也希望早抱孙儿，因此在我父亲四岁时，祖父和赵氏祖母就给父亲订了“娃娃亲”到一九二一年农历九月，祖父就给父亲正式办了婚事，那时父亲才十三岁零八个月，母亲则刚满十六岁。由于米铺的生意不好，入不敷出，父亲便到周边各个乡场买米，挑回朱沱来卖，从中得点脚价而已。父亲小小年纪，哪里能挑重担，因此所得不多，怎能养活八口之家呢？免不得又时常找亲友借贷，债越拖越多。一九二六年初，祖父病重，卧床两年多，花了不少钱。祖父于一九二八年农历四月病逝，父亲又只好借债为祖父办丧事。祖父的丧事办完后，家中已一贫如洗。祖父拖欠的外债达到一千四百多两银子，父债子还，债主逼债甚急，父亲毫无办法，只好卖掉米铺和祖父原来在油草沟（离朱沱二十来里路）购置的产业，还了一部分债。父亲从此走上了帮人（用现在的话说叫打工）的道路。那时曾祖父年高老迈，我的二哥、三哥又相继出世，家庭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家庭的责任犹如一根鞭子，不停地抽打着父亲，父亲恰似旋转的陀螺，不能停，也无法停，除非倒下。一九三零年农历七月，九十二岁的曾祖父逝世。一九三一年农历正月，三孃又突然逝世（三孃名叫满妹，刚满二十岁，已定婚，正等待出嫁）。一九三一年农历九月，我的五姐来到人世。一九三二年上半年，父亲为他十七岁的幺弟操办婚事，将我幺妈迎进家门。一九三三年农历腊月，我的六哥又降临人世。这接二连三的丧事和喜事，都需要从父亲的腰包里往外掏钱啊！父亲又坚信“多子多福”因此母亲就不停地生，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农历二月生出了我这个老幺，一共生了十二个（其中四哥七岁夭折，七姐生下即亡，幺哥四十天夭折；其余九个至今都全部健在）。父亲帮人主要是到各种店铺里去作店员或会计（那时叫记账先生），他先后共帮了十二个老板，尝尽了各种滋味，吃尽了各种苦头。
人生是坡，岁月是河。逆境蹉跎了父亲的岁月年华，也磨砺了他的精神和心智。父亲克服了千辛万苦，硬是挺着走过来了。父亲不但养活了这样大一家人，而且还供所有的哥哥姐姐上学念书（其中将八哥供上了中专，将九姐供上了大学本科），因此我们这一辈没有一个是文盲。如今，我不难想象父亲那付纤弱的双肩担负着生活的重荷，迈着坚实的步伐踽踽前行的身躯该是怎样的顽强，他的每一步又该是踩着怎样的信念对生活、对未来的渴望啊！
父亲帮人时间帮得最长的一个老板，是最后一个老板，叫梁清淮。梁清淮是经营糖杂业的，自产自销，在正街上有一个销售的店铺，当时称为精果铺，铺号叫“同泰祥”父亲就在同泰祥里帮梁清淮当会计兼售货。一九五六年，根据国家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有关政策，朱沱镇的糖杂业搞行业合并，成立公私合营，同泰祥成为第二门市部。父亲便在里面任会计和营业员以及实物负责人，从此才有了一个固定的职业。就在当年农历十月，母亲病亡，这对父亲的打击很大，一夜间便白发丛生。那年父亲四十八岁，我八岁。父亲从此不娶，尽管给他谈婚事的人很多。
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我是幺儿，自然从小受到父母的宠爱。当然，这种宠爱跟有钱人家的宠爱是不同的，完全是两回事，也就是跟哥哥姐姐们相比，父母亲更护着我一点罢了。我跟父亲一样，也是四岁发蒙，五岁读书。发蒙时是父亲带着我去的，这是一家私塾馆，讲学的先生姓吴，他用毛笔在纸上写下四句话十二个字：“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这是三字经的结束语。后来听父亲说，他发蒙时也是学的三字经中的句子，他学的是“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吴先生写好后便教我读，一直到我能背诵下来，并且能单独认得其中的任何一个字，这样发蒙就算过关了。可能是我过关比较顺利，父亲特别高兴，走出私塾馆就买了一两麻糖奖励我。