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愉悦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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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一生未曾走出故乡哥尼斯堡十英里之外。达尔文周游世界之后，关在家里度其一生。马克思策划了几次革命之后，以大英博物馆终其余年。大体而论，安静的生活是伟大人物的特征，他们的喜乐也不是外人心目中认为兴奋的那一种。一切伟大的成就必须历久不懈地工作，其精神贯注与艰难的程度，使人再没有余力去应付狂热的娱乐。
——罗素快乐的征服（英国哲学家）
庄子。逍遥游中描写了这样一种人生境界：“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即：“像列子能够乘着风势而飞行，姿态轻巧美妙，过了十五天才回来。他对于圆满幸福并未汲汲追求。”能够乘风潇洒于云天之间，不追求世俗的荣华富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境界已算是相当高明了。但在庄子看来，这种境界还不算至高，有待于提升，因为“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这样虽然免于步行之累，还是要等待风力的配合，还是要有所依靠，有所凭借。庄子认为，真正理想的人生境界乃是——“至人无己”最高明的人化解了自我，无所执著，无所欲求，无所依赖，无所等待，摆脱了外界条件的限制和束缚，也摆脱了肉体以致精神的限制和束缚“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顺应天地的常道，由此把握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再邀游于无穷的境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并自得其乐。
因此，真正高明的人，能完全操控生命的流向，使生命趋于完美，自给自足，无假外物而得乐，从而享受“孤独的愉悦”像潇洒的庄子一样。孤独而能愉悦，不是寂寞无人问，更不是无法合群的无奈，而是远离人籁、走进天籁的觉悟，是品味自己、与己为友的惬意，是心灵充溢、精神圆满的自足，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达于无何有之乡的洒脱。所以，自古以来，许多高僧大德远离人间的喧嚣，隐入深山老林、古刹宝寺中，独自静修数十年，追求涅槃之境，与无穷的宇宙自然相通而共鸣，其乐亦无穷。
孤独的意境
儒家的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同样是说，人的生命毫无欠缺，一切在我身上都齐备了。快乐不需要依靠外物，只要一个人反省自己，做到完全真诚，快乐自然由内而发，源源不绝。儒家的理论一直强调快乐是由内所感，而不是由外所获，所以，孔子的弟子颜回可以“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的“乐”不在于外界的锦衣玉食，而在于内心的真诚，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向善的喜悦感。宋朝的理学家程颢作为儒家的后世弟子，写诗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可谓是悟到了儒家“快乐由内而发，不假外物”的境界。与程颢同时代的大文豪苏轼则在超然台记中引申道：“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在孤独的意境中，观天地自然，乐在其中矣！
这种“万物静观皆自得”的超然境界，绝非东方的智者所独享，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也很能体会到“静观”之乐。亚里士多德认为，思想和思想的对象，通过“神”的概念达到了高度统一。由于人们只能通过静观（theorein）才能把握到“神”这个永恒的、最美的实在，所以，人们只有在静观之时才是最美，而静观的活动乃是最愉悦、最美好的活动。
静谧的纯美
西方犬儒学派的哲学家狄奥尼修斯更是深悟“自得”之乐，他一生无欲无求于外物，居住在一只破木桶内，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狄奥尼修斯热爱“德行”追求从欲望之中解放出来的道德自由，他认为，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愈少，精神上的自由就愈多，他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一无所需是神的特权，所需甚少是类神之人的特权。”据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很羡慕狄奥尼修斯的自由生活，并亲自造访他，问他：“你需要什么吗，狄奥尼修斯？我都可以给你！”狄奥尼修斯回答道：“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佩服狄奥尼修斯的超然自立，他后来说：“我若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是狄奥尼修斯。”
大概洞彻人际、悟透生命的智者，都会有狄奥尼修斯的特立独行，以及怪异行为，虽皇帝驾临，亦不为所动，保持平常心。或许，在狄奥尼修斯的眼里，亚历山大不是雄霸世界的皇帝，而是历史上最大的乞丐，一个乞讨整个世界的乞丐。那么，作为一个获得超然自由的哲学家，狄奥尼修斯没理由会被一个乞讨世界的乞丐所震慑。
