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副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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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副冊
金陵十二釵，分正冊副冊，而晴雯鴛鴦平兒這班人亦實在是與黛玉寶釵鳳姐
她們同生在大觀園的風景里，你若標簽為主子冊，奴才冊，徒然見你是個言語無
味，面目可憎的人罷了。當年汪先生一朝人與國民政府在重慶，亦不過像這樣的
一個是正冊，一個是副冊。
卻說艷電發表后，轉瞬新年，周佛海陶希聖來香港，曾仲鳴被刺，林柏生亦
遭擊傷。二月，陳春圃約我見面，交給我汪先生的親筆信，信里開首說“茲派春
圃同志代表兆銘向蘭成先生致敬”春圃要我寫回信，他說前次的信不得回覆，
汪先生很掛念，我答我收到的這是第一封信，春圃聽了就不語。早先的信是林柏
生沒有轉到。又問我的月薪，我答了，春圃驚道、“這怎麼可以，汪先生是不知
道，汪先生知道了一定心里不安的。”此后不數日，汪夫人到香港，叫林柏生太
太來接我去見她，當即把我的薪水增為三百六十元港幣，另外還有二千元機密費。
于是汪先生離河內秘密到日本，當面與近衛要約為信，返抵上海，隨即叫我
去。我到上海，春圃在碼頭接我。他說汪先生在虹口，問我可以過橋去見麼？這
是汪先生要他先向我致意，因為當時上海人有一句話是不過北四川橋。
翌日春圃陪我去見汪先生，汪先生解釋、“這是褚民誼交涉得不好，他問法
國領事館，汪先生若來法租界住，你們可以保護麼？法國領事館不敢。他理該只
去通知，汪先生要來居住，請你們保障安全。”汪先生又道、“但是就在虹口亦
可。八國聯軍之役，李鴻章在北京議和，那時北京亦淪陷。淪陷區仍是中國的國
土。”汪先生卻隨即轉入本題，說道、“我把宣傳的事付託蘭成先生，必要堅持
中國的領土主權獨立完整。”
當下我惟敬聽。與中華民國歷史上這樣有名的人初次見面，竟難說明甚麼感
想，只覺山河大地盡皆端然。汪先生問知我家小亦來了，春圃已為我租好南陽路
的公寓，就在趙叔雍家斜對面，他即起身去到內室取來二千元給我置家具。我辭
別汪先生出來，只覺甚麼事都像新做人家。
不久汪先生搬到愚園路。九月里召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議決和平大計，
改選總裁及中央委員，成立新的中央黨部。但實際行動尚只有宣傳，警衛及外交。宣傳的行政在宣傳部，部長陶希聖，副部長林柏生，中華日報代理社長趙叔雍
，但宣傳的方針則在社論委員會。社論委員會主席汪先生，總主筆胡蘭成，撰述
陶希聖周佛海林柏生梅思平李聖五樊仲雲朱樸之。警衛是七十六號，主任周佛海
，副主任丁默村李士群，大隊長吳四寶。外交與宣傳一樣，亦是汪先生親自擔當
，交涉委員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林柏生、褚民誼、李聖五、周隆庠。此外
是財務及祕書的事情，財務交由周佛海，祕書是陳春圃林柏生及我三人分擔曾仲
鳴的空缺。當時的經費是向日本交涉發還的關稅餘金，按月四千萬元，汪先生也
對我說明，關餘原是中國的，並非接受日本的錢，他是想到同志們也許在疑念。
中華日報的社論汪先生每朝必看。周佛海寫道、“淪陷區是蔣先生把它丟了
的，不是我們把它丟了的，我們今與日本交涉，只有收回多少的問題，沒有喪失
多少的問題。”汪先生看了不樂，但因是周佛海署名發表的，為顧到他的體面，
且還隱忍著不說。隨后梅思平寫的一篇社論，痛責國民黨禍國殃民，把事情弄到
