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君主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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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底根本基础是人权；凡侵害人权的政治一概都是非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真正的民主政治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是从个人出发而又回归到个人的。任何强调群体而抹煞个人的政治无疑不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之下，反对是常态。凡不能容忍反对的政治，不能算是民主政治。
——殷海光民主底试金石（中国现代思想家）
中国宋朝欧阳修、宋祁等人所编撰的新唐书第五十七卷中，有一段话：“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斗米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十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是岁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这段对大唐王朝社会的美妙描述，简直就是在说“大同世界”太平盛世，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人们外出无需自带干粮，因为国富民强，衣丰食足，到处都是好客的人。上千万国民的大唐王朝，只有二十九个死刑犯人，这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都绝对是个奇迹。贞观之治是君主统治下的成果，读到新唐书里的这段话，我玩笑式地想，我猛然明白了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句话的含义。看来，人类若想寻找比“最不坏的制度”更加优良的社会制度，需要在中国的“历史镜子”里探秘。
一、民主和君主的优劣评判
今天所言的民主制度诞生于西方社会，而西方的哲人对于民主制度却有一个比较深切且中立的认识，既不会盲目崇拜，也不会过于贬低。美国哲学家查德。罗蒂说：“民主不是真理，民主与真理无关，民主只是特定的人们选择的一套有效的管理方法。”由此可见，西方人所言的民主制度只是社会管理的一种工具，从科学严谨的角度来评判，这种工具仿佛高科技一般，无所谓好坏之分。“民主”这种工具若是掌握在好人手中，自可造福大众，若是掌握在坏人手中，也会成为其满足私欲的手段，祸害大众。佛教禅宗有句话说：“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亦邪。”可作类比。
所以，社会制度的形式，无论是民主也好，还是君主也罢，如果能够约束人们不犯错误，预防世间的杀伐纷争，让人们和睦相处，达到“济苍生，安黎元”的效果，都值得赞许。若想对民主和君主做一个比较，从实用主义者的角度来评判，在历史的特定时刻，民主和君主，孰优孰劣，倒是很难下论定。
目前，民主制度是大家相当公认的合理制度，但民主若无科学原则的指导，就会沦为“大多数人的暴政”衍生出“暴民统治”在历史潮流的惯性冲击中，大众很容易迷失自我，做出错误的判断。古希腊时期，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死在民主制度的洪水猛兽下。当时，雅典用民主的方式把十位将军送上断头台，就因为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某一次战役中因为没有及时处理阵亡士兵的尸体而触犯了众怒。苏格拉底开始对这种民主政体产生了怀疑，他觉得这种民主按照众人的意志来动作，缺乏理性的法治传统，很容易变成多数人的专政，是非常危险的。苏格拉底正是从这里开始对希腊民主以及孕育、支撑这一制度的全部希腊文明——多神信仰、哲学传统、人生方式、道德伦理等进行全面的发难、诘问和挑战，并以此影响周围的青年。果然，雅典的公民无法忍受了，控告他毁谤国家的信仰、腐蚀青年，最后通过500人投票表决判处了苏格拉底的死刑。很多时候“暴民统治”的可怕和可恶程度绝对不亚于暴君政治，例如，中国近代的义和团运动，中国台湾的228事件，大众在这些事件中失去理智时所表现的暴力和残忍，已足以媲美历史上的任何暴君了。另外，民主制度如果没有道德作为基础，也会成为集体作恶的手段。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英国议会投票表决是否对中国开战。最后，这场厚颜无耻的鸦片战争居然是民主投票的结果。因此，民主的殿堂里如果都是小偷、强盗和掮客，那么，无论是以多么民主的方式做出决策，民主都是罪恶的帮凶。还有印度这个国家，虽然在政治形式上产生了民主制度，但政府人员低劣的素质导致了集体性贪污，集体性为非作歹，这种民主制度虚有其表，败絮其中，有何值得赞许之处呢？
相比于民主制度，君主制度、甚至独裁制度，在历史的特定时刻却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上述大唐的贞观盛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若从近代历史来看，德国独裁者希特勒借助自己的个人领袖魅力，一度让德国的经济扶摇直上，迅速摆脱一战后的落后状况，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使德国有雄厚实力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美国1929年经济大危机后接替胡佛执政，成为手握超越最高法院大权的独裁者，以便当机立断，速下决策，从而带领国家迅速走出了困境，摆脱经济危机；二战后，独裁者斯大林也曾让苏联的科技、工业和经济飞速发展，一日千里，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候。西哲柏拉图说：“民主制度无论是好，还是坏，都是最没有效率的。”确实点出了民主制度相较于其他制度的一个明显缺陷。
