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与子相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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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魂行走在爱情的荆棘路上，孤独地行走着，举步维艰，寻找一条不受伤的捷径。我没有找到，张爱玲也没有找到；我更没有替张爱玲寻到那捷径；我的灵魂在哭泣。
张爱玲不哭。她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便已决定面对荆棘。她是坐在水晶球里看未来的预言者，并且早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为自己写下了爱的预言：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她把人情世故看得这样透，惟独不能看穿她自己——或者，她把自己也看透了，却不能左右。
他和她相遇。两个世故而精刮的人。
他的世故在心里，她的世故全写在脸上了。然而她的心底无助而渴望激情，他的脸上则充溢着过分的热烈，那刻意制造的返璞归真恰恰是一种矫饰和伪装。
而1944年3月15日出版的新东方上，有一篇胡兰成的评论文章皂隶、清客与来者，高度评价了张爱玲的封锁，这是他与她的第一次公开“牵手”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说是一种预言——
“张爱玲先生的封锁，是非常洗练的作品。在被封锁的停着的电车上，一个俗不可耐的中年的银行职员，向一个教会派的平凡而拘谨的未嫁的女教员调情，在这蓦生的短短一瞬间，男的原意不过是吃吃豆腐消遣时光的，到头却引起了一种他所不曾习惯的惆怅，虽然仅仅是轻微的惆怅，却如此深入地刺伤他一向过着甲虫一般生活的自信与乐天。女的呢，也恋爱着了，这种恋爱，是不成款式的，正如她之为人，缺乏着一种特色。但这仍然是恋爱，她也仍然是女人。她为男性所诱惑，为更泼辣的人生的真实所诱惑了。作者在这些地方，简直是写的一篇诗。
我喜欢这作品的精致如同一串珠链，但也为它的太精致而顾虑，以为，倘若写更巨幅的作品，像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工程那样，或者还需要加上笨重的钢骨与粗糙的水泥。”
封锁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相见的“媒妁之言”而胡兰成在这篇文章里对封锁的解读，则太像是一篇比拟二人关系的寓言：一个过着甲虫生活的男人在封锁时期吃吃豆腐消遣时光，而一个没有恋爱经验的女人被这泼辣的人生的真实所诱惑了。然而一旦封锁解除，电车照开，两人分道扬镳，这一段爱情插曲也便无疾而终。
冰雪聪明的张爱玲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儿，她看了这篇文章，不会毫无所感的吧？
后人公推傅雷在万象五月号上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是有关张爱玲评论文章的第一篇，并认为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是对傅雷的回应，这主要是由于柯灵的遥寄张爱玲的误导：
“万象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现在已不成为秘密，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张爱玲的反应，是写了一篇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貌地回答说：‘不！’很久以前，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话：‘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张爱玲这篇随笔的题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
然而皂隶、清客与来者叫我们知道，胡兰成评张爱玲，还在傅雷之前，早了两个月。而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与其说是回应“迅雨”的评论，毋宁说是对胡兰成说“不”且看：
“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地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这里特地将“时代的纪念碑”标了双引号，因为是明明白白地套用了胡兰成的字眼并予以反驳，并非对准傅雷，也没有“不很礼貌”的意思，更非“远兜远转”依我说倒是颇为“直截了当”、“理直气壮”的。
而且这篇文章发表于新东方1944年5月，从时间和媒介上也更合乎情理——是看了三月新东方胡兰成的皂隶、清客与来者做出的反应。如果是回复傅雷，大可在万象上予以回复，总不成柯灵不给她说话吧？
至于题目叫做自己的文章，也未必是因为柯灵所说的“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倒有可能是同苏青开的一个玩笑，因为苏青早在1943年10月已于风雨谈第六期发表过一篇自己的文章。所以张爱玲的这篇稿子，很有可能是照搬了苏青的题目，游戏笔墨的意味占了很大比重，是夫妻朋友间的一个文字游戏。
苏青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介绍人，他们俩的交往瞒着全世界，却不瞒苏青与炎樱。胡兰成在杂志上评论爱玲，她或许拿着那杂志又笑又骂地同苏青议论过，又借了苏青的一个标题写了篇回复文章——这三个人之间常相往来，以文会友，戏谑无拘，把报刊当自家客厅斗斗嘴取取乐也是很可能的。若然不信，将胡兰成的谈谈苏青和张爱玲的我看苏青比并着看就知道了。
苏青曾在天地创刊号上写了论言语不通，而胡兰成接着在第二期里写了“言语不通”之故；第六期里张爱玲和苏青各写了一篇谈女人，彼此应和，这就像张爱玲和胡兰成曾经各写过一篇中国人的宗教一样，是较技，也是唱和；十八期上登了张爱玲的双声，是她与炎樱的谈话记录，但是仿佛怕对不起苏青似的，同期又发了我看苏青
还有一个辅证，是新东方五月号在发表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同时，还发了一篇胡兰成的短文瓜子壳。在这篇文章里，他一改平时犀利理性纵论天下的文风，竭尽调侃之能事，写了篇极轻巧精细的小文章：“我是喜欢说话，不喜欢写文章的。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在一道，随意说话，题目自然会出来，也不必限定字数，面对面的人或是挚友，或是仇敌，亲密或者泛泛之交，彼此心中雪亮，而用语言来曲曲表达，也用语言来曲曲掩饰，有热情，有倦怠，有谦逊，有不屑，总之有浓厚的空气。倘是两个十分要好的人在一道，于平静中有喜悦，于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从对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又倘是夹在一些不相干的人群里，他知道自己是为谁而说话，知道有谁是在替他辩护，也有一种高贵的感觉
然而写文章，是把字写在白纸上，没有空气没有背景，所以往往变成自说自话。那么把谈过的记录下来怎样呢？记录下来也不过是瓜子壳，虽然撒得一地，可是瓜子仁已经吃掉了。然而又非写不可，好吧，就拿瓜子壳出来待客。”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一再说自己的作文受了张爱玲的影响，仿佛在吃张爱玲的唾沫水，从这篇“习作”中已可以看到端倪。这是他刚认识张爱玲三个月写的文章，是在努力地学习“张爱玲的风气”连立意也是张爱玲给的——因同月万象上载的张爱玲长篇小说连环套里，刚好有一句：“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的瓜子壳。”
胡兰成大概很为这句隽秀的比喻喝彩，遂延展开来，写了瓜子壳自娱，同时也是“曲曲表达”：他同她在一起，是“平静中有喜悦，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他们之间，有“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文中且说：“一次和一位朋友说：你的那一篇关于中国人的宗教文章我读了，不知怎的我的心只是往下沉，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与深刻的不愉快。”——这“朋友”是谁，呼之欲出。