五岁后我仍是在发蒙的那家私塾馆里读书，在那里读了两年多时间，满七岁以后才转到公家办的学校去读。自从我发蒙以后，父亲晚上回到家里，就尽量抽空教我读三字经、增广贤文以及声律启蒙，他说这些都是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精典教材，是古代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因此一定要好好读，读懂它们，记住它们。父亲教我最多的是做人的道理，他教我做人首先要诚恳、要正直，一生都要行得端，坐得正，任何时候都不能搞歪门邪道，不能做奸诈小人，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父亲不但教我这样做，他自己就身体力行，一生都是这样做的。
一九五八年我们国家搞大跃进，提出“二十年超英赶美”的口号，土法上马，全民炼钢，父亲为此也下乡去干了几个月。从乡下回来后，父亲所在的单位更名为“朱沱酱园厂”并撤消了第二门市部，于是调父亲到第一门市部（铺号为“六合春”）任会计和营业员以及实物负责人。那时全国人民都吃伙食团，朱沱酱园厂伙食团最先是由姓王的党支部书记任团长，大伙对他强烈不满，意见很大，纷纷要求更换团长。于是大伙一致推选我父亲出任团长，就这样父亲又兼任起伙食团的团长来，一直兼任到一九六一年伙食团撤消。
父亲对工作是非常认真负责的，不管是在第一门市部还是在第二门市部都一样，早上天刚亮他就一个人把铺面打开（铺面是用几十块长木板拼接安装的，开铺面时需要将长木板全部下掉，关铺面时又要全部装上去），然后把卫生打扫干净。晚上要九点钟才关铺门，关铺门后又来清点物品、算帐结帐记帐，到十点钟才能搞完。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凡是父亲经手期间，实物从未缺少过，帐目从未差错过。父亲喜欢看川剧，只要有川剧团来朱沱演出，他都要去看，但他也要到九点钟关了铺门把当天的帐目结算清楚后才去看，所以从来都只能看下半场戏。从一九五六年搞公私合营后，父亲就没有回家睡过觉，因为他是实物负责人，晚上就得守店铺，只能睡在门市部里。一九六八年四月，父亲离开门市部，调到酱园厂里去任总会计，一直干到一九七三年他六十五岁时退休。他任总会计期间的帐目也非常清楚，没有出过任何一点差错。
父亲对我的关怀总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体现出来。母亲逝世后，家中无人，我尚年幼。父亲本想让我晚上跟他一起住在店铺里，可又怕单位上的领导和其他人有意见，于是只好让我一个人住在家里。但他又放心不下，于是每晚上十点钟做完帐后，又回到家来看我一趟，见我平安无事，他再返回店里去睡。他每次回来我都已睡熟，有时他会给我带回一些糖果，见我睡熟，便将糖果放在床边。一九六零年生活紧张时，在伙食团吃罐罐饭，每顿吃饭时，父亲总要将他那罐饭拨一部分到我的罐里，本身他那罐饭他自己都吃不饱啊！他是怕饿着了我，宁愿他自己饿也不让我饿啊！母亲在世时，我的衣服是母亲给我缝。母亲去世后，我仍然每年都有一套新衣，这是父亲到缝纫店去给我做的。当时有不少人来给父亲提亲，父亲都始终没有同意。他之所以不同意，就是怕万一娶上一个虐待我的后母，让我受委屈、吃苦头。一九六五年九月，我参加工作到了成都，在国营四二零厂当学徒工，从此便离别了故乡。那时我已十七岁多了，刚进厂时每月的工资是十七元钱，父亲怕我不够用，就在每月给我写信时，将五元钱夹带在信笺里面寄给我，并且还给我寄过两回做衣裤的布料。一九七四年初，我已恋爱了两年的女朋友因她家庭的百般阻挠而告吹，我陷入了失恋的痛苦之中。父亲来信要我一定从痛苦中振拔出来，把眼光放远一些，千万不能对生活失去信心。我记得很清楚，父亲在信中这样安慰我：“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如今回忆起这些往事来，我仍感激不已，同时也为无以报答父亲的慈爱之情而深感惭愧。