英国哲学家罗素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过，希特勒如果不是操之过急，整天想着迅速吃下欧洲，称霸全球，以至于头昏脑胀，作战方案全乱了套，他很可能会成功。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希特勒称霸了全球，作了世界之王成为现实，根据“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媒体必然如墙头草，一边倒向赞美希特勒这边。那时，代表正义的就不是如今称霸全球、侵略四方的美国人所到处宣扬的民主了，君主制度必将会成为世界的主旋律。希特勒如果再发扬一下“民为贵，君为轻”的作风，迅猛发展世界经济，让人们过上富裕快乐的生活，那整个人类的世界观就会同现在大相径庭了。
通过这种对比和设想，我们也许能更清楚地觉察到，民主制、君主制，甚或独裁制和寡头制，都仅仅是社会制度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一种管理工具，只要能达到“强国富民”的效用，自然会受到普罗大众的拥护，成为人间“真理”放眼当今时代，看似民主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可在民主形式的背后，却是一些利益财团控制着整个世界大局，一如货币战争中所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财团寡头的天下。在成人的世界中，人间的是非对错，似乎太难分析清楚了，对于民主和君主，若是采取二元对立的态度，确实武断了一些。
不过，从历史上的统计概率来看，民主制度确实是“最不坏的制度”优于君主、独裁等非民主制度。试看，中国五千年的非民主历史和美国两百年的民主历史，对比一下人民的生活质量如何，哪种制度占据上风，大家一目了然。中国历代为了改朝换代和转移政权所流血之重，牺牲之惨，世所罕见，几无与伦比。在一次次的流血转移政权中，中国勤劳的人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被投入暴力的烈火中，损失殆尽。英国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说：“民主是人所已经发现的唯一和平改变的方法。”中国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虽然弊端很多，但台湾的政权如今毕竟实现了和平过渡，很值得中国大陆的借鉴。
至于非民主制度是否是“最坏的制度”还有待于今后的验证。谁也无法断定，在今后的社会制度探索中，愚蠢的人类是否会创造出更加恶劣的社会制度出来。
二、言论自由的监督效应
无论推行何种社会制度，有一种原则却是不变的真理，那就是，人民对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有进行监督的权利。因为社会制度施行后的果实，是由人民亲口品尝，所以人民有权对种子的发育好坏进行监督。监督制度的施行，有赖于人民要拥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一般来说，对社会制度进行监督的方式就是人们的言论评判，所以，言论自由作为监督的必要条件，乃是人民一种天赋的基本人权，仿佛人民有吃饭生存的权利一样，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而一个社会是否拥有言论自由，也可以作为衡量这个社会的制度是否合理的一个客观评判标准。
一个正大光明的政府，力求为人民谋求福利，让人民真正作国家的主人，毫无理由害怕言论自由。试想，一个国家如果真正视人民为主人，那么，主人要求对国家政府这种服务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甚至要求其公开“财务支出”“税收流向”等工作报表，作为提供服务的国家政府机构，或者说作为人民主人“管家”的国家政府机构，毫无理由防民之口，或者拒不公开工作报表。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宣称为民服务的政府却视言论自由为蛇蝎毒物，如果其服务下的国民一谈到“搞政治”便紧张，仿佛谈虎变色，那么，这其中的“症结”就相当让人反省和怀疑了。
一些坚定拥护民主制度的学者，像中国现代启蒙哲学家殷海光，一直把个人的自由和人权，尤其是言论自由，当成判断民主真假的标准。殷海光认为，如果一个宣称推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却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那它推行的就是假的民主。只有当人民拥有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时，大众的媒体才能发出真实反映社会现状的言论，监督制度才能名副其实的落实。殷海光推崇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把不是什么说成是什么，或把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便是假的；而把是什么说成是什么，或把不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便是真的。”所以，殷海光把人民是否拥有“是什么，就说什么”这项简单的权利，作为判断极权和真正民主的分水岭。