一面学习着张爱玲的技巧，另一面便对张爱玲的作品做出更深刻的评析——是对迅雨的回应，还是因“她的文章人人爱，好像看灯市，但我觉得他们总不起劲”所以要闻鸡起舞，让众人明晓她的好？
杂志5、6月分期连载了他一篇长达万言的评论文章评张爱玲，文中说：
“这故事（倾城之恋）结局是壮健的，作者刻画了柳原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但终于否定了这些，说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自私的女人。’而有些读者却停留于对柳原与流苏的俏皮话的玩味与赞赏，并且看不出就在这种看似斗智的俏皮话中也有着真的人性，有着抑制着的烦恼，对于这样的读者，作者许是要感觉寂寞的吧！”
这里的“有些读者”倒有可能是“不很礼貌”地直指“迅雨”因其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里批评倾城之恋不够深刻，所以他要替张爱玲“感觉寂寞”
至于张爱玲本人，她以悲悯的眼神看待世人，而后妙笔生花，把一枝一叶都描勒得清楚剔透；然而她的人却是不染纤尘，对坊间评论向来不放心上，报上杂志上凡有批评她的文章的，她都剪存，还有冒昧写信来崇拜她，她亦收存，但她却不作答。
柯灵在1978年9月的怀傅雷和1984年的遥寄张爱玲中两次提到这件事，念念不忘，耿耿于怀：
“四十年代初，我和傅雷开始交往，冷不防就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那时我们祖国正处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上海已经沦陷，用傅雷的话说，那是‘一个低气丈夫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他用化名给万象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话涉及到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辈作家（按：即巴金）。傅雷在法国专攻的学科之一是艺术批评，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于探讨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这类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各抒己见，无关宏旨。但一则我以为他的意见未必允当，再则这位前辈远在重庆，而我又一向主张，在沦陷区的刊物上，为避免敌伪利用，不宜随便议论身在抗战前线的战友，哪怕这种议论无伤大雅也罢。鉴于傅雷的倔劲相当出名，我采取先斩后奏的权宜措施，发表时把他这一段文字删掉了。这惹得傅雷非常生气，提出要我在报刊上更正，并向他公开道歉。但我通过朋友向他作了恳切的解释，也就取得了谅解。”（柯灵：怀傅雷）
这篇文章写于1978年，那时国内对“张爱玲”三个字还态度模棱，这使被“文革”吓怕了的柯灵在提起旧事时不但要着意避开张爱玲的名字，并且为了不让人看出痕迹来，连巴金的名字也隐去了，用“前辈”代替。由此可见柯灵为人的小心谨慎。
然而他在1984年，终于大起胆子，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了——
“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柯灵：遥寄张爱玲）
不过，如果一定要说张爱玲有什么回应的话，那么我以为传奇的出版大概是多少含着些负气的意思的。因为傅雷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结束语里写着：“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这两句话说得相当严重。而张爱玲在三个月后出版的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书名就叫做传奇，四天之内全部销光。一年后她将倾城之恋搬上舞台，并在公演前写了篇文章：
“倾城之恋因为是一年前写的，现在看看，看出许多毛病来，但也许不是一般的批评认为是毛病的地方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会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极端的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张爱玲：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2
1944年8月26日新中国报社举办了一场“传奇集评茶会”席中有人问张爱玲：“对万象上所刊的批评（迅雨文章）和杂志上所刊的批评（胡兰成文章），以为哪一篇适当？”
张爱玲答：“关于这，我的答复有一篇自己的文章，刊在新东方上。”
为了这句话，后人便都以为她的自己的文章是答复迅雨的了，然而综合当时的情形就可以想明白，这明显是耍花枪，不想正面解释，因怕越描越黑。
——她总不能明说：不关迅雨的事，我是在跟胡兰成对话呢！
倒是在我看苏青里，她借苏青之口把自己要说的话给说出来了：“前两天的对谈会里，一开头，她发表了一段意见关于妇女职业。杂志方面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可是’她凝思了一会，脸色慢慢地红起来，忽然有一点生气了，说：‘我又不是同你对谈——要你驳我做什么？’”
我看苏青发表于天地杂志1945年4月号。但我以为，这篇文章应该写在一年前，是回应胡兰成1944年8月发表的谈谈苏青的。可是由于一连串的笔墨官司，加之她在这个月已与胡兰成秘密结婚，而小报记者对她的韵事亦有所风闻，不住旁敲侧击，她不得不处处小心，于是把发表时间推迟了一年，免得又被人拿来做文章。
从1944年1月起，张爱玲在万象杂志连载长篇小说连环套，六期后忽然“腰斩”这原因与傅雷的批评有没有关系不得而知，但是张爱玲自己在后来的解释是因为写得差“写了半天还没写到最初给我印象很深的电影院的一小场戏，已经写不下去，只好自动腰斩。同一时期又有一篇创世纪写我的祖姨母，只记得比连环套更坏自己也知道不行，也腰斩了”
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张爱玲的创作全盛期，警句妙语简直像银河落九天那样飞溅出来，有种跳跃可喜的生命力，诸如：
“她今年三十一岁，略有点显老了，然而就因为老相变粗糙了些，反而增加了刺激性。身上脸上添了些肉，流烁的精神极力地想摆脱那点多余的肉，因而眼睛分外的活，嘴唇分外的红。”
“她伸直了两条胳膊，无限制地伸下去，两条肉黄色的满溢的河，汤汤流进未来的年月里。她还是美丽的，男人靠不住，钱也靠不住，还是自己可靠。窗子大开着，听见海上轮船放气。清冷的汽笛声沿着胳膊笔直流下去。”（张爱玲：连环套）
“道上走着的，一个个也弯腰曲背，上身伸出老远，只有潆珠，她觉得她自己是屹然站着，有一种凛凛的美。她靠在电线杆上，风吹着她长长的卷发，吹得它更长，更长，她脸上有一层粉红的绒光。爱是热，被爱是光。”
“旁边的茶几上有一盆梅花正在开，香得云雾沌沌，因为开得烂漫，红得从心里发了白。老爹爹坐在那里像一座山，品蓝摹本缎袍上面，反穿海虎皮马褂，阔大臃肿，肩膀都圆了。”（张爱玲：创世纪）
——看着这些句子，人物早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简直连眉毛胡须都根根可数。花承节鼓，月落歌扇，这些句子仿佛不是写出来，而是从钢琴键子上弹出来的，一个个音符节韵都伶俐脆落，粒粒清圆。
然而也就是因为写得太顺了，又因是连载，赶得太急，疏于推敲，也就有了许多硬伤，其中陈腔滥调是最大的弊病。比如连环套里霓喜侍候雅赫雅洗脚一段，问了句：“今儿个直忙到上灯？”雅赫雅道：“还说呢！”完全是贾琏向王熙凤抱怨她兄弟王仁的口吻；说着说着吵起来，雅赫雅“水淋淋的就出了盆，赶着霓喜踢了几脚”又成呆霸王追打香菱了——身份原也有几分像，都是买来的妾；霓喜哭闹着，跳脚撒泼，冷笑道：“我索性都替你说了罢：贼奴才小妇，才来时节，少吃没穿的”倒又转入金瓶梅的调调儿了。
