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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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为，读散文是需要某种特定的心境、氛围的，否则，难以领略尽文字的妙处——特别是当你面对的是一个专注于“打磨”内心的散文写作者时。捧读这本秋天的约会，便是在一个寒雨霏霏的初冬之夜，那夜，橘黄的灯光流泻着融融暖意，菊花茶兀自氤氲着热气，缭绕成一种氛围——在这样的时刻，读香港作家陶然的散文，是很容易入境的。作家笔下那个充盈着感觉、体验、记忆的世界，会令你的心时而缥缈起来，时而沉潜下去，时间，也仿佛在悄然间停驻，只将岁月人生疑固在白纸黑字的方寸间
在作家陶然看来“散文常常是突破一点，把作者刹那间慑人的感受定影为永恒。”（横竿高高在上）陶然是很善于捕捉“瞬间”、把握“瞬间”的，让日常生活、凡俗人生中的种种在“瞬间”中焕发出独特的魅力神采。一声幼雏的呼唤，一段熟悉的乐曲，一次不期而至的长途电话，甚或是蓦然闻到的某种气味皆会使他的感受迅速地跳跃、转承、铺展、通联随之遁入冥想的状态，将“瞬间”定格为某种精神性的存在。在这里“瞬间”正是今道友信所说的“第三种时间”——即艺术体验的时间，它与日常时间不同，是“向着无限和永恒展开的时间带”（今道友信关于美）。那一刻，意识会脱离日常轨道，快速复活其艺术触角，透过被日常感性层层遮蔽的表象，直指事物的本真，并赋予其新的意义内涵。
一座建筑物的拆迁，在一般人看来，大概只是日新月异的都市生活里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对于陶然来说，这并非只是物理时空中的迁移、消逝，它更引发触动了一种心理意义上的迁逝感：“每次经过铜锣湾广场，我便会油然想到，当年的‘纽约’电影院，就这样消逝得一干二净了吗？于是，一股淡淡的愁绪从心湖腾起”（记忆中的风景）怀旧的怅惘并非仅仅关乎于电影院本身，而是因为影院留给了他“太多的影像”比如说，那部名为farewell的电影：“而‘farewell’这个字眼投射在我灵魂深处，竟无端带出了一种哀伤的情意结”情感的记忆隧道一旦打通，思绪也就进入了自由驰骋的境地：怀恋往昔的美好，无奈记忆的贫乏，感叹人生际遇中偶然的命定，探索经验世界的千差万别“瞬间”中所生发开去的意识串联、弥散，已超越了思维的定势和日常理解限域，而在“怀旧”的情感基调的统摄下，发散的思绪并没有陷入混乱、芜杂的状态，而是有机地贯穿融会起丰富的社会心理内容。情绪、体验获得了本体的地位，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点染激活了凡俗庸常的生活。
可是，在一个喧嚣躁动、物欲蒸腾的现实空间中，若想时时将心魂引向灵性的彼岸，又是多么的艰难。置身于香港大都会的陶然对此有着很深的体会：“每天每天，为了生活奔忙，我也觉得那颗心被都市的速度磨励得渐渐生硬麻木了，再也没有太多的事情像在初入社会时那样可以叫我高歌狂哭。当人背上了时间的十字架，那种负累又怎容得你左顾右盼？”(礼物)但陶然毕竟是幸运的，凭借冥想，凭借那时时复活的艺术感性，他得以“浮生偷得半日闲”让灵魂暂时挣脱了现实的羁绊，进入一种超功利的审美状态，使内在生命在刹那间获得了圆融、统一。可以说“冥想”之于陶然，已不仅仅是进入文字世界的契机和路径，它同时也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结构着他的生活，甚至成为生活的惯性和本能，而一个有着如此惯性本能的人也必然是一个倚重内心、倚重精神力量的人。
