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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二如此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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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康熙的精心安排下当上了大清帝国的第五任皇帝,是为雍正。但他的悲剧性命运也就由此注定:没有康熙的精心安排,他当不上这个皇帝;正因为康熙的安排如此精心,他这个皇帝当得十分别扭。

    雍正即位之始,人们就怀疑他得位不正。因为康熙的这一决定,不是康熙亲口宣布的,而是隆科多宣布的。据雍正自己回忆,康熙病重之际,他因代祀南郊,在斋所斋戒。奉召到畅春园后,康熙也只和他谈了病情,没谈继位一事。直到康熙“龙驭上宾”后,隆科多才向他口述“皇考遗诏”雍正因为并无思想准备,竟然“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这就奇怪。康熙既已“天心默定”传位雍正,为什么不当面告诉他,非得要借隆科多之口?如果说是为了保密,弥留之际还保什么密?况且,隆科多都知道了,又有何密可保?隆科多又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代天子宣诏?宣诏大臣只安排隆科多一人,万一矫诏怎么办?这都是问题。当然,雍正的回忆说,在他到畅春园之前,康熙已接见了允祉、允、允、允、允、允祥和隆科多,宣布:“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也就是说,知道遗命的并非只有隆科多一人,隆科多也不可能矫诏。但其他人都知道谁当皇帝,唯独当事人自己不知道,就有些奇怪。同样奇怪的是,这一过程只有雍正一人在说。

    这就难怪人们要起疑心,而疑心是难免要生暗鬼的。雍正心里清楚,他这个皇位,有些“来历不明”:既非汉家礼法,立嫡以长;又非大清传统,立君以贤。立长,该允祉当;立贤,该允当。即便是立爱,似乎也该允当,怎么也轮不到他胤。难怪他听到隆科多所宣遗命后,要“闻之惊恸,昏仆于地”也难怪允礼听说之后,会“神色乖张,有类疯狂”了。因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而雍正自己,也得装作没有思想准备。

    雍正当然有准备。但他先前既然一直装作无意于大位(他就靠这个获取信任谋得大位),现在也只好装到底。然而这一下却又引出一个麻烦:大家都没有想到,当事人自己也没想到,康熙皇帝是怎么想到的?结论只有一个:康熙也没有想过,是隆科多矫诏。隆科多这下可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

    雍正就更麻烦了。他不但要证明先帝选定的就是他,还得证明先帝选得并不错。唯一的办法,当然是努力工作,把国家治理好。也许,这正是康熙寄希望于雍正的。他当了六十一年皇帝,知道皇帝并不好当,更不希望他亲手打造的江山,会葬送在一个玩忽职守的接班人手里。这就要让他感到江山来之不易,从而不敢松懈,不敢怠慢。康熙的想法,有他的道理。只是他没想到,他的这种安排,却给接班人带来了麻烦:大家不服。很多人都想不通:凭什么让老四当皇帝?就因为他卖力么?

    最不服气的是十四阿哥允。

    允当了大将军王后,心思就不同以前了。他和允集团的关系,也掉了个个儿:以前是他支持允,现在是允支持他。允集团的干将允公开制造舆论,说允 “才德双全,我兄弟内皆不如,将来必大贵”嘴上说自己不如,其实是抬高允,贬低胤。允也和允频频联络,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表面上关心父皇健康,实则是怕一旦父皇病重,自己来不及赶回京城抢储位。他在军中,一面指挥战事,希望能以战功积累政治资本;一面招贤纳士,为自己今后登基做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所以,允与雍正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允这个人,是很有些血气的。雍正说他“气傲心高”确实不假。当年康熙训斥允,他都要出来打抱不平,现在自己的宝座被老哥抢了,自然更是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

    于是他对雍正便十分无礼。康熙驾崩后,雍正下令允回京哭灵。雍正的用意,是要夺他的兵权,以免他在西北拥兵作乱。但孝子奔丧,天经地义,谁也反对不得。允到京后,先去拜谒大行皇帝(皇帝刚去世而未有谥号时称大行皇帝)梓宫(皇帝的灵柩),雍正也在场。然而允只哭老皇,不拜新君。雍正为了表示大度,也不愿在热丧之中即位之初就兄弟失和,造成不好的影响,便自己走上前去将就他,允毫无反应。站在旁边的蒙古侍卫拉锡出来打圆场,拉他去向皇帝行礼。他竟勃然大怒,责骂拉锡,还向雍正发难,说我是皇上亲弟弟,拉锡是个下贱的奴才。奴才对王爷动手动脚,成何体统!如我有不是处,请皇上处分。如我并无不是,请皇上杀了拉锡,以正国体。

