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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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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万人参加五一节大游行,锣鼓喧天,军乐队铜乐队吹吹打打。马路上断绝交通,一个贩羊的人牵了一群羊,等了半天,无法穿过马路,把羊系在路边的一棵树上。羊们披着一身骯脏褴褛的发毛,低着头把鼻子嗅来嗅去,在那棵洋梧桐下小小的一方泥土土寻找可吃的东西。它们对于人们的喧嚣的世界完全不感兴趣,只偶而对另一只羊淡淡地看一眼。

    游行的队伍停下来了,因为前面在那里耍龙灯。其实也并不是灯,只是一个布制的龙身,店员们新学着耍弄,像京戏票友拙劣地舞动飘带。远远望过去,只看见许多黑压压的人头上涌现一个蚯蚓式的白布圆筒,在空中一上一下。舞了一会,白布圆筒扯直了,暂时休息一下,那边一个淡青色的布筒又蚯蚓式地波动起来。

    刘荃站在队伍里,无聊地望着路边的羊群。他很想抚摸它们,搔搔它们颔下含黯的鬈毛。

    马路旁边一个看热闹的小孩子忽然在一只羊面前蹲了下来,在它颔下捞一把了。

    刘荃很意外地高兴起来。“可见是人同此心,”他想。

    那孩子蹲在那里对着羊的脸望着。“羊妈妈!”他突然叫了一声,把声音压得很扁,像羊的叫声。“羊妈妈!”

    那只羊淡然漠地着了他眼“咩!”了一声,随即掉过头去。

    队伍又开始向前移动。刘荃和机关里的一个通讯员一同推着一辆囚车,囚车里是孔同志扮的杜鲁门。另一辆囚车是张励扮的反革命。乐队的调子一变,杜鲁门与反革命从槛车里冲了出来,戴着巨大的彩色面具跳跳踪踪,像西藏的“跳神”仪式。

    各种卖吃食的小贩都挽着篮子,在游行的队伍里穿来穿去,轻声吆喝着,兜售油条、麻花、麻球、奶油面包、黄松糕。有时候拥不进队伍的中心,就在旁边陪着他们走。只有这些小贩,倒真是自动地参加游行。

    游行者为了经济起见,大都是预先备下了早午餐两,揣在口袋里带着面包、冷馒头、山东千层大饼、白煮鸡蛋。排在刘荃这单位前面的是一家百货公司的职工。刘荃看着他们带来的食物大家交换着,每样尝一点,有时也彼此开玩笑,你抢我夺吃得津津有味。

    “中国人反正无论做一件什么事,结果总是变成大家吃一顿,”刘荃想:“即使是像今天这样,大家都认为是苦役,也还是带着些野餐性质。”

    然而无论怎样善于苦中作乐,从早上走到中午,中午走到下午,面前依旧长途漫漫,也就撑不住这口气了。

    “我不行了,老陈,痔疮要发了!”刘荃听见他前面的一个店员在呻吟着:“早上三四点钟起来了,天还墨黑,就从家里出来──电车还没出厂,只可走──走到公司去集合。你算算看有多少路!家里住在提篮桥──足足穿过半个上海!”

    “我也不懂,要那么早集合干什么?”那老陈说:“排着队站在那里,一等等了三个钟头才出发。下次带张小板凳来坐坐。”

    “操那,”那人轻轻地骂了一句:“哪里带得了这许多东西?十里路走下来,一斤重也变成了十斤重。”

    “谁说不是呢,连件雨衣都不好带。拿在手里累死了,穿上身上闷死了。这天气也说不定的,出起大太阳来,热得你走投无路。”

    “雨是一定要下的。哪一次游行不下雨?”

    这是一个老笑话了,说自从共产党来了,每一次大游行都碰到雨天。学习小组里早已指出了这是一种要不得的“变天思想”分明是说老天与共产党不合作,共产党一定站不长的。

    老陈没敢接口。老陈高高举着竹竿,竿顶缀着一只银纸飞机。他那患痔疮的同事也擎着根竹竿,上面却是一只纸糊的小白猪,像狄斯耐卡通中的人物,不知是什么寓意。

    担任舞狮的一个学徒把那纸扎的青色狮子背在背上,疲乏地埋着头前走。那狮子完全直立了起来,腰身很长很长,屁股圆圆地坠在下面,虽然不十分像人,反正毫无狮意。

    人们手里举着的红绿纸旗渐渐东倒西歪,如同大风吹折了的芦苇。大家一步拖一步,时而向地下吐口痰,像大出丧的行列里雇来的乞丐。

    萧萧地下起雨来了。刘荃看见老陈与他那同事互相望了一眼,脸上同时泛起了苦笑。虽然是苦笑,也仍然带有一种满意的神情。

    刘荃看到那笑容却有些憎恶,他觉得那是阿q式的满足。

    前面三叉路口有一个慰劳站,在那里大声喊着:“向大兴公司的同志们致敬!大兴公司的同志们。加油呀!向大兴公司的同志们致敬!”

    大兴公司的职工们微窘地苦笑着。雨越下越大了。红绿纸旗只剩下了一些光杆,一根根旗竿却都直竖了起来。慰劳站的店员同志们用洋磁漱盂从大缸里舀出冷茶,在密密的雨丝中递到他们唇边。

    队伍继续前进。一个撑着大黑洋伞站在街沿上看着热闹的女人忽然走上前来“喂”了一声,把一件旧雨衣向老陈手里一塞。

    “咦?陈家嫂嫂给老陈送了雨衣来!”职工的队伍里腾起一阵哗笑。

    “嗳,老陈,你太太真心疼你呀!你看,下这样大的雨还等在这里,怕你淋了雨受凉!”

    “有孟姜女送寒衣,就有陈师母送雨衣!”

    大家七嘴八舌取笑他,老陈涨红了脸说;“门人家老夫老妻了,吃什么豆腐!”

    他把竹竿挟在胁下,腾出两只手来,一头走一头扣雨衣的钮子。黑洋伞已经走开了,游行的队伍已经走过了十几家门面,同事们也已经停止打趣他了,老陈却还在那里红着脸分辩:“我们是一点感情也没有的。回去从来一句话也不说的。”又打了个哈哈,说:“哪是什么心疼我──怕我伤了风过给小孩子们,那还差不多!”

    没有人接口。大家都是又冷又湿又疲倦。只有老陈旁边那人苍白着脸嘟嚷了一声:“痔疮一定要发了!我晓得不对──一定要发了!”