今天的地步，又樊仲雲寫的一篇非難蔣先生，又一篇我今記不得是誰寫的，響應
建設大東亞新秩序，汪先生看了皆把我叫去，問是誰寫的，怒道、“凡是中華民
國的事，即無論是蔣先生做的或誰淪陷的，我們皆應負責。”又道、“國民黨是
孫先生交與我們大家的黨，罪己亦不是這樣的。”又道、“我們做和平運動是為
使抗戰有終之美，不是為與抗戰敵對。”又道、“日本人說的大東亞新秩序，今
尚性格未明，我們自應以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為準。”但是汪先生仍顧到諸人的
體面，惟關照我、“以后社論不管是誰寫的，請蘭成先生一概不要顧忌，便是我
寫的若有不妥，亦請通知我要改。”
是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我發表社論要趁中日戰爭尚未與世界大戰
打成一片時趕快單獨停戰，以求隔離，將來歐美疲弊，亞洲獨完，改造世界歷史
在此一舉。
但是日本亦不悟，重慶亦不諒，汪先生的和平運動又因脫離了民間起兵的氣
運，說話不得響亮。歐陽修論五代史、“自古興亡盛衰之際，雖曰天命，抑亦豈
非人事哉。”中日當年一段事，是幾方面皆于天命亦有所未知，于人事亦有所未
盡。如今敗戰后的日本人罵倒戰前戰時派，國民政府在台灣尚對舊時汪政府的人
律以大義名份，而未有于此作一反省，死者已矣，所不釋然者，只是生者又在遭
遇新的不祥。這是后話不提。
卻說汪先生組府，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等力主，陶希聖樊仲雲等則反對。希
聖堅持戰則全面戰，和則全面和。惟我無可無不可，但看是怎樣的做法。我發表
社論“戰難和亦不易”轉瞬新年，汪先生飛青島與王克敏梁鴻志會商解消維新
臨時兩政府。陶希聖高宗武出走香港，揭露密約草案。上海當時惟汪夫人留守，
她命陳春圃以汪先生的隨從祕書長名義對此發表聲明。
那天汪夫人叫我到愚園路汪公館看春圃擬就的聲明稿，我把它改了幾個字，
還有英譯稿，是汪夫人自己改正。我因向汪夫人道、“希聖的三個學生，鞠清遠
武仙卿沈志遠，怕七十六號也許逮捕，請夫人吩咐他們可以安心。”汪夫人怒道
、“人家要我們的命，你還顧到他的學生安心不安心！”我默然告退，卻見點心
搬出來了，汪夫人留我喫，但我已走近門邊，她遂亦由我，卻高聲道、“你去通
知，與他的學生無關。”我答知道，又施一禮，纔出來了。
希聖出走，頗有人暗暗稱心，且有人為了討好，讕言希聖有神經病，近來哭
過幾回，我聽了很不喜，及汪先生從青島回來，在中全會報告畢，我請間跟汪先
生到鄰室，與他說、“方今和平運動以義合，宗武我與之無素，希聖是不合則去
，今其家眷尚在此。昔宋祖稱趙普之妻為嫂，想必先生能全朋友始終之義。”汪
先生道、“我亦是這個意思，所以剛纔我報告僅到此為止，即是不許他們輕薄。
希聖的家眷可派他的學生送到香港。”
汪先生這樣灑然，是因近來交涉進入現實的階段，不免重新思省日方，思省
蔣先生，思省他自己。他以為高陶事件倒也是給日方一個教訓，且這二人到重慶
見了蔣先生但凡照實講，使那邊曉得這邊的情形，亦不為無益。
高陶發表的密約亦可說是事實，亦可說不是事實。前此汪先生到日本與近衛
首相當面談妥的和約草案，汪夫人給我看過，當頭有一條即是軍事同盟，我還說
這條不好，要防日美開戰被牽入，汪夫人道、“這回汪先生與近衛二人是用筆談
，連翻譯亦不用，汪先生亦曾率直言明對軍事同盟有顧慮，近衛說日美決無開戰
之事，汪先生纔同意的。”我道、“形勢將非近衛所能作主，日美戰爭我看難免。”汪夫人不樂道、“人家是以負責的地位說此話的。”我遂默然。再看下去，
關于經濟文化的條文，惟云兩國以平等互惠，緊密合作，這只是原則，方式可是
