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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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看来，真是要有一个姑娘。这可笑吗？谁愿意笑就笑吧。重要的是有另一颗心。作你的心的港湾。每一颗心都像是一只小船，在风浪中漂泊。要有一个港湾，小船可以在那儿停靠。幸福，是心与心之间的一条小路，只有在另一颗心那儿，你的心才能找到欢乐。否则，你失败了，到哪儿去抱怨呢？你成功了，又和谁一起来庆贺呢？荒岛不是港湾，也没有那样一条小路。“你合计到那么一个没人儿的岛上去，好？”扫街的老头这么问过他。“没人，也就没那么多烦心事，”他说。老头沉吟了一会，说：“可也就没什么高兴事了什么事都没了还不跟死了一样？”“死就死呗！”“那敢情省事了，可你不是没死吗？”可不是吗？还活着。活到了想和风声、海声说说话的份上，其实心里得多孤独！并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是高兴的事没有了，痛苦还在。
你若能先一步回到那地方，把我带回我的家乡，她还在轻缓地唱着：请告诉朋友们我也就要来到，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何如去追求！
他使劲地摇桨。太阳在山顶上飘，在水面上跳，一切景物都退得非常遥远，空间那么广大、深邃。他觉得有些昏眩，也许是因为累，也许是因为别的。闭上眼睛，世界上就只有她的歌声和自己手中的桨。天地间荡着一只自由自在的小船。他奋力地划桨，觉得能够永远这样划下去。人生仿佛就是这样，有个魂牵梦索的港湾，那么就划吧，有足够的力气！就愿意做很多事，有足够的力气！
那也就是我最幸福的日子，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他闭着眼睛，用力划。他想他会写出好作品来的，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五年、十年，反正永远不松劲儿还不行么？他想他会是个好丈夫，除了扫街、写作，别的事他也会做，炒菜也挺有意思，设计服装也挺有意思，还得改一改自己的脾气，不发愁，不冒火。他当然也会是一个好父亲。用积木搭成的房子，白的；用积木搭成的港湾，蓝的；用红积木搭成的红轮船，轮船上飘着一串小手绢，对孩子说，那是小彩旗，轮船要开到大海里去老了，就作个好老头，别对年轻人那么凶，要是再也写不出东西来，就光去扫街，像那个扫街的老头那样，把街扫干净两个老人——他和她，并排坐着，看鸽子在天上飞，听那鸽哨声，让鸽子的影子落在他们身上
“你怎么啦？！”
用力太猛了，划得太久了，他的腿簌簌地抽，直挺挺地弯不回来。小船都跟着颤抖。
“我忘了，我忘了，疼吗？”她又是揉，又是搓。
“没事儿，歇会儿再划。”
“得啦。都是你吹牛，说你胳膊有劲。我忘了你的腿了。”
“记着胳膊就行了。”
他躺在小船里，任她揉，任她搓幸福绝不在一个荒岛上。人可真是怪，当你被蔑视的时候，你疯了似的要求尊严，甚至仇恨怜悯和同情；当你感到了真正的平等，你有时候又愿意承认自己的弱小，承认离不开别人。他觉得再也离不开她了，生怕失去这个温暖的港湾
但那港湾到底是被冲塌了，终是幻影，终归消逝了。
月亮在云层中流浪。月亮真像是一只船，还在那乌云的浪涛间漂泊。
夜深了，很少有亮着灯的窗口了。
他“嘞儿——嘞儿——”地呼唤着。晚睡的人们都听见过。
弯弯扭扭的树枝从路边的院墙里探出来。
腿又疼了。腿真疼。细细的小街，真长。他真希望他的鸽子就在此刻飞来、在这灰黑的云层中忽然出现它洁白的身影，像一道电光，像一缕柔情，像一驾白色的马车。
我有时欢乐也有时悲伤，把我带回我的家乡，但我的灵魂仍向往着天堂，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他仿佛又听见了那歌声。
可是“点子”还是没有飞来。歌声像一段清晰的梦。