张爱玲显然是对红楼梦和金瓶梅都熟烂得太过，随手拈来，顺流而下，简直避都避不开。胡兰成在这前后有两篇短文讨论读书感想，说“看红楼梦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近来忽又翻了一遍，觉得有些话说”；“这两天闲来无事，我又看了一遍金瓶梅”——为什么会忽然想要重读呢，八成是因为和张爱玲常常谈论，又多半敌不过张的娴熟，遂发奋图强，欲“温故而知新”吧。而随着他的重看，张爱玲想必也跟着温习了一遍，即便不会完整地再看一遍，讨论之际也少不得找出几段精彩的来重新诵读。浸淫其中，便不经意地流淌在文字中，作就了连环套的“红楼遗风”（创世纪是隔了一年才写的，这风气已经洗去许多，却也腰斩了，我以为原因大抵是“影射”之故，该不是红楼梦惹的祸。）
重复前人是郁闷的，写上两三万字过过瘾还可以，久了便觉茫然；然而红楼梦那样的语言风格分明又不能用来写短篇，注定了是要长篇大论，写一部隋唐演义那样的巨著来的。连环套可说是当年未尽兴的摩登红楼梦的再一次尝试，却也像“话说隋末唐初时候”的有始无终了。
这当然会使买方，也就是万象老板平襟亚十分不满，非但在报纸上撰文影射，而且公开登报，在海报上写了篇一千元的灰钿，说张爱玲亏欠了她一千元稿费。张爱玲于是去信辩白，后来又写了篇不得不说的话寄给语林的钱公侠，而钱又让平襟亚再写了一篇一千元的经过，在报上同时发出，现各引一段——
张爱玲：“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支票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却记下的还是两千元。平常在报纸上发现与我有关的记载，没有根据的，我从来不加以辩白，但是这件事我认为有辩白的必要，因为有关我的职业道德。我不愿我与读者之间有任何误会，所以不得不把这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
平襟亚：“当时曾搜集到张小姐每次取款证据（收条与回单），汇粘一册，曾经专函请其亲自或派人来社查验，一一是否均为亲笔，数额是否相符。乃历久未蒙张小姐前来察看，迄今置之不问。物证尚在，还希张小姐前来查验，倘有诬陷张小姐处，愿受法律裁制，并刊登各大报广告不论若干次向张小姐道歉。尤以最后一次——五月八日深晚，张小姐本人敲门向店伙亲手预支一千元，自动书一收据交由店伙为凭（现存本社）。自此次预支之后，竟未获其只字。故就事实言，迄今仍欠本社国币一千元。”
单就这两篇文章而言，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因而这件事枉打了许久的笔墨官司，到现在也没有定论，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定论。但我以为无论真相是怎样都好，平襟亚多少有些不厚道，张爱玲的小说已经替他赚了不少钱，莫说她不至于贪他一千块灰钿，就算是真，也不至于这样红眉毛绿眼睛地叫骂，真是越富越悭，为富不仁。我个人因为做着杂志主编，不免既要同作者打交道又要同稿费发生纠缠，有个网络推手新成立了间文化公司，为了炒作，竟然把我当靶子，也是拿稿费问题大做文章，无中生有地说已经将我告上法庭，并且把一张自制的所谓律师信在网上覆盖了几乎所有的论坛，一时炒得沸沸扬扬，让我着实伤神，厌倦得想辞职，又怕更加坐实谣言，只得继续与不喜欢的人与事纠缠下去。再见到张爱玲的这段轶事，心有戚戚，格外悲凉——文人天生就该隐居孤岛，免得沾着人就沾着脏，沾着钱就更脏。可是我们又不能没有钱。
事隔半个世纪，张爱玲在美国的好友、大学教授刘绍铭先生又提起这件事，认为：“张爱玲在钱财方面是讲原则的，是她的，她坚决争取；不是她的，她坚决不要。”并举了一例为张爱玲鸣冤：电影哀乐中年历来被认为是桑弧与张爱玲合作的又一经典名片。1990年，台北联合报副刊在连载哀乐中年剧本时，署名为张爱玲，并要寄稿费给她。然而张爱玲回信给编辑苏伟贞写：“这部片子是桑弧编导，我虽然参与写作过程，不过只是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稿费谨辞，如已发下也当璧还”
那时候，张爱玲在美国孤苦伶仃，生活窘困，然而不属于自己的钱，仍然分文不取，可见其清贞。
平襟亚实在不是一个大度的人。当时有刊社组织作家写接龙小说红叶，他便假托一个老园丁的话写出：
“某家园中，每逢月夜，时常出现一妖狐，对月儿焚香拜祷，香焚了一炉，又焚一炉，一炉一炉地焚着，直到最后，竟修炼成功，幻为婵娟美女，出来迷人。”
读者们自然都知道张爱玲写过第一炉香、第二炉香，文章里又一再地出现月亮，这狐仙是影射谁，不言而喻。平襟亚的杂志是发过张爱玲多部小说的，一旦翻脸立即便骂人家是“狐仙”也够没口德的。
小说写到这里，他又点自己的好友郑逸梅续写下去，然而郑逸梅却一笔撇开，不复提“狐仙”之事，显然是不以平襟亚之举为然。
更不厚道的是，平襟亚且公开了张爱玲在1944年6月15日写给他的商榷小说宣传问题的信件内容：
“我书出版后的宣传，我曾计划过，总在不费钱而收到相当的效果。如果有益于我的书的销路的话，我可以把曾孟朴的孽海花里有我祖父与祖母的历史，告诉读者们，让读者和一般写小说的人去代我宣传——我的家庭是带有贵族气氛的。”
关于张爱玲的贵族血统，是当时她面临的又一桩笔墨官司，且又引出另一个更加卑贱的人物——潘柳黛。3
张爱玲写私语，写童言无忌，写烬余录，写存稿，写公寓生活记趣，将自己的故事说了许多，但并没有任何文字提及自己的贵族血统。直到1992年的对照记里才写道：“我弟弟永远比我消息灵通。我住读放月假回家，一见面他就报告一些亲戚的消息。有一次他仿佛抢到一则独家新闻似地，故作不经意地告诉我：‘爷爷名字叫张佩纶。’
又一天我放假回来，我弟弟给我看新出的历史小说孽海花，不以为奇似地撂下一句：‘说是爷爷在里头。’厚厚的一大本，我急忙翻看，渐渐看出点苗头来，专拣姓名音同字不同的，找来找去，有两个姓壮的。”
另则，她在忆胡适之一文里也写过：“他（胡适）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我连这段小故事都不记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道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兴趣起来，一问我父亲，完全否认。后来又听见他跟个亲戚高谈阔论，辩明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东翁的女儿，那首诗也不是她做的。我觉得那不过是细节。过天再问他关于祖父别的事，他悻悻然说：‘都在爷爷的集子里，自己去看好了！’我到书房去请老师给我找了出来，搬到饭厅去一个人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胀，也看不出幕后事情。又不好意思去问老师，仿佛喜欢讲家世似的。”
然而这两篇文字都是离开中国以后写的。张爱玲在上海发表的作品里，并没有关于自己血统的炫耀，倒是古今主编周黎庵曾经写过一篇孽海花人物世家，载于1943年12月古今第三十七期，其中提到了他与爱玲见面的情形，说明他是从平襟亚那里听说了张爱玲的文名，并得知其身世与孽海花颇有渊源。“近顷有以女作家名海上者，有张爱玲女士，吾友万象主者平君襟亚揄扬甚力，尝见平君之文于文章，谓女士南海人，方返自香港，其先人为孽海花说部中人物云云既而某小姐介张（爱玲）女士来谒，贶古今以数文（张爱玲的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和更衣记就是发在古今上的），均清丽可诵，询其家世，初颇茫然，仅谓先祖父母在孽海花中颇有一段romance（罗曼史）云。余大疑乃询其籍贯，则河北也；询其父之外家，则合肥也。遂告女士以丰润之后，亦既恍然”
这里面可以看出，张爱玲从前对于自己的身世并不深知，只是恍惚知道与李鸿章以及孽海花有关。直到周黎庵明确地告诉她，这才有了确定的了解。
这段话也同样叫我们知道，此前平襟亚本来是很欣赏张爱玲，并且很以结交贵族后裔为荣，并且早在1943年已经亲自撰文大书特书张爱玲的身世——这也就是张爱玲出版传奇时曾与他商量，要以孽海花为自己做宣传的缘故，还是受了平襟亚与周黎庵的启发才有的念头。
后来张爱玲对于自己的身世越来越清晰，是一点点考据得出的成绩“因为是我自己‘寻根’，零零碎碎一鳞半爪挖掘出来的，所以格外珍惜。”（张爱玲：对照记）
但是在此前，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贵族出身显然很在意，还专程去南京大中桥襄府巷踏看过：“张家在南京的老宅，我专为去踏看过，一边是洋房，做过立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则是旧式建筑，完全成了瓦砾之场，废池颓垣，惟剩月洞门与柱础阶砌，尚可想见当年花厅亭榭之迹。我告诉爱玲，爱玲却没有怀古之思。她给我看祖母的一只镯子，还有李鸿章出使西洋得来的小玩意金蝉金象，当年他给女儿的，这些东西，连同祖母为女儿时的照片，在爱玲这里就都解脱了兴亡沧桑。”
