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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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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二十年,祖上死了。享年七十五岁,村长当了二十三年。发丧时,据说棺材弄得不怎么样,槐木的;但场面比较隆重。这时村子已发展到二百多口人,村里大人小孩都来送烧纸。包括以前被祖上罚过高粱的、封过井的、染过猪狗的人家。棺材启动,许多娘们小孩还哭了。这期间村里又发生几起日常案件,祖上一死,没人给他们断案,害得大家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觉得像天塌一般,于是伤心。好在祖上临死时指定我姥爷继任村长,大家才略略放心。于是待七七丧事过后,姥爷脱下孝衣,便接替祖上到村西土庙里断案。不巧这时路村丁也害伤寒死去,村丁就换成了小路。传人仍用铁皮喇叭与小钹。小路嗓子比他爹脆。

    姥爷这人我见过一面,可惜记不得了。他一九五八年去世,当时我仅八个月。据说他老人家临死前的最大愿望,是想将我光着身子丢到他被窝里。姥娘在一旁说:“丢什么丢,你身上恁腌臢!”

    姥爷说:“那让我摸一摸他吧!”

    于是母亲上前,让他摸了摸我。

    据母亲说,姥爷这人很和善,瘦,长一撮山羊胡子,一辈子没别的嗜好,就是爱吃肉。一年冬天,王家杀了一头羊,将羊肚子埋在后岗不吃。夜里我姥爷去将羊肚扒出,回来收拾收拾吃了。姥爷虽然和善,但据说继任村长当得还可以,赖着祖上创下的“封井”与“染头”制度,维持着村子前进,没出什么大差。

    可姥爷的村长仅仅当了两年,就让外姓人给戗了。戗者是宋家。宋家本来是我姥爷辈才迁来的一个外地户,一副挑子,挑了一窝孩子。可来这里落脚后;赖着男人勤劳,起五更背筐拾粪;女人纺棉花,纺花不点油灯,点一根麻秆,四十年过后,竟熬成一个不大不小的肉头户,拥有三头牛,两头驴,两顷地。挑担子汉子成了宋家掌柜,农忙时还雇两个帮工。这时宋家掌柜在街上走,觉得再让一个刮盐上卖盐的人家当村长,对他指手划脚收田赋,情理上有些说不过去。恰好这时机构改革,村长易名,改叫保长,宋家掌柜便推了两石芝麻,送到十五里外周乡绅家,回来带回一纸文书,在村西土庙里一宣布,姥爷的村长就没了,宋家掌柜宋遇文就成了保长。不过村丁没变,仍是小路,改叫保丁。传人的工具仍是铁皮喇叭和小钹。

    姥爷的村长没了,闷着头生了两天气,也就算了。惟独姥爷的兄弟三姥爷性子鲁莽,有些不服气。好端端的发面热饼,自家吃了几十年,现在改了姓字让别人吃,心里想来想去想不过去。姥爷劝他:

    “谁家的江山也不是铁打的,上边让换人,咱有个啥办法?”

    三姥爷瞪着眼睛:“再换也轮不着他,这村可是咱爹开创的!”

    以后每逢村里再断案,铁皮喇叭一响,三姥爷便提溜个粪叉,到村西上庙前转悠。

    宋家掌柜上任以后,倒没改祖上的规矩,仍是封井,仍是染头;断案之前,仍让原告被告出些白面,让小路保丁烙发面热饼。发面热饼烙好以后,保长和族长还没动手,三姥爷横着粪叉来到铁鏊前,先拎起一张往嘴里送。保长宋家掌柜看着三姥爷手中的粪叉,拉着脸不言声;别的族长也不言声。纷纷说:

    “断案断案。”

    只是这热饼是按人头数烙的,三姥爷吃了一份,就苦了小路保丁。

    以后每逢夏秋两季,该收田赋,小路保丁奉命到各家收赋。轮到申家门上,三姥爷又提溜个粪叉在门口等着。还没等小路保丁开口,三姥爷例说:

    “小路,你和你爹,以前可都是吃申家饭的!”