    “吃什么豆腐!”老陈还在那里脸红红地抗议着。他显然十分得意,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

    刘荃跟在他们后面走着,把这一幕看得很清楚。这些人都是在时代的轮齿缝里偷生的人,他怅惘地想着。眼前他们不过生活苦些,还是可以容许他们照常过日子,可以在人生味中得到一点安慰。像土地改革那样巨大的变动还没有临到他们身上。迟早要轮到他们的,他们现在只是偷生。但是虽然是偷来的,究竟是真实的人生。想到这里,刘荃突然感到一阵难堪的空虚。

    前面的队伍转了弯。他远远看见前面火炬的行列在寒雨中行进,火炬头上的黄红色的火舌头缩得很小,在雨中流窜着,舐着那灰色的空白的天,像狗舌头惘惘舐着空碟子,有一下没一下。

    刘荃大概是因为工作过度,那天淋着雨游行回来,就患感冒躺下了,热度久久不退。他们这机关里的人生了病,都是包在一家市立医院里诊治。刘荃到医院里去了一次,医生说有肺病嫌疑,叫他明天再来透视一下。

    青年学生与干部患肺病的本来非常多,由于生活太苦。“个个干部身上都生臭虫,就称臭虫为革命虫──那么肺痨菌应当叫解放菌,”刘荃曾经这样想着。终于轮到自己头上了。

    那医院的门诊非常挤,早晨七点钟就得去排班挂号,站在那里等着,下午二时起诊,轮到刘荃看了病出来,天都黑了。走到枫林桥那里搭公共汽车,车站上还有两个妇人站在那里等着,一老一少,刘荃觉得她们似乎有点眼熟,大概她们也是刚从医院里出来,不是病人就是探病的家属。两人虽然也一问一答地说着话,似乎并不是一路来的,也是在医院里认识的。那少妇穿著一件旧花布旗袍,十分寒素。另一个妇人有五十来岁,戴着眼镜,胖胖的身材,手里提着一只洋磁食篮。

    这地段相当荒凉,桥边只有一盏黯淡的街灯,照着那灰白色的广阔的桥身,此外什么都看不见,连桥下的水都看不见。

    刘荃忽然听见一阵息息率率啜泣的声音。是那少妇。

    “郑太太,快不要这样,”那老妇人在旁边劝着。

    “卢太太,你说他说的这种话叫人听了难受不难受,”那年轻的女人一面哭一面说:“今天又在那里说我不中用了,丢下你们怎么办,真得饿死!你无论如何要答应我,马上就嫁人,孩子一个也别留下,统统献给国家。”她在呜咽中忽然发出一声笑声来。“我没好说的──这么点大,献给国家,国家要吗?真不要了!非得要等你把他们养活大了,哼,那时候一声说要,你不给可也不成!”

    那老妇人起初没有作声,再开口的时候,声音却意外地强硬刺耳:“可不是吗?要等到十六七,十七八,中学毕业──那岁数的孩子,正是最傻的时候,真肯卖命,送了命都不哼一声!就是这时候最有用!我这孩子不就是这样,去年参了干,吃不了那苦,害了场大病,一生病马上给送回来了。嗳,有什么办法,我就是当当也得给他请医生吃药,好好的调养。后来总算好了,天天吃鸡汤呀,牛肉汁呀,养得他胖胖的,跟他回来那时候简直换了个人。与兴头头的走了。这回又害伤寒,又给送回来,反正做父母的就是傻,自己哪怕喝粥,也得想法子让他住医院,天天熬了鸡汤给他送去。这两天总算见好了。好了他又要走了!”说到这里,不由得也淌眼抹泪起来。

    他们三个人只是三条黑影,映在那大桥的灰白色的驼峰上?刘荃稍稍走远了几步。很奇异地,他的第一个感觉仅只是:“上海人真是──还一点也不知道害怕!大概一直对他们还算是特别宽容。在乡下或是别的城市里就绝对不敢这样乱说。──知道我是什么人?可能是政治保卫处的特务,马上可以逮捕她们。”

    “非得逼着我,要我马上答应他!叫我说什么好,你说!”那少妇抽咽着说。

    “不要难过了,郑太太,生病的人说的话怎么能当真?”那老妇人劝着别人,自己似乎已经平静下来了。她一只手提着食篮,一只手挽着皮包,提着食篮的手又抬起来擦眼泪,那空的洋磁屉子往旁边一侧,滑了出来,豁朗一声响。她低着头整理那食篮。“唉,好了倒又要走了!”她说。

    洋磁屉子又豁朗一声滑了出来。

    “我也和这老妇人的儿子一样,”刘荃想:“我们是幸运的,国家要我们。现在全中国这样无家的青年总不止几千万,都是把全生命献给政府的。中国是什么都缺,只有生命是廉价的。廉价的东西也的确是不经用,”他悲愤地想:“许多人都是很快地就生了肺病,马上给扔到垃圾堆上去。”

    明天他再到臀院里去透视,就可以知道他的命运。

    公共汽车终于轰隆轰隆驰来了,摇摇晃晃载着一车的灯光。刘荃挤进那昏黄的灯下的车厢,方才觉得他又回到了人间。刚才那黑暗中的灰白的桥边,那两个妇人呜咽的声音,实在不像人境。

    车上非常挤。现在一般人每天回家的时候都延迟了,工时延长,下班后还要学习,所以每天公共汽车要拥挤到八九点钟,才渐渐空下来。

    那桥边的两个妇人正挤在刘荃旁边。那少妇眼睛红红地向前面直视着。那五十来岁的妇人脸上倒还薄施脂粉,嘴角浮着习惯的微笑,只是眼镜玻璃的下缘汪着一抹泪痕。她们在车上一直没有交谈。

    那洋磁食篮的边上黄黄的腻满了鸡油,正抵在那少妇身上,随着车身的震动,在她衣服上挨挨擦擦的。她憎厌地用力一堆。

    “嗳──嗳──”老妇人生气地说,急忙托住了那滑出来的洋磁屉子。

    卖票的油嘴滑舌在人丛中沙着嗓子喊叫:“哔,大家往里轧轧!都挤在门口干什么?里面又没有老虎吃了你!──嗳,请进去,请进去,客堂里坐坐!”

    有人嗤嗤地笑了。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理会,只是攀着车杠站着打盹,把车票衔在嘴里。疲乏的苍黄的脸,玫瑰红的狭长的车票从嘴里挂下来,像缢鬼的舌头。

    第二天!刘荃又是早晨七点钟就到医院里去排班。

    内科病人排成一条长龙,在那暗绿粉墙的广大的候诊室里折来折去,转了好几个弯,一直排到甬道里。到了中午,排班的人有些就有家属来替换他们出去吃饭。

    下午的门诊终于开始了。

    刘荃忽然看见解放日报的戈珊匆匆地挤了进来,笔直地朝着诊室的门挤过去。

    难道她有优先权?太不民主了

    “怎么这时候才来?”一个排队的年轻人叫了起来。“我等得急死了,眼看着就要轮到了。”

    “你看我把时间扣得多准,不早不迟,刚巧这时候来,”戈珊笑着说。她挟着一只深黄色硬纸大信封,里面像是装着x光照片。大概她也是肺病。

    那青年生着一张白净的小方脸,肥厚的小小的口与鼻,永远攒着眉。刘荃记得刚才一直看见他焦急地向外面张望着。他也可能是报馆里的工役,一早到医院里来代替她排班。现在大家一律穿著解放装,也看不出他是什么身份与行业。

    但是他掳起袖管来,却露出腕上戴的一只游泳表,一个工友是买不起的。“你看你看,都快三点了!”他把表送到她脸跟前,带笑抱怨着:“人家好容易请了半天假。下午还又要迟到──”

    “谁叫你来的,叫个工友来不是一样?”

