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降大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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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米被押解到梅城之后，在监狱的地牢中被关押了三个月之久，随后她被转移到城南的一处荒废的驿站，里面堆满了棉花。她最后的居所是位于山坳的一幢花园洋房。
这座围有黑铁栅篱和卫矛的花园建筑是一个英国女传教士出资修建的。四周树木深秀，寂然无声。花园中修造了中国式的水榭，曲廊和石砌小径，还有一尊铜质的天使雕像，一座喷泉。由于年深月久，雕像上爬了一层厚厚的绿锈。这名传教士为了说服那些虔诚的佛教徒改变信仰，皈依基督，她以六十二岁的高龄开始研读佛教，同时自学巴利文。五年之后，她把自己也变成了一名佛教徒。1887年，她在给苏格兰地区主教的一封信中曾坦言“佛教在各个方面都要优于基督教”而上帝的惩罚随之降临。1888年7月，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骚乱中，她死于梅城城北的一处荒僻的寺院，尸体遭受到“令人发指的凌辱”除了鸟鸣和夜晚的暴雨，这座洋房把秀米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隔断了。她觉得这样很好。浑浑噩噩的大脑，倦怠的身体，日复一日的静卧，略带悲哀的闲适，这一切都很适合她。的确，没有什么处所比得上监狱。失去自由后的无所用心让她感到自在。革命后的龙庆棠正忙于地方势力的新一轮角逐，当他重新想起这个从普济来的革命党人之时，秀米已经在狱中被羁押了一年零三个月。到了这个时候，龙庆棠已没有加害她的意思了，相反，他三番五次派人来狱中探望。送来茶食、精美的点心和各类生活用品。秀米只留下了一方砚台、一支羊毫毛笔、一块墨、一本关于桑蚕的书。据此，龙庆棠隐约猜到了秀米的心境和对农桑的兴趣。为了投其所好，他又让人送来了范成大的范村菊谱、梅谱；陈思的海棠谱；袁宏道的瓶史；韩彦直的橘录。阅读这些书籍，她对龙庆棠产生了一种既厌恶又感激的复杂情感。这年秋天，她被允许在花园内自由走动之后不久，龙庆棠派人给她送来了几包花种。其中有几枚看上去既像蒜头又像水仙的花种，被她种在喷泉边的沙地上。到了第二年初春，花苗破土而出。花径修长，花苞肥硕。几场春雨过后，竟开出紫蓝的花朵来。她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花。植物和花卉给她带来了一些自认为不配享受的乐趣，为此又陷入了忧伤和悲哀之中。哪怕是一丝的喜悦都会搅乱她的平静，会让她想起耻辱而喧嚣的过去，尤其是那个在狱中出生的孩子。她甚至都没有好好看看他。他一出生就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当天晚上，在恍惚之中，她隐约看见一个身穿皂衣，头扎红簪花的老妇人将他抱走了。也许他们将他埋掉了，也许他还活在人世，秀米一概不闻不问。她的身体复元之后，便以惊人的毅力训练自己忘掉他，忘掉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所有的人和事。不管是张季元、小驴子、花家舍的马弁，还是那些聚集在横滨的精力旺盛的革命党人，所有这些人的面孔都变得虚幻起来。他们像烟一样，远远的，淡淡的，风一吹，就全都散了。她重新回过头来审视过去的岁月，她觉得自己就如一片落入江中的树叶，还没有来得及发出任何声音，就被激流裹挟而去，说不上自愿，也谈不上强迫；说不上憎恶，也没有任何慰藉。宝琛来探监的时候，她拒绝与他见面，只是给他写了一张字条：未谙梦里风吹灯，可忍醒时雨打窗。龙庆棠派人来请她看戏，她照例将自己的答复写在纸片上：我的心情已不适合任何享乐。这是一个与过去彻底告别的仪式，也是自我折磨的一个部分。惩罚和自我折磨能够让她在悲哀的包围中找到正当的安慰。