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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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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是民国史上少数几个元首级人物之一,曾一度君临全球四分之一的圆颅方趾,自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然而蒋介石的历史形象却出现不同的扭曲。在国民党统治以及影响所及的地区,由于长年“无限上纲”式的涂脂抹粉、极力抬高、捧成丰功伟绩书不胜书的“民族救星”连蒋介石本人亦不自觉地自称“民族救星”向大陆同胞喊话,甚至更有人加以神化,径谓“蒋总统是神”!共产党则把他从神降为魔鬼,视为“人民公敌”、“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第一号战犯”近年为了统战,做了一些未必完全恰当的正面描述与肯定,但基调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官僚资本”的代表。似乎是有褒有贬,其实褒贬仍各走极端。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蒋介石早已被论定为失败的负面人物,普遍被认为是一既独裁又无能的政治人物,接受大量美援仍然失去中国内地的常败将军。我们在书中述及杜鲁门晚年对蒋氏夫妇极为轻蔑的批评,可见一斑。这些不同的极端形象,不论正面或负面,都是经过“包装”的蒋介石,见不到蒋介石的真面目。

    但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就是要展现过去人与事的真相。像蒋介石这样的人,若真面目不露,许多民国史事亦就难以大明。读者看完这部蒋介石评传,应可觉察到作者求真的用心,以及对不少疑难的民国史事起了照明的作用。我们愿意在述论蒋介石真实一生的基础上,进而采宏观的角度,以历史天平为准,再做若干综论性的总结。

    在众多的评论中,几乎没有人争议的乃是蒋介石为一革命者,是一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他与他的国民党员在国际上也被称为“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s)。但是根据我们的理解,这样的提法仍有可议之处,并不确切实在。

    蒋介石当然自称是革命家,以承继孙中山的革命法统自任,视政敌为反动或反革命。但是革命两字自有其客观的含义,最简单地说,乃是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的政教秩序之谓。当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要推翻的是代表旧社会的军阀与地主势力,以及代表外国利益的帝国主义势力,要建立的则是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然而蒋介石却一一与军阀、地主、帝国主义势力妥协,挂三民主义“羊头”的南京政府,实际上是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便讥嘲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虽极尽挖苦之能事,却有其真实性,故能引起共鸣,亦足以说明蒋介石的“革命”连虚有其表都没有。蒋介石在短短几年内,从“红色将军”到“白色恐怖”也就不足为奇,更不必徒劳说明他从极“左”到极右的思想转变,因为他的“革命思想”本无真实的内容,原是一种作为政治诉求或赢得政治利益的口号或形式。真正的革命思想必须要能突破既有旧思想的“情结”(e摸tionalevolvement),蒋介石并没有;如果我们说列宁、托洛茨基、甘地是革命家(参阅wolfenstein,therevolutionarypersonality:lenin,trotsky,gandhi),蒋介石根本不是。