“五四之子”殷海光
从人类数千年的历史来看，如果一个王朝无视民众的言论，失去了民心，甚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那这个王朝就算走到了坟墓的面前。中国唐朝之所以有贞观盛景的出现，唐太宗李世民的勇于纳谏起到了很大作用。唐太宗在位20多年，大开言论自由，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仅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总共就有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与此相反，古希腊由于禁锢了人们的言论自由，便促使了这个民主国家的消亡。哲人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理由就是思想和言论上有问题。一个号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民主城邦把仅仅只是因为思想和言论被认为有“问题”的苏格拉底推上了断头台。正是雅典人自己的这一错误举措，最有力地证明了苏格拉底思想的正确性，同时也结束了雅典民主继续存在的合理性。
在放任的环境下，人性容易变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腐败滋生绝对的腐败。当言论自由和监督权消失的时候，人性的土壤就会酸化，从而滋生出千奇百怪的恶形恶状。在今天的世界格局里，相对于君主制度，推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在接受大众的监督上，由于具有稳健的制度纲领辅助，自然做的比较好。在一些拥有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的民主国家里，为了争夺国家的管理权，在野党会绞尽脑汁，以“为民喉舌”的名义，对执政党进行严酷的监督，这样就能有效平衡国家在向前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偏颇举措。尤其在一些宗教性的民主国家中，对于执政者来说，不但有全体民众的监督，还有宗教的神灵在天上的监督，这就能更加有效预防执政者的腐败堕落。所以，在此方面，非民主、非宗教国家就多少有些比不上了。
三、中国的“民主”历史
在有文史记载的中国历史中“君主制”一直是中国政治大环境中的主旋律，但在“君主制”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土壤中绝对不缺少近代西方人所言的“民主”成分。从战国时期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后来逐鹿天下的智者所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无不说明中国政治富含“重民”“尊民”的元素，同西方人所说的“民主”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中国的政治皆是“极权”与“暴政”那么，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根本无法存活几千年之久。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像黄仁宇等人，站在客观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历史的脉络，往往就会发现，即使在中国的专制时代，国家还是保留最低限度的法制，虽皇帝也不能袒护近臣，为所欲为，在君主制中，有平衡权力的制度存在。
中国这种自给自足的君主制系统，被近代世界帝国主义的入侵打乱了。随着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达伽马开拓了从欧洲绕道好望角抵达印度的新航线，世界已经被连成了一体，到了清王朝后期，富裕的中国大地完全敞在了西方列强的眼皮底下。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争相想吃下中国这块大肥肉。内部政务系统已经腐化和老化的清王朝，在内忧和外患中，不得不变法图强，以求摆脱被侵略、被凌辱的地位，但提议并实践变法图强的志士仁人根本无法抵挡清王朝守旧势力的血腥压迫。守旧势力的顽固不化，最终导致了清王朝被武力推翻的下场。封建王朝的大屋虽然轰然倒塌，但是，当时的主流人士似乎还没找到方法再建更好的大厦以供人民遮风避雨，所以，人民坦露在军阀割据的大局下，处于更加难以生存的水深火热之中。曾经有些开明人士想趁机在中国推行民主共和的大政，但由于一些军阀独裁的欲望过于强烈，再加上帝国主义的恶毒干扰，这条路也没走通。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才能彻底摆脱外界恶毒势力的束缚，专心致志研究适合中国人发展的道路。但经过近百年战争蹂躏后的中国，已经是千疮百孔，一穷二白。在这种薄弱的基础上，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扰，也没有任何外界的帮助，中国人不得不试探、摸索自己的富国之路，自然走了许多弯路。磕磕碰碰了许多次之后，中国人终于走出了一条外不挨打、内不挨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富强之路。