这座府邸，就是当年张佩纶续娶李菊耦时、李鸿章陪嫁给女儿的大宅，张廷重与张茂渊都是在那里出生。这回“访古”张爱玲有没有同去，不得而知。
不过第一次明确地披露了张爱玲天皇贵胄身世的人，的确是胡兰成，但也只是在评张爱玲里一笔带过：“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这决不是因为她有着传统的贵族的血液，却是她的放恣的才华与爱悦自己，作成她的这种贵族气氛的。
贵族气氛本来是排他的，然而她慈悲，爱悦自己本来是执著的，然而她有一种忘我的境界。”
原本是夫子自道，不想却惹恼了善妒的潘柳黛。
嫉妒是女人的天性，而张爱玲也实在太招人妒恨了，居然处处都比她强——文章比她好，当然这个她并不承认；身世比她尊贵，这个却是着实惹恼了她的；更关键的，是交往的男人也比她认识的那些阿猫阿狗们有名气。
真叫张爱玲说中了——“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
退职夫人自传里，潘柳黛洋洋得意地宣称：“这一个时期，我有很多的男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常常来找我。在这些男朋友里，有诗人、有新闻记者、有画家、有小说家、有理论家、有不上舞台的戏剧家、有没有作品的作家”——但是这些人里，显然没有一个比胡兰成更有名。
她自诩：“我在上海文化界的地位，仿佛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有名了。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人，有当时的达官，新贵，和舞台上数一数二的红女伶，银幕上熠熠刺人的明星。我几乎每天都要出席一个以上的宴会，在那些宴会里我总是身份最高贵的，惟一的执笔杆的小女人。”——这些宴会，显然张爱玲没有参加，一则张爱玲懒于应酬，极少抛头露面；二则凡有张爱玲出席的宴会，也就轮不到她潘柳黛出风头——看看这年3月16日下午杂志举办的女作家聚谈会实录就知道了。
聚谈会在新中国报社社宅举行，一座洋式住宅的石阶上，圆圆地放着十来张椅子，主持人是杂志的鲁风、吴江枫，参与者有张爱玲、苏青、关露、潘柳黛、汪丽玲、吴婴之、谭正璧、蓝业珍，喝着茶，嗑着瓜子，不拘形式，随便地谈着。
也就在这次会上，张爱玲说自己的第一次作品是发在1938年英文大美晚报上的个人历险，而第一篇中文作品是我的天才梦。她以为“女人的活动范围较受限制，幸而直接经验并不是创作题材的惟一泉源。”“好的作品里应当有男性美与女性美的调和。女性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家庭与恋爱，笔调比较嫩弱绮靡，多愁善感，那和个人的环境教育性格有关，不能一概而论。”至于取材，则是“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故事的轮廓，那里取得脸型，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
她说话不多，然而一句是一句，言之有物，掷地有声。问到“最喜欢的女作家”这个问题时，明明白白地说最喜欢苏青——“踏实地把握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
而苏青也说：“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
潘柳黛坐在一旁，焉得不恼？如何不惊？
她记起与苏青一起去张爱玲家做客的情形，当时她是怎么样地嘲笑讥讽张爱玲的装腔作势，她曾向苏青饶舌，而苏青亦是无可无不可地附和着的，于是她以为苏青同自己是一路。却原来不是！苏青居然“只看张爱玲的文章”那不消说，大抵自己背后诋毁张爱玲的话，苏青也是不赞成的，甚至可能透露给张爱玲的了。
一个人恨另一个人，往往并不是因为对方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可能恰恰相反，是因为自己先做了有负对方的事情，预料对方是会知道而且会被得罪，于是先就把对方当做假想敌，恨起他来。
潘柳黛便是这样莫名其妙地同张爱玲结了梁子。
“女作家聚谈会”完整的谈话记录刊登在1944年4月杂志第十三卷第一期，满城争说的，却只是“张爱玲”三个字；紧接着5月号万象上迅雨的评论与杂志上胡兰成的文章同期登场，更是掀起一股“张爱玲热”
潘柳黛终于发飙了。
她痛恨张爱玲的引人注目，痛恨胡兰成对张爱玲的青睐，更痛恨张爱玲的高贵，这心理就好比贾环明知不如宝玉，却又偏自取其辱地处处要同宝玉比，并且给自己找了个理由：“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
一个妒忌的女人是不可理喻的，可以把对别人的尊重与友谊一起当炮弹射出去，哪怕陪葬了自尊也在所不惜。她不顾撕破面皮，写了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先是张冠李戴地把李鸿章和张爱玲的关系说成是“李鸿章的妹妹嫁给了某姓之后，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长大之后，嫁给了姓张的男人，这姓张的男人又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就是张爱玲。”（西按：其实是李鸿章的女儿嫁给张佩纶，而张爱玲是佩纶独子的女儿。参看本书第一章。）
——故意把关系拉远两层，然后再在一个伪造的姻亲关系上开骂，说“李鸿章既然入过清廷，对‘太后老佛爷’行过三跪九叩礼，口称道：‘奴才李鸿章见驾’，受过那拉氏的‘御旨亲封’，那么她的父亲既要了李氏的外孙女，所谓‘外甥像舅’，张爱玲在血液上自然不免沾上那点‘贵族’的‘仙气儿’了这点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话说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亲戚关系。”
又说“最可笑的却是当时文坛上有一个大名鼎鼎，颇受汪精卫赏识的作家胡兰成，本来一向是专写政治论文的，但由于他赏识了张爱玲的文章，便因而赏识了张爱玲，并且托‘仙风道骨’的邵洵美介绍相识，惊为天人，所以不惜挥其如椽之笔，写了一篇论张爱玲。文中除了把张爱玲的文章形容成‘横看成岭侧成峰’外，更把她的身染‘贵族血液’也大大的吹嘘了一番。”
“对于她的标榜‘贵族血统’，我从来未置一词过。但是这次忽然看了一向两眼朝天的胡兰成，竟用政论家的手笔，写了这样一篇神魂颠倒的软绵绵的捧场文章，居然也一再强调张爱玲的贵族血液，便不禁一时心血来潮，以戏噱的口气，也发表了一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的游戏文章，以‘幽他一默’的姿态，把胡兰成和张爱玲都大大的调侃了一场。”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潘氏最痛恨的原来是“文坛上大名鼎鼎”、“本来一向是专写政治论文”、“两眼朝天”的作家胡兰成居然也会对张爱玲“神魂颠倒”“惊为天人”这才真叫潘柳黛坐立不安——吟风弄月本是文坛中事，张爱玲名气再大、风头再健也还是圈中游戏，然而现在政坛上的人也被惊动了出来“挥其如椽之笔，写了一篇论张爱玲”那可真叫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于是，潘柳黛醋意横流地先把胡兰成的独占当时“政论家第一把交椅”的事，大大捧场了几句。而后问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赞美“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什么时候“横看”？什么时候“侧看”？
——话说到这一步，已经一路往下作里走了。这种“幽默”简直浪荡！由此可知，当年张爱玲身边虽然簇拥着闹轰轰一堆赞好捧场的人，却多没有什么真心对她，连得过她好处的平襟亚与闺中女友潘柳黛也是这样想方设法地踩她，害她，贬她，那么胡兰成的相知相惜也就更衬得难能可贵了。
同时也可以想象当年张爱玲所承受的压力——潘柳黛在文中暗示胡兰成与她的暧昧关系，她不可能不刺痛。
她与胡兰成是在这年8月结的婚，有些仓促，或许也与这件事多少有些关系的吧——即使不想对世人交代，也要给自己一个明白。
也许世人都认为她错了，也许她自己也曾悔过——她整个的一生留下那么多文字，却无一句提及胡兰成其人，至少是并不以他为傲的罢——然而，一个人一生中从没做过一件错事，那又有什么趣味？年轻的时候不任性，不犯错，又要等到什么时候？犯错是和出名一样，都是要赶早的事，宁可做错，也不要错过，不然，就来不及了。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张爱玲：更衣记）