他走上一条没有街灯的路。可能是什么地方的电线被风刮断了。在这漆黑的夜里，没有别人，不妨对自己诚实一点：双腿残废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死；当那个港湾出现之前，他一直都盼望着死。哦，在这静寂的夜晚，自己对自己诚实一点，是一件多么轻松的事！那时他想死，绝不是如作家和记者们想象的那样——因为感到自己再不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贡献了。不是。也许有的人是，但他不是。他压根儿就不具备英雄的气质。他那时盼望着死，只是因为——恰恰相反——感到再也得不到什么了。得不到什么了呢？都是些什么呢？却模糊。至少是有这么一回事：二十岁。青春的大门刚刚向他敞开，却就要关闭；那神秘、美好的生活刚刚向他走近，展露了一下诱人的色彩，却立刻要离他远去，再也与他无缘了假如不是人，假如人世间本没有那美好的生活，也就好办。不幸的是他是人，走到了青春的门前，又没有人的身份证。他的身份证上有一个“残”宇，像犯人头上烙下的印疤。这就够用的了。那门里有五光十色的生活，你就只能站在门外望一望，然后走开，走到你那孤独的屋顶下面去还不如走到人间以外的地方去！还不如走出这非人非鬼的躯壳！——就这么回事，归根结蒂是这么回事。哦，没有别人，在这不吵不嚷的夜里，自己用不着对自己装蒜。贡献？谁也不会愿意为那种把自己排除于外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地去做什么贡献的。至少他是这样。
他像个虾米似的躺在手术台上，大夫们在他背后忙活。做腰穿检查，第八次了。也许是那种很容易剥离的脊髓瘤？大夫们总不愿意放弃这种怀疑，不如说是不愿意放弃这个希望。他看着那些药柜、药柜里的那些药瓶：针剂、片剂、水剂看不清药名。不知有没有氰化物或者安眠药。假如不是那种容易剥离的脊髓瘤的话，能有一瓶安眠药就好了。大夫在他腰上涂碘酒，涂酒精，冰凉。他像个犯人那样等待着判决。他奇怪为什么很多人都更怕死刑；他可宁愿是死刑，也别是无期徒刑。最好是那种很容易剥离的肿瘤，要么干脆是癌！从药柜的玻璃门上，他看见了窗外的绿树和远山。淡蓝的、深绿的、灰的、黛色的远山。他在那些山上跑过。雨后的山路很滑，母亲领着妹妹在后面小心地走，他在前面跑。“走这边，这边不滑！”“他在前面开路。他不怕滑，他的腿有劲儿，浑身都是劲儿，敏捷地跳，毫不吃力地攀登，像个真正的男子汉。”这儿！这儿有个大蘑菇！
“他喊。妹妹那时只有五岁，叫着：”让我采！让我采！“他把妹妹抱上山坡，去采那个大松蘑他是母亲为之骄傲的儿子，是妹妹可以依赖的哥哥。以后呢？将来呢？他听见钢针刺透了软骨的声音，大夫的声音：”好了，别动！“他一动不动，浑身都抽紧了，求求上帝，是个容易剥离的肿瘤吧！他望着远山，望着那座兀傲的山峰，在心里祷告，许愿：如果腿能治好，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跑上那座山的山顶，搀着母亲，拉着妹妹，一同去”如果是个肿瘤，又是长在脊髓表面，很容易剥离，那就什么残疾也落不下了。“他反复回忆着那个年轻女大夫的话和她说话时的表情。女大夫是想安慰他，或者也是想向他暗示：要有另一种准备。另一种准备？当然有：死！
“呼气吸气憋气”压脖子。压肚子。“呼气吸气憋气”压肚子。压脖子。“呼吸憋住”
“髓腔是畅通的，没问题，”大夫说。
“可以肯定，不是肿瘤。”这可怕的声音终于响了。
“就是说，还是脊髓本身的病变。”宣判了。无期徒刑。上帝决心不保佑你
晚上很热，同屋的病友都到院子里去了。那个老大学生也坐着轮椅去找人下棋了。他一个人躺在病房里，听着街上乘凉的人们的吵闹声。有一支笛子，有一个孩子在唱：“蓝蓝的天上云和月，有只小白船儿，船上有棵桂花树，白兔在游玩”他拉住床栏坐起来，朝窗外望。树影婆娑，月光皎皎，像是神话剧里的舞台布景。“飘呀，飘呀，飘向天边”像是幕后天使的歌声。他从来没有觉到人间是这样美过，这样平和、温柔、安逸但又是这样遥远，可望不可及。他像一个鬼魂窥视着人间。不仅是羡慕，简直就是嫉妒。他使劲站起来，想走到院子里去。两腿不住地抖。扶着床栏，扶着墙，他拼命地难为那两条残腿，还想象过去那样走。摔倒在门旁。躺在地上喘气。他用目光在屋顶上发狠地写着“死”写着“癌”写“氰化钾”、“d。d。v”虔诚，上帝会派死神来帮个忙！
