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人的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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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炫耀肌肉”的时代了。2008年，国外媒体注意到中国的一个新变化：虽然中国业已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它还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并首次进行太空行走，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会很快乐的，然而，中国高兴不起来。
与此相关的是，这一年有几位作者合出了一本书，向世界宣告“中国不高兴”
在上一篇同题专栏文章中，我谈到今日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时局的思考过于封闭与偏执，与上世纪初的开放与包容精神相比可谓“一代不如一代”我举的是胡适的例子。胡适那一代人虽然也知道中国要建立“有兵的文化”但并不把中国之落后简单地归罪于国外势力或者“帝国主义”而是首先从中国内部找原因。在胡适看来，那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是完成文化与制度上的改良，一方面要“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另一方面要实施宪政这平常人的政治，以清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困扰中国几千年的五大祸害。
若干年前，龙应台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龙应台说“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国家里，人是有权生气的。”而且“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大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的话，明天——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应当说，人人都有不高兴的权利，它属于一项基本人权。问题在于，谁能代表“中国不高兴”？“中国不高兴”里的中国指的又是什么？作为一个国家组织，中国本身并无情绪。既然中国是无数中国人组成的，如果有情绪，有喜怒哀乐，那也是每个具体的中国人的事。
“不高兴派”的确可以告诉大家自己很生气，但不要冒充中国。我在国外也经常见到“一个人的示威”比如有一年在柏林的马路边上便看到一位中年男子举着个纸牌——“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显而易见，他只是代表自己。如果他自诩代表整个德国，代表所有德国人的意志，那他就已经是一个“侵略者”、一个“意淫犯”了。
每个人都有不高兴的事情。借这个机会，我只想说说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同时作为一个人，有哪些事情让我不高兴。当然，在此我也只代表自己。即使有人看完我的“不高兴”而感同身受，我仍要强调，我所说的只代表我自己的经验与感受。
细想下来，今日世界与中国让我不高兴的事还挺多，不妨略举数例：
我的父母在乡下吃了一辈子国家的苦和亏，被征了一辈子的皇粮国税与“剪刀差”到老年却没有社保，以至于我不得不像“临时政府”一样为他们尽责。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仍要“养儿防老”而不能做到“养政府防老”？那么多的财政收入究竟要用到什么紧要地方？为此，我不高兴。
我回到乡下，看到村庄空空荡荡，道路坑坑洼洼，一片萧瑟景象。家乡长了几百年的大树被里外勾结贩卖。在那里，我真切地感受到故乡沦陷。地球是圆的，阳光只照耀城市，不照耀乡村。为此，我不高兴。
走在城里，我看着新修的马路被一次次挖开，虽然gdp因此增长，有人因此大赚其钱，但既然总要这样折腾，为什么不给马路预装一根拉链，而且只在半夜时分悄悄拉开？为什么人民（当然包括行人）没有免于被折腾的自由？为此，我不高兴。
开车时，我看到三三两两的妇女抱着租来的孩子站在马路中间乞讨；不开车时，我看到司机从不知道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有时甚至将人撞飞。孙立平先生说，中国的危机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为此，我不高兴。
在一个代议制国家，我的利益被人堂而皇之地代表。然而，代表我利益的人姓甚名谁我竟不知晓——即使是那隐姓埋名的佐罗，我也知道他的刀剑与相貌。在他们穿红戴绿满脸喜庆参加一年一度的“政治嘉年华”之前，为什么从不询问我需要什么利益？为此，我不高兴。
我照章纳税十几年，没有收到过一张税单，更不知道自己所交的税款最后用在哪里。为什么我只看得到税务局，却看不到“税权局”？为什么宪法里只有纳税的义务条款而无权利条款？都说预算是众人之事，为什么我看不到公共预算？没有预算的政府就是“看不见的政府”没有预算公开的工作就是“地下工作”为此，我不高兴。
今日中国“拆迁党”四处招摇。在没有物权法时，我盼着物权法出台，以阻挡“推土机经济”扫荡民宅；然而物权法出台后，扫荡民宅的事仍然时有发生。我曾经一厢情愿地讴歌“‘钉子户’引导人民”然而事实却是“更多的‘钉子户’倒在路上”却是穷人家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官商勾结的推土机更能进”为此，我不高兴。
独坐书房，读西欧财政史。读到十七世纪英国中央政府给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不到5%，想起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占到了20。80%，而且全年财政收入的1/3被用于“三公消费”；想起大学生不去创业，而是争考公务员。国富民穷，权力诱人。为此，我不高兴。
我时而文思泉涌，给一些媒体写文章，谁知文章发表后里面有几句话不是我写的，而我写的又不知道哪里去了。为此，我不高兴。
打开电脑，我做网站，有人不高兴。我不做网站，只看别人的，有人不高兴。为什么他们不高兴优先于我不高兴？下网之前，我看见周久耕说不让房价下跌是为人民服务，我知道周久耕他是在为人民币服务。为此，我不高兴。
深更半夜，我打开电视，无数影视明星和药贩子混在一起，还在像吃了春药一样亢奋。他们从早到晚贩卖假药，和那些电视台一样不知羞耻，只当这一代中国人全是最易上当受骗的“东亚病夫”不是要反低俗么，怎不见有人管？为此，我不高兴。