张爱玲，也不过是在菜市场一般的乱世客途中短暂地撒了一把手而已。
我的灵魂行走在爱情的荆棘路上，孤独地行走着，举步维艰，寻找一条不受伤的捷径。我没有找到，张爱玲也没有找到；我更没有替张爱玲寻到那捷径；我的灵魂在哭泣。
张爱玲不哭。她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便已决定面对荆棘。她是坐在水晶球里看未来的预言者，并且早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为自己写下了爱的预言：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她把人情世故看得这样透，惟独不能看穿她自己——或者，她把自己也看透了，却不能左右。
他和她相遇。两个世故而精刮的人。
他的世故在心里，她的世故全写在脸上了。然而她的心底无助而渴望激情，他的脸上则充溢着过分的热烈，那刻意制造的返璞归真恰恰是一种矫饰和伪装。
而1944年3月15日出版的新东方上，有一篇胡兰成的评论文章皂隶、清客与来者，高度评价了张爱玲的封锁，这是他与她的第一次公开“牵手”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说是一种预言——
“张爱玲先生的封锁，是非常洗练的作品。在被封锁的停着的电车上，一个俗不可耐的中年的银行职员，向一个教会派的平凡而拘谨的未嫁的女教员调情，在这蓦生的短短一瞬间，男的原意不过是吃吃豆腐消遣时光的，到头却引起了一种他所不曾习惯的惆怅，虽然仅仅是轻微的惆怅，却如此深入地刺伤他一向过着甲虫一般生活的自信与乐天。女的呢，也恋爱着了，这种恋爱，是不成款式的，正如她之为人，缺乏着一种特色。但这仍然是恋爱，她也仍然是女人。她为男性所诱惑，为更泼辣的人生的真实所诱惑了。作者在这些地方，简直是写的一篇诗。
我喜欢这作品的精致如同一串珠链，但也为它的太精致而顾虑，以为，倘若写更巨幅的作品，像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工程那样，或者还需要加上笨重的钢骨与粗糙的水泥。”
封锁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相见的“媒妁之言”而胡兰成在这篇文章里对封锁的解读，则太像是一篇比拟二人关系的寓言：一个过着甲虫生活的男人在封锁时期吃吃豆腐消遣时光，而一个没有恋爱经验的女人被这泼辣的人生的真实所诱惑了。然而一旦封锁解除，电车照开，两人分道扬镳，这一段爱情插曲也便无疾而终。
冰雪聪明的张爱玲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儿，她看了这篇文章，不会毫无所感的吧？
后人公推傅雷在万象五月号上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是有关张爱玲评论文章的第一篇，并认为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是对傅雷的回应，这主要是由于柯灵的遥寄张爱玲的误导：
“万象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现在已不成为秘密，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张爱玲的反应，是写了一篇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貌地回答说：‘不！’很久以前，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话：‘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张爱玲这篇随笔的题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
然而皂隶、清客与来者叫我们知道，胡兰成评张爱玲，还在傅雷之前，早了两个月。而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与其说是回应“迅雨”的评论，毋宁说是对胡兰成说“不”且看：
“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地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这里特地将“时代的纪念碑”标了双引号，因为是明明白白地套用了胡兰成的字眼并予以反驳，并非对准傅雷，也没有“不很礼貌”的意思，更非“远兜远转”依我说倒是颇为“直截了当”、“理直气壮”的。
而且这篇文章发表于新东方1944年5月，从时间和媒介上也更合乎情理——是看了三月新东方胡兰成的皂隶、清客与来者做出的反应。如果是回复傅雷，大可在万象上予以回复，总不成柯灵不给她说话吧？
至于题目叫做自己的文章，也未必是因为柯灵所说的“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倒有可能是同苏青开的一个玩笑，因为苏青早在1943年10月已于风雨谈第六期发表过一篇自己的文章。所以张爱玲的这篇稿子，很有可能是照搬了苏青的题目，游戏笔墨的意味占了很大比重，是夫妻朋友间的一个文字游戏。
苏青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介绍人，他们俩的交往瞒着全世界，却不瞒苏青与炎樱。胡兰成在杂志上评论爱玲，她或许拿着那杂志又笑又骂地同苏青议论过，又借了苏青的一个标题写了篇回复文章——这三个人之间常相往来，以文会友，戏谑无拘，把报刊当自家客厅斗斗嘴取取乐也是很可能的。若然不信，将胡兰成的谈谈苏青和张爱玲的我看苏青比并着看就知道了。
苏青曾在天地创刊号上写了论言语不通，而胡兰成接着在第二期里写了“言语不通”之故；第六期里张爱玲和苏青各写了一篇谈女人，彼此应和，这就像张爱玲和胡兰成曾经各写过一篇中国人的宗教一样，是较技，也是唱和；十八期上登了张爱玲的双声，是她与炎樱的谈话记录，但是仿佛怕对不起苏青似的，同期又发了我看苏青
还有一个辅证，是新东方五月号在发表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同时，还发了一篇胡兰成的短文瓜子壳。在这篇文章里，他一改平时犀利理性纵论天下的文风，竭尽调侃之能事，写了篇极轻巧精细的小文章：“我是喜欢说话，不喜欢写文章的。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在一道，随意说话，题目自然会出来，也不必限定字数，面对面的人或是挚友，或是仇敌，亲密或者泛泛之交，彼此心中雪亮，而用语言来曲曲表达，也用语言来曲曲掩饰，有热情，有倦怠，有谦逊，有不屑，总之有浓厚的空气。倘是两个十分要好的人在一道，于平静中有喜悦，于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从对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又倘是夹在一些不相干的人群里，他知道自己是为谁而说话，知道有谁是在替他辩护，也有一种高贵的感觉
然而写文章，是把字写在白纸上，没有空气没有背景，所以往往变成自说自话。那么把谈过的记录下来怎样呢？记录下来也不过是瓜子壳，虽然撒得一地，可是瓜子仁已经吃掉了。然而又非写不可，好吧，就拿瓜子壳出来待客。”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一再说自己的作文受了张爱玲的影响，仿佛在吃张爱玲的唾沫水，从这篇“习作”中已可以看到端倪。这是他刚认识张爱玲三个月写的文章，是在努力地学习“张爱玲的风气”连立意也是张爱玲给的——因同月万象上载的张爱玲长篇小说连环套里，刚好有一句：“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的瓜子壳。”
胡兰成大概很为这句隽秀的比喻喝彩，遂延展开来，写了瓜子壳自娱，同时也是“曲曲表达”：他同她在一起，是“平静中有喜悦，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他们之间，有“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文中且说：“一次和一位朋友说：你的那一篇关于中国人的宗教文章我读了，不知怎的我的心只是往下沉，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与深刻的不愉快。”——这“朋友”是谁，呼之欲出。