    小路保丁的脸马上赤红,喃喃着说:“三爷,你别对我出毒气,宋家掌柜让收,我有个啥办法?”

    三姥爷顿着手中的粪叉说:“我x宋家掌柜他妈!他就没想一想,这保长怎么该轮上他!”

    这话后来传到宋家掌柜耳朵里。宋家掌柜也有几个狼腰虎背的弟兄,都磨拳擦掌要找三姥爷算账,宋家掌柜摆摆手:“忍住,忍住。”

    这时发生了“高粱叶”事件。宋家种了一百亩高粱,这年好雨水,高粱叶子长得像大刀一样肥。高粱叶子用途很广,可以织蓑衣,可以拧草墩,可以搭房顶。刷高粱叶子并不影响高粱的生长。一到七月出头,大家都刷高粱叶子。为了自己把叶子刷完不让别人刷,宋家掌柜派了他的三弟看守。可惜老三是个聋子,一百亩高粱,他站在这头,别人钻到另一头刷叶子,他一点听不见。十天下来,高粱叶子被人刷去大半,宋家掌柜很生气。这天,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届年十五岁),和村中一帮顽童,又到宋家高粱地刷叶子。可惜这天宋家老三病了,换了老四看守。老四不聋。孬舅与顽童们刷着刷着,就被老四给抓住了。老四将顽童们手中的筐一集合,将孬舅一干人带到村西土庙里,命令小路保丁:

    “去打小钹,去用喇叭喊人,抓住贼了,让保长断案发落!”

    小路保丁不敢怠慢,忙打小钹,传人,集合了保长和族长,发落贼人。

    这时宋家掌柜坐在案桌后,一反平时的温和,铁青着脸,瞪着眼,指挥小路保丁:

    “把草筐都给我剁了,让这些贼羔子们面向南墙跪着!”

    于是,草筐被剁了,孬舅一干人被捺到土墙前跪着。

    这时三姥爷正在家收拾牛套,听到消息,提溜粪叉一溜小跑就到了土庙前。到庙前一看,见草筐被剁了,孬舅跟一溜人在那跪着,愣着眼睛来到宋家掌柜面前,说:“老宋,你去把小孬拉起来,赔我一个草筐,咱们没事。”

    谁知宋家掌柜不服软,也愣着眼睛说:“一个贼羔子,不把手给他剁了,就算是好的!”

    三姥爷说:“你剁,你剁,我拉都不拉!”

    这时其他几个族长打圆场:“老三,算了,算了。”

    有的说:“保长,算了算了。”

    谁知这时宋家掌柜说:“高粱叶子事小,偷盗事大,不能坏了村里规矩!不能什么人都来庙里撒野!那以后村里还过不过了?我非让这些贼羔子们跪到星星出来,每人再罚他们五斗高粱!”

    三姥爷握着粪叉说:“好,好,断得好老宋,你就让他跪吧,你就罚吧!”

    然后不再跟宋家掌柜争吵,提溜着粪叉回去了。

    “高粱叶”事件过去了两个月。该收高粱了。大家都把这件事忘记了。宋家弟兄们都很高兴,对宋家掌柜说:“这下可把申家的威风给治了!”

    宋家掌柜也握着手中一根廉价的文明棍说:“看谁能把谁的jī巴揪下来!”

    村中百姓也都觉得申家服了软,宋家胜利了,宋家掌柜的地位稳固了。宋家掌柜手握文明棍,穿着月蓝大褂从街上走过,人们纷纷点着自己的碗说:

    “保长,这儿吃吧!”

    “保长,我这先偏了!”