墙上有一个电源插座，他记得，不高，他够得到。他早就在褥子下面藏了一根电线。他往床边爬他家住的那条胡同里有一个扫街的老头（他后来就是和这个老头一块扫街，结下了很深的交情），一条胳膊是残废的，腰也伸不直。老头过去摆过烟摊，不会抽烟的人走过他的烟摊也要买一盒。可是人们吓唬孩子的时候怎么说？“拽子来啦！”或者：“不听话就把你送给那个拽老头去！拽老头正想要个孩子呢！”他往床边爬，奇怪那个老头为什么还能活着。窗外的笛声又响起来，孩子又在唱，唱着一个童话上中学的时候，体育课上测验立定跳远，他自己也没料到能跳了那么远。“哟，真行！”女同学们嘁嘁嚓嚓地互相说，偷偷地望着他，男同学拍他的肩膀。一连几天，他都觉得似乎有什么好事在等着他。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一直有，好多年，直到病之前还有他往床边爬。水磨石地板上有一片迷蒙的月光，一堆圆圆的光斑交错跳动，树叶的影子，和他的模糊的影子。明天呢？明天这地上还会有一片月光，窗外也还会有歌声，只是没有了他的影子。他的尸体在另一个地方。影子总是会有的，烟也有影子。只是不知道有没有灵魂。眼前爬过一只小蟑螂，他没有捻死它。他想，自己大约就是被上帝无意间捻了一下，这漫不经心的一捻会给一个性命造成什么呀！他爬到了床边，抽出那根电线，咬去两端的塑料皮。又想起了那个年轻女大夫的话：“有时候，死比活要简单、容易得多。”让她说对了。说对了又怎么样呢？他扶着床栏站起来，扶着墙慢慢走过去，用小螺丝刀拧开了电源插座的胶木盖
偶然，偶然真是个古怪的东西！他想。
他走着，对着自己摇晃的影子吹了一声口哨。像一声苦笑。这影子居然还在晃，晃的幅度也不小，频率也不慢。别人还以为是那个女大夫的“激将法”起的作用呢，他想，其实呢？风马牛不相及。当然要感谢那位女大夫。不过那一次他没有死成，纯粹是偶然。他不小心把螺丝刀同时碰上了地线和火线，病房里立刻一片漆黑。护士们惊慌地叫喊。他赶紧拧上电源的胶木盖，爬回到病床上那根电线丢在了门旁，第二天被卫生员缠巴缠巴拿走扔了。腿坏了，也上不成吊，也爬不上窗台，跳不成楼。这影子现在就还在晃，去找鸽子。
他还去找过一次死神。那是在出院之后。不，他先是去找工作。
知青办简陋的办公室劳动局那座陈旧、灰暗的小楼区委，一座中国式的大宅院知青办主任爱莫能助地叹息，总在捅那只奄奄一息的火炉子劳动局的那个科长面前有一块大玻璃板，不知他总能在里面寻找到什么，其实只有一些阴冷的绿光区委那个秃顶的常委没完没了地剪着指甲，可能他特喜欢那把指甲刀
他不愿意回忆起这些事。即便是在很多年之后的这个黑夜里，一想起这些事，他也会立刻生出一种邪恶的念头：用拳头把每一张端正的脸打歪！
母亲陪着笑脸，眼里却有泪光。他坐在区委办公室门前的台阶上。他爬不上那高高的台阶，只看得见母亲微驼的脊背和秃顶常委晃动着的皮鞋秃顶常委走了出来，拍拍他的肩膀：“怎么，小伙子，这么不坚强？”他差点没冒出一句国骂来。母亲只说得出一句话：“他的腿坏了，可上肢还是好的，很多工作都还能做。”秃顶常委也只会说一句话：“再等等嘛。”“等到我也秃了顶？”他说。母亲慌忙给人家赔不是母亲那时还在世。
用刀！或者用枪！看看是不是会说话的东西都会流血！
唔，别去想这些，别这么想。这个世界不需要麻木，但需要镇静。“那些人本来也都是好人，人本来都愿意是个好人。”扫街的老头说。后来他常常跟老头提起这些事，老头就这么说。老头说的也许对，世界本来就是让刀和枪闹乱了的，就是让愚昧闹得疯狂，又让疯狂闹得愚昧了的。
他没有找到工作，有很长时间他没有工作。一个秋天的傍晚，他拄着拐杖溜出了家。好像是从地狱走进了人间，一副拐杖如同一面招牌，扭动着的双腿是一个注释。他觉得街上的人都在盯着他，都在窃窃而语。他又觉得街上的人都不屑于瞧他，人们照常有说有笑，男人飞快地蹬着自行车，女人们认真地评价着苹果和萝卜，孩子拉着小木鸭“嘎嘎”地响他希望能像一缕轻烟，立刻无声地飘散，就像从来没有出生过，一切都不存在。快了，他想。他拐进一条僻静的小街。应该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可别被轧得乱七八糟的给那么多人看。他望着一辆辆飞驰而过的汽车，沉重的车轮上有很精致的花纹。当路面上印下两条红色的图案时，他就不仅没有工作，什么烦心的事都没有了。可那红色的图案实在是难看。滚得浑身是土、是血，像个傻瓜。脸歪着，眼睛鼓出来。像个笨蛋。让人抬起来，扔到一边去，盖一块席子，让别人任意摆弄，像个窝囊废不行，这么清醒是死不成的。死都要死了，却还怕失去尊严。他靠在路旁的邮筒上，尽力去想那些令人发狂的事。这么活着又有什么尊严呢？也许从文学角度看，那个扫街的拽子老头倒是个值得称赞的男人（这时候他还没有找到扫街的工作，跟老头还不熟），可有谁总从文学角度去看一个人呢？人们对生活的要求是：实际。他又去想一个三十多岁的瞎子，三十多岁还得靠父母供养的瞎子。他又去想那个秃顶的常委。还有那个四十多岁的老大学生。那个老大学生是因为医疗事故瘫痪的，在医院里住了二十年，他那位已经和别人结了婚的恋人有时来看他，那女的走后。他就整个晚上都不言声，自己跟自己下棋