一面学习着张爱玲的技巧，另一面便对张爱玲的作品做出更深刻的评析——是对迅雨的回应，还是因“她的文章人人爱，好像看灯市，但我觉得他们总不起劲”所以要闻鸡起舞，让众人明晓她的好？
杂志5、6月分期连载了他一篇长达万言的评论文章评张爱玲，文中说：
“这故事（倾城之恋）结局是壮健的，作者刻画了柳原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但终于否定了这些，说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自私的女人。’而有些读者却停留于对柳原与流苏的俏皮话的玩味与赞赏，并且看不出就在这种看似斗智的俏皮话中也有着真的人性，有着抑制着的烦恼，对于这样的读者，作者许是要感觉寂寞的吧！”
这里的“有些读者”倒有可能是“不很礼貌”地直指“迅雨”因其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里批评倾城之恋不够深刻，所以他要替张爱玲“感觉寂寞”
至于张爱玲本人，她以悲悯的眼神看待世人，而后妙笔生花，把一枝一叶都描勒得清楚剔透；然而她的人却是不染纤尘，对坊间评论向来不放心上，报上杂志上凡有批评她的文章的，她都剪存，还有冒昧写信来崇拜她，她亦收存，但她却不作答。
柯灵在1978年9月的怀傅雷和1984年的遥寄张爱玲中两次提到这件事，念念不忘，耿耿于怀：
“四十年代初，我和傅雷开始交往，冷不防就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那时我们祖国正处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上海已经沦陷，用傅雷的话说，那是‘一个低气丈夫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他用化名给万象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话涉及到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辈作家（按：即巴金）。傅雷在法国专攻的学科之一是艺术批评，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于探讨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这类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各抒己见，无关宏旨。但一则我以为他的意见未必允当，再则这位前辈远在重庆，而我又一向主张，在沦陷区的刊物上，为避免敌伪利用，不宜随便议论身在抗战前线的战友，哪怕这种议论无伤大雅也罢。鉴于傅雷的倔劲相当出名，我采取先斩后奏的权宜措施，发表时把他这一段文字删掉了。这惹得傅雷非常生气，提出要我在报刊上更正，并向他公开道歉。但我通过朋友向他作了恳切的解释，也就取得了谅解。”（柯灵：怀傅雷）
这篇文章写于1978年，那时国内对“张爱玲”三个字还态度模棱，这使被“文革”吓怕了的柯灵在提起旧事时不但要着意避开张爱玲的名字，并且为了不让人看出痕迹来，连巴金的名字也隐去了，用“前辈”代替。由此可见柯灵为人的小心谨慎。
然而他在1984年，终于大起胆子，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了——
“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柯灵：遥寄张爱玲）
不过，如果一定要说张爱玲有什么回应的话，那么我以为传奇的出版大概是多少含着些负气的意思的。因为傅雷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结束语里写着：“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这两句话说得相当严重。而张爱玲在三个月后出版的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书名就叫做传奇，四天之内全部销光。一年后她将倾城之恋搬上舞台，并在公演前写了篇文章：
“倾城之恋因为是一年前写的，现在看看，看出许多毛病来，但也许不是一般的批评认为是毛病的地方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会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极端的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张爱玲：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2
1944年8月26日新中国报社举办了一场“传奇集评茶会”席中有人问张爱玲：“对万象上所刊的批评（迅雨文章）和杂志上所刊的批评（胡兰成文章），以为哪一篇适当？”
张爱玲答：“关于这，我的答复有一篇自己的文章，刊在新东方上。”
为了这句话，后人便都以为她的自己的文章是答复迅雨的了，然而综合当时的情形就可以想明白，这明显是耍花枪，不想正面解释，因怕越描越黑。
——她总不能明说：不关迅雨的事，我是在跟胡兰成对话呢！
倒是在我看苏青里，她借苏青之口把自己要说的话给说出来了：“前两天的对谈会里，一开头，她发表了一段意见关于妇女职业。杂志方面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可是’她凝思了一会，脸色慢慢地红起来，忽然有一点生气了，说：‘我又不是同你对谈——要你驳我做什么？’”
我看苏青发表于天地杂志1945年4月号。但我以为，这篇文章应该写在一年前，是回应胡兰成1944年8月发表的谈谈苏青的。可是由于一连串的笔墨官司，加之她在这个月已与胡兰成秘密结婚，而小报记者对她的韵事亦有所风闻，不住旁敲侧击，她不得不处处小心，于是把发表时间推迟了一年，免得又被人拿来做文章。
从1944年1月起，张爱玲在万象杂志连载长篇小说连环套，六期后忽然“腰斩”这原因与傅雷的批评有没有关系不得而知，但是张爱玲自己在后来的解释是因为写得差“写了半天还没写到最初给我印象很深的电影院的一小场戏，已经写不下去，只好自动腰斩。同一时期又有一篇创世纪写我的祖姨母，只记得比连环套更坏自己也知道不行，也腰斩了”
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张爱玲的创作全盛期，警句妙语简直像银河落九天那样飞溅出来，有种跳跃可喜的生命力，诸如：
“她今年三十一岁，略有点显老了，然而就因为老相变粗糙了些，反而增加了刺激性。身上脸上添了些肉，流烁的精神极力地想摆脱那点多余的肉，因而眼睛分外的活，嘴唇分外的红。”
“她伸直了两条胳膊，无限制地伸下去，两条肉黄色的满溢的河，汤汤流进未来的年月里。她还是美丽的，男人靠不住，钱也靠不住，还是自己可靠。窗子大开着，听见海上轮船放气。清冷的汽笛声沿着胳膊笔直流下去。”（张爱玲：连环套）
“道上走着的，一个个也弯腰曲背，上身伸出老远，只有潆珠，她觉得她自己是屹然站着，有一种凛凛的美。她靠在电线杆上，风吹着她长长的卷发，吹得它更长，更长，她脸上有一层粉红的绒光。爱是热，被爱是光。”
“旁边的茶几上有一盆梅花正在开，香得云雾沌沌，因为开得烂漫，红得从心里发了白。老爹爹坐在那里像一座山，品蓝摹本缎袍上面，反穿海虎皮马褂，阔大臃肿，肩膀都圆了。”（张爱玲：创世纪）
——看着这些句子，人物早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简直连眉毛胡须都根根可数。花承节鼓，月落歌扇，这些句子仿佛不是写出来，而是从钢琴键子上弹出来的，一个个音符节韵都伶俐脆落，粒粒清圆。
然而也就是因为写得太顺了，又因是连载，赶得太急，疏于推敲，也就有了许多硬伤，其中陈腔滥调是最大的弊病。比如连环套里霓喜侍候雅赫雅洗脚一段，问了句：“今儿个直忙到上灯？”雅赫雅道：“还说呢！”完全是贾琏向王熙凤抱怨她兄弟王仁的口吻；说着说着吵起来，雅赫雅“水淋淋的就出了盆，赶着霓喜踢了几脚”又成呆霸王追打香菱了——身份原也有几分像，都是买来的妾；霓喜哭闹着，跳脚撒泼，冷笑道：“我索性都替你说了罢：贼奴才小妇，才来时节，少吃没穿的”倒又转入金瓶梅的调调儿了。
张爱玲显然是对红楼梦和金瓶梅都熟烂得太过，随手拈来，顺流而下，简直避都避不开。胡兰成在这前后有两篇短文讨论读书感想，说“看红楼梦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近来忽又翻了一遍，觉得有些话说”；“这两天闲来无事，我又看了一遍金瓶梅”——为什么会忽然想要重读呢，八成是因为和张爱玲常常谈论，又多半敌不过张的娴熟，遂发奋图强，欲“温故而知新”吧。而随着他的重看，张爱玲想必也跟着温习了一遍，即便不会完整地再看一遍，讨论之际也少不得找出几段精彩的来重新诵读。浸淫其中，便不经意地流淌在文字中，作就了连环套的“红楼遗风”（创世纪是隔了一年才写的，这风气已经洗去许多，却也腰斩了，我以为原因大抵是“影射”之故，该不是红楼梦惹的祸。）