我这一生还做过两件对不起父亲的事。一件是在童年时代：朱沱在解放初期剿匪时，牺牲了十多名解放军，烈士们的尸体就埋葬在朱沱西面一个叫王坪的山岗上。每年到了清明节，人们都要到王坪给烈士们扫墓。那是一九六一年清明节的下午，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到王坪看扫墓，当扫墓的人们放鞭炮时，我们就去捡那些暂时没有放响的鞭炮。扫墓的人都走了后，我们就把捡来的鞭炮放着玩耍。谁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由于烈士墓的周围都放满了扫墓的花圈，也不知是哪个小伙伴将点燃的鞭炮扔到一个花圈上去了，立即就将那花圈引燃，当时风又大，很快便把其它的花圈全部都引燃了，我们吓得不知所措，随即一轰而散。当晚下半夜一点过，我在睡梦中被父亲从床上拉起，我还没清醒过来，就被父亲狠狠打了两耳光。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我，也是唯一的一次打我。原来父亲当天下午被镇武装部的人弄到镇政府去“背书”要父亲谈清楚烧烈士墓的花圈是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将父亲“关”到下半夜一点钟才放出来。这件事让父亲去替我受了过，自己感到确实是很对不起父亲。如果说这件事是在孩提时代不懂事的情况下无心造成的，那么另一件事却是在青年时代应该懂事的情况下有意造成的了。那是在文革中的一九七二年，父亲在给我的来信中说：“希望你要注意节俭，参加工作五年了还没有一点积蓄是不应该的。”父亲本来是为我着想，可就这么两句话，我却接受不了。我觉得自己没有乱花钱，由于我喜欢买书，我的工资除了生活费外，其余的钱都花到买书上去了。我于是在给父亲的回信中说：“现在是养子防修的时代，那种养儿防老的思想应该受到批判了。”当时不知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受了文革中那种极左思潮的影响吧，我真是糊涂透顶、混蛋到了极点！父亲看了我的信后很伤心，有整整三个月没有给我写信（自从我参加工作后，父亲是每月按时给我写一封信，从未间断过）。后来我主动写信向父亲认了错、道了歉。这是我一生中犯下的最大一个错误，至今不能原谅自己。
我这一生为父亲所做的事，只有一件值得一提。一九五六年搞公私合营时，给父亲定的月薪为二十八元，从那时起一直到一九七三年退休都没有增加一分钱。其间曾搞过几次调资升级，都因那个姓王的党支部书记对父亲打击报复，故每次都不给父亲增资。他打击报复缘于两点：一是父亲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伙食团团长，顶替了他的位置，他认为是父亲撤了他的台；二是有一次他儿子在第一门市部里偷糖果被父亲发现后当场教育了一顿（他儿子曾多次偷店里的东西，那次因为数量较多，偷了一大布袋，有五、六斤），他认为是父亲有意与他作对，借他儿子的事来扫他的面子，于是对父亲记恨在心。父亲退休后，其退休工资按原有工资的百分之七十计算，就非常低。我知道这件事后，特别气愤，决定为父亲讨回公道，当即伏案，奋笔疾书，分别向县劳动局、地区劳动局和省劳动局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他们调查解决此事。在上级领导的干涉过问下，这件事很快就有了结果：将父亲的月基本工资调升为三十七元，以此为基础计算退休工资。父亲高兴地把这个结果告诉我，我也为此而感到了一丝欣慰。