    “老妈子们懂得什么;待会儿排班排错了,排到组织疗法那儿去,或是外科、产科,不是害你白跑一趟!”

    她噗嗤一笑。“你倒是不会排错到产科那儿!排错了自会有人把你赶出来!”

    旁边的人哄然笑了起来。那青年脸色微有些发红,也跟着笑。

    “得了得了,还不快走!”她不经意地把那黄纸大封套像赶苍蝇似地拂了两拂,把他赶开了,她自己站到他的位置上。

    刘荃虽然排在她后面,隔得很远,那队伍却是曲曲折折的,他就站在他们附近。戈珊一扭过头来,刚巧看见了他。“咦,刘同志!好久不见了!”她立刻跑过来握手。“我正找你呢,打电话给你打不到──”

    “哦,对不起,我这两天请了病假。”

    “怎么病了?不严重吧?”

    “没什么,有点热度。”

    戈珊一跑开,那青年只好又站到她的位置上去。他不耐烦起来了。“嗳,戈珊,我真得走了!”他向这边嚷着。

    “戈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吗?”刘荃连忙问。

    她把声音低了一低。“现在计画着要编几本小册子。最好能够突击一下。”

    “哦。”

    “你今天待会儿上报馆来一趟。我七点钟以后总在那儿的。”

    她向他点了个头,随即回到她的岗位上。那青年现在可以脱身了,倒又站在旁边不走。“问得仔细一点,”他嘱咐着,仿佛怕医生诊断得不够详细。

    戈珊只管把那大信封当扇子搧着,像是没听见他说话。然后她转过脸来,仿佛忽然看见了他,立刻把眉毛一皱,眼睛一瞪。“还不走!”

    那青年忙在人丛中挤了出去。

    刘荃看他们这神气,显然关系不同寻常。这青年男子却不像一个干部,而像一个普通的薪水阶级的人。当然也可能是被戈珊特别垂青的一个新干部。以她的资历与地位,也许也够得上像丁玲那样蓄有一个小爱人。

    诊室的门呀的一声推开了,一个病人挣扎着往外挤。轮到戈珊进去了。

    几分钟后,戈珊又匆匆地扣着胸前的钮子,走了出来。门上装着半截乳白玻璃,映出她的剪影,蓬乱的长发披在背上,胸脯挺得高高的,青灰色布的夏季列宁装,袖子卷到肘弯上,露出腴白的手臂。她真不像一个肺病患者。除了她的面颊似乎特别红艳,有一种“北地胭脂”的情味。

    她别过身来,把她那黄色大信封略略向他扬了一扬,作为打招呼,然后就在人丛中不见了。

    替戈珊排队的那青年从医院里出来,叫了一辆三轮车,赶到他服务的中纺公司。他一走进办公室,近门一张写字台上的一个会计马浩然就嚷了起来。

    “陆忠豪来了!──嗳,你这位老兄,你倒写意的!今天大家帮着清点布匹,累得腰酸背痛,倒正好给你躲过了!”

    陆志豪还没来得及回答,另一个同事徐子桐便在旁边代他解释:“人家是正事,陪他令堂太太上医院去看病。”

    大家玩笑惯了的,陆志豪一时放不下脸来,只骂了声“别胡说!”搥了他一拳。

    一个红帮裁缝看见陆志豪来了,走过来向他收账。他们这里的职工上上下下统包给这裁缝,每人做了两套夏季解放装。

    马浩然也还没有付钱,掏出皮夹子来,嘴里不断地抱怨着:“这趟真冤枉,都是为了游行,关照下来叫大家都穿新解放装──后来不是说,北京都是穿了西装游行!早晓得这样,压箱底还有两套旧西装,也好拿出来派派用场!”

    “你知道北京为什么改变了政策?”那徐子桐是“天文地理无所不晓”的,立刻把肩膀一耸,头往前一伸,凑上来轻声说:“都是上次苏联作家爱伦堡到中国来,参观大游行,看见游行的人统统穿著解放装,就问旁边的译员:这些人都是干部吗?译员说:不,是老百姓。爱伦堡说:老百姓应当穿老百姓的衣裳,太整齐划一了反而不好,像操兵似的,不像是自动自发地参加游行。所以北京这次游行,喝!男的穿西装,女的穿旗袍,高跟鞋,旗袍而且越花花绿绿的越好,听说那两天上理发店电烫,简直挤不上去。”

    “唉,早晓得──”马浩然一面咕噜着,一面数出一叠钞票来递给那裁缝。

    “嗳,老马,跟你商量,”陆志豪嘻皮笑脸把手臂圈在他肩上。“这两天有一笔急用,你通融个十万八万的,月底发薪一定奉还。”

    马浩然忙摇着头把皮夹子揣了起来,笑着在口袋上拍了拍。“这点钱借给了你,家里开不出伙食了!”

    “何至于?发了薪才几天?”

    “哪,你不信,算给你听:按月的抗美援朝捐献──这也是你老兄指名向我挑战;民主挑战,我也只好民主应战,每月认捐一百个单位,一直到把美帝赶出了朝鲜为止。”

    “对不起对不起,”志豪笑着说:“这回还是要请你帮帮忙,帮帮忙──”

    “哪,一共剩下一百五十个单位,领了薪水走出这间屋子,人民银行就在过道里摆着小摊子,等着接受存款──算准了我们是哪一天发薪水。”

    “现在真是无孔不入,”徐子桐也岔了进来。摇着头叹息着说:“人民银行在电影院门口也摆着摊子,专门吸收存款。这还不够,你看见没有,那种卖糖人儿卖吊袜带的玻璃柜二把手小车,也让人民银行租了去当作活动柜台──推着满街跑。”

    志豪半天插不上嘴去,只得搭讪着走开了。徐子桐悄悄地把肘弯推了推马浩然。“老马,你也是的──财不露白,明晓得他这两天逢人就借钱,见了他逃跑还来不及,你倒大把的钞票拿出来馋他!”

    马浩然皱着眉说:“我就不懂,他有什么大漏洞,拖了这么一屁股的债!”

    “还不是为了女人!”

    “为个把女人,又何至于闹得这样焦头烂额。现在上海滩上,什么都不便宜,就是女人便宜。”

    “你不知道,他这位对象,提起此马来头大──”徐子桐急忙住了口,回过头去四面张望了一下。

    “什么大来头?最出名的交际花,现在也迁就得很。”

    “嗳,你不知道,他这位未婚妻是个党员,以前在苏北搞过工作的,生着很厉害的肺病。现在在解放日报当编辑。自从认识了小陆,就搬了他家去住着,把二楼辟作病室,医药费也完全由他担任。”

    马浩然有点将信将疑。“他们组织上不是管照顾么?怎么堂堂解放日报的编辑,生了病都不给医?”

