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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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卧室，躺回床上，律师鼾声的节奏丝毫没变。对于他，和亚当共度的这个凌晨从没有存在过。我今后要好好待他，因为对他来说，我这里暗中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从来就没发生过，或将不发生。
律师决定延长我们婚前的交往。他说这样能把一切事更好地计划。他一封一封的信发出去，取消婚礼邀请，为自己失了一次信用而致歉，同时请大家等待他下一次邀请。一些提前到达的贺礼，他和我一同去邮局退还。
圣诞过了，新年也过了。复活节步步逼近，律师吃了晚餐后出去买鸡蛋回来染。他过鬼节刻南瓜，过复活节染鸡蛋，我对这些挺傻的事渐渐也少了些嘲意。
我计划给亚当打个电话。从那次和他凌晨一别，已快半年没见他和菲比了。所以我向律师告假：不陪他一块去买鸡蛋了。电话却是清洁工索拉接的。
“亚当刚送菲比去医院！”她口气紧急“菲比从前天夜里开始发烧！”
我急忙要下医院地址，要来计程车。五分钟后我坐在计程车内后悔，没给律师留个字条。又一想，去它的。
菲比全身武装，各种仪器、管子缠绕着她，围在她床边。亚当看见我进来，微微点了点头。亚当脸上没有太多焦虑，只有得自失眠的迟钝。
医生护士散开之后，亚当告诉我，这是半年来菲比第三次这样如临大敌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都是为了我好。我说谁给他权力“为我好”他说趁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时间培养和律师的感情，然后，趁早生个孩子，生个正常的孩子。
“谢谢你！”我说。我咬牙切齿，两拳紧握，却只是说了个“谢谢你”！
“不要这样。”亚当说“我们应该习惯了，菲比的六年生命，让我们准备了六年。就是为了今天，为这个时刻准备的。我以为你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大致就绪，像我一样。”
我仍是咬牙切齿，却没有一句回敬他的话。还有什么可回敬他的？我也不知道。亚当更加瘦削，轮廓锋利起来。我们坐在菲比身边，两人的眼光都定在心脏监视器的荧光屏上。亚当问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写的小说是否完成了。我说，完成了。亚当又问他给我寄的一份小说新手竞赛的启示我是否收到。我谢了他，告诉他我不想花一百元竞赛费而邀请人们来否定我；我实在没剩多少让别人去否定了，我剩的这点只够自己慢慢否定：英文语法毛病、用词不当、结构愚笨。大概最后剩下的，就只是个赤裸裸的故事。
“它叫什么名字？”
我看亚当一看，目光马上又回到荧光屏上。他的兴趣是真的。我说：“名字不重要。”他倒是懂行的，换个人问我：“这小说是写什么的？”就讨厌了。
“名字为什么不重要？名字很重要。”
亚当不愧交了不少文学爱好者的朋友，他不问内容，就问名字，名字所泄露的，就足够他去猜测。
“名字暂时叫‘何必’。”他看着荧光屏，点点头。不知他猜出了多少。
“你不写诗了？”
“你看我还能写诗吗？”
他沉默了，他同意我放弃诗。
早晨六点十五分，菲比的神智大致恢复了。我和亚当站在床两侧。菲比睁大没有视觉的美丽眼睛，支着没有听觉的耳朵，鼻翼掀动，像只小猫咪。她嗅出了亚当和我。我伸出右手，她准确地攥住了食指。却攥得相当软绵绵，一点力量也没了。半年中的三场大病，死里逃生的菲比真的像天使一样惨白。
我就那样一直让她的小手攥在我的食指上。她领我去她记忆中的所有地方：滑梯、沙地、客厅、餐室、卧房——那遍布着披头散发、赤身****的时装娃娃的卧房。她看不见那些尸横遍野的赤裸裸的娃娃，她只把她们做仅有的玩伴儿。菲比整整一天都温存地攥着我的食指，领我到她可怜的记忆中那点可怜的属于她的领地，那里没有声响，没有颜色，没有形状。