    这就是存心寻衅闹事了,雍正当然不能容忍。容忍了允,不但自己体面不存,国家的体统也不存。因此,雍正就毫不客气地取消了允的王爵。

    允被削去王爵后,便被派到遵化去为康熙守陵。这一去就是十三年,实际上是被软禁在那里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允是雍正的同母兄弟,又是他的死对头,杀不得也用不得。杀了他,舆论上通不过,太后那里也不好交代;用他吧,他又只会捣乱,决不肯合作的。把他留在京城闲置,也不行。他嗣位的呼声那么高,难免会有人向他靠拢,给他献策,为他奔走,帮他出头,没准真弄出个“在野党”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打发到景陵(康熙之陵)去,与世隔绝,想闹也闹不起来。

    允被打发到遵化,允则被打发到西北。允请求过了父皇百日再走,雍正不准,逼他上路。允到西北后,又被安排在大通(今青海省大通县东南)。孤城一座,兵士若干,名为保护,实则监视。这样熬到二年(公元1724年)二月,允终于被宗人府参了一本,说他“抗违军法,肆行边地”应予革去贝子爵位。他的处境,其实已和充军无异。

    雍正对允也毫不留情。元年(公元1723年),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到北京拜谒康熙灵堂,不久病死。哲布尊丹巴是黄教(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这样一位政教合一的民族领袖病故在京,当然要派一位王爷去送行,雍正便派了允。允不去,说是没钱买马。及至出发,走到张家口就不走了。雍正见此光景,便把这个难题交给总理王大臣允,命其议处。允建议勒令允继续前进,并责罚不行劝阻的长史额尔金。雍正却说,允不想去,何必非要他去?额尔金的话他原本不听,责罚又有什么用?允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奏请革去允王爵。雍正这回当然“照准”于是允便被革去郡王世爵,调回京师拘禁,又查抄了他的家产,不过此公获罪虽早,却也因祸得福。变成了“死狗”雍正不再下毒手整他了。

    现在,允软禁在遵化,允发配在西北,允囚禁在京城“八爷党”的骨干分子都已动弹不得,雍正可以对允下手了。

    雍正对允的打击,经过了精心的策划。

    康熙刚一去世,雍正就任命允为总理事务大臣,和允祥、马齐、隆科多一起组成看守内阁,旋即将其越级从贝勒晋封为亲王,兼管理藩院和工部。允的儿子弘旺被封为贝勒,在诸皇侄中,地位之高,仅次于废太子允之子弘皙(爵位为郡王)。允的母舅噶达浑,也被削去贱籍,升格为旗民,赐世袭佐领职务。允的党羽苏努、佛格、阿尔阿松(阿灵阿之子)、满都护、佟吉图等,也都加官晋爵,弹冠相庆。可以说,允、允、允遭受打击的时候,允及其追随者却青云直上,红得发紫。

    这种策略,只要是玩政治的人,没有不懂的。允当然心里明白,而且想得更深。他认为这是欲抑先扬之法:先把你捧得高高的,再狠狠地摔在地上,那才是爬得高跌得痛。允封王,妻族来贺,他的福晋(正妻)乌雅氏说,有什么可喜可贺的,不知道哪一天要掉脑袋呢!允自己也对朝中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阿尔阿松甚至不敢接受刑部尚书的任命。因为刑部是个是非之地,阿尔阿松害怕雍正是想用这个职务来杀害自己。所以,雍正再封官赐爵,他们也不领情。

    事实上雍正也一直在找允的茬。比如元年十一月,雍正在讲居丧不用过奢时,便捎带着指责允昔日为母妃出丧时过于奢靡,是“伪孝矫情”讲丧事从简是对的,但拿一个亲王、总理大臣来做反面教员,就让允在朝臣中很没有面子,实际上是拿他开涮,故意叫他丢脸。更让允感到寒心和伤心的,是在九月份。雍正借口太庙更衣帐房油味煮蒸,竟然罚主管工部的允在太庙前跪了一个昼夜。这种小事,顶多罚到一个科长,何至于体罚王爷?显然是雍正阴毒忌刻的心理在作怪。不难想见,跪在太庙前的允,一定是打落了的牙齿和着眼泪往肚里咽,说不出的酸楚,说不出的委屈,说不出的悲愤交加,说不出的怨天尤人。的确,他没法想通,为什么像他这样众人拥戴的“贤王”不能当皇帝,还非得让他去伺候这么个心胸狭窄的主子?