    “舶来品的针药该多贵呀。靠组织上给治,顶多来个什么睡眠治疗法、运动治疗法,指望不药自愈。”

    马浩然闭着嘴吁了口气。“想必总是非常砾亮了,”他终于说。

    “那当然了。不过听说脾气挺大。动不动抬出马恩列斯来把小陆训一通。”

    “小陆这人也真傻。太不值得了。”

    “我说他就像那些信佛的人请经一样,把半部马列主义请到家里去供着。”

    马浩然不住地摇头。“太不上算了!”

    徐子桐却点头摇脑地微笑着。“据我所知,也并不完全是不上算。”

    马浩然倒是一听就明白了,也向他作会心的微笑。

    志豪看他们俩鬼鬼祟祟挤眉弄眼的神气,也猜着一定是议论他。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实在有点坐不住,看看表已经快六点了,今天索性迟到早退,滥污拆到底,大不了受检讨。早一点回去,在戈珊上报馆以前还赶得及见她一面,说两句话。天天总是他回去的时候她已经出去了。

    他站了起来,去拿他的上衣。这两天天气乍暖,大家在室内都穿著衬衫,把上衣挂在墙上的一只衣钩上。重重叠叠一件件蓝灰色的列宁服,完全一式一样,无法辨认。他把手在一只衣袋外面捏了捏,听见一包香烟的纸壳微微发出响声,掏出来一看着,并不是他抽的那种牌子。连摸了几只口袋,才找到一条蓝白格子大手帕,是他自己的,当然那件上装也是他的了。偶尔一回头,却看见一屋子人都向他望着。他不由得涨红了脸。

    “不摸口袋,简直不知道哪一件是自己的,”他一面把衣服拿下来,穿上身去,一面喃喃地说着。

    没有人接口,大家都又低下头去办公,但是似乎对他的行动仍旧很注意。志豪觉得他无形中受了很大的侮辱。他默默地走了出去。

    到了家,他母亲听见他回来了,在楼下起坐间里喊了一声:“今天回来得早!”他唔了一声,怕她唤住他说话,改作两级楼梯一跨,三脚两步上了楼。

    戈珊在灯下坐着,把一只小电筒拆开来装干电,像是正预备出去。

    志豪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下来。“刚才医生怎么说?”他问。

    “还不是那一套。”她把电筒一扳,对着外面的阳台。酒杯口粗细的一道淡黄色的光,穿过那黑暗的小阳台。

    他觉得她已经跟着这道光出去了。“又要出去了!”他用嘴唇轻轻地咬着她手臂上的温软的肌肉。“在家里休息休息吧。医生不是说的,顶要紧是静养。照你这样成天跑来跑去,吃药打针都是白费的。”

    “白吃了,白打了,你心疼了。”她把电筒的光收了回来,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扫射着。

    “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噢,我说错了,你不是心疼钱,是心疼我,是不是?──少肉麻些!”

    她突然用力把他一推,沙发旁边的一盏台灯被撞翻了跌下地去,乳黄色水浪纹玻璃灯罩砸得粉碎。

    “这是干什么?”志豪大声说。戈珊索性捞起一只茶杯来往地下一扔,当朗一声响,茶杯碎成三四瓣。“你不是心疼钱么?不心疼你嚷些什么?”

    “志豪!”他母亲在楼底下喊着,似乎有些惊慌起来。“志豪!”

    戈珊又抓起一只厚玻璃烟缸,对准了穿衣镜掷去。“倒要看你心疼不心疼!”她说。

    志豪走到洋台上去站着,靠在铁阑干上望着下面的小院子。

    戈珊把电筒揣在口袋里,走到那有裂纹的大镜子前面掠了掠头发,把腰带抽一抽紧,然后走出房去。

    她下楼,陆老太太上楼,正在楼梯口遇见了。

    “怎么了?”陆老太太微笑着问。“吓我一跳,听见唏玲晃朗响。”

    “是我砸碎了两只碗,”戈珊笑着说。

    “哟!让李妈来扫出去吧,在屋子里穿著拖鞋,别踩在碎磁上。”随即叫了声“李妈!”又说:“戈小姐不吃饭出去?就要开饭了!”

    陆老太太见了面总是客客气气,但是她对于戈珊搬进来住是非常反对的,认为这样的人“惹不起”等于引狼入室。然而反对无效,儿子也有这样大了,管不住了,又赶着这婚姻自主的年头儿,对方又是个共产党,现在正是得势,她也只好自己譬解着,倘若有这样一个媳妇,在这乱世倒也是个护身符,不失为“以毒攻毒”

    她这种心理,戈珊非常明了,并且就连志豪也不免有类似的思想。人类是奇异的动物;即使是最隐秘最真挚的感情里,有时候也会夹杂着一些势利的成分,在志豪的眼中看来,她是这城市的征服者,是统治阶级的一员,是神秘英勇浪漫的女斗士。他不免有一种攀龙附凤的感觉。而最使她感到难堪的是:事实上她绝对没有他想象的那样重要。她的政治生命不过到此为止了,她自己知道。过去她为了党,把自己的健康毁了,而在全面胜利后的今日,她还得靠出卖她一点残余的青春给自己付医药费。这是她连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

    她总告诉自己她并不是不爱志豪。不过她实在讨厌他那种婆婆妈妈的温情。永远小心翼翼偷偷摸摸的,认为于她的健康有碍。她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毁灭她的蚀骨的欢情,赶在死亡前面毁灭她。而他不断地使她记起死亡。有时候他使她已经死了,他是个痴心的婴孩伏在母亲的尸身上吮吸着她的胸乳。

    她是这弄堂里唯一的一个“夜归人”隔邻都听见她每天深夜回来揿铃,叫门。今天却回来得特别早,还不到十一点钟。

    而且不是一个人回来。她约了刘荃到报馆里谈话,商量着编写一些抗美援朝的小册子,第一本暂名“美帝侵华史”把近百年中国历史上一切不幸事件都归罪于美国。

    “美帝的爪牙是隐藏着的,不像德日帝国主义那样的显露,”戈珊解释着。

    他们费了很多的时间商讨怎样证明美国是德日的幕后主使人。戈珊那里有一本书可供参考,但是刚才从家里吵了一架出来,匆忙中忘了带出来,所以这时候叫刘荃跟着她回去拿。

    “你住在你们宿舍里么?”刘荃问。

    “不,我住在亲戚家里。”

    刘荃也没有再问下去。所有工作上接触到的同志们的底细,都不应当多打听,那是触犯纪律的。但是刘荃不免在心里忖量着,她所谓亲戚是否就是今天医院里的那个青年。他觉得很有趣。今天他在医院里透视过了,肺部完全健康,所以突然感到轻松起来,仿佛白拾到了几十年的光阴,心情很闲适,到哪里都像是观光性质。

    戈珊这家亲戚住的是半西式弄堂房子,由后门进出。有一个女佣来开门。戈珊领着他进去,一同上楼,一面听见楼下房间里一个老妇人高声间:“李妈,是谁呀?”