在祖国经历过风风雨雨的波折之后，中国的很多有识之士思考着祖国发展过程中所犯过的错误，他们沉痛反思的成果，对指导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依旧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这其中有两个立场截然相反的代表人物，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和启发意义。一个是中国台湾佛教的净空法师，他赞同中国施行君主制，认为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已注定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需要上行下效，君主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带头学习仁义礼智信，会对全国人民有一个好的影响，从而使社会和睦，国富民强。净空法师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同，自然不能照搬美国的民主制度。
民主、自由斗士李敖
另一个是在中国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贡献巨大的哲学家殷海光。殷海光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大事件，并对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有过深刻的关注和研究。两相对照之下，殷海光坚决提议中国应该走西方民主和科学发展的道路。他认为，如果政治是关于大家的事，那么从大家的意愿出发并且运用联合的智慧，妥善解决的盖然程度大于从少数人的意愿出发并且运用少数人的智慧。所以，民主之路是中国唯一可行的道路。对于民主的真义和各类假相民主，以及中国的国情，殷海光都有过相当细致的分析，立意严谨，条理清晰，对大众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殷海光到了后期，眼光转向了他以前所摈弃的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虽然美国的基督教义是产生民主的良性土壤，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不缺少这种养分，他说：“也许有人说，基督教义与孔制不同。基督教义涵育着自由、平等和博爱，所以容易导出民主政治。孔制里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无从导出民主政治。因此，中国要建立民主，必须排除孔制，另辟途径。我现在要问：孔仁孟义，再加上墨子兼爱，为什么一定不能导出民主？”这对当代学者的进一步探索指明了一个参考方向。目前，台湾的民主化在殷海光以及其弟子李敖等人的大力推进下，已经硕果累累。
在这两派立场中，笔者倾向于后者。读了中国的资治通鉴，对中国的历史有个大局的了解之后，就知道在权力的腐蚀下，人性是多么不可靠。“君主制”有些过于相信君主的道德品行，虽然对君主的权力有某种程度的制约，但还不够。如果不幸遇到一个品行不端，甚至习恶成性的君主，人民不但幸福难求，就是生存也不可能了。当然，仅仅生搬硬套西方的民主制度绝对不行，如今中国在世界和谐化发展的道路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面临着走向世界，并影响世界的发展契机，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代里，中国的新一代学者站在前辈的肩膀上，需要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和东方的君主制度做一个更深度的探索，更上一层楼，创造性建设自己的民主制度，也就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制度。
两派立场虽然截然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国家制度以外，人的品质同样重要。净空法师对人民道德品质相当重视，他一生致力于人格教育的推广和中国传统精髓文化的普及，甚至在中国一些地方试行儒家教育来管理社会，使得当地民风淳朴，社会和谐。即使是大力推崇西方民主制度的殷海光，也认为：“任何关于人的制度和学说，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为原始动力，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是可以变成它的反面的。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变成暴政。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民主只是社会管理的一种工具，仿佛没有生命的网。如果有了这一张网而没有活人去用它，还是捞不到鱼。从近代西方列强的一些做法，我们可以看出，在民主和法制之上，绝对需要道德教化，否则，民主制度下的人们就会成为民主的暴徒，没有道德的民主就是一群真小人、衣冠禽兽的民主，换句话说，抓阄的人必须是道德高尚，不谋私利的人，否则等于胡闹。并且，若要使大众有言论自由，从而行使监督的权利，就需要大众有基本的判断能力，而归根结底，这也需要大众的受教育程度跟上时代的步伐。
中国的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古书学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是治国方略的先锋。所以，今天的中国应该大力挖掘古代的文化精髓，推行道德教化，改良各种社会制度中的不良基因，这样，中国作为世界和谐化进程中的一个中坚力量，才能有一个比较宏远的发展前景。