第二个凌晨，菲比攥着我的手抽搐起来。荧光屏上的波级乱氧气管在她的抽搐中扭动不已。我看一眼亚当，他正静止在一个奔跑的动作上：他的本能已开始了狂奔——奔出去找医生来急救——但他的理性却制止了他的本能。他奇怪地僵在那里，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毫无表示，并不对他叫喊：“你还等什么？快去喊医生！”
我只一心一意感受菲比攥在她小小手心里的食指。她一定以为我在跟着她去，跟她去随便什么地方。
我也以同样奇怪的目光看着亚当。他收回了这个一触即发的狂奔。仍是两个合谋者，我们默默在尚未被唇舌印制出的协定上达成了共识。他在我这里看见了“同意”我也同样看到了他的“同意”
荧光屏上的线条不再乱，氧气管也停止了痛苦的扭曲。我和亚当完成了我们的合谋。
菲比的小手却一直攥在我的食指上，比活着的时候反而攥得紧些。她一定认为我同她一起走的，起码，一部分的我是被她拉走的。
她这样认为没错。
一年后我和亚当相约，到菲比小小的坟茔前来看她。一块白色大理石墓碑上有菲比一张照片，是她四岁生日那天照的。照片上看，谁也不会看出菲比的失明与失聪，只是看上去比一般孩子严肃。
她攥住我食指的感觉，至今还那么真切，成了一块不可视的伤，不知我的余生是否足够长，来养它。
亚当和我坐下来。墓地很大，一望无际的花。我们漫无边际地谈着，谈到亚当的日本庭园设计，谈到我和律师的好聚好散。从医院出来，我便打电话到律师的办公室。他说他很抱歉菲比的去世。我告诉他：“我想我们该停止相处。”他愣了一会儿说：“可能你是对的。”
“谢谢你。”“别客气。”以后每隔三四个月，我就和亚当一同来看菲比。亚当有了不少白发。我们总是挺愉快的。我对亚当讲的实话，已远远超过对m讲的。有时我们在墓园里散步，心里真是挺愉快的。
一天我说：“亚当，告诉我你的真名字吧。”他表示惊讶：“我并没有假名字啊。你呢？”我笑了，告诉他，伊娃这名字从认识他之后就成了我的真名字。从那以后我认识的人，都叫我伊娃。这么多年下来，它理直气壮地获得了重新命名我的权力。它有足够的理由使我承认它，作为一个永久性的名字。
这时候，他拥抱了我。
“假如我说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你会怎样？”他说。“说出来，看看我会怎样。”
他告诉我，他和我的亲密大大超出了他的意料。
我们这个拥抱很长。这在我现在的生活里是罕见的时刻——我心里没有出现“何必”这个词。
我回到卧室，躺回床上，律师鼾声的节奏丝毫没变。对于他，和亚当共度的这个凌晨从没有存在过。我今后要好好待他，因为对他来说，我这里暗中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从来就没发生过，或将不发生。
律师决定延长我们婚前的交往。他说这样能把一切事更好地计划。他一封一封的信发出去，取消婚礼邀请，为自己失了一次信用而致歉，同时请大家等待他下一次邀请。一些提前到达的贺礼，他和我一同去邮局退还。
圣诞过了，新年也过了。复活节步步逼近，律师吃了晚餐后出去买鸡蛋回来染。他过鬼节刻南瓜，过复活节染鸡蛋，我对这些挺傻的事渐渐也少了些嘲意。
我计划给亚当打个电话。从那次和他凌晨一别，已快半年没见他和菲比了。所以我向律师告假：不陪他一块去买鸡蛋了。电话却是清洁工索拉接的。
“亚当刚送菲比去医院！”她口气紧急“菲比从前天夜里开始发烧！”
我急忙要下医院地址，要来计程车。五分钟后我坐在计程车内后悔，没给律师留个字条。又一想，去它的。
菲比全身武装，各种仪器、管子缠绕着她，围在她床边。亚当看见我进来，微微点了点头。亚当脸上没有太多焦虑，只有得自失眠的迟钝。
医生护士散开之后，亚当告诉我，这是半年来菲比第三次这样如临大敌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都是为了我好。我说谁给他权力“为我好”他说趁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时间培养和律师的感情，然后，趁早生个孩子，生个正常的孩子。
“谢谢你！”我说。我咬牙切齿，两拳紧握，却只是说了个“谢谢你”！
“不要这样。”亚当说“我们应该习惯了，菲比的六年生命，让我们准备了六年。就是为了今天，为这个时刻准备的。我以为你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大致就绪，像我一样。”