要保留到全面和平后二年內日軍撤退了纔商談。惟華北為兩國共同防共，未免特
殊化，但根據的只是同盟條約，即將來形勢變遷，同盟解除，特權自亦隨之消滅。可是汪先生到上海后，與影佐禎昭他們交涉從日軍佔領體制現狀收回主權，俾
可組織政府。日方遂有意把基本和約與戰時暫定的協定混為一談，單方面提出了
一個草案即是高陶發表的密約草案，但因這邊堅拒，遂成擱淺。及被高陶發表了
，日方果然也驚，不得不又把基本和約與戰時暫定的協定分開，后來南京政府成
立，頒佈的基本和約，即大體依照當初汪先生與近衛所作的，僅是些原則，多少
也是高陶事件之賜。
可是一面在交涉要從日軍佔領體制現狀收回主權，真亦甚非容易，汪先生往
往為條款里的一個字，夜里睡不著起來徬徨。前此臨時維新兩政府所訂的協定，
隨著兩政府的解消，日方答應汪先生可把來改正或廢棄，汪先生一次與我說起，
歎息痛恨道、“原來他們竟連玄武州的魚亦都已斷送與日本人！”
汪先生從與近衛及琨地日軍交涉的經過，深感若能全面和，條件可以更好，
所以最后又一次電勸蔣先生主持議和，蔣先生仍不答，這邊纔管自組織政府。汪
先生的新語是、“從局部和平祈致全面和平。”
組府時我見諸人紛紛營謀，因稱病數日不到汪公館。林柏生不樂周佛海，恨
朱樸之兩頭跑，告訴汪先生說是朱樸之教蘭成反，汪先生大怒，即刻打電話與佛
海說、“你得當心那朱樸之是小人！”是晚我在中華日報，樸之來信痛哭流涕，
說“不知何處開罪吾兄，使弟蒙此奇冤”柏生亦忙差泳今來與我說知，我道、
“汪先生若問我，我不能欺騙，但我可以不答。”第二天汪先生果然叫我去，柏
生在旁一直擔心，見汪先生不提，他纔胸口一塊石頭落地。
汪先生只問我身體可好些了，隨就親自上樓取來一千元，與我為醫藥之用。
汪先生不開支票，且數目亦總是一千元兩千元，倒是有民間人家對朋友的親切。
汪先生因道、“這幾天為人事，蘭成先生是自己人，所以且放后，但我亦已擬就
了。”是有三個職位由我選擇，行政院政務處長，立法院外交委員長，宣傳部政
務次長。我答、“官吏的榮辱在國體，惟願政府能像樣，開向中華民國全面，我
只做做科長都已知足了。”但結果我當了宣傳部政務次長，因為知道汪先生的意
思，中華日報總主筆仍要我兼任下去。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仍遙奉林森為主席，汪先生是
代理主席。那天在國民政府大禮堂舉行還都及就職典禮，我看看一堂同僚，及飄
有和平反共建國黃條子的青天白日旗，心里微有感喟，快要流露出諷刺，但因汪
先生之故，奏樂時我亦肅然改容。
民間一直說汪先生必是與蔣先生串通做的，連跟汪先生的許多人亦將信將疑
，我不曾當面問過汪先生汪夫人，因為我知道事實不如此。汪政府滅亡后，于今
已十有餘年，民間尚不信汪先生是病死，卻傳說他是被日本人謀殺的。還傳說當
年汪先生到日本與軍部會見，先與隨身一衛士說好、“你見我若被迫抽筆要簽字
時，你就拔槍打死我。”因為民間不信汪先生會簽賣國條約。但當年的抗戰其實
像天道蕩蕩，包含有和平在內，而和平亦與抗戰非異類，所以民間的這些傳說雖
虛多實少，亦另有一種真。
乃至當年汪先生的想法，亦似真似假。他尚在河內時，曾仲鳴被刺，接著林
柏生亦遭擊傷，汪先生寫信給柏生與我，問、“國事尚可為乎？抑已不可為乎？
若不可為，銘當自殺，以謀諸同志之安全。”是我起草回信去安慰。彼時李聖五
樊仲雲等以為汪先生不如且出洋，周佛海梅思平等則主張強行。汪先生訪問日本
后到上海，尚只欲以在野的運動促請蔣先生主持和議，而終至于召開國民黨全會
，成立政府，且與蔣先生訣絕了，其間經過，汪先生倒也不是因被部下逼迫或日
本人挾制，且汪先生亦不是個有貪心或不勝其情的人。他這樣做，只是像漢樂府
里“與君別離后，人事不可量”
人世的事，是在諸力關係或民主的表決之上尚有天意。蔣先生領導的抗戰與