    “是戈小姐,”那女佣回答。

    称戈小姐而不称同志,可见是一个标准小资产阶级家庭,刘荃心里想。楼下的穿堂里放着一只旧式的衣帽架,两边的房门都开着,射出灯光来。有一间屋子里开着无线电,是提琴独奏,那音乐很是凄凉宛转。

    戈珊一听见志豪的屋子里开着无线电,就知道他算是负气,不在楼上等着她。那乐声越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越使她觉得讨厌。

    到了楼上的房间里,戈珊把电灯一开,看着地板上的碎磁盘倒是都已经扫干净了。她让刘荃坐下,把那本书找了出来递给他。

    “你先大略地看一遍吧,有什么疑问,可以现在就提出来,大家研究研究。”

    她掏出香烟来敬了他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烟,向一张沙发椅上一坐,身子直溜下去,像是疲倦到极点,两只手插在裤袋里,两只腿平伸出去,伸得老远。

    那女佣忽然出现在门口,但并不是送茶来。她咳嗽了一声,说:“戈小姐,听电话。”

    戈珊一看她那尴尬的脸色,而且明明没有听见电话铃响咎,就猜着一定是志豪派了佣人来,借着听电话的名义把她叫到楼下去,好和她吵闹。她知道他一定觉得很刺激,时间这样晚了,她还把男朋友往家里带,已经过了十二点了,他的无线电也已经停止了。

    当着刘荃,她自然不便说什么,只得站起身来走了出去,却随手把房门带上了,就在门外向李妈说;“不管是谁,你去替我回掉他,就说我这会儿办公呢,叫他明天再打来。”

    “我搞不清,您去跟少爷说一声吧,”那女佣嗫嚅着说:“是少爷叫您出来──”

    戈珊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告诉你人家这会儿忙着呢,还尽着啰唆!给我回掉他就是了。”

    这两天天气炎热,一关上了门,房间里就感到闷热,刘荃心里想她出去的时候带上门,大概一定是他们的电话就装在二楼的过道里,她不愿意让人家听见她说话。等到她进来的时候,仍旧随手关门,他却并没有注意到,因为这时候另有更可注意的事发生。她一进来就走到他旁边,在他的沙发扶手上坐下了,低下头来看他那本书看到了什么地方。这本来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她那件列宁服里面似乎没穿衬衫,又少扣了一只钮子。从这角度过去,看得非常清楚那深v字形的衣领里掩映着的两只白腻的圆球。那是阳光晒不到的地方,皮肤由微黄泛入洁白,正像蛋卷里托出的雪糕球。刘荃当时仅只是感到震动与恍憾,像一个小孩在橱窗里看见奶油蛋糕,忽然发觉橱窗上并没有装玻璃,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了。

    他如果马上赧然站起来就走,他觉得未免太滑稽了。而且他也像一切天真的人一样,有一种好胜的心理,不愿意被人家知道他的天真。他要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仿佛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然后借一个借口,很自然地站起来告辞。

    戈珊仿佛嫌坐得不稳,伸出一只手臂来搭在沙发背上,另一只手伸到刘荃前面来替他掀着书页。那本书渐渐地越写越不通了,莫名其妙,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刘荃的肩背上仿佛热烘烘地贴着两只灯泡。然后他忽然发现她掀书的那只手被他握住了。他听见她笑。她的笑声那样近,近得只是一阵暖热的鼻息,然而那声音听上去又像是异常遥远,像是云里雾里隐隐听见一种金属品的叮当。

    她挣扎着不让他抚摸她的手臂,但是越是挣扎,接触越多,他甚至于可以分明地感觉到那两只乳头,像柔软的掀起的小嘴,钝钝地在他背上擦来擦去。

    他突然阖起书站了起来说:“我得要走了。”

    “为什么突然要走了?”她微笑着望着他,搭在沙发背上的一只手臂折过来,把香烟送到嘴里去吸了一口,不经意地弹了弹身上的烟灰。

    “回去太晚了,宿舍叫不开门。”

    他检点刚才记的笔记,折叠起来夹在那本书里。有一张纸,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风吹到阳台上去了,吸在铁阑干脚下贴着。他走出去拾。

    戈珊把他的帽子从桌上拿起来,顶在手指上呼呼地旋转着玩,也跟到阳台上来。刘荃伸手来接帽子,她却把手一缩,藏在背后。他伸手来夺,她从这只手递到那只手。他抢帽子的结果却是抱住了她,他自己不知道抱得多么紧,只觉得在黑暗中她压在他胸膛上,使他不能呼吸,像一个绮丽而恐怖的噩梦。

    “为什么突然要走了?”她仍旧问。他觉得她在笑他。当然她知道他要走是因为冲动得太厉害。

    他一次次地吻着戈珊的腮颊与耳朵,与肘弯里面。他自己觉得很奇怪,在这样的狂热里,仍旧有一部分的脑筋清醒得近于冷酪。他不吻她的嘴唇,因为她有肺病。刚才在她房间里看见许多瓶瓶罐罐,pas与肺病特效药。同时他也感到不安,那阳台上虽然黑暗,房间的灯光正把他们的剪影映在一个明亮的背景上,而且他开始注意到楼下的小院子里的人──黑暗中现出红红的一点火星,是香烟头上的火光。的确是有一个人吸着烟走来走去──现在似乎倚在铁门边。

    “楼底下有人,”刘荃低声说:“看得见我们。”

    “去把屋里灯关了,不就看不见了?”他真的去关灯。

    “你知道开关在哪儿吗?”戈珊一路笑着,也跟了进来。“别揿错了叫人铃。”

    “你就说得我那么胡涂。”

    一片黑暗拍地打在脸上。

    戈珊不知道在哪里。他几乎绊倒了一张椅子,终于在房门边上捉到了她。

    然而这间房间里电灯一灭,简直像一个信号似的,立刻把楼下的志豪召唤了来。

    有人在外面敲门。

    “你看,一定是你刚才揿了铃,把佣人叫上来了!”戈珊吃吃地笑着。

    “没有没有,我没有!”

    敲门之外又霍霍地旋着门钮。幸而刚才电灯一灭,戈珊就去把钥匙转了一转,把门锁上了。

    “什么事?”刘荃轻声问,心里却已经明白了一大半。“失火了?”他嘲笑地问。

    “也许,”戈珊说。

    “那是什么人?”

    “管他是谁!怎么,你害怕?”

    “我怕什么?”

    “不怕,那你老问干吗?”