我仍是咬牙切齿，却没有一句回敬他的话。还有什么可回敬他的？我也不知道。亚当更加瘦削，轮廓锋利起来。我们坐在菲比身边，两人的眼光都定在心脏监视器的荧光屏上。亚当问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写的小说是否完成了。我说，完成了。亚当又问他给我寄的一份小说新手竞赛的启示我是否收到。我谢了他，告诉他我不想花一百元竞赛费而邀请人们来否定我；我实在没剩多少让别人去否定了，我剩的这点只够自己慢慢否定：英文语法毛病、用词不当、结构愚笨。大概最后剩下的，就只是个赤裸裸的故事。
“它叫什么名字？”
我看亚当一看，目光马上又回到荧光屏上。他的兴趣是真的。我说：“名字不重要。”他倒是懂行的，换个人问我：“这小说是写什么的？”就讨厌了。
“名字为什么不重要？名字很重要。”
亚当不愧交了不少文学爱好者的朋友，他不问内容，就问名字，名字所泄露的，就足够他去猜测。
“名字暂时叫‘何必’。”他看着荧光屏，点点头。不知他猜出了多少。
“你不写诗了？”
“你看我还能写诗吗？”
他沉默了，他同意我放弃诗。
早晨六点十五分，菲比的神智大致恢复了。我和亚当站在床两侧。菲比睁大没有视觉的美丽眼睛，支着没有听觉的耳朵，鼻翼掀动，像只小猫咪。她嗅出了亚当和我。我伸出右手，她准确地攥住了食指。却攥得相当软绵绵，一点力量也没了。半年中的三场大病，死里逃生的菲比真的像天使一样惨白。
我就那样一直让她的小手攥在我的食指上。她领我去她记忆中的所有地方：滑梯、沙地、客厅、餐室、卧房——那遍布着披头散发、赤身****的时装娃娃的卧房。她看不见那些尸横遍野的赤裸裸的娃娃，她只把她们做仅有的玩伴儿。菲比整整一天都温存地攥着我的食指，领我到她可怜的记忆中那点可怜的属于她的领地，那里没有声响，没有颜色，没有形状。
第二个凌晨，菲比攥着我的手抽搐起来。荧光屏上的波级乱氧气管在她的抽搐中扭动不已。我看一眼亚当，他正静止在一个奔跑的动作上：他的本能已开始了狂奔——奔出去找医生来急救——但他的理性却制止了他的本能。他奇怪地僵在那里，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毫无表示，并不对他叫喊：“你还等什么？快去喊医生！”
我只一心一意感受菲比攥在她小小手心里的食指。她一定以为我在跟着她去，跟她去随便什么地方。
我也以同样奇怪的目光看着亚当。他收回了这个一触即发的狂奔。仍是两个合谋者，我们默默在尚未被唇舌印制出的协定上达成了共识。他在我这里看见了“同意”我也同样看到了他的“同意”
荧光屏上的线条不再乱，氧气管也停止了痛苦的扭曲。我和亚当完成了我们的合谋。
菲比的小手却一直攥在我的食指上，比活着的时候反而攥得紧些。她一定认为我同她一起走的，起码，一部分的我是被她拉走的。
她这样认为没错。
一年后我和亚当相约，到菲比小小的坟茔前来看她。一块白色大理石墓碑上有菲比一张照片，是她四岁生日那天照的。照片上看，谁也不会看出菲比的失明与失聪，只是看上去比一般孩子严肃。
她攥住我食指的感觉，至今还那么真切，成了一块不可视的伤，不知我的余生是否足够长，来养它。
亚当和我坐下来。墓地很大，一望无际的花。我们漫无边际地谈着，谈到亚当的日本庭园设计，谈到我和律师的好聚好散。从医院出来，我便打电话到律师的办公室。他说他很抱歉菲比的去世。我告诉他：“我想我们该停止相处。”他愣了一会儿说：“可能你是对的。”
“谢谢你。”“别客气。”以后每隔三四个月，我就和亚当一同来看菲比。亚当有了不少白发。我们总是挺愉快的。我对亚当讲的实话，已远远超过对m讲的。有时我们在墓园里散步，心里真是挺愉快的。
一天我说：“亚当，告诉我你的真名字吧。”他表示惊讶：“我并没有假名字啊。你呢？”我笑了，告诉他，伊娃这名字从认识他之后就成了我的真名字。从那以后我认识的人，都叫我伊娃。这么多年下来，它理直气壮地获得了重新命名我的权力。它有足够的理由使我承认它，作为一个永久性的名字。
这时候，他拥抱了我。
“假如我说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你会怎样？”他说。“说出来，看看我会怎样。”
他告诉我，他和我的亲密大大超出了他的意料。
我们这个拥抱很长。这在我现在的生活里是罕见的时刻——我心里没有出现“何必”这个词。