人为什么一定要坚强地活着呢？是为了坚强还是为了活着？或是为了证明自己比任何人都耐受痛苦，都经折磨？是因为善于忍受痛苦是一种美德呢？还是因为活着就算高明？或是因为这个世界非常需要有人来证明痛苦，否则人间就显得不够全面？喔——！就算忍受就是坚强吧，就算这坚强是美德，但人们赞扬着这美德的同时却循着“实际”在生活！人们理所当然地追求着人的生活，却认为伤残人忍受着非人的生活乃是一只纯种儿的“美德”天一样大的滑稽！
他去寻找死神。小街很清静，夕阳照在破砖墙上，有几块砖红得刺眼。他在破墙边徘徊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一声叫喊：“哥哥！”寻声望去，从一个矮窗里看见了一个和睦的家：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正骑在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肩上，喊着：“哥哥，快放下我！我都晕了！”男孩子在屋里转着：小姑娘紧紧抱住哥哥的头，又害怕，又笑。父亲笑眯眯地抽着烟斗，看报纸。母亲嗔斥着男孩子他在那矮窗前站了很久，小姑娘的笑声撕着他的心。他觉得妹妹正用纤弱的小胳膊抱着他的头：“哥哥！别放下我！”母亲正央求般地望着他，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而过去她总愿意向别人夸耀她的儿子他那些发狂的想法又都变得瘫软。妹妹还小。母亲快老了。不能再给母亲的心上添一道可怕的阴影，不能让妹妹幼小的感情受太重的磕碰
那回他还是没有死成，不是因为“偶然”了。假如这世界上还有人需要你，你就会劝死神等待。说不清是因为理智，还是因为感情。大约死神最初的克星还是感情。世界上最牢固的东西是感情。当然不是指什么海誓山盟。
可是，那回他没有死，并不是不再想死，他只是劝自己等一等，等妹妹长大，母亲也再不会知道的时候
直到那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
直到她来了，他才慢慢冷落了死神。就这么回事。当你仅仅是为了别人的需要才活着的时候，你也许很高尚，你也许能因为高尚而得些安慰，你也许能作到表面的乐观、坚强，但你摆脱不了深埋于心中的痛苦、忧郁、怨愤——死神在蛀你的心。只有当你感到那美好的生活也是属于你的，你和别人是平等的，你心中才会真正升起希望。
“活比死更难，看你是懦夫还是好汉”不不，这不是赌气的事。赌气造就不了坚强，就像忍受造就不了乐观一样。倘若心中只有沙漠和枯井，赌气和忍受只能造出几个麻木和自卑的灵魂。乐观的，是因为有乐观的基础；绝望的，是因为有绝望的处境。
他曾经很走运。他知道坚强和乐观是怎么一回事儿。死，不是被克服的，是被忘记的。爱神来了，顺便带来了乐观和坚强。就像那歌中唱的：马车从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马车从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6门把转动了一下，病房的门被推开一道缝。他先是看见了一束盛开的海棠花，然后看见了她，被风吹得发红的脸和那条淡蓝色的小围巾。
那是他又住进医院的时候。也是一个春天的晚上。
她蹑手蹑脚地钻进来，走到他的床前。
“你找谁？”
“就找你。”她笑了笑，举起那束枝枝丫丫的海棠花：“嘘—一偷来的，外面的花全开了。”
“可我我好像没见过你”“我看过你写的诗，”她说：“我都快会背了。”
“在哪儿？”
“别人那儿。”
“谁？”
“你认识，我也认识。你写得太忧伤了。有几首也不。”她不住地闻着那束花“快，插在哪儿？”
同屋的病友都注意着他和她。打牌的还在打牌，看书的还在看书，但声音都变小，目光都往他和她这边瞟。他有些慌乱，不知所措，觉得这未免有点儿太那个周围的人会怎么想？护士们会“嘁嘁嚓嚓”地撇着嘴笑。保尔都干过什么？那本书里有没有类似的事？好像没有。冬妮娅不怎么样。花花草草算什么？似乎跟某种东西——譬如坚强——大相径庭一瞬间，他脑子里聚集起无数概念和标准，但都是别人的脑子早先想好的。