网络销售大行其道，如今实体书店一家家倒闭。偶尔逛书店，发现几个“不高兴”的人偷梁换柱、以偏概全、炫耀肌肉，以中国的名义冒充我在不高兴。为此，我不高兴。
据说，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炫耀肌肉”的时代了。2008年，国外媒体注意到中国的一个新变化：虽然中国业已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它还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并首次进行太空行走，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会很快乐的，然而，中国高兴不起来。
与此相关的是，这一年有几位作者合出了一本书，向世界宣告“中国不高兴”
在上一篇同题专栏文章中，我谈到今日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时局的思考过于封闭与偏执，与上世纪初的开放与包容精神相比可谓“一代不如一代”我举的是胡适的例子。胡适那一代人虽然也知道中国要建立“有兵的文化”但并不把中国之落后简单地归罪于国外势力或者“帝国主义”而是首先从中国内部找原因。在胡适看来，那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是完成文化与制度上的改良，一方面要“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另一方面要实施宪政这平常人的政治，以清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困扰中国几千年的五大祸害。
若干年前，龙应台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龙应台说“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国家里，人是有权生气的。”而且“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大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的话，明天——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应当说，人人都有不高兴的权利，它属于一项基本人权。问题在于，谁能代表“中国不高兴”？“中国不高兴”里的中国指的又是什么？作为一个国家组织，中国本身并无情绪。既然中国是无数中国人组成的，如果有情绪，有喜怒哀乐，那也是每个具体的中国人的事。
“不高兴派”的确可以告诉大家自己很生气，但不要冒充中国。我在国外也经常见到“一个人的示威”比如有一年在柏林的马路边上便看到一位中年男子举着个纸牌——“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显而易见，他只是代表自己。如果他自诩代表整个德国，代表所有德国人的意志，那他就已经是一个“侵略者”、一个“意淫犯”了。
每个人都有不高兴的事情。借这个机会，我只想说说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同时作为一个人，有哪些事情让我不高兴。当然，在此我也只代表自己。即使有人看完我的“不高兴”而感同身受，我仍要强调，我所说的只代表我自己的经验与感受。
细想下来，今日世界与中国让我不高兴的事还挺多，不妨略举数例：
我的父母在乡下吃了一辈子国家的苦和亏，被征了一辈子的皇粮国税与“剪刀差”到老年却没有社保，以至于我不得不像“临时政府”一样为他们尽责。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仍要“养儿防老”而不能做到“养政府防老”？那么多的财政收入究竟要用到什么紧要地方？为此，我不高兴。
我回到乡下，看到村庄空空荡荡，道路坑坑洼洼，一片萧瑟景象。家乡长了几百年的大树被里外勾结贩卖。在那里，我真切地感受到故乡沦陷。地球是圆的，阳光只照耀城市，不照耀乡村。为此，我不高兴。
走在城里，我看着新修的马路被一次次挖开，虽然gdp因此增长，有人因此大赚其钱，但既然总要这样折腾，为什么不给马路预装一根拉链，而且只在半夜时分悄悄拉开？为什么人民（当然包括行人）没有免于被折腾的自由？为此，我不高兴。
开车时，我看到三三两两的妇女抱着租来的孩子站在马路中间乞讨；不开车时，我看到司机从不知道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有时甚至将人撞飞。孙立平先生说，中国的危机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为此，我不高兴。
在一个代议制国家，我的利益被人堂而皇之地代表。然而，代表我利益的人姓甚名谁我竟不知晓——即使是那隐姓埋名的佐罗，我也知道他的刀剑与相貌。在他们穿红戴绿满脸喜庆参加一年一度的“政治嘉年华”之前，为什么从不询问我需要什么利益？为此，我不高兴。
我照章纳税十几年，没有收到过一张税单，更不知道自己所交的税款最后用在哪里。为什么我只看得到税务局，却看不到“税权局”？为什么宪法里只有纳税的义务条款而无权利条款？都说预算是众人之事，为什么我看不到公共预算？没有预算的政府就是“看不见的政府”没有预算公开的工作就是“地下工作”为此，我不高兴。
今日中国“拆迁党”四处招摇。在没有物权法时，我盼着物权法出台，以阻挡“推土机经济”扫荡民宅；然而物权法出台后，扫荡民宅的事仍然时有发生。我曾经一厢情愿地讴歌“‘钉子户’引导人民”然而事实却是“更多的‘钉子户’倒在路上”却是穷人家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官商勾结的推土机更能进”为此，我不高兴。
独坐书房，读西欧财政史。读到十七世纪英国中央政府给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不到5%，想起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占到了20。80%，而且全年财政收入的1/3被用于“三公消费”；想起大学生不去创业，而是争考公务员。国富民穷，权力诱人。为此，我不高兴。
我时而文思泉涌，给一些媒体写文章，谁知文章发表后里面有几句话不是我写的，而我写的又不知道哪里去了。为此，我不高兴。
打开电脑，我做网站，有人不高兴。我不做网站，只看别人的，有人不高兴。为什么他们不高兴优先于我不高兴？下网之前，我看见周久耕说不让房价下跌是为人民服务，我知道周久耕他是在为人民币服务。为此，我不高兴。
深更半夜，我打开电视，无数影视明星和药贩子混在一起，还在像吃了春药一样亢奋。他们从早到晚贩卖假药，和那些电视台一样不知羞耻，只当这一代中国人全是最易上当受骗的“东亚病夫”不是要反低俗么，怎不见有人管？为此，我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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