德国哲学家尼采也同样过着特立独行的生活，他说：“在人群中，我感到比我自己独处还要孤独。”尼采论述了三种人生境界，一是“骆驼的境界”就是听话照做，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主张；二是“狮子的境界”就是发号施令，指挥他人；三是“婴儿的境界”就是回归本我的原样，一切都是“完美的开始”自由而随性，不为外物所牵引。当哲学家达到了至高的“婴儿境界”时，根本无需走入人群寻找什么，因为一切皆是自满，自足，而自乐。人群反而是产生牵挂的地方，是烦恼之源。这也难怪一些人会说：“我认识人越多，我越喜欢狗！”
宁静致远，不出户，知天下
按照德国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说法，人类的快乐永远产生于强烈的对比之中。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说过：“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本源。”这种关于幸福快乐的评价，针对尼采所说的“骆驼境界”的人，或许有其合理之处，但针对“婴儿境界”的人，却有相当大的偏差。美国思想家梭罗哈佛大学毕业后，工作了几年，就选择在瓦尔登湖畔过隐居的生活，整日与树林、湖水和鸟兽为友，生活悠然而自得，并激发他写下了瓦尔登湖这部传世名著。梭罗有一句名言：“我从没有遇到过比孤独更好的伴侣。”隐居于瓦尔登湖畔，在孤独中有何强烈的对比可言？但快乐却相随于梭罗。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自称为“孤独的旅客”他晚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度过，在幽静的大学校园中享受着孤独的愉悦，做着快乐的“a solitary being”爱伊斯坦说：“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我又明显地缺乏与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要求，这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为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一定距离而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也许，越是晚年，越是阅历深刻，爱伊斯坦越是能享受到孤独的愉悦，自给自足，无欲无求，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把此视为生命的常态。
生命的喜悦
罗素在快乐的征服中告诉我们，人要练习出“一种忍受单调生活的能力”只有练习出忍受单调生活、忍受孤独的能力，拥有品味孤独的心性，人们才能在孤独中平静下来，洞见和绝灭一切烦恼的原因，从而提升自己，成就自己，认识到生命本然自足的状态。当我们认识到生命本然自足的状态后，一切外在的因素都将无法剥夺我们的快乐，每天早晨起来，当我们得知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快乐无比，就像法国画家达利所说：“我每天睡醒，发现自己是达利，就为之一快。”这种“孤笑”的人生境界，实是智者所赞，并可为世人之榜样！
康德一生未曾走出故乡哥尼斯堡十英里之外。达尔文周游世界之后，关在家里度其一生。马克思策划了几次革命之后，以大英博物馆终其余年。大体而论，安静的生活是伟大人物的特征，他们的喜乐也不是外人心目中认为兴奋的那一种。一切伟大的成就必须历久不懈地工作，其精神贯注与艰难的程度，使人再没有余力去应付狂热的娱乐。
——罗素快乐的征服（英国哲学家）
庄子。逍遥游中描写了这样一种人生境界：“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即：“像列子能够乘着风势而飞行，姿态轻巧美妙，过了十五天才回来。他对于圆满幸福并未汲汲追求。”能够乘风潇洒于云天之间，不追求世俗的荣华富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境界已算是相当高明了。但在庄子看来，这种境界还不算至高，有待于提升，因为“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这样虽然免于步行之累，还是要等待风力的配合，还是要有所依靠，有所凭借。庄子认为，真正理想的人生境界乃是——“至人无己”最高明的人化解了自我，无所执著，无所欲求，无所依赖，无所等待，摆脱了外界条件的限制和束缚，也摆脱了肉体以致精神的限制和束缚“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顺应天地的常道，由此把握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再邀游于无穷的境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并自得其乐。
因此，真正高明的人，能完全操控生命的流向，使生命趋于完美，自给自足，无假外物而得乐，从而享受“孤独的愉悦”像潇洒的庄子一样。孤独而能愉悦，不是寂寞无人问，更不是无法合群的无奈，而是远离人籁、走进天籁的觉悟，是品味自己、与己为友的惬意，是心灵充溢、精神圆满的自足，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达于无何有之乡的洒脱。所以，自古以来，许多高僧大德远离人间的喧嚣，隐入深山老林、古刹宝寺中，独自静修数十年，追求涅槃之境，与无穷的宇宙自然相通而共鸣，其乐亦无穷。
孤独的意境