汪先生領導的和平運動皆是中華民國的，且亦皆是天地未濟。雖當時議論紛紛，
乃至千年后尚“舟人指點至今疑”可是人世悠悠，如桃李不言。
【金陵副冊
金陵十二釵，分正冊副冊，而晴雯鴛鴦平兒這班人亦實在是與黛玉寶釵鳳姐
她們同生在大觀園的風景里，你若標簽為主子冊，奴才冊，徒然見你是個言語無
味，面目可憎的人罷了。當年汪先生一朝人與國民政府在重慶，亦不過像這樣的
一個是正冊，一個是副冊。
卻說艷電發表后，轉瞬新年，周佛海陶希聖來香港，曾仲鳴被刺，林柏生亦
遭擊傷。二月，陳春圃約我見面，交給我汪先生的親筆信，信里開首說“茲派春
圃同志代表兆銘向蘭成先生致敬”春圃要我寫回信，他說前次的信不得回覆，
汪先生很掛念，我答我收到的這是第一封信，春圃聽了就不語。早先的信是林柏
生沒有轉到。又問我的月薪，我答了，春圃驚道、“這怎麼可以，汪先生是不知
道，汪先生知道了一定心里不安的。”此后不數日，汪夫人到香港，叫林柏生太
太來接我去見她，當即把我的薪水增為三百六十元港幣，另外還有二千元機密費。
于是汪先生離河內秘密到日本，當面與近衛要約為信，返抵上海，隨即叫我
去。我到上海，春圃在碼頭接我。他說汪先生在虹口，問我可以過橋去見麼？這
是汪先生要他先向我致意，因為當時上海人有一句話是不過北四川橋。
翌日春圃陪我去見汪先生，汪先生解釋、“這是褚民誼交涉得不好，他問法
國領事館，汪先生若來法租界住，你們可以保護麼？法國領事館不敢。他理該只
去通知，汪先生要來居住，請你們保障安全。”汪先生又道、“但是就在虹口亦
可。八國聯軍之役，李鴻章在北京議和，那時北京亦淪陷。淪陷區仍是中國的國
土。”汪先生卻隨即轉入本題，說道、“我把宣傳的事付託蘭成先生，必要堅持
中國的領土主權獨立完整。”
當下我惟敬聽。與中華民國歷史上這樣有名的人初次見面，竟難說明甚麼感
想，只覺山河大地盡皆端然。汪先生問知我家小亦來了，春圃已為我租好南陽路
的公寓，就在趙叔雍家斜對面，他即起身去到內室取來二千元給我置家具。我辭
別汪先生出來，只覺甚麼事都像新做人家。
不久汪先生搬到愚園路。九月里召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議決和平大計，
改選總裁及中央委員，成立新的中央黨部。但實際行動尚只有宣傳，警衛及外交。宣傳的行政在宣傳部，部長陶希聖，副部長林柏生，中華日報代理社長趙叔雍
，但宣傳的方針則在社論委員會。社論委員會主席汪先生，總主筆胡蘭成，撰述
陶希聖周佛海林柏生梅思平李聖五樊仲雲朱樸之。警衛是七十六號，主任周佛海
，副主任丁默村李士群，大隊長吳四寶。外交與宣傳一樣，亦是汪先生親自擔當
，交涉委員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林柏生、褚民誼、李聖五、周隆庠。此外
是財務及祕書的事情，財務交由周佛海，祕書是陳春圃林柏生及我三人分擔曾仲
鳴的空缺。當時的經費是向日本交涉發還的關稅餘金，按月四千萬元，汪先生也
對我說明，關餘原是中國的，並非接受日本的錢，他是想到同志們也許在疑念。
中華日報的社論汪先生每朝必看。周佛海寫道、“淪陷區是蔣先生把它丟了
的，不是我們把它丟了的，我們今與日本交涉，只有收回多少的問題，沒有喪失
多少的問題。”汪先生看了不樂，但因是周佛海署名發表的，為顧到他的體面，
且還隱忍著不說。隨后梅思平寫的一篇社論，痛責國民黨禍國殃民，把事情弄到
今天的地步，又樊仲雲寫的一篇非難蔣先生，又一篇我今記不得是誰寫的，響應
建設大東亞新秩序，汪先生看了皆把我叫去，問是誰寫的，怒道、“凡是中華民
國的事，即無論是蔣先生做的或誰淪陷的，我們皆應負責。”又道、“國民黨是
孫先生交與我們大家的黨，罪己亦不是這樣的。”又道、“我們做和平運動是為