重复前人是郁闷的，写上两三万字过过瘾还可以，久了便觉茫然；然而红楼梦那样的语言风格分明又不能用来写短篇，注定了是要长篇大论，写一部隋唐演义那样的巨著来的。连环套可说是当年未尽兴的摩登红楼梦的再一次尝试，却也像“话说隋末唐初时候”的有始无终了。
这当然会使买方，也就是万象老板平襟亚十分不满，非但在报纸上撰文影射，而且公开登报，在海报上写了篇一千元的灰钿，说张爱玲亏欠了她一千元稿费。张爱玲于是去信辩白，后来又写了篇不得不说的话寄给语林的钱公侠，而钱又让平襟亚再写了一篇一千元的经过，在报上同时发出，现各引一段——
张爱玲：“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支票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却记下的还是两千元。平常在报纸上发现与我有关的记载，没有根据的，我从来不加以辩白，但是这件事我认为有辩白的必要，因为有关我的职业道德。我不愿我与读者之间有任何误会，所以不得不把这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
平襟亚：“当时曾搜集到张小姐每次取款证据（收条与回单），汇粘一册，曾经专函请其亲自或派人来社查验，一一是否均为亲笔，数额是否相符。乃历久未蒙张小姐前来察看，迄今置之不问。物证尚在，还希张小姐前来查验，倘有诬陷张小姐处，愿受法律裁制，并刊登各大报广告不论若干次向张小姐道歉。尤以最后一次——五月八日深晚，张小姐本人敲门向店伙亲手预支一千元，自动书一收据交由店伙为凭（现存本社）。自此次预支之后，竟未获其只字。故就事实言，迄今仍欠本社国币一千元。”
单就这两篇文章而言，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因而这件事枉打了许久的笔墨官司，到现在也没有定论，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定论。但我以为无论真相是怎样都好，平襟亚多少有些不厚道，张爱玲的小说已经替他赚了不少钱，莫说她不至于贪他一千块灰钿，就算是真，也不至于这样红眉毛绿眼睛地叫骂，真是越富越悭，为富不仁。我个人因为做着杂志主编，不免既要同作者打交道又要同稿费发生纠缠，有个网络推手新成立了间文化公司，为了炒作，竟然把我当靶子，也是拿稿费问题大做文章，无中生有地说已经将我告上法庭，并且把一张自制的所谓律师信在网上覆盖了几乎所有的论坛，一时炒得沸沸扬扬，让我着实伤神，厌倦得想辞职，又怕更加坐实谣言，只得继续与不喜欢的人与事纠缠下去。再见到张爱玲的这段轶事，心有戚戚，格外悲凉——文人天生就该隐居孤岛，免得沾着人就沾着脏，沾着钱就更脏。可是我们又不能没有钱。
事隔半个世纪，张爱玲在美国的好友、大学教授刘绍铭先生又提起这件事，认为：“张爱玲在钱财方面是讲原则的，是她的，她坚决争取；不是她的，她坚决不要。”并举了一例为张爱玲鸣冤：电影哀乐中年历来被认为是桑弧与张爱玲合作的又一经典名片。1990年，台北联合报副刊在连载哀乐中年剧本时，署名为张爱玲，并要寄稿费给她。然而张爱玲回信给编辑苏伟贞写：“这部片子是桑弧编导，我虽然参与写作过程，不过只是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稿费谨辞，如已发下也当璧还”
那时候，张爱玲在美国孤苦伶仃，生活窘困，然而不属于自己的钱，仍然分文不取，可见其清贞。
平襟亚实在不是一个大度的人。当时有刊社组织作家写接龙小说红叶，他便假托一个老园丁的话写出：
“某家园中，每逢月夜，时常出现一妖狐，对月儿焚香拜祷，香焚了一炉，又焚一炉，一炉一炉地焚着，直到最后，竟修炼成功，幻为婵娟美女，出来迷人。”
读者们自然都知道张爱玲写过第一炉香、第二炉香，文章里又一再地出现月亮，这狐仙是影射谁，不言而喻。平襟亚的杂志是发过张爱玲多部小说的，一旦翻脸立即便骂人家是“狐仙”也够没口德的。
小说写到这里，他又点自己的好友郑逸梅续写下去，然而郑逸梅却一笔撇开，不复提“狐仙”之事，显然是不以平襟亚之举为然。
更不厚道的是，平襟亚且公开了张爱玲在1944年6月15日写给他的商榷小说宣传问题的信件内容：
“我书出版后的宣传，我曾计划过，总在不费钱而收到相当的效果。如果有益于我的书的销路的话，我可以把曾孟朴的孽海花里有我祖父与祖母的历史，告诉读者们，让读者和一般写小说的人去代我宣传——我的家庭是带有贵族气氛的。”
关于张爱玲的贵族血统，是当时她面临的又一桩笔墨官司，且又引出另一个更加卑贱的人物——潘柳黛。3
张爱玲写私语，写童言无忌，写烬余录，写存稿，写公寓生活记趣，将自己的故事说了许多，但并没有任何文字提及自己的贵族血统。直到1992年的对照记里才写道：“我弟弟永远比我消息灵通。我住读放月假回家，一见面他就报告一些亲戚的消息。有一次他仿佛抢到一则独家新闻似地，故作不经意地告诉我：‘爷爷名字叫张佩纶。’
又一天我放假回来，我弟弟给我看新出的历史小说孽海花，不以为奇似地撂下一句：‘说是爷爷在里头。’厚厚的一大本，我急忙翻看，渐渐看出点苗头来，专拣姓名音同字不同的，找来找去，有两个姓壮的。”
另则，她在忆胡适之一文里也写过：“他（胡适）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我连这段小故事都不记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道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兴趣起来，一问我父亲，完全否认。后来又听见他跟个亲戚高谈阔论，辩明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东翁的女儿，那首诗也不是她做的。我觉得那不过是细节。过天再问他关于祖父别的事，他悻悻然说：‘都在爷爷的集子里，自己去看好了！’我到书房去请老师给我找了出来，搬到饭厅去一个人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胀，也看不出幕后事情。又不好意思去问老师，仿佛喜欢讲家世似的。”
然而这两篇文字都是离开中国以后写的。张爱玲在上海发表的作品里，并没有关于自己血统的炫耀，倒是古今主编周黎庵曾经写过一篇孽海花人物世家，载于1943年12月古今第三十七期，其中提到了他与爱玲见面的情形，说明他是从平襟亚那里听说了张爱玲的文名，并得知其身世与孽海花颇有渊源。“近顷有以女作家名海上者，有张爱玲女士，吾友万象主者平君襟亚揄扬甚力，尝见平君之文于文章，谓女士南海人，方返自香港，其先人为孽海花说部中人物云云既而某小姐介张（爱玲）女士来谒，贶古今以数文（张爱玲的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和更衣记就是发在古今上的），均清丽可诵，询其家世，初颇茫然，仅谓先祖父母在孽海花中颇有一段romance（罗曼史）云。余大疑乃询其籍贯，则河北也；询其父之外家，则合肥也。遂告女士以丰润之后，亦既恍然”
这里面可以看出，张爱玲从前对于自己的身世并不深知，只是恍惚知道与李鸿章以及孽海花有关。直到周黎庵明确地告诉她，这才有了确定的了解。
这段话也同样叫我们知道，此前平襟亚本来是很欣赏张爱玲，并且很以结交贵族后裔为荣，并且早在1943年已经亲自撰文大书特书张爱玲的身世——这也就是张爱玲出版传奇时曾与他商量，要以孽海花为自己做宣传的缘故，还是受了平襟亚与周黎庵的启发才有的念头。
后来张爱玲对于自己的身世越来越清晰，是一点点考据得出的成绩“因为是我自己‘寻根’，零零碎碎一鳞半爪挖掘出来的，所以格外珍惜。”（张爱玲：对照记）
但是在此前，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贵族出身显然很在意，还专程去南京大中桥襄府巷踏看过：“张家在南京的老宅，我专为去踏看过，一边是洋房，做过立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则是旧式建筑，完全成了瓦砾之场，废池颓垣，惟剩月洞门与柱础阶砌，尚可想见当年花厅亭榭之迹。我告诉爱玲，爱玲却没有怀古之思。她给我看祖母的一只镯子，还有李鸿章出使西洋得来的小玩意金蝉金象，当年他给女儿的，这些东西，连同祖母为女儿时的照片，在爱玲这里就都解脱了兴亡沧桑。”
这座府邸，就是当年张佩纶续娶李菊耦时、李鸿章陪嫁给女儿的大宅，张廷重与张茂渊都是在那里出生。这回“访古”张爱玲有没有同去，不得而知。