在冥想的世界里，心理法则获得了权威统领的地位，心理时空依据着自身的逻辑重构着经验世界。从陶然的文字叙述中，我们不难感受那种“回溯”的欲望，这种欲望在散文中表现得更为强烈。“那盒俄苏歌曲录音带捎到我手中的时候，有一股往昔岁月轻轻回涌的滋味在心头”(视听感觉)；“桃红雪白，该是江南小镇此刻的景象吧？思潮在回溯中舞着舞步，猛省原来是误闯电影早春二月的一幕场景”(早春二月)；“还是北方的秋天气象万千，直到许多年之后，我只要看到铺满一地枯叶的森林的彩照，心便会飘飘扬扬地不知荡到什么年月什么地方去。记得那时在古都上大学”(秋天的旋律)人作为历史的和文化的存在，能够自觉意识到自己的过去，而就文学从属于时间艺术、文学在本质上是对“过往”、“消逝”的寻找、再现和创造这一点而言，作家对于“过去”必然要有着超乎于寻常人的敏感，但是，如陶然这般鲜明、执拗地体现着主体的“回溯”感的，也并不多见。那么，到底有着怎样挥之不去的情意结，使陶然如此频频地“再回首”呢？也许，从他散文中所弥漫渗透的那种“失落”的情绪体验中，我们约略可以感觉到点什么。
尽管自称“念旧”的陶然能在冥想中切断现在，将“逝去”“追回”但是，对于记忆与文字叙述的真实性与可信度，陶然又常常表露出他的隐忧和怀疑:“我该如何将那些时光的变幻一一诉说清楚？即使有心情有时间从头细细说起，我又能不能准确把握，将其历史还原？而真面目常常会在言语之间变形，倒不一定是有心歪曲，而是因为记忆的贫乏。”(依然那座钟楼)那么，在无情流逝的岁月背后，我们到底能留住些什么？——陶然的文字背后往往隐含着这样伤感的诘问。“我知道也有人轻快地唱着：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开但是，明早的太阳和明年的花儿即便如何相似，却已经不是今天的太阳和今天的花儿了”（走过从前）在陶然看来，所谓真实地“复原”过去永远只是一种奢望、一种幻想。“过去”意味着丧失，时间的线形流失已将“失落”先验地置于我们面前。
一位哲人曾说：生活就是感受着自己的失落——这是个浅显的真理。我无从确证究竟是怎样的一番精神历练使陶然顿悟到这个“浅显的真理”并将之作为本质性的生存状态认同接受下来，但从他对“过去”那无限深情地低回吟唱中，我们不难想象，必定是有一些弥足珍贵的“过去”永远的失落了。这些“过去”往往关乎着爱情、理想、青春、梦幻它拥有着生命的质感和鲜活，即便是痛苦和艰辛，也自有一份沉甸甸的重量如此“过去”之失落，无疑会给他的经验世界刻下深深的印痕，并进而影响到他对世界人生的观照态度。那些“过去”越是难以在“现在”中被遭遇，其意义价值就越发凸显出来，也就越需要在冥想中将其召唤回来，从而想象性地补偿了现实的匮乏。但是，从“过去”又必然牵连着“失落”这一点而言，在一次次缅怀“过去”的同时“失落”的体验也被一次次地强化。因而，在陶然的笔下，重温旧梦的欣喜往往会伴随着梦醒时分的无奈、时光无情的感叹。
在这里，似乎又陷入了某种悖论：既然“记忆”的乐感价值已被“失落”的痛苦抵消甚至替代，那么“追忆”的意义价值何在？这一精神活动的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内在驱动力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很难作答的，这就正如西西弗斯的推石上山，面对无尽永恒的“滚落”我们不禁要问：“推”的意义何在？人类在此类问题上也许要永远地自我纠缠、自我发难下去，这亦是生存绝境中的自我较量。对此，日常的因果逻辑已失去了效力，我们的思考，在到达某种极限后，也许最终还是要回返到“失落”——这一命定存在的残酷前提本身。惟其“失落”才有对“失落”的追寻;惟其“失落”的永失不再，才有追寻的生生不已。纵然“回忆”不能在物理的客观意义上使“过去”复原再生，但它毕竟是在抗拒失落的同时赋予了“过去”与“现实”一种“新的理想的存在”(卡西尔语)。于是，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之后，陶然不禁释然了：“也许永恒的只有颗温热跳动的心”(依然那座钟楼)。