    当蒋介石下级军官出身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提倡“大历史”呼吁从大处与宏观来看待历史事件与人物。其实治史原当如此,不过他从“大历史”来看蒋介石,有意无意之间,以历史之“大”来掩遮个人之“小”以“非人身因素”(inpersonalfactors)来解脱个人因素,个人的历史责任就可推给不可抗御的历史趋势,于是蒋介石的“有所作为”或“无所作为”都成了历史之“必然”而无可厚非,若加以谴责便犯了“道德裁判”的谬误!有趣的是,黄仁宇既认定蒋介石个人在“大历史”中,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却又说蒋氏建成“高层建筑”主持“人类历史罕见”的“群众运动”以及在“统一的军令之下”动员三五百万兵力抗战,为“洪荒以来所未有”为中国现代化铺了路。(参阅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这些论断,且不说在思维上的矛盾,与史实也多有不合。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请共产国际的鲍罗廷当军师,的确组织并发动了群众运动,但是自从蒋介石清党之后,已与群众运动“划清界线”视为暴动,采取敌对的态度与镇压的政策。工会、农会一体解散,工运、农运头目,迭遭杀害。被清除的共产党倒是在“朱毛”的领导下,大搞特搞工运农运学运,与蒋抗衡。足见蒋自执掌大权之后,始终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他虽然“革命”不离口,以革命做标榜,实际行动根本是反革命的,最后也就是被革命暴力所击溃而失去大陆、退居海岛的。一个自称革命的人结果被人革了命,不知是“反讽”还是“吊诡”?至于说抗战时期“统一的军令”只是蒋介石的“梦想”而非“实际”那“洪荒以来所未有”的“动员”悲壮有之,凄惨更有之,几乎毁掉了一个国家,于中国现代化绝对有碍,遑言“铺路”?蒋介石建筑的“高层机构”无非是说他成立了一个南京中央政府,但此一机构并不比北洋政府更高层,而同样缺乏中下层的基础,何足深论?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最后做这样的结语:“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做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斗士。纵使他有此宏愿,他也无此机会。”(见前引书,页四二七)事实上,蒋介石并不缺乏独裁的工具,除了直接控制军队外,还有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所谓“蓝衣社”根本是效法墨索里尼的“黑衣社”(theblackshirts)与希特勒的“褐衣社”(thebrownshirts),只是比不过希特勒的“集权”又因中国幅员辽阔“魔掌”尚不能涵盖全域耳。正由于独裁心态,他绝无可能有做“民主斗士的宏愿”;若有此宏愿,则绝对有足够的机会。且不论抗战胜利后,在自由民主的潮流下,他仍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即使在美国的压力下,完成政协决议而又故意破坏之。至少撤退到台湾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有足够的时间与环境,逐步推行民主,然而他却以一再违宪连任,严禁言论自由,使反对党胎死腹中终其生。“无此机会”云云,完全不能符合事实,大历史的角度竟把历史铜镜看成哈哈镜了。

    蒋介石生长的时代,正值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勃兴,在空前激烈的内忧外患震荡下,仁人志士们的救亡意识特别强烈。蒋介石身历其境,具有显著的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操,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我们细察他一生的言行,这位普遍被认为“深具民族主义”人物的爱国情操,并非如是简单。他的反帝民族情绪很不一致,例如对英帝表现出深恶痛绝,而对美帝却委曲求全,未免势利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心目中国家民族利益与其个人利益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他常把个人与党国的利益,二而为一,他的危机就是党国的危机、他的挫败就是党国的挫败、背叛他就是背叛党国,例不胜举。两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时候,例如他“绝对反对”台湾独立、美国托管,既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为无论“台独”或“托管”都将动摇他的权力基础,以及蒋政权的合法性。周恩来于一九五九年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献,页三九七)其实并不尽然,哪里仅仅是“民族立场”呢!蒋介石本身利益与党国利益冲突的时候未尝没有;至此时也,孰轻孰重,便见分晓:在抗战之前,他为了清除异己以稳固一己的权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蚕食鲸吞;抗战期间,若非日本军阀过于狂妄,不愿意撤军,他已准备承认满洲国,接受长城以南的国土了;抗战胜利后,为了拆中共的后台,不惜牺牲东北权益、出卖外蒙,以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他与史迪威闹翻,似乎是因为不愿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外国人,然而当国共内战失利,竟主动要求美国全权主持以救其危亡,惟遭杜鲁门拒绝耳。类此可见,他把自己的重要性明显置于党国之上。他是“皮”党国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可表达他的心态。

    然则我们又如何来看待这位历史人物?台北的“野史馆”馆长刘绍唐(传记文学主编——编注)曾透露一则大内秘闻,说是大陆上大闹文化革命之时,国民党内策士议论纷纭,而蒋总裁一言搞定:“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且不论此一惊人之语是否完全正确或过于简单化,至少透露出此语者的心术,并可从他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得到印证:“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这种不择手段的以术谋权,原是打天下或争天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项羽与刘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另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都表现出这种野心,而蒋介石在发迹之前,于一九二一年岁暮,自沪赴港海行途中,向他新婚爱妻道出“我很有野心”的心声(见陈洁如回忆录上册,页一二九),所谓“野心”的具体内容,乃是不为他人做“嫁衣裳”而由自己来开创基业。既然把国事视为自己的基业,何异自古以来的帝王思想?蒋介石终于把基业传给儿子蒋经国,岂是偶然?俗称“蒋家王朝”并非虚妄,而蒋氏牢固的封建迷信意识更带有传统色彩。