不过第一次明确地披露了张爱玲天皇贵胄身世的人，的确是胡兰成，但也只是在评张爱玲里一笔带过：“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这决不是因为她有着传统的贵族的血液，却是她的放恣的才华与爱悦自己，作成她的这种贵族气氛的。
贵族气氛本来是排他的，然而她慈悲，爱悦自己本来是执著的，然而她有一种忘我的境界。”
原本是夫子自道，不想却惹恼了善妒的潘柳黛。
嫉妒是女人的天性，而张爱玲也实在太招人妒恨了，居然处处都比她强——文章比她好，当然这个她并不承认；身世比她尊贵，这个却是着实惹恼了她的；更关键的，是交往的男人也比她认识的那些阿猫阿狗们有名气。
真叫张爱玲说中了——“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
退职夫人自传里，潘柳黛洋洋得意地宣称：“这一个时期，我有很多的男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常常来找我。在这些男朋友里，有诗人、有新闻记者、有画家、有小说家、有理论家、有不上舞台的戏剧家、有没有作品的作家”——但是这些人里，显然没有一个比胡兰成更有名。
她自诩：“我在上海文化界的地位，仿佛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有名了。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人，有当时的达官，新贵，和舞台上数一数二的红女伶，银幕上熠熠刺人的明星。我几乎每天都要出席一个以上的宴会，在那些宴会里我总是身份最高贵的，惟一的执笔杆的小女人。”——这些宴会，显然张爱玲没有参加，一则张爱玲懒于应酬，极少抛头露面；二则凡有张爱玲出席的宴会，也就轮不到她潘柳黛出风头——看看这年3月16日下午杂志举办的女作家聚谈会实录就知道了。
聚谈会在新中国报社社宅举行，一座洋式住宅的石阶上，圆圆地放着十来张椅子，主持人是杂志的鲁风、吴江枫，参与者有张爱玲、苏青、关露、潘柳黛、汪丽玲、吴婴之、谭正璧、蓝业珍，喝着茶，嗑着瓜子，不拘形式，随便地谈着。
也就在这次会上，张爱玲说自己的第一次作品是发在1938年英文大美晚报上的个人历险，而第一篇中文作品是我的天才梦。她以为“女人的活动范围较受限制，幸而直接经验并不是创作题材的惟一泉源。”“好的作品里应当有男性美与女性美的调和。女性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家庭与恋爱，笔调比较嫩弱绮靡，多愁善感，那和个人的环境教育性格有关，不能一概而论。”至于取材，则是“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故事的轮廓，那里取得脸型，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
她说话不多，然而一句是一句，言之有物，掷地有声。问到“最喜欢的女作家”这个问题时，明明白白地说最喜欢苏青——“踏实地把握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
而苏青也说：“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
潘柳黛坐在一旁，焉得不恼？如何不惊？
她记起与苏青一起去张爱玲家做客的情形，当时她是怎么样地嘲笑讥讽张爱玲的装腔作势，她曾向苏青饶舌，而苏青亦是无可无不可地附和着的，于是她以为苏青同自己是一路。却原来不是！苏青居然“只看张爱玲的文章”那不消说，大抵自己背后诋毁张爱玲的话，苏青也是不赞成的，甚至可能透露给张爱玲的了。
一个人恨另一个人，往往并不是因为对方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可能恰恰相反，是因为自己先做了有负对方的事情，预料对方是会知道而且会被得罪，于是先就把对方当做假想敌，恨起他来。
潘柳黛便是这样莫名其妙地同张爱玲结了梁子。
“女作家聚谈会”完整的谈话记录刊登在1944年4月杂志第十三卷第一期，满城争说的，却只是“张爱玲”三个字；紧接着5月号万象上迅雨的评论与杂志上胡兰成的文章同期登场，更是掀起一股“张爱玲热”
潘柳黛终于发飙了。
她痛恨张爱玲的引人注目，痛恨胡兰成对张爱玲的青睐，更痛恨张爱玲的高贵，这心理就好比贾环明知不如宝玉，却又偏自取其辱地处处要同宝玉比，并且给自己找了个理由：“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
一个妒忌的女人是不可理喻的，可以把对别人的尊重与友谊一起当炮弹射出去，哪怕陪葬了自尊也在所不惜。她不顾撕破面皮，写了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先是张冠李戴地把李鸿章和张爱玲的关系说成是“李鸿章的妹妹嫁给了某姓之后，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长大之后，嫁给了姓张的男人，这姓张的男人又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就是张爱玲。”（西按：其实是李鸿章的女儿嫁给张佩纶，而张爱玲是佩纶独子的女儿。参看本书第一章。）
——故意把关系拉远两层，然后再在一个伪造的姻亲关系上开骂，说“李鸿章既然入过清廷，对‘太后老佛爷’行过三跪九叩礼，口称道：‘奴才李鸿章见驾’，受过那拉氏的‘御旨亲封’，那么她的父亲既要了李氏的外孙女，所谓‘外甥像舅’，张爱玲在血液上自然不免沾上那点‘贵族’的‘仙气儿’了这点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话说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亲戚关系。”
又说“最可笑的却是当时文坛上有一个大名鼎鼎，颇受汪精卫赏识的作家胡兰成，本来一向是专写政治论文的，但由于他赏识了张爱玲的文章，便因而赏识了张爱玲，并且托‘仙风道骨’的邵洵美介绍相识，惊为天人，所以不惜挥其如椽之笔，写了一篇论张爱玲。文中除了把张爱玲的文章形容成‘横看成岭侧成峰’外，更把她的身染‘贵族血液’也大大的吹嘘了一番。”
“对于她的标榜‘贵族血统’，我从来未置一词过。但是这次忽然看了一向两眼朝天的胡兰成，竟用政论家的手笔，写了这样一篇神魂颠倒的软绵绵的捧场文章，居然也一再强调张爱玲的贵族血液，便不禁一时心血来潮，以戏噱的口气，也发表了一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的游戏文章，以‘幽他一默’的姿态，把胡兰成和张爱玲都大大的调侃了一场。”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潘氏最痛恨的原来是“文坛上大名鼎鼎”、“本来一向是专写政治论文”、“两眼朝天”的作家胡兰成居然也会对张爱玲“神魂颠倒”“惊为天人”这才真叫潘柳黛坐立不安——吟风弄月本是文坛中事，张爱玲名气再大、风头再健也还是圈中游戏，然而现在政坛上的人也被惊动了出来“挥其如椽之笔，写了一篇论张爱玲”那可真叫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于是，潘柳黛醋意横流地先把胡兰成的独占当时“政论家第一把交椅”的事，大大捧场了几句。而后问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赞美“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什么时候“横看”？什么时候“侧看”？
——话说到这一步，已经一路往下作里走了。这种“幽默”简直浪荡！由此可知，当年张爱玲身边虽然簇拥着闹轰轰一堆赞好捧场的人，却多没有什么真心对她，连得过她好处的平襟亚与闺中女友潘柳黛也是这样想方设法地踩她，害她，贬她，那么胡兰成的相知相惜也就更衬得难能可贵了。
同时也可以想象当年张爱玲所承受的压力——潘柳黛在文中暗示胡兰成与她的暧昧关系，她不可能不刺痛。
她与胡兰成是在这年8月结的婚，有些仓促，或许也与这件事多少有些关系的吧——即使不想对世人交代，也要给自己一个明白。
也许世人都认为她错了，也许她自己也曾悔过——她整个的一生留下那么多文字，却无一句提及胡兰成其人，至少是并不以他为傲的罢——然而，一个人一生中从没做过一件错事，那又有什么趣味？年轻的时候不任性，不犯错，又要等到什么时候？犯错是和出名一样，都是要赶早的事，宁可做错，也不要错过，不然，就来不及了。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张爱玲：更衣记）
张爱玲，也不过是在菜市场一般的乱世客途中短暂地撒了一把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