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半农半读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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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今天家长们花钱送孩子去参加野外拓展训练等，我不由得想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我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早产儿，母亲生病住院四个多月没吃过她的母乳，祖父母有时抱着嗷嗷待哺的我到生产队的同姓伯母们那里蹭些奶吃，合作食堂的大锅汤（饭）谈不上营养，导致我一生总是矮人一头。我上学前很小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很多还是生产队长在竹编的喇叭筒里统一安排的“工作”如捡拾没收干净的粮食、捡拾牛粪，摘桑叶、扯木叶（扯青）、抱谷子、背粪、参加修水库等。文革中期我开始读书了，上学加入的不是少先队，而是红小兵组织，再大一点成了红卫兵。红小兵组织不象现在的少先队分大、中、小队长，而称连、排、班长，连长相当于现在的学生会主席，排长相当于现在的班长，班长相当于现在的小组长。那时的少年儿童每年不过六？一儿童节，而是在5月7日这天集中到公社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发表多少周年，不断强化学农意识。我读小学时节假日、星期天都要出工干农活。一般每天早、中、午出三次工，可以挣工分3至5分。当时一个男壮年劳动力可挣10分，老年人、妇女、体质较差的社员挣8至9分。到年终会计集中决算后，10分算一个劳动日，一个劳动日价值1角多钱，意味着我们小学生一天出三次工，可挣几分至1角钱。从那时起到离开家乡前，我都是被列入了生产队记工分的正式名册的，有时还要参加生产队开会进行民“评工分”（即劳动一天计几分），相当于现在单位根据人的能力表现定级。
我们平时上学期间每天早上都要出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中、下午上学，有时晚上还要在月光下参加“搞夜战”如背土、扯（拔）棉杆等。此外每年上半年和下半年还要各放半个月的农忙假，集中时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那时我除了梨田、打谷子、抬石头以外，几乎所有的农活都干过，也学会了相关农业生产技能。有时生产队长也安排我用石灰水在墙壁或山石上，用黑体字书写“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农业学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之类的标语挣工分。
回想那时参加生产队农业劳动，不完全是苦累和烦恼，出工时还能听大人们摆龙门阵，听有文化的地富子女讲传书故事、唱川剧名段。以前上过江钢（大跃时大批的青壮社员上江油、广元等地大练钢铁）的人讲见闻，描绘坐火车的情景。有时也听大人们开男女玩笑，感觉大伙嘻嘻哈哈，挺乐观好玩的。
那时在农村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有时也创收挣点私房钱，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勤工俭学，如割蓑草，挖半夏、摘桑果、捡拾桐籽（榨机油用）、收集杏核（杏仁入药）等，背到10多里远的场上去卖给供销社，可以挣几角或1元多钱，能贴补买笔墨或作业本用。
上学后在学校也有大量的农业生产劳动。在大队小学读书时，每次劳动都要从家里带锄头、背篼、粪桶、镰刀等，用完当天再拿回家，人小经常把粪桶摔坏。小小年纪就与老师们一起种小麦、玉米、棉花等，同时既要从小河里或挑或抬水增加厕所的粪水，或挑或抬粪水去增加庄稼的肥力，还要经常给学校旁边的盲人抬吃水。
到了公社附设初中读书时，人长大了一点，种的地也远一点、多一些。那时我们自带的锄头、背篼就放在铺大通铺的寝室里，粪桶等由学校置备，不用从家里带了，但要带自己生火煮饭的柴火锅灶。
公社学校非常缺水，有时每班要轮流到山下水库去挑水。一个周末的夜晚，年久失修的吊脚楼式的厕所整体坍塌，好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接下来修建新厕所时，我们又停课劳动了好长时间，一锄一锄、一筐一筐完成了新建设厕所的平场和粪坑的开挖。在公社读初中期间，假期也要返校收庄稼或给棉花进行“三搬五打”、喷农药、摘棉桃。
我父亲当时是生产队的记分员，因小弟弟生重病住院要护理，生产队长安排我在假期代替父亲记工分，过了一把当队干部的瘾。记分员有时还有些小权力，如有些不好计时、定量的劳动，到底记几分就由记分员灵活掌握，所以社员们那段时间对我都比较客气。