“有瓶子吗？茶杯也行。”她捧着那束花。
如今看来，真是要有一个姑娘。这可笑吗？谁愿意笑就笑吧。重要的是有另一颗心。作你的心的港湾。每一颗心都像是一只小船，在风浪中漂泊。要有一个港湾，小船可以在那儿停靠。幸福，是心与心之间的一条小路，只有在另一颗心那儿，你的心才能找到欢乐。否则，你失败了，到哪儿去抱怨呢？你成功了，又和谁一起来庆贺呢？荒岛不是港湾，也没有那样一条小路。“你合计到那么一个没人儿的岛上去，好？”扫街的老头这么问过他。“没人，也就没那么多烦心事，”他说。老头沉吟了一会，说：“可也就没什么高兴事了什么事都没了还不跟死了一样？”“死就死呗！”“那敢情省事了，可你不是没死吗？”可不是吗？还活着。活到了想和风声、海声说说话的份上，其实心里得多孤独！并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是高兴的事没有了，痛苦还在。
你若能先一步回到那地方，把我带回我的家乡，她还在轻缓地唱着：请告诉朋友们我也就要来到，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何如去追求！
他使劲地摇桨。太阳在山顶上飘，在水面上跳，一切景物都退得非常遥远，空间那么广大、深邃。他觉得有些昏眩，也许是因为累，也许是因为别的。闭上眼睛，世界上就只有她的歌声和自己手中的桨。天地间荡着一只自由自在的小船。他奋力地划桨，觉得能够永远这样划下去。人生仿佛就是这样，有个魂牵梦索的港湾，那么就划吧，有足够的力气！就愿意做很多事，有足够的力气！
那也就是我最幸福的日子，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他闭着眼睛，用力划。他想他会写出好作品来的，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五年、十年，反正永远不松劲儿还不行么？他想他会是个好丈夫，除了扫街、写作，别的事他也会做，炒菜也挺有意思，设计服装也挺有意思，还得改一改自己的脾气，不发愁，不冒火。他当然也会是一个好父亲。用积木搭成的房子，白的；用积木搭成的港湾，蓝的；用红积木搭成的红轮船，轮船上飘着一串小手绢，对孩子说，那是小彩旗，轮船要开到大海里去老了，就作个好老头，别对年轻人那么凶，要是再也写不出东西来，就光去扫街，像那个扫街的老头那样，把街扫干净两个老人——他和她，并排坐着，看鸽子在天上飞，听那鸽哨声，让鸽子的影子落在他们身上
“你怎么啦？！”
用力太猛了，划得太久了，他的腿簌簌地抽，直挺挺地弯不回来。小船都跟着颤抖。
“我忘了，我忘了，疼吗？”她又是揉，又是搓。
“没事儿，歇会儿再划。”
“得啦。都是你吹牛，说你胳膊有劲。我忘了你的腿了。”
“记着胳膊就行了。”
他躺在小船里，任她揉，任她搓幸福绝不在一个荒岛上。人可真是怪，当你被蔑视的时候，你疯了似的要求尊严，甚至仇恨怜悯和同情；当你感到了真正的平等，你有时候又愿意承认自己的弱小，承认离不开别人。他觉得再也离不开她了，生怕失去这个温暖的港湾
但那港湾到底是被冲塌了，终是幻影，终归消逝了。
月亮在云层中流浪。月亮真像是一只船，还在那乌云的浪涛间漂泊。
夜深了，很少有亮着灯的窗口了。
他“嘞儿——嘞儿——”地呼唤着。晚睡的人们都听见过。
弯弯扭扭的树枝从路边的院墙里探出来。
腿又疼了。腿真疼。细细的小街，真长。他真希望他的鸽子就在此刻飞来、在这灰黑的云层中忽然出现它洁白的身影，像一道电光，像一缕柔情，像一驾白色的马车。
我有时欢乐也有时悲伤，把我带回我的家乡，但我的灵魂仍向往着天堂，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他仿佛又听见了那歌声。
可是“点子”还是没有飞来。歌声像一段清晰的梦。