使抗戰有終之美，不是為與抗戰敵對。”又道、“日本人說的大東亞新秩序，今
尚性格未明，我們自應以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為準。”但是汪先生仍顧到諸人的
體面，惟關照我、“以后社論不管是誰寫的，請蘭成先生一概不要顧忌，便是我
寫的若有不妥，亦請通知我要改。”
是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我發表社論要趁中日戰爭尚未與世界大戰
打成一片時趕快單獨停戰，以求隔離，將來歐美疲弊，亞洲獨完，改造世界歷史
在此一舉。
但是日本亦不悟，重慶亦不諒，汪先生的和平運動又因脫離了民間起兵的氣
運，說話不得響亮。歐陽修論五代史、“自古興亡盛衰之際，雖曰天命，抑亦豈
非人事哉。”中日當年一段事，是幾方面皆于天命亦有所未知，于人事亦有所未
盡。如今敗戰后的日本人罵倒戰前戰時派，國民政府在台灣尚對舊時汪政府的人
律以大義名份，而未有于此作一反省，死者已矣，所不釋然者，只是生者又在遭
遇新的不祥。這是后話不提。
卻說汪先生組府，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等力主，陶希聖樊仲雲等則反對。希
聖堅持戰則全面戰，和則全面和。惟我無可無不可，但看是怎樣的做法。我發表
社論“戰難和亦不易”轉瞬新年，汪先生飛青島與王克敏梁鴻志會商解消維新
臨時兩政府。陶希聖高宗武出走香港，揭露密約草案。上海當時惟汪夫人留守，
她命陳春圃以汪先生的隨從祕書長名義對此發表聲明。
那天汪夫人叫我到愚園路汪公館看春圃擬就的聲明稿，我把它改了幾個字，
還有英譯稿，是汪夫人自己改正。我因向汪夫人道、“希聖的三個學生，鞠清遠
武仙卿沈志遠，怕七十六號也許逮捕，請夫人吩咐他們可以安心。”汪夫人怒道
、“人家要我們的命，你還顧到他的學生安心不安心！”我默然告退，卻見點心
搬出來了，汪夫人留我喫，但我已走近門邊，她遂亦由我，卻高聲道、“你去通
知，與他的學生無關。”我答知道，又施一禮，纔出來了。
希聖出走，頗有人暗暗稱心，且有人為了討好，讕言希聖有神經病，近來哭
過幾回，我聽了很不喜，及汪先生從青島回來，在中全會報告畢，我請間跟汪先
生到鄰室，與他說、“方今和平運動以義合，宗武我與之無素，希聖是不合則去
，今其家眷尚在此。昔宋祖稱趙普之妻為嫂，想必先生能全朋友始終之義。”汪
先生道、“我亦是這個意思，所以剛纔我報告僅到此為止，即是不許他們輕薄。
希聖的家眷可派他的學生送到香港。”
汪先生這樣灑然，是因近來交涉進入現實的階段，不免重新思省日方，思省
蔣先生，思省他自己。他以為高陶事件倒也是給日方一個教訓，且這二人到重慶
見了蔣先生但凡照實講，使那邊曉得這邊的情形，亦不為無益。
高陶發表的密約亦可說是事實，亦可說不是事實。前此汪先生到日本與近衛
首相當面談妥的和約草案，汪夫人給我看過，當頭有一條即是軍事同盟，我還說
這條不好，要防日美開戰被牽入，汪夫人道、“這回汪先生與近衛二人是用筆談
，連翻譯亦不用，汪先生亦曾率直言明對軍事同盟有顧慮，近衛說日美決無開戰
之事，汪先生纔同意的。”我道、“形勢將非近衛所能作主，日美戰爭我看難免。”汪夫人不樂道、“人家是以負責的地位說此話的。”我遂默然。再看下去，
關于經濟文化的條文，惟云兩國以平等互惠，緊密合作，這只是原則，方式可是
要保留到全面和平后二年內日軍撤退了纔商談。惟華北為兩國共同防共，未免特
殊化，但根據的只是同盟條約，即將來形勢變遷，同盟解除，特權自亦隨之消滅。可是汪先生到上海后，與影佐禎昭他們交涉從日軍佔領體制現狀收回主權，俾
可組織政府。日方遂有意把基本和約與戰時暫定的協定混為一談，單方面提出了