    从帝王的角度看,蒋介石的“野心”、“权术”与“际遇”已使他实际上成为开国之君,他的名义是蒋总司令、蒋委员长、蒋主席、蒋总裁、蒋总统,实质上与操生杀大权的皇帝无异,他手批枪毙实在比皇帝批杀头更无拘束、更可不按程序。但是他马上得天下,枪杆子出了政权,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奋斗了一辈子、忙碌了一生,落得二世而亡的结局。我们重读孔尚任的桃花扇,能无历史重演的感慨?请看这一段: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来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页一四八)

    岂不是又一场金陵春梦?而其兴亡之遽,照诗人史家陈寅恪的说法,古来没有几回,而其亡也,使公(蒋介石)“自我失之”!(见己丑夏日诗)

    “自我失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在使公的出身。蒋介石少年顽劣无赖,成年混迹帮会、拜老头子、炒股票,以及在十里洋场的荒唐放纵行径,乏善可陈。然而在绵长的国史中,以流氓而成国君者并不罕见,开创两汉四百年江山的汉高祖与大明三百年基业的明太祖,都出身寒微,与流氓少异,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盗亦有道,已故政治思想史权威学者萧公权在口述中曾提及,假如蒋介石有杜月笙拍拍胸脯“闲话一句”的气派,或不至于失败。可是蒋介石早年对付汪精卫、胡汉民;中年处置张学良、杨虎城;晚年整掉吴国桢、孙立人,以及把叶公超打入冷宫不得翻身,在在显示他一贯的、异曲同工的“心胸狭窄”不仅假公济私,而且以私害公,不仅此也,他还要刻意掩饰他过去不光彩的历史,甚至为了掩饰,对明媒正娶的陈洁如作出违乎常情的不合理待遇。掩饰之外,还要伪装,在官方文书以及中小学的课本中,竟谎称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我们在这本评传中,有专节澄清,证明他不曾进过士官。考证事小,正误纠谬事大,更重要的是,可以小见大,一叶知秋,正如浙儒马一浮所指出,蒋氏之褊狭与矫揉,影响其治国,非同小可。所以就古帝王的标准而言,蒋介石的表现亦殊乏王者博大的气象。

    蒋介石的时代毕竟有异于古帝王,作为一国的领导人,基本的现代知识必不可少,而蒋在这方面显然是不够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将蒋光头的脑袋比作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也许失之严酷,但绝非虚构。开罗会议时,蒋介石在国际场合不知“季风”是什么,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领导人本身虽然知识短缺,若能起用人才,以众智为己智,未尝不可截长补短,胡适以“乘势以为本,御众智以为马”祝蒋介石七十寿(见自由中国第十五卷第九期),就是这个意思,胡适的献言固然来得太迟,而七十翁不仅不与见听,反被激怒。因此终其生,唯凭自身的不足,一味蛮干,以军警特为鹰犬,无人敢于纠正其误,鲁莽灭裂的后果,断非偶然的了。

    由于这样的蒋介石操生杀之权、掌党国命运,其影响所及,固不仅止于一群人、一个党,势必波及全国全民。他一个人的决策可以影响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国家前途、民族根本利益,诸如中原大战、八年抗战、国共内战、中苏以及中美关系等等。这一切的功过成败、代价巨细,都记在历史的账上,这部评传也有所交代。可以更进一步指出的是,朝代虽已终结,他留下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宏大巨硕的“中正纪念堂”仍然高耸在台北的精华地区,留下一个难以视而不见的具体象征。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当今台湾海峡两岸的现状,就是蒋介石遗留下来的问题。当年国民党仍拥有大陆半壁江山时,蒋引退下野之际,即预先布置将主力迁到台湾,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后,形成海岛与大陆对峙的局面,以迄于今。蒋介石的灵柩暂厝于慈湖,显然按照他的遗言“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页二)“光复大陆”于其生前早成虚愿,更有人讥为“神话”不过归葬紫金山的遗志,应可于两岸和解与统一后得酬。他的盖棺入土虽尚未尘埃落定,但他的一生足可于其逝世二十周年之际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