他走上一条没有街灯的路。可能是什么地方的电线被风刮断了。在这漆黑的夜里，没有别人，不妨对自己诚实一点：双腿残废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死；当那个港湾出现之前，他一直都盼望着死。哦，在这静寂的夜晚，自己对自己诚实一点，是一件多么轻松的事！那时他想死，绝不是如作家和记者们想象的那样——因为感到自己再不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贡献了。不是。也许有的人是，但他不是。他压根儿就不具备英雄的气质。他那时盼望着死，只是因为——恰恰相反——感到再也得不到什么了。得不到什么了呢？都是些什么呢？却模糊。至少是有这么一回事：二十岁。青春的大门刚刚向他敞开，却就要关闭；那神秘、美好的生活刚刚向他走近，展露了一下诱人的色彩，却立刻要离他远去，再也与他无缘了假如不是人，假如人世间本没有那美好的生活，也就好办。不幸的是他是人，走到了青春的门前，又没有人的身份证。他的身份证上有一个“残”宇，像犯人头上烙下的印疤。这就够用的了。那门里有五光十色的生活，你就只能站在门外望一望，然后走开，走到你那孤独的屋顶下面去还不如走到人间以外的地方去！还不如走出这非人非鬼的躯壳！——就这么回事，归根结蒂是这么回事。哦，没有别人，在这不吵不嚷的夜里，自己用不着对自己装蒜。贡献？谁也不会愿意为那种把自己排除于外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地去做什么贡献的。至少他是这样。
他像个虾米似的躺在手术台上，大夫们在他背后忙活。做腰穿检查，第八次了。也许是那种很容易剥离的脊髓瘤？大夫们总不愿意放弃这种怀疑，不如说是不愿意放弃这个希望。他看着那些药柜、药柜里的那些药瓶：针剂、片剂、水剂看不清药名。不知有没有氰化物或者安眠药。假如不是那种容易剥离的脊髓瘤的话，能有一瓶安眠药就好了。大夫在他腰上涂碘酒，涂酒精，冰凉。他像个犯人那样等待着判决。他奇怪为什么很多人都更怕死刑；他可宁愿是死刑，也别是无期徒刑。最好是那种很容易剥离的肿瘤，要么干脆是癌！从药柜的玻璃门上，他看见了窗外的绿树和远山。淡蓝的、深绿的、灰的、黛色的远山。他在那些山上跑过。雨后的山路很滑，母亲领着妹妹在后面小心地走，他在前面跑。“走这边，这边不滑！”“他在前面开路。他不怕滑，他的腿有劲儿，浑身都是劲儿，敏捷地跳，毫不吃力地攀登，像个真正的男子汉。”这儿！这儿有个大蘑菇！
“他喊。妹妹那时只有五岁，叫着：”让我采！让我采！“他把妹妹抱上山坡，去采那个大松蘑他是母亲为之骄傲的儿子，是妹妹可以依赖的哥哥。以后呢？将来呢？他听见钢针刺透了软骨的声音，大夫的声音：”好了，别动！“他一动不动，浑身都抽紧了，求求上帝，是个容易剥离的肿瘤吧！他望着远山，望着那座兀傲的山峰，在心里祷告，许愿：如果腿能治好，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跑上那座山的山顶，搀着母亲，拉着妹妹，一同去”如果是个肿瘤，又是长在脊髓表面，很容易剥离，那就什么残疾也落不下了。“他反复回忆着那个年轻女大夫的话和她说话时的表情。女大夫是想安慰他，或者也是想向他暗示：要有另一种准备。另一种准备？当然有：死！
“呼气吸气憋气”压脖子。压肚子。“呼气吸气憋气”压肚子。压脖子。“呼吸憋住”
“髓腔是畅通的，没问题，”大夫说。
“可以肯定，不是肿瘤。”这可怕的声音终于响了。
“就是说，还是脊髓本身的病变。”宣判了。无期徒刑。上帝决心不保佑你
晚上很热，同屋的病友都到院子里去了。那个老大学生也坐着轮椅去找人下棋了。他一个人躺在病房里，听着街上乘凉的人们的吵闹声。有一支笛子，有一个孩子在唱：“蓝蓝的天上云和月，有只小白船儿，船上有棵桂花树，白兔在游玩”他拉住床栏坐起来，朝窗外望。树影婆娑，月光皎皎，像是神话剧里的舞台布景。“飘呀，飘呀，飘向天边”像是幕后天使的歌声。他从来没有觉到人间是这样美过，这样平和、温柔、安逸但又是这样遥远，可望不可及。他像一个鬼魂窥视着人间。不仅是羡慕，简直就是嫉妒。他使劲站起来，想走到院子里去。两腿不住地抖。扶着床栏，扶着墙，他拼命地难为那两条残腿，还想象过去那样走。摔倒在门旁。躺在地上喘气。他用目光在屋顶上发狠地写着“死”写着“癌”写“氰化钾”、“d。d。v”虔诚，上帝会派死神来帮个忙！