    蓬蓬蓬,更加疯狂地拍着门。

    这样才够刺激,戈珊想。她在黑暗中像是关闭在一只丝绒垫底的神奇的箱子里,在波涛险恶的海洋上飘流着。

    真正的危险是也没有的,她知道志豪的为人。小资产阶级的文明限制了他,他失去理性也只到这地步为止,徒然在仆役面前出这么一场丑,决不会再进一步拿斧头来砍破房门。明天一早她送刘荃出去,也不怕楼梯口有人握着手槍躲在阴影里等候着,但是也难说,有时候狗急跳墙,把人逼到真正无法下台的时候,是什么也干得出来的。她喜欢危险的气氛,它使她身上每一根神经都苏醒了过来。刘荃这小傻子也实在是可爱。而且她知道,对于他,她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女人,至少是第一个裸体女人。她做了他的夏娃。

    此后刘荃没有再去找她。他告诉自己这仅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如同汽车肇事。但是事实上他无时无刻不想到她。不一定想到她这人,而是单纯作为一个女人的肉体。他对自己这种心理觉得惊讶、羞惭,但是也拿自己没有办法。

    戈珊曾经打电话给他,说她搬了家,把她的新地址告诉了他,他也没有打算去。但是有一天终于还是去了。

    戈珊在一家白俄咖啡馆背后赁了一间房间住着,那白色的房子后面架着个小楼梯,绿漆铁阑干,水泥梯级,一直通到她房门口,所以也可以说是独门独户。大概她也就是图它进出方便。

    房间是阴暗而不整洁的,苍绿的粉墙,椅背上与床阑干上永远挂满了衣物。到处是污秽的玻璃杯,一撮撮的烟灰。阳光蒙蒙地从紫红布的窗帘里透进来。在那薄明中,这一切是有一种浪漫气息的。

    刘荃每次抽空溜来一遍,永远是在上午或是午后两三点钟。戈珊这样干报馆工作的人是以昼作夜的,他来的时候她总是从床上爬起来,睡眼惺忪来开门。他走的时候她又在酣睡着。他觉得他只生活在她的梦境中。

    一天到晚昏天黑地的鬼混着。想到黄绢的时候,他觉得说不出来的惭愧,但是心里的矛盾太多了,不愿意想到的事情也太多。也就像“蚤多不痒,债多不愁”一样,日子也就这么过下来了。

    这一天下午,他为了一点公事,到楼上赵楚的办公室里去,在房门上敲了两下。里面一只摇头电扇嗡嗡响着,他仿佛里面叫他进去,只是被风扇的声音盖没了。

    他把门一堆,却怔住了,看见赵楚与周玉宝夫妇俩郑重地握手。这赵楚生就一张赤红的长方脸,粗浓的眉毛,也说得上一貌堂堂,他微微躬着身,放出那最诚恳最热烈的笑容向他太太望去,玉宝也浓浓地堆出一脸笑容,眼睛里射出愉快的光辉,两人紧紧地握着手,一上一下用力摇撼着。

    刘荃急忙把房门轻而缓地掩上,没关上之前,听见玉宝在说“再来一遍。”

    “来,拥抱一下,”赵楚说。

    刘荃知道他们演习的是俄罗斯式的拥抱,很快地把两边面颊各吻一下,这是现在通行的国际友人间的仪节,讲究的是抱得要紧,吻得要快。难处就在谁先吻谁,不经预先约定,而又一味要快、快、快,很容易双方的动作起冲突,撞痛了脸和鼻子。在宾客众多的大场面里,大家蜂拥而上,一连换上一二十个人,都是刮辣松脆左颊一个响吻,右颊一个响吻,把头左一转右一转,真要转昏了。的确需要事先下一番苦功练习。刘荃并且听见说,中共最重视的就是酬应苏联友人的礼节,一点都错不得。中级以下的干部,稍有一点失仪的地方,当场就会吓得魂不附体,知道要受最严厉的处分。就连赵楚这样有军功的人也不是例外。想必他们夫妇总是要赴什么重要宴会,所以在这里私下演礼。

    刘荃捏着一把汗走下楼去,心里想幸而没有被他们发觉。如果知道被他看见了,不一定马上当面发作,但是总有办法收拾他的。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没有一会工夫,忽然有个通讯员来叫他。

    “周同志请你上去一趟。”

    刘荃不觉皱眉,心里想到底还是被她发现了。他惴惴地走上楼去,来到玉宝的办公室里,她却是一个人在那里,此外还有一个裁缝。玉宝这一向常常叫裁缝来做旗袍,在举行晚会的时候穿,特别是有国际友人在座的场所,这也是最近一般政府首要的爱人间的一种风气。这裁缝是苏州人,和玉宝言语不通,所以总是把刘荃叫上来当翻译,刘荃勉强可以说几句上海话。这一类的差使总是落在他头上,张励还因此取笑过他,屡次说:“上司太太这样离不了你,你小心,上司要吃醋了。”

    “上司倒不一定吃醋,”刘荃心里想:“同事倒吃醋了。”

    这一天他看见那裁缝在那里,方才放下心来。裁缝送衣裳来,他那大白包袱里还包着些别的主顾的衣服,内中有一件织锦缎旗袍,被玉宝看中了,叫刘荃问他这衣料什么地方有得买。

    那裁缝身材矮小,一张柿子脸,又是黄橙橙的横宽的“铜盆柿”?脸上永远是一种微带讽刺性的微笑,穿著一身旧绸衫裤,背剪着双手站在那里。“这种花样外面没有的,”他酸溜溜地微笑着说:“毛主席太太在杭州一家厂家定织了一件。一共两丈料子,剪剩下来还够做两件,这是此地一个银行经理太太买到了一件。”

    刘荃觉得替他照翻不大妥当,但是玉宝一味追问,刘荃只得把他的话复述了一遍,又说:“这话毫无根据。可能是个那主顾吹牛。”

    玉宝却说:“听说北京她们是穿得非常讲究。应该的嘛──一天到晚有国际友人请客应酬,不然气派不够。现在人民生活改善了,大家穿得好些也是应当的,上级应当起带头作用。”

    她把那件旗袍摊了开来,仔细翻来覆去看着。“国际友人尤其赞成织锦缎,”她说。

    这是件黑缎子上面织出小小的金色花瓶,隔得不远不近,八四平八稳一只只一寸来高的金瓶。空处穿插着一些金色云头,与短短的金色飘带,排列得很扳滞。但是就连刘荃这样外行的人看来,也觉得确是花样别致,似乎从来没有看见过。那裁缝的话大概是可信的。

    裁缝早已把玉宝新做出来的那件花绸旗衫拣了出来,放在沙发上。

    “好,好,你们都出去,我试衣服,”玉宝说。

    她撵他们出去,那裁缝却先忙着把那件名贵的织锦缎袍子折叠起来,收到包袱里,把包袱一扎,提在手里匆匆地往外走。

    “干吗带出去?这么一会儿工夫,搁在我屋里不放心呀?”玉宝生气地嚷了起来。

    那裁缝也确是怕她要拿着穿一穿试试,他尴尬地苦笑着,喃喃地连声说“哪里哪里,”把一个柿子脸撮得像个柿饼似的,灰暗而有深的皱折。

    刘荃乘她那一撵,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黑色的背景上,小金瓶的图案他常常想起它。