除了享受悲哀，她的余生没有任何使命。现在的问题是，她即将获得自由了。这个消息，她觉得快了一些。她不知道何处是自己真正的息影之所。出狱的前一天，龙庆棠突然来到狱中，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而是最后一次。他现在的身份已不是候补知州，而是梅城地方共进会的会长。龙庆棠虽然还不知道秀米已变成了一个哑巴，但他对后者的沉默和冷漠还是表现出了相当的容忍。当然，他也给了她最后的建议：留在梅城，和我们一起干。甚至立刻给她委任了一个官职，叫做“劝农协会理事长”秀米想了想，即铺纸研墨，以“春笼海棠固宜燕，秋尽山榆已无蝉”一联答之。庆棠见了，脸一下就红了。他点点头，又问道：“那么，出狱后你打算做什么？”秀米在纸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最适合我的，是做一名乞丐。”龙庆棠笑道：“那恐怕不合适。你太漂亮了，也过于年轻。”〔龙庆棠（1864—1933），祖上世代贩盐为业。1886年加入清帮，为宝荫堂执事，逐渐控制了江淮一带私盐贩运。1910年补梅城知州，统领地方兵马。辛亥革命后进入政界，1915年任讨袁救国会副总参谋长，1918年退出军界移居上海青浦，涉足鸦片走私，旋即成为上海清帮中举足轻重的人物。1933年8月与黄金荣联合密谋刺杀杜月笙，事败，被绑巨石，沉入黄浦江中。〕秀米没再说什么。她决定重返普济。当然，她也只能这么做。正是烈日灼人的盛夏，酷暑使她虚弱的身体显得更加疲惫，午后的街道有一种神秘的沉寂。那些歪歪的店铺，一片连着一片的行将坍塌的黑瓦，堆砌在黑瓦上的一朵朵白云，无精打采的卖水人，瓜摊下亮着大肚皮熟睡的肥汉，还有街角抖着空竹的孩子（那空竹嗡嗡地叫着，使人联想到寺院空旷的钟声），都使她感到新鲜而陌生。她还是第一次正视这个纷乱而甜蜜的人世，它杂乱无章而又各得其所，给她带来深稳的安宁。她一个人不紧不慢地往前走，东瞅西看，左顾右盼，实际上她的大脑一片空白。除了一群飞舞的苍蝇，没有人注意到她。在梅城和普济之间，横亘着十几个大小不一的村庄。现在，在正午的烈日下，她还能偶尔回忆起一两座村庄的名字。这些名字属于儿时歌谣的一部分，属于记忆中柔软而脆弱，不能触碰的一部分。那时，她的妈妈带着她，坐在轿子或手推车上，坐在挑夫的摇篮去梅城走亲戚，她一边掀开红色轿帘的一角打量着那些陌生的人、房屋和树木，一边听她妈妈唱歌：出了东厢门，就是西厢门。前溪村、后溪村，中间隔着八里坟不知是熟悉的歌调儿，还是这种一阵阵朝她袭来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或者是她母亲在重重叠叠的树林中呈现出来的那张模糊的脸，使她突然流出了悔恨的泪水。她不是革命家，不是那个梦想中寻找桃花源的父亲的替身，也不是在横滨的木屋前眺望大海的少女，而是行走在黎明的村舍间，在摇篮里熟睡的婴儿。她悲哀地想到，当她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可以在记忆深处重新开始的时候，这个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她在一个名叫窦庄的村里讨水喝的时候，村里人毫不怀疑她是乞丐或哑巴身份。她的夸张的手势引来了一大群围观者，其中大部分是孩子。他们用土坷垃砸她，以试探她的反应。她的柔顺和沉默刺激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他们向她做各种鬼脸，一路跟着她，在她的身前身后蹿来蹿去。他们尖叫着，用毛毛虫、水蛭、蚂蟥、死蛇和各种不知名的昆虫吓唬她，用弹弓打她的脸，甚至企图从背后将她推入路边的苇塘。秀米依旧不紧不慢地往前走，既不加快步伐，也不停下来观望；既不生气，也不露出微笑。最后，孩子们累了，他们垂头丧气地站在苇塘边，迷惑不解地目送她走远。当她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她就站在路边发呆。她想起了小东西。他的身体软软地趴在庙里回廊的阴沟上，积雪融化而成的水在霍霍地流淌。黑色的血线在雪地上缓缓向前流动，被廊下木柱子挡住了去路。即使在那一刻，她也知道，从他那瘦小的身体里流出来的不是鲜血，而是他的全部的小小的灵魂。我是一个傻瓜。她喃喃自语道。