民主底根本基础是人权；凡侵害人权的政治一概都是非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真正的民主政治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是从个人出发而又回归到个人的。任何强调群体而抹煞个人的政治无疑不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之下，反对是常态。凡不能容忍反对的政治，不能算是民主政治。
——殷海光民主底试金石（中国现代思想家）
中国宋朝欧阳修、宋祁等人所编撰的新唐书第五十七卷中，有一段话：“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斗米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十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是岁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这段对大唐王朝社会的美妙描述，简直就是在说“大同世界”太平盛世，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人们外出无需自带干粮，因为国富民强，衣丰食足，到处都是好客的人。上千万国民的大唐王朝，只有二十九个死刑犯人，这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都绝对是个奇迹。贞观之治是君主统治下的成果，读到新唐书里的这段话，我玩笑式地想，我猛然明白了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句话的含义。看来，人类若想寻找比“最不坏的制度”更加优良的社会制度，需要在中国的“历史镜子”里探秘。
一、民主和君主的优劣评判
今天所言的民主制度诞生于西方社会，而西方的哲人对于民主制度却有一个比较深切且中立的认识，既不会盲目崇拜，也不会过于贬低。美国哲学家查德。罗蒂说：“民主不是真理，民主与真理无关，民主只是特定的人们选择的一套有效的管理方法。”由此可见，西方人所言的民主制度只是社会管理的一种工具，从科学严谨的角度来评判，这种工具仿佛高科技一般，无所谓好坏之分。“民主”这种工具若是掌握在好人手中，自可造福大众，若是掌握在坏人手中，也会成为其满足私欲的手段，祸害大众。佛教禅宗有句话说：“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亦邪。”可作类比。
所以，社会制度的形式，无论是民主也好，还是君主也罢，如果能够约束人们不犯错误，预防世间的杀伐纷争，让人们和睦相处，达到“济苍生，安黎元”的效果，都值得赞许。若想对民主和君主做一个比较，从实用主义者的角度来评判，在历史的特定时刻，民主和君主，孰优孰劣，倒是很难下论定。
目前，民主制度是大家相当公认的合理制度，但民主若无科学原则的指导，就会沦为“大多数人的暴政”衍生出“暴民统治”在历史潮流的惯性冲击中，大众很容易迷失自我，做出错误的判断。古希腊时期，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死在民主制度的洪水猛兽下。当时，雅典用民主的方式把十位将军送上断头台，就因为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某一次战役中因为没有及时处理阵亡士兵的尸体而触犯了众怒。苏格拉底开始对这种民主政体产生了怀疑，他觉得这种民主按照众人的意志来动作，缺乏理性的法治传统，很容易变成多数人的专政，是非常危险的。苏格拉底正是从这里开始对希腊民主以及孕育、支撑这一制度的全部希腊文明——多神信仰、哲学传统、人生方式、道德伦理等进行全面的发难、诘问和挑战，并以此影响周围的青年。果然，雅典的公民无法忍受了，控告他毁谤国家的信仰、腐蚀青年，最后通过500人投票表决判处了苏格拉底的死刑。很多时候“暴民统治”的可怕和可恶程度绝对不亚于暴君政治，例如，中国近代的义和团运动，中国台湾的228事件，大众在这些事件中失去理智时所表现的暴力和残忍，已足以媲美历史上的任何暴君了。另外，民主制度如果没有道德作为基础，也会成为集体作恶的手段。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英国议会投票表决是否对中国开战。最后，这场厚颜无耻的鸦片战争居然是民主投票的结果。因此，民主的殿堂里如果都是小偷、强盗和掮客，那么，无论是以多么民主的方式做出决策，民主都是罪恶的帮凶。还有印度这个国家，虽然在政治形式上产生了民主制度，但政府人员低劣的素质导致了集体性贪污，集体性为非作歹，这种民主制度虚有其表，败絮其中，有何值得赞许之处呢？
相比于民主制度，君主制度、甚至独裁制度，在历史的特定时刻却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上述大唐的贞观盛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若从近代历史来看，德国独裁者希特勒借助自己的个人领袖魅力，一度让德国的经济扶摇直上，迅速摆脱一战后的落后状况，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使德国有雄厚实力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美国1929年经济大危机后接替胡佛执政，成为手握超越最高法院大权的独裁者，以便当机立断，速下决策，从而带领国家迅速走出了困境，摆脱经济危机；二战后，独裁者斯大林也曾让苏联的科技、工业和经济飞速发展，一日千里，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候。西哲柏拉图说：“民主制度无论是好，还是坏，都是最没有效率的。”确实点出了民主制度相较于其他制度的一个明显缺陷。
