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中国的标语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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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随处都可见标语口号。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标语口号最多的国家了吧。用标语口号来造舆论做宣传，或抨击，或提倡，或呼吁，或呐喊，或响应，或支持，让人一目了然，富有鼓动性，具有影响力。
严格地说，标语和口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对口号的解释是“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而对标语的解释是“用简短文字写出的宣传鼓动口号”我的理解，应该是先有口号，后有标语，将口号书写出来，再张贴出去，便成了标语。两者关系密切，所以通常大家就把标语口号连在一起说，没有去严格区分。
标语口号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史料中得知，战国时期商鞅搞变法，为了使老百姓相信改革举措，便到处贴出“搬木者，定得50金，言必有信”的标语。我想，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标语了。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力主变法，反对因循保守，提出著名的“三不足”口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明朝末年，由“娄东二张”牵头合并江南几十个社团而组建的复社，为了对付那个依附宦官魏忠贤的奸贼阮大铖，曾在南京各处张贴标语制造舆论，掀起驱阮运动。历史上的各次农民起义，都提出过响亮的口号，如陈胜提出的“伐无道，诛暴秦”、黄巢提出的“天补均平”、钟相与杨么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张献忠提出的“荡平中土，翦除贪官污吏”、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粮”、太平天国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等，都受到老百姓的拥护。从近代来看，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中国人面前第一次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19年5月4日，青年学生在北京天安门集合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口号，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解放战争时期“要和平，反内战；要民主，反独裁；要自由，反迫害”的口号，动员起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埋葬蒋家王朝。合民意得民心的标语口号的确有着无形的巨大力量。
标语口号所反映的是意识形态，它总要被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标语口号留给了我们太多的苦涩记忆。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弄得民不聊生，路有饿殍。1958年湖南湘乡在山坡上制作“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标语，每个字占地5亩多，飞机上也能看得一清二楚，一时在全国出尽风头。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批它“劳民伤财”可不久庐山会议上就成了“彭黄张周”的一条罪状。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标语口号肆意泛滥的年代，标语口号简直是“空前绝后”那比的是喇叭的音量分贝，比的是用词的狠毒，比的是杀伤力的大小，简直是一场标语口号的残酷战争。往往头天还是大大的好人，一夜过来，便满墙都是“打倒”、“砸烂”、“让你永世不得翻身”的标语口号，转眼便成为阶下囚，进炼狱。那标语口号给人的感觉，除了恐怖，还是恐怖。有条造反派张贴的标语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偷有理，抢无罪，革命的强盗精神万万岁！”还有一条写的是：“解放全人类，把五星红旗插上白宫和克里姆林宫！”这种现象说明：标语口号泛滥的国家，往往是政治上不民主、经济上不发达、社会上不人道、文化上有偏激的国家。
恶梦终于过去了。斗来斗去的标语口号终于不见了。但是变味的标语口号，却依旧疯长。多少商人在“顾客是上帝”的标语口号后面干着坑蒙拐骗的勾当；一些人民公仆和办事机构，在“为人民服务”的幌子下，却使尽管、卡、压之手段，干着权钱交易的勾当。假、大、空的标语口号风行而时髦：上面抓什么工作，下面便有什么标语口号。标语口号成为一种装璜，成为一种形式主义。某些标语口号的怪异简直令人啼笑皆非：某市有标语“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似乎和平抗税就合法；“不得袭击警车”似乎警车以外的其它车就可以袭击；江西某地为防止偷盗光缆线，有标语“光缆没铜，偷也没用”似乎指导小偷作案（去偷有用的东西）；河北某农村为提倡普及教育，有标语“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养儿不读书，就象养头驴”视人为畜类，那里还有一点人性化？上海浦东新区浦东大道两侧的旗帜上写着：“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自己倒先成垃圾了！这种标语出现在国际化的大都市里，真让人吃惊。更绝的是重庆市人和镇一家配种场的标语：“人和良种猪配种场。”这里的“人和”本来是地名，但文字如此组合，其意思就大相径庭了。在贵州铜仁去梵净山的路上，一个屠宰场竟写出这样的标语：“以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河南永城在严打斗争中有条标语：“不怕死的就到十八里乡来作案！”在浙江一座尼姑庵的墙外写着：“偷税漏税，来世罚做尼姑！”山东日照市有条大标语：“热烈欢迎全国鬃系统领导来日！”