    其实毛主席的爱人在杭州定织几件衣料,又算得了什么,究竟他们并没有像满清的皇帝制定一个“江南织造”的官衔,专司供应御用衣料。他们这并不算怎样豪奢的享受,不过他想到他们这一点享受是无数中国青年的血换来的,他不由得痛心。

    玉宝积极准备着参加的那宴会,就在这两天内。在宴会的次日,玉宝又为了要出席一个会议,叫刘荃给她拟一篇演说稿。他拟好了给送上楼去,却老远就听见赖秀英的声音在玉宝的办公室里,两人一会率率索索,一会又大说大笑的,似乎亲热异常。刘荃非常诧异,因为一向知道这两个人是水火不兼容的。

    “真没瞧见过”

    “还扭上去朗诵普希金”

    “──进破鞋!”

    老区称荡妇为“破鞋”她们似乎是在议论着昨天宴会上的一个浪漫的女性。有了一个共同的攻击目标,无怪她们同仇敌忾起来,忽然谈得这样投机。

    “真不要脸!你看见她对那苏联专家那神气?”周玉宝说:“净找着他闹!”

    刘荃走了进去,玉宝就接过那篇演说稿来看。赖秀英还在旁边说:“她自己也灌了不少伏特加。”

    刘荃一离开那间房,又听见赖秀英带笑高声说:“是他们社长说的:我们的戈珊同志不会说俄文哪?──人家眼睛会说世界语!”

    “还他妈的怪得意的呢!”周玉宝说。

    刘荃怔了一怔,心里想原来是说戈珊。“他们社长”总是解放日报的社长了。

    他虽然明知道戈珊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听见这些话,不免总觉得有点刺激,当天下午就借了个借口溜出去看她。

    已经快到她上报馆的时候了,她还没有起床。

    “酒醒了没有?”刘荃微笑着说,在床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也没喝多少。”她咳嗽得很厉害。“你消息倒灵通,怎么知道的?”

    “那苏联专家告诉我的。”

    戈珊稍稍呆了一呆,随即笑了起来。“别胡说八道了!”

    “怎么?就不许我认识个把苏联专家?”

    戈珊恨恨地横了他一眼。

    “我不懂世界语,”刘荃笑着说。

    “什么?”

    “世界语我没学过,你用眼睛对我说话是白说了。”

    戈珊探身过来打他,用力过猛,往斜里一裁,倒在他的身上格格地笑。“你这家伙真可恶,越学越坏了!”

    “跟谁学的?”

    戈珊嗤嗤地笑着。“我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她把头枕在他膝盖上,仰着脸望着他,伸手抚弄着他的面颊。

    他扳开了她的手。

    戈珊知道他心里仍旧感到不痛快,就撅起了嘴说:“不行,你得告诉我,是哪儿听来的这些话。”

    “我不是告诉你了么,是那苏联专家说的。”

    “什么苏联专家?我知道,还不是你们那儿两个姑娘们造的谣言!那两人都是道地的土包子,见了外国人吓的没处躲,看见别人出风头可又要吃醋,背后就去糟蹋人家,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刘荃觉得这话倒也很近情理,周玉宝与赖秀英恐怕也的确有这种心理。

    戈珊从他的脸色上看出他已经摇动了。“女人都是妒忌心最强的,”她又说。

    “是吗?我也听见说。”刘荃微笑着说。

    “女人像我这样的真少,”戈珊说:“我倒是从来不妒忌的。”

    “是吗?”

    “是吗,是吗──干吗这样阴阳怪气的?”

    她继续抚摸着他的脸,他也抚摸着她。

    她怕痒,身子一扭一扭,头枕在他的膝盖上,也溜了下去,倒挂在空中。那美艳的脸庞颠倒着看,仿佛更加美艳。刘荃想起小时候在校园里,在金黄的夕照里把头向后仰着,仰到不能再仰了,倒看着满天的霞彩与青葱的园地,一切都特别显得鲜艳欲滴。

    他忍不住伏下身去吻她的白嫩的喉咙。

    “真的,我从来不妒忌的。你有别的女朋友我绝对不干涉,”戈珊说。

    “哦。”他吻到别的地方去了。

    “你从来不把你过去恋爱的事情讲给我听。”

    “我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她一定逼着他说。

    “你自己的事从来不告诉我,倒尽着查问我。”刘荃说。

    “我告诉你你要吃醋的,你告诉我我不会吃醋的。”

    “你这种态度真好,可惜遇到我这么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吃醋的机会。”

    “还耍赖,还耍赖!”两条白蛇紧紧地匝住他的颈项。“勒死你!今天非得要你把那女朋友的事招出来!”

    “什么女朋女?”刘荃并不是存心欺骗她,但是他实在不愿意在她面前提起黄绢的名字,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但是后来戈珊说:“告诉你,我早已充分掌握了材料,不过是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

    刘荃笑了起来。“你这一套逼供的手段我也会。”

    “真是不识好歹,”戈珊在他额角上重重戳了一下。“──不要你了!给你头上贴一张邮票寄到济南去。”

    刘荃震了一震,笑着说:“济南?”

    她向他笑。“寄给济南团支部黄绢同志。”

    “你怎么知道有这样一个人?”

    “哼,告诉你:我的情报网比你深入,而且我的情报是绝对正确的,不像你,听了点没根据的话就来跟我乱发脾气!”

    那天他离开她那里的时候,一直在那里猜测着她是从那里打听到的。他觉得实在有点奇怪,因为黄绢和他的事根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然后他乘电车回去,在电车上掏钱买票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把他装零碎钞票的那只旧信封拿出来看了看。黄绢寄给他的信很多,他一向总是利用那信封装钱,可以随身带来带去,仿佛也是一种安慰。已经成了习惯。那信封上的邮戳虽然可看出是济南寄出的,寄信人的名字却只有“黄缄”两个字。但是在这励行节约的时候,大家写信都是把旧信封翻过来再用一遍,所以她这封信也就是他寄给他的,里面赫然写着她的姓名住址。戈珊当然有很多的机会翻他的口袋。信封破了就再换一只,她可以看出他们是经常通信的。一定就是根据这一点线索。不过他知道,下次他问她,她一定仍旧故作神秘,不肯说实话的。

    他把那破旧的信封又揣到口袋里去。近来越来越怕写信了,也怕接到她的信。虽然大家说来说去只是几句冠冕堂皇互相鼓励的话。

    他觉得他应当把实话告诉黄绢,叫她不要等他了,他不值得她爱。会有比他好的人去爱她的。至于他,让他去吧,他已经习惯于黑暗。少女是光,妇人是温暖。眼前他所要求的只是一点温暖。他对于戈珊没有存着什么幻想,但是他觉得她也很可怜。她是和他一样被欺诓的,在学生时代就跟着共产党走,现在她什么都完了,她不但有病,心理上的病态也很严重,所以她把男女关系看得那样随便。他觉得她需要一个人去爱她。她或者会好起来。