是啊，如果“永恒”不是关乎于内心的东西，那又能是什么呢？在终于窥破了生存的真实面目后，那能使我们于绝望处逢生，于深渊中获救的“永恒”的支撑如果不是欲望、信仰、梦想——这些导源于心灵的东西，还能是什么呢？陶然的散文，常常能唤起人们对于“失落”、“残缺”的共通的失落感、残缺感，但却不会将人拽入不可救药的感伤气氛中。因为，与其说他是在书写“失落”的记忆，不如说他是在书写一种抵抗失落、寻求永恒的记忆。一方面，他从不讳言对于现实、对于失落的无奈甚至绝望，另一方面，他又从不放弃与之抗衡的欲念。而这种抗衡，也正是在心灵的自我挣扎、梳理、开解中，完成对外在世界的重新命名。
面对命运的多劫、好梦的难圆，陶然不由地感慨：“再也没有什么比梦想更脆弱不堪的东西了”但他又说：“可是，假如绝对没有梦想，人活着又有什么乐趣？特别当面对着太多的冰冷现实，梦想可以温情地抚慰受伤的心；比如水晶球转出的柔情旋律。”(水晶夜)——梦想的无法兑现并不是最可悲的，可悲的是绝对没有梦想。但是尽管如此，陶然的人生经历、他所接受的文学传统以及他所置身的文化语境都注定了他在倚重精神性因素的同时并不会走上一条背弃尘世的孤绝之路。在他的文字中，始终渗透着对现世人生的几许温热的关爱，这使得他的“冥想”中总能留有几分清醒、几分通达、几分不矫情不做作的“平常心”从而不至于坠入虚无缥缈的“空想”中。譬如说，一派清新自然的田园风固然令久居都市的现代人体尝到了返朴归真的惬意，但是惯于灯红酒绿的都市人是不是真的能够适应“几星灯火，几声虫鸣”的寂静呢？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万丈红尘说声再见”呢？—在真切检视了自身的真实欲求后，陶然坦言道：“我的向往古朴，原来只是出于调剂心理，我终究是个俗人，总也还是愿意回到世俗中去。”(田园风)
一曲“古典”的吟唱却以一句“回到世俗”煞了尾，未免有些扫兴，但正是在这里，陶然摆脱了文化守成主义的负累，在他看来“诗意”是超乎于现实、却又无法与现实人生相割裂的精神空气，事实上，他所孜孜以求的，也正是内在诗情得以在凡俗中产生的可行性途径。惟其有凡俗做底色，他的“冥想”才能如此真实可感，才能始终葆有一份人间的温暖情怀
“身陷红尘，不舍浪漫”—一位女作家曾这样自况，想来陶然也是如此。对他而言，身陷红尘并不可怕，因为，只要有“冥想”作自由飞渡的桥，此岸，也许就是彼岸。
（散文集秋天的约会 陶然著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9年第2期
我一直以为，读散文是需要某种特定的心境、氛围的，否则，难以领略尽文字的妙处——特别是当你面对的是一个专注于“打磨”内心的散文写作者时。捧读这本秋天的约会，便是在一个寒雨霏霏的初冬之夜，那夜，橘黄的灯光流泻着融融暖意，菊花茶兀自氤氲着热气，缭绕成一种氛围——在这样的时刻，读香港作家陶然的散文，是很容易入境的。作家笔下那个充盈着感觉、体验、记忆的世界，会令你的心时而缥缈起来，时而沉潜下去，时间，也仿佛在悄然间停驻，只将岁月人生疑固在白纸黑字的方寸间
在作家陶然看来“散文常常是突破一点，把作者刹那间慑人的感受定影为永恒。”（横竿高高在上）陶然是很善于捕捉“瞬间”、把握“瞬间”的，让日常生活、凡俗人生中的种种在“瞬间”中焕发出独特的魅力神采。一声幼雏的呼唤，一段熟悉的乐曲，一次不期而至的长途电话，甚或是蓦然闻到的某种气味皆会使他的感受迅速地跳跃、转承、铺展、通联随之遁入冥想的状态，将“瞬间”定格为某种精神性的存在。在这里“瞬间”正是今道友信所说的“第三种时间”——即艺术体验的时间，它与日常时间不同，是“向着无限和永恒展开的时间带”（今道友信关于美）。那一刻，意识会脱离日常轨道，快速复活其艺术触角，透过被日常感性层层遮蔽的表象，直指事物的本真，并赋予其新的意义内涵。