某贫困县基层干部标语：“我们的工作重点是管好两个口，填上面的口，堵下面的口。”还有另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是将标语分开来写，例如一房屋的转角处用白粉刷了这样一条标语：“投案自首是犯罪”凡初次看到的人都大吃一惊，待拐过弯去后才看到接着写的那部分；“份子的唯一出路！”出现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标语口号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而最无人性化的标语口号，非宣传计划生育莫属了。各地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口号，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其中多有野蛮反人性之辞，辱国辱民，大违基本国策之衷。不少基层干部将计划生育的宣传口号变成了表达自我权力意识的载体，把群众当成被管制、不守法的对象，乐于用充满命令、强迫、恐吓意味的词语面向公众。标语口号普遍存在冷漠、强硬、呆板、简单重复、质量不高等问题。我们不妨来看几个例子：云南某农村写的：“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四川某乡村路边农舍上写的：“该扎不扎，见了就抓！”山东某农村写的：“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安徽某县写的：“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江苏多处农村写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湖南某县写的：“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四川某地写的：“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这些标语口号，哪里还有一点儿人文关怀呢？
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口号在表现形式上，应当醒目规范，美化大方，体现温馨和谐，有人情味，令人赏心悦目，避免过多过滥。最近读报，得知人口计生委正在全国普遍开展一次清理、规范和更新计划生育标语口号工作，将一改此类标语长期以来低俗、冷硬、恐吓等弊端。为做好这次清理、规范和更新工作，国家人口计生委宣传教育司推荐了190条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评选出来的标语口号，如“素质好，男女都是宝”、“地球妈妈太累了，再也擎不起太多的孩子”、“让自己更轻松，使社会更和谐”等，供各地参考使用。而读后我却在想，既然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为什么当初国策出台时不制定一些规范化的有人情味的标语口号供各地宣传使用呢？中国的事情总是这样，非要问题成堆了才来解决它。
说不尽的标语口号，道不完的尘世风景。中国人最爱简明扼要地表达思想，所以老祖宗喜欢用标语口号，我们现代人也喜欢用标语口号。纵观中国的发展史，各个时期都有各个时期的标语口号，抛开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纲领性标语口号不论，单就民间流行过的标语口号，便可以写出一部活色生香的发展简史来。
在中国，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随处都可见标语口号。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标语口号最多的国家了吧。用标语口号来造舆论做宣传，或抨击，或提倡，或呼吁，或呐喊，或响应，或支持，让人一目了然，富有鼓动性，具有影响力。
严格地说，标语和口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对口号的解释是“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而对标语的解释是“用简短文字写出的宣传鼓动口号”我的理解，应该是先有口号，后有标语，将口号书写出来，再张贴出去，便成了标语。两者关系密切，所以通常大家就把标语口号连在一起说，没有去严格区分。
标语口号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史料中得知，战国时期商鞅搞变法，为了使老百姓相信改革举措，便到处贴出“搬木者，定得50金，言必有信”的标语。我想，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标语了。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力主变法，反对因循保守，提出著名的“三不足”口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明朝末年，由“娄东二张”牵头合并江南几十个社团而组建的复社，为了对付那个依附宦官魏忠贤的奸贼阮大铖，曾在南京各处张贴标语制造舆论，掀起驱阮运动。历史上的各次农民起义，都提出过响亮的口号，如陈胜提出的“伐无道，诛暴秦”、黄巢提出的“天补均平”、钟相与杨么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张献忠提出的“荡平中土，翦除贪官污吏”、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粮”、太平天国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等，都受到老百姓的拥护。从近代来看，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中国人面前第一次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19年5月4日，青年学生在北京天安门集合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口号，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解放战争时期“要和平，反内战；要民主，反独裁；要自由，反迫害”的口号，动员起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埋葬蒋家王朝。合民意得民心的标语口号的确有着无形的巨大力量。