    宋家掌柜也不在意地摆手:“吃罢吃罢。”

    该到集上卖高粱了。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宋家老四在卖高粱从集上回来的路上,突然被土匪绑架了。这一天没有月亮,老四高粱没有卖完,也回来得晚些。这时节地面上有些不大安稳,土匪丛生。到底是哪一部分土匪绑的,给老四弄到什么地方去了,一时也弄不清楚。宋家一下子乱了。纷纷派人出去打听。村里也乱了,跟着惶惶不可终日。过了有三天,宋家老四托人捎回一个口信,说赶紧送到大荒坡五十石小米,换他的性命;他在土匪窝里可是受罪了,抬杠子,灌凉水,那罪受得不用提了;千万别告官,一告官这边就把票给撕了。宋家掌柜一下蔫了。村前村后的转,文明棍也不提了,月蓝大褂也不穿了。到了第二天,只好变卖些家产,折成五十石小米,送到了大荒坡,换回了老四。老四被抬回来,已经不成人样子了,身上的皮肉没一处不烂,话也不会说了。宋家掌柜忙着再变卖些家产给老四看伤,一时保长也顾不上当了,村里的案子也顾不上问了。村里马上大乱。

    这时有人传说,绑架案的主谋是我三姥爷,变卖了家中一头小草驴,托土匪干的。麻烦在于这种事情无法找土匪调查,谁也不好说到底是谁干的。三姥爷在街上走,反正昂首挺胸的。村民们揣测形势,又觉得宋家掌柜的地位还不太稳固,中家也不大好惹。这时见三姥爷在街上走,大家又纷纷点着饭碗招呼:

    “老三,这儿吃吧!”

    “老三,我这先偏了!”

    三姥爷昂首挺胸的,正眼也不看人家:“偏什么偏,咱早jī巴吃了!都以为靠上硬主儿了?都以为咱这些爷们是吃素的了!”

    闹得人家挺尴尬。最后为了免招是非,大家不约而同地改掉端碗到门口吃饭的习惯,纷纷躲在家吃。一到吃饭时间,一街筒子没人。

    宋家老四的病终于好了。宋家弟兄几个缓过气来,纷纷提出要找三姥爷报仇。宋家掌柜拦住:

    “忍住,忍住,你又没抓住人家的手,凭什么找人家?”

    这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宋家掌柜又开始当他的保长,又让小路保丁打小钹,用铁皮喇叭传人,到村西土庙里断案。村里又恢复了正常秩序。一到断案,三姥爷又提溜着粪叉到那转悠。这粪叉大大影响了断案的情绪。

    重阳节到了。大家都走亲戚。申家与十里外的八里庄有桩亲戚,分到三姥爷门下,该他走动。恰好三姥爷的一头小公牛得了伤寒,八里庄有个中医捎带会看些兽医,于是三姥爷牵着这头小公牛去串亲。胳膊上扌汇着一个芭斗,芭斗里装十几个串亲馒头。路上路过一片桑柳趟子,旁边是一片接一片的麻林。正走着,趟子里响起“哗哗”的倒伏声。三姥爷突然想起什么,拔腿就跑,这时背后响起枪声。一枪打在三姥爷的膀头上,血“突突”地往外冒。三姥爷仍是飞跑。又一枪打来,小公牛倒下了,三姥爷窜到一片麻地里,捡了一条性命。那么胆大鲁莽的汉子,被这枪声吓稀了。逃回家,膀头不住地流血,人还索索地抖,不知道捂伤口。

    事后传言,枪手是宋家掌柜花了十块大洋雇的。据说枪手回来以后,还遭了宋家掌柜的埋怨:桑柳趟子离路那么近,怎么还瞄不准?于是又收回五块大洋。不过一枪打伤也算不错,宋家掌柜还是安静了一阵子。三姥爷在家养了三个月伤,三个月宋家断案,没有人再提溜粪叉在土庙前转悠。

    三个月后,三姥爷的枪伤痊愈,又开始在大街上走动。不过村人们没敢问他的枪伤,都是说:

    “三爷出来了?”又纷纷躲在家吃饭。

    不过三姥爷伤好以后,安分守己许多,不再提溜着粪叉到上庙前走动,就蹲在家门口晒太阳,一天一天的不动。大家以为三姥爷老实了,大局已定了,又纷纷端出了饭碗,见宋家掌柜又让饭打招呼。谁知一个月后,才知道三姥爷悄悄将他十五岁的儿子(即孬舅),送到一个土匪门下磕头当了干儿。这个土匪叫李小孩,组织了一个游击队,下分长枪队和短枪队。他这支队伍一般不骚扰民众,但遇到不顺心时候,也六亲不认。他地盘划得很明确,方圆五十里,算他的治下,别的土匪来了他打土匪,日本来了他打日本,中央军来了他打中央军,八路军来了他打八路军。人不来他也不打。他抓人不优待俘虏,一律活埋:挖一个与人身高矮胖瘦相同的深坑,头冲下往里一放,也不埋土,拍拍屁股就走了。孬舅在那给李小孩当勤务兵。勤务兵当了有仁月,回来了,身背盒子炮,后面带几个背长枪的人。这天宋家掌柜正在村西土庙里问案,刚吃罢热饼,双手托着头在听双方陈述。忽然看见孬舅和几个人背着枪远远走来,知道事情不妙,顾不上再问案儿,站起就要跑。但已经来不及了,刚绕过土庙,就被孬舅撵上捉住了。光天化日下,宋家掌柜被剥了衣服,赤条条反绑着,押到了村后土岗上。宋家掌柜虽有几个弟兄,但见了李小孩的队伍,磕头捣蒜还来不及,哪里敢吱声?

    就这样,村后土岗上,三姥爷托胳膊在那坐着,宋家掌柜在一边跪着,李小孩的几个人在谈笑抽烟,小路保丁在挖坑。坑挖好,三姥爷说:

    “保长,请吧。”

    宋家掌柜一开始还充硬汉,对小路保丁说:“坑挖深一点,免得窝着。”现在真见了深坑,屁股窜了稀,跪着挪到三姥爷面前说:

    “老三,饶了我吧,我不该当这个保长!”

    三姥爷说:“怎么不该当,当吧,这不当得好好的。”

    宋家掌柜说:“我不该当这个保长,放了我吧。”

    三姥爷爽快地说:“小孬,给保长松绑!”

    孬舅上前给宋家掌柜解了绳子。宋家掌柜在地上又磕了个头,爬起来就走。这时三姥爷从孬舅手中拿过枪,对准来家掌柜的光身子就放,可惜他没使过枪,一枪打去,没有打中,打得宋家掌柜屁股后冒烟。宋家掌柜一听枪声,飞也似地跑,眼看要钻进一片桑柳趟子里,三姥爷着急地拍大腿:“完了,完了。”

    这时旁边“砰”地响了一枪,宋家掌柜应声栽倒。三姥爷扭头,枪手们仍在谈笑抽烟,竟弄不清枪到底是谁放的。三姥爷抹抹一头的汗,跑上去看宋家掌柜的身子。宋家掌柜还弓着身子在那里倒气。三姥爷说:

    “保长,活不过来了!”

    宋家掌柜想了想,是活不过来了,又倒了一口气,撅着屁股死去。

    这公开杀人的案子,被宋家掌柜的兄弟告到了乡长周乡绅那里。周乡绅一听光天化日下杀了保长,十分恼火,立马要办三姥爷。但后来一打听,三姥爷他小儿在李小孩队伍里当勤务兵,马上泄了气,偃旗息鼓,不再提此事。村里人吃饭又闭了门。

    三天以后,三姥爷推了两石芝麻,来到周乡绅家,说:

    “大爷,村里没了保长。”

    周乡绅连连摆手:“芝麻推回去,芝麻推回去,你那个申村,实在是一群乌合之众。几十年了,还不服教化。算了,算了,这个村不设保长,让它乱吧,看它到底能乱到哪里去!”

    自此以后,申村不再设保长,只留一个小路保丁负责收田赋。村里没了头人,村中秩序马上大乱。井不封了,高粱不罚了,猪狗不再染头,一切都乱了。民众们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到处成了孤老、破鞋、盗贼与响马的世界。恰巧又飞来一阵蝗虫,遮天蔽日的,将庄稼吃光,又来吃人。三姥爷也在这一年被蝗虫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