一座建筑物的拆迁，在一般人看来，大概只是日新月异的都市生活里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对于陶然来说，这并非只是物理时空中的迁移、消逝，它更引发触动了一种心理意义上的迁逝感：“每次经过铜锣湾广场，我便会油然想到，当年的‘纽约’电影院，就这样消逝得一干二净了吗？于是，一股淡淡的愁绪从心湖腾起”（记忆中的风景）怀旧的怅惘并非仅仅关乎于电影院本身，而是因为影院留给了他“太多的影像”比如说，那部名为farewell的电影：“而‘farewell’这个字眼投射在我灵魂深处，竟无端带出了一种哀伤的情意结”情感的记忆隧道一旦打通，思绪也就进入了自由驰骋的境地：怀恋往昔的美好，无奈记忆的贫乏，感叹人生际遇中偶然的命定，探索经验世界的千差万别“瞬间”中所生发开去的意识串联、弥散，已超越了思维的定势和日常理解限域，而在“怀旧”的情感基调的统摄下，发散的思绪并没有陷入混乱、芜杂的状态，而是有机地贯穿融会起丰富的社会心理内容。情绪、体验获得了本体的地位，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点染激活了凡俗庸常的生活。
可是，在一个喧嚣躁动、物欲蒸腾的现实空间中，若想时时将心魂引向灵性的彼岸，又是多么的艰难。置身于香港大都会的陶然对此有着很深的体会：“每天每天，为了生活奔忙，我也觉得那颗心被都市的速度磨励得渐渐生硬麻木了，再也没有太多的事情像在初入社会时那样可以叫我高歌狂哭。当人背上了时间的十字架，那种负累又怎容得你左顾右盼？”(礼物)但陶然毕竟是幸运的，凭借冥想，凭借那时时复活的艺术感性，他得以“浮生偷得半日闲”让灵魂暂时挣脱了现实的羁绊，进入一种超功利的审美状态，使内在生命在刹那间获得了圆融、统一。可以说“冥想”之于陶然，已不仅仅是进入文字世界的契机和路径，它同时也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结构着他的生活，甚至成为生活的惯性和本能，而一个有着如此惯性本能的人也必然是一个倚重内心、倚重精神力量的人。
在冥想的世界里，心理法则获得了权威统领的地位，心理时空依据着自身的逻辑重构着经验世界。从陶然的文字叙述中，我们不难感受那种“回溯”的欲望，这种欲望在散文中表现得更为强烈。“那盒俄苏歌曲录音带捎到我手中的时候，有一股往昔岁月轻轻回涌的滋味在心头”(视听感觉)；“桃红雪白，该是江南小镇此刻的景象吧？思潮在回溯中舞着舞步，猛省原来是误闯电影早春二月的一幕场景”(早春二月)；“还是北方的秋天气象万千，直到许多年之后，我只要看到铺满一地枯叶的森林的彩照，心便会飘飘扬扬地不知荡到什么年月什么地方去。记得那时在古都上大学”(秋天的旋律)人作为历史的和文化的存在，能够自觉意识到自己的过去，而就文学从属于时间艺术、文学在本质上是对“过往”、“消逝”的寻找、再现和创造这一点而言，作家对于“过去”必然要有着超乎于寻常人的敏感，但是，如陶然这般鲜明、执拗地体现着主体的“回溯”感的，也并不多见。那么，到底有着怎样挥之不去的情意结，使陶然如此频频地“再回首”呢？也许，从他散文中所弥漫渗透的那种“失落”的情绪体验中，我们约略可以感觉到点什么。
尽管自称“念旧”的陶然能在冥想中切断现在，将“逝去”“追回”但是，对于记忆与文字叙述的真实性与可信度，陶然又常常表露出他的隐忧和怀疑:“我该如何将那些时光的变幻一一诉说清楚？即使有心情有时间从头细细说起，我又能不能准确把握，将其历史还原？而真面目常常会在言语之间变形，倒不一定是有心歪曲，而是因为记忆的贫乏。”(依然那座钟楼)那么，在无情流逝的岁月背后，我们到底能留住些什么？——陶然的文字背后往往隐含着这样伤感的诘问。“我知道也有人轻快地唱着：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开但是，明早的太阳和明年的花儿即便如何相似，却已经不是今天的太阳和今天的花儿了”（走过从前）在陶然看来，所谓真实地“复原”过去永远只是一种奢望、一种幻想。“过去”意味着丧失，时间的线形流失已将“失落”先验地置于我们面前。
一位哲人曾说：生活就是感受着自己的失落——这是个浅显的真理。我无从确证究竟是怎样的一番精神历练使陶然顿悟到这个“浅显的真理”并将之作为本质性的生存状态认同接受下来，但从他对“过去”那无限深情地低回吟唱中，我们不难想象，必定是有一些弥足珍贵的“过去”永远的失落了。这些“过去”往往关乎着爱情、理想、青春、梦幻它拥有着生命的质感和鲜活，即便是痛苦和艰辛，也自有一份沉甸甸的重量如此“过去”之失落，无疑会给他的经验世界刻下深深的印痕，并进而影响到他对世界人生的观照态度。那些“过去”越是难以在“现在”中被遭遇，其意义价值就越发凸显出来，也就越需要在冥想中将其召唤回来，从而想象性地补偿了现实的匮乏。但是，从“过去”又必然牵连着“失落”这一点而言，在一次次缅怀“过去”的同时“失落”的体验也被一次次地强化。因而，在陶然的笔下，重温旧梦的欣喜往往会伴随着梦醒时分的无奈、时光无情的感叹。