一個草案即是高陶發表的密約草案，但因這邊堅拒，遂成擱淺。及被高陶發表了
，日方果然也驚，不得不又把基本和約與戰時暫定的協定分開，后來南京政府成
立，頒佈的基本和約，即大體依照當初汪先生與近衛所作的，僅是些原則，多少
也是高陶事件之賜。
可是一面在交涉要從日軍佔領體制現狀收回主權，真亦甚非容易，汪先生往
往為條款里的一個字，夜里睡不著起來徬徨。前此臨時維新兩政府所訂的協定，
隨著兩政府的解消，日方答應汪先生可把來改正或廢棄，汪先生一次與我說起，
歎息痛恨道、“原來他們竟連玄武州的魚亦都已斷送與日本人！”
汪先生從與近衛及琨地日軍交涉的經過，深感若能全面和，條件可以更好，
所以最后又一次電勸蔣先生主持議和，蔣先生仍不答，這邊纔管自組織政府。汪
先生的新語是、“從局部和平祈致全面和平。”
組府時我見諸人紛紛營謀，因稱病數日不到汪公館。林柏生不樂周佛海，恨
朱樸之兩頭跑，告訴汪先生說是朱樸之教蘭成反，汪先生大怒，即刻打電話與佛
海說、“你得當心那朱樸之是小人！”是晚我在中華日報，樸之來信痛哭流涕，
說“不知何處開罪吾兄，使弟蒙此奇冤”柏生亦忙差泳今來與我說知，我道、
“汪先生若問我，我不能欺騙，但我可以不答。”第二天汪先生果然叫我去，柏
生在旁一直擔心，見汪先生不提，他纔胸口一塊石頭落地。
汪先生只問我身體可好些了，隨就親自上樓取來一千元，與我為醫藥之用。
汪先生不開支票，且數目亦總是一千元兩千元，倒是有民間人家對朋友的親切。
汪先生因道、“這幾天為人事，蘭成先生是自己人，所以且放后，但我亦已擬就
了。”是有三個職位由我選擇，行政院政務處長，立法院外交委員長，宣傳部政
務次長。我答、“官吏的榮辱在國體，惟願政府能像樣，開向中華民國全面，我
只做做科長都已知足了。”但結果我當了宣傳部政務次長，因為知道汪先生的意
思，中華日報總主筆仍要我兼任下去。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仍遙奉林森為主席，汪先生是
代理主席。那天在國民政府大禮堂舉行還都及就職典禮，我看看一堂同僚，及飄
有和平反共建國黃條子的青天白日旗，心里微有感喟，快要流露出諷刺，但因汪
先生之故，奏樂時我亦肅然改容。
民間一直說汪先生必是與蔣先生串通做的，連跟汪先生的許多人亦將信將疑
，我不曾當面問過汪先生汪夫人，因為我知道事實不如此。汪政府滅亡后，于今
已十有餘年，民間尚不信汪先生是病死，卻傳說他是被日本人謀殺的。還傳說當
年汪先生到日本與軍部會見，先與隨身一衛士說好、“你見我若被迫抽筆要簽字
時，你就拔槍打死我。”因為民間不信汪先生會簽賣國條約。但當年的抗戰其實
像天道蕩蕩，包含有和平在內，而和平亦與抗戰非異類，所以民間的這些傳說雖
虛多實少，亦另有一種真。
乃至當年汪先生的想法，亦似真似假。他尚在河內時，曾仲鳴被刺，接著林
柏生亦遭擊傷，汪先生寫信給柏生與我，問、“國事尚可為乎？抑已不可為乎？
若不可為，銘當自殺，以謀諸同志之安全。”是我起草回信去安慰。彼時李聖五
樊仲雲等以為汪先生不如且出洋，周佛海梅思平等則主張強行。汪先生訪問日本
后到上海，尚只欲以在野的運動促請蔣先生主持和議，而終至于召開國民黨全會
，成立政府，且與蔣先生訣絕了，其間經過，汪先生倒也不是因被部下逼迫或日
本人挾制，且汪先生亦不是個有貪心或不勝其情的人。他這樣做，只是像漢樂府
里“與君別離后，人事不可量”
人世的事，是在諸力關係或民主的表決之上尚有天意。蔣先生領導的抗戰與
汪先生領導的和平運動皆是中華民國的，且亦皆是天地未濟。雖當時議論紛紛，
乃至千年后尚“舟人指點至今疑”可是人世悠悠，如桃李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