父亲的命真苦，到晚年他已儿孙满堂，按理说本该享受天伦之乐了，可不幸的是到了晚年后父亲却倍受脚疾折磨。父亲的脚疾始发于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刚开始时是右脚颈感到疼痛，逐渐地疼痛部位的皮肤发黑，继而破皮流出浓水，流浓水的地方肉便溃烂，烂成了一个洞，随之不能行走。父亲多次到永川、重庆各大医院医治，均无效果。一九七零年初夏时节，八哥将父亲送到成都我那儿来，我带着父亲先后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中医院、成都市骨科医院治疗了将近两个月，也无法治好父亲的脚疾。该恶疾究竟是什么病自始至终都没有确诊出来，有的医生说是病毒性溃疡，有的医生说是骨结核，有的医生说是骨髓炎。在四川省人民医院治疗时，医生劝父亲截肢，说如果再不截肢将要传染到左脚去。父亲舍不得丢掉一只脚，没有同意截肢。到了一九七三年，脚疾愈发严重，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到重庆外科医院做了截肢手术。但为时晚矣！左脚已经被传染上了，截肢后不久，左脚便开始发病，其病情跟右脚一模一样，也是在同一个部位。父亲从一九六四年患病后，一直坚持上班，除了去医院治病外，没有休息过一天。他这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到截肢后不能上班了，父亲便办了退休手续。
父亲最终死在脚疾上。父亲退休后，夏季和秋季住在朱沱家里，饮食起居皆由八哥八嫂照料；冬季和春季便分别住在大哥、三哥家里。我一般是春节回去探望父亲，每逢这时他都住在大哥家里。一九八五年春节，我照样回去看望父亲，是全家三口一起回去的，那时鲲鲲还不满九岁。父亲见了我们一家人非常高兴，特别是看到鲲鲲既顽皮又聪明更是高兴，鲲鲲是他最小的孙儿啊！那次父亲就叮嘱我，要好好教育鲲鲲，让他将来有出息。正月初四早上，我们告别父亲返回荣昌广顺上班，没想到那一别竟成永别！回来后只隔了一天，便得到父亲逝世的噩耗，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悲戚不已，立即请假奔丧。赶到大哥家里，见到父亲遗体安放在一块门板上，仅仅隔了两天没见，父亲整个身子就已经变小了许多。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大哭不已，哭得昏天黑地。从大哥那里得知，父亲辞世于正月初五（我们离开的第二天），他无意中将脚疾患处的主血管抠破了，血喷涌而出，无法止住，失血过多，快速辞世而去。父亲享年七十七岁。本来医生曾经劝过父亲，要他左脚也做截肢手术，但父亲没有同意，他不愿意做个两只脚都没有的人。父亲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最终是那万恶的脚疾夺去了他的生命（我当时曾撰写了一副挽联作为对父亲的悼念，挽联的内容现已记不清了）。
悠悠岁月，只在瞬间，父亲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七十七载春秋，其间多少风雨、多少坎坷、多少艰难与困苦，都被父亲一一征服了。父亲用他一生的行动告诉我们：日子就是勤劳和汗水的连续与积累。对父亲的那些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却总也回首，回首间便咀嚼出人生的苦辣酸甜。慢慢活下去，以往的许多事情也就成了过眼云烟，渐渐淡漠，渐渐忘却，唯有父亲的一切往事却分外清晰。日子虽然过得庸常，但父亲的教诲却对我铭心刻骨，让我终生受用，使我在这五光十色的世界里，每每惕惕自励，拙守一份质朴。
父亲，我可爱可敬的父亲，您可知晓？我心之深处，是多么的感激您，又是多么的怀念您啊！鲲鲲虽然目前还没有达到您老人家所期望的那样，但他现在已“知今是而昨非”正在人生途中奋力打拼，相信他会有一个好的明天，就请您放心吧。我衷心祝愿您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快快乐乐、平平安安！
啊，父亲，我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