    有时侯他这样想。有时候他又怀疑他只是贪恋着那迷人的肉体,而又不能正视这单纯的事实,所以要加上这么许多解释。

    在一个酷热的下午,他到她那里去,突然天色阴黑,下起雨来了,而且下得很大。刘荃扶着阑干,沿着那露天的小楼梯走上去,潮湿的水泥梯级已经成了暗黄色,上面粘着一两片洋梧桐娇黄的落叶。他揿了半天铃没有人开门,她一定是出去了。他从口袋里掏出笔来,又找出一张纸条子,抵在那绿漆小门上匆匆写了两行字“来访不遇。明天下午或者能来。”下面没有署名。她会知道是他。他把那张纸双折了一下,弯下腰来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一阵狂风吹过来,她那紫红布窗帘突然鼓荡着,从窗户里飞了出来,飘在半空中,像是向他挥手。跟着就又往里面一吸,吸了进去。密密的雨点也跟着往里扫射,可以听见她沙沙地打在桌上,像撒豆子似的。刘荃不禁有些担忧,想起他们编的那小册子的校样,前两天看见她从报馆里带回来搁在那张桌子,不知道还在那里不在,恐怕全打湿了。那窗户离那楼梯有好几尺远,也没法替她关窗。

    他转过身走下楼梯,快到人行道上了,忽然隐隐地听见一声“砰!”回过头来一看,那玻璃窗已经关上了。成片的雨水在那玻璃上流着,那紫红色的窗帘静静地被关闭在玻璃里面。

    刘荃站在那里,茫然地向上面望着。然后他很快地走了,心里充满了愤怒。

    她那里向来除了她自己,什么人都没有。听她说有时候叫白俄房东的女佣替她打扫打扫房间,但是如果是那女佣,外面揿铃揿得这样啊,也绝对没有不开门的理由。

    第二天他再到她那里去,有一个黑红肤色的青年在那里,是文化局警卫科的人。戈珊的态度很自然,替他们介绍之后,大家随便谈着。但是刘荃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质问她,对于这种浮泛的应酬式的谈话实在感到不耐烦。那青年虽然也不大开口,却老是坐着不走。大家就这样干迸着,等着看谁把谁迸走。

    谈话一直延长下去。刘荃有意无意地抬起手来看了看表。他趁着出差,弯到这里来一趟,实在应当走了。

    “你别性急,”戈珊说:“魏同志大概也就快来了。他们这些忙人,约了时候向来不算数的。”

    “哪个魏同志?”那青年问。

    “还有谁?”戈珊笑着说:“就是你们的老魏。”

    “他要上这儿来?”那青年显然吃了一惊。

    戈珊似乎不愿意多说,含糊地应了一声,然后把下颏微微向刘荃努了努。“喏,这位刘同志有点事找他,我约了他们在这儿见面。”

    那青年像是恐慌起来,随即搭讪着站起来匆匆告辞走了。

    “你看讨厌不讨厌?”戈珊伸了个懒腰“要不是我抬出他的上级来吓唬了他一下,还不肯走呢!”

    刘荃没有作声。

    戈珊见他满脸不快的样子,立刻向他身上一坐,又委屈又疲乏地把脸埋在他肩窝里。“知道你今天要来,特为在这儿等着你,这小鬼偏跑了来赖在这儿不走──就有这样不识相的人!真气死了!你昨天淋着雨没有?”

    刘荃半晌才答了声:“还好。”

    “我真倒霉,在外滩,刚赶上。”

    “哦,我还当你在家里呢,看见你关窗户。”

    “活见鬼了!”戈珊张大了眼睛望着他。“我在家怎会不开门?”

    “我怎么知道呢?”

    “你又瞎疑心!”她顽皮捶了他一下。“怎么你看见有人关窗户?是谁?是我呀?”

    刘荃懒懒地说:“反正不是你就是另外那个人,又有什么分别。”

    戈珊一听这话,显然他并没有看清楚是什么人,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她立刻理直气壮起来,一歪身从他膝盖上溜了下来,坐在沙发上把他乱推乱撞。“得了得了,你走吧!我受不了!一天到晚找岔子跟我闹,老是瞎疑心!我告诉你吧,昨天不错,是有人在这屋里!就是今天来的那小王。他是结过婚的,他女人在新闻出版处做事,两人一个住在男宿舍里,一个住在女宿舍里,所以没办法,跟我商量,借我这地方会面。”

    “哦,”刘荃微笑着说:“这也不是什么违法的事,人家是正式的夫妇。干吗要你这样替他们守秘密!”

    “我这不是告诉你了蚂?先我没说,也是因为怕你不乐意,觉得我这儿成了个小旅馆。真讨厌,那小王,刚才还在那儿磨着我,下星期还要来。所以老坐着不肯走呢!”

    他明知道她是说谎,虽然她这谎话说得相当圆。

    她又和他纠缠着。拥抱着她的时候,他心里想这样的女人,他就是在她里面生了根,她也仍旧是出墙红杏,她的眼睛向他笑,真正的她似乎在那微笑的眼睛的深处闪烁着,永远可望而不可及。这使他更疯狂地要占有她。

    在他的疯狂接近顶颠的时侯,忽然门铃响了。

    “是谁?不要是魏同志吧?”刘荃说。

    “唔?”

    “你忘了?小王的上司。你不是说他要来吗?”

    两人同声笑了起来。“不要真是说着曹操,曹操就到,”刘荃说。

    外面的人继续揿铃。

    “让他揿去,”戈珊说:“管他是谁。”

    又揿了很长的两响。刘荃有点不安起来。

    “别理他,”戈珊说。

    铃声终于停止了。似乎人已经走了。但是房门下面忽然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小三角,面积渐渐大了起来,是一折叠着的便条,从门底下塞了进来。

    刘荃不由得想起昨天他自已站在门外揿铃的情形,并且昨天那时候房间里面又是什么情形,也如在目前。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那样污秽黯淡,而且稍有点滑稽。

    他突然坐起身来穿衣服。

    “怎么回事?要走了?”戈珊诧异地笑着。

    刘荃没有回答。

    她随即生起气来。“你这脑袋完全封建,送封信来都要吃醋──吃的哪一门子的醋?发了昏了!你凭什么资格管我?好,你走,你走,以后可再也别来了!以后咱们谁也不认识谁!”

    刘荃默默地坐在床沿上俯身系鞋带。

    戈珊的一枝香烟一直不离手,她突然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香烟使劲揿在他胳膊上。他想甩开她,但是她下死劲揪住了他不放。被烧灼的皮肤丝丝作声。他夺回了手臂,一句话也没说,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