秀米被押解到梅城之后，在监狱的地牢中被关押了三个月之久，随后她被转移到城南的一处荒废的驿站，里面堆满了棉花。她最后的居所是位于山坳的一幢花园洋房。
这座围有黑铁栅篱和卫矛的花园建筑是一个英国女传教士出资修建的。四周树木深秀，寂然无声。花园中修造了中国式的水榭，曲廊和石砌小径，还有一尊铜质的天使雕像，一座喷泉。由于年深月久，雕像上爬了一层厚厚的绿锈。这名传教士为了说服那些虔诚的佛教徒改变信仰，皈依基督，她以六十二岁的高龄开始研读佛教，同时自学巴利文。五年之后，她把自己也变成了一名佛教徒。1887年，她在给苏格兰地区主教的一封信中曾坦言“佛教在各个方面都要优于基督教”而上帝的惩罚随之降临。1888年7月，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骚乱中，她死于梅城城北的一处荒僻的寺院，尸体遭受到“令人发指的凌辱”除了鸟鸣和夜晚的暴雨，这座洋房把秀米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隔断了。她觉得这样很好。浑浑噩噩的大脑，倦怠的身体，日复一日的静卧，略带悲哀的闲适，这一切都很适合她。的确，没有什么处所比得上监狱。失去自由后的无所用心让她感到自在。革命后的龙庆棠正忙于地方势力的新一轮角逐，当他重新想起这个从普济来的革命党人之时，秀米已经在狱中被羁押了一年零三个月。到了这个时候，龙庆棠已没有加害她的意思了，相反，他三番五次派人来狱中探望。送来茶食、精美的点心和各类生活用品。秀米只留下了一方砚台、一支羊毫毛笔、一块墨、一本关于桑蚕的书。据此，龙庆棠隐约猜到了秀米的心境和对农桑的兴趣。为了投其所好，他又让人送来了范成大的范村菊谱、梅谱；陈思的海棠谱；袁宏道的瓶史；韩彦直的橘录。阅读这些书籍，她对龙庆棠产生了一种既厌恶又感激的复杂情感。这年秋天，她被允许在花园内自由走动之后不久，龙庆棠派人给她送来了几包花种。其中有几枚看上去既像蒜头又像水仙的花种，被她种在喷泉边的沙地上。到了第二年初春，花苗破土而出。花径修长，花苞肥硕。几场春雨过后，竟开出紫蓝的花朵来。她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花。植物和花卉给她带来了一些自认为不配享受的乐趣，为此又陷入了忧伤和悲哀之中。哪怕是一丝的喜悦都会搅乱她的平静，会让她想起耻辱而喧嚣的过去，尤其是那个在狱中出生的孩子。她甚至都没有好好看看他。他一出生就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当天晚上，在恍惚之中，她隐约看见一个身穿皂衣，头扎红簪花的老妇人将他抱走了。也许他们将他埋掉了，也许他还活在人世，秀米一概不闻不问。她的身体复元之后，便以惊人的毅力训练自己忘掉他，忘掉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所有的人和事。不管是张季元、小驴子、花家舍的马弁，还是那些聚集在横滨的精力旺盛的革命党人，所有这些人的面孔都变得虚幻起来。他们像烟一样，远远的，淡淡的，风一吹，就全都散了。她重新回过头来审视过去的岁月，她觉得自己就如一片落入江中的树叶，还没有来得及发出任何声音，就被激流裹挟而去，说不上自愿，也谈不上强迫；说不上憎恶，也没有任何慰藉。宝琛来探监的时候，她拒绝与他见面，只是给他写了一张字条：未谙梦里风吹灯，可忍醒时雨打窗。龙庆棠派人来请她看戏，她照例将自己的答复写在纸片上：我的心情已不适合任何享乐。这是一个与过去彻底告别的仪式，也是自我折磨的一个部分。惩罚和自我折磨能够让她在悲哀的包围中找到正当的安慰。除了享受悲哀，她的余生没有任何使命。现在的问题是，她即将获得自由了。这个消息，她觉得快了一些。她不知道何处是自己真正的息影之所。出狱的前一天，龙庆棠突然来到狱中，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而是最后一次。