英国哲学家罗素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过，希特勒如果不是操之过急，整天想着迅速吃下欧洲，称霸全球，以至于头昏脑胀，作战方案全乱了套，他很可能会成功。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希特勒称霸了全球，作了世界之王成为现实，根据“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媒体必然如墙头草，一边倒向赞美希特勒这边。那时，代表正义的就不是如今称霸全球、侵略四方的美国人所到处宣扬的民主了，君主制度必将会成为世界的主旋律。希特勒如果再发扬一下“民为贵，君为轻”的作风，迅猛发展世界经济，让人们过上富裕快乐的生活，那整个人类的世界观就会同现在大相径庭了。
通过这种对比和设想，我们也许能更清楚地觉察到，民主制、君主制，甚或独裁制和寡头制，都仅仅是社会制度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一种管理工具，只要能达到“强国富民”的效用，自然会受到普罗大众的拥护，成为人间“真理”放眼当今时代，看似民主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可在民主形式的背后，却是一些利益财团控制着整个世界大局，一如货币战争中所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财团寡头的天下。在成人的世界中，人间的是非对错，似乎太难分析清楚了，对于民主和君主，若是采取二元对立的态度，确实武断了一些。
不过，从历史上的统计概率来看，民主制度确实是“最不坏的制度”优于君主、独裁等非民主制度。试看，中国五千年的非民主历史和美国两百年的民主历史，对比一下人民的生活质量如何，哪种制度占据上风，大家一目了然。中国历代为了改朝换代和转移政权所流血之重，牺牲之惨，世所罕见，几无与伦比。在一次次的流血转移政权中，中国勤劳的人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被投入暴力的烈火中，损失殆尽。英国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说：“民主是人所已经发现的唯一和平改变的方法。”中国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虽然弊端很多，但台湾的政权如今毕竟实现了和平过渡，很值得中国大陆的借鉴。
至于非民主制度是否是“最坏的制度”还有待于今后的验证。谁也无法断定，在今后的社会制度探索中，愚蠢的人类是否会创造出更加恶劣的社会制度出来。
二、言论自由的监督效应
无论推行何种社会制度，有一种原则却是不变的真理，那就是，人民对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有进行监督的权利。因为社会制度施行后的果实，是由人民亲口品尝，所以人民有权对种子的发育好坏进行监督。监督制度的施行，有赖于人民要拥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一般来说，对社会制度进行监督的方式就是人们的言论评判，所以，言论自由作为监督的必要条件，乃是人民一种天赋的基本人权，仿佛人民有吃饭生存的权利一样，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而一个社会是否拥有言论自由，也可以作为衡量这个社会的制度是否合理的一个客观评判标准。
一个正大光明的政府，力求为人民谋求福利，让人民真正作国家的主人，毫无理由害怕言论自由。试想，一个国家如果真正视人民为主人，那么，主人要求对国家政府这种服务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甚至要求其公开“财务支出”“税收流向”等工作报表，作为提供服务的国家政府机构，或者说作为人民主人“管家”的国家政府机构，毫无理由防民之口，或者拒不公开工作报表。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宣称为民服务的政府却视言论自由为蛇蝎毒物，如果其服务下的国民一谈到“搞政治”便紧张，仿佛谈虎变色，那么，这其中的“症结”就相当让人反省和怀疑了。
一些坚定拥护民主制度的学者，像中国现代启蒙哲学家殷海光，一直把个人的自由和人权，尤其是言论自由，当成判断民主真假的标准。殷海光认为，如果一个宣称推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却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那它推行的就是假的民主。只有当人民拥有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时，大众的媒体才能发出真实反映社会现状的言论，监督制度才能名副其实的落实。殷海光推崇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把不是什么说成是什么，或把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便是假的；而把是什么说成是什么，或把不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便是真的。”所以，殷海光把人民是否拥有“是什么，就说什么”这项简单的权利，作为判断极权和真正民主的分水岭。