在这里，似乎又陷入了某种悖论：既然“记忆”的乐感价值已被“失落”的痛苦抵消甚至替代，那么“追忆”的意义价值何在？这一精神活动的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内在驱动力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很难作答的，这就正如西西弗斯的推石上山，面对无尽永恒的“滚落”我们不禁要问：“推”的意义何在？人类在此类问题上也许要永远地自我纠缠、自我发难下去，这亦是生存绝境中的自我较量。对此，日常的因果逻辑已失去了效力，我们的思考，在到达某种极限后，也许最终还是要回返到“失落”——这一命定存在的残酷前提本身。惟其“失落”才有对“失落”的追寻;惟其“失落”的永失不再，才有追寻的生生不已。纵然“回忆”不能在物理的客观意义上使“过去”复原再生，但它毕竟是在抗拒失落的同时赋予了“过去”与“现实”一种“新的理想的存在”(卡西尔语)。于是，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之后，陶然不禁释然了：“也许永恒的只有颗温热跳动的心”(依然那座钟楼)。
是啊，如果“永恒”不是关乎于内心的东西，那又能是什么呢？在终于窥破了生存的真实面目后，那能使我们于绝望处逢生，于深渊中获救的“永恒”的支撑如果不是欲望、信仰、梦想——这些导源于心灵的东西，还能是什么呢？陶然的散文，常常能唤起人们对于“失落”、“残缺”的共通的失落感、残缺感，但却不会将人拽入不可救药的感伤气氛中。因为，与其说他是在书写“失落”的记忆，不如说他是在书写一种抵抗失落、寻求永恒的记忆。一方面，他从不讳言对于现实、对于失落的无奈甚至绝望，另一方面，他又从不放弃与之抗衡的欲念。而这种抗衡，也正是在心灵的自我挣扎、梳理、开解中，完成对外在世界的重新命名。
面对命运的多劫、好梦的难圆，陶然不由地感慨：“再也没有什么比梦想更脆弱不堪的东西了”但他又说：“可是，假如绝对没有梦想，人活着又有什么乐趣？特别当面对着太多的冰冷现实，梦想可以温情地抚慰受伤的心；比如水晶球转出的柔情旋律。”(水晶夜)——梦想的无法兑现并不是最可悲的，可悲的是绝对没有梦想。但是尽管如此，陶然的人生经历、他所接受的文学传统以及他所置身的文化语境都注定了他在倚重精神性因素的同时并不会走上一条背弃尘世的孤绝之路。在他的文字中，始终渗透着对现世人生的几许温热的关爱，这使得他的“冥想”中总能留有几分清醒、几分通达、几分不矫情不做作的“平常心”从而不至于坠入虚无缥缈的“空想”中。譬如说，一派清新自然的田园风固然令久居都市的现代人体尝到了返朴归真的惬意，但是惯于灯红酒绿的都市人是不是真的能够适应“几星灯火，几声虫鸣”的寂静呢？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万丈红尘说声再见”呢？—在真切检视了自身的真实欲求后，陶然坦言道：“我的向往古朴，原来只是出于调剂心理，我终究是个俗人，总也还是愿意回到世俗中去。”(田园风)
一曲“古典”的吟唱却以一句“回到世俗”煞了尾，未免有些扫兴，但正是在这里，陶然摆脱了文化守成主义的负累，在他看来“诗意”是超乎于现实、却又无法与现实人生相割裂的精神空气，事实上，他所孜孜以求的，也正是内在诗情得以在凡俗中产生的可行性途径。惟其有凡俗做底色，他的“冥想”才能如此真实可感，才能始终葆有一份人间的温暖情怀
“身陷红尘，不舍浪漫”—一位女作家曾这样自况，想来陶然也是如此。对他而言，身陷红尘并不可怕，因为，只要有“冥想”作自由飞渡的桥，此岸，也许就是彼岸。
（散文集秋天的约会 陶然著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