儒家的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同样是说，人的生命毫无欠缺，一切在我身上都齐备了。快乐不需要依靠外物，只要一个人反省自己，做到完全真诚，快乐自然由内而发，源源不绝。儒家的理论一直强调快乐是由内所感，而不是由外所获，所以，孔子的弟子颜回可以“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的“乐”不在于外界的锦衣玉食，而在于内心的真诚，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向善的喜悦感。宋朝的理学家程颢作为儒家的后世弟子，写诗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可谓是悟到了儒家“快乐由内而发，不假外物”的境界。与程颢同时代的大文豪苏轼则在超然台记中引申道：“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在孤独的意境中，观天地自然，乐在其中矣！
这种“万物静观皆自得”的超然境界，绝非东方的智者所独享，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也很能体会到“静观”之乐。亚里士多德认为，思想和思想的对象，通过“神”的概念达到了高度统一。由于人们只能通过静观（theorein）才能把握到“神”这个永恒的、最美的实在，所以，人们只有在静观之时才是最美，而静观的活动乃是最愉悦、最美好的活动。
静谧的纯美
西方犬儒学派的哲学家狄奥尼修斯更是深悟“自得”之乐，他一生无欲无求于外物，居住在一只破木桶内，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狄奥尼修斯热爱“德行”追求从欲望之中解放出来的道德自由，他认为，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愈少，精神上的自由就愈多，他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一无所需是神的特权，所需甚少是类神之人的特权。”据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很羡慕狄奥尼修斯的自由生活，并亲自造访他，问他：“你需要什么吗，狄奥尼修斯？我都可以给你！”狄奥尼修斯回答道：“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佩服狄奥尼修斯的超然自立，他后来说：“我若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是狄奥尼修斯。”
大概洞彻人际、悟透生命的智者，都会有狄奥尼修斯的特立独行，以及怪异行为，虽皇帝驾临，亦不为所动，保持平常心。或许，在狄奥尼修斯的眼里，亚历山大不是雄霸世界的皇帝，而是历史上最大的乞丐，一个乞讨整个世界的乞丐。那么，作为一个获得超然自由的哲学家，狄奥尼修斯没理由会被一个乞讨世界的乞丐所震慑。
德国哲学家尼采也同样过着特立独行的生活，他说：“在人群中，我感到比我自己独处还要孤独。”尼采论述了三种人生境界，一是“骆驼的境界”就是听话照做，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主张；二是“狮子的境界”就是发号施令，指挥他人；三是“婴儿的境界”就是回归本我的原样，一切都是“完美的开始”自由而随性，不为外物所牵引。当哲学家达到了至高的“婴儿境界”时，根本无需走入人群寻找什么，因为一切皆是自满，自足，而自乐。人群反而是产生牵挂的地方，是烦恼之源。这也难怪一些人会说：“我认识人越多，我越喜欢狗！”
宁静致远，不出户，知天下
按照德国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说法，人类的快乐永远产生于强烈的对比之中。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说过：“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本源。”这种关于幸福快乐的评价，针对尼采所说的“骆驼境界”的人，或许有其合理之处，但针对“婴儿境界”的人，却有相当大的偏差。美国思想家梭罗哈佛大学毕业后，工作了几年，就选择在瓦尔登湖畔过隐居的生活，整日与树林、湖水和鸟兽为友，生活悠然而自得，并激发他写下了瓦尔登湖这部传世名著。梭罗有一句名言：“我从没有遇到过比孤独更好的伴侣。”隐居于瓦尔登湖畔，在孤独中有何强烈的对比可言？但快乐却相随于梭罗。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自称为“孤独的旅客”他晚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度过，在幽静的大学校园中享受着孤独的愉悦，做着快乐的“a solitary being”爱伊斯坦说：“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我又明显地缺乏与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要求，这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为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一定距离而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也许，越是晚年，越是阅历深刻，爱伊斯坦越是能享受到孤独的愉悦，自给自足，无欲无求，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把此视为生命的常态。
生命的喜悦
罗素在快乐的征服中告诉我们，人要练习出“一种忍受单调生活的能力”只有练习出忍受单调生活、忍受孤独的能力，拥有品味孤独的心性，人们才能在孤独中平静下来，洞见和绝灭一切烦恼的原因，从而提升自己，成就自己，认识到生命本然自足的状态。当我们认识到生命本然自足的状态后，一切外在的因素都将无法剥夺我们的快乐，每天早晨起来，当我们得知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快乐无比，就像法国画家达利所说：“我每天睡醒，发现自己是达利，就为之一快。”这种“孤笑”的人生境界，实是智者所赞，并可为世人之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