“五四之子”殷海光
从人类数千年的历史来看，如果一个王朝无视民众的言论，失去了民心，甚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那这个王朝就算走到了坟墓的面前。中国唐朝之所以有贞观盛景的出现，唐太宗李世民的勇于纳谏起到了很大作用。唐太宗在位20多年，大开言论自由，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仅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总共就有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与此相反，古希腊由于禁锢了人们的言论自由，便促使了这个民主国家的消亡。哲人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理由就是思想和言论上有问题。一个号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民主城邦把仅仅只是因为思想和言论被认为有“问题”的苏格拉底推上了断头台。正是雅典人自己的这一错误举措，最有力地证明了苏格拉底思想的正确性，同时也结束了雅典民主继续存在的合理性。
在放任的环境下，人性容易变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腐败滋生绝对的腐败。当言论自由和监督权消失的时候，人性的土壤就会酸化，从而滋生出千奇百怪的恶形恶状。在今天的世界格局里，相对于君主制度，推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在接受大众的监督上，由于具有稳健的制度纲领辅助，自然做的比较好。在一些拥有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的民主国家里，为了争夺国家的管理权，在野党会绞尽脑汁，以“为民喉舌”的名义，对执政党进行严酷的监督，这样就能有效平衡国家在向前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偏颇举措。尤其在一些宗教性的民主国家中，对于执政者来说，不但有全体民众的监督，还有宗教的神灵在天上的监督，这就能更加有效预防执政者的腐败堕落。所以，在此方面，非民主、非宗教国家就多少有些比不上了。
三、中国的“民主”历史
在有文史记载的中国历史中“君主制”一直是中国政治大环境中的主旋律，但在“君主制”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土壤中绝对不缺少近代西方人所言的“民主”成分。从战国时期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后来逐鹿天下的智者所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无不说明中国政治富含“重民”“尊民”的元素，同西方人所说的“民主”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中国的政治皆是“极权”与“暴政”那么，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根本无法存活几千年之久。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像黄仁宇等人，站在客观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历史的脉络，往往就会发现，即使在中国的专制时代，国家还是保留最低限度的法制，虽皇帝也不能袒护近臣，为所欲为，在君主制中，有平衡权力的制度存在。
中国这种自给自足的君主制系统，被近代世界帝国主义的入侵打乱了。随着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达伽马开拓了从欧洲绕道好望角抵达印度的新航线，世界已经被连成了一体，到了清王朝后期，富裕的中国大地完全敞在了西方列强的眼皮底下。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争相想吃下中国这块大肥肉。内部政务系统已经腐化和老化的清王朝，在内忧和外患中，不得不变法图强，以求摆脱被侵略、被凌辱的地位，但提议并实践变法图强的志士仁人根本无法抵挡清王朝守旧势力的血腥压迫。守旧势力的顽固不化，最终导致了清王朝被武力推翻的下场。封建王朝的大屋虽然轰然倒塌，但是，当时的主流人士似乎还没找到方法再建更好的大厦以供人民遮风避雨，所以，人民坦露在军阀割据的大局下，处于更加难以生存的水深火热之中。曾经有些开明人士想趁机在中国推行民主共和的大政，但由于一些军阀独裁的欲望过于强烈，再加上帝国主义的恶毒干扰，这条路也没走通。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才能彻底摆脱外界恶毒势力的束缚，专心致志研究适合中国人发展的道路。但经过近百年战争蹂躏后的中国，已经是千疮百孔，一穷二白。在这种薄弱的基础上，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扰，也没有任何外界的帮助，中国人不得不试探、摸索自己的富国之路，自然走了许多弯路。磕磕碰碰了许多次之后，中国人终于走出了一条外不挨打、内不挨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富强之路。