1975年至1976年，笔者随公社小学两个附设初中班的师生上海拔较高的铜锣山（如今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峰观所在地）开门办学。近90个农家子弟，用稚嫩的小手和双肩，在开垦的几十亩荒地上播种、收割，轮流下山挑水、背煤、买柴。在繁重的农耕之余，还要在油灯下办大批判专栏，自编、自演节目到农田水利工地上去慰问演出，在“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之余，才抽空学习一些文化知识。那时我们的最高理想就是用汗水确保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将来能有机会留在校办农场当一名拖拉机手。
1976年我被推荐到区所在地上高中，高中每个班在学校后的陡峭高山顶上种了很多庄稼，一个班能收上千斤粮食。当时主持工作的校革委主任，尤如一生产队长，很少见抓教学，却经常在陡峭的山顶上转悠，回来就通知哪个班的地里长草了，哪个班的土地缺肥了，哪个班的粮食应该抓紧收割了。有时班与班之间还为争学校的农具而发生矛盾。那时如果遇到夏初降雨，便立即全校停课，到学校附近生产队支农抢栽红苕，很多时候为了“抢天气”饭也顾不上吃。
我们读高中不仅要种庄稼，而且还要利用收割后的麦草和玉米杆烧砖瓦。一次轮到我们班昼夜烧砖瓦，因某种原因中途回教室上课，校主任气冲冲地来到班上，命令停止上课，将上数学课的代理班主班和全班同学整整训了几节课，无奈我们班又停止上课，在烈日下去继续烧烧砖瓦。
1978年，我考上大专进城读书了，没想到大专班上也有责任地。当时对班上对于来自知青和农村的学生都是种地的内行，而对来自城里的应届生却仅仅是好玩。后来的学校不那么看中庄稼的长势和收成了，甚至到后来基本就放弃耕种了。
现在，学生时代已经渐渐远去，但半农半读的磨砺对我却受用终生。一段时间我也曾纠结过，小时候经历了繁重的劳动压力，如初中时要背150多斤木叶（扯的青）到4里远的山下田里，不能说对身体没影响。但现在想来，我吃苦耐劳的意志、一些兴趣爱好和实际动手能力却是那时培养起来的。我从小学会了织毛衣、缝补衣服、用麦杆纺织草帽、做简单的木工活，也土法做些玩具，如纸风车、用竹子编“铁环”、用牛皮纸做演节目的手枪套（再用褚色油漆刷后完全以假乱真）。在中学时经常在大街上写黑板报引来不少人围观，还为其它班办的专刊画刊头、写标题、画插图；在农村陪嫁的柜子、箱子上美画，增添喜庆和祝福气氛。这些经历对后来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帮助也较大，如今我经常感慨，当年的半农半读经历，也许才是真正接地气的素质教育。
看到今天家长们花钱送孩子去参加野外拓展训练等，我不由得想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我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早产儿，母亲生病住院四个多月没吃过她的母乳，祖父母有时抱着嗷嗷待哺的我到生产队的同姓伯母们那里蹭些奶吃，合作食堂的大锅汤（饭）谈不上营养，导致我一生总是矮人一头。我上学前很小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很多还是生产队长在竹编的喇叭筒里统一安排的“工作”如捡拾没收干净的粮食、捡拾牛粪，摘桑叶、扯木叶（扯青）、抱谷子、背粪、参加修水库等。文革中期我开始读书了，上学加入的不是少先队，而是红小兵组织，再大一点成了红卫兵。红小兵组织不象现在的少先队分大、中、小队长，而称连、排、班长，连长相当于现在的学生会主席，排长相当于现在的班长，班长相当于现在的小组长。那时的少年儿童每年不过六？一儿童节，而是在5月7日这天集中到公社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发表多少周年，不断强化学农意识。我读小学时节假日、星期天都要出工干农活。一般每天早、中、午出三次工，可以挣工分3至5分。当时一个男壮年劳动力可挣10分，老年人、妇女、体质较差的社员挣8至9分。到年终会计集中决算后，10分算一个劳动日，一个劳动日价值1角多钱，意味着我们小学生一天出三次工，可挣几分至1角钱。从那时起到离开家乡前，我都是被列入了生产队记工分的正式名册的，有时还要参加生产队开会进行民“评工分”（即劳动一天计几分），相当于现在单位根据人的能力表现定级。
我们平时上学期间每天早上都要出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中、下午上学，有时晚上还要在月光下参加“搞夜战”如背土、扯（拔）棉杆等。此外每年上半年和下半年还要各放半个月的农忙假，集中时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那时我除了梨田、打谷子、抬石头以外，几乎所有的农活都干过，也学会了相关农业生产技能。有时生产队长也安排我用石灰水在墙壁或山石上，用黑体字书写“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农业学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之类的标语挣工分。