他现在的身份已不是候补知州，而是梅城地方共进会的会长。龙庆棠虽然还不知道秀米已变成了一个哑巴，但他对后者的沉默和冷漠还是表现出了相当的容忍。当然，他也给了她最后的建议：留在梅城，和我们一起干。甚至立刻给她委任了一个官职，叫做“劝农协会理事长”秀米想了想，即铺纸研墨，以“春笼海棠固宜燕，秋尽山榆已无蝉”一联答之。庆棠见了，脸一下就红了。他点点头，又问道：“那么，出狱后你打算做什么？”秀米在纸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最适合我的，是做一名乞丐。”龙庆棠笑道：“那恐怕不合适。你太漂亮了，也过于年轻。”〔龙庆棠（1864—1933），祖上世代贩盐为业。1886年加入清帮，为宝荫堂执事，逐渐控制了江淮一带私盐贩运。1910年补梅城知州，统领地方兵马。辛亥革命后进入政界，1915年任讨袁救国会副总参谋长，1918年退出军界移居上海青浦，涉足鸦片走私，旋即成为上海清帮中举足轻重的人物。1933年8月与黄金荣联合密谋刺杀杜月笙，事败，被绑巨石，沉入黄浦江中。〕秀米没再说什么。她决定重返普济。当然，她也只能这么做。正是烈日灼人的盛夏，酷暑使她虚弱的身体显得更加疲惫，午后的街道有一种神秘的沉寂。那些歪歪的店铺，一片连着一片的行将坍塌的黑瓦，堆砌在黑瓦上的一朵朵白云，无精打采的卖水人，瓜摊下亮着大肚皮熟睡的肥汉，还有街角抖着空竹的孩子（那空竹嗡嗡地叫着，使人联想到寺院空旷的钟声），都使她感到新鲜而陌生。她还是第一次正视这个纷乱而甜蜜的人世，它杂乱无章而又各得其所，给她带来深稳的安宁。她一个人不紧不慢地往前走，东瞅西看，左顾右盼，实际上她的大脑一片空白。除了一群飞舞的苍蝇，没有人注意到她。在梅城和普济之间，横亘着十几个大小不一的村庄。现在，在正午的烈日下，她还能偶尔回忆起一两座村庄的名字。这些名字属于儿时歌谣的一部分，属于记忆中柔软而脆弱，不能触碰的一部分。那时，她的妈妈带着她，坐在轿子或手推车上，坐在挑夫的摇篮去梅城走亲戚，她一边掀开红色轿帘的一角打量着那些陌生的人、房屋和树木，一边听她妈妈唱歌：出了东厢门，就是西厢门。前溪村、后溪村，中间隔着八里坟不知是熟悉的歌调儿，还是这种一阵阵朝她袭来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或者是她母亲在重重叠叠的树林中呈现出来的那张模糊的脸，使她突然流出了悔恨的泪水。她不是革命家，不是那个梦想中寻找桃花源的父亲的替身，也不是在横滨的木屋前眺望大海的少女，而是行走在黎明的村舍间，在摇篮里熟睡的婴儿。她悲哀地想到，当她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可以在记忆深处重新开始的时候，这个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她在一个名叫窦庄的村里讨水喝的时候，村里人毫不怀疑她是乞丐或哑巴身份。她的夸张的手势引来了一大群围观者，其中大部分是孩子。他们用土坷垃砸她，以试探她的反应。她的柔顺和沉默刺激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他们向她做各种鬼脸，一路跟着她，在她的身前身后蹿来蹿去。他们尖叫着，用毛毛虫、水蛭、蚂蟥、死蛇和各种不知名的昆虫吓唬她，用弹弓打她的脸，甚至企图从背后将她推入路边的苇塘。秀米依旧不紧不慢地往前走，既不加快步伐，也不停下来观望；既不生气，也不露出微笑。最后，孩子们累了，他们垂头丧气地站在苇塘边，迷惑不解地目送她走远。当她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她就站在路边发呆。她想起了小东西。他的身体软软地趴在庙里回廊的阴沟上，积雪融化而成的水在霍霍地流淌。黑色的血线在雪地上缓缓向前流动，被廊下木柱子挡住了去路。即使在那一刻，她也知道，从他那瘦小的身体里流出来的不是鲜血，而是他的全部的小小的灵魂。我是一个傻瓜。她喃喃自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