墙上有一个电源插座，他记得，不高，他够得到。他早就在褥子下面藏了一根电线。他往床边爬他家住的那条胡同里有一个扫街的老头（他后来就是和这个老头一块扫街，结下了很深的交情），一条胳膊是残废的，腰也伸不直。老头过去摆过烟摊，不会抽烟的人走过他的烟摊也要买一盒。可是人们吓唬孩子的时候怎么说？“拽子来啦！”或者：“不听话就把你送给那个拽老头去！拽老头正想要个孩子呢！”他往床边爬，奇怪那个老头为什么还能活着。窗外的笛声又响起来，孩子又在唱，唱着一个童话上中学的时候，体育课上测验立定跳远，他自己也没料到能跳了那么远。“哟，真行！”女同学们嘁嘁嚓嚓地互相说，偷偷地望着他，男同学拍他的肩膀。一连几天，他都觉得似乎有什么好事在等着他。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一直有，好多年，直到病之前还有他往床边爬。水磨石地板上有一片迷蒙的月光，一堆圆圆的光斑交错跳动，树叶的影子，和他的模糊的影子。明天呢？明天这地上还会有一片月光，窗外也还会有歌声，只是没有了他的影子。他的尸体在另一个地方。影子总是会有的，烟也有影子。只是不知道有没有灵魂。眼前爬过一只小蟑螂，他没有捻死它。他想，自己大约就是被上帝无意间捻了一下，这漫不经心的一捻会给一个性命造成什么呀！他爬到了床边，抽出那根电线，咬去两端的塑料皮。又想起了那个年轻女大夫的话：“有时候，死比活要简单、容易得多。”让她说对了。说对了又怎么样呢？他扶着床栏站起来，扶着墙慢慢走过去，用小螺丝刀拧开了电源插座的胶木盖
偶然，偶然真是个古怪的东西！他想。
他走着，对着自己摇晃的影子吹了一声口哨。像一声苦笑。这影子居然还在晃，晃的幅度也不小，频率也不慢。别人还以为是那个女大夫的“激将法”起的作用呢，他想，其实呢？风马牛不相及。当然要感谢那位女大夫。不过那一次他没有死成，纯粹是偶然。他不小心把螺丝刀同时碰上了地线和火线，病房里立刻一片漆黑。护士们惊慌地叫喊。他赶紧拧上电源的胶木盖，爬回到病床上那根电线丢在了门旁，第二天被卫生员缠巴缠巴拿走扔了。腿坏了，也上不成吊，也爬不上窗台，跳不成楼。这影子现在就还在晃，去找鸽子。
他还去找过一次死神。那是在出院之后。不，他先是去找工作。
知青办简陋的办公室劳动局那座陈旧、灰暗的小楼区委，一座中国式的大宅院知青办主任爱莫能助地叹息，总在捅那只奄奄一息的火炉子劳动局的那个科长面前有一块大玻璃板，不知他总能在里面寻找到什么，其实只有一些阴冷的绿光区委那个秃顶的常委没完没了地剪着指甲，可能他特喜欢那把指甲刀
他不愿意回忆起这些事。即便是在很多年之后的这个黑夜里，一想起这些事，他也会立刻生出一种邪恶的念头：用拳头把每一张端正的脸打歪！
母亲陪着笑脸，眼里却有泪光。他坐在区委办公室门前的台阶上。他爬不上那高高的台阶，只看得见母亲微驼的脊背和秃顶常委晃动着的皮鞋秃顶常委走了出来，拍拍他的肩膀：“怎么，小伙子，这么不坚强？”他差点没冒出一句国骂来。母亲只说得出一句话：“他的腿坏了，可上肢还是好的，很多工作都还能做。”秃顶常委也只会说一句话：“再等等嘛。”“等到我也秃了顶？”他说。母亲慌忙给人家赔不是母亲那时还在世。
用刀！或者用枪！看看是不是会说话的东西都会流血！
唔，别去想这些，别这么想。这个世界不需要麻木，但需要镇静。“那些人本来也都是好人，人本来都愿意是个好人。”扫街的老头说。后来他常常跟老头提起这些事，老头就这么说。老头说的也许对，世界本来就是让刀和枪闹乱了的，就是让愚昧闹得疯狂，又让疯狂闹得愚昧了的。
他没有找到工作，有很长时间他没有工作。一个秋天的傍晚，他拄着拐杖溜出了家。好像是从地狱走进了人间，一副拐杖如同一面招牌，扭动着的双腿是一个注释。他觉得街上的人都在盯着他，都在窃窃而语。他又觉得街上的人都不屑于瞧他，人们照常有说有笑，男人飞快地蹬着自行车，女人们认真地评价着苹果和萝卜，孩子拉着小木鸭“嘎嘎”地响他希望能像一缕轻烟，立刻无声地飘散，就像从来没有出生过，一切都不存在。快了，他想。他拐进一条僻静的小街。应该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可别被轧得乱七八糟的给那么多人看。他望着一辆辆飞驰而过的汽车，沉重的车轮上有很精致的花纹。当路面上印下两条红色的图案时，他就不仅没有工作，什么烦心的事都没有了。可那红色的图案实在是难看。滚得浑身是土、是血，像个傻瓜。脸歪着，眼睛鼓出来。像个笨蛋。让人抬起来，扔到一边去，盖一块席子，让别人任意摆弄，像个窝囊废不行，这么清醒是死不成的。死都要死了，却还怕失去尊严。他靠在路旁的邮筒上，尽力去想那些令人发狂的事。这么活着又有什么尊严呢？也许从文学角度看，那个扫街的拽子老头倒是个值得称赞的男人（这时候他还没有找到扫街的工作，跟老头还不熟），可有谁总从文学角度去看一个人呢？人们对生活的要求是：实际。他又去想一个三十多岁的瞎子，三十多岁还得靠父母供养的瞎子。他又去想那个秃顶的常委。还有那个四十多岁的老大学生。那个老大学生是因为医疗事故瘫痪的，在医院里住了二十年，他那位已经和别人结了婚的恋人有时来看他，那女的走后。他就整个晚上都不言声，自己跟自己下棋
