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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监视下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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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做媒的是我幼年时期的一位女友。半夜,她打来长途电话,语气热烈地介绍道:“他是外交官!中文讲得跟我一样好!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成就成,不成就拿他练练英文嘛!”

    此女友是我幼儿园里的小伙伴,从第一次婚姻中走出来的我即便对全人类都没了信赖,对这女友,我还是有一句听一句的。当然,对于一个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我也难按捺油然而生的好奇。

    下午六时三十分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准备晚餐。听到叩门声,我迎出去,一个大个子美国青年站在门口,脖子上的细链吊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我们握手的一瞬,谁也不曾料到这块进入美国国务院的牌照将会是那么一种下落。更没想到,这个随意的相会在我和劳伦斯的生命中埋下了那么戏剧性的一笔。

    二

    劳伦斯的确操一口标准国语。一问,原来他在美国驻中国沈阳的领事馆任了两年的领事。他的随和、健谈立即冲淡了这类会晤的窘迫。我挂好他的外衣后对他说“抱歉,我还得接着做晚饭,你先在客厅坐一会儿!”

    他笑嘻嘻地说:“我可以在厨房里陪你聊天!”

    他于是一条胳膊肘斜撑在厨房餐柜上,跟我东拉西扯起来,三句话必有两句会逗我大笑。幽默至此的人,我还是头回遇见。

    三

    不久,劳伦斯和我真成了好朋友。他常领我去参观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科技,从天文到历史。一天,我跟他走过国务院大楼附近的一条街,他神色有些不对劲,那种天生的嬉闹逗趣,忽然全不见了,眼睛里有的只是警觉。他对我说:“你最好装着不认识我。”“为什么?”我纳闷地问。

    “我不想让熟人碰见。”他有些尴尬地说。

    “为什么?!”我自认为自己还不至于使一个并肩走路的男人尴尬。

    他支吾。

    等我们在一个饭馆落了座,我仍是耿耿于怀,半打趣地问他:“怎么啦,跟一个中国姑娘走一道有伤体面?”他忙解释,绝对不是因为我。他微拧眉头,身子凑我近些,说:“你知道,美国外交官是不允许跟共产党国家的人结婚的。”

    我头一个反应是:“他在胡扯,要不就是在逗我。

    “有那么严重?”我问。

    “我希望没那么严重。不过在我们关系没确定之前,我还是应该保护自己,也保护你。不然他们会来麻烦你的。”

    我想,保护他自己该是最真实的顾虑,美国人嘛,保护自己,是顶正当、顶正义的一件事。我还是认为他在故弄玄虚,在他们美国人太过温饱平和的生活里制造刺激。

    我笑了,对他说:“你是cia(中央情报局)的吧?”

    “不是。是也不会告诉你。”他睁着诚实的蓝眼睛。

    “那你肯定是!”我靠回椅背,感觉脸上的笑容已狡黠起来。

    “真不是!”他又急又委屈。“是的话,我绝不会答应去见你!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美国在50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纪律,跟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公民建立密切关系,都要马上向安全部门汇报。”

    我又对着他瞅一会儿,才认定他不是在开玩笑。

    “那就不要和我建立密切关系。”我说,带一点挖苦。

    “我想辞职。”他说。

    我吃一惊:“值得吗?”

    “我宁愿牺牲我的职业。”他说到此沉默了,似乎在品味这场牺牲的意味。对于精通八国语言的三十二岁的劳伦斯,做外交官应该是种最合理的选择,甚至是仅有的选择。辞去外交官的职业,无疑是一种不得已的放弃。

    “就没有其他通融方法了吗?”我问,焦虑起来。

    他笑笑:“我辞职,比他们把我踢出来好。”

    几天中,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这个问题:难道我与他的结合必须以他失业做代价吗?难道他在我和他的事业之间必须做一场哈姆雷特式的“是活还是不活”的抉择吗?好在我们并不在一个城市,距离可容我将这事冷静地思量。我俩都想安安稳稳相处一个阶段,一方面加深相互间的了解;另一方面,他必须暗中联系工作,一旦外交部向他发难,他不至于加入失业大军。

    四

    一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如常来到学校,一进教室,几个同学眼神异样地瞅着我。我是系里唯一的东方人,所以我习惯被“瞅”然而这回却不同。课间,一个年纪小的男同学跑到我身边来:“你干了什么了?”

    我反问:“我干了什么了?”

    “上课前有个fbi(联邦调查局)的家伙来找系主任和几个同学谈话,调査你的情况!我估计他是反间谍部门的”

    那么就是说,我正被怀疑为间谍?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fbi怎么会知道我?”

    “听说是因为你的男朋友,是他把你的资料提供给他们的!”