回想那时参加生产队农业劳动，不完全是苦累和烦恼，出工时还能听大人们摆龙门阵，听有文化的地富子女讲传书故事、唱川剧名段。以前上过江钢（大跃时大批的青壮社员上江油、广元等地大练钢铁）的人讲见闻，描绘坐火车的情景。有时也听大人们开男女玩笑，感觉大伙嘻嘻哈哈，挺乐观好玩的。
那时在农村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有时也创收挣点私房钱，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勤工俭学，如割蓑草，挖半夏、摘桑果、捡拾桐籽（榨机油用）、收集杏核（杏仁入药）等，背到10多里远的场上去卖给供销社，可以挣几角或1元多钱，能贴补买笔墨或作业本用。
上学后在学校也有大量的农业生产劳动。在大队小学读书时，每次劳动都要从家里带锄头、背篼、粪桶、镰刀等，用完当天再拿回家，人小经常把粪桶摔坏。小小年纪就与老师们一起种小麦、玉米、棉花等，同时既要从小河里或挑或抬水增加厕所的粪水，或挑或抬粪水去增加庄稼的肥力，还要经常给学校旁边的盲人抬吃水。
到了公社附设初中读书时，人长大了一点，种的地也远一点、多一些。那时我们自带的锄头、背篼就放在铺大通铺的寝室里，粪桶等由学校置备，不用从家里带了，但要带自己生火煮饭的柴火锅灶。
公社学校非常缺水，有时每班要轮流到山下水库去挑水。一个周末的夜晚，年久失修的吊脚楼式的厕所整体坍塌，好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接下来修建新厕所时，我们又停课劳动了好长时间，一锄一锄、一筐一筐完成了新建设厕所的平场和粪坑的开挖。在公社读初中期间，假期也要返校收庄稼或给棉花进行“三搬五打”、喷农药、摘棉桃。
我父亲当时是生产队的记分员，因小弟弟生重病住院要护理，生产队长安排我在假期代替父亲记工分，过了一把当队干部的瘾。记分员有时还有些小权力，如有些不好计时、定量的劳动，到底记几分就由记分员灵活掌握，所以社员们那段时间对我都比较客气。
1975年至1976年，笔者随公社小学两个附设初中班的师生上海拔较高的铜锣山（如今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峰观所在地）开门办学。近90个农家子弟，用稚嫩的小手和双肩，在开垦的几十亩荒地上播种、收割，轮流下山挑水、背煤、买柴。在繁重的农耕之余，还要在油灯下办大批判专栏，自编、自演节目到农田水利工地上去慰问演出，在“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之余，才抽空学习一些文化知识。那时我们的最高理想就是用汗水确保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将来能有机会留在校办农场当一名拖拉机手。
1976年我被推荐到区所在地上高中，高中每个班在学校后的陡峭高山顶上种了很多庄稼，一个班能收上千斤粮食。当时主持工作的校革委主任，尤如一生产队长，很少见抓教学，却经常在陡峭的山顶上转悠，回来就通知哪个班的地里长草了，哪个班的土地缺肥了，哪个班的粮食应该抓紧收割了。有时班与班之间还为争学校的农具而发生矛盾。那时如果遇到夏初降雨，便立即全校停课，到学校附近生产队支农抢栽红苕，很多时候为了“抢天气”饭也顾不上吃。
我们读高中不仅要种庄稼，而且还要利用收割后的麦草和玉米杆烧砖瓦。一次轮到我们班昼夜烧砖瓦，因某种原因中途回教室上课，校主任气冲冲地来到班上，命令停止上课，将上数学课的代理班主班和全班同学整整训了几节课，无奈我们班又停止上课，在烈日下去继续烧烧砖瓦。
1978年，我考上大专进城读书了，没想到大专班上也有责任地。当时对班上对于来自知青和农村的学生都是种地的内行，而对来自城里的应届生却仅仅是好玩。后来的学校不那么看中庄稼的长势和收成了，甚至到后来基本就放弃耕种了。
现在，学生时代已经渐渐远去，但半农半读的磨砺对我却受用终生。一段时间我也曾纠结过，小时候经历了繁重的劳动压力，如初中时要背150多斤木叶（扯的青）到4里远的山下田里，不能说对身体没影响。但现在想来，我吃苦耐劳的意志、一些兴趣爱好和实际动手能力却是那时培养起来的。我从小学会了织毛衣、缝补衣服、用麦杆纺织草帽、做简单的木工活，也土法做些玩具，如纸风车、用竹子编“铁环”、用牛皮纸做演节目的手枪套（再用褚色油漆刷后完全以假乱真）。在中学时经常在大街上写黑板报引来不少人围观，还为其它班办的专刊画刊头、写标题、画插图；在农村陪嫁的柜子、箱子上美画，增添喜庆和祝福气氛。这些经历对后来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帮助也较大，如今我经常感慨，当年的半农半读经历，也许才是真正接地气的素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