标语口号所反映的是意识形态，它总要被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标语口号留给了我们太多的苦涩记忆。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弄得民不聊生，路有饿殍。1958年湖南湘乡在山坡上制作“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标语，每个字占地5亩多，飞机上也能看得一清二楚，一时在全国出尽风头。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批它“劳民伤财”可不久庐山会议上就成了“彭黄张周”的一条罪状。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标语口号肆意泛滥的年代，标语口号简直是“空前绝后”那比的是喇叭的音量分贝，比的是用词的狠毒，比的是杀伤力的大小，简直是一场标语口号的残酷战争。往往头天还是大大的好人，一夜过来，便满墙都是“打倒”、“砸烂”、“让你永世不得翻身”的标语口号，转眼便成为阶下囚，进炼狱。那标语口号给人的感觉，除了恐怖，还是恐怖。有条造反派张贴的标语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偷有理，抢无罪，革命的强盗精神万万岁！”还有一条写的是：“解放全人类，把五星红旗插上白宫和克里姆林宫！”这种现象说明：标语口号泛滥的国家，往往是政治上不民主、经济上不发达、社会上不人道、文化上有偏激的国家。
恶梦终于过去了。斗来斗去的标语口号终于不见了。但是变味的标语口号，却依旧疯长。多少商人在“顾客是上帝”的标语口号后面干着坑蒙拐骗的勾当；一些人民公仆和办事机构，在“为人民服务”的幌子下，却使尽管、卡、压之手段，干着权钱交易的勾当。假、大、空的标语口号风行而时髦：上面抓什么工作，下面便有什么标语口号。标语口号成为一种装璜，成为一种形式主义。某些标语口号的怪异简直令人啼笑皆非：某市有标语“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似乎和平抗税就合法；“不得袭击警车”似乎警车以外的其它车就可以袭击；江西某地为防止偷盗光缆线，有标语“光缆没铜，偷也没用”似乎指导小偷作案（去偷有用的东西）；河北某农村为提倡普及教育，有标语“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养儿不读书，就象养头驴”视人为畜类，那里还有一点人性化？上海浦东新区浦东大道两侧的旗帜上写着：“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自己倒先成垃圾了！这种标语出现在国际化的大都市里，真让人吃惊。更绝的是重庆市人和镇一家配种场的标语：“人和良种猪配种场。”这里的“人和”本来是地名，但文字如此组合，其意思就大相径庭了。在贵州铜仁去梵净山的路上，一个屠宰场竟写出这样的标语：“以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河南永城在严打斗争中有条标语：“不怕死的就到十八里乡来作案！”在浙江一座尼姑庵的墙外写着：“偷税漏税，来世罚做尼姑！”山东日照市有条大标语：“热烈欢迎全国鬃系统领导来日！”某贫困县基层干部标语：“我们的工作重点是管好两个口，填上面的口，堵下面的口。”还有另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是将标语分开来写，例如一房屋的转角处用白粉刷了这样一条标语：“投案自首是犯罪”凡初次看到的人都大吃一惊，待拐过弯去后才看到接着写的那部分；“份子的唯一出路！”出现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标语口号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而最无人性化的标语口号，非宣传计划生育莫属了。各地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口号，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其中多有野蛮反人性之辞，辱国辱民，大违基本国策之衷。不少基层干部将计划生育的宣传口号变成了表达自我权力意识的载体，把群众当成被管制、不守法的对象，乐于用充满命令、强迫、恐吓意味的词语面向公众。标语口号普遍存在冷漠、强硬、呆板、简单重复、质量不高等问题。我们不妨来看几个例子：云南某农村写的：“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四川某乡村路边农舍上写的：“该扎不扎，见了就抓！”山东某农村写的：“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安徽某县写的：“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江苏多处农村写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湖南某县写的：“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四川某地写的：“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这些标语口号，哪里还有一点儿人文关怀呢？
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口号在表现形式上，应当醒目规范，美化大方，体现温馨和谐，有人情味，令人赏心悦目，避免过多过滥。最近读报，得知人口计生委正在全国普遍开展一次清理、规范和更新计划生育标语口号工作，将一改此类标语长期以来低俗、冷硬、恐吓等弊端。为做好这次清理、规范和更新工作，国家人口计生委宣传教育司推荐了190条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评选出来的标语口号，如“素质好，男女都是宝”、“地球妈妈太累了，再也擎不起太多的孩子”、“让自己更轻松，使社会更和谐”等，供各地参考使用。而读后我却在想，既然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为什么当初国策出台时不制定一些规范化的有人情味的标语口号供各地宣传使用呢？中国的事情总是这样，非要问题成堆了才来解决它。
说不尽的标语口号，道不完的尘世风景。中国人最爱简明扼要地表达思想，所以老祖宗喜欢用标语口号，我们现代人也喜欢用标语口号。纵观中国的发展史，各个时期都有各个时期的标语口号，抛开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纲领性标语口号不论，单就民间流行过的标语口号，便可以写出一部活色生香的发展简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