    回到公寓,我马上给劳伦斯打长途。的确是他“供”出了我。在个久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测试中,他在表格中填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背景材料。在他对我俩关系的阐述中,他老实巴交写上了“趋向婚姻”

    “你没必要现在就讲实话呀!你不是在争取被派往罗马吗?”我急问。

    “我们宣誓过:对国家要百分之百的诚实!”他答。

    电话中他还告诉我,刚填完“安全测试”表格,他便收到去罗马的委任书。我早了解到他对罗马和意大利的向往。他还告诉我,他的意大利语已通过了考试。我的心似乎放松下来,也许美国在冷战时期建立的规章已名存实亡,我和劳伦斯的关系或许不会给他的事业带来太大的害处。我告诉他:只要能帮他保住外交官这个不错的饭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搅。

    “fbi?”他吃惊道“他们找你干吗?”

    “他们不是根据你提供的资料调查我吗?”

    “不可能!我填的安全测试表格是国务院安全部发的,fbi绝没有可能拿到它!”他疑惑道“你是不是听错了,把别的安全部门当成了fbi?即便是fbi,也不会这么快——我刚刚在表格上填了你的名字,他们已经找到你学校里去了”

    我说但愿我搞错了,还希望这是那男同学跟我开玩笑。

    五

    然而,就在当晚,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个十分和气的男声:“别紧张,我是fbi的调査员。”他说“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

    我答应了,心“突突”直跳。这个约会辞令已很不美国化了;男人约见女人,首先该问女人何时最方便,由女人决定时间,而这位调查员却指定时间、地点。挂上电话不久,铃又响,拿起听筒,竟然还是那位调查员!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劳伦斯,天南海北跟我聊起来。他的中文带浓重的山东口音,我只得捧着电话认真应付他,心里明白他的“闲话”不闲。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了fbi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钟过去,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以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了病,只得由他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者与被审问者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得怵人。审问者倒是客客气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时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儿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回来了,我原本流畅地对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带有白种人冷漠的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两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fbi的盘査,中心内容是核实我的证词。

    我开始抗议,拒绝跟这帮调查员再谈一个字。马上,劳伦斯那边感到了压力。他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忍一忍,配合一下!”

    “我是个中国人,你们美国要做得太过分,我可以马上离开这个国家!我以为美国是个最自由的国度”我又悲又愤,哑了口。

    “请你忍一忍,好吗?等我们结了婚”

    我厉声打断他:“我宁可不结婚!”

    劳伦斯在那边顿时沉默了。他意识到我生活中的宁静的确是被这婚约毁掉的;我的确因为他而失去了跻身于无名之众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肯定我的每个电话、每次外出是否处于某种监视之下。最大的讽刺在于:我是在美国懂得了“人权”这字眼,而懂得之后,又必须对这个神圣的权力一再割让。亦或许,他们的人权是有种族条件的,对一个我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一层虚伪的礼貌就可以全无顾忌地践踏过来。

    劳伦斯在电话上流露出恳求的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

    我答应了。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做外国人是次等人种;次等人的人权,自然分量质量都不足。

    转而,他兴奋地告诉我,他已收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给我俩带来美好结局,那么就忍吧!

    六

    半个月过去,那个带山东口音的调查员再次露头。他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会谈,却再次迟到半小时。此调查员先生四十岁左右,个不高,有无必要都张开嘴哈哈大笑,有种乱真的山东式豪爽。当你看到他一双油滑的灰眼睛时,你知道他的心根本不会笑。

    “请坐请坐,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他哈哈道。

    我不置可否。

    “怎么样啊?你和劳伦斯什么时候结婚?”

    “还没计划。”我笑笑。

    他装着看不见我脸上的疲惫和挣扎着压下去的反感。

    又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他开始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细地一一答对,一个数字上的误差就会被认为成谎言。谎言不可能被精确地重复。

    “这些问题,上次那位调查员已经问过四遍了!”我终于苦笑着说。

    “是吗?不过我是头一次问你,不是吗?你的每件事对我都是闻所未闻!”他摇头晃脑地用着成语。

    我突然意识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成心让那个年轻调查员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两次答对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将是他们揭开我“真相”的索引。问答还算顺畅。我有什么好瞒呢——出身于文学家族的我十二岁成为军队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二十岁成为小说家,祖祖辈辈没出现过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我,政治观念已退化到了零。

    “isyourfatheramemberofcommunistparty?”(“你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吗?”)

    他突然改成英语问。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想制造出无数个“冷不防”我在母语上的设防,极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一瞬间犹豫,我说:“是的。”

    问答又顺畅起来,如此持续了半小时,他无缘无故再次山东味十足地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松弛下来。他一面收拾桌上的案卷,一面不经意地对我说:“有件小小的事还得劳驾你协作。”

    “什么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这太意外了,我企图看透他似的睁大眼。

    “绝不会费你太长时间,”他开导我“这样可以大大加速调查进程。”

    一时间我想到劳伦斯的话:“请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为了我!”