    允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允都做了些什么动作,搞了些什么名堂,只知道弄得雍正十分紧张。雍正后来曾对人解释说,他之所以不能像父皇那样离京远行,到塞外秋猎,就因为允、允他们“密结匪党,潜畜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臣下把皇上吓成这个样子,自己的死期也就不远。

    其实雍正很可能是神经过敏。像他这样猜忌心极重,一点风吹草动都要疑心他人别有用心,些许偶然失误也要视为故意的人,总是神经过敏的,何况他的皇位还“来历不明”!实际上,允对雍正的威胁,倒不一定是有暗杀或政变的阴谋(当然也不一定就没有),更主要的还是威望太高。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雍正就曾说他每次申斥允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次年四月,又说“视诸王大臣之意,颇有以允为屈抑者”

    显然,在雍正与允的斗争中,雍正是很孤立的。诸王大臣的心都向着允,只不过敢怒不敢言。敏感的雍正哪能感觉不出来?二年四月,登基才一年半的雍正满腹委屈地下了一道圣旨:“尔诸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不难想见,如果不是被逼无奈,雍正不会说出这样赌气的话。他的威望人缘远不如允,已是不争之事实。

    于是雍正只好祭起手中唯一的法宝———专制特权。四年(公元1726年)正月初五,雍正发出上谕,历数允种种罪恶,声称“廉亲王允狂逆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至于罪恶的具体内容,则很空洞。二月,降允为民王,圈禁高墙。三月,下令允改名阿其那,意思是狗。五月,下令允改名为塞思黑,意思是猪。同时,向内外臣工、八旗军民人等宣布允、允、允、允的罪状。允被从西北押至保定,雍正命直隶总督李绂就地“圈住”李绂给允的待遇真正做到了“猪狗不如”以致允常常在酷暑中晕死。八月二十四日,允死在看守所。九月初一,允也死于禁所。兄弟俩的死亡,相距不过六天。

    允和允死得都不明白。当时就有人怀疑李绂秉承君意谋杀了允,因为雍正曾要李绂“便宜行事”雍正则指责李绂没把允的病情讲清楚,害得他背黑锅。李绂有口难辩,里外不是人,只好自认倒霉。

    平心而论,雍正和允都够格当皇帝。

    他们都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雍正的能力,有他执政十三年的政绩可以为证。这些政绩证明,他至少是一个有才干有作为的皇帝,这才使康熙创造的盛世得以延续,以后又在他儿子乾隆手上延续了六十年。允的能力,则可以在雍正那里得到证明。雍正即位以后,曾多次说过:“允较诸弟颇有办事之材,朕甚爱惜之”;“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没有比得上的)。其实不用听他说,只要看看他为了整垮允费了多大的劲,就知道允不是等闲人物。

    可惜皇帝只能有一个,也不能轮班。所以他俩的关系,只能是四个字:你死我活。

    但我们还是要同情允,因为他实在太冤。

    允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该受康熙、雍正父子两代皇帝的一再打击和压制?杀人放火?贪污受贿?谋财害命?弑君篡权?都没有。他唯一的罪过,是德才兼备,以致老王夸赞,群臣拥戴,诸多阿哥爱护,成了皇子中出头的椽子,这才被康熙视为肉中刺,雍正视为眼中钉。因此,允的罪,无妨叫做“有才有德罪”或曰“德才出众罪”

    这并不稀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是这风来自父兄,便不免让人伤心;而这一父一兄又都是皇帝,就不但让人寒心,更让人惊心了。实际上,无论在康熙晚年,还是在雍正早期,允做人都很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也不是,不是也不是,动辄得咎。

    雍正和允并非天生是敌。直到康熙第一次废太子时,他们的关系还算不错。允得伤寒病时,雍正颇为关切,还因此受到康熙责罚,认为他“亦似党庇允”显然,如果不争夺皇位,这哥儿俩也不会反目为仇。一旦反目,也就不复再有手足骨肉之情了。剩下的,便只有必欲置对方于死地的仇恨和斗争。历史上所有的宫廷斗争莫不如此,雍正和允当然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