在祖国经历过风风雨雨的波折之后，中国的很多有识之士思考着祖国发展过程中所犯过的错误，他们沉痛反思的成果，对指导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依旧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这其中有两个立场截然相反的代表人物，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和启发意义。一个是中国台湾佛教的净空法师，他赞同中国施行君主制，认为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已注定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需要上行下效，君主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带头学习仁义礼智信，会对全国人民有一个好的影响，从而使社会和睦，国富民强。净空法师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同，自然不能照搬美国的民主制度。
民主、自由斗士李敖
另一个是在中国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贡献巨大的哲学家殷海光。殷海光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大事件，并对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有过深刻的关注和研究。两相对照之下，殷海光坚决提议中国应该走西方民主和科学发展的道路。他认为，如果政治是关于大家的事，那么从大家的意愿出发并且运用联合的智慧，妥善解决的盖然程度大于从少数人的意愿出发并且运用少数人的智慧。所以，民主之路是中国唯一可行的道路。对于民主的真义和各类假相民主，以及中国的国情，殷海光都有过相当细致的分析，立意严谨，条理清晰，对大众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殷海光到了后期，眼光转向了他以前所摈弃的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虽然美国的基督教义是产生民主的良性土壤，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不缺少这种养分，他说：“也许有人说，基督教义与孔制不同。基督教义涵育着自由、平等和博爱，所以容易导出民主政治。孔制里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无从导出民主政治。因此，中国要建立民主，必须排除孔制，另辟途径。我现在要问：孔仁孟义，再加上墨子兼爱，为什么一定不能导出民主？”这对当代学者的进一步探索指明了一个参考方向。目前，台湾的民主化在殷海光以及其弟子李敖等人的大力推进下，已经硕果累累。
在这两派立场中，笔者倾向于后者。读了中国的资治通鉴，对中国的历史有个大局的了解之后，就知道在权力的腐蚀下，人性是多么不可靠。“君主制”有些过于相信君主的道德品行，虽然对君主的权力有某种程度的制约，但还不够。如果不幸遇到一个品行不端，甚至习恶成性的君主，人民不但幸福难求，就是生存也不可能了。当然，仅仅生搬硬套西方的民主制度绝对不行，如今中国在世界和谐化发展的道路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面临着走向世界，并影响世界的发展契机，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代里，中国的新一代学者站在前辈的肩膀上，需要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和东方的君主制度做一个更深度的探索，更上一层楼，创造性建设自己的民主制度，也就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制度。
两派立场虽然截然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国家制度以外，人的品质同样重要。净空法师对人民道德品质相当重视，他一生致力于人格教育的推广和中国传统精髓文化的普及，甚至在中国一些地方试行儒家教育来管理社会，使得当地民风淳朴，社会和谐。即使是大力推崇西方民主制度的殷海光，也认为：“任何关于人的制度和学说，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为原始动力，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是可以变成它的反面的。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变成暴政。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民主只是社会管理的一种工具，仿佛没有生命的网。如果有了这一张网而没有活人去用它，还是捞不到鱼。从近代西方列强的一些做法，我们可以看出，在民主和法制之上，绝对需要道德教化，否则，民主制度下的人们就会成为民主的暴徒，没有道德的民主就是一群真小人、衣冠禽兽的民主，换句话说，抓阄的人必须是道德高尚，不谋私利的人，否则等于胡闹。并且，若要使大众有言论自由，从而行使监督的权利，就需要大众有基本的判断能力，而归根结底，这也需要大众的受教育程度跟上时代的步伐。
中国的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古书学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是治国方略的先锋。所以，今天的中国应该大力挖掘古代的文化精髓，推行道德教化，改良各种社会制度中的不良基因，这样，中国作为世界和谐化进程中的一个中坚力量，才能有一个比较宏远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