    我点点头。

    晚上我在电话上冷静地告诉劳伦斯,我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他那边炸了:“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犯罪嫌疑才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我怎么办?!你以为我情愿?”我气恼并充满委屈。

    “我要起诉他们!这已经成了迫害!”他冲动地喊起来“这不仅侮辱你,也是对我的侮辱!你不该答应!”

    我抢白道:“我也不应该接受你的求婚,不应该来这个貌似自由的鬼国家!”我一吐为快地说。

    我挂断电话,独自坐在没开灯的房间里,一种寄居异国的孤独感头一次那样真实可触地浮现出来。原来,我并没有着陆,这个国家不允许我着陆。

    劳伦斯第二天突然飞抵芝加哥,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绪。我告诉他,我不愿为这场婚姻给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么多麻烦;我不想任何人推测我怀有某种意图来靠近一个美国外交官;如此推测是对我尊严的侵犯,是对我人格的贬低。

    “你别再跟我来往了。”我说。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也许这只是例行的调查。”他安慰我,心里却十分没底。

    劳伦斯回去后,打电话告诉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他已向上级递了通知:在赴任前和我结婚。

    “现在没事了——也许这场调查的结果是令他们满意的,否则他们早就该取消我去罗马的调令了”他说,带着侥幸者的喜气“他们再不会要你去做测谎试验了!”

    我也感到了释然,情绪好转。电话刚撂下,门铃响,从窥视孔看出去,我又傻了:来者竟是那个矮个调查员。

    “很巧,我散步时发现你几乎是我的邻居!”他笑哈哈说道。

    第一个直觉便是:“几天来他监视了我和劳伦斯的行动。

    我让他进门,让他以“浏览”为名侦察了我房内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么哪?”我问道。

    “很忙。”他答非所问。

    “是不是你们必须创造一些事来让自己忙?”

    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言不逊是出于坏的英文还是坏的教养。

    “对了,我上次忘了告诉你日期,”他说“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就是那个测谎试验?我想请你去填一张表,签个名,表示自愿做这个试验。”

    几天后,我却又接到一个电话,那人自我介绍道:“我是国务院安全部的,我可以和你谈一次吗?”

    交谈开始前,我告诉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fbi已无数次向我提问过。

    “fbi?”他大吃一惊“这事与他们有什么相干,这属于内部的安全问题”

    “活见鬼,他们有什么权力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审查?!”他瞪圆眼睛,向我张开两个巴掌。

    我拿不准他们是不是在跟我唱红脸、白脸。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尽管他比fbi少一些警察气。对话完毕,我问:“下次谈话在什么时间?”

    他惊讶地笑一下:“下次?我想我们这次谈得很成功,不需要下次了,不是吗?”

    我长吁一口气。他送我出门时又说:“你看上去很焦急,千万别。你们一定会结婚的,一定会一块儿去罗马的,我预先祝贺你们!”

    星期四我上完了课,如约来到fbi总部,坐在接待室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矮个调查员满面春风地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嘴里打着惯常的言不由衷的哈哈。

    我刚要伸手接表格,他却突然一缩手,说:“我希望这里面不带任何强迫。”

    我无表情地咧咧嘴,意在表现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大无畏。

    “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他更强调地说。

    我说我明白。表格被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拿出笔,用力瞅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么人?骗子?小偷?杀人犯?没有比让一个说尽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

    我还是像一切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回到家天已黑,答话机上信号灯闪烁,我打开它。上面竟是劳伦斯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令也被撤销!”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过去。劳伦斯正愤怒得冒烟:“他妈的!安全部刚刚来人让我马上交回国务院大楼的出入证”

    “你交了吗?”我问。

    “我坚持要他们拿收据来,我才交”他口气越来越急,我怎么劝他也安静不下来。从他不太成句的话里,我完全能想象他最后那个激烈却徒劳的行动。

    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往测谎试验的表格上签字时,劳伦斯的命运其实已被决定了;就是说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谎纯属我自愿的时候,已知道了外交部对劳伦斯的处置。为什么还不放过我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端沮丧着,沉默着。二十世纪末了,我和劳伦斯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诞。

    “还没完呢——我还得去做那个测谎试验。”我说。

    “让他们去见鬼!”劳伦斯说。

    “可我今天已经签了名,同意做了”

    我想这大概是劳伦斯有生以来最愤怒的一次。

    一九九二年秋天,劳伦斯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轻易便会找到工作。日子是宁静的、明朗的,似我仍会冒出这么个念头:我身后真的不再有眼睛,电话上不再有耳朵了吗?会不会哪一天突然跑来一个人,又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