人为什么一定要坚强地活着呢？是为了坚强还是为了活着？或是为了证明自己比任何人都耐受痛苦，都经折磨？是因为善于忍受痛苦是一种美德呢？还是因为活着就算高明？或是因为这个世界非常需要有人来证明痛苦，否则人间就显得不够全面？喔——！就算忍受就是坚强吧，就算这坚强是美德，但人们赞扬着这美德的同时却循着“实际”在生活！人们理所当然地追求着人的生活，却认为伤残人忍受着非人的生活乃是一只纯种儿的“美德”天一样大的滑稽！
他去寻找死神。小街很清静，夕阳照在破砖墙上，有几块砖红得刺眼。他在破墙边徘徊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一声叫喊：“哥哥！”寻声望去，从一个矮窗里看见了一个和睦的家：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正骑在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肩上，喊着：“哥哥，快放下我！我都晕了！”男孩子在屋里转着：小姑娘紧紧抱住哥哥的头，又害怕，又笑。父亲笑眯眯地抽着烟斗，看报纸。母亲嗔斥着男孩子他在那矮窗前站了很久，小姑娘的笑声撕着他的心。他觉得妹妹正用纤弱的小胳膊抱着他的头：“哥哥！别放下我！”母亲正央求般地望着他，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而过去她总愿意向别人夸耀她的儿子他那些发狂的想法又都变得瘫软。妹妹还小。母亲快老了。不能再给母亲的心上添一道可怕的阴影，不能让妹妹幼小的感情受太重的磕碰
那回他还是没有死成，不是因为“偶然”了。假如这世界上还有人需要你，你就会劝死神等待。说不清是因为理智，还是因为感情。大约死神最初的克星还是感情。世界上最牢固的东西是感情。当然不是指什么海誓山盟。
可是，那回他没有死，并不是不再想死，他只是劝自己等一等，等妹妹长大，母亲也再不会知道的时候
直到那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
直到她来了，他才慢慢冷落了死神。就这么回事。当你仅仅是为了别人的需要才活着的时候，你也许很高尚，你也许能因为高尚而得些安慰，你也许能作到表面的乐观、坚强，但你摆脱不了深埋于心中的痛苦、忧郁、怨愤——死神在蛀你的心。只有当你感到那美好的生活也是属于你的，你和别人是平等的，你心中才会真正升起希望。
“活比死更难，看你是懦夫还是好汉”不不，这不是赌气的事。赌气造就不了坚强，就像忍受造就不了乐观一样。倘若心中只有沙漠和枯井，赌气和忍受只能造出几个麻木和自卑的灵魂。乐观的，是因为有乐观的基础；绝望的，是因为有绝望的处境。
他曾经很走运。他知道坚强和乐观是怎么一回事儿。死，不是被克服的，是被忘记的。爱神来了，顺便带来了乐观和坚强。就像那歌中唱的：马车从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马车从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6门把转动了一下，病房的门被推开一道缝。他先是看见了一束盛开的海棠花，然后看见了她，被风吹得发红的脸和那条淡蓝色的小围巾。
那是他又住进医院的时候。也是一个春天的晚上。
她蹑手蹑脚地钻进来，走到他的床前。
“你找谁？”
“就找你。”她笑了笑，举起那束枝枝丫丫的海棠花：“嘘—一偷来的，外面的花全开了。”
“可我我好像没见过你”“我看过你写的诗，”她说：“我都快会背了。”
“在哪儿？”
“别人那儿。”
“谁？”
“你认识，我也认识。你写得太忧伤了。有几首也不。”她不住地闻着那束花“快，插在哪儿？”
同屋的病友都注意着他和她。打牌的还在打牌，看书的还在看书，但声音都变小，目光都往他和她这边瞟。他有些慌乱，不知所措，觉得这未免有点儿太那个周围的人会怎么想？护士们会“嘁嘁嚓嚓”地撇着嘴笑。保尔都干过什么？那本书里有没有类似的事？好像没有。冬妮娅不怎么样。花花草草算什么？似乎跟某种东西——譬如坚强——大相径庭一瞬间，他脑子里聚集起无数概念和标准，但都是别人的脑子早先想好的。
“有瓶子吗？茶杯也行。”她捧着那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